易纲出任中国人民银行第十二任行长_新浪网
日（周一）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提名，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宣布了这一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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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今年60岁，5年后就到了退休年龄，他能不能也超期服役，能帮周小川延续和保留多少上一个阶段的改革遗产？我们也只能祝愿他穿好秋裤，奋力前行了。
5年以来，外界对于新任央行行长人选猜测者众，但当昨日原央行副行长、中国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被提名新任央行行长时，外界却觉得一切均在意料之中。
全球最为引人“猜想”的人事安排尘埃落定：易纲接替周小川出任央行行长。在此前流传的多个版本中，易纲并不是大热门，但最终胜出，堪称黑马。
在央行工作逾二十载，由他“接棒”周小川，可谓是无缝交接。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全球重要性提高，面对保持经济增长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多重使命，对于新任行长易纲来说，无疑面临诸多考验与挑战。
3月19日，60岁的易纲接过了周小川的旗帜，成为新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自1997年加入人民银行以来，易纲在人民银行一待二十年，由一个关注现实的经济金融学者最终转型为顶级金融官员。
曾与易纲共事过的央行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景学成评价称，易纲与其他“海归”不同，不照搬外国理论与模式，能很好与国情结合，“办事稳妥，不冒进”。
谁是周小川的继任者？谜底终于揭晓。3月19日上午10：20，刚刚当选人民银行行长的易纲在人民大会堂前往宣誓的路上，被中外记者们“围追”。面对记者此起彼伏的提问声，易纲终于停下脚步说，“我就回答三个问题”。
谈及当选行长之后的最紧要任务，易纲回应，主要任务就是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他还表示，今年金融改革开放还会有一些新举措。
“心情是平静和庄重的，使命是非常神圣和光荣的。”易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上任后的主要任务包括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的改革和对外开放、维持好金融业的稳定。
在进入人民银行系统21年后，当年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的经济学副教授，终于成为成方街32号的掌舵者。“我的心情是平静和庄重的，使命是非常神圣和光荣的，我一定会按照宣誓的誓词做好工作。”易纲如此描述当选人民银行行长后的感受和心情。
3月19日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经投票表决决定，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刚过完70岁生日的“人民币先生”周小川，结束了他的超长任期，接棒者是年轻10岁的易纲。在央行工作20年的经历，令易纲拥有丰富的货币政策和外汇管理经验，有利于保障货币政策的延续性。
“主要任务是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央行行长易纲说。
本文从汇率、利率、金融开放和银行业改革四个层面梳理了易纲的学术研究成果，并整理易纲对近期经济与政策形势的观点。
年满70岁，执掌央行15年周小川正式交棒给他的“老同事”，服务央行超20年的易纲。
中国央行新任行长易纲发表讲话称，中国将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中国金融市场将继续开放，将保持金融业稳定。一直到博鳌会都会有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举措。
在进入人民银行系统21年后，当年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的经济学副教授，终于成为成方街32号的掌舵者。“我的心情是平静和庄重的，使命是非常神圣和光荣的，我一定会按照宣誓的誓词做好工作。”易纲如此描述当选人民银行行长后的感受和心情。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展望2018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从国际上看，全球经济复苏态势仍可能延续，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将进一步趋向正常化，美联储的进一步加息动作为各界所关注，全球利率中枢可能会有所上行。
易纲曾在2015年12月为伍戈、李斌所著的《货币数量、利率调控与政策转型》一书撰写了一篇题为《货币数量、利率调控与政策转型》的序言。
3月19日，易纲60岁生日的第14天，他接替周小川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新一任行长。这是他在央行“服役”的第21个年头。从1997年开始，易纲就开始在央行工作，历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司长、行长助理、外管局局长、副行长等职，一直深耕于货币政策领域。
日上午，经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现年60岁的易纲接替周小川，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新一任行长。此时距离他进入央行，已过去了21年。
3月19日上午，中国新任央行行长人选揭晓。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表决任命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1958年出生的易纲是北京人、经济学博士。在获得提名后，他将成为继周小川之后的又一位具有博士头衔的央行行长。现年60岁的他是一位“老央行”。若是从1997年他开始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算起，他跟央行“打交道”已超过20年。
在2007年的纪念恢复高考30年纪念册中，易纲撰文记载了高考和入读北大的经历。
选择已经在央行工作20多年的易纲来接替周小川，说明当局希望维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也是对周小川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肯定。
易先生上任之初就提出了“五个转变”，这是顺应整个行政管理体系改革的潮流而进行的，从重审批向重事后监管转变。他提出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转变，逐步从“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转为“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等法治思想。
今天选摘的是易纲两篇小文：一是他为央行同事出版的《货币数量、利率调控与政策转型》一书的序言，标题为《转型中的中国货币政策》；一文为他在去年10月十九期间的讲话，主题为解读何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
日，易纲在福建省委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上做报告，外界首次发现这位央行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多了一个新的身份：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敏感的《华尔街日报》不久作出评论，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是高层经济顾问组织，易纲成为该组织高官，有可能成为央行行长周小川的接班人。
无论从年龄还是任期，2017年似乎都到了现任央行行长周小川“交棒”的关键节点。在中外媒体的排除法下，以下四位成了最有可能接班的人选：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证监会主席刘士余。
　　来源：&肖飒&肖飒lawyer
昨天，易纲先生当选央行新掌门，他的旧作《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影印版在网上火爆起来，金融从业人员纷纷收藏阅读，大家试图在书中找到未来金融监管的方向。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研究，挑选其中几篇文章与大家一起学习，以期共同进步。
1&金融从业人员的重点章节：创新
易先生是教师出身，诸位读者也都当过学生，集结成册的书籍总是有重点的，咱们从金融从业者，尤其是互金从业者的角度，与大家一起画重点。
我们推荐优先阅读第一部分第五篇文章《创新的五个层次》，概括下来从低到高，创新的第一个层次是产品创新；第二个层次是组织创新，也就是公司等组织机制和激励制度；第三个层次是概念、规则、法律创新；第四个层次是人的创新，也就是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不浮躁急于求成，也不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人；第五个层次是实现对产权的保护、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其中点名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2&方法论推荐
征收城区交通拥堵费是缓解北京交通拥堵的一种可选方案
从作者学术背景，我们不难发现，经济学家视角看世界，文章也多采用经济学等解决问题的工具。作为选修过法经济学的人，还记得当年经济学老师如何颠覆我们的日常认知，告诉我们一个个残酷而符合逻辑的规律。
从易先生这篇《征收城区交通拥堵费是缓解北京交通拥堵的一种可选方案》，我们可以看到，与北大国发院其他教授的观点类似，对于棘手社会问题的解决，采取了非强制性的办法，并非用强力法规阻断市场需求和问题，而是尊重趋利避害的理性人天性，采取征收拥堵费的办法，筛选真正有需求的人。
有时候，普通老百姓可能不理解，如果多收钱，有钱人不就能畅通无阻了吗，他们对价格不敏感，这样的想法有道理，但是，如果不采取收费的方式，大家都一拥而上，反而，要生孩子的孕妇、急症病人等无法通过交通拥堵地段，可能威胁生命安全。
同时，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筛选需求”的问题，多数人是理性的，会选择错峰出行等省钱省时间的方式。虽然不完美，但着实有效。
此外，我们推举本书开篇文章《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配置资源》，其中提到的科斯定律和凯恩斯主义值得大家自行回家找经济学教科书温习，还提到宏观调控法治化，赞扬了《行政许可法》的里程碑意义。
3&我们能从次贷危机中学到什么？
接着我们推荐阅读《我们能从次贷危机中学到什么？》，易纲先生写了六条，咱们分别看一下。
一，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必须正确和稳健，这一点对整个金融的稳定至关重要。
二，违背市场规律必然付出代价，整个消费群体中不是所有的人群都适合贷款，解决住房问题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廉租房，而并非都借贷买房。
三，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过分相信评级公司。飒姐也做过起诉评级公司的案子，深以为然，有些评级确实不够科学，可能会误导市场。
四，风险暴露后，不确定性巨大，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不确定性伤害资本充足率，影响贷款，造成信贷紧缩。
五，货币当局的稳定措施不断在防止危机和道德风险两方面平衡。
六，提一个问题，《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基本思想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实行六十多年后被《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取代，仅仅十年后就出现了次贷危机。如果前法没被替代，会不会发生次贷危机呢？
近年来，各国监管机关都在不同程度上吸取了次贷危机的教训，我们认为，我国也概莫能外。相信如上六条反映了作者的真实观点，请读者认真挖掘研究。
4&金融业对外开放，值得期待
我们推荐《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逻辑》一文，易纲先生把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主逻辑列出来了，那就是：以开放促改革。
全文介绍了，从所有者角度，体现产权清晰、政企分开，从而建立有利于金融创新和风险防范的公司治理结构；从法制建设（现在已经开始使用“法治”建设字样，飒姐备注）和社会监督的角度，提高会计准则标准和透明度，依法经营、纳税和向社会披露信息；从金融服务的角度，这体现在提高竞争力和服务水平，使老百姓有更多境内外产品可投资，分散风险。
值得关注的是，09年出版的书已经提到了技术推动的“网上金融革命”等内容，具有前瞻性。
从此文逻辑看出，未来我国金融行业也许将持续保持对外开放的态度，更多外国金融企业和金融产品来到中国，中国金融消费者也可以到海外享受金融服务，购买金融产品。
综上，我们从《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中看到了一位学者的思考和洞见，本文推荐的几篇文章也许对互联网金融从业人员有帮助。
同时，书中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汇率与利率”、“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逻辑”、“农村金融和金融信用社改革”、“研究方法论”进行了阐述，值得大家认真研究和挖掘。
　　原标题：行长应该穿秋裤
来源：荣大一姐&老道消息
易纲当选央行行长，《财新》给的一句评论是：“令市场有些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有些意外，指的应该是之前关于“刘副总 理兼任央行行长”的猜测更让人浮想联翩一点，而情理之中，则是因为由易纲这样具有金融专业背景，又是做了周小川多年副手和门生的人接任央行行长，显然更有利于完成周小川未竟的金融改革事业。
但是易纲毕竟不是周小川。
周小川是新中国成立后任期最长的央行行长，也是“势力最大”的央行行长。世界各国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最常见的做法是锚定通胀目标，《中国人民银行法》老早就规定了中国央行在防通胀之外，也承担着经济维稳、宏观调控以及宏观审慎和金融监管的职能。
还记得13年那波钱荒的人，应该非常能理解央妈的爱有多深沉，央妈的巴掌就有多狠。当年金融机构疯狂放贷，资金空转现象严重，刚过完6月第一周，24家主要银行中，已经有一半银行的新增贷款超过上月。
信贷投放过快导致金融机构头寸紧张。13年的6月19日，部分银行发生资金违约，银行间市场被迫延迟半小时收市，第二天，资金市场几乎失控，Shibor全线上涨，隔夜拆放利率飙升578个基点，比6%左右的商业贷款利率还高出一倍，创下历史新高，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更是最高达到史无前例的30%。
往常这个时候，央行就该出手相救了，但是那次央行为了遏制期限套利和金融空转，不仅没有出手相救，还在当天继续发行了20亿央票回笼。以信贷枯竭逼迫银行服从央行，这个情形在其他金融市场上再难看到。
与此同时，周小川任期内，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精细度”明显提高，央行常用的调控工具从SLO（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F（常备借贷便利）、PSL（抵押补充贷款），MLF（中期借贷便利），到TLF（临时流动便利），调控工具创新和多样性被公认为越来越有国际范儿。
金融危机之后，周小川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百大思想家”，他的排名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前面，理由是：掌握着世界经济的命脉，对世界经济的稳定非常重要。
周小川可远没有伯南克那么幸运。央行从行政设置上看，只是国务院下属的一个正部级单位，且不说上面还有国务院和更高一级的领导们会忍不住插个手发个话，遇上利益冲突，跟他同级的商务部、发改委哭闹一番，央行的政策都很可能进行不下去。
之前叶檀不就针对央行、发改委和财政部的隔空喊话，写过的一篇“三部门优雅开撕”吗，去年周小川接受采访，也说过：如果几个部门（对放开管制）的意见分歧太大，很可能就是相互的等、靠、要，形成推诿甚至死锁。
周小川广受赞誉，正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不仅努力保持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还把金融改革往前推进了不止一点点。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利率市场化，放宽汇率管制，人民币国际化，不管哪一个单独拎出来，都足可以当作周小川改革派标签的注解。
小平同志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所以全球市场把央行行长当做风向标，更加透明的易纲接任现任有助于稳定外部的预期。
但是内部的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这次周小川卸任，《华尔街日报》又发了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一个细节，说13年超龄连任一年半后，周小川就差点被人家用一个“更自己人”的人换掉。最后还是中国经济的波动帮了忙，给他把剩余的三年多任期给续满了。
但是在这三年多的任期里，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过去设置的改革议题，显然让位于限制资本外流，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的宏观调控政策。而周小川自我辩护和警示风险的调门越来越高。
即使是这样，在主流的声音那里，周小川获得的批评是局部和克制的。他80年代作为经济学研究者和改革的呼吁者就享有声誉，从朱镕基时代开始扎根金融系统，而且作为红二代，父辈还帮他结了善缘的人，这样的人中国现在只有这一个了。
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处负责人Eswar Prasad曾经评价周小川，说他不惜挑战根深蒂固的势力，以坚持不懈的倡议和强有力的劝说，才在中国严厉的经济和政治制约下成功推行了改革。从这点看，外媒称赞周小川既有专业能力，也是政治老手，是真心诚意的褒奖。
2015年达沃斯，周小川在主席台上挪了挪身子，被眼尖手快的摄影师抓拍到了袜桶里面套着的秋裤。无独有偶，二十年前在北京，保尔森第一次进入紫光阁，见到了曾经身兼副总 理与央行行长于一身的朱镕基，谈到深入的时候，发现朱镕基裤子底下也穿着秋裤。没穿秋裤的保尔森，在穿堂风面前冻得瑟瑟发抖。
又过去十年之后，今天的王副主席在金融危机时访问华盛顿，做脱稿演讲，把秋裤问题做了一个阐述，就是中国人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都用烘干机，一年四季开空调，无节制使用浇水龙头，中国有自己的发展方式。
你看，即使贵为中国经济的诸位掌舵人，秋裤也是必须要穿的。他们身上的西装，是应付全球化、贸易公平和经济发展的面子。西装下面的秋裤，就是抵御民族主义的里子。
朱镕基为了抵御这股“穿堂风”，不敢在巴尔舍夫斯基递上来的电信业合资比例条款上签字，只能做口头承诺。
几年前，《华尔街日报》发表过一篇题目是《周小川曲线推动人民币汇改》的文章。文章说，金融危机后，周小川在说服中国领导人同意人民币国际化的构想上，利用了经济民族主义的说辞。
具体操作是，当时美国借金融危机给全球金融系统灌水，导致中国持有的美债价值受损，周小川让中国领导人相信，只有人民币国际化，才能在全球金融市场得到应有的尊重。而实际上，透过让人民币市场化，会倒逼政府放松对经济的控制。
《华尔街日报》说：决策者们在没有意识到潜在影响的情况下批准人民币国际化的构想，就像特洛伊人接受了希腊人运来的漂亮木马，浑然不知里面藏了什么。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算是周小川半个同事的李稻葵，认为这是过度解读。但是他也承认，周小川如果有这么精明的话，他就能够避开国内对他如此多的政治攻击。
易纲站作为央行的继任者，专业能力再厉害，推新金融改革决心再坚定，恐怕都很难有周小川的辉煌。虽然易纲事实打破了之前“副总 理兼任央行行长”的传闻，但是经济和政治背景同样深厚的权威人士，肯定不会像周小川当时的上司马凯那样只专注于国企改革。所以易纲特别应该注意穿秋裤。
今年的穿堂风尤其大，毕竟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之前两位委员的访问并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而对岸的陈菊，在旅行法生效的第二天就挺身赴美。中美之间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成为大概率事件。
无论是刘鹤还是易纲，上任后的文章，都千篇一律地称呼他们是“改革派”，期盼改革的民间舆论倒真的是有点“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
易纲今年60岁，5年后就到了退休年龄，他能不能也超期服役，能帮周小川延续和保留多少上一个阶段的改革遗产？我们也只能祝愿他穿好秋裤，奋力前行了。
　　央行新掌舵人易纲的豪华朋友圈 他是个怎样的人？
易纲进入央行系统已超过20年，几乎参与了近年来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事件。
文 | 梁缘 徐秋雨 孟令稀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经投票表决，决定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正式接替任职15年的周小川。
易纲对当选之事表示：“心情平静、庄重，将按照宣誓的誓词做好工作”。
易纲是中国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走进大学校园的人。与周小川相似，都是学者出身、拥有博士学位。易纲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达20多篇，其中11篇被《经济学文献期刊》编入其期刊和电子索引。
在研究方向上，易纲主要以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为主，多年来从事中国经济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在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等方面。
金融改革推动者
易纲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他认为“开放是改革的强大动力”。并在2008年就撰文指出，未来十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最佳路径是市场的双向开放。如今，易纲进入央行系统已超过20年，几乎参与了近年来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事件。
除此，易纲在一些言论与著作中，也体现出对社会现状的关心与思考，且参与了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制度研究和设计。
2009年出版的《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一书自序中，易纲提及最令他忧心重重的问题是环境保护和如何提高国民素质，这是和金融改革同等重要的事情。
易纲的朋友圈
1992年，易纲成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当时方星海（现任证监会副主席）是理事，钱颖一、陈平等著名经济学家都曾是这个学会的成员。1994年，易纲与林毅夫、海闻、张维迎等人联合创办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在易纲担任中财办副主任、央行副行长期间，国务院副总理、中财办主任刘鹤和前央行行长周小川都是他的直接上级。易纲曾经担任过的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一职，目前由李波接任。
易纲提及当选后最重要的任务是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且表示今年金融改革开放会有一些新举措。
　　来源：兴业研究微信公众号
郭于玮 兴业研究分析师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3月19日，易纲成为新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本文从汇率、利率、金融开放和银行业改革四个层面梳理了易纲的学术研究成果，并整理易纲对近期经济与政策形势的观点。易纲认为，我国必须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而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有内在联系。
3月1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大会经投票表决，决定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本文将梳理新一任央行行长易纲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对当前经济政策形势的观点，以期帮助我们理解未来的货币政策走向。
关键词：易纲，经济思想
1、易纲研究观点梳理
本节将从汇率制度选择、利率市场化、金融改革和银行业对外开放四个层面梳理易纲的学术研究成果。
（1）汇率制度选择
国际宏观经济学中著名的“不可能三角”理论指出：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可兼得。“不可能三角”理论奠定了分析一国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基石。基于“不可能三角理论”，易纲（2000）考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各国的汇率制度变化，发现对于没有开放资本账户的国家而言，无论政府名义上宣布采取何种汇率制度，事实上它都将收敛于固定汇率制；而对于开放了资本账户的国家而言，需要实行完全市场化的汇率制度，中间汇率制度将带来风险。
进一步地，易纲与汤弦（2001）对“不可能三角”理论进行了拓展。易纲与汤弦（2001）指出，当金融衍生工具不发达时，市场主体难以有效规避汇率风险，而投机活动也缺乏必要的工具，此时汇率制度主要是政府选择的结果；当金融衍生工具得到发展，市场主体得到了规避风险的渠道，但投机工具也由此产生。在存在汇率风险和投机工具时，中间汇率制度可能导致道德风险和信任危机。因此，在世界各国走向资本完全流动时，货币联盟安排、美元化、货币局制度和浮动汇率这样的“角点”汇率制度将占据绝对优势。
对于中国未来的汇率改革方向，易纲（2016）提出：“在汇率改革过程中，汇率正常双向波动是不可避免的，长远目标是建立清洁汇率浮动制度。从现行体制到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一个过程”。而对于人民币加入SDR后可能出现的跨境资金流动的增加，易纲（2016）表示：“如果我国政策的设计和出台的时机比较合适，就要充分考虑流入的效应和流出的效应。如果政策设计得比较巧妙，可以把流入和流出的政策平衡地出台……就能够把风险和单向的流动最小化”。
（2）利率市场化
易纲（2009）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成果，既包括对存贷款利率管制的放松，也包括对市场利率体系的培育。易纲在文中表示：“笔者笃信市场经济， 坚倍市场经济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社， 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然而，易纲也阐述了利率市场化推进过程中面对的困惑。一方面，产权清晰、自由竞争和退出机制使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条件，而这些条件在中国是否完全具备？另一方面，如果允许存贷款利率由商业银行完全自主定价，是否允许银行业完全的自由竞争、是否有相应的退出机制？总体来看，易纲指出：“培育SHIBOR或其他市场基准是中国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在浅层次上的必要条件， 而产权清晰和所有制多元化、打破垄断、有序退出、预算硬约束则是在更深层次上的必要条件”。
而利率市场化不意味着放任自流，利率仍然需要中央银行的引导和市场自律机制的监督。2015年易纲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利率市场化并非一放了之，利率仍然是需要调控的。从微观上讲，利率市场化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从宏观调控角度讲，利率市场化以后，还是要根据逆周期调控的需要和宏观调控的整体取向，对利率进行调控。具体讲，要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的通货膨胀周期，来进行必要的利率调控。因此，在利率市场化的同时，更要强调健全央行的利率调控体系，建立更好的金融市场利率传导机制。此外，对市场利率也要有一定的监督和自律管理，要有一定的“牙齿”，对市场上出现的个别不正常现象要进行管理”。
（3）金融开放
易纲曾经撰文阐述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逻辑。易纲（2008）指出：“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主要逻辑很简单：以开放促改革”。在系统地梳理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历程后，易纲发现：“无论发达经济体、转轨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开放程度更高的国家，其金融系统表现出更高的效率和活力，坏账率也更低，金融业整体更加安全，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强”。
从金融业对外开放来看，易纲（2008）指出，“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的外资银行进入可提高本国银行业效率和本国货币当局依法监管的水平……”。从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来看，易纲认为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总体上是滞后于金融机构改革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步伐的，我国金融市场有很大的改革开放的空间。从资本项目开放来看，易纲认为资本项目开放与浮动有弹性的汇率制度相辅相成，而渐进式的开放过程可以为市场和机构适应环境留下足够的调整时间和空间。从人民币国际化来看，易纲提出要做好人民币国际化的利弊分析。有利方面，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能够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促使其它国家持有人民币以减轻外储压力，降低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使我国获得一定的铸币税收益等。不利方面在于人民币国际化会给资本账户开放带来压力，并影响货币当局控制货币供给。
（4）银行业改革
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导，因此，银行业的改革与发展是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的关键因素。易纲（2009）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历程和未来面临的三大挑战。易纲指出：“下一步， 中国的银行业在可见的未来将经历经济周期、人民币逐步可兑换、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这三方面的考验”。从利率市场化角度看，易纲认为利率完全自由化还需要明晰银行的产权、自由竞争和退出机制。银行业具有很大的外部性特征，这要求完善存款保险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从汇率市场化角度看，易纲指出在在汇率还未完全放开的情况下要求利率市场化，是一个需要综合考虑的问题。从经济周期来看，银行业改革面临着经济周期的考验，包括银行业经过改革之后其风险控制体系能否有效控制风险、市场过滤和挑选机制能否发挥作用等。
针对农村金融改革，易纲也有其独到的观点。易纲（2008）提出了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第一，商业可持续的原则。农村金融机构需要坚持商业化经营，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二，适度竞争的原则。易纲认为垄断不利于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效率，必须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建立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第三，政策扶持的原则。涉农金融服务具有高成本、高风险和低收益的特点，需要政策的扶持与激励。第四，市场化的原则。易纲指出：“不宜通过行政手段推动农村金融机构的兼并、重组和联合，人为将农村金融机构做大。现阶段，坚持农村金融改革市场化原则的核心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保持农村信用社以县（市）为单位法人地位的长期稳定”。
2、易纲谈近期经济与货币政策
2018年易纲先后于《债券》杂志和《中国金融》杂志撰文，并在3月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表对当前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的看法。下文主要梳理易纲在上述两篇文章和答记者问时所提出的观点。
对于当前经济形势，易纲认为我国必须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第一，传统产业、房地产投资相对饱和，过去依靠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第二，依靠持续消耗资源、牺牲生态环境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可持续，第三，2012年起我国劳动力人口出现净下降，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第四，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已经几乎连续八年位居全球第一，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有限。
展望2018年经济形势，易纲指出：“从国际上看，全球经济复苏态势仍可能延续，……，全球利率中枢可能会有所上行。美国减税措施和外贸政策仍会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一定不确定性……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变化也会对我们的政策空间形成一定挤压，增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 ，“从国内看，……当前消费和外需总体平稳，制造业产能出清、行业集中度提升和企业利润改善较为明显，已经能够看到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经济结构优化的趋势，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但也要看到，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对于货币政策，易纲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有内在联系。在日答记者问时易纲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主要是针对金融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而言的”。其中，观察货币政策的松紧的指标包括以下几个维度。第一，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对小微、“三农”、薄弱环节的支持。第二，对创新领域的支持。此外也需要注意防范金融风险和推进金融改革。观察流动性松紧的指标则包括市场利率是否平稳、超额准备金水平是否合适等。
从货币政策的利率调控看，一方面易纲提出考虑实际利率。3月9日答记者问时易纲表示：“我们不仅仅要看名义利率上升了0.4个百分点，还要看实际利率，实际利率是稳定的，和经济走势是相一致的。”另一方面，针对美联储加息问题，答记者问时易纲表示：“我们看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依据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我们要进行综合考量”。
从货币政策的汇率安排看，易纲指出：“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为常态。……。人民银行将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
从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控看，易纲指出，“受制于投资收益率和回报周期等因素，社会资本在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社会事业等方面参与热情相对较低。在控制好总量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可以在这些领域适当使用结构性工具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发挥一定的辅助用”。
对于金融风险，易纲表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打好，要控制好总体杠杆率，坚持积极稳妥地去杠杆、稳杠杆。这包括几个层面。第一是稳杠杆，2017年前三季度我国杠杆率的上升速度有所放缓。第二是降杠杆，包括降低国有企业杠杆，解决地方政府隐形债务问题。第三是治理金融乱象，加强监管制度建设。以统一的规则监管功能相似的金融产品，全面实施金融机构和业务的持牌经营，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整治等。第四是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因城施策，把房地产调控好。
对于金融开放，易纲指出资本可兑换在稳步推进。在3月9日答记者问中易纲表示：“不管是直接投资，还是组合投资，在这两个方面都会进一步的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这里有一些“放管服”的改革，有一些便利化的改革，还有一些数据透明度，还有一些比如说反洗钱、反恐融资的要求，这些都会稳步的推进”，“在做开放的同时，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控好风险，使我们的监管水平和开放的程度相适应……”。
参考文献：
（1）易纲（2018）：中国经济转型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2）易纲（2009）：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
（3）易纲（2009）：改革：中国银行业立起来的基石；
（4）易纲（2018）：探索将影子银行与互金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5）易纲（2003）：中国的货币化进程；
（6）易纲（2001）：汇率制度的选择；
（7）易纲（2009）：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利率市场化进程；
（8）易纲和汤弦（2001）：汇率制度“角点解假设”的一个理论基础；
（9）易纲（2016）：继续深化汇率改革。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编者按：年满70岁，执掌央行15年周小川正式交棒给他的“老同事”，服务央行超20年的易纲。今天上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任命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成立近70年来第12任行长，同时也是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35年来的第7任行长。现年60岁的易纲是经济学博士，有着14年的海外留学经历，1997年起易纲历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司长，央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党委委员、副行长，党委委员、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委副书记、副行长等。
央行新掌门人货币政策思路如何？2018年第3期的《中国金融》杂志刊发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易纲题为《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的文章。文章中，易纲对2017年货币政策工作作了全面回顾，并对2018年货币政策调控面临的挑战与政策思路进行了清晰阐释，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重发此文，以飨读者。
回顾2017年的经济金融运行，积极有利的变化增多，同时也有一些风险隐患暴露。从外部环境看，全球经济继续呈现复苏态势，总体好于预期，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趋向正常化，美联储年内三次加息并推出缩表计划，地缘政治风险频发并对国际金融市场形成一定冲击，国际经贸环境和跨境资本流动性形势变化较大。从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看，经济稳中向好，结构持续改善，总供求更加平衡，制造业产能出清、行业集中度提升以及企业利润改善较为明显，但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较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财政金融领域的风险有所暴露。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人民银行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更好地平衡稳增长、调结构、去杠杆、抑泡沫和防风险之间的关系，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在促进杠杆稳定的同时，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进一步加强流动性管理，保持流动性基本稳定。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政放权和创新驱动战略不断深化实施，我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协调性进一步增强，质量效益提高，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减缓，但仍面临杠杆率相对较高、部分资产价格仍处高位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稳健的货币政策须更趋向中性，一方面要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中性适度，平衡好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等多目标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要密切监测流动性变化情况，对引起流动性波动的时点性扰动因素提前分析预判，防止由于流动性短期变化引起市场过度波动。2017年，人民银行密切关注流动性形势和市场预期变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合理安排工具搭配和操作节奏，进一步增强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使用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等工具提供不同期限流动性。张弛有度开展公开市场操作，熨平税期、政府债发行、现金投放与回笼等因素对流动性的扰动。启用了2个月期逆回购操作，并在关键时点提前供应跨年资金，提高资金面稳定性。对春节前因现金大量投放而产生的临时流动性需求提前布局，建立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CRA）。全年货币市场走势总体平稳，市场预期稳定，平稳渡过季末等关键时点，既保障了合理的流动性需求，同时也使金融体系资金空转和“脱实向虚”的势头得到明显遏制。
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更加充分地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和传导作用。以数量型为主的货币政策间接调控框架在过去一段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较好的调控效果。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金融创新发展，数量目标的局限性开始显现，仅依靠数量型调控已难以胜任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需要。近年来，人民银行积极推进利率调控机制构建，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调控和传导机制，探索构建利率走廊，疏通传导渠道，央行对市场利率的调控和引导能力逐步增强。在调控中，既注意保持货币市场利率的相对稳定，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又注重在一定区间内保持利率弹性，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防范过度加杠杆和累积金融风险。2017年以来，指导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推出了银银间回购定盘利率（FDR，包括隔夜、7天、14天三个期限）和以7天银银间回购定盘利率（FDR007）为参考利率的利率互换产品，完善银行间市场基准利率体系。继续培育金融市场基准利率，Shibor发布时间由上午9∶30调整为上午11∶00，使Shibor更好地反映市场利率情况，进一步增强基准性。
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近年来，强化宏观审慎政策已成为全球金融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并不断取得进展。总体看，我国宏观审慎政策的探索与创新在国际上走在前列，也为全球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都对构建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提出了明确要求，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重要部署。2017年以来，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在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自2016年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后，人民银行根据宏观调控需要和评估情况不断对MPA加以完善。2017年第一季度，将表外理财正式纳入MPA广义信贷指标范围。合理设置过渡期，宣布自2018年第一季度起将同业存单纳入MPA的同业负债占比指标。将绿色金融纳入MPA信贷政策执行情况考核，并先对24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进一步完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政策，提高跨境融资便利性，防范跨境资金流动。
探索发挥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整作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货币政策属总量政策，但针对部分领域尤其是在社会资本不愿参与的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社会事业等，货币政策也可以发挥一些边际上的辅助作用。当前经济运行中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软约束问题，部分经济主体对资金价格还不敏感，也需要运用一定的结构性工具帮助疏通政策传导机制。这就需要我们平衡好结构性目标和总量目标之间的关系，在保持总量稳定的同时，尝试通过一些结构性的手段适度进行“精准滴灌”。2017年，人民银行运用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再贴现、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自2018年起，将对普惠金融领域贷款达到一定标准的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完善PSL管理，强化激励约束机制，促进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有序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汇率弹性，提升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汇率根本上是由经济基本面所决定的，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政放权和创新驱动战略不断深化实施的推动下，我国经济的总供求更加平衡，经济运行呈现稳定性增强、质量提高、结构优化的态势。2017年以来，市场对各主要货币走势看法合理分化，预期趋稳，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供求更趋平衡。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人民银行继续稳妥有序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指导外汇市场自律机制将篮子货币参考时段由24小时调整为上日16∶30至当日7∶30，有助于消除美元日间变化在次日中间价中可能出现的重复反映。
总的来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2017年的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在金融体系稳步去杠杆的同时，有力促进了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稳定了市场预期。银行体系流动性基本稳定，货币信贷平稳增长，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较为稳固，稳杠杆初见成效。2017年，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3.53万亿元，同比多增8782亿元，12月末余额同比增速为12.7%。2017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9.44万亿元，同比多增1.63万亿元，12月末存量同比增长12.0%，符合年初预期水平。2017末，M2同比增长8.2%，环比回落0.9个百分点。M2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去杠杆和金融监管逐步加强背景下银行资金运用更加规范、金融部门内部资金循环和嵌套减少。缩短资金链条也有助于降低资金成本，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当前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内生增长动力增强，M2增速慢一些还有利于从宏观上实现稳杠杆。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深化，基建和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有所下降，同时服务业、技术进步等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上升，实体经济更趋“轻型”，由此对货币信贷的依赖程度有所减轻。随着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断增强，资金周转及货币流通速度亦会加快，因此相对慢一点的货币信贷增速仍可以支持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从历史经验看，在预期较差、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M2增速会超出名义GDP增速较多；在经济增长动能较强、预期较好时，M2增速与名义GDP增速的缺口反而缩小。随着去杠杆深化和金融进一步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未来M2增速比过去低一些将成为常态。还应看到，在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M2的可测性、可控性和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都在下降，对M2增速变化不必过于关注。&
2018年货币政策调控面临的挑战与政策思路&
展望2018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从国际上看，全球经济复苏态势仍可能延续，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将进一步趋向正常化，美联储的进一步加息动作为各界所关注，全球利率中枢可能会有所上行。美国减税措施和外贸政策仍会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一定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有可能多发频发，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不容忽视。在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外需回暖，对国内经济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但来自外部的不确定变化也可能向国内经济金融领域传导，全球经济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回暖还可能给国内物价形成一些压力。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变化也会对我们的政策空间形成一定挤压，增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从国内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政放权和创新驱动战略不断深化实施，中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协调性进一步增强，质量效益提高。当前消费和外需总体平稳，制造业产能出清、行业集中度提升和企业利润改善较为明显，已经能够看到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经济结构优化的趋势，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但也要看到，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我们既要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也要心存风险意识、时刻保持警惕。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人民银行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决策部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紧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稳定，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风险底线，积极推动金融改革，促进信贷结构优化，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继续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一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当前，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应当更注重经济的发展质量，而非一味地追求增长速度，已不再适宜粗放式的增长模式，不能依靠货币信贷的“大水漫灌”来拉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创造条件。人民银行将按照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要求做好总量调控，根据调控需要和流动性形势变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增强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促进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
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要求，这是对宏观调控框架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是反思国际金融危机教训并结合我国国情的重要举措。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主流央行政策框架以货币政策为核心，但货币政策作为总需求管理工具，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有一定局限性。宏观审慎政策则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本身，侧重于抑制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风险跨市场传染，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宏观审慎政策是对货币政策的有益补充，二者的协同互补能够有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把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人民银行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MPA考核，优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
三是适当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受制于投资收益率和回报周期等因素，社会资本在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社会事业等方面参与热情相对较低。在控制好总量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可以在这些领域适当使用结构性工具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发挥一定的辅助作用。人民银行将落实好对普惠金融领域贷款达到一定标准的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的相关工作。继续运用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再贴现、PSL等工具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再贷款支持力度。向全国推广信贷资产质押和央行内部（企业）评级试点，将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贷款、绿色贷款纳入货币政策操作的合格担保品范围。
四是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利率市场化改革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有利于提高金融业竞争力、增强金融体系韧性，为推动金融机构转型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也为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创造有利的条件。同时，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大意义，是以市场化方式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一环。人民银行将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调控机制。进一步督促金融机构健全内控制度，增强自主合理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从提高金融市场深度入手继续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和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进一步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传导。当前，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人民币汇率有条件继续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当然国内外市场还存在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为常态。汇率能够发挥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有序推进和汇率弹性的增强能够有效提升我国经济金融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人民银行将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
　　易纲的学术往事：与5位海归经济学家一起创办北大国发院前身
澎湃新闻记者 韩声江 来源：澎湃新闻
3月19日上午，中国新任央行行长人选揭晓。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表决任命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易纲现年60岁，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北大国发院）的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的创院“六君子”之一，1994年，他同林毅夫、海闻、张维迎、张帆、余明德等5位经济学家一同发起组建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副主任。
与易纲为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77级同学的原北京大学副校长、现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3月19日当天在微信朋友圈写道，“热烈祝贺当年的下铺兄弟，回国创业搭档易纲荣任央行行长！不容易啊！”
易纲（左）与海闻（右）
易纲是所谓“新三届”的第一批大学生。“新三届”是指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77级、78级、79级大学生。
1958年生于北京的易纲高中毕业后到北京顺义县高丽营公社插队任知青队长。1977年，易纲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80年被北京大学选派到美国留学。1980起，他先后在美国哈姆林大学、伊利诺大学学习，1986年获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易纲选择了留美任教，先是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任助教，1992年获终身教职并晋升为副教授。
易纲决定回国在在1993年左右。在美期间，易纲先后担任美国伊利诺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
日至3日，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留英经济学会共同发起主办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会议地点在海南省海口市。孙尚清、董辅礽、安志文、高尚全、马凯、童大林、杨启先、周小川、黄达、王珏、萧灼基等中国经济学界专家学者以及海外学者共130多人参加了会议。
这次研讨会集中讨论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进程中的紧迫而又复杂的一些问题，包括如何从传统的国家直接微观控制体制转向宏观间接调控体制， 建立健全有效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及怎样完善和发展市场体系， 特别是促进生产要素市场的形成和完善等等。
据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人之一的张维迎回忆，在研讨会结束后的日，他同易纲、林毅夫三人共同起草了《关于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建议书》，建议书的开头写道，“本建议书的基本设想是办一个中国第一、世界一流的经济研究机构。”
1994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张帆、易纲、林毅夫、德怀特o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闻、余明德、张维迎）
1994年，时年42岁的林毅夫、36岁的易纲、42岁的海闻、35岁的张维迎、43岁的张帆和余明德等6位海归经济学博士正式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CCER于2008年更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目前，易纲的名字仍在北大国发院教师列表中，其介绍已加入“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到2018年，北大国发院已成立24年，创院“六君子”中不乏“学而优则仕”的例子。2008年，林毅夫就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成为世行历史上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2013年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连续当选为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易纲则从1994年后便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职，1997年起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走上仕途，历经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直至此次当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2014年，在北大国发院成立二十周年活动上，易纲曾表示，北大国发院的成功反映的是一群独立思考的年轻人对祖国和祖国文化的热爱以及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认同。
　　“平静”易纲
记者&徐燕燕
视觉中国图
谁是周小川的继任者？谜底终于揭晓。
3月19日上午10：20，刚刚当选人民银行行长的易纲在人民大会堂前往宣誓的路上，被中外记者们“围追”。面对记者此起彼伏的提问声，易纲终于停下脚步说，“我就回答三个问题”。
这延续了他一贯的规矩，而他的回答同样言简意赅又满怀诚意。
“我的心情是平静和庄重的，使命是非常神圣和光荣的，我一定按照一会儿宣誓的誓词来做好工作。”易纲对记者表达了自己当选后的心情。
而“平静”其实是易纲出现在媒体面前时，表达频率最高的一个词。
日，也就是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次日，央行举行的记者会上，他用“喜悦、平静、谦虚”六个字概括了他的心情。
他是坚定的改革派，也是温文尔雅、宠辱不惊的“原则先生”。熟悉易纲的记者都知道他每次只回答“三个问题”的习惯，无论记者如何追问，他总是从容应答，精准扼要，他有他的原则。
当选这天，第二个问题，当第一财经记者问到：“当选之后，最紧要的任务是什么？”易纲回应，主要任务我们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
他还表示，今年金融改革开放还会有一些新举措，让大家密切关注之后包括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等重要议程。
稳步推动汇率市场化改革、审慎推进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等等，易纲的改革思想不仅局限在书本上，他更是一位实干家。
从学者到官员
60岁的易纲，1997年加入央行，2007年升任央行副行长，2016年兼任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与周小川一样，他也是一位技术派学者型官员，同时兼具国际视野，并且是坚定的改革派。
青年时代留美学习、任教，易纲身上至今保留着学者风范。观点碰撞遇到焦点时总是免不了唇枪舌剑，而他始终温和表达、从容应对，引用数据、联系实操，往往一语中的，让对方心服口服。
生于北京，当过知青，易纲的命运转折开始于高考。
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这年我19岁。邓小平先生果断恢复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易纲在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1978年至1980年，他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1980年大学三年级时前往美国，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1986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易纲一直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博士毕业后，他希望学成回国，当时中国改革开放风头正劲，是施展拳脚的好时候。
但当时的北大校长张龙翔希望易纲能够先在美国任教，只有那样才能了解美国的大学和教育。于是易纲申请了印第安纳大学的助理教授职位，并很快获得了美国的终身教职。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易纲结识了一群同样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留学生，其中包括现任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以及林毅夫、钱颖一、杨小凯、许小年等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这段经历对他日后影响深远。
1985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纽约成立，7年后，易纲担任会长，并开始定期在中国举行研讨会，聚焦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
1994年，易纲放弃了在美国稳定的生活，回到祖国，和林毅夫、张维迎等共同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就是后来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聚集众多专注中国经济问题的顶尖学者。
易纲日后在人民银行主管的货币政策和国际业务，正是他当时所研究和教授的领域。
1990年，易纲发布的第一篇独立署名文章就是研究中国1953年至1988年通货膨胀和价格波动的关系。此后十多年，他持续研究这一问题，到2003年，出版了《中国货币化进程》。
即使进入人民银行工作后，他依然笔耕不辍，截至目前，易纲已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中国经济评论》、《比较经济学研究》等经济杂志上发表中文论文40余篇、英文学术论文20余篇，著有10本书，其英文专著《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多次引用。
1997年，易纲加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将自己的理论投入实际的政策研究和制定工作。他历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货币政策司司长，行长助理，外汇管理局局长等职，从2007年就开始担任央行副行长一职。
2014年4月，易纲赴制定中国经济政策最高级别的议事机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担任副主任。2016年初，他卸任外管局局长，升任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当时有观察者预测，易纲这次新头衔“加持”，可能预示着未来将承担更重大的使命。
温文尔雅的原则先生
熟悉他的记者都知道易纲每次只回答“三个问题”的习惯。无论记者如何追问，他总是从容应答，精准扼要，但他有他的原则。
去年“两会”上，第一财经记者追采到当时还是政协经济组委员的易纲。日一早7点多，易纲独自一人前往酒店，正通过安检时被记者迎面碰到。尽管采访来得有些突然，一连接到三个关于宏观货币政策的问题，易纲并没有回避，而是准确、精炼地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对于中国是否会跟随美联储的脚步加息，易纲说，这还得考虑国内需求为主，具体要看经济、物价等方面。“我觉得还得再看一看。”至于降准，他说，应当综合研究，尽管当下我国外汇占款持续减少，但流动性还是正常、稳定的。
解释“稳健中性”货币政策时，易纲的回答简短有力：“观察，央行肯定要做到不松不紧。”
记者还要继续追问，他释放了一贯的原则，“今天就到这里吧。”因为宏观经济政策会影响市场，即使央行官员表态也会引起市场反响，所以，央行官员面对媒体随时要扮演新闻发言人的角色。
而在学术讨论时，易纲又总是展现他学者的风范。
2015年3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演了一场关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激辩。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观点鲜明，担忧我国放缓了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度。因为政府工 作报告把“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改成了“稳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从“加快”到“稳步”，一词之差，政策基调大变。
本来不是发言嘉宾、全程在观众席上聆听的易纲在所有嘉宾发言结束后，在台下发言，指出“加快”是“推进”，而“稳步”是“实现”，回应了对改革放缓的质疑，寥寥数言扭转了整场讨论的结论，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留美多年，并成为同批留学生中最早获得美国大学终身教职的易纲，在国际舞台上也游刃有余，其智者风范为境外媒体所熟悉。
2016年4月，易纲与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美国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论坛上也有过一次激烈的交锋。当时，市场刚刚经历了日新汇改带来的波动，中国央行面临着“保汇率”还是“保储备”的监管抉择，加强资本管制的呼声不绝如缕。
伯南克等国际顶尖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难以突破“三元悖论”（货币政策独立性、稳定的汇率和资金自由流动不能同时实现）的限制，陷入了资本管制和人民币大幅贬值的两难选择。
易纲非但没有回避这一质疑，反而把话题拉回到“三元悖论”上，针锋相对地提出，“三元悖论”在实际上可以灵活运用，中国不必必须放弃其中“一元”，央行可以在“三元”的三个目标上各取一部分，实现最优结合。
他解释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有一定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决定利率水平。中国资本账户也基本上是自由流动的，只是在非正常情况下采取一定管理。而人民币汇率在近年来也不再是固定汇率。
获得成绩时，易纲依然保持着宠辱不惊。日，IMF总裁拉加德宣布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人民币终于拥有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权重仅次于美元和欧元。
次日，央行举行的记者会上，时任央行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的易纲说，“加入SDR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肯定，心情是喜悦、平静、谦虚。”
坚定推进汇率市场化
和前任周小川一样，易纲也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
易纲任职央行副行长以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经历了两次重要的变革。中国汇改从1994年结束“双轨制”开始，到2005年参考一篮子货币，进展比较缓慢。与西方当时主流的改革路径不同，易纲始终强调，汇率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他看来，汇率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而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好的选择是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2009年7月，易纲接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时正是国际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之际，美国将世界经济复苏不平衡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并再次将矛头指向人民币被低估问题。但如果人民币升值将进一步打击已经受危机重创的出口，还会放任外汇投机活动。而与此同时，各国纷纷出手干预外汇市场，全球“货币战争”一触即发。
在这样的内外部环境下，2010年6月人民币汇率改革重新启动。中国结束了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民币的弹性，即实现“双向波动”，人民币的价格逐步由市场需求来决定。
日，易纲在华盛顿参加IMF和世界银行年会前夕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许多国家货币对美元都大幅贬值，而人民币汇率保持了稳定，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日，汇率迎来第二次重大改革，确立了以“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并且人民币一次性贬值3%左右。当时中国正在为人民币加入SDR篮子做最后的冲刺，IMF评估的一项重点是人民币是否为“自由使用货币”，因此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是人民币能否最终入篮的关键。
但是市场主体“习惯了过去非常稳定的汇率”，这次调整引起了波动，一直到2017年初，人民币贬值预期一直存在。
易纲在日的吹风会上表示，一个僵化的、固定的汇率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汇改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主要是正面的。易纲在做政策解读时阐述了他心中改革的方向，“要相信市场，要尊重市场，甚至要敬畏市场，要顺应市场。”
在他的眼中，改革是一门艺术，是高度专业化、精细化的艺术。他指出，加快外汇市场的发展包含丰富外汇的产品，推动外汇市场的对外开放。这里面也包括延长交易时间，引入合格的境外主体，从而促进形成境内外一致的人民币汇率。这些表述背后的核心是稳步有序的市场化。
在3月10日的今年“两会”记者会上，有境外媒体质疑，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加大对资本外流的管制，导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所放缓。对此，易纲做了通俗、精彩的回应。
资本可兑换是在稳步地推进，在资本项目下有两个最重要的项目，一方面是直接投资，包括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FDI（外商直接投资），一个方向是ODI（对外直接投资）。“直接投资，我觉得真实贸易投资背景下都是很方便的。另外一个大的项，比如说组合投资，就是金融市场的开放，我们国内股市、债市的开放和中国的居民将来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产，配置它的组合投资。不管是直接投资，还是组合投资，在这两个方面都会进一步地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这里有一些‘放管服’的改革，有一些便利化的改革，还有一些数据透明度，还有一些比如说反洗钱、反恐融资的要求，这些都会稳步地推进。”
易纲同时强调，“我们国内市场现在也在变大，不管是股市还是债市还是其他的市场，将来也都要做双向的开放。”
“在做开放的同时，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控好风险，使我们的监管水平和开放的程度相适应，这样就能够在开放中防范好风险，使得中国的居民和全世界的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上更加的便利，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他在记者会上表示。
创造性推动外储投资多元化
易纲在央行的一项重要改革是在外管局局长任上，推进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2009年他接任外管局局长时，中国外汇储备达到两万亿美元，随后数年继续大幅增长，直至2014年上半年，外储达到历史峰值，逼近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官方外汇储备。
这既是一份厚实的家底，也是一份甜蜜的负担。如何替国家理好财，是外管局局长的重担。而过去，中国外储因大量投向美元资产，受到市场的质疑，尤其是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美元贬值，外界传言称，这导致了中国外汇储备“缩水”。
2010年，易纲接任外管局局长不久，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应当侧重资产投资。他不止一次公开强调，中国外汇储备配置没有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据媒体报道，当时为了解决外管局人才问题，易纲力邀朱长虹辞去全球最大债券基金、“债券之王”格罗斯领导的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职务，加盟外管局。朱长虹从系统、模型、技术、人员等方面，引入了诸多市场化的手法，让中国的外储投资更上一个台阶。
2011年3月举行的一次央行新闻发布会上，易纲回应此问题时称，中国的外汇储备方针，多年以来一直是推进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
一方面在币种上是多元化的，“是一篮子货币，主要的可兑换货币、储备货币、新兴市场的货币，中国都有”，另一方面，在资产上，也是推进多元化的，“有各种各样的资产”。
易纲同样强调，多元化投资是审慎推进的。“只要资产符合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的要求，都会予以考虑，然后进入一个严格的在防范风险前提下的投资程序。”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易纲表示，中国外汇储备投资在全球同行中居前列，并且远高于所投资国CPI。对于中国的外汇储备有过度挂钩美元资产之嫌，易纲解释称，“目前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投资了1万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投资标的实际上是多元化的。”
在2015年8月的外管局分局长高级研修班上，易纲专门强调，下一阶段要继续加强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确保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
截至2018年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3.13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3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中国减持167亿美元美国国债，持有规模降至6个月新低，但仍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
接下来，60岁的易纲将以崭新的身份，开始他在央行第21年的工作，肩上的担子可谓厚重。
今年1月29日，他在《中国金融》撰文指出2018年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时称，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但也要看到，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他将如何带领中国央行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闸门，同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外界将拭目以待。
一如去年底他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上评价人民币加入SDR时所言，“这是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一个新起点”。
附表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 履历：
●1958年&出生
●1978年~198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
●1980年~1986年&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6年~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1992年获终身教职。
●1994年&回国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1997年~200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2002年~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2004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
●2006年9月~2007年10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党委书记、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主任。
●2007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09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6年3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决定易纲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官网
　　来源：&肖飒&肖飒lawyer
昨天，易纲先生当选央行新掌门，他的旧作《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影印版在网上火爆起来，金融从业人员纷纷收藏阅读，大家试图在书中找到未来金融监管的方向。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研究，挑选其中几篇文章与大家一起学习，以期共同进步。
1&金融从业人员的重点章节：创新
易先生是教师出身，诸位读者也都当过学生，集结成册的书籍总是有重点的，咱们从金融从业者，尤其是互金从业者的角度，与大家一起画重点。
我们推荐优先阅读第一部分第五篇文章《创新的五个层次》，概括下来从低到高，创新的第一个层次是产品创新；第二个层次是组织创新，也就是公司等组织机制和激励制度；第三个层次是概念、规则、法律创新；第四个层次是人的创新，也就是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不浮躁急于求成，也不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人；第五个层次是实现对产权的保护、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其中点名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2&方法论推荐
征收城区交通拥堵费是缓解北京交通拥堵的一种可选方案
从作者学术背景，我们不难发现，经济学家视角看世界，文章也多采用经济学等解决问题的工具。作为选修过法经济学的人，还记得当年经济学老师如何颠覆我们的日常认知，告诉我们一个个残酷而符合逻辑的规律。
从易先生这篇《征收城区交通拥堵费是缓解北京交通拥堵的一种可选方案》，我们可以看到，与北大国发院其他教授的观点类似，对于棘手社会问题的解决，采取了非强制性的办法，并非用强力法规阻断市场需求和问题，而是尊重趋利避害的理性人天性，采取征收拥堵费的办法，筛选真正有需求的人。
有时候，普通老百姓可能不理解，如果多收钱，有钱人不就能畅通无阻了吗，他们对价格不敏感，这样的想法有道理，但是，如果不采取收费的方式，大家都一拥而上，反而，要生孩子的孕妇、急症病人等无法通过交通拥堵地段，可能威胁生命安全。
同时，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筛选需求”的问题，多数人是理性的，会选择错峰出行等省钱省时间的方式。虽然不完美，但着实有效。
此外，我们推举本书开篇文章《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配置资源》，其中提到的科斯定律和凯恩斯主义值得大家自行回家找经济学教科书温习，还提到宏观调控法治化，赞扬了《行政许可法》的里程碑意义。
3&我们能从次贷危机中学到什么？
接着我们推荐阅读《我们能从次贷危机中学到什么？》，易纲先生写了六条，咱们分别看一下。
一，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必须正确和稳健，这一点对整个金融的稳定至关重要。
二，违背市场规律必然付出代价，整个消费群体中不是所有的人群都适合贷款，解决住房问题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廉租房，而并非都借贷买房。
三，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过分相信评级公司。飒姐也做过起诉评级公司的案子，深以为然，有些评级确实不够科学，可能会误导市场。
四，风险暴露后，不确定性巨大，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不确定性伤害资本充足率，影响贷款，造成信贷紧缩。
五，货币当局的稳定措施不断在防止危机和道德风险两方面平衡。
六，提一个问题，《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基本思想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实行六十多年后被《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取代，仅仅十年后就出现了次贷危机。如果前法没被替代，会不会发生次贷危机呢？
近年来，各国监管机关都在不同程度上吸取了次贷危机的教训，我们认为，我国也概莫能外。相信如上六条反映了作者的真实观点，请读者认真挖掘研究。
4&金融业对外开放，值得期待
我们推荐《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逻辑》一文，易纲先生把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主逻辑列出来了，那就是：以开放促改革。
全文介绍了，从所有者角度，体现产权清晰、政企分开，从而建立有利于金融创新和风险防范的公司治理结构；从法制建设（现在已经开始使用“法治”建设字样，飒姐备注）和社会监督的角度，提高会计准则标准和透明度，依法经营、纳税和向社会披露信息；从金融服务的角度，这体现在提高竞争力和服务水平，使老百姓有更多境内外产品可投资，分散风险。
值得关注的是，09年出版的书已经提到了技术推动的“网上金融革命”等内容，具有前瞻性。
从此文逻辑看出，未来我国金融行业也许将持续保持对外开放的态度，更多外国金融企业和金融产品来到中国，中国金融消费者也可以到海外享受金融服务，购买金融产品。
综上，我们从《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中看到了一位学者的思考和洞见，本文推荐的几篇文章也许对互联网金融从业人员有帮助。
同时，书中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汇率与利率”、“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逻辑”、“农村金融和金融信用社改革”、“研究方法论”进行了阐述，值得大家认真研究和挖掘。
　　原标题：行长应该穿秋裤
来源：荣大一姐&老道消息
易纲当选央行行长，《财新》给的一句评论是：“令市场有些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有些意外，指的应该是之前关于“刘副总 理兼任央行行长”的猜测更让人浮想联翩一点，而情理之中，则是因为由易纲这样具有金融专业背景，又是做了周小川多年副手和门生的人接任央行行长，显然更有利于完成周小川未竟的金融改革事业。
但是易纲毕竟不是周小川。
周小川是新中国成立后任期最长的央行行长，也是“势力最大”的央行行长。世界各国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最常见的做法是锚定通胀目标，《中国人民银行法》老早就规定了中国央行在防通胀之外，也承担着经济维稳、宏观调控以及宏观审慎和金融监管的职能。
还记得13年那波钱荒的人，应该非常能理解央妈的爱有多深沉，央妈的巴掌就有多狠。当年金融机构疯狂放贷，资金空转现象严重，刚过完6月第一周，24家主要银行中，已经有一半银行的新增贷款超过上月。
信贷投放过快导致金融机构头寸紧张。13年的6月19日，部分银行发生资金违约，银行间市场被迫延迟半小时收市，第二天，资金市场几乎失控，Shibor全线上涨，隔夜拆放利率飙升578个基点，比6%左右的商业贷款利率还高出一倍，创下历史新高，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更是最高达到史无前例的30%。
往常这个时候，央行就该出手相救了，但是那次央行为了遏制期限套利和金融空转，不仅没有出手相救，还在当天继续发行了20亿央票回笼。以信贷枯竭逼迫银行服从央行，这个情形在其他金融市场上再难看到。
与此同时，周小川任期内，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精细度”明显提高，央行常用的调控工具从SLO（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F（常备借贷便利）、PSL（抵押补充贷款），MLF（中期借贷便利），到TLF（临时流动便利），调控工具创新和多样性被公认为越来越有国际范儿。
金融危机之后，周小川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百大思想家”，他的排名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前面，理由是：掌握着世界经济的命脉，对世界经济的稳定非常重要。
周小川可远没有伯南克那么幸运。央行从行政设置上看，只是国务院下属的一个正部级单位，且不说上面还有国务院和更高一级的领导们会忍不住插个手发个话，遇上利益冲突，跟他同级的商务部、发改委哭闹一番，央行的政策都很可能进行不下去。
之前叶檀不就针对央行、发改委和财政部的隔空喊话，写过的一篇“三部门优雅开撕”吗，去年周小川接受采访，也说过：如果几个部门（对放开管制）的意见分歧太大，很可能就是相互的等、靠、要，形成推诿甚至死锁。
周小川广受赞誉，正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不仅努力保持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还把金融改革往前推进了不止一点点。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利率市场化，放宽汇率管制，人民币国际化，不管哪一个单独拎出来，都足可以当作周小川改革派标签的注解。
小平同志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所以全球市场把央行行长当做风向标，更加透明的易纲接任现任有助于稳定外部的预期。
但是内部的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这次周小川卸任，《华尔街日报》又发了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一个细节，说13年超龄连任一年半后，周小川就差点被人家用一个“更自己人”的人换掉。最后还是中国经济的波动帮了忙，给他把剩余的三年多任期给续满了。
但是在这三年多的任期里，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过去设置的改革议题，显然让位于限制资本外流，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的宏观调控政策。而周小川自我辩护和警示风险的调门越来越高。
即使是这样，在主流的声音那里，周小川获得的批评是局部和克制的。他80年代作为经济学研究者和改革的呼吁者就享有声誉，从朱镕基时代开始扎根金融系统，而且作为红二代，父辈还帮他结了善缘的人，这样的人中国现在只有这一个了。
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处负责人Eswar Prasad曾经评价周小川，说他不惜挑战根深蒂固的势力，以坚持不懈的倡议和强有力的劝说，才在中国严厉的经济和政治制约下成功推行了改革。从这点看，外媒称赞周小川既有专业能力，也是政治老手，是真心诚意的褒奖。
2015年达沃斯，周小川在主席台上挪了挪身子，被眼尖手快的摄影师抓拍到了袜桶里面套着的秋裤。无独有偶，二十年前在北京，保尔森第一次进入紫光阁，见到了曾经身兼副总 理与央行行长于一身的朱镕基，谈到深入的时候，发现朱镕基裤子底下也穿着秋裤。没穿秋裤的保尔森，在穿堂风面前冻得瑟瑟发抖。
又过去十年之后，今天的王副主席在金融危机时访问华盛顿，做脱稿演讲，把秋裤问题做了一个阐述，就是中国人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都用烘干机，一年四季开空调，无节制使用浇水龙头，中国有自己的发展方式。
你看，即使贵为中国经济的诸位掌舵人，秋裤也是必须要穿的。他们身上的西装，是应付全球化、贸易公平和经济发展的面子。西装下面的秋裤，就是抵御民族主义的里子。
朱镕基为了抵御这股“穿堂风”，不敢在巴尔舍夫斯基递上来的电信业合资比例条款上签字，只能做口头承诺。
几年前，《华尔街日报》发表过一篇题目是《周小川曲线推动人民币汇改》的文章。文章说，金融危机后，周小川在说服中国领导人同意人民币国际化的构想上，利用了经济民族主义的说辞。
具体操作是，当时美国借金融危机给全球金融系统灌水，导致中国持有的美债价值受损，周小川让中国领导人相信，只有人民币国际化，才能在全球金融市场得到应有的尊重。而实际上，透过让人民币市场化，会倒逼政府放松对经济的控制。
《华尔街日报》说：决策者们在没有意识到潜在影响的情况下批准人民币国际化的构想，就像特洛伊人接受了希腊人运来的漂亮木马，浑然不知里面藏了什么。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算是周小川半个同事的李稻葵，认为这是过度解读。但是他也承认，周小川如果有这么精明的话，他就能够避开国内对他如此多的政治攻击。
易纲站作为央行的继任者，专业能力再厉害，推新金融改革决心再坚定，恐怕都很难有周小川的辉煌。虽然易纲事实打破了之前“副总 理兼任央行行长”的传闻，但是经济和政治背景同样深厚的权威人士，肯定不会像周小川当时的上司马凯那样只专注于国企改革。所以易纲特别应该注意穿秋裤。
今年的穿堂风尤其大，毕竟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之前两位委员的访问并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而对岸的陈菊，在旅行法生效的第二天就挺身赴美。中美之间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成为大概率事件。
无论是刘鹤还是易纲，上任后的文章，都千篇一律地称呼他们是“改革派”，期盼改革的民间舆论倒真的是有点“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
易纲今年60岁，5年后就到了退休年龄，他能不能也超期服役，能帮周小川延续和保留多少上一个阶段的改革遗产？我们也只能祝愿他穿好秋裤，奋力前行了。
　　央行新掌舵人易纲的豪华朋友圈 他是个怎样的人？
易纲进入央行系统已超过20年，几乎参与了近年来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事件。
文 | 梁缘 徐秋雨 孟令稀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经投票表决，决定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正式接替任职15年的周小川。
易纲对当选之事表示：“心情平静、庄重，将按照宣誓的誓词做好工作”。
易纲是中国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走进大学校园的人。与周小川相似，都是学者出身、拥有博士学位。易纲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达20多篇，其中11篇被《经济学文献期刊》编入其期刊和电子索引。
在研究方向上，易纲主要以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为主，多年来从事中国经济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在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等方面。
金融改革推动者
易纲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他认为“开放是改革的强大动力”。并在2008年就撰文指出，未来十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最佳路径是市场的双向开放。如今，易纲进入央行系统已超过20年，几乎参与了近年来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事件。
除此，易纲在一些言论与著作中，也体现出对社会现状的关心与思考，且参与了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制度研究和设计。
2009年出版的《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一书自序中，易纲提及最令他忧心重重的问题是环境保护和如何提高国民素质，这是和金融改革同等重要的事情。
易纲的朋友圈
1992年，易纲成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当时方星海（现任证监会副主席）是理事，钱颖一、陈平等著名经济学家都曾是这个学会的成员。1994年，易纲与林毅夫、海闻、张维迎等人联合创办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在易纲担任中财办副主任、央行副行长期间，国务院副总理、中财办主任刘鹤和前央行行长周小川都是他的直接上级。易纲曾经担任过的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一职，目前由李波接任。
易纲提及当选后最重要的任务是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且表示今年金融改革开放会有一些新举措。
　　来源：兴业研究微信公众号
郭于玮 兴业研究分析师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3月19日，易纲成为新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本文从汇率、利率、金融开放和银行业改革四个层面梳理了易纲的学术研究成果，并整理易纲对近期经济与政策形势的观点。易纲认为，我国必须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而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有内在联系。
3月1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大会经投票表决，决定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本文将梳理新一任央行行长易纲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对当前经济政策形势的观点，以期帮助我们理解未来的货币政策走向。
关键词：易纲，经济思想
1、易纲研究观点梳理
本节将从汇率制度选择、利率市场化、金融改革和银行业对外开放四个层面梳理易纲的学术研究成果。
（1）汇率制度选择
国际宏观经济学中著名的“不可能三角”理论指出：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可兼得。“不可能三角”理论奠定了分析一国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基石。基于“不可能三角理论”，易纲（2000）考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各国的汇率制度变化，发现对于没有开放资本账户的国家而言，无论政府名义上宣布采取何种汇率制度，事实上它都将收敛于固定汇率制；而对于开放了资本账户的国家而言，需要实行完全市场化的汇率制度，中间汇率制度将带来风险。
进一步地，易纲与汤弦（2001）对“不可能三角”理论进行了拓展。易纲与汤弦（2001）指出，当金融衍生工具不发达时，市场主体难以有效规避汇率风险，而投机活动也缺乏必要的工具，此时汇率制度主要是政府选择的结果；当金融衍生工具得到发展，市场主体得到了规避风险的渠道，但投机工具也由此产生。在存在汇率风险和投机工具时，中间汇率制度可能导致道德风险和信任危机。因此，在世界各国走向资本完全流动时，货币联盟安排、美元化、货币局制度和浮动汇率这样的“角点”汇率制度将占据绝对优势。
对于中国未来的汇率改革方向，易纲（2016）提出：“在汇率改革过程中，汇率正常双向波动是不可避免的，长远目标是建立清洁汇率浮动制度。从现行体制到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一个过程”。而对于人民币加入SDR后可能出现的跨境资金流动的增加，易纲（2016）表示：“如果我国政策的设计和出台的时机比较合适，就要充分考虑流入的效应和流出的效应。如果政策设计得比较巧妙，可以把流入和流出的政策平衡地出台……就能够把风险和单向的流动最小化”。
（2）利率市场化
易纲（2009）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成果，既包括对存贷款利率管制的放松，也包括对市场利率体系的培育。易纲在文中表示：“笔者笃信市场经济， 坚倍市场经济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社， 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然而，易纲也阐述了利率市场化推进过程中面对的困惑。一方面，产权清晰、自由竞争和退出机制使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条件，而这些条件在中国是否完全具备？另一方面，如果允许存贷款利率由商业银行完全自主定价，是否允许银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