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教授最新演讲 帮你看清中国经济的现状与改革前景
　　由于中国在相当长时期中采取式的刺激政策来拉动增长，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后果，三个主要的负面结果是：投资回报递减、杠杆率提高非常快、货币超发导致泡沫经济。　　从供给侧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对挑战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提高效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一系列控制和化解风险的措施，辅以灵活的财政政策，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从当前的情况看，我认为主要应该采取普惠性的减税的办法，因为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是不少企业家对未来缺乏信心。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操控市场、干预微观经济和直接“调结构”。　　――吴敬琏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要在适当扩大需求的同时，着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去年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十三五”一个最重要的政策方向。　　在3月4日举办的中欧合春秋专题活动暨中欧管理论坛上，中欧国际工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强调：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化为“供给侧改革”的说法值得推敲。作出供给侧因素分析的重要意义在于提出了一种不同源于需求侧因素（“三架马车”）的分析，和不同的应对经济增速下降的方略。至于结构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的原意，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构架和政府规制框架的改革，即我们所说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的改革，不可与“调结构”混为一谈。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什么挑战？主要表现为“三期叠加”和“四降一升”。　　三期叠加输入标题第一“期”叫经济增长换挡期。开车时经常要换挡，换挡讲的就是增速下降。　　第二“期”叫结构调整阵痛期。结构调整提出来至少有10多年了，但是调整并不容易，在调整结构的过程中要付出代价。调整包括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和三个产业结构的调整。　　第三“期”叫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前期我们对付增速下降的办法就是用需求刺激，主要是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去增加需求，它们都会造成货币超发、债务增加这些相伴随的后果。四降一升输入标题具体来说就是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　　一方面是工业品价格下降，按出厂价格来看我们现在已经处在通缩阶段。工业企业利润随之下降，如果成本没有大幅度下降，那么企业就面临很大的困难，这又导致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上升了。因为前期刺激使得债务增加得很快，大大提高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杠杆率，这样在某些环节上就可能出现危机，出现经济链断裂。两种分析框架和两种对策思路
　　面对问题就要找寻它的原因，找出对策思路。总体来说有两种分析框架去分析产生这些挑战的原因，和相应的应对办法。
　　【图】恒等式如果用不变价计算，这是一个恒等式。左边是总需求，总需求等于GDP总量，也等于总供给。　　需求侧是三个因素：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个因素加在一块就是总需求。由需求侧分析得出来的数据叫做实际经济增长率。如果用现价计算，就可能出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或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情况。　　供给侧也是三个因素：劳动、投资和效率，效率（TFP）也叫全要素生产率。由供给侧因素分析得出来数据叫做经济潜在增长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需求侧分析方法占主导地位。需求侧这三个因素在中国称为“三驾马车”。根据这种分析方法，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是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力量不足，拉不动中国经济这辆大车。要“保增长”，就得振作这“三驾马车”的力量，叫做“扩需求、保增长”。我们的媒体甚至说这是经济学的真理，其实这只是凯恩斯主义分析短期经济问题时使用的分析框架，经济学并没有这条“定理”。且不说经济学界对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否正确存在激烈的争论，即使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完全正确，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趋势，也是一种误用。　　由于中国在相当长时期中采取凯恩斯式的刺激政策来拉动增长，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后果，三个主要的负面结果是：　　★
投资回报递减　　经济学有一个规律叫做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常用增投资的办法去刺激经济增长，它的效果是越来越差。这条规律在我国表现得非常明显。
【图】增投资的收效递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新华网　　从2009年一直到去年第三季度，几乎每年都有一轮刺激，强度差不多，但是效果呢？2009年那次拉上去好几个百分点，增长率到了10%以上，后来就每况愈下。到2015年刺激政策就完全没用了，这就是经济学所说的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杠杆率提高得非常快　　在分析国民资产负债表的债务状况时，通常使用有两个指标：一个是债务率（债务对总资产的比例），另一个是杠杆率（债务对GDP的比例）。一般认为中国现在总的杠杆率大概在300%左右，即我国一年的经济增量的3倍。
【图】杠杆率（债务对GDP比率）加速提高　　来源：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Debt and (not much)
Deleveraging》，2015年2月　　一个国家的总债务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居民债务，居民债务在过去一直不高。　　第二部分是企业债务。有两部分，一部分是金融企业，另一部分是非金融企业，这个杠杆率在中国太高了。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欧盟的要求是90%以下，中国的非金融机构的杠杆率是125%。　　第三部分是各级政府的债务。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也偏高。　　★
货币超发导致经济泡沫　　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在分析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的时候，应当从供给侧的三个因素（劳动、资本和效率）寻找原因和对策：　　1956年，经济学家R? (Robert
Solow)提出一个假设：推动经济增长的，除新增劳动力和投资之外还有一个余值。这就是索洛余值。索洛把这个余值的内容界定为技术进步，即运用资源方法的改进。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到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索洛余值的内容，Solow、Kuznets和Schultz的界定有所不同，但他们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在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　　这种分析对于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和目前的增速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除了人口红利和大规模投资以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效率比起过去提升了很多。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从过去在农村的低效利用转移到城市较高效率的利用（即所谓“库兹涅茨过程”），另一个原因是在我国和外国技术水平差距非常大的情况下，仅仅是采用简单的购买外国设备、引进技术的方法就能很快提升技术水平。　　正确的方针：用改革推动体制完善和发展质量的提高
　　到了21世纪初期，我们已经从一个完全的跟随者变成了某些领域的领跑者，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创新很难再提升技术水平。　　同时，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变得越来越小。人口增长率下降的问题不是三五年就能解决的，一般规律是生活水平越高、文化水平越高、出生率越低。　　前两年提出中国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如果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那么就会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　　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重要的一条就是提高效率、优化结构。　　总之，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或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从主要依靠投资实现的粗放增长转到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的集约增长。　　从供给侧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对挑战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提高效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提高增长质量，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已经提出20年。但是过去成效一直不大。在2005年总结“十五”经验时曾经仔细讨论过，根本原因是存在政府仍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这种“体制性障碍”（可以参阅我在2006年的著作《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所以，关键在于要通过改革，消除这种体制障碍，建立起一套能够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把以上的分析概括起来可以看到，正确的方针，是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全力以赴，推进改革，以便提高增长质量，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十三五”提出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五中全会以后把它归结为一句话，叫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结构性改革输入标题　　结构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的原意，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构架和政府规制框架的改革，即我们所说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的改革。　　中国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它还很不完善。例如，“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就没有完全解决。所以，还要强调推进改革的必要性。　　今年的结构优化总体来说要“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中，但也主要要靠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1）通过市场竞争使经济资源从供过于求、低效运营的部门和企业流向供不应求、高效运营的部门和企业，实现资源的优化再配置；（2)建立兼容的激励机制，培育创新创业积极性。　　现在存在一种倾向，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由政府“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地“调结构”混为一谈。例如，主要用行政命令压缩过剩产能，主要用政府投资和政府补贴去“扶持”新技术产业。我认为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　　控制和化解风险，为推进改革赢得时间
　　现在风险积累是很明显的，所以要用一些办法保证不出现大的风险，不出现系统性的危机。一方面可以采取以下控制和化解风险的措施：　　停止回报过低或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　　停止对“僵尸企业”的输血；　　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　　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和重整，释放风险；　　停止“刚性兑付”；　　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　　再辅之以灵活的财政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是完全能做到的。　　另一方面，尽管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策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是如果在短期内政府不采取救助措施，会在短期内造成难于补救的损失。所以，我们有时候还得使用短期政策来渡过难关。短期政策无外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需要注意的是在出现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往往是无效的。因为在“现金为王”的情况下，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注入流动性，人们拿到钱以后更愿意投在流动性高的股市而非流动性低、不易抽身的实业上，结果就造成了股市泡沫、泡沫。而天下没有不破的泡沫，一旦泡沫破灭，就会造成大灾难。　　所以应该更多地使用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简单地说就是用赤字来增加需求。增加赤字有两个办法：一是增加支出，二是减少收入。　　从当前的情况看，我认为主要应该采取普惠性的减税的办法，因为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是不少企业家对未来缺乏信心。当然，营商环境不够好只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但降低税收对于改善营商环境和提高企业家的积极性有好处，则是确定无疑的。　　“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有些论者把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等同于一般地加大政府在决定资源配置和调整结构中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操控市场、干预微观经济和直接“调结构”。　　什么是公共品？输入标题　　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和平等竞争的经营环境；　　建立良好的教育系统和基础性科学研究体系；　　用PPP的方式提供共用技术和牵头组织产业联盟开发新技术；　　用“补需方”等方式提供补助，以补偿正外部性和达到最低经济规模；　　组织对技术发展趋势的讨论和因势利导，提供非指令性的产业规划。　　现在政府还是太多地干预微观经济，其实效果不好。　　拧紧责任螺丝，　　抓紧搭建市场体系的主体框架
　　最后，推进改革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必须警惕“改革空转”，“文件不落地”等消极现象。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中央深改小组第20次会（1月11日）和21次会（2月23日）的要求，“拧紧责任螺丝”，把改革的主体责任落实到位，使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规定的各项改革措施落地生根。　　本文根据吴敬琏教授在中欧合春秋专题活动暨中欧管理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内容已经本人确认。本文由中欧华南微信号（ceibssz）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李治华 HN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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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市场对债转股有误解 中国将有措施控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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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举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债务率分析及对策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孙学工称，中国的债务规模和杠杆率上升迅速，但去杠杆应逐步进行。孙学工表示，降低企业的杠杆有赖于国企改革，中国不会允许僵尸企业苟延，应通过破产降低僵尸企业的杠杆。政府应帮助前景光明而短期困难的企业降低杠杆。孙学工表示，有关政府部门正在研究债转股，研究将考虑公众意见。当前人们存在对债转股的误解，中国将有措施控制债转股的风险。孙学工称，债转股仍在研究阶段，还不涉及出台政策。研究重点是在现有基础上，赋予市场主体更大自主权，营造更好的市场环境，让其根据自身需求更加便利地进行市场化债转股。孙学工称，债转股将遵循市场化、法制化原则，此次债转股与1999年政策性债转股是有很大的不同。一是债转股的对象企业完全由市场主体自己选择，而不像上次那样政府选择。二是债权转让价格也是由市场主体协商处理，而不是按照上次那样按照账面价值来；三是政府兜底责任，上一次是财政部来买单；这回是没有政府财政兜底。以下为国新办就中国债务率分析及对策有关情况吹风会文字实录：袭艳春:女士们，先生们，各位记者朋友们，下午好。很高兴大家出席今天下午的吹风会。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债务情况。上周我们已经举行了一个专门的吹风会，邀请到中国社科院的李扬老师和大家做了沟通和交流，会后也有一些记者朋友们提出来有没有可能请政府部门的相关官员也给我们讲一讲。实际上这个话题涉及的部门还是挺多的，我们通过协调请出了五位非常有专业知识背景很强大的学者性官员，今天下午和大家做交流、互动。袭艳春:我先介绍一下：发展改革委财政司副司长孙学工先生；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王克冰先生；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阮健弘女士；银监会审慎规制局副局长王胜邦先生；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秘书长助理包香明先生。今天请了五位和大家沟通和交流，先请一位发布人给大家介绍情况，然后进入到互动环节。先请孙学工先生做介绍。孙学工:各位媒体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很愿意就大家关心的中国债务问题和大家做沟通交流，首先为大家做背景情况的介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国的债务问题，高杠杆的问题，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去杠杆列为今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之一。去杠杆的含义就是要解决和处置债务问题，包括今天在座的各有关部门积极开展各方面的工作，正在有序地推进这一工作任务的落实。下面就中国债务问题的认识、影响和应对思路我谈几点看法：第一，中国当前总体债务水平和总杠杆率并不高，但上升较快，分布不均衡。债务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词，但是如果落实到一个国家的总体债务，这就涉及到统计，所以对它的具体统计范围和口径，各方面并不一致。基于不同的统计口径，关于中国现在的总体债务规模、杠杆率有不同的估计，媒体朋友也非常熟悉，范围基本在200&300%之间。在国际比较时我们也要根据不同的口径，按照相同口径来做比较。不管是200%还是300%，中国总的债务规模和杠杆率并不算高，在主要经济体当中属于中等水平，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总债务规模和杠杆率都比中国要高。孙学工:近年来，我们确实也面临杠杆率上升较快和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国家的情况是政府和居民的杠杆率较低，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较高，就是债务相对集中于非金融企业部门。第二，如何全面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债务问题。中国债务形成，因为中国特殊的国情，发展阶段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和追赶性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能有一个阶段杠杆率比较高，所以这是一个过程。从经济结构上看，中国储蓄率比较高，50%左右，显著高于国际平均水平。高储蓄率必然会带来融资结构方面的不同。从金融结构来看，中国是资本市场不够发达，股权融资规模远低于发达国家，非金融企业融资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这就导致了非金融企业的债务率较高。因此，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和影响因素，属于成长中的烦恼。债务高起对我们现在的企业和金融部门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有些甚至是风险，但风险总体是可控的。杠杆率偏高，特别是企业杠杆率偏高，增加了企业的财务成本，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就会上升，2011年以来在少数地区和个别已经出现了局部债务链断裂的情况，在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上述地区和行业企业债务链断裂风险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企业债务风险反映到银行端就是银行的不良贷款风险，近年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呈上升趋势，所以可能有一定风险隐患。我们考虑到中国商业银行的拨备较为充足，财务状况也良好，完全有能力吸收可能产生的不良贷款损失，因此我国企业债务风险不会从根本上动摇我国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孙学工:第三，综合施策，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刚才讲我国债务风险目前总体是可控的，但是确实也存在着累计和扩大的可能，如果不采取措施，任其发展下去，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必然会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问题高度重视，作出了去杠杆的工作部署。总体上我们的去杠杆工作可以以下几个层面开展：一是在宏观层面上我们会继续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的态势，如果宏观大局不稳，企业经营状况继续恶化，杠杆率还会上升，所以我们要在发展中化解这一问题，为此要积极采取多种政策措施，避免经济滑出合理运行期间。二是在策略上有序渐进去杠杆，杠杆上升过快会带来风险，去的过快也会产生另外的风险，所以首先要做的是遏制住杠杆率过快上升的势头，把增量控制住，然后再稳步推动杠杆率绝对绝对水平的下降。三是从结构上优化杠杆分布，在企业部门内部，去杠杆要区别对待，针对不同行业的特点，债务期限结构，经济周期中的阶段有扶有控，稳妥有序去杠杆。孙学工:第四，去杠杆治本之策在于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且多措并举，综合施策。降杠杆在根本上需要释放经济活力和创造力，提高投入产出效率，一是要通过简政放权，国企改革，兼并重组，僵尸企业出清，化解过剩产能，清费降税等多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淘汰低效生产者，推动资本向高效率生产者转移，提高企业盈利水平，增强企业债务清偿能力。二是要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完善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推进债券市场规范发展，建设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协调的金融市场体系，不断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三是继续深化利率、监管相关改革，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配置资金的效率。总体看，当前我国的债务风险仍然是安全可控的，只要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成效，并且推进我们的综合性措施，中国的杠杆率就趋于稳定，个别和局部的债务违约就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我先介绍这么多，下边非常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袭艳春:谢谢孙司长的介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能否再详细介绍一下当前全国政府债务的整体水平？请介绍一下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改革的有关情况。谢谢。王克冰:很高兴回答您的问题，截止到2015年末，纳入中央预算的国债余额是10.6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是16万亿元，全国政府债务26.66万亿元，占的比重是39.4%。如果把或有债务也折算进去，这一比重会有所上升。2014年底清理甄别的地方政府或有债务余额是8.6万亿，经过这一段时间化解了一部分，现在还有7万多亿。政府或有债务和政府债务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有的专家学者喜欢把两者简单相加，这是不对的。政府债务是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是法律上必须要由政府偿还的债务。而或有债务的范围，按照审计署两次审计，包括政府负有一定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这些债务大多有相应的经营收入为偿债来源，只有在被担保人和债务人自身偿债出现困难时，政府才需要承担一定的偿还或救助责任。对政府或由债务的政府代偿率，按2013年审计结果20%的上限推算，负债率达到41.5%左右。这一比例低于欧盟目前定的60%的警戒线标准，也远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总体来看，我国政府债务还是有一定的举债空间。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阶段性提高赤字率的要求，今年全国赤字率由去年的2.4%提高到3%。政府适当地加杠杆也有助于企业的去杠杆，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全社会债务收缩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随着全社会杠杆率水平逐步下降，政府的杠杆也可以逐步释放。需要说明的是，政府加杠杆要依法规范举债，严禁各级政府违法违规举债。王克冰:第二个问题，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问题。新修订的《预算法》2014年8月份通过，是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按照老的《预算法》，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能发行债券，但对政府能否通过融资平台公司等企业举债，法律条文本身没有明确的规定。前些年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公司等举债搞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点需要客观看待，所以不能简单对存量债务都不认，因为政府还要讲诚信，还有信赖保护原则。对截至2014年底新《预算法》生效之前发生的债务，确实属于政府应当承担的，经过各级政府清理甄别核查，总数是15.4万亿元。日新修订的《预算法》生效后，地方政府举债只能发行政府债券，而且《预算法》35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地方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举债。国发[2014]43号文进一步强调，政府不能通过企业事业单位举债，企事业单位债务也不能推给政府来还。尤其是对新预算法实施后地方仍然通过融资平台公司等违法违规举债的，预算法第94条明确规定了惩罚的措施，责任人最低要被撤职。王克冰:按照国务院工作部署，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认真落实预算法和43号文，积极采取措施加强管理：一是对地方债实行限额管理，设定天花板。这是遏制地方债过快增长的一个长效机制，去年全国人大批准了地方债总限额16万亿元，今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增加7800亿，专项债券增加4000亿，总的债务限额增加1.18万亿，全都根据风险、财力等情况分解到各省级政府。地方举债不得突破限额。二是对清理锁定的存量政府债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发行政府债券置换纳入预算的存量政府债务，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一个核心举措。第一，是法律的要求。按新的预算法，政府债券以外的方式都是不合法的，预算法生效之前的存量政府债务，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意三年内置换成标准的政府债券形式，这是贯彻新预算法的要求。第二，去年地方政府因为经济下行的压力，普遍收支矛盾比较突出，局部地区偿债有些困难，通过债务置换政策，有效化解了局部地区偿债风险，降低了地方利息负担，尤其是有一些县级融资平台公司可能还款有困难，置换成信誉级别是非常高的省级政府债券，可以大大降低风险。第三，化解了金融风险。存量政府债务如果出现违约，冲击比较大的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债务置换政策有效地避免了问题的发生，而且增加了信用，地方政府债券的风险权重只有20%，过去融资平台公司贷款的风险权重是100%。王克冰:三是把地方债全部纳入到预算管理，使地方债管理得到有效控制。四是建立了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预警和防范机制。我们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了预警，给省政府发了通知，要求省级政府建立风险化解规划。目前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省级政府全部制定了风险化解规划或应急处置机制。总体上讲我们做了这些工作。谢谢大家。袭艳春:谢谢王司长专业的回答。之前我们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我听他讲过关于政府债的问题，我也很想了解这方面的问题，王司长对这方面情况的了解，包括数字的掌握是非常熟练。将来如果大家有关于政府债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再和财政部的官员联系。接着提问。彭博新闻社记者:刚才在材料中提到现在的债务水平还不高，之前有人民银行的官员谈到还是有空间可以提高赤字率，但是有一些私营部门的人士认为，目前财政的赤字率如果今年算上直接支出等等，可能会达到10%，整个债务水平可能会达到280%，如果这样的水平还不算高的话，到怎样的水平才是一个警戒线？王克冰:我不清楚您说的赤字率10%的数据是怎么来的，因为财政赤字不是简单说财政部门自己就能定的，我刚才说了，去年全国赤字率是2.4%，今年提高到3%。因为财政收入要缴国库，支出每一笔要按照人大批准的预算执行，而且对社会要公开，所以赤字安排都是报全国人大批准的。所以我不太清楚赤字10%是怎么来的，咱们下来可以再沟通。中新社记者: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想问总体的债务率究竟是如何定义的？又是怎么算的？第二个问题，上周也是在国新办发布会上，社科院专家说现在就建立统一的机构来统筹处理债务问题，政府达成了共识，所以我想问，在这方面有没有具体的安排？有没有时间表？谢谢。阮健弘:债务率的计算，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有三个机构部门，住户、企业、政府部门，这三个部门如果有资产负债表，我们就把负债加起来除上GDP，这样就可以得到经济总体的债务率。但是计算时有一些认识问题非常重要，一个是部门之间的债务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而部门内部发生的债务，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来说，是要把它轧差掉，比如说个人之间发生的借债，这个不在债务里。同样对企业部门也是这样，经营过程中的赊销，这也不是在债务里的。具体的做债务规模统计时，我们要坚持两点原则：一是一个部门内部的债权债务要轧差，或者是并表。二是必须厘清部门之间债务的边缘关系，特别是或有债务我们怎么认识，应该是哪一个部门的债务，所以在这方面，统计数据也是需要支持的，只要把机构部门内部的债务有效的去掉，并且得到所谓机构之间的或有关系，或有债务的数量，我们才能够算一个比较合适的债务规模。阮健弘:现在有不少机构都在估算债务规模，有的是直接拿一些统计指标相加，实际上每一个统计指标中，各个机构部门在这个债务工具上都有交叉，他们相互之间的交叉有多少，是需要我们去搞清楚的。如果直接用统计指标去估算，有时候就不能厘清部门之间在统计指标中的份额是多少，这两个问题是计算债务规模上要解决的。从国际经验角度看，像OECD国家曾经对企业部门的债务规模做过一定的研究，并表和不并表的差距还是很大的，这个差别能达到15%&16%，所以我们在做我们国家债务规模时，非常认真地研究了当前各个机构已经对外披露的看法，同时我们也应该非常审慎、准确地去厘清我国债务规模的定义。这是我对定义的回答。谢谢。孙学工:债务问题涉及面比较广，有企业的债务，政府的债务，居民的债务，确实需要多部门的协作。包括今天在座的就有四个部门，当然也不限于我们四个部门，现在实际上有十几个部门都在共同工作做这个事情。将来是以什么样的机制，我们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进一步进行研究。袭艳春:今天好几个部门的官员一起来出席，回答大家的问题，这是一个统筹协调非常好的表现。下一步大家再有什么关心的问题，如果涉及到更多部门，国务院新闻办愿意搭这个平台，邀请更多的部门和大家进行沟通。接着提问。新华社记者:想继续请教一下阮司长，刚才说了债务统计的口径问题，大家都知道很多企业实际上不光有银行债务，包括直接融资，还有很多民间债务，民间借贷是否在我们的债务统计中？第二个问题，请问现在有没有对僵尸企业设计的总体规模，因为它是去杠杆中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有没有相关的统计？阮健弘:第一个是关于民间借贷，按照统计原则，应该是相互轧差掉，我解释一下，企业部门作为一个部门，如果是一个池子，别的部门已经跟他产生债权关系了，这就说明别的部门的资金已经流到企业部门了。企业部门内部拿到这些资金以后，又做内部的融资，显然我不能再加了，再加的话对外部的债务就会重复，所以企业部门内部的债务是要轧差掉的，是不算在债务总规模里的，也不会算在企业的债务规模里，这是民间借贷。第二个是关于僵尸企业，如果落实到统计层面，我们对僵尸企业要有一个统计标识，什么状况就是僵尸企业了，如果有标识，理论上是能统计的。大家都很难等到它有标识去统计，在这方面，我想和媒体的朋友说，我们会用多种的手段，比如调查、抽样等等，在我们研究的过程中会就这个角度做一定的估算和测算。谢谢。中央电视台记者:我想问一下当前我们在降低企业杠杆率方面有哪些政策措施？在这个过程中怎么避免道德风险？谢谢。孙学工:刚才我在开场发言中简单介绍了一下降低杠杆率的总体思路，结构层面我们降杠杆主要是针对企业杠杆率，刚才讲另外两个部门的杠杆率相对还不是很高。关于降低企业杠杆率，首先我们贯彻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主要要依靠市场主体，根据自身的需求来开展降杠杆的工作。我们要标本兼治，既要考虑长效机制，也要考虑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同时针对不同的情况，有针对性的开展措施。从根本上说，我们还是要加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让企业自己有自身的约束机制，因为杠杆率高低首先是企业自身的行为，如果企业自身缺乏这样一个机制的话，可能现在降了将来还会升上去，所以首先要推进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要建立长效机制。孙学工:从增量方面，首先要控制好增量的增长，我们要大力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特别是各类股权市场，包括交易所市场，以及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这样能够提高股权融资的比重。对我们的存量债务，我们主要还是针对不同情况，对刚才提到的僵尸企业，需要通过破产清算和兼并重组相结合的方式解决僵尸企业问题，该出清的要坚决出清，不会再让僵尸企业长时间的存活下去。对于一般的高杠杆企业，有很多措施是可以使用的，包括可以调整自身的业务结构，强身瘦体，更加聚焦主业，过去企业有盲目发展、追求规模的惯性，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可能需要更加精益化经营。也可以通过兼并重组、盘活存量、债务结构调整等方式来进行杠杆调整。孙学工:对现在杠杆率比较高、确实也遇到了暂时性困难的企业，但是发展前景还不错，不属于僵尸企业，我们也可以通过债务重组的方式，当然要经过债权人的同意，企业可以和债权人协商，自主达成债务重组的方案，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降低杠杆率。这个过程中确实有很多措施可能会涉及或者带来一些道德风险，所以防范道德风险也是我们在降杠杆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的事，主要从三个方面来防范道德风险：一是降杠杆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市场化原则，市场化原则是从根本上防范道德风险的一个方式。降杠杆的最主要特征是不会有政府兜底损失，所以没有唐僧肉让大家来合谋，来取得唐僧肉，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市场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并且都会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最后是大家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过程。二是降杠杆要遵循法制化的原则，要严格依法依规来开展各项降杠杆的工作。很多需要走法律程序的走法律程序，需要走行政程序的走行政程序，所有的程序都是为了保障降杠杆的各项工作能够公开、公平、公正地开展，一切都在下运行。在阳光下运行也会把道德风险的空间大大压缩。三是要通过信用约束的手段来防范道德风险。发改委和人民银行现在也在牵头推进全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特别是在信用信息的记录归集和共享方面，我们要做很多工作。同时，我们也要建立联合惩戒机制，上周五，发改委连维良副主任在这儿刚刚开了关于联合惩戒、联合激励的新闻发布会，在降杠杆的过程中所涉及的企业和机构，以及它的法人代表、高管，都要建立这样一个信用记录，并且要纳入到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通过这样一些机制，我们能够防范住道德风险。香港有线电视记者:我们留意到这段时间以来很多私人机构出了不同的数字，数字可能和国内发布的数据有所偏差，但是有一个问题，从08年金融风暴以后到现在杠杆率几乎翻了一倍，对于这个增长幅度各位怎么看？另外一个问题，讲到债务的问题，现在国外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有一些顾虑和担忧，在一个星期以内我们开了两次发布会，是否也是对外界担忧的回应？谢谢。阮健弘:不少机构研究，包括BIS，他们发布了对中国债务率的估计，翻了一倍，这个好象有点夸张。但是按他们的测算来说，债务率是在提升。我想在这里提醒媒体的朋友们，要注意总体的债务水平，也有债务的结构问题，比如BIS测算到去年年末，中国总体债务率是254.8%，实际上这个口径有点偏大，像信托、委托这些债务大部分发生在企业部门内部，没有轧差掉，所以算出来比较偏大。口径偏大导致债务水平比较高。第二，从结构来看，并不是所有的机构部门债务水平都比较高，按照BIS的测算，政府和住户部门的债务水平并不高，政府的债务水平应该是44%，住户部门是39.5%，把这两个数据拿到国际上横向比较的话，政府部门的这个水平是可控的，住户部门的债务水平在国际上比主要经济体都低。他这里测算比较高的是企业部门的债务，他测算到170%，这个水平和若干年前相比上升的幅度比较快，我们一方面很客观地关注到企业部门的债务上升的速度是比较快，另一方面，企业部门债务的测算是最复杂的，大家可能会觉得至少企业的贷款和债券这两个数据是非常清晰的，但我要跟大家说，比如企业的债券，持有人结构是十分复杂的，里面也有相当部分是企业部门自己持有的。贷款有一部分和政府会发生债务置换。数据变化趋势我们会密切关注，但是水平的高低，我们觉得不是非常严谨。谢谢。袭艳春: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介绍点情况，能够更好地为记者朋友们提供信息服务，一直是国务院新闻办努力的方向。近几年我们确实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和工作，比如发布会的数量在大幅度增加，去年全年举办了120场发布会，就是想给记者提供更多关于中国方方面面的情况。另外是我们的发布人，更多部长们走到了发布平台上，所以我们现在想推动更多更高级别的官员在这个发布厅和大家互动。发布内容方面，我们希望能够更加贴合媒体需要了解的点。比如关于今天的议题，因为前一段时间国务院新闻办收到了很多媒体问询的传真、电话，他们有时候打给一个部门了解相关情况，不能得到完整的答案，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和多个部门联系沟通，希望几个部门一起出来，能够同时从不同侧面回答大家的提问。我们做这些努力还是希望媒体朋友们能够更准确地了解中国现在发展的情况，也能够更准确客观地报道中国现在的情况。将来大家如果还有其他感兴趣的问题，如果大家都关心，我们有可能组织大范围的吹风会或者沙龙，如果只是个别关心的议题，我们也很愿意出面推动，帮助大家获得想要得到的信息。接着提问。路透社记者:我们对国有企业的杠杆率现在有没有一个估计？下一步怎么样具体推国企改革来降低债务风险？对于过剩行业的信贷政策现在是怎么样的？过剩行业的不良贷款比率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高点，有可能不再上升了？谢谢。袭艳春:第二个问题先请银监会的同事回答。王胜邦: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银行业是一个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行业，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是我们银行业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信心来自于媒体客观、公正的报道，所以我们银监会也始终愿意开放的和大家做交流。大家也很清楚，包括今天的主题，我们过去几年，无论用什么口径算债务水平总是上升，趋势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是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更严谨还是更宽泛一点的问题，经济下行的压力也是存在的，去产能、去杠杆的政策选择也是在的，对银行业的影响也是客观的。就总体而言，银行业的运行状况，从目前的数据表现来看，可以说是稳定的，风险也是可控的。刚才孙司长在开场时简单说了，近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呈上升态势。但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我国商业银行不良率还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至于你关心的产能过剩行业，我们也在密切监测产能过剩行业，从我们监测的情况来看，目前的产能过剩行业不良率水平和全部贷款不良率水平大体相当，但客观地说，它的脆弱性要比其他行业更强一点，如果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如果PPI进一步走低，可能对这些行业的盈利能力会影响比较大，不良率可能上升比较快。王胜邦:利用这个机会，我简单回应一下最近社会上比较关注中国债务水平那么高，为什么银行业不良贷款这么低，有一些媒体也有报道，其他的机构也有一些测算，有几个概念我给大家说一下。最近我们注意到，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包括BIS，包括高盛、高华、、，他们对中国商业银行的潜在不良率都有测算，跟我们披露的数据差异比较大，大家认为我们的不良没有充分暴露还是怎么样，有两个概念大家要知道，第一，我们讲的是不良贷款，媒体或者第三方他们测算的是潜在风险贷款，这不是一个概念。什么是不良贷款？国际规则是要有客观证据表明它已经减值，或者很大可能不能全额收回的贷款才叫不良贷款。在今年4月份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一个不良资产的定义，大家可以查询一个定义，其他机构他们可能更关注潜在的风险，所以根据财务指标，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利息保障倍数，就是一个企业的息税前利润是不是能够抵上利息支出，这个利息保障倍数来倒推我们的潜在风险率。有些机构是根据股价来倒推我们的不良率，也有一些机构根据上市银行公布的关注类贷款，或者是行业贷款的结构来倒推不良率，我想这些分析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公布的不良率是有严格定义、严格标准、严格流程确定的，即使有一些偏差，我想也不奇怪，因为概念本身就存在差异。王胜邦:现在商业银行不良率相对较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两条：一是我们这次不良率上升是在非常低的基数下上升的，在过去几年经过新一轮国有银行改革，当时商业银行不良率最低下降到0.9%，现在的水平大概是1.75%，几乎翻了一倍。二是过去几年，商业银行用已经计提的减值拨备核销了很多不良贷款。过去三年商业银行用拨备核销以及其他手段处置了约2万亿不良贷款，全部是市场化手段。根据《贷款损失准备金管理办法》，要求银行在经济上行期多提拨备，所以我们提了大量的拨备，现在经济下行期用已经计提的拨备核销了大量贷款，这也是我们不良贷款上升比较缓慢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没有重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故事，我们也不像西方国家一样经济下来了马上不良率大幅上去了，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很大一个原因是我们已经事前积累了非常足够的、充分的经济资源，可以用来抵销，最起码可以用来缓解不良资产快速上升的势头。可以告诉大家，现在我们整个拨备覆盖率，也是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达到175%，意味着我们的拨备水平不仅能够覆盖现在已经形成的不良，而且还能应对现在正常资产的劣变，谢谢。袭艳春: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刚才请教了一下，债务问题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有更合适的部门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设法和相关部门联系，给您提供答案。日本NHK电视台记者:你们说为了化解未来潜在风险的关键是平稳的发展，比如东北和山西的经济增长并不是稳定发展的，这样的情况下那些地方的企业债务水平越来越高。尽管总体来看可控，但是局部性的风险反而比较高，你们如何看待？为中国稳定发展，全球经济也很重要，如果英国明天决定脱欧，中国经济，尤其是企业债方面，有什么影响？谢谢。孙学工:现在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区域间分化的现象，一些地区比较困难，当然也和这一轮经济下行的特点有关系，刚才讲过剩产能行业，特别是、行业，在这一轮的经济下行中是受影响最大的，不光是中国，全世界所面临的是差不多的问题，全世界能源产业、钢铁产业实际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山西、东北由于经济结构的因素，在这两个行业当中相对比较集中，所以面临的困难更大一些。一方面要取决于整体经济情况的变化，今年以来也有一些变化，全球能源的价格也有一定程度的回升，对这些地区的影响我想也是偏积极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加强经济结构的调整，特别是经济转型，在这些地区我们正在推行经济转型，让他们的经济结构更加合理，更少地依赖于单一行业的发展。特别是在东北地区，发改委最近推出了新一轮的东北振兴计划，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更多了解新的东北振兴计划的内容。对这些地区我们一方面要通过总体经济的改善，有些还要依赖于全球形势的变化，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在大力推行经济结构的转型，经济结构的调整，从根本上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谢谢。袭艳春:第二个问题是个假如的问题，我们还在拭目以待，等待最后的结果，等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再请相关官员回答您的问题。谢谢。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十三五&发布以来去杠杆的政策非常清楚，但是从这一年的统计可以看出来，民营企业去杠杆的速度很快，国有企业也提高了杠杆率，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同，国有企业为什么没有像民企一样落实政策？袭艳春:我们有专门主管国企的部门，我们请他们来回答，可能比在座的各位回答更合适。香港商报记者:我想问一下居民部门加杠杆的空间有多大？是怎么来帮助企业去杠杆？是通过什么图解？是让居民买房子还是其他的途径？谢谢。包香明:杠杆问题几位刚才都介绍了，中国的杠杆水平是一回事，杠杆结构是一回事，总体上政府部门、居民部门杠杆率比较低，无论是和国际标准比，还是和其他主要市场比，都还是比较低的，企业部门比较高。怎么样实现杠杆转移，是备受大家关心的问题，从这一轮全球危机后其他国家的表现来看，包括美国在内，目前它也并没有真正去杠杆，他的杠杆实际只是转移了，原来金融部门杠杆很高，转移给政府，政府部门加杠杆，吸收了居民部门的杠杆，所以现在居民部门杠杆率下降，金融部门的杠杆率下降，其实表现为政府部门杠杆率上升。包香明:从全球大视角来看，发达国家一定程度上降杠杆率是与新兴市场加杠杆相关的，杠杆转移可以说是目前很受人们期待的一个话题。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增长是降杠杆的王道，没有增长就没有降杠杆。只要GDP上去了，我们的债务比GDP比率就下来了，在证券下我们的居民收入也上升了，企业贸易好了，财政部门加一部分杠杆，推动经济上升，带动企业经济好转，企业部门的杠杆就下来了，这是一个间接置换的过程。也可以直接置换，就是在特殊情况下，在非常危急的条件下，比如美国当时三大公司出问题，政府救助，这是极端的情况，但是目前来讲，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发生这种状况。包香明:居民部门怎么参与到企业部门降杠杆当中，我们现在正在推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就可以作为一个方式。企业可以发行股票，可以将他的股权结构进一步分散，向职工、个人、管理层分散，这是一个手段。再一个手段，将来金融部门也可以做一些工作，包括资产执行票据、收益连接票据，将企业部门未来可以形成稳定现金流的部分转让给居民部门，这样来实现转换。我想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关键是我们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一些创造性的想法。谢谢。香港文汇报记者:我想问一下关于债转股，现在的进展到了什么情况？是怎么筹备的？孙学工:关于债转股的问题，今年全国人大闭幕式上的记者招待会和博鳌论坛期间，李克强总理都讲过我们可以考虑用市场化债转股的方式来实现降杠杆。现在有关部门根据国务院的部署，也正在研究论证这件事，这件事本身还在研究阶段，还没有正式出台，市场化债转股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债务重组的一种方式，实际它是一直存在的，在现有政策框架下也是可以做的，所以并不是一项全新的政策，不是过去没有，现在才开始出这项政策。国内也有一些债转股的案例，这次政策研究的重点我们是要在现有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基础上，看看能不能进一步赋予市场主体更大的自主权，并且营造一个更好的政策环境，所以市场主体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的状况，和它自身的需求，依法依规、更便利地推动这项工作，是在现有政策基础上的一个完善深化过程。通过研究，我们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有多方面积极的作用，特别对降杠杆，降企业的成本，都有作用。同时对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改善治理结构，也有作用。对完善融资结构，更多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也有推动作用。应当说它是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的结合点。现在社会上对债转股问题非常关心，也有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些调查，也开了一些座谈会，各方面的意见我们也都听到了，其中有很多非常好的建议和意见，在研究当中我们会进一步吸取这些意见。孙学工:我们感觉到对市场化债转股有一些误读或者理解不是特别正确的地方存在，刚才讲政策还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的研究初步认为，如果要实施这项政策，有几个基本的点必须把握：首先，它一定是市场化、法治化的债转股，它是整体降杠杆综合性的措施之一。降杠杆有很多措施，债转股只是其中之一，总体降杠杆我们是要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也是要遵守这个原则。提到债转股，大家很容易联想到1999年那次政策性债转股，这次如果做的话，跟上一次是有很大不同的，这次最主要的特点是，债转股的对象企业完全应该由市场主体自己选择，不像上次是政府指定债转股企业的范围；但我们认为，应该对债转股对象企业设立一些红线或者说有负面清单，对于僵尸企业、有失信记录的企业、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严禁列入到债转股的对象，这是非常明确的。此外，上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按照账面价值接收坏账，本来已经是坏账了，但并没有打折，没有做损失处理，我们认为这次债权转让的价格应该完全由市场主体基于真实价值自己协商处理，对债权和股权进行市场化定价，并且股权市场化推出。孙学工:再一个不同是上次有政府损失的兜底责任，不管最后损失多少，由财政部最后来买单，这次债转股在市场化条件下不应该有这样的兜底存在，完全需要市场主体参与方根据市场经济的原则来确定转股的价格。必须要说的是，虽然此次市场化债转股的政策还在研究，但基本的原则是没有异议的，肯定是以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跟上一轮政策性债转股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所担心的问题，特别是道德风险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我们也会采取综合有力措施来进一步防范，在这个过程中，相关部门的监管标准我们也会继续坚持，对其中蕴含的风险我们会有很多防范措施。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我想请问银监会的王先生不良率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利普顿先生说中国的潜在不良率已经达到GDP的7%，和你回答的不良率是不一样的。根据保守的计算，他说没有包括影子银行的部分，外界普遍担心中国的不良率是不是更高。我们应该怎样全口径地了解整个中国银行界的风险？王胜邦:刚才你说的利普顿先生来华访问的时候确实说了这样的话，基金组织在今年4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提到，中国银行业的潜在贷款损失会占到GDP的7%，刚才我也解释了，对这个算法是不是合适，是不是科学，还可以进一步讨论，我们认为他高估了中国银行业的风险，比如我刚才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用利息保障倍数这样一个指标来算，如果一个企业的利息保障倍数小于1，就认为是潜在不良贷款。他认为潜在不良贷款的损失率是60%，根据这些推算出来的。利息保障倍数这个指标是衡量短期偿债能力的一个指标，它的波动性非常大，他们是用去年的数。我们最近也用这个指标进行了监测，上市公司样本中利息保障倍数情况有所改善，如果按照他的推导，我们的潜在不良贷款率应该是下降了，但实际大体并没有太大变化，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他是按照西方的授信结构推导中国银行的损失率，他认为只要是潜在不良贷款，损失率就60%，他没有充分考虑我们中国商业银行授信业务的结构性特点，我们的最大特点是第二还款来源占比较高，在整个企业贷款中有70%的贷款是有抵押担保的，跟一般债券不一样。如果发了债，债券违约了，大体是血本无归，但是贷款有保证人可以追诉，有抵押品可以实现抵押权，所以他高估了我们的损失率。王胜邦:除了贷款以外的其他风险，我知道大家非常关心国际上称之为的影子银行业务，我们叫非银行信贷业务。我们也在密切跟踪和监测这方面的发展，今年银监会也专门建立了报表体系，要求银行填写更为详尽的非信贷业务数据。过去几年我们也针对这些业务增长比较快，或者业务比较复杂的机构进行了大量现场检查，其中发现了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2014年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同业业务管理的文件，叫127号文，这个文件对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做通道，相互提供担保业务作出了很多规范。根据银监会的资本管理办法、流动性管理办法，这些业务一样要受制于资本约束和流动性约束，一样要按照会计准则来计提减值拨备。包括对于表外的一些投资，按照我们现在的做法，只要承担了信用风险，就应该计提资本，我们也有相应的流动性要求。这两年随着几个部委联合进行规范，下发通知，这些业务的规范程度不断提高。谢谢。袭艳春:时间关系，最后一个提问。中国日报记者:想就刚才提到的两个问题再确认一下，一个是不是说中国地方政府待确定债务约7万亿。另一个是不是说通过融资平台举债并不违法。上述理解正不正确，请您再解释一下。谢谢。王克冰:刚才我说的是地方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或有债务，但地方政府或有债务不是地方政府债务，也不是待确定的债务。政府债务是法律上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地方政府或有债务，也就是地方政府负有一定担保责任或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按照2014年底地方政府自己申报并清理甄别的结果，2014年底是8.6万亿，现在偿还了一部分，还有7万多亿。这些或有债务并不是政府债务，并不是政府法定必须要偿还的，由于是在新预算法实行之前发生的，所以也纳入到监测范围。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按照审计署2013年审计结果，各地政府代偿率最高不超过20%。计算负债率的时候，如果完全按法律意义上的政府债务来说，全国政府债务的负债率，也就是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是39.4%，不到40%。如果从风险的角度，把这部分或有债务按照20%的比例折算计入，会提高到41.5%左右。把或有债务按一定的比例折算评估风险，是一个国际通行的做法，也符合我们国家的实际。关于融资平台务，新的《预算法》是日生效，这之前之后是两个阶段。在新《预算法》生效之前，按照老的《预算法》，对政府能否通过融资平台公司等企业举债，法律条文本身没有明确的规定。对融资平台公司举借用于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确实需要政府偿还的债务，已纳入到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之内。截止到2014年底，地方政府存量债务是15.4万亿，这里大部分是融资平台举借的。新修订的预算法日生效后，按照新预算法和国发43号文的规定，地方各级政府一律不得通过融资平台公司等企业举借政府债务，举借了就是违法行为。日以后，任何企业举债，包括融资平台公司举借的债务，政府只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得为融资平台公司等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否则就是违法行为。所以提醒金融机构，给企业放贷时一定要注意政策的变化，要注意自己的风险，要注意风险损失。现在我们会同有关部门正在积极推动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对于空壳类融资平台公司要逐步关闭，对于有经营性收入的融资平台公司完全推向市场化，变成和普通企业一样市场化融资，但是不得允许地方政府承担偿债或担保责任。谢谢。袭艳春:最后我和大家简单说两句，今天的吹风会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努力。我们希望给媒体朋友们提供一些更多的更加真实准确的信息，我们也非常希望媒体朋友们在报道时也能够非常全面、真实、准确。谢谢大家，今天的吹风会到此结束。
[责任编辑：张博 PF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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