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8成大额个人捐赠流向境外 因国内需缴税|捐赠|基金会_新浪新闻
　　本报记者 王亦君
　　304.16亿元，2014年包括承诺在内，全国个人捐赠数额最多的前100人，最高捐赠169亿元，最低捐赠1100万元，总共捐出了这个数字。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近日发布了《2014中国捐赠百杰榜》（以下简称“百杰榜”），这是中国公益研究院连续第四年发布百杰榜。
　　据介绍，百杰榜的统计对象为中国大陆居民或中国大陆非国有企业实际控制人，注册地或实际管理机构为中国大陆的非国有企业捐赠计入其实际控制人个人捐赠。
　　榜单统计的捐赠类型包括现金以及等同于现金的有价证券；榜单统计的捐赠范围为日至日期间，公开捐赠包含承诺的款项。
　　榜单的数据信息来源分为新闻报道、受赠方网站、捐赠方网站等外部渠道，对捐赠者的调查问卷、访谈以及内部数据等内部渠道。
　　在百杰榜中，最引人关注的是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他捐赠了价值169亿元的阿里巴巴股份位居第一，第二名是阿里巴巴的股东蔡崇信，股份捐赠额度为72.4亿元。
　　与股份捐赠相对应，境外慈善机构成了中国个人大额捐赠资金的主要接收方。据统计，2014年度境外机构接收的中国大额个人捐赠，数额超过了242亿元，占年度总额80%。
　　“马云和蔡崇信的股权捐赠价值数额很高，因为他们进入榜单，直接使2014年百杰榜的入榜捐赠额超过300亿元，与2013年度的总额147亿元相比，增长了107%，也是该排名榜启动评选4年以来，单年度的捐赠总额首次超过300亿元。”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研究部主任章高荣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
　　章高荣解释说，因为马云和蔡崇信将这样一大笔股权捐给了新加坡的一家慈善机构，再加上潘石屹夫妇向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进行的捐赠，所以大家看到的结果是，2014年国内八成大额个人捐赠流向境外。
　　 股权捐赠在境内面临尴尬
　　章高荣认为，境外慈善机构在捐赠税收方面的政策，可能是中国的大额捐赠人向海外捐赠的主要原因，“中国大陆将股权捐赠视为销售，因此，捐赠方与接收方都要纳税，并且对于有计划上市的企业来说，上市前后，善款税额的差距更大”。
　　章高荣进一步解释，企业在上市之前，以股权形式做出的捐赠，需缴的税额可能并不高，但公司若上市后股价翻倍，届时慈善机构倘若要变卖这部分股票，则要上缴股票增值部分25%的所得税，这可能将是一笔巨款。
　　而对境外慈善机构来说，例如马云和蔡崇信进行巨额股权捐赠的新加坡，慈善机构在出售股权时，不需要对股票增值的部分缴纳所得税。因此，马云如果将同样的股权数额捐给国内机构，与捐给新加坡机构，结果和效应是完全不同的。
　　在章高荣看来，马云和蔡崇信此次向新加坡的慈善机构捐赠，除了税收的考虑外，可能是为设立个人公益信托基金做打算。
　　日，阿里巴巴集团赴美上市前夕，马云和蔡崇信通过阿里官方微博宣布，将成立个人公益信托基金，致力于环境、医疗、教育和文化领域，地域涉及中国内地、香港和海外。
　　该基金源于马云和蔡崇信在阿里集团拥有的期权，据阿里官微披露，总体规模为阿里集团总股本的2%。
　　当天的阿里巴巴官微并未透露，马、蔡的个人公益信托基金将设在何处，以及具体设立时间。
　　“有关马、蔡二人的个人公益信托基金是否已经在境外成立，目前我们尚不掌握相关信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中国大陆，由于设立慈善信托的相关法规尚不健全，首先向公益信托的捐赠无法享受税收优惠，同时股权不能作为信托资产，可能是马、蔡二人要选择转移到境外操作的主要原因。”章高荣说。
　　相较于常见的捐款捐物，公益信托这一慈善公益方式鲜为公众所知。
　　所谓公益信托，是指出于公益目的而设立的信托。它是由委托人提供一定的财产设立，由受托人对该财产进行管理处分，并将信托收益用于信托文件所指定的公益目的。
　　实际上，早在14年前，公益信托已经具备法律框架。2001年颁布实施的《信托法》中，公益信托用了整整一个章节规定，明确了“国家鼓励发展公益信托”这一基本原则。按照规定，公益信托具有4个必备要件：为公益目的而设立；经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批准；有信托监察人；信托财产及收益全部用于公益目的。
　　“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如果马云在海外设立公益信托，比直接捐赠给国内基金会要好很多。”如果马云直接将期权或股权捐赠给国内基金会，在这个过程中除了马云捐赠股权本身需要纳税外，就股票的增值部分，基金会在套现用于公益项目的时候还需要缴纳所得税。
　　章高荣认为，如果政策框架健全，设立公益信托是大额股权捐赠的最好选择，马云可以将财产变更委托给受托人，未来将收益和分红用于公益支出，可以确保公益目的的不可变更性，同时，又可灵活运用捐赠资金，根据收益情况决定捐赠额度。
　　公益信托好在哪儿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近年来一直呼吁公益信托制度在我国境内尽早落地。
　　他认为，《信托法》无论从立法指导思想，还是法律适用性方面看，都是比较好的，相对于中国起步较晚的公益事业，公益信托的法律规范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信托法》规定“公益信托的设立和确定其受托人，应当经有关公益事业的管理机构批准”。公益信托法律出台至今，因为没有细则，也没有哪个政府部门愿意担起“公益事业管理机构”的审批责任，导致至今没有落地。
　　公益信托的最大优点是公益财产的捐赠人不须马上将资产转移给基金会或受益人，只须把资产委托给受托人，包括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基金会甚至个人，明确设定信托资产的收益用于公益目的，这样，这笔公益信托资产无需实行财产权转移就锁定了公益目的，而且不涉及纳税。同时，该资产独立于委托人，也独立于受益人，还独立于受托人，不会因受托人自身的财产风险而承担连带损失责任，避免了慈善资产管理风险带来的道德压力。
　　在他看来，公益信托适用于所有愿意通过财产委托做公益的个人或机构，特别为富人的巨额财产捐赠开辟了通道。假如曹德旺选择公益信托模式，而不是立即把福耀玻璃的股权转移给河仁基金会，就不会发生捐了钱反欠国家税款数亿元的尴尬；陈发树也不必为承诺的股权捐赠难以实行财产转移而蒙受“诺而不捐”的冤名。
　　章高荣亦认为，相较于发展比较充分的基金会，公益信托在制度上有着自己明显的优势。
　　现行法律对基金会作出一系列规定，包括必须为特定的公益目的而设立；有规范的名称、章程、组织机构以及与其开展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有固定的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等。对于原始基金更有着严格的规定：全国性和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分别不得低于800万元和400万元，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
　　而公益信托并没有如此多的规矩，信托原始财产规模没有法律限制，信托也无需取得法人的资格。
　　此外，法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会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金额的8％。虽然立法初衷是为了保障基金会对慈善事业的投入，但也使其行为失去弹性。
　　公益信托则不同，其受托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使用资金，只要符合资金的使用方向。
　　另外，公益信托的资金管理者为受托者，一般为金融机构或者个人，而无需聘用大量专门人员，从而降低行政和人力成本，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且其增值保值的能力，远超过一般的基金会。
　　正因为公益信托的种种优势，公益信托尤其受到家族基金会青睐。马云和蔡崇信高调宣布将建立个人公益信托基金后，得到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和迈克尔·布隆伯格等世界慈善公益巨头的支持。
　　“新一代富豪做公益的方式已发生相当大变化，他们不再希望一次性捐出去，然后全权由基金会负责善款使用，而是希望增加慈善资产的延续性、慈善活动的延续性。”有专家如此评价道。
　　而公益界的专家和一些地方政府也希望通过公益信托，撬动更多社会资源，投入到公益慈善事业中去。
　　在2014年12月中旬举行的慈善法5个民间版本发布会上，北大清华版、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版、上海交通大学版都专门规定了公益信托或慈善信托这一章节，希望以此激活《信托法》里的相关规定。
　　公益信托为何发展缓慢
　　中国青年报记者查询公开资料后发现，自2001年《信托法》颁布至今，全国仅有7个公益信托获得公益事业管理机构的批准得以成立。
　　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经陕西省民政厅批准，由西安信托公司，目前更名为长安信托公司，设立了“5·12抗震救灾公益信托计划”，并于当年6月6日正式成立，这是国内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公益信托。
　　与此同时，银监部门发出通知，鼓励信托公司开展公益信托业务，以支持灾后重建要求。按照通知的要求，长安信托公司受托1000万元资金，3年内用于陕西地震灾区汉中县的5所中小学援建项目。2010年11月底，5所学校建设工程全部结束，并通过审计和验收。
　　另外几个被业内确认为公益信托的项目分别是：2008年10月，由百瑞信托承托的“郑州慈善公益信托计划”，信托期限10年，信托资金与收益将捐赠给汶川地震灾区及贫困地区的教育项目；2009年9月，由重庆信托承托的“金色盾牌·重庆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公益信托”，募得基金1亿余元，信托期限10年，其信托资金与收益捐赠给重庆特困、伤残、牺牲的公安干警及家属等。
　　在业内专家看来，《信托法》中第62条有关“公益信托的设立和确定其受托人，应当经有关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批准”的规定是公益信托实际操作中最大的难题。
　　比如，一个公益信托项目如果同时具有医疗和环保双重目的，那么相关的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将包括卫生和环保两部门，这就带来了审批难题。如果项目再跨区域运作时，情况就更为复杂。
　　“《信托法》规定可以开展公益信托的7个领域，可对应民政部、环保部、林业、教育部等诸多部门，究竟哪个部门来批准呢？”不少学者认为，这个模糊规定，至少让相关部门主动审批动机不强，“觉得无法可依”。
　　同样，《信托法》第61条虽然鼓励发展公益信托，但并无相关配套制度设计，尤其是税法配套。
　　目前同样是用于公益目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向基金会捐赠，捐赠人可以享受税前抵扣；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免交所得税，而投资收入须缴纳25％所得税。相比之下，公益信托在税收上，并没有获得与基金会同等待遇。
　　比如捐赠人向信托公司提出要捐赠房产来做公益。按目前相关税法规定，房产增值部分要收所得税，假若一套三居室、100平方米的房产，与10多年前相比，房产增值400多万元，那么捐赠人在向信托公司作公益捐赠时，按所得税法还得缴25％所得税，即要缴100万元的所得税。这样一来，房产拥有者的捐赠意愿肯定会受到遏制。
　　“没有税法优惠制度的改革创新，目前即使捐赠人有意愿对汽车、房屋、股权等财产权进行公益信托，也没有合适的通道。”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表示。正因此，目前国内已经开展的公益信托，基本都是货币信托。
　　此外，由于公益信托还涉及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等三方主体和两次财产转移，按照现有的流转税制，则会涉及两次财产转移而面临重复收税。
　　在公益信托发达的国家，税法均对公益信托中的财产及其收益的税收减免作了规定。以美国为例，公益信托财产所产生的利息收入、租金收入或投资所得，只要所得全部用于公益目的，则全额免税。另外，设立公益信托的委托人也可以享有一定的税收减免，其中一般公司法人每年最多可扣减应纳税额的10％，自然人每年最多可扣减应纳税额的50％。
　　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马蔚华在2014年全国两会时提出，《基金会管理条例》为我国公益慈善基金发展构建了基本法律框架，促进了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但因缺乏独立的第三方托管和专业管理等信托机制，我国公益慈善基金管理仍呈现体制不透明、程序不清晰、管理不规范、社会公信力不高等滞后特征。因此，我国在制定公益慈善法律法规时，有必要引入信托机制，从公益慈善基金管理制度的层面，充分发挥托管人和管理人的角色和作用，以促使公益慈善基金透明、高效、持续发展。
　　章高荣认为，百杰榜披露的这一事实表明，中国应给予大额捐赠行为更多的政策鼓励和支持。与捐赠纳税政策的相关议题，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定中都有提及讨论，但具体落实的效果和速度很成问题。
（原标题：八成大额个人捐赠为何流向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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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支招章子怡：捐款应低调 少说多做做了再说
章子怡(资料图片)2008年戛纳募捐现场，章子怡此刻不像是在演戏
　　昨日，本报《“诈捐”事件再起风波 网友发动万人签名追善款(上)》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网友读者纷纷发来评论，而某论坛上的帖子“发动万人签名追善款”至昨日下午6时，已有逾3.3万次点击，回帖数也有3千多。为此，本报继续追踪采访了专业人士，客观分析名人捐款的是非曲直。
　　名人明星踊跃投身公益慈善事业的确造福了弱势人群和受灾民众，对章子怡“诈捐”事件，一方面要舆论监督，满足人们的知情权，同时警醒其他名人明星不要只想着赚吆喝、树形象；另一方面也应该肯定名人明星的确做了善事，不要一棒子打跑了他们投身公益的积极性――如果个个捐款的人都要受到无休止的盘查，那岂不是一分钱都不捐更轻松？此时此刻，公众的宽容或许才更能让章子怡拿出勇气承认：做善事不是一种比拼，“慈善一姐”并不是国际影后必争的名头，而及早站出来说清事实才能让风波早日过去。
　　专家支招
　　不重蹈章子怡覆辙 低调谦逊至重要
　　名人参与慈善是做好事、做表率，但如何避免像小章同学这样陷入舆论泥潭而难以自拔，出了问题应如何避免事件升级，本报请来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公共关系学专家董天策，为大家支三招。
　　少说多做，做了再说
　　在“诈捐”事件曝光后，章子怡曾公开亮相央视电影频道一年一度的新春音乐会，但是事前保密工作很到位，当天也没有像其他明星那样公开亮相，只是从“秘道”直接走上舞台。在现场，小章没有公开做任何回应，事隔几天，才通过经纪人纪灵灵接受了《广州日报》等三家媒体的采访。采访中，纪灵灵曾表示：“子怡当时在纽约，同时通知了我和助手还有一个北京的会计去做这件事情，当时讲的100万元没错，现在有疑问子怡也很不愉快，我们正在调查此事。一定是哪个环节出错了。子怡要给100万元，能就差那么一点钱不给足吗？”而章子怡“不差钱”却一直缺了16万没给足，在之后几天成为网友和媒体揪住不放的“把柄”。
　　专家意见：在“不差钱”到补足钱的过程中，章子怡和其经纪人都没有面对现实，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在过了一年多以后才被曝光，本身就已涉及了道德诚信问题。
　　其实，公众应该肯定章子怡对公益事业和灾区人民的善心，100万元对章子怡也应该不是个大数字，但在操作过程中，章子怡的善意和行动之间存在距离，因此引起了网友质疑，让大家认为她是在博宣传，尤其她2009年还曾当选过慈善明星，应该是要做表率的。这一切让公众有了上当受骗的感觉，更加愤怒，于是开始不依不饶。
　　因此，明星做慈善不要仅仅是为了宣传，不要动不动就说我要捐多少多少，应该捐了以后再说；即便先说了也没关系，但要及时兑现承诺，毕竟，灾区捐款不是儿戏！
　　无知不是借口，做善事也要依据法律规范
　　章子怡最初曾在博客上写自己是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名义在戛纳进行募捐，但之后，这些钱却去到了“章子怡基金会”，而章子怡在汶川大地震后究竟进行了多少场国际募捐，具体募到了多少钱，这些钱去到哪里了，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一个清楚的说法。其间，章子怡只通过经纪人澄清，戛纳100万美元是自己的希望，但实际上口头承诺捐款和现场的现金一共是40万美元。
　　同时，“章子怡基金会”的存在与合法性，这两天成为网友关注的焦点，但迄今为止，章子怡依然没有公开回应她在美国的个人基金的有关情况，其经纪人也只是简单回应为交给了一个“专门办理非营利基金会的律师”，显然无法消除人们心中的多个疑问，以致有网友日前向她甩出了5个问题，引起更大的舆论波澜。
　　专家意见：章子怡基金会从成立到消失，有太多的不清楚，现在已经去到了另一个层面。从目前情况看，这个基金会显然缺乏规范管理和运作，而章子怡及其经纪人不恰当地拿捏和处理――找种种借口，而不是提供信息及时解释和去除公众心中的疑惑，只能激起网友的不满和进一步弄清真相的意愿。虽然章子怡的善心不能否定，但网友也是就事论事。毕竟，除了好奇心，“诈捐”还是社会诚信度缺失在明星身上的体现，网友从心理上会有道义上的正义感，而媒体也一定会不断挖掘真相，尽可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谦受益，满招损，学会危机公关
　　章子怡作为“谋女郎”从》一演成名至今十多年，一直走国际化路线，对国内媒体爱搭不理，给很多人留下“目中无人”的印象。这次几大负面事件逐一曝光，被网友、媒体揪住不放，其身边人又认为是有人要“整”子怡。或许事情真是如此，但为何事情越演越烈，舆论极少有偏向章子怡的呢，恐怕和她及团队的危机公关能力还是有点关系。
　　专家意见：危机公关应该拿出实际行动，只有低姿态才能更多地取得谅解。
　　首先，事件爆发、补够100万元捐款的过程中，其经纪人对媒体的傲慢态度可以说是完全不懂公关，而此时的章子怡即便自己不出来回应，也应该立即通过经纪人承认错误、表示歉意，并及时过问善款情况，保证不足的款项会很快到账。如果她当时的态度不是让人觉得耍大牌、缺乏诚意，那么在补足16万元后，网友也不会那么不依不饶。
　　其次，从章子怡经纪人的回应看，有过多的推托之辞。在已经说了大话，却没有及时兑现的情况下，是应该第一时间充满诚意、实事求是地给公众一个交代、一个说法的，而不是辩解、推托，那样对于个人形象和声誉没有一点好处。而在补足善款后，更应该在自责的同时对公众的监督和关心表达谢意，这样才能尽快平息事件，而不是越闹越大。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文化和西方崇尚个人主义有所不同，讲求的是谦受益，满招损，成功之后应该更虚怀若谷，而不是在公众舆论面前趾高气扬。
　　模拟回答
　　网友“5问” 答案不难找，难找的是章子怡本人
　　对于网友提出的5大疑问，截至记者昨日发稿时章子怡并未站出来回应。事实上，网友们看似咄咄逼人的5大疑问中多数问题，章子怡及相关的搜狐方面在之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已经回答过了。不妨让我们先来玩个答题游戏，看看这些问题章子怡究竟会怎么回答。
　　1 究竟做过多少场海外募捐？募捐总和究竟是多少？
　　广州日报猜想答案：我们不是专业的慈善机构。如果是专业的慈善机构在做这件事情，可能你们就会看到很清楚的账目。捐款总额是40万美元，到账45471美元。
　　猜想理由：章子怡究竟做了多少次募捐？本报记者曾就此询问过当时在戛纳跟拍她的搜狐记者。答案是：“除了专场募捐外，在邮轮上做过一次，有些小额捐款。其他的很多都只是章子怡到场呼吁大家关注汶川灾情。所有活动得到的款项包括捐款意向等没有到账的钱加起来大约100万人民币。”而纪灵灵2月6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实际只有40万美元。到账45471美元。”
　　2 为什么不以公开财务等方式来做透明慈善？
　　广州日报猜想答案：因为到账的钱是非常小额的，大额捐款并没有实际到账所以没有办法公开。
　　猜想理由：根据纪灵灵2月6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回答整理。
　　3 为什么不把海外募捐的钱给红十字会和民政部？
　　广州日报猜想答案：曾经跟一些部门和机构接触过但没有找到满意的计划。
　　猜想理由：纪灵灵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被问到为何迟迟没有将款项捐出时，她表示她们曾经跟一些部门和机构接触过但没有找到满意的计划。
　　章子怡当时是以“章子怡基金会”的名义进行募捐的，如果她只是简单地把钱交给红十字会和民政部而不能够向捐款人明确回答善款最终具体用到了哪里，那么章子怡就是对捐款者不负责任，是可以被捐款人追究责任的。此外，如果对章子怡表示过捐款意向的大额捐款人不同意将钱转交给红十字会等机构，那么章子怡也没有办法这么做。
　　4 ZIYI ZHANG FOUNDATION究竟怎么回事？
　　广州日报猜想答案：因为当时情况紧急，所以在加州的纪灵灵临时注册了一个账户，后来在纽约找了专业的律师来办这件事情，所以出现了两个同名账户。至于注销的原因，是因为这次的事件让我们觉得没有精力再顾及基金会。
　　猜想理由：纪灵灵在2月6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曾表示章子怡是临时想在戛纳用自己的号召力来为灾区人民做点事情。“但当时我们还没有成立基金会，在国外，做慈善有比较严格的程序，没有基金会是不会有人敢捐钱给你的。所以我们决定由我在美国紧急开一个募捐账户。”这应该就是显示成立时间是日的账户。但纪灵灵表示她们后来又“在洛杉矶找了一个专门办理非营利基金会的律师来帮我们办理”，所以司法管辖地属于纽约的基金会户头有可能是通过律师来运作的。
　　本报记者2月6日采访纪灵灵问及“这次事件是否让你们觉得没有精力再顾及基金会？会否考虑注销基金会？”时，她回答说：“你问对了。我们的确正有这个想法。”
　　5 你的海外募捐合法吗？
　　广州日报猜想答案：海外募捐是合法的。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并没有规定不可以用个人名义进行募捐。所以也不存在15日内上交的问题。现在才捐到CFC的计划里是因为之前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计划。
　　猜想理由：根据媒体报道，章子怡于2007年已成功获香港“优才计划”批准，成为继钢琴家和之后，又一位“落地”香港的内地名人。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并没有禁止市民以个人名义募捐的条例。此外，章子怡的基金会是在美国以纪灵灵的名字登记成立的，所以这个基金会募集到的资金按道理是不需要15日之内上交的。
　　对于章子怡基金会一分钱也没拿出的原因，纪灵灵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的解释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计划。”对此，本报记者的分析是：的确有可能，在地震之后，各级民政部门和专业慈善团体都投入到了灾区重建的项目当中，募集资金总数相对于这些政府部门和专业团体来说甚少的章子怡基金会，拿不到合适的能够说服大额捐款人的项目是很有可能的。
　　也许这次事件最好的结果是章子怡尽快召开记者会公开道歉，承认自己募捐后没有聘请足够的人手以及专业的团队来及时处理捐款造成不良影响，并呼吁明星朋友跟她一起吸取教训。毕竟这的确是章子怡一个不可辩解的错误。(文/本报记者 苏蕾、周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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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筹资资助型基金会是方向
日 10:10来源：
作者：杜志莹
中国红基会副秘书长刘选国(图片来源：公益时报)
近日，《公益时报》记者前往位于干面胡同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红基会&)采访。到了基金会大门口，看门的大叔以为记者是前去捐款的。据他介绍，最近前来捐款的人很多，每天大概有四五十人，络绎不绝。
中国红基会副秘书长刘选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中国红基会来看，参与捐赠的个人在不断增加，捐赠的群体在不断扩大，&中国红基会将自己定位为公益产品的提供商和服务商，现在已经拥有了大批的忠诚的客户。&
&未来，中国红基会要完成从项目实务操作型向筹资资助型的转变，作为&中国红十字事业的专业筹款机构&&，刘选国表示，中国红基会要围绕红十字会&人道、博爱、奉献&的宗旨做好筹款工作，而包括医疗救助在内的项目具体实施工作也将逐渐向地方红十字会下移。
小额捐赠人成募款重点
中国红基会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5A级基金会，同时又是中国红十字会的专业筹款机构，目前既做筹资又负责部分项目的实施工作。
&我们倡导实施的医疗救助性公益项目主要是通过自己实施。而在贫困地区援建博爱卫生院(站)或博爱小学等项目，则通过地方红十字组织实施。对于后者，当地红十字会是项目的执行方，而中国红基会则只承担了项目筹资、资助和监督管理的工作。&刘选国说，在5.12地震后，红基会通过项目招标的方式，尝试把项目执行方延展到草根NGO组织，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2009年，红基会召开了二届第七次理事会，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中国红基会要从项目实务操作型的基金会变成资助型的基金会，中国红基会主要做筹资，通过招投标资助基层红会实施具体的项目。
刘选国认为，目前，中国的公益事业已经进入快速发展期。随着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经济总量已经迈入了世界强国行列;再加上市场机制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很多地区和个人先富了起来，这些都成为孕育我国公益事业发展的肥沃土壤。
但是，向筹资型转变，刘选国表示，&这样做会面临一个很现实的制约，我们现在很多的筹款，资金捐赠的时候有很明确的使用意向，比如这个企业想捐建学校，那个企业想资助建医院，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进行购买公益服务的想法不太现实，所以一些大规模的项目还是需要中国红基会自己来实施。&
既然遇到了制约，红基会想到另外一个策略，就是发展大量的小额捐赠人，发展一批忠实的个人捐赠者。&逐渐将筹资的对象从企业发展到个人。&刘选国表示，国外的善款中其中有80%来自个人，中国的人口基数这么大，将来希望参与慈善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多，&利用数据库筹款，短信筹款，无指向的筹款，这些善款没有特别明确的目的，那么就可以通过招标，让基层的红会或其他NGO来实施项目。&
刘选国告诉记者，中国红基会现在正在探索数据库筹款模式，拟成立专门的部门发展小额定期捐赠客户。&中国的短信捐款、信用卡捐款等小额捐款很有发展潜力，这种筹款方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不像来自企业的捐款有很强的定向性。&
十八般武艺打造透明度
捐赠人是否愿意向基金会捐赠，最主要还是在于基金会是否公开透明。过去几年中，中国红基会实施了几大举措来增加透明度。
中国红基会一直坚持主动对外公布机构和重要公益项目的审计报告。&其次，我们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打造透明的基金会，中国红基会官网是最早把捐款信息、求助信息、资助项目信息全部上网的基金会网站，捐方可以在网上查询捐款是否到账，大额捐赠可以查询到资金资助的项目，查询到立项文件。目前中国红基会官网已经发展成为国内基金会中流量最大、透明度最高的网站之一。&刘选国说。
另外，中国红基会的大病救助项目设立了专家评审委员会，邀请专家、媒体、捐方代表参与评审，做到了评审过程的公开透明，并把评审结果在中国红基会官网上进行公示。刘选国说，&此外，我们还邀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重要项目进行效果评估，并将结果对外公布。&
有了公开透明才会有公信力，有了公信力才会有影响力。刘选国说，中国红基会的愿景就是&打造中国最具实力、最具公信力、最具影响力的基金会&，这是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
在刘选国看来，目前中国的公益事业的发展类似于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公益事业，中国的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期，一大批已经跨过原始积累阶段的企业家，在开始考虑自己的散财之道，亿元的基金会不断在增加，&在这种大的趋势下，谁透明，谁做的好，谁就发展快。&
中国红基会将自己定位为公益事业的服务商。&你是做服务的，你的服务要满足客户的需求，客户关注透明，他要看得到慈善的成果。&刘选国说。
在中国红基会，设有五十多个专项基金。&这些专项基金的特点是捐方通过基金管委会参与基金的管理，大的资助项目捐方都要参与审批，并向捐方提供财务报告，这是很透明的。&刘选国强调。在他看来，基金会追求透明，互联网是个很好的渠道，&通过网络公示，捐款是否到账，钱花到了哪里，都能查询到。&
现在，追求透明、追求公信力可能是所有慈善机构的共识，谁没有公信力谁就不会获得捐款。过去，一些官办背景的基金会可能通过一些官办渠道获得慈善资源，但这种资源会越来越少，&现在捐赠市场是竞争性的市场，你要做好可持续发展，透明是唯一的，也是必须的。&刘选国说。
做好&加减法&避免风险
目前，中国的公益事业处于快速发展期，公募基金会和私募基金会争相发展，中国红基会自身有什么独特的优势能在整体的发展态势中立于不败呢?
中国红基会的发展充分依靠&红十字&这个人道救助领域的国际知名品牌，&这是我们的品牌优势，我们还可依靠中国红十字会遍布全国的基层网络实施项目，其中包括2600万的红十字会会员、170多万的红十字志愿者和9万多个基层红十字组织，这些都是中国红基会的网络优势。&刘选国说。
此外，通过中国红基会二届理事会5年多来的快速发展，中国红基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和机构文化，勇于进取的创新精神、良好的职业团队、合理的治理结构和项目体系，&这些都是我们竞争力的核心元素。&刘选国表示。
刘选国告诉记者，在公益项目设计方面，中国红基会的公益项目设计主要遵循四大原则，即有社会需求、党和政府鼓励、符合机构宗旨、满足捐方要求。中国红基会的公益项目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医疗救助领域的&红十字天使计划&，二是助学领域的&博爱助学计划&。
&红十字天使计划&是中国红基会推动的重点公益项目，自2005年8月启动以来，项目内容不断完善和丰富，主要包括援建乡村博爱卫生院(站)、培训乡村医生、开展贫困农民和儿童大病救助三个方面内容，已经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公益品牌之一。
&博爱助学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帮助贫困地区农村改善教学条件，资助贫困家庭孩子上大学。
2008年国际红十字组织提出红十字要开始关注全球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中国红基会也希望能够把公益项目适当地拓展到环境保护领域。&刘选国说。
目前，中国红基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筹资额度及项目激增与管理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在机构跨越发展的过程中，管理大量公益项目的经验不足可能会造成管理隐患。&解决这一矛盾，我们要同时做好&加法&和&减法&。&刘选国说。
&加法&是指加强员工的能力建设，加强中国红基会制度建设，加强项目管理水平，加强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建设。&减法&是指坚决砍掉不符合机构宗旨、管理不规范的公益项目或专项基金，规避风险，减少差错率。
刘选国说，中国红基会近几年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充分认识到了&人是发展的第一要素&。有了优秀人才的引进，才有中国红基会的跨越式发展。
在人才引进方面，中国红基会一向勇于尝试和创新，&不拘一格降人才&，不但从其他公益组织引进人才，而且从媒体、外企、部队吸引了一批具有企业管理能力和营销能力的人才，从高校引进了一批社会学专业的博士和硕士。&2009年，我们还通过社会公开招聘的形式引进了一批中层干部。现在中国红基会拥有硕士以上学历的员工占34%。这些专业人才的汇聚成为中国红基会快速发展的重要资源。&刘选国自豪地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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