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钢铁、煤炭等行业产能过剩的前世今生
来源：澎湃
原标题：痛苦的轮回：回顾中国钢铁、煤炭等行业产能过剩的前世今生
　　【写在前面】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2016年的首次考察放在了山西，并将考察的主题定为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李克强表示，要“继续坚持以壮士断腕的精神化解过剩产能”，设定全国总量“天花板”，并加大财税支持，主要用于解决人员安置等问题。
　　在当今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李克强将山西作为2016年首个考察的省份，意义重大。山西作为煤炭第一大省，曾因煤而兴，又因煤而衰，转型发展，已迫在眉睫。山西省省委书记王儒林在此次的会上也表示，现在是山西“改革开放以来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
　　如何化解产能过剩，对山西而言一直是一个难题。此前，澎湃新闻（）就曾邀请家乡在山西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咨询研究部副主任高敏就此问题撰稿。在2015年国庆节返乡时，高敏对山西省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调研，并将其所见所闻以及个人看法整理成了一份调查报告，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评论。
　　其实，产能过剩的行业并不只是煤炭和钢铁，产能过剩的省份也并非只有山西，如今产能过剩几乎蔓延至全国的全部经济领域。中国的产能过剩是如何产生的？历史上，又是如何化解的？近日，高敏针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两次产能过剩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以下为梳理的文章正文。
　　1997年1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F基带着浙江、江苏、山东的省长在上海安达棉纺厂召开会议，提出要以“壮士断腕”的精神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将亏损严重的纺织行业压锭、减员、增效作为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突破口。
　　像是一个轮回，2016年1月第一个工作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带着山西、河北、内蒙、山东等省份主要领导在太原召开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座谈会，提出要以“壮士断腕”的精神来化解过剩产能。
　　19年过去了，产能过剩卷土重来，而且看起来更加严峻，产生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两次明显的“复苏-繁荣-衰退-萧条”经济周期，每个周期的末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见下图：
　　（备注：1989年的经济回落并非我国经济本身出了问题，而是政治风波、西方制裁等政治因素影响，在第二年又重回快速增长趋势，故仍算作第一次经济周期。）
　　直面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产能过剩并非凭空而来，其产生有其时代背景并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伴随着我国产业升级轮动的全过程，要破解当前我国产能过剩困境，必须从历史中去寻找其发生的原因。
　　第一次经济周期：从生产短缺到生产过剩
　　第一次经济周期始于1978年，终止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持续了20年。
　　1978年后，人们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各行业的发展都趋于活跃，经济进入了一个粗放式发展的时期，但受限于当时我国的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素质，最主要的工业部门仍然是纺织业和小商品制造业，特别是纺织业，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我国成为日本、韩国、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纺织业和小商品制造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日，香港企业家曹光彪在珠海建立了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纺织企业，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于是，从此，伴随着乡镇企业发展热潮，全国雨后春笋般成立了大量的纺织企业，从年，纺织业对GDP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超过20%。
　　于是，第一次产能过剩很快就产生了。
　　1990年，纺织业总产值达到3411亿元，较1978年增长3倍多，纺织企业达到5万家以上，出现了大量的外资和民营企业，体制内企业仅占24%，由于生产产品相对低端，已经超过国内外市场需求，庞大的产能无法消化，从1991年开始，纺织业开始进入全行业亏损，出口创汇增速持续减弱，出现了较大问题。
　　1993年，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中国纺织总会联合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解决棉纺织行业存在问题的意见》，文中提到：“我国50年代初和建国前生产的棉纺锭现还有1100万锭，约占棉纺总能力的1/4；棉纺生产能力过大，目前全国棉纺生产能力比社会需求多1000万锭，致使许多企业开工不足，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同时市场供过于求，出口和内销价格难以到位；企业负担沉重，纺织行业离退休人员多、富余人员多，而且纺织系统工业企业潜亏和积压产品削价损失相当严重，仅这项每年需支付银行贷款利息10亿元。”
　　文中提出五条建议，分别是：
　　一是加快调整地区和产业结构，压缩棉纺生产能力1000万锭，实现产需基本平衡。
　　二是进一步改革纺织品出口管理体制，赋予有条件的纺织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
　　三是切实减轻国有大中型棉纺织生产企业的负担。
　　四是增加技术改造投入，提高纺织品竞争能力。
　　五是加强宏观管理，完善企业内部机制，调整企业组织结构。
　　从1994年开始，在政府的调节下，纺织业发展增速开始逐步放缓，但由于纺织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从业人员多，工作推进难度极大，地方政府在推动降产能的时候并不坚决，过剩产能消化速度低于预期，纺织业全行业极度艰难。
　　纺织业等消费品行业生产过剩很快蔓延到了原材料，为满足8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大量煤炭需求，国家开始推行"大中小煤矿并举"的政策，使我国煤矿数量迅速增加，到1996年底，大小矿井达到6万家以上，其中近90%以上小矿井，于是，在纺织业出现全行业亏损后5年后，煤炭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全行业陷入不景气。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国内生产过剩雪上加霜，国际需求迅速降低，各行业真正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政府不得不实行更坚决的手段，这就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于是从1998年开始，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去产能”行动，实施纺织砸锭，共压约一千万锭，同时，撤销了煤炭工业部，将其直接管理的重点煤矿下放给各地方政府，并针对煤炭行业的问题相继颁布了若干政策，关闭了半数以上的煤矿，大量的工人下岗，多个行业几年内持续负增长。
　　但实际上，当时的“压产能”只是基于当时经济条件下，政府人为推动形成的低水平的供需平衡，1998年-2000年开始的去产能，导致了2137万人下岗，对政府财力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压力。
　　化解本次产能过剩危机的是1998年开始的房改，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从同年下半年开始全面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首次提出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于是，长期压抑的居民住房改善需求迅速爆发，拉动了水泥、钢铁、家电等全社会行业的发展，破解了过剩的产能，并带动国民经济重新进入新的增长趋势。
　　总体来看，第一次经济周期是我国经济轻工业化推动的，解决了我国长期以来的商品短缺问题，居民需求得到极大释放，其产能过剩也以消费品为主，但笔者认为，压产并未解决“产能过剩”，反而带来了千万人员下岗等一系列问题，最终解决生产过剩的还是依赖于房改带来的新需求，这种去产能的方式在当时是否合理仍然值得商榷。
　　第二次经济周期：从经济工业化到服务业化
　　第二次经济周期从1998年开始，其中，复苏和繁荣持续了近10年时间，从2009年开始经济才开始下行，一直持续到现在。
　　1998年开始的房改开启了我国新的增长阶段，而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又使全国进入新的投资热潮，纺织、小商品、家电、机械、电子等出口导向性工业迅速发展，人们收入快速提升，对改善住房等生活条件需求愈来愈强烈，消费品和房地产均出现了高度繁荣，不少产品出现了过剩，国内市场无法消耗大量的商品，于是企业纷纷推动商品出口，于是，这一时期，国外对我国的反倾销逐步增多，光伏、钢材等不少商品都经历了这一历程，我国为全世界生产几乎所有中低端商品，成为公认的“世界工厂”。
　　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缺乏投资渠道的国人将资金大量投入到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从2005年底开始，股市开始了建市以来最波澜壮阔的一次牛市，大盘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从998点涨到6124点，房地产价格也迅速升温，造就了一批百万、千万富翁。
　　最繁荣的时候，往往也是危险即将到来的时候，为了促进国内消费来缓解生产过剩，以及土地造富效应的作用，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房地产）很快成为吸引资本最多的领域，政府不断圈地、卖地、建园区、修路，而民间资本不断投入房地产，对于电力、水泥、钢铁等需求不断增长，于是，作为最基础的原材料，煤炭的过剩从此开始。
　　2001年开始，煤炭需求明显快速增加，2002年取消电煤指导价后，煤炭价格更是报复性上涨，动力煤价格最高涨到1000元以上，价格的上涨进一步带来企业扩大生产，但依然难以满足国内需求，于是进口煤炭开始逐步填充国内市场，飞速发展的中国带来的需求，使世界石油、大宗货物价格飞速上涨，澳大利亚、蒙古等地也开始扩大产能，以满足中国的需求，于是，产能过剩从国内性变成全球性。
　　2008年，源自美国次贷危机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开始，国外需求迅速下降，经济下行趋势明显，由于我国已经出现全行业的过剩，几乎所有行业都受到一定影响，出口加工行业全线萎靡。为了逆转经济下行趋势，政府继续采取扩大需求的手段缓解产能，实施了4万亿的投资推动型政策，并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遗憾的是，这些资金很大比例被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并未解决消费品的过剩需求，却导致钢铁、水泥等基础材料和煤炭等原材料进一步过剩，产能被再一次放大。
　　可想而知，这种刺激方式并未起到明显效果，2011年煤炭达到历史最高点后价格开始回落，同时，钢铁、水泥等大宗货物全线大幅度回落，经济进入下行趋势。
　　刺激为什么会失效？
　　笔者认为：一方面，到2008年时，我国基础设施处于超前建设，已经基本满足当前需求，也不需要再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建设。一方面，这种依靠粗放式、依靠投资的工业增长模式带来的社会、生态、经济代价太大，难以持续。另一方，我国当时正处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的转换期（见下图），2001年，我国服务业对GDP的贡献了首次超过工业，这说明社会的总需求正从消费品转向服务业，而大规模的经济刺激选错了方向，失效可以说是必然的。
　　当然，消费品转向服务业并非是国民不需要消费品，而是由于供给水平较低，商品难以满足收入不断提高的国民需求，即我国消费品和服务业却出现了错配，这也是为什么后期会出现大规模“海淘”热的主要原因。同样在日本，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也面临了我国同样的问题，政府出台了《振兴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促进企业更新设备，提高生产标准，推动供给端改革，为后期日本制造走出亚洲提供助力，形成了良性效应。
　　如果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们可以通过促进供给端改革，在国际上形成高质量、高声誉的“中国制造”，也许现在不会到这一步。
　　可惜，世上没有如果。
　　回顾过去近40年我国两次产能过剩的历程，笔者深感治国不易，也深感中央提出的供给端改革有多么及时。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我国发展实际和外围形势已经发生极大变化，本次的产能过剩与第一次产能过剩相比出现了很多新的特点，不应再以传统思维去考虑。
　　一是产能过剩从消费品领域扩展到几乎全部经济领域。与第一次经济周期出现的生产过剩相比，本次生产过剩覆盖了几乎所有的行业，包括手机、电子设备、小商品、纺织品等消费品，也包括水泥、钢铁、煤炭等基础领域产业，特别是基础领域的过剩与九十年代以消费品为主的产能过剩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其重型特征导致的难度和影响可能将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特别要提到的是下岗员工的问题，由于其他行业也过剩，这些职工可能难以安置，将对社会稳定和地方政府财力造成极大影响。
　　二是产能过剩从国内扩展到国际。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资源、商品需求也带动了全世界的产能过剩，澳大利亚、蒙古等地都新投入了大量的产能来满足我国发展需求，破解产能过剩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不能再用传统的国内市场思维去考虑,而应该在全球化市场的背景下进行国际协作。
　　三是消费品产能过剩出现严重错配。与第一次生产过剩相比，本次消费品的生产过剩主要是因为供给商品难以满足人民大众日益提高的需求，如李总理最近提到的：“钢铁产能过剩，却生产不了圆珠笔的圆珠”，迫切需要提升供给质量。
　　笔者认为：本次破解产能过剩面临的也许不仅仅是“壮士断腕”而是“壮士断臂”，甚至是“开颅刨胸”，影响巨大，政府决策更要慎重。特别是在庞大的社会稳定压力下，我们决不能再重蹈覆辙，而更应该借助市场力量，先行推动一部分僵尸企业破产退出市场，在此基础上，加强重组和兼并，尽量避免形成大规模的下岗潮。同时，国家应该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发展和国际产能合作，加强海外并购，在海外中标工程中由国内厂商提供相关原材料，向外释放过剩的产能，或与国外厂商协商共同减产以应对全球需求放缓。此外，在目前我国经济短期尚未产生新的增长动能条件下，政府应加强制度供给，探索放松一些管制性较强的领域和政策，也许可以释放类似“房改”的新需求，如土地私有化、能源市场化等，来寻找产能过剩，重回健康增长的措施。
　　当然，产能过剩带来的产业重组也是也是国内经济转型调整的契机，1954年，在经济持续萧条下，日本政府经济企划厅提出：要加强经济的整顿，后退一步，打好基础。于是，政府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设备和劳动力效率、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政府服务效率和能力为重点，促进企业从“量的扩大”到“质的提高”，推动企业技术合理化和产业组织合理化，最终为日本60年代的黄金10年奠定了良好基础。
(责任编辑：潘奕燃 UN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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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哪来这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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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邮箱：煤炭大省山西大量进口煤炭尴尬：进口量是出口4倍
来源：中国经济网
作者：杨仕省 北京
　　煤炭大省山西，也会大量进口煤炭，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
　　记者调查发现，今年山西进口煤犹如潮水般攻城略地，抢占了山西省自产煤炭传统畅销的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大小发电厂。与之相对应的是，自产煤却在卖不出去的背景下价格一降再降，即便是地方官员亲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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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卖煤，山西至今仍在煤炭经济的萧条中挣扎。
　　近两年，国内外煤价受经济不景气影响出现下滑，但相比之下，进口煤炭的价格更具诱惑力。著名煤炭市场营销专家李朝林对《华夏时报》记者分析称，近两年国内煤价下滑的惊人程度是少有的，国内煤炭产能过剩的形势一直比较严峻，但进口煤物美价廉性价比高，促成山西名下的进口煤数量激增。在他看来，国内煤价优势已被进口煤牢牢掌控，山西经济增长也为此深受拖累。
　　10月24日，山西省经济转型与企业发展研究会书记朱启远则对本报记者表示，煤炭进出口量的多少，还与煤炭产业政策的变化息息相关。据了解，近10年来，中国多次降低煤炭进口关税等门槛后，煤炭促“进”抑“出”的大门洞开。
　　进口煤攻城略地
　　2013年以来，以山西省名义进口的煤炭迅猛增加。公开数据显示，1月至8月山西出口煤炭74.5万吨，进口煤炭308.9万吨，进口量是出口量的4倍之多。
　　记者从相关渠道采访得知，尽管眼下国内煤价触底反弹但涨幅不高，进口煤的优势依然明显。山西一家专业咨询机构提供的报告显示，5500大卡进口煤相对于内贸煤的价差从5元/吨扩大到15元/吨，而印尼更是将10月基于热值为6322大卡动力煤FOB的参考价定为76.61美元/吨，这是自.44美元/吨以来的最低价。
　　相比之下，澳洲、印尼煤更有价差优势。李朝林掌握的情况是，沿海地区多家电厂，最近仍然看好进口煤。据他分析，9月中国煤炭进口量仍然居高不下，高达2573万吨，这其中和山西省名义下的煤炭贸易商进口煤有着直接关系。
　　自2012年10月底中国的煤价开始显示疲态。李朝林分析认为：“最近煤价上扬的主要原因，包括季节性煤炭需求增加、冬季储煤增加以及上游煤炭生产经营企业涨价，但煤炭市场竞争一直比较激烈，相比之下沿海进口煤更划算。”
　　据记者了解，这些年，山西煤炭的内销、外销均不理想，运价更是居高不下。李朝林测算的结果是，美国到中国沿海运价估计相当于包头到秦皇岛运价的50%，而印尼、澳洲的运价更低，比把煤炭从山西运到沿海还便宜。
　　另一方面，近期国内海运费猛涨，国内煤炭成本上升，与进口煤的性价比尽失。山西金石达贸易广东配煤中心负责人接受记者咨询时承认，公司进口的印尼煤炭价格低于山西产的煤炭。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煤炭累计进口2.4亿吨，同比增长17.6%。“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被山西的贸易商揽入囊中。”金石达广东配煤中心负责人坦言。
　　“山西名下进口的煤炭，就近销售到急需煤炭的沿海。”朱启远说，只要是在山西注册的公司进口的煤炭，都算是山西进口的。
　　山西煤改反思
　　“山西一刀切的煤改，导致数以千计小煤矿一批批被兼并重组，对山西煤炭的影响无疑是刮骨疗伤，打击不小。”5年前在山西临汾有10个小煤矿的煤老板赵文平抱怨称，山西煤改让他不得不改做房地产中介业务。
　　10月24日，山西省太原市国资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处长向本报记者坦言：“这几年山西煤改导致大批民营老板撤离山西，而新建的煤炭企业投入不足，负担沉重，产煤量锐减。”
　　据他介绍，小煤炭老板转到煤改相对弱的陕西、内蒙古继续发展，近些年转出的资金量至少有4500亿元，“山西过去长期为沿海提供煤炭，眼下借助进口煤来弥补，加之今年国家继续整治煤炭过剩产能，高质量的进口煤趁势而入。”
　　事实上，华南地区的电厂与印尼、澳洲等出口煤炭国家签订了长期协议价煤炭，而签订者恰好多数是山西的。山西大华期货有限公司研究员李伟指出，这些企业此前在华南地区建立了配煤中心，负责山西自产煤炭的分销，而今专做进口煤炭业务。
　　除此之外，煤炭进出口量的多少，还与煤炭产业政策息息相关。
　　从2003年开始，中国对煤炭出口实行严格的配额限制，当时拥有进口资质的只有中煤、神华、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和4家。之后，中国开始对煤炭进出口采取促“进”抑“出”政策，降低出口退税，出口煤炭变得无利可图。
　　不过，进口煤炭的门槛却一降再降。2006年中国两次降低煤炭进口关税，先从6%降到3%，随后从3%降到1%；到日将所有除褐煤以外的进口税率下调为零；2012年干脆把褐煤的进口关税也取消了。
　　进口关税政策的变化，打开了煤炭促“进”抑“出”的大门，为中国2009年成为了煤炭净进口国埋下了伏笔。李朝林认为，对煤炭进口实行的是自动进口许可，也让山西拥有资质的煤炭商尝到了进口煤的甜头。
　　据朱启远介绍，自2008年开始，山西的进口煤开始递增，2013年进口的数量最多，但山西出口的自产煤炭却一降再降。
　　煤炭经济之伤
　　国内煤炭业持续低迷，已拖累“煤炭大省”山西的经济增长。今年上半年，山西煤炭出省销量仅增长0.1%，全行业利润同比降幅高达53%，这在此前是罕见的。
　　据记者调查，山西经济低迷，与山西煤企因产能过剩、税费过重以及企业本身债务太高密切相关。
　　李朝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政府需要遏制新增产能，否则后患无穷。有关机构预测，2013年全国煤炭产能可能高达46.3亿吨。
　　“让山西煤炭企业不堪重负的，还有企业本身的负债问题。”朱启远则表示，煤价下跌、费用过高均会直接挫伤山西经济，上半年山西五大煤炭集团负债率均在73%以上，负债总额6800亿元。
　　企业不堪重负还表现在，山西煤矿改扩建、新建逐渐推进到120万吨门槛，需要更长的时间。据赵文平估算，新建、改扩建一个120万吨的煤矿需要的资金在5亿元，真正运作起来需要40亿元，可以说是海量资金。“谁有那么多钱，小煤老板只好全身而退。”赵文平说。
　　山西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一位专家表示，为缓解山西煤炭经济下滑的压力，山西在稳增长的计划中不得不提出全力增加投资。
　　“十二五”期间，山西省将投资8000亿元发展煤化工，重点打造100万吨级的现代煤化工项目，使之成为新的支柱产业。过去多年，山西的四大传统支柱产业(煤炭、电力、钢铁、焦炭)占整个工业增加值的70%以上，仅煤炭就超过50%。
　　山西的这轮经济下滑与煤炭不无关系。朱启远认为，在山西煤改中，从15万吨、25万吨到现在的300多万吨，小煤矿被洗劫一空。山西省煤矿数量最多时超过1万座，山西省提出的目标是，到2010年底数量控制在1000座，力度之大令人咋舌。
　　这场政府主导的煤炭整合风暴，几年过去了，至今还有不少“另类”的声音。
　　“煤炭资源大省的转型，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一位不愿具名的能源专家表示，无论“国进”还是“民进”，关键是各种所有制主体都能够平等参与竞争，但事实证明这并不容易做到，“许多煤矿投资者之所以兵败山西，不单是官方宣传的投资者目光短浅。”（来源：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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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普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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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着60多年历史的“计划煤”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价格全面走向市场。　　　　过去是电厂求着煤矿买煤，现在是煤矿央着电厂卖煤，“煤荒”一词渐行渐远，“黄金十年”正式终结。　　　　上半年煤炭价格跳水般下坠，从9月份开始，煤炭价格突然连续拉涨10周，可电厂存煤可用天数依然处于20天左右的高位。　　　　煤炭企业普遍经营困难，曾经以“7000万嫁女”名噪一时的煤老板，因资金困难向法院申请重整，引发山西煤炭业、金融界巨震。　　　　雾霾来袭，这个中国的顶梁柱“英雄气短”，许多人开始“谈煤色变”，“煤改气”、“削煤”、“控煤”成了新的流行词汇。　　　　一切都显示，2013年是煤炭行业的大变局之年。这些风云激变背后，是产能过剩已成定局、买方卖方反复角力、进口煤潮水般涌入行业大背景。据有关方面数据，前11个月全国累计产量34.2亿吨，同比增长0.35%，增幅今年以来首次转正。煤炭进口2.92亿吨，增长15.1%，净进口2.85亿吨，增长16.2%。11月末，煤炭企业库存8500万吨，同比减少633万吨，下降6.9%，但比2011年同期仍高出3000万吨。几经涨跌，国内煤炭标杆性价格——秦皇岛港5500大卡市场动力煤价格位于550—570元/吨，比年初下降65元/吨左右。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分析，受市场需求下降、产能建设超前、进口煤大量增长和行业转型升级滞后以及税费负担与历史包袱较重等因素叠加的影响，2012年5月份开始，煤炭行业出现了结构性产能过剩、价格下跌、企业亏损面扩大等问题，运行困难加大。今年前10个月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8.8%，亏损企业亏损额405.54亿元，同比增长了80.70%，占全国亏损企业亏损额的7.8%。10月末规模以上煤炭企业资产负债率63.05%，同比上升2.9%；大型企业资产负债率66.59%，同比上升1.92%，有的企业超过77%，企业偿债能力下降，经营风险增大。　　　　国内煤炭消费节奏已经明显放缓，可煤炭又被扣上了“污染”的黑帽子，放缓恐将扩大。9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到2017年，我国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降到65%以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要力争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预测，2014年上半年，煤炭市场供需总量宽松、结构性过剩的态势还难以改变，全社会库存将继续维持高位，企业经营仍将面临较大的困难和风险。　　　　但大变局中也蕴藏“新机”。　　　　行业低潮中，困扰中国煤矿多年的“小、散、乱”现象得到遏制，集约化生产优势凸显。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姜智敏介绍，今年煤炭行业的产量和利润都在向大型企业集中。前11个月全国煤炭产量累计34.16亿吨，同比增幅仅为0.35%，而其中90家大型煤企产量为22.6亿吨，同比增长6.3%，小煤企出现了明显的减产、停产。前10个月规模以上煤炭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为2.65万亿元，同比下降1.6%，其中90家大型煤企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6.1%。　　　　制约煤炭行业长远发展的政策得到系统梳理。1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煤炭行业平稳运行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从坚决遏制煤炭产量无序增长、切实减轻煤炭企业税费负担、加强煤炭进出口环节、提高煤炭企业生产经营水平、营造煤炭企业良好发展环境等五方面提出意见。根据部署，2013年年底前，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要对重点产煤省份煤炭行业收费情况进行集中清理整顿，加快推进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预测，2014年下半年，煤炭供给或将趋于总体平衡，运行或将有小幅回升，但仍面临着很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经济运行的压力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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