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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材料一：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积极同邻近国家和新兴独立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参加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国际政治舞台开始有了“中国声音”，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材料二：20世纪70年代，我国外交取得了显著成就，其中之一就是西方世界许多国家与中国建交。如：日本、美国、意大利、加拿大、联邦德国、澳大利亚、英国等。材料三：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开展了务实的、全方位外交活动，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积极参加国际及区域性组织，在双边与多边外交领域内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1）20世纪50年代，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中国声音”主要指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20世纪70年代，为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出现创造了良好国际环境的事件是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分别列举一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参加的国际及区域性组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根据上述材料，说明一个国家调整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题型：材料题难度：中档来源：河南省中考真题
（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方针。（2）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中美关系开始走上正常化道路。（3）国际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区域性组织：亚太经合组织。（4）维护国家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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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魔方格专家权威分析，试题“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材料一：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积极同邻近..”主要考查你对&&中国加入WTO，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会议，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承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等考点的理解。关于这些考点的“档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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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WTO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会议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承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贸易组织（简称世贸组织或世贸；英语：WorldTradeOrganization，简写为WTO）是负责监督成员经济体之间各种贸易协议得到执行的一个国际组织，前身是1948年开始实施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秘书处。世贸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现任总干事是帕斯卡尔·拉米。截至世界贸易组织共有159个成员。世界贸易组织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法律基础和组织基础，是众多贸易协定的管理者，是各成员贸易立法的监督者，是就贸易进行谈判和解决争端的场所。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其成员间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绝大多数，被称为“经济联合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原因：（1）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大国，综合国力逐渐增强，从自身发展需要来看，加入WTO，融入世界，发展本国优势，对外开放，可促进祖国的发展；（2）从全球化的发展来看，加入WTO，加强与世界其它区域的合作，是发展的途径；（3）加入ＷＴＯ，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促进世界的和平、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2、时间：日，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在多哈作出决定，接纳中国加入WTO，中国并于日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3、意义：（1）加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利于中国更快、更好地融入国际经济社会，同时也能更好的维护了我国经济利益。（2）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促进扩大出口贸易和引进外资，同时也有利于激发我国企业的竞争意识。（3）有利于国民总值的增长和扩大就业门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由中国政府提出，并与印度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的在建立各国间正常关系及进行交流合作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半个世纪以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背景：（1）新中国建国的第一年我国同苏联等1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2）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孤立封锁的外交政策。 2、提出：（1）1953年底周恩来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1954年，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印度、缅甸时与两国总理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3、内容：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4、意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万隆会议：1954年12月底，印度尼西亚政府首先提议，并获得缅甸、锡兰、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大力支持，决定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一次亚非国家的国际会议（万隆会议）来讨论世界局势，并就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协调立场，以制订一个团结反帝反殖的共同纲领。亚非会议也是亚非两大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万隆会议的性质：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主义者参加的亚非国际会议。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1、时间：1955年&2、地点：印度尼西亚的万隆&& 3、内容：讨论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亚非国家发问题。& 4、“求同存异”方针的提出：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会议的圆满成功，也促进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周恩来的外交贡献：&1、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强同周边国家的联系；2、提出“求同存异”方针，促进万隆会议的圆满成功；促进了中国同亚洲各国的团结与合作，使中国赢得与会国的理解和尊重。&&3、出席日内瓦会议，促成越南问题的和平解决。万隆会议：尼克松访华：文革后期，中共开始考虑缓和与西方的关系，中美之间展开秘密谈判。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的欢迎。2月28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宣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美上海联合公报：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来中国访问于2月28日中美双方签订的友好声明，内容是：1.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2.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3.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4.任何一方不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和谅解。台湾问题：中国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美国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为以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打下了基础。中美关系：1、建国后----60年代：敌对。原因：（1）企图变中国为自己的殖民地野心不死，在中国扶植的代理人蒋介石被打倒，亲自干涉中国内政。（2）杜鲁门主义和冷战的影响，敌视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企图将社会主义政权扼杀在摇篮内。表现：（1）1950年发动朝鲜战争，意图与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并且派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公然干涉我国内政。（2）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地位，并且实施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利用台湾问题搞两个中国的阴谋。（3）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从南面威胁中国。2、70年代：逐步缓和原因：（1）美国方面：美国孤立中国的计划失败，美苏争霸在70年代美国处于守势，并且中苏关系破裂，美国开始考虑改善通中国的关系。（2）中国方面：苏联陈兵北方边境，构成对中国安全的威胁，美国在亚洲地区属于战略收缩和保守的倾向，改善中美关系，对改善中国国际地位，对付苏联的威胁，对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有重用作用。过程：（1）1971年，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2）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双方在上海签订了《中美联合公报》。结束了20多年代的对抗，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3）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的一部分。尼克松访华：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恢复 ：中国是联合国创始国和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由于美国的蓄意阻挠，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被国民党集团长期非法窃据。中国政府始终不渝地争取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直到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终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中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1、时间：日2、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这是中国、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在这个问题上主持正义的其它国家经过长期斗争而取得的巨大胜利，是中国外交工作一次重大突破，是国际反华势力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图谋的彻底破产，而且说明二战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改变世界旧的政治经济秩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超级大国在联合国以及世界各种事务上为所欲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3、另外，中国在一些大的问题上，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积极为他们伸张正义，坚定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他们争取应有的权利。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惟一的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方面，中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有共同的遭遇，能深刻理解他们的需求。中国为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斗争&：&&&&&&&&&&&&&&&&&&&&&&&&&&&&& 1945年6月，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执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却仍被中国人民推翻了的蒋介石集团所窃踞。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1950年9月，在美国操纵下，第五届联大否决了苏联和印度分别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1951年，美国操纵第六届联大否决了苏联等国代表提出的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问题列入联大议程的提案，并通过了“延期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决议。1961年，第16届联大决定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议程。这是对美国为阻挠恢复新中国合法权利而设置的重重障碍的重大突破。&&1971年7月，美国仍然继续阻挠联合国正确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否决了所谓“重要问题”案。接着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就是联合国历史上著名的联大2758号决议,它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公正彻底地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这是中国外交工作一次重大突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简称APEC）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的经济合作官方论坛。也是亚太地区最高级别的政府间经济合作机制。总部设在新加坡。它在推动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加强成员间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亚太区内各地区之间促进经济成长、合作、贸易、投资的论坛，始设于1989年，现有21个成员经济体。亚太经合组织是经济合作的论坛平台，其运作是通过非约束性的承诺与成员的自愿，强调开放对话及平等尊重各成员意见，不同于其他经由条约确立的政府间组织。中国承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1.原因：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时间：日3.地点：上海4.主题：“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5.内容：（1）讨论了全球和地区经济形势、面向新世纪的亚太经合组织政策框架等问题；（2）通过了《上海共识》。（3）会议结束时，江泽民宣读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言》。6.意义：上海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中国迄今举行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外交活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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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材料一：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积极同邻近..”考查相似的试题有：
544419756357958363343546200今日律师风向标：
我现在住的房子有人拿一份50年代的土地证说是他的我怎么办而且我有现在的房产证
我已经住了50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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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人生路——一个50年代女兵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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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访谈对象：陶先运，1936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1951年参军进疆。曾多次被评为三八红旗手、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立过一等功。1991年退休。& &&&&& 时 & &间：日& &&&& &地 & &点：农八师石河子市陶先运家& &&&&& 访谈整理：朱秋德 &石利娟在采访石河子垦区50年代进疆的女兵时，她们中的一些人经常会提到这么一回事：陶峙岳将军在欢迎她们的聚会上和在基层部队检查工作时，都会谆谆告诫她们要扎根新疆、建设新疆，每当这时他就会举例说，他也有个孙女在新疆，就在二十五师，就在小拐工作，她也是1951年从湖南参军来疆的，当时只有15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将军的后代就在我们中间，她也跟我们一样，在为建设新新疆出力流汗。陶司令的话是动力，更是一种抚慰。无数驿动的心平静了下来。当时陶司令没有说过她的名字，女兵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只是当她们步入晚年，卸掉了沉重的工作负担安度晚年时，当年的青春少女如今白发苍颜聚首话当年，人群中经常会冒出来一句：陶先运？你就是当年陶司令说的那位孙女呀！她从来没有找过这个关系。从没想过借助外力来改变命运。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无法想象的。这是个性魅力的内在精神的折射，它对当下的世界而言是弥足珍贵的。回自己的家我记不清楚了，是1948年的初冬吧，外婆请的人将我送到叫青华铺的地方，是我父亲汽车运煤的转运站，那天父亲出车了，我独自站在公路上等他，等了半天哩，天晚了，父亲的车才回来。这是记事以来第二次见父亲，他见了我蛮高兴，笑呵呵的，晚上我到爸爸住的六七个人的男集体宿舍，在搭伙的食堂吃饭，因为父亲没带上家属所以没有租用单间住房。不久就天冷了，父亲带我回火龙洲老屋，狮子山麓有一大片瓦房，住满了几十户陶家的子孙，我们的家是一间灶屋子，两间住房，房内有四个床，两个旧柜子和吃饭用的桌椅，真是贫寒的相。除此之外，家中有七个弟妹、继母、两个姐姐加我共十一口人，哥哥在1948年参军出去了。父亲没住几天仍回青华铺了，我从此就是这个家的成员了，全家这十一口人的生活来源，全靠父亲汽车的运费。每隔一段日子，父亲托人捎点钱回家交给我的继母，继母隔几天给我几块钱和一米袋子，我就到宁乡的县城米铺子买几升米，抱着米袋子回家，青菜是自己菜园子种的，日常生活就是米饭小菜，鱼肉之类的菜很少很少吃。父亲捎回的钱不是富裕的，常常断顿，要向邻居借米，有时吃稀饭。留给我记忆最深的是，我抱着米袋子从南门桥头过，那里有两家炸葱油巴巴的，油香气味和炸黄的油巴巴好馋人，而且肚子也饿了，多想吃呀，并不贵，只几分钱一只，可是没有买过，手中连几分多的钱都没有。在外婆家的时候，不用我考虑吃穿的事，而回到自己家这近一年的贫寒生活，似乎使我突然长大了许多，也懂事了许多，我知道要找点事做，找个饭碗，以减轻父亲的负担，于是留神打听哪里有招生、招工的机会。在益阳专区地方干部学校学习1949年秋天，我的五叔陶国辉从外县回火龙洲，他告诉我益阳专区地方干部学校招生的消息，我很高兴，便与二姐陶先学还有个隔行的姑姑及同村的一个女孩去报名。那天，我们四个女孩子从常德往益阳走，40公里哩，途中一大卡车从我身边飞快驶过，我让车差点歪到沟里，司机伸头对我们奸笑，取笑我们无钱坐汽车。可幸，我们四个人都榜上有名。学校设在一陈旧停产的纱厂内，到处布满了尘土，阴沉沉的，女生几十个挤在楼板上打通铺，吃饭是八个人在地下蹲一个圈，中间放一至两盆菜，围着吃，菜不算好，米饭可以，吃饭算供给制。集体听大课时每人提上一个稻草编的垫子，按中队、分队、小组的排列坐在大礼堂的地下厅，教师用扩音器讲，内容是社会发展史、减租减息等内容。下课后是分组讨论，那时我只13岁，理解不了社会发展史的内容，讨论发言，记录做不好，三个月学习期满，校方认为我年纪太小，不会做乡下工作，没有给我分配工作让我回家了，二姐分配到某县城，大约过了三个多月吧，领导说她年纪小，不会做工作，她也被退了回家。那三个月的日子很苦，天冷，楼上四处乱跑风，整天冷冰冰的。早上到河边去洗脸，手冻肿了，没有热水洗脚，脚也裂了口子，楼上没厕所，晚上下楼也没灯，到处黑黝黝的，又怕跌跤。还有件令人心寒的事，那段日子，二姐还害了一次发烧，说是出麻疹，她不能听课，自己躺在冷冰冰的楼板地铺上，吃一顿，不吃一顿的，就那样拖着，拖泥带水的总算好了，这也许为她后来的肺病留下了祸根，那时候，我是13岁，二姐15岁，哪知道出麻疹要忌风，二姐1965年因肺结核去世，时年31岁。当上了长沙茶厂的选茶工1950年的夏秋之交，父亲的汽车在长沙跑运输，为省点钱不在旅社租房子住，要有人看家呀，父亲把我接到了长沙。租的那间过道屋，是陈伯妈去厨房的过道，过道内只能开两个单人铺，床上是单薄的被褥，再别无它物。有次，出差一天的父亲深夜还坐在床上抽烟，我问：“爹，你为什么不睡？”他回答：“你们嘴巴大（他用手比画一寸长），十个嘴巴这么大（用手比画一尺长），像簸箕一样地向我要吃，我哪能睡得着哟。”那时我14岁，知道父亲负担重，我要想法找工作，以减轻父亲的担子，我每天都在留心打听哪里有适合我年龄的招工、招生机会。快冬天了，又是国辉五叔介绍我到中国茶业公司长沙茶厂当拣茶工，坐在自己位子上，拣簸箕中茶叶里的黄老秆子，由工头验收，按劳付酬。工厂隔我们住的新军路很远，我天不亮就往厂子走，天将黑进自己的家。是做了三个多月吧，挣的钱除供自己吃饭以外，还做了一身蓝士林布的单衣，别看是极不值钱的蓝士林布，也是我盼望已久的，我喜欢得很，它是我记忆中最喜欢的一件单衣。参军——参加西北军区新疆招聘团1951年3月，招聘团在长沙招生，条件是：年满18岁，高小文化，有区以上人民政府的介绍信，经体检合格。我高兴极了，因符合自己的条件，不够18岁嘛，多报两岁，报成17岁。于是我瞒着父亲在茶厂开出介绍信，退了茶厂的工作，参加了体检，到招聘团的住地营盘街报了名，办好一切手续的那天是1951年的4月8日，我刚满15岁。第二天，我将参军的事给父亲讲了，是出远门，怕父亲不同意，便劝慰说：“在家也不能去上学，还是让我参军出去吧。”爸爸先是一惊，随即点燃手中的烟锅狠狠抽了一口，缓缓地说：“去新疆呀！”随即“唉”地叹了声长气，便斜斜地躺在床上，一言不发。过一阵，父亲起身向隔屋走去，他向民营社的胡经理借两块钱，想给我。胡经理一听，马上吓唬我说：“去新疆呀，那里的雪齐人深，要冻死人的，去不得……”钱胡经理没给，因为那时我父亲是欠账户，父亲一声没吭地回了房子。几十年后和父亲交谈中，老人还说过：“你走时我两块钱都拿不出来呀。”父亲同意了，我放心地到招聘团接待处报到，随即编了分队、班、组，安排了住处，发了碗筷、缸子、毛巾。和好多同等年岁的姑娘在一起生活，我很高兴，我记得那天的日记开头写的是：哈哈，我今天参军了。经过几天讲纪律教育后，4月15日通知我们都换上棉军装，并将原先身上穿的花棉袄送回家，说途中汽车载不动太多的行李，并要我们向家长辞行，告诉家长们要动身了。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傍晚，我穿军装回家的，父亲见了我笑呵呵地说：“变了个样子了。”还摸摸我穿的军装。父亲还说：“运满，你明六叔公在边疆当总帅，你去了那里，可以找到他，他会关照你的。”我将换下的花棉袄交给姐姐，留下了那身我心爱的蓝士林布单衣。在家坐了不一会儿，便走出了新军路103号的院子，告别了那过道的家。4月16号下午，我们这第十三批的几百人，列队走进长沙火车站的月台，依次登上了早在那里等候的车厢。我顾不得多寻找站台外的送行人群中的姐姐和兆舅妈，我只顾初次坐火车的好奇新鲜。忽听汽笛长鸣，列车缓缓地启动，车厢外的房屋树林渐渐地迅速向车厢后没了去。夜幕开始降临，车厢内打开了昏黄的车灯，这才猛地想起：什么时候再回来呀？禁不住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不一会儿，车厢内出现了低低的呜咽声。两个月的旅途生活十五六岁的孩子，心灵是幼稚天真的，悄悄哭过一阵，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车已过了武汉向西安方向行驶。在西安，住的是西安大旅社，我们吃饭在乐乐饭店，馍馍，是北方口味，辣子很少，大伙很不习惯。很快发了单军装，换下了棉袄，由于领导的关心、照顾，使我稍有的想家的情绪一扫而光。为迎五一劳动节，我参加了扭秧歌的排练，五一节那天，我身着蓝士林布单衣，手握笔记本扮演学生，在西安大街上扭呀、跳呀，全身心地投入到热闹的洪流中。那时，西安往新疆不通火车，改乘汽车，大卡车上装着一箱箱的玻璃，中间留一通道，背包放在玻璃上，车厢上的架子盖一大棚布，出发前每人发一包大饼，几个咸菜疙瘩，据说是五十辆车一道走。出发时，第一辆车上红旗招展，随后是一辆接一辆满载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豪迈歌声的长长车队。车队往西走，渐渐地青山绿水少了，荒坡秃山多了，车子走一天过不上几个村庄。我在车上饿了啃几口大饼吃点咸菜，渴了喝几口水壶里的凉水。晚上，多数是在老乡低矮平房的炕上打开自己的背包睡，若把手伸到褥子下摸摸，可以摸到沙子草屑。若到有流水的地方，车队会停下来，大伙便洗把脸，用湿毛巾抹抹头发上的灰尘。车队一次次出发，又一次次宿营，我的背包解了又捆，捆了又解，记不清有多少次，六一前到的兰州。在兰州的旅社，安排在澡堂洗头发、洗澡、洗衣，电影院里看电影，写家信报平安，以恢复多天坐敞篷车的疲劳。六一过后，又发大饼、咸菜和咸马肉干，做继续西进的准备。又走了十多天，于七一前夕到的景化（ 今呼图壁）二十二兵团司令部驻地。不走了，我们打开了背包睡清一色的地铺。历时两个多月的敞篷车生活，由青山绿水变成满目荒凉的戈壁滩，要说反差的确是大，但在我思想上充满的一切只用两个字来代替，那就是“好奇”。每天的景致都是新鲜的，虽然，在途中听到驾驶室里在窃窃私语说我们是移民，但毕竟我只15岁，思想单纯，幼稚极了，没有去想移民是如何不好。更何况我家境贫寒，渴望外出找饭碗的心迫切，再加上组织上照顾周到，几百人的集体行动，途中没出任何事故，使我享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我没有感到苦和累，更不后悔，也从未流露怨言，更没哭过。后来听到说：我们每人途中的费用是400元。1951年的400元是顶用的，国家花费了巨大的代价。回忆那风餐露宿、尘土飞扬、旅途颠簸的经过，好似几个世纪以前的事了，而那种官兵一致、真诚关心、团结友爱、天真无瑕、不畏劳苦、满腔热情的精神，仿佛又是昨天的事一样，那么新鲜、清晰。一个月的集训生活设在景化的兵团司令部，一大片低矮平房，四周是围墙，门口有岗哨，进门后，一侧是首长办公室的院子，另一侧是住的我们学生队。平房内是清一色的地铺。开学那天，给我们一人发一个笔记本，封皮上印“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疆”的字样。我初看扎下根的字样时，脑子里有过一闪念：扎下根，不让回去吗？同时发的军属优待证是寄给父亲的。学习时间很紧张，早上出操跑步，上午听政治指导员讲课，下午讨论，晚饭后自己活动一会儿，只有石油灯，所以不学习，早早睡下。上课的内容是：新疆的发展前途、远景，安安心心扎根边疆，还动员有什么隐瞒了的事要坦白交待。我记得我多报了两岁年龄的事，就是那时交待后改过来的。我还清楚地记得，有几次我见小汽车开进首长院子里后，有位个子不太高的老者，人们称他陶司令员，我想起了临离开长沙时父亲说明六叔公当边疆总帅的事。但没有去找他，那时的思想十分单纯、幼稚，想不到找叔公可以有照顾的事 ，完全没那样想过。一个月时间过得很快，该分配了，我分到二十五师，和我一同分到二十五师的有刘国华、黎觉珍、黄大惠、唐纪虞。八一前夕，我们五个女同志，坐大卡车往二十五师师部报到，那时的师部在小拐。我当过两年的护士1952年4月，我和江西籍的几个男同志把背包装上医院来接的马车，兴致勃勃地跟车步行到师医院报到。院长叫朱子洁，他笑呵呵地迎接我们，一个劲地说：“医院添新生力量啦。”是的，那时的医院只有几个和平起义前的医护人员，我们是第一批分到医院的新战士。还为我们会了餐，做了几个肉菜，新老战友欢聚一堂，我心中好高兴。师部医院是在玛纳斯河畔的荒滩上，几间低矮的土块平房。工作人员和病员一起住一个院子，病房是土炕，十几个人住一间，病员也少，近50个病员哩。我是医院的第一个单身女战士，在一间盛杂物的房子睡，那炕上的一侧不知放了些什么，小洞洞的窗子透进的光看不清。我的背包就铺开在那小洞洞窗下的炕上。好在白天我在护士班，只晚上回到那阴暗的屋子睡。我难忘的一件事是：我的头发长了虱子，医生告诉我用六六六粉撒在头发里用毛巾包住头睡一晚，第二天洗掉，这才灭净了虱子。我初值夜班的那段，提上马灯进病房，看着那一张张陌生的脸，听那怪怪的鼾声，我就觉身后有鬼来抓我，心怦怦直跳，好害怕呀！好心的杨宝章医生看出了我胆子小，便带我到病房走几趟，回到护士班，杨医生说：“人死是心脏不跳，血不循环，完全没有鬼，不要怕。”他还要护士班的同志都那样想，脑子形成概念就好了。以后我照杨医生讲的那样克制自己，真的有效，不怕死人了。那时医院的厕所，是在野外用苇把子夹了两个圈，男女厕各一，四周是一人多高的苇子，晚上我提着尿壶去厕所倒尿，看那四周一片漆黑，听那风吹芦苇发出刷刷的响彻云霄声和玛纳斯河水哗哗的流水声，我生怕有狼从芦苇中蹿出来，总是手提马灯先在门口站一会儿，再快速地直奔厕所，倒了尿屎快步回房。那阵子心里好怕呀，以后回忆往事时觉得那初值夜班的日子是我工作里程中最为难的一段，也难怪，那时我刚满16岁。还有一件印象深的事：那年刚开春不久，医院收下了一位叫任佩莲的产妇，她是七个月早产的，男孩子，产后病员出现腹水，病情很快一天天发展严重，上吐下泻身体消瘦很快，在补液的那处又出现炎症，肌肉溃烂，她卧床不起了。医生诊断为：肠梗阻。医院派我和另一名护士专门护理她，我整天守在任佩莲的床边，她吐了我就擦，拉了我就洗扫，帮她翻身，照料那早产的婴儿。任佩莲病情不断恶化，那天下午，她进入昏迷，待我第二天接班时，任佩莲已去世，人抬到了手术室，我接班后，特意到手术室看了看她。任佩莲的丈夫一直没到医院来过。他接到死亡通知书后，急冲冲地来了，在任佩莲的病房前，他近似怒吼：“怎么搞的，人来了几个月就死了，我准备春播完了再来看她哩，没想到她……”他赌气说：“人死了，孩子我也不要了，交你们医院养着。”他真的气冲冲地走了。以后，我听院长讲任佩莲的爱人是七十四团王副团长。但不知他叫什么名字。那个早产婴儿，医院带了一年多，他父亲才来接走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常回忆那件事，不知那不知名的王副团长和那早产的婴儿后来怎么样了。事巧，1988年吧，听农七师医院的刘青生同志讲：那王副团长就是以后提升为农七师师长的王云龙。那早产的婴儿也长大了，都已参加工作了。对这件事，我感触最深的是：我正准备春播完了再来看她的。这简短的一句话，其中蕴藏着对生产事业无限的忠诚，多么崇高的兵团人精神。那年秋天，医院要随师部迁往炮台，搬家是槽子车。十几辆槽子车，重病员躺着，轻病员坐着，装的仪器和设备药品等，医院人员都随车步行，一边照料病员。车队走在玛纳斯河畔的土路上，车后是一溜尘土飞扬。路一侧是玛纳斯河，河边长着一丛丛芨芨草、苦豆子，草上布满了尘土，隔好远会有一棵梧桐树，干枯的枝干半死不活的样子。路另一侧是一望无际的荒滩，我们在蜿蜒土路上走呀。傍晚到的沙门子转运站，卸了车，病员在简陋的平房内住下，我和护士班同志忙着给病员倒开水、服药、端饭……等做完护理工作，我们护士班的同志才开始吃半凉不热的饭菜，夜深了，我们才解开背包，和衣躺下，疲乏劳累的我，躺下就进入了梦乡。第二天起得很早，饭后，病员上车，一切收拾妥当，继续沿着蜿蜒的土路前进，下午到新盛渠一侧的老炮台，那里有一片不太旧的平房，是新医院的住址，我们卸了车，忙乎着安排病员吃药，吃饭休息。我随马车走了两天，90多公里，脚磨起了泡，腿酸痛，但没有怨气，只有一个心愿，如何做好本职工作，那个年代确实锻炼人，很多运输的事都是人背肩扛步行，来代替车辆。医院搬炮台后，床位多了，分为两个病区，轻病员区，重病员区。我分在重病员区工作，比在小拐那时忙多了，每天给病员提水提饭要跑伙房几十趟，还要发药打针，给重病员接屎接尿，冬天要抱柴火生炉子、掏炉灰，早晚刷洗痰盂、扫地等。冬天，部队开始开展“速成识字法”学习，两个护士班长都抽调去学习，人少了，事还是那么多，我更加忙了，每天睡眠只有四五个小时，有一次，我蹲厕所真的打开盹了，差点歪倒，一惊才醒来。在忙碌中，我一边熟练护理工作，一边也长了体力，我可以一手提一桶饭或水还能疾步走，瘦点的病员我可以抱起他换床，我还可以同男护士一道抬担架走两公里路送病人转院。总之从早到晚，脚不停地走，发给我的苏联大皮鞋脚尖处磨出了两个大洞。我见到了六叔公——陶峙岳1952年冬季的一天，做完一天护理工作的我，正准备下班。忽然医院的协理员来找我，说师部的史政委找我，要我下班后到他办公室去一趟。“史政委找我会有什么事哩？”当时只有16岁的我，没有更多的想法。回宿舍吃过晚饭，我独自往师部机关走，有两公里多路远吧。四周是一片白茫茫的雪，路过十九团八连的玉米地时只有地埂子上还有几棵没有被羊群蹭倒的玉米秆还耸立着。天渐渐黑下来，四野寂静得可怕，我加快脚步，只听毡皮靴踏着积雪发出“吱嘎吱嘎”声。出了玉米地，不远处是新盛渠。过了那渠上的便桥，再走就有片土坯砌的平房，那是师部机关。靠平房东侧一点儿的地方，有栋单独的四个门的平房，同样是土坯砌的墙，门窗很简陋，这是史政委的办公室兼宿舍。那窗户口上，有隐隐约约的灯光。快到那平房门口了，我的心情有点激动，于是放慢了脚步整了整头戴的棉帽子，把胸前的短辫子往脑后掖了掖。走近了那挂有棉门帘的门前，我轻手拉开棉门帘一看，史政委不在，只见里面有位老人手持火钩，正弯腰在那猪腰子形状的铁皮火炉边生火。我站在门口叫：“史政委不在啊？他不是找我吗？”那老人转脸看了我一下说：“史政委不在，是我找你，你进来吧。”房子里还暖和，不很大。有一张有抽屉的条桌靠一侧墙边，桌边有两把椅子，都没有刷漆，旧的乌黑色。另一侧有张没抽屉的条桌，又小又矮，上面放一热水瓶，两个茶杯。靠墙的里角安有一单人床，铺的白单子上面，是黄军被。床的对角是一铁皮的火墙，很矮扁的呈猪腰形状。火墙的铁皮烟筒从屋顶上伸出去的。距火墙不远处是土坯砌的一个破的圈子，里面有一小堆劈碎了的梭梭柴，生火炉的。老人见我进了门，他便放下手中的火钩，走到桌边，笑容满面地用手指指凳子说：“你坐下。”老人六十开外的年龄身穿蓝色绒衣，棉军装脱下在那单人床上，穿的黄军裤。透过那石油灯的光亮，看得出老人红光满面，精神饱满，两眼炯炯有神。不太高的个头衬托着略胖的身材，很有精神的平头黑发显得一身富态相。一副略方的脸庞显得和蔼可亲。老人把石油灯往桌子那头挪挪，顺手挪挪椅子微笑着问：“孩子，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陶先运。”“你父亲叫什么名字？”“我父亲叫陶叔宪。”“唔，你有两个伯伯吧？”“我大伯叫陶伯蓬，二伯叫陶正九，我参军出来的时候爸爸告诉我，明六叔公在边疆当总帅。”我话音刚落，老人欣喜地一把拉住我的胳膊说：“我的满孙女呀！我就是你的明六叔公。”叔公把凳子往我身旁挪了挪，很怜爱地摸着我的不合身的棉袄说：“衣不合身，长了点，像短袍子。”又指指我脚穿的苏联大皮靴：“靴子不合脚，磨出了两个洞。”他接着问：“老屋里的人都好不？你父亲还开汽车的吧？”又问我到新疆有没大米吃，吃馍馍习惯不？还问现在做什么工作？当我告诉他：我当护士，每天给病员提饭、提水、劈梭梭柴、生炉子、倒大小便、倒痰盂、发药、查体温，有时也抬担架送病人转院等工作时，叔公关爱地说：“新疆的冬天冷，路上结冰，你提饭提水时注意莫滑倒，怕跌伤手脚。”叔公还鼓励我说：“现在大米很少，生活苦点，以后会好起来的，要安心在新疆。”叔公停下话来，略有所思地看看我，随即伸手摸着我的头说：“有什么困难没有？”我忙回答：“没有，没有。”叔公重复一句问：“有什么困难不？”我又连忙回答：“没有，没有。”我真的是想到怕回答慢了不好，直想快点说，回答的爽快点。当时的脑子里也真的没想到有什么困难。叔公又问了家乡的变化，参军途中的一些情况后，说：“你今晚不要回去了，怕外面有狼，我给你找个地方休息。”叔公起身带我出了房门，他顺手掀开旁边的房门，对史政委的保姆说：“今晚我给你找个伴。”第二天早晨，我出房门，正好叔公也在门外，他对我说：“我吃早饭后要给连队上的干部讲话，然后就回迪化去。”他随即从上衣口袋内取出一字条给我，说：“这是我在迪化的地址，你若有机会去了，到家里找我。”他马上又唉了声补充道：“也不容易有机会呀！”是的，那时去迪化，一无公路，二无班车，100多公里的苇湖荒滩中只有条便道，野狼出没。惟一的交通工具是骑马，还有汽车团拉运农用物资的汽车。战士要外出，只有搭拉货的便车。很难有机会出去。叔公转身进了史政委的办公室，我也转身往回医院的路上走，心想着：快点回去接班。大约是两个月后的一天，史政委又叫我去了他的办公室，交给我一支“博士”牌钢笔。他说：“这是你叔公托我给你的，要你用它好好学习。”打这以后叔公在其他场合，给湖南参军的女同志讲话时多次提到过：我也有个孙女，她也是参军的，分在小拐工作。因为一直在基层连队，没有外出的机会，也常听人讲叔公到基层检查工作来了，但我没有找过他。一晃20多年过去了，第二次见叔公是1979年在长沙，叔公已离休回家乡定居，我和父亲一道去看他老人家的。接受一项政治任务——赴山东接女兵1953年10月的一天，我接到去山东接女兵的通知，当时有点胆怯，认为自己才17岁，去接比自己年岁大的妇女，怕做不好工作。可协理员张希元说：“这次去山东接妇女是一项特殊的政治任务，如果派不安心边疆的人去，她自己不回来是小事，给整个工作带来不好的影响是大事，考虑你不会不回来。全师部挑选了三名妇女，其中有你，去了好好完成任务。”组建的新疆建设妇女工作队七大队共18名同志，我担任文书，10月底到的山东乳山县，住在县委所在地夏村，男同志住县委招待所的两间平房，睡地铺，我们三个女同志借住一大嫂家的炕，全部用自己的背包。因新疆天冷，要在第二年返疆，冬天就做些宣传发动工作，有不少家长或妇女本人向我们了解的大致是：新疆有多冷？吃什么？穿什么？干什么工作？等。我都如实告诉他们，这不仅是领导的指示精神，也是我自己进疆两年多的体会：不要说假话，若有欺骗，以后有后患。山东兴赶集，几天一次，形成了传统。到集的那天，人们一大早从四面八方汇集夏村，一时间，各大小巷子挤满了摊位，而且分类，如鱼、肉、蛋、粉条、水果、百货、针织等等，看上去很有秩序。中午是集的高潮，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响成一片，十分热闹，下午赶集的人们陆续散去，整个夏村又空荡荡地寂静下来。我赶集只是看热闹，因供给制，钱不多，再说也不需要什么。我记得那次发津贴，发现津贴多了，我问管理排长是什么原因。他回答：“你转干了。”我就这样走进干部队伍，当时并没有想许多，以后回忆往事的时候，我备感那是漫长人生关键的一步。山东的冬天很冷，因为它不具备取暖设备，虽然老百姓是火炕，但柴草奇缺，一个壮劳力很早出门，晚晚的到家只能挑回一担毛草，吃的以红薯片粉为主，玉米粉是壮劳力吃的，麦子是过春节才吃一顿的。我们的主食以玉米粉为主，但也感到不习惯，水土不服，肠胃不好，脚也起了冻疮，那段日子经常想新疆。转眼，迎来了1954年的春季，我们开始了紧张的接收工作：各村的妇女拿上乡政府的介绍信，陆续到我们设有招待所的报到处报到。我负责每个人的填表登记，这工作琐碎，需要热情细致，我便坚守岗位，专心去做。晚上，将当天的情况有比例有分析地列表交大队领导以提供他们及时掌握全盘工作和进展情况。我天天接待来自各村的妇女，她们那张张纯朴的笑脸和一声声“大姐、大姐”的亲切的叫声，使我原有的胆小怕做不好工作的顾虑全打消了，工作得顺利愉快。要带几百人起程，途中的照料还是艰辛的，我应有思想和物资准备。怕忙得吃不上饭，我便到百货商店去买碗，好拴在腰间，以备随时用餐，不料我交了0.60元的碗钱后手往棉衣兜里放零钱时，发现兜里面的十多元津贴没有了。遭了小偷，我愣了下“哟”了一声，心想那是我回疆途中的零用钱呀，丢了，感到好可惜。更为自己是一名解放军，警惕性不高，被小偷钻了空子，感到不应该。以后，我将那事告诉大队长杨喜润，他也说：“不要声张，当成一次教训，以后要提高警惕呀。”4月初，我们十多辆汽车，满载300多名妇女，离开了乳山。第一站是成阳，在那里短暂地住了两天，便上火车开往郑州，在郑州的月台上只停了几个小时，列车往乌市出发，于5月初到达炮台的农七师师部，一路平安，顺利。因师首长有指示：凡抽调接妇女的干部，都不许回原单位，随分配的妇女到基层连队，于是我就随十多名山东女同志到了位于小拐的独立营二连。我记得，汽车到了炮台，有许多人迎接，人群中走出医院的管理排长张永昌，她递我150多元钱，说是我在医院工作期间的伙食结余。没隔几天我把150元寄给父亲，我自己只留几元的零头，那是我参军后第一次给父亲汇款。我在独立营二连与刘清琦结婚，他是山东籍人，24岁，1946年参军的子弟兵，中共党员，政治干部，是去山东前认识他的。说起我俩的认识，还是我当护士的时候，独立营二连的副政指刘清琦住院，我们每天接触，渐渐地也熟悉了。他是山东汉子，爱慕我南国女子的娇小玲珑，而我，又渴望一个宽厚的臂膀，我俩被对方深深地吸引住了，也就开始了我的初恋。我从山东回来后，就与他结了婚，我自认与他的结合是满意的。初任四连统计员1954年8月，刘清琦奉命调任二十一团四连政治指导员，我也随调，那天，马车上装的梭梭柴，我们的背包放在柴上，和赶马车的同志一道都坐车。早上由小拐出发一路上穿苇湖过荒滩，傍晚到位于九户太平渠的二十一团四连，组织上任命我为四连统计员，也是我40年会计工作的开始。初任连队统计员，一切得从头学，第一是学报战报，将当天连队做的主要工作完成后，在当晚报团部综合统计，以便团领导掌握全团情况。说来可笑，有位记分员报的磨地，我就不懂，还是请教了张思清连长的。第二是学拐尺丈量地。上任统计员任伦教我，他说先观察需量地块的横竖线，再瞄准线位前方的任何一目标，两眼盯住目标往前走，右手握准拐拐尺，一拐一拐往前走，千万不可低头看脚尖。初试拐尺不成直线东西乱歪，甚至还绊倒自己，经过一段日子的练习，有道是熟能生巧，自然手脚协调，后来我量的地可以看出笔直的线。为了练统计员本领，我的手磨起了泡，鞋子磨出了洞，有时，一个人到苇湖中量地，遇上狼，常吓出一身冷汗。第三，是学打算盘，幸好，连上的文书黄泽民同志答应教我，于是，我自己就买了算盘和书，如同学生上课一样，一个个练习题做。先用笔算出得数，再用珠算对得数，有空就练。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几个月当中，我学会了加减乘除，而且用得很熟练。我每天除了做好战报的工作外，还同农业技术员一道做田间作业计划，做总结对照，也抽空参加劳动，如割小麦。那期间，团部也办过短期培训班，通过学习和实践锻炼，我的业务能力提高得很快，可以胜任统计工作的要求。1955年部队正式办了转业手续，接着发了生产分红，刘清琦是400元，我是200元，这时我家开始有存款，也是这年改的工资制，我评的三等四级，月工资69元多。正在我专心钻研业务之时，刘清琦在男女关系上犯错误被停职反省……1956年的11月份，我也调出了四连，临时住团部一间闲置库房，等待产期休息。1956年十二月初七，我在师部医院生的儿子新民，那年我满了20岁，脑筋单纯，对刘清琦犯错误的事，感到一阵阵寒心，但我生性不会闹架，没有同他大吵大闹，也不知道坐月子应如何照顾自己，身边更是没老人指教。我记得出院的那天，我坐的槽子车，怀抱孩子，头上没围头巾。路上熟人要看孩子，我掀开绒毛毯的一角，雪花正好飘落在孩子熟睡的脸上，那时我没有想到以后竟成了我晚年头特别怕风的祸根，月子受风病。唉！那个年代女同志的产后，只不过不上班工作，家中一切家务全靠自己做，吃的仍是家常便饭。大米更是奇缺，那次我用一双军用皮鞋同沙湾的老乡（维吾尔族）换了20公斤大米，来之不易，舍不得煮干饭，只好熬稀饭吃，这20公斤大米吃了两年。在六连的日子我担任六连的统计员，住房不搬只是办公室变动了，待接交手续搞完，正准备投入到新工作之际，我又出现了妊娠反应，呕吐，全身不适。为此我痛苦极了，我找团部有关领导要求做人工流产，不但没得到批准，反而挨了顿批评，说：“在中国不搞压缩人口，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嘛。”随后供销部门开票买了两只冻兔子肉，粮荒加上呕吐，我的身体虚弱极了。有一天下午，我从办公室往家走，人有气无力，迷迷糊糊，手中拿的表格、本子、手套掉了一路，我开了房门，便一头扎倒在床上。过一阵，心中觉清凉点，这才发现丢了东西，又按原路一一捡回来。那时的连队，3月份前主要是拉肥拉沙，开展劳动竞赛的，统计员要在田间跟班过秤，在地头挖一个浅坑，把磅秤置坑内，要与地相平，爬犁子顺利地从磅秤上过，重量就出来了。我每天比大伙下地早，先试好磅秤，不耽误提前上班的同志记重量。那是什么滋味呀，满腹的恶心，身上畏冷，走路腿都挪不动，还要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严寒中站一天，身上好似没有一丝热气。准确地记好每称的重量外，还帮助同志们推一把，拉一把上下磅秤，这样的身体状况，要靠多大的毅力坚持呀，那时的苦楚、难处，只我自己最清楚……恶心稍许减轻一点儿时，我把少得可怜的玉米面定量蒸成纯粮的馍馍，然后切成片放在炉板上烤焦，用纸包上几片装入棉衣口袋。中午大伙在地头开饭时，我独自在一旁嚼嚼冷冷的玉米馍片，那算好饭，因为没掺菜叶等代食品。那样的坚持、忍耐，终于度过了妊娠反应期，度过了那饥饿加病痛的1961年初春。那会儿不知道有什么避孕方法，人工流产不准许做，要是再生第三个孩子怎么办，我为难极了，经过一番苦想之后我写信给家乡的父亲商量回长沙做人工引产。一个月后父亲回信来了，其中的一段是：“孩子，有了病非动手术不行，那是为救命，不那样做不行，而你可以不动手术的尽量不动。动手术对身体损伤太大了。更何况你才三个孩子呀，让正常分娩吧。”父亲的话，使我复杂的心情稳定了下来。那年春节前一天，新民的爷爷突然来了，老人穿着皮大衣、毡筒，从沙湾步行到的六连。老人说，他们老两口乘车到的沙湾，打算再坐车到二十一团农场，当时问招待员什么时候有车，得到的回答是：马上过春节了，没有便车去农场了。老人急了，便让新民奶奶在旅社等候，老人步行来了，快30公里的路哩，老人吃苦了。那年代地方系统有班车，兵团系统还没有，出入农场的人，全靠设在各地转运站的拉货物的车。我看老人劳累的样子，心中很过意不去，忙安排老人在火墙旁暖暖身子，休息。我很快地揉了团白面，擀成薄饼在火炉的铁板上烤熟，让老人吃。从老人吃得好香的神情，可以看出他又累又饿。当晚，刘清琦做好了第二天赶马爬犁去沙湾接母亲的准备。第二天的下午，孩子的奶奶来了，刘清琦连夜向作业站领导写了报告，经他们安排，第二天在司务长那里领到了两位老人的口粮，虽然定量低，但总是多了一份。两位老人的到来，我没有不高兴，说心里话，我没有嫌弃老人的那份心眼。下午收工时分，我把新民、裕民从托儿组接回房子，还同往常那样让他们在床上玩，因房子太小，两位老人怯怯的样子，但看着孙子孙女高兴得一直笑呵呵的。第二天我想让婆母休息，以恢复路途的疲劳，我仍准备送孩子去托儿组，可婆母说：“孩子不送托儿组，我来带。”打这以后，孩子再没有到托儿组了，我也再不为孩子的接送起早贪黑了，可以多些心思做工作。老人很体谅我，她蒸两样的馍馍，一种白面，一种玉米面。她对我说：“你怀着孩子的，吃白面馍吧。”我过意不去，忙解释说：“我们在外工作的人，不兴那样，与农村不同，以后不做两样的饭。”有次，我把给孩子买的白糖饼干放在婆母房子，她又说了：“放在你的房子吧，我房子少放点，吃完了我再去拿。”我又忙向老人解释：“孩子你要看，一切吃的东西都放在你房子，我们不兴吃一点拿一点。”后来婆母说她在山东有个大媳妇，很厉害，她受气惯了。我很理解老人的心思。农场的临时住房60年代初，农场的连队职工住房已经由地窝子、半地窝子、苇把子窝棚改进到用土坯垒的平房。军营似的排排平房有正式的门窗，有四间一栋的，也有六间一栋的。室内的面积大都6米长、3米多宽，21个平方。人口少的家，住的就宽松点，人口多的三代同堂的，住的就挤点。一家人住两间的极少，绝大多数是一家人住一间。不论住的松也罢，挤也罢，总是可以冬天保暖，夏天不会漏雨，刮风天可以避风沙。广大的军垦战士，对自己和泥打土坯，亲手砌墙建造起来的房子十分满足十分爱惜。有的家用白纸扎了顶棚以防屋顶掉麦草下来，墙上贴的报纸，有时墙上还刷了一层白石灰，也有挂墙布的，都乐意把自己的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争取连上检查卫生时房门挂个“清洁”的红牌牌。可是为了生产工作的方便，夏秋两季，职工们要搬到距生产地两公里的临时住房去住半年，冬天再搬回来。那临时性住房，紧挨沙包边边，几间极简陋的低矮平房周围隔不多远就是庄稼地，上下工可以少跑路。与连部相隔有两公里。为了多点时间在田间干活，农场的职工同志们就每年这样搬家过来的。3月初，雪刚化完，连里领导会派几名男职工去把临时性住房内湿的不干净的麦草打扫干净，房门前打扫一番。在房后不远处挖一个平方多大的坑，把土挖松，撒点碎麦草，再到涝坝里担水把泥泡上，然后用坎土曼把泥翻几遍让泥草均匀结合，这叫“草泥”。随后屋顶上有人用绳子拉，屋底下有人装筐子，把草泥拉到房顶上，再用泥抹子把草泥抹均匀，特别把裂缝和漏洞补好，在那个年代叫做“上房泥”。房泥上好后，用烂草杂物掺上土，把挖的坑填平。下一步是每间房搬上几十个土块，在房内垒一长方形的圈子，圈子垒20多厘米高，圈子内垫麦草。做好以上这些准备工作后，连里决定哪天搬家。大家捆上背包，带上洗脸吃饭的用具，利用上工的时间把行李搬到临时性住房内，背包在麦草上打开，这就算是搬家了。炊事班、办公室都是这一天一同搬。于是这平日寂静的沙包脚下，从这天起有了烧饭的炊烟、哨音、灯光和欢歌笑语声。职工上工、下工不要那么急忙赶路，可以从容地到涝坝端水洗脸洗脚，打上饭就从容地坐在坝子内的地下吃。月光下有交谈有乘凉，还有研究安排第二天工作的。四周是绿油油的庄稼地，晚风吹来，给人们一种在连部住所感受不到的凉爽和清香。对于临时性住房睡地铺，在露天坝子吃饭的生活，大家没有感觉大的不方便，听不到什么怨言。要说苦，那还是下雨屋漏。虽然搬家前上过一层房泥，但几场春雨之后，有的房泥被雨水冲薄了，有的裂缝了，小雨不怎么漏，一场中量的雨，房子就会像筛子一样。那天晚上，我做完团里汇报的一切工作，收好各班排的记录簿，收拾整理好桌凳，熄了马灯，夜已很深了，伴着田间奔忙一天的劳累，到办公室隔屋的小房内，躺下就睡着了。熟睡中我被淅淅沥沥的雨声惊醒,脚头的被子上已经滴水了。我马上披衣起来，点亮马灯，拿出一个脸盆来接。正想着躺下哩，被子的另一处又滴水了，我再用一只盆子接。不一会儿，滴滴嗒嗒的又有几处滴开了。看来没法接，只有卷起被褥，我把被褥卷抱到一个没滴水的角落。隔着窗洞朝外看，对面房子也有了灯光，还不断传来说话声，那是女集体宿舍，她们房子漏得也睡不成了。累了困了，我坐在被包卷上打了个盹，周围的水在不断滴，我不在意它了，几经折腾，窗洞透开了微微的光亮，是天蒙蒙亮了。我站在铺的麦草上连伸了几个懒腰，驱赶一下一夜未睡的困乏。走出房门，天渐渐地大亮了，雨点也停下来了。沙包边的地有个优点那就是不积水，只要雨一停，地面虽湿但没有稀泥。人们纷纷端水洗脸，都在说：“房子漏闹得坐了半夜被子卷。”早饭后，太阳已出来好高，大伙抓紧在开工哨子还没吹的那一小会，赶快把被褥晾到坝子里的晾衣绳子上。那坝子里，职工搬家前就栽了好些木桩子，牵了不少绳子，平时晾衣裳，那只几件，这天可晒满了，红的、绿的、花的，五颜六色，给绿油油的农田添了一番别致的景色。这景色，蕴藏了一代军垦人吃苦耐劳的精神。选沙包边建临时性住房有利有弊。利是没有稀泥，弊是风沙太大。一天下午，天有些闷热，可是又不像要下雨。大伙在田间劳作，不时摘下草帽擦把汗，抬头观察一下西边的太阳。不对劲啊！两边的天昏昏糊糊的，太阳也像离地球远了些，人们预料到下午会有大风。习惯了风吹雨打的人们不在意地继续干着手中的活。天更加昏暗，不一会儿“呼、呼、呼”的西北风刮过来了，那黄沙随着一阵紧似一阵的风向大地扑来，庄稼苗在急骤地摇晃，人只能背着风眯缝着眼站住脚放下手中的工具，把草帽的绳子拴紧一点儿，以免帽子刮跑了。黄沙刮到脸上可以闻出有土腥气味。人们只能一会儿用手摸摸眼角和耳朵，抹去积在脸上的尘土。人们弯下腰顶着风，任凭那一阵阵风沙的呼啸，一边劳作，一边想着：这讨人厌的风快点过去。也就是不到两个小时，这阵恶风刮过去了，大地渐渐恢复平静，人们伸直腰，抹了抹脸上的尘土，轻松地喘了一口气。这时也突然想起了那房子里的被褥碗筷不知吹成个什么样子了。收工的哨音响了，人们扛上工具性急地往回家走，到了坝子里一看啊！挡在房门口的柳条把子被风吹倒在距门两米外的地下躺着，上面蒙了厚厚的一层沙土。那芨芨草门帘就更惨了，挂门帘的绳子吹断了两根，剩下一根绳子牵着斜斜拉拉的门帘耷拉着遮在半个门口。房门口堆了几小堆从四处吹聚起的麦草、残树枝、烂布条等。还有那晾在绳子上晒的单衣撒落在坝子的四处，被沙土埋得只剩下边边角角还可以看出那是衣服。走进房子里面一看，哟，面目全非，床单子上、被子上一层沙土，灰蒙蒙的，脸盆里的沙土足有一指头厚，地下麦草纸片横七竖八地埋在尘土下，眼前的一切好似进入了风沙的世界。住临时性房子遭风雨打搅的困惑，每年总要有几次十几次，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也没有什么怨言，总是充满信心地对付，显示了一代军垦人的坚定信念和追求。制造甜蜜那年7月18日，我在团部医院生的玉荣，我记得出院的那天，我打了电话叫刘清琦接我，他答应了，于是，我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内装零星用具的脸盆等往家走，心想：走不远刘清琦就来接的。岂料，我走了四公里，翻过沙包就要到了家门口时，刘清琦才急忙上沙包，他忙接过手中的孩子和提包说：“我接过电话，又开了一阵子会，没顾得马上走。”婆母看我自己走路回家，十分怜爱地说：“老百姓家坐月子，三天还不出房门，你这就走了几公里路，怕落下月子病呀。”是的，我的两肘关节，月子里就伸不开，踝关节僵硬疼痛。那年，我25岁，不知道爱护自己，不过，那个年代的基层连队的妇女，凡是要坚持工作的，都要具备吃苦精神，那形成一种气氛。那个月子，亏婆母在，帮我做了许多事，要不然，我同样要做三个孩子的保姆，谈不上什么休息。也不怨丈夫不照顾，只因大家都很忙。60年代，物资供应匮乏，吃糖实行糖票，而且定量少得可怜，两岁以下的小孩，每人每季200克。我的三个孩子，只一个是两岁以下的，从商店买回200克砂子糖，三个孩子都眼睁睁地想吃。小孩馋糖是天性，家长不忍心厚此薄彼，于是孩子奶奶在给孙儿女们盛包谷糊糊的三个小碗里，都放一小勺子沙子糖。糊糊里有点甜味，孩子们吃饭就快。200克糖三个孩子吃，就是很会过日子的人，也难以计划。糖没有了，孩子喊“糊糊不甜，不好吃”，这下为难孩子的奶奶了，她忙拿出盛糖的空瓶子给孙子看，还一边哄着说：“等下次发了糖票再买。乖孩子，吃点碱糊糊，可以长高个头哩。”那个年代出生的孩子，没见过商店柜台有糖，所以好哄。忽然有一天，我的大孩子很神奇地跑回房子说：“妈妈，有人有糖稀沾馍馍吃哩！他吃得好香啊！”看得出，孩子很馋。不怪他呀，刚7岁。经打听，原来是拉运甜菜的拖拉机，路过连部那段不平的路时，由车上颠到路边的甜菜疙瘩，那家孩子捡回家大人给熬的糖稀。我的大孩子用心了，几个小伙伴一道，留神去那段路边捡甜菜疙瘩。真的那天他捡回几个碗口大的。进了门，他忙对奶奶说：“我和你一道熬甜菜糖吧！”能给孙子们解解馋的事，奶奶笑呵呵地忙乎开了。老人先洗净甜菜上的土，用擦洋芋的擦子，把甜菜擦成条，再放在大铁锅内，把铁锅架到火墙的炉火上，填满水再加大火烧。等铁锅里的水开了，用小火熬一小时。随后把黄浊浊的水盛到桶内，渣子留下，少填点水再熬一会儿。然后捞掉渣子，将第一遍的水倒入锅内，把第二遍的水掺在一起，加大火熬。炉子里的梭梭柴不断燃烧着，满满一大锅水在翻滚，热气绵绵不断往房顶上蹿，再缓缓地弥漫下来，房子里雾气沉沉。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咕嘟咕嘟”熬，水渐渐地少了，渐渐地黏稠似酱，眼看只剩下两大碗了，婆母忙把铁锅端起来，炉头上架个圈，让锅底接触火面小，莫烧焦了。婆母用筷子挑起来一点尝尝，有甜味，熬成功了，便端下铁锅放地下冷却。冷却后似酱一样的糖稀足有两公斤，婆母将它盛在瓶子里，放在面案子上。三个孩子眼睁睁地看着瓶里的糖稀，高兴地笑着说：“这下子我家也有糖稀沾馍馍了。”以后的一些日子，我婆母把包谷馍切成薄片，在炉板上烤得两面都焦黄色，然后抹上糖稀递给三个孙子。孩子们一边吃一边歪着小脑袋很满足地说：“真好吃，香哩！”还特意递给奶奶：“你尝尝。”奶奶呵呵笑道：“奶奶的牙掉了，咬不动焦馍馍，你们吃吧。”有时孩子把沾了糖稀的馍馍片拿到院子里吃，淌到手指头上的糖稀还用嘴舔舔，馋得邻居们的孩子围一圈。隔不了几天邻居家的孩子们也都有了糖稀沾馍馍，都解了馋。用甜菜熬糖稀是又费时又费力的活，两三个小时才能熬成。我的婆母60多岁了，还是小脚，给孙子们熬次糖稀很累人的。我们有工作，上班了，帮不上忙，有时下班走进家里，婆母会说：“哎呀呀，我要休息一下了。”一边讲一边扶炕边侧身往炕上躺。她一只胳膊枕在头下咧嘴笑着，两眼深情地看着小圆桌边的孙子，孩子正在往馍馍片上沾糖稀哩。老人为有法子给孩子们解馋而高兴。入党的过程我羡慕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正直为人，我也想过自己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标明自己的政治生命。我也失望过：家庭出身的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父亲是管制分子，哥哥在台湾，谁敢介绍我入党？党组织怎会接纳我为党员？我也顾虑过：我若要求入党，会不会引起党组织的怀疑，想投机钻营吗？是不是有点痴心妄想？我也发誓过：不论我是不是正式党员，我会始终坚持努力工作，正直为人，写好自己的历史。由于我热爱本职工作，用心钻研业务，任劳任怨地努力工作，继、1979年受“共大”①党委的奖励后，1983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李绍纲、穆廷文、沈永维几任所长都常常夸我：工作积极、热情、刻苦，又坚持原则，难得的好财会人员。说实话，那些年代我确实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我比喻自己是“机器人”。1984年，在沈永维所长的关怀下，我打消了一切顾虑，写了入党申请书。介绍人沈永维、秦发喜。通过半年多的培养，5月11日党组织接纳我为中共预备党员，日，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为名不为利，是相信党组织是先进组织，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我愿意在党组织的严格要求下，更加努力地做好各项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员。①&指石河子农科所，“文革”后期曾改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最美夕阳红1991年，我退离了工作岗位，避开了那些因我坚持严格要求的财经制度而存心整我的人，从此一直在家做我喜欢做的事，完成我青少年时期的梦想。每天早上吃过饭后，我就开始学习了，内容很广泛：各类中短篇小说、报纸、杂志。遇到一些优美的文章，我就把它摘抄在笔记本上。下午，练写字、画画、绣花之类，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每天晚上，则是我记日记的时间。这两年我整理了几十年的日记，写了一本十多万字的回忆录。我写这本回忆录时，是这么想的：第一，可以使子孙在我去世后了解我一生的艰苦与快乐；第二，可以陶冶自己性情；第三嘛，可以练练文笔；此外，我认为老年人得痴呆症，多半与不大用脑子有关，我多写写画画，也属于健身吧！我40年搏得很累，苦日子多。正因为漫长的艰苦岁月的磨练，我十分珍惜自己的晚年生活，我会充满信心地过好每一天。我打算不断学习：学写字，读书，看报，学修养，学保健，学织毛衣，学绣花，学养花。生命不息，学习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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