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意思会的人来,纸人捣乱记的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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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说:离开我你就转不动。磨说:离开我你就没命。我喜欢这段话 ,人傻不是毛病,不虚就行,人精不是问题,不坏就行,善于利用人没问题,别卸磨杀驴就行,人穷人富不是问题,懂得付出就行,谁人背后不说人,背后谁都被人说,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跟你有距离了,那肯定是你太精,我太傻,不适合一起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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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71楼:嗯嗯
后来就有了九阳豆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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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人处朋友是种能力,牛逼的人能摆平各种各样的人然后跟他们成为朋友;差的人则总是怪周边的人对他不友好,甚至跟猫狗都能置气??
我也是差的那部分人
回复 142楼:什么鬼
得过且过吧
我感觉把,这是生活的必须的,我在生活中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个2个这样的人都过的关行,对,我们要想聪明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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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汤还是黄鼠狼熬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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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了,感觉触动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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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14楼:你俩就的不是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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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太对了
你从哪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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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马愿为伯乐死
人无完人。看淡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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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不错,赞同
回复 127楼:这种就是那种“精”的朋友[如花][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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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和磨说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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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是笑话,也要给大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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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太好了
不错,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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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太自以为是了,除了拉磨驴就没有价值了么?别一天到晚拿他妈这些毒鸡汤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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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那么点回事
这驴拉反了方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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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除了拉磨,还可以拉车。当然你也可以自己骑在上面。我就问楼主驴怎么就没命了?老子有钱可以把驴当宠物养。这只驴怎么就没命了你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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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赢的时代~
结果,驴去拉车了,骡子来拉磨。这年头,谁离不开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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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现实版,鸡找鸡,鸭找鸭,乌龟找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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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楼:现在.
回复 104楼:楼猪啊!
说了这么 我想问楼主是驴还是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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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太精明的和傻乎乎的很难处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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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65楼:心灵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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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够了,耍够了,再换一个,这就是离婚的真正原因!!!
一股子鸡汤味,来碗米饭我就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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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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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就只能拉磨?张果老也没这么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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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笑][大笑][大笑]
鸡汤来的来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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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可以还是不敢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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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好精辟
我特么就没听说谁家给驴养老送终的,喝汤喝成神经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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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汤好喝么
说的太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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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话是猪呀说,可是轮到自己教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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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三十三个赞!
回复 4楼:gvvv
尼玛,终于说到我心窝里去了
粉我原图给我可以不?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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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对磨说:老子花两块钱雇个鬼来推,你不乖乖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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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我特么有的选么?
有些话还是蛮养眼蛮走心的
这个鸡汤给满分
其实人可以推磨,我老家没有养驴的,都是人推的
回复 38楼:驴有机会选择他的下家吗?
不会找下家吗,世界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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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33楼:也差不多啊,只是把你我两字调换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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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人发现写反了吗?应该是驴说:离开你我就没命了,磨说:离开你我就转不动了。这样才符合逻辑吧!
说不定是你借我钱不还了
回复 30楼:。
鸡汤都说得这么押韵,还叫我们怎么喝下去
好好做人不行吗?非要比做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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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你逗逼
这驴肯定没看过用电动车推磨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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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不得楼主匿名,原来是头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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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5楼:wifi/m/mm
磨和驴的命都不由他们自己选……
这句话和你说的那些道理有个屁关系啊!!还故意整这些
我只知道只要有钱什么都行[晚安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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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3楼:有理。为何不是楼主太精太计较呢?
世间万物之所以存在,被重视,是因为它有一定的价值,一旦失去了它的价值,它了也就不存在了。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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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还好哈
这些话 多少人能看透!每个人都说身边有小人,殊不知你也是小人身边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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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移动版的走开行不?不要到这儿来捣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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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G510移动版的mtk的cpu根本就不支持,在这儿天天喊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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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楼主说得对,我也是T8951&&我们的机子则呢么可以和U8951那*机子比呀 内纯才390 * 我们多的不是第三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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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他吗的看清楚了吗,我们不要EMUI我们就要4.1,不要说MKT6577不可以升级到4.1,V970都有,难到技术人员不认民间的大嫂吗,要你们干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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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里是emui,想要emiu干嘛还买移动版,少在这里YY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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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月流云丶 发表于
就是,这里是emui,想要emiu干嘛还买移动版,少在这里YY啊,
EMUI,不支持移动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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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兜里藏的糖 发表于
EMUI,不支持移动的吗,
是的,是不支持移动版的g51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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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8951希望在那 发表于
你他吗的看清楚了吗,我们不要EMUI我们就要4.1,不要说MKT6577不可以升级到4.1,V970都有,难到技术人员不 ...
看你全家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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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2& &1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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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保留一切权利我的那个小冤家全文阅读_在线阅读_第36章
捣乱-追书神器官网
我的那个小冤家
李二根被她弄得气急败坏咬牙切齿,但见众人都向着她,不敢爆发,故作镇定一番,说:“丽丽,你这就扯远了,我们说的是今天的事,而你扯到过去的事上面了,你是来故意捣乱的吧?”
这时候,人群中嘘声四起,议论纷纷,迅速看向李晓丽了。
李晓丽也不紧张和退怯,想了想又接着说:“大家夥可都看到了,一边是大伯,一边是我如海哥,我怕以后你们起不必要的争执,想来劝你们签一份协议,借此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谁也不偏袒,是好意,你们又没给我劳务费,我免费给你们做中间人,并不收半点好处费咨询费,和大家一样,都是旁观者,怎么成了故意捣乱了,如果这样也算捣乱,那大家刚才的掌声和嘘声也算是故意捣乱么?再说了,我们也想搞清楚一些情况,刚才说到非人为因素,我们这才想到偷盗一事,这种情况难保以后不出现,所以借这次机会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免得再闹出不愉快,到时候又不知谁要打死谁了?大伯,你也别激动,我只是就事论事,并没有故意要为难你的意思,我想大家夥也是这样的意思。王铁棍已死,如海哥也做出了一万块的赔偿,这件事算是两清完结了,但我们要弄清楚一个责任问题,以后如果再发生类似问题,还需要如海哥赔偿吗?赔偿多少,是取平均值还是随意估值,要赔怎么个赔法,不赔也该明确写出来,这个问题很关键,是为了你们以后着想,大家也都说说,如果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再写下一条。”
“对,这个问题很重要,偷盗事件还可能会发生,为了你们的利益,我看还是弄清楚为好。”
“是啊,既然是签署协议,那该写清楚弄明白,不能模棱两可,到时候再闹将起来,那可就不好了。”
“丽丽说的对,看得出来,她是有心为你们着想,念过书的孩子就是不一样,说出来的话一套一套的,这个方面我们要听她的,我们识字不多见识不广,难免想象不到。”
“这丫头说的很对,协议就该一条一条写清楚,只有这样,以后遇到矛盾纠纷才可以一条条比对,现在写得含糊,到时候就成了废纸一张,还不如不写了呢!”
“二根,海娃,你们都该听这丫头的,天福和春华都是跑过生意的,丽丽也知道得多一些,怪不得提出来要签什么协议,我们想破脑袋都想不到!呵呵……二根你再说说关于偷盗的问题,以后该不该算,怎么个算法,要不算你该把之前的一万块多少拿出一些交还给海娃,他一个人不容易,一下子拿了一万块赔偿款,这得有多难啊!王铁棍丢了你的羊,大部分责任在他身上,而海娃身上没那样大的责任,只是铁棍死了,这个责任就成了他一个人的,说起来有些亏待他了呢!”
“是啊,他每月的收入来源就是你给的那四百块,赔偿款都是找村长借的,这次你又说按季度结算工钱,那不发工钱时候他拿什么过活呢?我的意见是工钱每月给付,按季度远水解不了近渴,况且他家的房子快要塌掉了,总不能整天住危房吧?每月工钱中能拿出一部分修缮房屋,我看也是个补救办法,做人要厚道,还要将心比心啊!”
有些好事者,纷纷站到李晓丽和秦如海这边,趁机开始为难李二根了。
李二根看了一眼李晓丽和秦如海,已经下不来台了,站在原地,脸上的肌肉在抖动,脸色十分难看,就像正常人脸上泼了墨汁一般,乌黑乌黑的,很是吓人。
李晓丽见情况不对,瞬间撕掉刚写的纸张,搓成团,踩在地下用力揉了揉,冲着大家说:“算了,我看这协议写了也是白写,没意思,大家都散了吧,他们怎么样是他们的事,我们瞎操哪门子的心呢?得了好处也不给我们分一分,吃力不讨好的事我想还是不要做了,签不签协议最后也就那样,没什么意思,算我自讨苦吃白费心思了。”
说完,李晓丽迅速挤出人群,逃之夭夭了。
大家看着李晓丽迅速消失的背影,看得一愣一愣的,都弄不清楚她刚才做了啥,提出写协议的是她,毁坏协议的也是她,扔下几句话就走了。
李二根的脸色更加难看了,浑身在颤抖。
一些明眼人看到这样,呼朋引伴,先后离开现场返回了家。
渐渐地,一拨人跟着一拨人,接连走开了。
李二根站在一边,低着头,抽着烟,慢慢陷入了沉思。
秦如海把羊赶到圈里,悄悄走回了家。
刚到屋子,秦如海惊叫一声,差点被吓死过去。李晓丽从后院悄悄潜入家中,正在屋里走动观察。
“晓丽,你怎么进来的?”秦如海镇定下来惊问。
“翻后院进来的,刚才没吓到你吧?”李晓丽明知故问。
秦如海有些生气,淡淡地说:“你说呢?快回去吧,让村里人看见就不好了。”
李晓丽说:“我在爸妈跟前发过誓,一定要请你过去,如果办不到我怕没脸见他们了。”
秦如海叹了口说:“你刚才太胡闹了,不怕他以后找你麻烦吗?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一再刺激捉弄他,以后可要当心点了。”
李晓丽说:“我不怕,又没做错什么,他能拿我怎么样呢?如果真出了什么事我爸不会放过他。大家夥都可以为我作证,量他奈何不了我什么!我爸来你家找过两次,都没遇上,后来李伯说你已经答应帮他了,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啊?”
秦如海苦笑着说:“晓丽,你不该这样乱来的,之前我没答应他呢,只说过来考虑一下,刚到没多久,他说羊来了,我就赶过去帮忙,我知道他说每月两千是气话,还送羊羔给我也是气话,按现在的市场价,他给我这个工钱,是没有多少赚头的,但你想过没有,是他一步一步扶持我长大的,没有他的那四百块我早就饿死冻死在家里了,所以不管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不能拒绝他,你爸妈那边我会找机会道歉,愧对他们的一番好意了,真心说声对不起。”
李晓丽知道他心意已决,再说下去也是自讨没趣,一时间郁闷失落了起来。您(@)目前可用积分:3512540跟帖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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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转~文章提交者:如是观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大学校长的应有之义――傅斯年故事  文/  傅斯年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维护学术自由、教育特别是大学独立;二是大学工作必须以学术为中心,保持高度的学术水准。这本来是办大学的常识,但在当年国民党实行专制统治的岁月里,维护这些原则是非常艰难的  傅斯年只活了55岁。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他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他的教育生涯的顶峰则是年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把一个颇为混乱的大学整顿、引导进入正轨。  一走进台湾大学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被称为傅园的傅斯年墓。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  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维护学术自由、教育特别是大学独立;二是大学工作必须以学术为中心,保持高度的学术水准。这本来是办大学的常识,但在当年国民党实行专制统治的岁月里,维护这些原则是非常艰难的。  早在1932年,面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或所谓三民主义教育,他就尖锐地指出:“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  日,蒋介石请傅斯年吃饭。席间蒋介石提出要当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傅斯年极力反对,说“北大亦不易办,校长实不易找人,北大关系北方学界前途甚大。他(指蒋――编者注)说可以兼着。我说不方便,且不合大学组织法。他说不要紧(此公法制观念甚微)。”后来胡适也没有答应。这件事也体现了傅、胡二人要维护大学独立和自由的共同信念。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更加肆意地践踏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推行联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纯正”被判罪,其他人要连坐。傅斯年一面不准军警随意入校捕人,一面对国民党当局声明,台大师生由他一人担保,发生问题,他负全部责任!从而迫使这个联保制度在台大无法推行。  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又一重要方面是拒绝权贵子弟可以降格入学。为此,他特地在校长办公室门上贴上一张字条:“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  在逝世前不久,傅斯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台湾大学时写道:“这一年半大学有惊人的进步……学校在一切环境下,尚能维持其应有之liberal tradition of universities(大学的自由传统)。虽然不是没有麻烦。”在当时的环境下,可以说是了不起的成就。  学术自由是大学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光有这一条也远远不够。傅斯年关注大学的另一焦点是如何保持高度的学术水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  1.办学思想上不能以功利主义为主宰。他说:不但清末的教育“以富强之目前功利为主宰”,而且“直到民国初年,大学只是一个大的学堂。”“今之大学制度仍不能发展学术,而足以误青年、病国家。”如此状况,必须改弦更张。  2.严格挑选校长和教授,不能让政客和不学无术之辈混迹其间。“做校长的必须教员出身,否则无直接的经验、切近的意识,其议论必成空谈,其行为当每近于政客。”。而“大学以教授之胜任与否为兴亡所系,故大学教育之资格及保障皆须明白规定,严切执行”。  3.严格区分大学和中学的教学方法。“大学教育是则是培养一人入于学术的法门中的。”“大学生之训练正是研究室之入门手续也。”不能将“大学化为中学”!  这些话是在20世纪30年代说的。几十年后,发达国家大学教育逐步大众化,以职业训练为宗旨的社区学院也日益普及。但是,凡是合格的大学莫不以通识教育为大学课程的基础,不以短期的功利为导向。而中国的大学盲目跟随苏联标榜以培养“专家”、“工程师”的恶果历历在目;今天官员们利用权势捞取学位和教授头衔的事情时有所闻;回头再看傅斯年当年的针砭,深感这些直抒胸臆的话不失为警世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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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如是观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一代学人傅斯年 作者:欧阳哲生(北京大学教授) 来源:湘声报 在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中,傅斯年(字孟真,1896―1950年)是一个极具个性,而又充满矛盾的奇特结合体。他长期在北大学习、工作,对北大师生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力,被视为自由派大本营北大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又承接传统的正统观念,与南京国民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因此在1949年这个关键性的转折年代,与胡适、钱穆一起被毛泽东点名为反动政府“只能控制”的几个代表。他力主以西方的现代化为样板,反对所谓“国粹”,反对读经,主张废除“国医”,成为“五四”以后在文化领域最激进的现代化路线的推动者。他又最具民族主义思想,坚定抵御日寇侵略,毫不含糊地抗议苏俄沙文主义政策,维护国家利益,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最有力的代表之一。他是纯学术的真正维护者,一生致力于发展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亦政亦学,不畏权门豪族,言谈举止中充满“知识的傲慢”,“虽千万人,吾往矣”,因此有“傅大炮”之美誉。他事必躬亲,治事威严,为人行政有德国人那种一丝不苟的彻底精神,是现代学术机构管理的科学典范。他又致力于铲除社会不平等,体恤下层百姓的苦情,为此谋求民主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这些看似矛盾、趋于两极的选择奇妙地集于傅斯年一身,使他常常出人意料地产生一些爆炸性的言行。 傅斯年只活了55岁。但他曾是学术精英群体聚合的纽带性人物。他一生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学术准备期(1896――1926年),从他入小学,上中学,进大学预科、本科,直到赴欧留学。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开始崭露头角,在留学时代他形成了自己治史的学术志趣。二是学术成熟期(1927――1937年),这一阶段他先后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并创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的学术著作大都完成于这一阶段。他自称:“吾这职业,非官非学,无半月以上可以连续为我自由之时间。”说明了他奔波于学术与行政之间的匆忙。三是行政工作期(1937――1950年),这一阶段他除继续担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一职外,另还担任过中研院总干事、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西南联大校务委员、北大代理校长、台大校长等教育、学术行政职务,并以社会名流的身份担任过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立法委员等政职,他的重心明显转向以行政工作为主,甚至卷入一些重要政治活动。 傅斯年的一生刚好跨越了20世纪上半段,在中国,这正是一个极其混乱而又充满变革性的年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俗语,远不足以我们形容这个时期的历史变数之速,由此而导致评判傅斯年的两极对立,甚至多极差异,也不足为怪。时人以“誉满天下,谤满天下”来说明对傅斯年所牵涉的是非关系和人事纠纷难以评判。但我们不能忘记,作为学术界、教育界的一个重量级的历史人物,傅斯年在他曾经生活、学习、工作过的地方,刻下了深深的痕迹,以至于我们无法轻视他作为历史的存在。北大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作为民国时期北大派的代表之一,傅斯年那狂狷独立的行世风格、尽忠报国的民族情怀,已深深地熔铸于北大人的历史传统之中。中研院曾是中国的最高学术机构,作为中研院第一大所――史语所的创建者和初期领导者,傅斯年那威仪严苛的“老虎”作风、严格把关的治所戒规,已成为史语所学派的一种象征。胡适说,傅斯年“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一个力量。”“他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其领袖的才干。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在一个看不到多少希望的历史时期,一个人有一个闪光的亮点就足以使人难忘。 胡适50年前还说过这样一段话:“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间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作为乃师兼友的胡适生性并不好走极端,知人论世,在此一口气用了14个“最”字来表彰傅斯年,足见其对傅的人格和才性的推许。在傅斯年逝世后的半个世纪中,海内外有关傅斯年的追思、纪念性的文字持续不断,但这些追忆不约而同地都是为胡适的这段评语补充注脚。 关于傅斯年的学术成就,著名宋史学者邓广铭先生说:“凡是真正了解傅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学问渊博得很,成就是多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对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所作的贡献是很大的。……可以说,中国没有个傅孟真,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我们不能用著作多少来衡量一个人在学术上的贡献。即如傅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史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有其特殊的贡献,都具有开创性的意见和里程碑性的意义。”这一评论旨在说明对傅斯年的学术成果不宜以多寡来衡估,而应以其在整个学科中所发挥的影响力来估价。诚如邓先生所说,即以傅斯年领导并大力推动的安阳殷墟发掘这一项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和国际影响来说,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贡献,就足以奠定他在中国历史学、考古学中的地位。 傅斯年读书有“博而寡约”的倾向,其治学涉及面亦广。他涉猎的学科,文、史、哲均有;跨越的时段,以上古、秦汉、明清三段为强,尤其是在上古史研究领域,他在新材料的占有和学术素养方面的积累,均占有优势,其成果处于该领域的领先地位。惜因繁忙的行政工作和时局的动荡不定,傅斯年的学术研究工作时间受到极大的限制,拟定的学术计划常常只能暂时搁置。他的很多设想,未能形成最终成果,现有的著作,刊行的仅为其中一部分,许多尚是手稿、残稿、讲稿,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的遗憾。加上天不假年,壮年中折,他个人的学术研究成了一项未竞的遗业。提及这一点,李济沉痛地说,傅斯年的个人风格颇类似于法国启蒙运动的大师伏尔泰,两人“在反对愚昧一点,的确相像。最可惜的是伏尔泰活到84岁,把他要写的都写完了,但孟真只活到54岁就死了。他满肚子的学问,满肚子的见解,正在成熟的时候,正在开始写的时候,忽然死去,真是最可伤心的事,不可补偿的损失。”因学人生命的夭折而出现的顿挫,这样的现象曾经出现在王国维、徐志摩、刘半农、丁文江等人身上。当傅斯年猝逝时,台港学界震惊不已,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 傅斯年在其生前仅有两部著作单行出版,一本是《东北史纲》第一卷,一本是《性命古训辨证》。其它著述,如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学的讲义稿生前并未整理出版;所写论文、序跋、书评则以单篇的形式见诸于各种报纸、期刊,其中学术论文大都发表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学研究所集刊》和所内刊物上。 傅斯年著作的系统整理和出版是在其去世以后。大规模的整理出版先后有三次,均在台北进行。第一次是1952年12月台湾大学出版的《傅孟真先生集》(6册),由胡适作序。第二次是1967年1月台北文星书店出版的《傅斯年选集》(10册)。说是选集,但较此前出版的《傅孟真先生集》增收了43篇文章。第三次是1980年9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傅斯年全集》(7册),由傅斯年遗霜俞大纟采作序。此版不仅较《傅斯年选集》在篇幅上有新的扩充,新收文9篇;而且在编校质量上亦有很大提高,校改原《傅孟真先生集》所存误排、脱落达700余字。大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过傅斯年先生的著作。天津人民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上海学林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均出版过傅斯年的选集。 此次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傅斯年全集》按内容和体裁计分七卷。各卷依次为:第一卷早年文存(1918――1926年),第二卷学术专著,第三卷学术论文,第四卷时评政论,第五卷教育、文化、医学、人物、诗歌,第六卷工作报告,第七卷书信(后附年谱简编)。在台北联经版基础上,此次所收文内容又有较大篇幅的扩充,新增内容包括:第一卷新收傅斯年早年文章10篇,其中有《致蔡元培: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讨论“的”字的用法》、《时代与曙光与危机》、《留英纪行》等。第二卷增收《东北史纲》(第一卷)。第三卷新增学术论文6篇,篇目为:《〈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发刊词》、《致〈史学杂志〉编辑先生函》、《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戏论》、《向达〈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案语》、《论李习之在儒学性论发展中之地位》。 第四卷新增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提案、政论、谈话22篇,其中有《关于九国公约会议之意见》、《请政府加重救济难民案》(1938年)、《政治之机构化》、《在参政会提案》(1939年)、《关于“一二?一”惨案的谈话》(1945年12月7日)、《对〈世界日报〉记者谈:不用伪北大人员,要替青年找第一流教授》(1945年12月8日)、《我们对于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抗议》、《谈北大复校》(1946年5月21日)、《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等。第五卷新增课程纲要、试题、传记、题词、诗歌10篇,其中有《史学方法导论课程纲要》、《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纲要》、《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课程纲要》、《汉魏史择题研究课程纲要》、《追忆王光祈先生》、《段绳武先生传》、《为子傅仁规书文天祥〈正气歌〉、〈衣带赞〉诸诗题跋》等。第六卷所收工作报告均为此次新收。第七卷增收书信达200余封,函目不赘。这些信函的原始出处主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它们有的已发表在海内外报刊杂志上,有的则是首次公开发表。 我们期待,这套新的《傅斯年全集》的出版,能为海内外学人进一步研究傅斯年先生一生志业及其理想提供便利。 2003年8月25日于北京海淀蓝旗营 (《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16开七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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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如是观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傅斯年故事:知识分子的办报梦想&& 作者: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再办报刊议论时政,留下不少抨击专制、腐败和推进民主、法治的精彩文章。他们的皇皇大文,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增添了光彩 &&傅斯年是个满腔热血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不但在学术事业中卓有成就,而且参政、议政,在履行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中也写下了引人注目的篇章。1947年,国共两党分裂后,身为自由主义者何去何从?蒋介石力图把胡适等人吸纳到他的政府中去。作为胡适挚友的傅斯年做出一个判断:“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这句话的主要意思是政府必须受到独立力量的监督。这既是他吸收的现代西方政治理念,又是他的政治经验的总结。 傅斯年办报是从新文化运动中办《新潮》开始的。他和他的朋友怀着“所想所学,不致枉费”的愿望,决心“尝试一回”,结果办出一份仅次于《新青年》的优秀刊物。而这次尝试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一大批杰出人物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的支持。 这一群自由知识分子们尽管一再受挫,但办报办刊的梦想却始终没有放弃。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傅斯年和胡适等人出版《独立评论》周刊,评论时政,发出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筹办之初,他和胡适等11位好友每人按固定收入5%捐款,几个月内筹得4205元,就把这份周刊办起来了。而且这不是孤例,年间,胡适他们办《努力周报》,用的也是这个办法。《独立评论》出版244期,发表1309篇文章,涉及对日方针,训政还是宪政,民主还是独裁,民族自省,如何统一等等外交、内政等领域的重大问题。不论他们的意见是否正确,但他们确实无所顾忌地讲出了自己的真心话。 以傅斯年来说,1932年,他直截了当地发表言论:“今日国民党的领袖,曰胡(汉民)、曰汪(精卫)、曰蒋(介石)……胡之人格坚固,汪之人物有吸引力,蒋之意志有强力……然而说汪先生之政务精练,或蒋先生的近代知识充分,似乎不能言之成理,而政务之精练,近代知识之充分,确是今日主持一个国家所应有的。”这等于指斥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是不合格的领袖。汪、蒋虽然没有因而迫害他,却不能虚心受教,埋下了他们后来或覆没或失败的祸根。 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国防参议会(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和国民参政会(1938年7月至1948年3月),作为朝野各方咨询性的参政、议政机构。傅斯年被聘请为参议员和参政员。在参与这些机构的活动中,傅斯年不愿像御用文人那样讲“好听的空话”,一再猛烈抨击那些腐败官员;特别是不顾蒋介石的关照,持续炮轰孔祥熙、宋子文,先后将这两位行政院长赶下台,成了名副其实的“傅大炮”。而“大炮”的威力正是与报刊结合中显示的。 不同年代都不难找到一些骨鲠之士,但他们的命运如何,就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息息相关了。民国时期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所以能够发挥前所未有的影响,重要原因是当时以《大公报》、《独立评论》和《观察》等为代表的独立报刊坚定不移履行传媒的职责,拒绝同流合污;他们的声音也因通过现代传媒广泛传播而广为人知;其次是国际舆论频频施压,特别是国民政府的主要盟国――美国对其腐败和专制统治的不满日益增长。执政的国民党虽然专制,还是不能不考虑利害得失,努力争取这些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与自己合作。 可是,在当时那样的专制制度下,舆论的压力又是有限的。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胡适及其周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再办报刊议论时政,留下不少抨击专制、腐败和推进民主、法治的精彩文章。统治者对这些诤言有时不得不听,有时不但不听还视若寇仇,而总的说来还是无视民意的情况居多。因此,他们的皇皇大文,主要成了自由思想传承的文本,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增添了光彩;而就当时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局而言,依然无补费精神! “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傅斯年这句话是1947年说的。而当时的国民党已经再次选择武力统一全国,除了依顺自己的政党和报刊外,不准组党和办报的极端道路。它的结果是卷起包袱,逃离大陆!《新闻周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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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过来~文章提交者:如是观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节选自: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作者:何兹全刊《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家世和才性  傅斯年,山东聊城人,生于日(光绪二十二年)。   傅家是山东西北一带的名门望族。明末清初,傅家出了一个傅以渐,1646年(顺治三年)中进士,殿试一甲第一名,成为清王朝开国第一名状元,他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傅以渐以后,傅家举人、进士辈出,任封疆大吏,布政使、知府、知县者更有多人。书香门第一直维持到清朝末年。  到傅斯年的祖父傅淦时,家境出现衰落。傅淦,幼负才名,博通经史,1861年(咸丰十一年),他17岁时即被选拔为贡生。他似乎淡泊名利,既没有参加朝考,也没有出仕。傅淦的父亲(傅斯年的曾祖父)傅继勋,多年在安徽做官,官至布政使。李鸿章是他的门生。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时,曾请傅淦到天津去,大约意在给他安排个官职。傅淦到天津时,可能正赶上李鸿章政务忙迫,未能即时召见。他认为李鸿章有意慢待,便于次日不辞而去。自此靠在家乡教私塾和卖字画b口。傅淦的妻子陈梅是江西巡抚陈阡(山东潍县人)之女,结婚时陪嫁甚丰。傅淦生活困难时,就靠变卖妻室陪嫁度日。  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1894年(光绪二十年)顺天举人,有文名,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院长。1904年(光绪三十年),殁于任所,时年39岁,当时傅斯年先生9岁,其弟斯i7个月。上有老(傅斯年的祖父母)下有小(傅斯年兄弟二人),一门生活全靠傅斯年的母亲李太夫人操持。幸赖父亲傅旭安的众门生,聚资生息供一家生计之用。  傅斯年虽然出生在世代官宦书香家族,但他幼年时期,却是过的清苦生活。青少年时代的穷苦生活,使他能比较深刻地理解社会,理解世事人情。有一次闲谈中,我曾问他怎么懂这么多人情世故。他说:“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  从6岁到9岁,傅斯年在离他家不远的一个私塾读书。10岁到13岁,在东昌府立小学堂读书。这七八年里,都是白天去学校,晚上由祖父在家课读。祖父、母亲对傅斯年读书都是严格要求,加之傅斯年天资聪颖,勤奋努力,在11岁时就通读了《十三经》。  1908年的冬天,13岁的傅斯年跟随父亲的学生中了进士的侯延u去天津,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读书。在校4年,1913 年(民国二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1919年北京大学毕业。  在北大的几年,是傅斯年思想大变化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学术界有权威、有影响的大师是章太炎。他的大弟子刘师培、黄侃都在北大教书。他们都很器重傅斯年,希望他继承章太炎学派的衣钵;傅斯年读的是古书,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最初也是崇信章氏的一人”(毛子水)。1916年1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先后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到校任教。蔡元培的思想是新的,他出过国,受到西方思想影响。所谓“兼容并包”,实际是为新派在北大挤个落脚点。当时北大文科是章太炎国学派的天下,“兼容并包”,实质是支持新反对旧。傅斯年接受胡适的思想教育,尽弃旧学,接受新说。在北大创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他参与了五四运动,他自己说:“五四那天上午我作主席,下午扛着大旗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住宅。”  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山东官费出国留学,先到英国,入伦敦大学,学习的学科有心理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1923年由英国去德国,入柏林大学,修习物理学和比较语言学。  傅斯年于1919年冬出国,1926年冬回国,先后在英国、德国留学7年。从他学习的学科看,涉及的面是比较宽的,而且多属自然科学,没有历史学。但从傅斯年已有的深厚的中国文史知识基础上来评价,就知道留学对于他后来对中国传统文史的整理是有好处的。他所要学的是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正像他的朋友罗家伦所说:“他有了许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又回头发现了他自己曾经储藏下的很丰富的中国历史语文的知识,在此中可以另辟天地。”罗家伦述说他们“这群人的学术心理”里,有一种“先博后专的风气。因为当时大家除了有很强的求知欲外,还有想在学术里求创获的野心,不甘坐享现成,要想在浩瀚的学海之中,另有会心,‘成一家言’”。我想,我们完全可以从罗家伦的话里理解傅斯年在欧洲求学时学得如此宽博的原因。他是在求治中国学问的理论和方法。我们没有材料说明他在德国学历史,但知道他读书很博,他一定也读了一些历史学的书,他的“史料即史学”思想就是从当时风行德国的兰克学派接受过来的。  1926年冬,傅斯年回国。先返乡里省亲,随后即去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他担任文学院院长,还兼任历史、国文两个系的系主任。同时还创办了一个语言历史研究所。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傅斯年应聘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襄助院长蔡元培先生筹划院务。院内一切制度的确立,和各种方案的制订他都贡献了不少意见,后来中央研究院的发展扩充,他有很大的功劳。”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年度报告书中说:“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又说:“此虽旧域,其命维新。材料与时增加,工具与时扩充,观点与时推进,近代欧洲之历史语言学,其受自然科学之刺激与补助,昭然若揭。以我国此项材料之富,欧洲人为之羡慕无似者,果能改从新路,将来发展,正未有艾。”  歪打正着,傅斯年在欧洲广学自然科学且有“迷途不返”之势,到头来却为他回国后收拾旧业,为他在历史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方面开扩了新道路。  自此年(1928年)始,傅斯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一直到1950年去世。在大陆期间,他曾兼任许多职务,其中有: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33年),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1933年),代中央研究院干事和总干事(1937年),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45年秋)。1946年胡适由美回国,他才卸去代理北大校长职务。1947年6月,赴美养病。1948年上半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这年8月由美回国。冬天,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台湾。1949年1月,就任台湾大学校长。 日晚11时20分,因脑溢血病逝,享年54岁。  对傅斯年的一生,会有许多不同的评价。这且俟诸历史吧。我觉得胡适和他自己对他的本性和为人的评估,还是很透的。  胡适之对傅斯年可以说是相知最深的人。他对傅斯年的品性和才能曾有如下一段评论,他说:“孟真(傅斯年的字)是人间最希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作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有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胡适为《傅孟真先生集》写的《序》)在这不到200字的一段话里,胡先生用了14 个“最”字来评述傅斯年的品性和才能。胡先生的话,准确而又全面地描绘出一个最稀有天才人物的最难兼有的品性和才能。  人贵有自知之明,且看傅斯年对他自己的认识和估计。1942年12月,他于大病之后,回到李庄史语所后给胡适的信说:“病中想来,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比别人好名少多矣。心地十分淡泊,喜欢田园舒服。在太平之世,必可以学问见长。只是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过量热心。此种热心,确出于至诚,而绝非有所为。遇急事胆子也大,非如我平常办事之小心。有时急的强聒不舍,简直是可笑。平日好读老庄,而行为如此。有此性情,故遇有感情冲动之事,心中过分紧张。这种感情冲动,私事甚少,而为公者极多。性情如此,故得此病,更不易治。此等性情,自天外人看来,未知还有趣否?但在中国确算比较少的了。近日又读庄子,竭力自己为自己想开,何必一人怀千古之忧,一身忧国家之难。读来读去,似乎有些进步,此窍还是半通不通的。古人有以天下事为己任之说,一个人如此想,多半是夸大狂,我向不以此言为然。但自己不自觉之间,常在多管闲事,真把别人的事弄成自己的事。此比有此意识者更坏事,以其更真也。我本以不满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学问,偏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今遭此病,事实上不能容我再这样,只好从此以著书为业。所可惜者,病中能著书几何,大是问题耳。但只要能拖着病而写书,其乐无穷。”  遗憾的是,山难改,性难移。局势不静,他终难忘却国家。身心憔悴而逝。  小处可以见大,更可看到一个人的品格。傅斯年的夫人俞大Z写有《忆孟真》一文,悼念傅先生。情真意切,反映傅斯年的品格。文长这里不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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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如是观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雅风论坛作者:古道风容--&&发布时间: 23:39:42--&&遥望傅斯年                 傅斯年这个名字,长时期以来一直尘封在历史的记忆里。八十年代以前的历史教科书中是不会出现这样一个人物的,即使偶尔提及,也是一笔带过,不作为批判的靶子就已经是进步了。而当一切都尘埃落定,历史终于还原了它的本来面目之后,这个人物才逐渐地浮出水面,为一些研究者所注意,傅斯年也终于去掉了历史蒙在他脸上的面纱,呈现出了其本真的色彩。我在这里用遥望两个字,一方面是由于时空的距离,一弯浅浅的海峡,成了不可逾越的屏障。而傅先生,也早与一九五零年因突发脑溢血病逝在台大校长的任上,可为鞠躬尽瘁,死面后已。另一方面,我想说的是,对于那些有着高贵人格精神的人来说,我们是应该怀有一颗敬仰之心的,是应该以一种虔诚的心态来仰望他们的。   傅斯年祖籍山东聊城,家学渊源,天资聪慧,后入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成为国学大师黄侃的高足,并被作为未来的衣钵传人而培养。傅斯年也以乃师为楷模,就连穿着打扮也刻意模仿乃师。一袭长衫,一把大葵扇,一卷古书,俳徊在燕园古老而静谧的小路上。作为维新变法唯一保存下来的硕果,燕园负载着太多历史的沉重与希冀。它是敏感的,也是宽容的。古老的中华民族的每一次历史阵痛都会触动它那敏感的神经。而此时的中华民族,却正经历着黎明前的黑暗。巴黎和会的屈辱点燃了中国人的愤怒之火,中国――这头沉睡的雄师终于醒来了。它必将发出震天动地的吼声。由北京大学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伟大运动由此发端了。笔至此,我总是无法忘却那个背影,也不应忘却。那个一袭长袍,不过此时手里没有了那把大葵扇,而代之以肩扛一面红旗,雄赳赳,气昂昂,大步流星行进在队伍的最前面,向着赵家楼方向急奔而去的背影。他就是傅斯年。作为北大学生界公认的领袖人物,他组织和领导北大学生上演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轰轰烈烈的一幕――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   而若干年后,令古老而年轻的燕园没有想到的是,也正是这个人,在八年抗战后,会入主燕园,作为北大的代理校长,赤手空拳,雷厉风行,以其大刀阔斧的手段,收拾旧山河,为他的另一位老师胡适之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扫平道路。对那些抗战期间给日本人做汉奸的教授,哪怕学问再好,也坚决予以扫地出门,用他的话说就是:“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掷地有声,酣畅淋漓。因而也获得了“傅大炮”的绰号。他深知老师胡适温文尔雅的性格,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一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办,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胡适与傅斯年的关系可以说是“文章知己友兼师”。一九一九年,胡适海外学成归国,任教北大,发起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胡适的横空出世,挖了黄侃老先生的墙角,他生平最得意的、他曾对之寄以厚望的高足傅斯年很快就倒向了新文学的阵营,并出版杂志《新潮》,向着旧营垒反戈一击,因之也与胡适结下了半生的不解之缘。   海外七年的留学生活造就了傅斯年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他一生不愿意做官,为的是要保持一个知识分子对政府独立的批判。他也坚决反对他的老师胡适做官。他曾对胡适说:“与其做官,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唯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 无法奋斗也。”事实证明他是对的。胡适后来的小心谨慎,畏首畏尾与傅斯年的无所顾忌,大刀阔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单从“士”的角度来说,傅斯年无疑比胡适作的更纯粹。物不平则鸣,傅斯年亦如此。当他发现了政府的丑恶,权贵们的贪赃枉法时,他这尊大炮便又要向着他们开炮了。他在国民参政会上拍案而起,那篇脍炙人口的战斗檄文《这个样子宋子文非走不可》如一枚巨型炸弹,炸的昨日还意气风发的孔宋们狼狈不堪,终于灰溜溜的滚下台来。“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傅斯年就是这样一个谔谔之士,不禁让人想起汉高祖时期那位“臣期期以为不可”的倔强的孤老头周昌。但傅斯年的悲剧在于:没有制度上的彻底根治,贪污腐败是得不到根本的惩治的。今天把他轰下台来,明天他就又可能卷土重来,今天轰下张三来,明天就又可能有李四。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傅斯年的这场搏斗就有点像古希腊神话中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里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刚把它推上去,它却马上又滚下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纵然你是千手佛,到最后也只剩下了苦笑,因之也就带有了一种悲壮的色彩。   历史早已翻到了二十一世纪,而这个人的形骸也早已化为灰土,但我们不应忘记,不应忘记他的背影,忘记他那一袭长衫,一把大葵扇,一本黄卷在燕园小路上徘徊的背影;忘记他一袭长衫,肩扛红旗,雄赳赳气昂昂行进在队伍最前面的背影。也不应忘记他的呐喊,忘记他那“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的振聋发聩,忘记他那“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的痛声疾呼。记住了这些,我们也就读懂了他这个人,读懂了他的道德文章,读懂了他的满腔热血,读懂了他的嫉恶如仇,读懂了他的特力独行,读懂了他的侠骨柔情,也读懂了他的痛楚与无奈,读懂了他的悲壮与崇高。读懂了他之所以为他的一切的一切,也读懂了那个时代曾经的辉煌与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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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如是观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1947年:傅斯年和中国言论界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日 “欧美报纸,常常一篇社评可以影响一个内阁或一个部长的去留,中国的言论界则很少有这种力量。这当然非谓言论界本身的不努力,实际上这是中国的社会情形与欧美各国不同的结果。然而我们总希望中国的言论界,能够一天一天发挥更大的威力。我认为言论自由是要言论界自己去争的,决不能期望政府来给言论界以‘言论自由’。言论界争取‘言论自由’,自然要联合起来争,全体起来争,但是在这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中,也得要有几个硬骨头的人物来领导一下。但是这种领导言论的责任,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负得起来的,还要看这个人的学问识见及声望地位如何。譬如抨击宋孔的文章,假如那三篇文字是 像我这样一个普通读者写的,恐怕未必能引起这样大的注意,甚至大公报或贵刊都不登,亦未可知。此外,要是一个普通的新闻记者写了像傅先生那样激烈露骨的文章,恐怕他就要遭到许多困难了。我认为傅先生发表了这样几篇的文章,言论界的风气,很可为之一变。假如中国能够有十个‘傅孟真’,挺着胸脯说硬话,则中国的言论界也不致于像过去那样的萎靡不振,政治上的风气也不致于像过去那样太不像样。我们实在希望中国言论界能多几个‘傅孟真’,能这样,风气自然可以慢慢的改变过来。”[1]这是日一位署名“许金铿”的上海读者写给《观察》周刊编者的信,以《傅孟真的文章》为题发表在3月8日的《观察》第二卷第二期“读者投书”栏。五十五年后我读了还是感慨不已。 日的南京,依然是春寒料峭,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的傅斯年(字孟真)在《世纪评论》周刊第七期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炮轰行政院长宋子文,开篇即指出“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2]直言国民党政治上的失败。宋子文初上台时,他曾寄予希望,还在《大公报》发表评论说过宋的好话,以为他和孔祥熙不一样。事隔不久,宋的真面目就露出来了,傅斯年无法容忍孔宋这些“侵蚀国家的势力”,他不愿看到政府的垮台,以免玉石俱焚,所以必须说出真话。他从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作风、中国文化修养和态度等五个方面,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跨了。”[3]一个学者如此直截了当地抨击政府首脑在中国是罕见的,一文既出,“各地报章纷纷转载,举国注目。”据那天的胡适日记,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当日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这样耸动视听的标题。《世纪评论》是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经济学家何廉1947年1月筹款创办的,由留美政治学博士张纯明主编,撰稿人包括萧公权、吴景超、潘光旦、蒋廷黻、翁文灏等,他们批评时政,倡导民主,言论大胆,很快得到社会公认。何廉回忆:“1947年春季的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赞扬《世纪评论》的一封信,……我回信约他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不久,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诉我说,他要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按原文发表,不能有一字改动,我立刻表示同意。过了两天,他把稿子交给总编辑张纯明”。《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发表,“不到半天时间,这一期《世纪评论》在上海市面上就见不到了。这并不是说《世纪评论》的发行量空前地突然增加,而是一定有人从报贩手里全部收买去了。我立刻到《大公报》馆找到经理胡霖,把我自己手里的一份登有傅斯年文章 的《世纪评论》给他看。我告诉他说这一期在市面上谁也买不到了,问他能否在《大公报》上发表,他立刻同意了。就在第二天早晨,这篇文章在《大公报》上发表了。”[4]将刊载傅斯年文章的刊物“搜买一空”,《观察》称之为“颇有‘寓买于禁’的味道”。一星期后,傅斯年在《世纪评论》第八期发表《宋子文的失败》一文,直言:“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那些人?照客观观察去,套购外[汇]和黄金最多的人,即发财最多的人。……(孔、宋)二人虽不睦,但祸国的事,却也‘萧规曹随’。”他列举事实指出孔、宋代表的权贵势力“断送中国的经济命脉”,“简直把中国葬送在十八层地狱下了。”说到工商贷款,他痛心地说:“今天的工贷都成了商贷,而且都成了投机贷。……惟有权门、霸户、豪势、或与这些人有关系的,才能得到贷款。孔宋二氏这样一贯的做法,简直是彻底毁坏中国经济,彻底扫荡中国工业,彻底使人失业,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国外!”储安平在2月16日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先生在参政会慷慨陈辞,主张清查宋、孔产业,举国共鸣。国事如此,忧心如焚,顷闻先生将为《世纪评论》连写两文,促宋下台,谠论一出,行见全国响应。不知先生拟写之两文中,能否分赐一篇惠交敝刊?”[5] 3月1日,傅斯年在《观察》周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第三篇檄文《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权门资本出发,条分缕析将当时中国的状况讲得清清楚楚,他不是经济学家,不过是直言无讳,说出了很多经济学家不敢说的真相。这样的文章今天不大读得到了,我就不怕累赘,多抄几段:他指出包括铁路、银行、航运等在内的国家资本被“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冻僵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循环不已,照道理说,国家必糟。”关于官僚资本,他一针见血地说:“于是乎小官僚资本托庇于大官僚资本,大官僚资本托庇于权门资本。小官僚大官僚资本有些是以‘合法’方法聚集的,有些则由于鼠窃狗偷。无论如何是必须依靠大势力的,尤其是豪门资本。”权门资本“一方面可以吸收、利用、支配国家资本,一方面可以吸取、保护(因保护而受益)次于他的官僚资本。为所欲为,愈受愈大。用着一批又一批的‘机器’(这‘机器’在宋氏门下很多是些美国留学生,自以为了解所谓Sound Business的,极肤浅的人)爪牙,人狗(例如战前广东银行经理,已经枪毙了的),家奴……”“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二家,二家之外,有些在滋长中。两家的作风并不尽同。孔氏有些土货样色,号称他家是票号‘世家’,他也有些票号味道,尤其是胡作非为之处。……这一派是雌儿雏儿一齐下手,以政治势力,垄断商务,利则归己,害则归国,有时简直是扒手。我说到这里,我想,他该告我诽谤罪了,我却有事实证明。……所以他如以我为侮辱,必须告我于法院,我很愿对簿公庭。”“宋氏的作风又是一样。……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两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从电厂到煤矿,说是“国营”,实为“宋营”。“由准许私人投股之国营,一下而入于中国银行,又由中国银行而姓了宋,这中间,也许有他的‘合法’手续,凡创朝代都是合法的。”“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在今天宋氏暴行之下,还有人说,孔比他好,这真全无心肝之论,孔几乎把抗战弄跨,每次盟邦帮助,他总有妙用,并且成了他的续命汤。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在位者要负责任的。……总而言之,借用二家财产,远比黄金拢回法币多,可以平衡今年预算。……所以要征用,最客气的办法是征用十五年,……这办法自须先有立法程序,我想立法院可以压倒多数(如非一致)通过。”他最后说:“这篇文字全由我负责,与编辑无涉,另有在世纪评论两文(一卷七期八期)可与此文参看。”同一期《观察》的“观察文摘”栏即摘载了他在《世纪评论》首发的另两文。储安平在《编辑后记》中说:“傅孟真先生一连写了三篇抨击孔宋豪门资本的文章。他的文章是爆炸性的。”在1947年的中国,这不是傅斯年一个人孤立的声音,经济学家马寅初等硬骨头的知识分子也一直在大声疾呼,抨击豪门资本,陈云阁主持的重庆《世界日报》就发出过同样的声音,2月16日(即《这个样子的宋子文走开》首发的第二天),刊出社评《罢免宋子文!》,和傅斯年的文章异曲同工,直接发出了罢免政府首脑的呼号――“总之从政治责任讲,宋氏自任行政院以来,对大大小小的问题,不是无政策便是乱干蛮干,以致措施乖方、贻害无穷。当前的金融风潮既已经威胁到整个国计民生,追究责任,宋氏万难脱逃。从政治纲纪讲,一国的行政院长,在客观事实上如已表现出凭借权势以操纵市场,扰乱金融,垄断工商,吞食国计的违法败纪行径,则除罢免其官职外,自可没收其财产,惩治其罪尤。我们本此正义的认识,敢代表全国最大多数善良人民,吁请政府最高当局,当机立断,迅采立法院与参政会的主张,立即罢免宋子文以谢国人。”[6]顺便说一句,直到日,重庆《世界日报》还发表社评――“清算豪门的时候到了!”正是那些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说出了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心声,从而成为感动了一个时代的文字。宋子文是一个怪物,作为显赫的宋氏家族的长子,他在哈佛大学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他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惟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是中国式的。傅斯年说“他的中国文化,请化学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见踪影的”。《何廉回忆录》中提到1945年冬天,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兼最高经济建设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要他将战后五年经济建设纲要送交宋一份,“使我感到非常有趣的是,宋子文看过这份纲要后竟然说:‘但这是用中文写的。’他问我有没有英译本,我说没有,他要我为他译一份英文本。”[7] 日,宋子文在黄金风潮中被迫辞职下台,离《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发表不过半个月。尽管他的下台无损于豪门资本的毫末,他继续他的“化国为私”的“宋营”事业。莫道书生空议论,当年3月8日的《观察》通讯《宋子文下台前夕的南京》曾对“傅斯年在参政会和各刊物上抨击孔宋的怒吼”大为赞许。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何廉也说过,傅斯年的文章和宋子文的辞职“是有很大关系的”。自早年求学北大时创办《新潮》、领导“五四”学生运动以来,傅斯年即享有盛名,他不是政治家,也无意追逐权位,首先是一个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一介书生,当然并不是他没有机会入阁,但他始终相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他曾写信给亦师亦友的胡适说:“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8]好一个“永远在野”,这是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他所梦想的不再是为“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不再是为“帝王师”,他寻求的不是权力,而是监督和制约权力,做社会的良知。诚如当年那位读者写给《观察》编者的信中所言,一个傅斯年站出来也许没有什么,倘若有无数个傅斯年挺身而出,就会形成一个独立的、有力量的言论界,使权势集团懂得有所忌惮。正是有了这样的信念,难怪终其一生他只愿担任国民参政员、立法委员,议政而不从政,他知道知识分子一旦离开现代的大学、报馆、出版和研究机构,这些新型的职业位置,将会一钱不值,成为官僚、政客或商人把玩的对象。他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20世纪的“士”,是“五四”一代最杰出的代表之一,透过几千年历史的迷雾,他发现“以暴易暴,没有丝毫长进”,所以坚定地信仰以和平方式完成“精神上的革新”。以学生领袖而学者、而大学校长,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五四一代优秀分子的群体选择。这些“五四”之子,不少人后来都沐浴过欧风美雨,饱受西方文明的滋润,同时对自己苦难的民族怀有深厚的感情。虽然他们大部分走的是学术之路,但他们并不是枯守书斋之内,两耳不问窗外事的迂腐学者,而是有着坚定的道德理想担当,有着知识分子天然的社会责任感。在“五四”以后的三十年间,在大时代起伏不定的波涛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在1947年的言论界,傅斯年无疑是个执牛耳的人物,但如果不是何廉、张纯明他们的《世纪评论》周刊不改动一字刊登他的鸿文,如果不是胡政之的《大公报》无所顾忌地发表他的文章,如果没有储安平的《观察》周刊一口气刊载他的三篇文章,傅斯年的言论再大胆也只能胎死腹中,根本不可能影响社会。此外如日发表马寅初《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的《文汇报》,如重庆《世界日报》等等,正是他们共同构成了1947年中国的言论界,他们是那个黑暗岁月中的一道道闪电,他们书写了民族言论史上一个有声有色的章节,时光流逝,我们愈加怀念那些知识分子和民间报刊,怀念那个早已消失的言论界。注:[1] 以下引文未标明出处的均引自《观察》第二卷影印本,岳麓书社1999年版。[2][3][8]《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334、339、21页。[4][7] 朱佑慈、杨大宁、胡隆昶著,王文钧、俞振基译《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276、251页。[5]《储安平文集》下册,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329页。[6] 转引自张友鸾等《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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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如是观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这些话打死我也是要说的&&节选自:《傅斯年传》 焦润明著&&&&“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傅斯年从1938年起,作为社会贤达一直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他认为当时国民党政权的主要危机也来自内部的腐败,来自内部既得利益阶级的蚕食。对于政府的腐败,社会上许多人士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之所以容忍主要是不希望看到政府的垮台,从而引起更大的混乱,再死上几千万人,彻底的毁产,交通断绝,农业解体,分崩离析,“弄出个五胡十六国的局面,国家更不能有自由独立的希望”。但坐在这个位子上,傅孟真还当真了,曾两次上书蒋介石,抨击国民政府,要求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蒋介石为平息此事,曾请傅斯年吃饭,并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回答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后来,他又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会上炮轰孔祥熙,终于把孔轰下台来。  孔祥熙走后,宋子文来做行政院长,开始,宋子文的一些做法深得人们好感,傅斯年还在《大公报》上写文章说他的好话。但很快就发现了问题。他又开始倒宋。1947年初他在《世纪评论》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列举了宋子文种种劣迹,认为他搞乱了工业,搞垮了经济,其贪污腐败行为比孔祥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他甚至强调说,如果希望政府不垮台就必须“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文章发表后各报章纷纷转载,举国瞩目,宋子文只好卷铺盖下台。“这些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  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的恢复和整顿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对日本占领北平期间任用伪北大教员的录用问题。1937年底,日寇在北平收罗一些汉奸文人,成立了伪“国立北京大学”,汤尔和、钱稻荪、鲍鉴清等先后任“总监督”和“校长”。  1945年9月,为北京大学复员事,担任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即派郑天挺去北平进行筹备。在北上途中,陈雪屏又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接受北平日伪各校的学生,办理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傅斯年在重庆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  11月中旬,傅斯年到达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斯年走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陈雪屏与伪大学的教师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于一些必要的场合。傅斯年听后十分不满,强调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陈雪屏解释了自己的难处,接受的学生多,北上的教师太少,根本忙不过来,只好录用了伪校一些教授。傅斯年仍然坚持,伪校教职员要一概摒弃,坚决不予录用。  北平的伪教职人员,尤其是在补习班任教的伪教人员,听说傅斯年坚决不录用他们,便组成团体,四处活动,还联合起来以罢课为要挟,并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还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的公开信,为伪教人员辩护。傅斯年毫不妥协。为避免伪教人员的纠缠,于12月再次发表声明,重申不用伪员的决心。声明的要点是:  一、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个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北大原先是请全体教员内迁的,事实上,除开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没有内迁的少数教员,也转入辅仁、燕京任教。伪北大创办人钱稻荪,则原来就不是北大的教授。所以现在伪北大的教授,与北大根本毫无关系。二、朱部长(骝先)向我说过,伪北大教员绝无全体由补习班聘请任教之事,而系按照陆军总部征调敌伪人员服务办法,征调其中一部服务,不发聘书,与北大亦无关系。三、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任何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四、在大的观点上说,如本校前任校长蒋梦麟先生,明春返国的胡适校长,北大的教授团体及渝昆两地同学会,和我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  傅斯年在声明中强调,教师是教育人的,为人师表,更应该先正己再正人,真正做到礼义廉耻,为学生做志节的表率。他承认由于长期战乱,高校内缺乏师资,但是不能因缺乏师资而放弃最基本的原则。他申述说:  “人才缺乏是事实,从别的方面考虑征用未尝不可,但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听说燕京大学对于原校教授参加伪北大者一律解聘,个人非常佩服。假如我们北大尚不能做到这一步,那真没有脸见燕京的朋友了。”  傅斯年强调“正是非,辨忠奸”是负有教育责任的人教育青年一代的价值判断标准,即要让青年们知道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卖国。最后他表明自己的态度说:“这些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  12月下旬,傅斯年回到重庆后,北平教育界伪教人员又派代表到重庆活动,其中有一位在北大时与傅斯年交谊甚深、研究甲骨文颇有名气的教授专门去拜访傅斯年。傅毫不客气,见面后当面指斥说:“你这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不用见我。”此人只得退出,后来再次去拜访傅斯年,表示要谢罪改过,傅接见了他,但仍坚持原来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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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如是观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胡适和傅斯年:两枚“过河卒子”胡适的身上,具有中国典型自由知识分子的抱负与气质。  ■以胡适与傅斯年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充满感情,他们整体上希望中国走上改良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但在1943年前后,失望每每随希望而起。  1943年,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两个人物,彼此之间亦师亦友的胡适和傅斯年,一个客居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一个生活在日本侵略下的中国。此时,抗战已见胜利的曙光。   “心情微近中年”的胡适  刚刚卸任美国大使的胡适,带着对政治的几分倦怠重新埋头在故纸堆中,研究和甄别《水经注》中的历史是非。对于胡适这样一个大知识分子而言,他的这个举动多少令人疑惑,以为其间有耐人寻味的内涵。  而胡适终究是按捺不住的,他事实上也一直没有放松对更大问题的关注。在胡适日记日的文字中,可以读到他对张其昀、钱穆以及冯友兰等人的评论,“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张、钱、冯等人当时正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撰文论政。  胡适以大学者而任外交官,完全出自“共赴国难”的责任感。在日赴美国上任之前,胡适自我剖白:“吾珍视吾之独立思想,因吾为人过去素知公开批评政府。但时代已故变,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地,一切中国人应联合起来。”  胡适的大使之职,应当说履行得相当出色,不仅令美国朝野对于中国的印象整体改观,而且不辱向美争取金援支持国内抗战的使命。据当时一位美国官员说:“近代各国派驻美国大使得到美国朝野之敬重的,大概只有英国Lord Bryce可以和胡适博士媲美。”  在武汉失守后,胡适迅速拉到了美国给中国的第一笔2500万美元的贷款。蒋介石贺电说:“借款成功,全国兴奋。”胡适自己也很兴奋地题诗一首作为纪念:“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胡适很善于同美国人打交道,在美国民众中的印象也非常好,当时许多大学都以名誉博士学位相赠为荣,仅在1942年胡适就接受了10个名誉博士学位。  但与宋子文之间的矛盾使胡适最终想要摆脱掉政治事务对自己的束缚,他在1942年卸去了大使之职。1940年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到美国以后,诸多事情都跳过胡适这个大使同美国交涉。  所以,1943年研究《水经注》,似乎成为胡适在这一时期的某种自我调适。作为主张全盘学习西方的学者,胡适对中国的未来有相当理想的设想。他强烈要求蒋介石维护国共合作的局面,“否则人家不会尊重我们”。他希望战后中国能够走到和平民主的道路上去。胡适在美国演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向美国证明中国也是一个民主国家,中国的抗战是为了保卫民主的生活方式,而日本是一种野蛮的军国主义,这是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斗争,野蛮和文明的斗争。  胡适的民主思想和自由主义观念主要来自美国,1940年代在美国旁听议会、参加模拟竞选,胡适对西方的民主政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民众的素质高低、甚至没有文化都不是问题。及至1945年日本战败成为定局,国内很多人都写信给胡适,希望他出来组建一个党派。但胡适没有答应。  拉倒两任行政院长的傅斯年  1943年的傅斯年写了一篇著名文章,题目为《盛世危言》,文中提出了他改革政治的理想。  如何改革政治,他强调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发动人民的力量,给人民以自由、平等,实行耕者有其田,去除政府官员的特权,他说:“我作一个小小的建议,我们的官,尤其是大官,可以一律‘改善’其生活如平民……如果官员不成为阶级,则中国三千年之弊病当一扫而空矣。”“第二件事是如何发动在官者尽职奉公之心。”  作为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傅斯年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十分不满。他一直认为改变这个社会,一靠改造国民性,二靠监督政府。因此他选择教育为职业,并约定自己参政而决不从政,以保持在野的身份与言论自由批评政府的弊端。  作为关心时政又不愿意合流政府的知识分子,傅斯年视国民参政会为发挥自己监督政府职能的平台。1943年的一件大事,正是国民参政会成为了“宪政实施协进会”。而国民参政会在1938年建立之时,就组织过“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当时的成员包括黄炎培、章士钊、褚辅成、左舜生、张君劢、傅斯年等19人。  傅斯年的政治理想很明显,要改革政风,必须先从国民党政府上层开始。他以“其直如矢之人”自任,其结果是接连将孔祥熙、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拉下马。前一事件,正始自1943年。  孔祥熙在任行政院长、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11年中,被揭露出的大贪污案多达六起,其中最典型的就是1943年轰动一时的美金公债案。  傅斯年了解到孔祥熙等人明分美金公债券的内幕后,全力搜集证据材料,联合陈赓雅等人要在参政会公开揭露此事。蒋介石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说情,以“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等语相激。傅斯年的回答是:“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言辞激烈且神情激动,在座的人都为傅斯年担心。蒋介石无奈之下,派财政部长俞鸿钧等人进行查办,最后只得免去了孔祥熙的一切实际职务。  而战后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后,傅斯年通过一年的观其行,决定全力倒宋。他在《世纪评论》上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指出国民党政府的失败在于其内部运行机制的不良,而不良的关键在于其用人。宋子文最终也辞去了行政院长之职。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曾作出改组政府的姿态。蒋介石打算在北方人士中补充政府委员,最后觉得傅斯年“最相宜”。陈布雷担心以傅的性格和原则恐怕不会接受。结果傅斯年果然极力推辞。回家后他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表示了他坚决不在政府中任职的志向。其政治原则之坚,由此可见一斑。  在政府之外关注政治  胡适和傅斯年对于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关注与思考,比之居职为官者更来得真切。事实上,傅斯年一生没有远离政治,尤其是当国家面临危局,民族蒙受灾难之时,他挺身走出学术圈子,投身于救亡图强的社会政治之中,抨击时弊,痛斥腐败。  1943年的时候,傅斯年从总体上仍然是拥护国民党政权的,他确实曾经为国民党改革政治、完善统治而努力过,但此时国民党政权的向心力又随着抗战胜利的接近而逐渐减弱,无可奈何花落去,傅斯年对此既痛心,又失望,陷入极大的苦闷之中。  傅斯年有追求社会平等、为民请命的意识,跟胡适相比,他在这个方面表现得更强。胡适信奉美国的自由主义主张,主张保护私有财产,主张中国应该有自己的一套自由主义政治制度,有反对党,要给政治空间。  傅斯年主张的是欧洲式的理论,强调整个社会经济上的平等,贫富不能悬殊,这是他认为专对中国的方剂。他也强调民主,可是他没有强调反对党和空间问题。  胡适与傅斯年是那个年代具有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代表,他们整体上希望中国走上改良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但他们在1943年前后,失望每每随希望而起。  (部分史实材料引自白吉庵著《胡适传》与岳玉玺等著《傅斯年》)  □耿云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欧阳哲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本报驻京记者 卢嵘 采访/整理作者: 耿云志 欧阳哲生 卢嵘&&来源:南方周末&&时间:
17: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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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如是观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徐百柯:傅斯年――刚正不阿真书生 时间:日 作者:徐百柯 来源:中国青年报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历史学家,“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民国时期的学界领袖。&&那是一个冬夜,小小书房内,炭盆里生着火,傅斯年穿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他夫人坐在对面,缝补他的破袜。因为台湾大学校长第二天要参加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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