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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皇商八大家”
作者:吴晓波
清朝的“皇商八大家”
清军入关，以数十万铁骑征服上亿人口的帝国，看上去很像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所以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对反抗势力的暴力征服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清军在江南和广东地区遭到的抵抗尤其激烈，因此屠杀也最是残酷，“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血洗岭南”，从这些名词中分明可以嗅出当时的血腥，繁华百年的工商经济再度遭到毁灭性打击。
政权初建时，满人对汉人极端不信任，在商业上只肯依赖和扶持与自己有特别关系的人，因此也出现了类似于元代斡脱集团那样的商人群体。不过，这些人不是其他少数民族，而是汉族中的早期归顺者，他们被称为皇商，当时共有八姓家族，分别是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史称“皇商八大家”。
山西介休的范家是八大皇商之首，当家人名叫范永斗。
明崇祯年间，范永斗在张家口开设商号，从事马匹买卖，他与王登库等八个来自山西的商人家族控制了当地的马市贸易。往来商客之中，来自东北的满人是最大买家，他们用皮毛、人参等特产换回马匹、铁器、盐和粮食，范永斗做生意非常讲求信誉，“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在这过程中，他与满族上层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满人攻入中原后，马匹、军械等需用大增，范永斗等人便成了最重要的采购商之一。
清王朝建立之后，厚赏八大家，顺治专门在紫禁城设宴款待，并许以官职，范永斗等人竭力推辞。于是，顺治封他们为“皇商”，也就是专门为皇家服务的商人，籍隶内务府。清政府把张家口附近的五百里地赐给他们开垦，义务是“每年办进皮张，交内务府广储司库”，以供皇家专用。其中，最大的得益者是范永斗，他受命主持贸易事务，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的人参采购业务，由此，范家又被民间称为“皇家参商”。
“战争是造就超级富豪的重要路径”，介休范家是这条定律的重要实践者。范永斗靠依附满人，成为家产百万级的富豪，而到了他孙子一辈，则靠发战争财成了千万级富豪，也是实际上的清初首富。
康熙执政时期，多次出兵平定新疆叛乱，由于路途遥远，且经沙漠地带，运送军粮成了一个突出的困难，每石米运到军中需120两白银。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准噶尔部再次叛乱。范永斗的两个孙子范毓与范毓根据自己从小随父在塞外经商、熟悉道路的有利条件，认真核计，联名呈请当朝，自愿以低于朝廷运粮三分之一的费用运送军粮。康熙闻奏，立即批准。
从此，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范家成为最重要的军粮运输商，他们多次受命于危难，在沙漠万里中辗转运输粮草，不惊动地方官府和百姓，所运军粮都能准时抵达。 军粮的价格，包括粮价和运杂费在内，开始时每石为40两白银，以后主动降为25两、19两。不仅如此，范家还承担了运粮的风险，《清史稿》记载，1732年（雍正九年），因敌寇侵袭，军粮在运输过程中损失13余万石，范家自掏腰包补运，为此花费144万两白银。在康雍乾三朝，范氏总计运输军粮百万余石，为政府节省费用600余万两。
范家对朝廷的报效当然也得到了政治和经济上的补偿。1729年，雍正特赐范毓为正二品的太仆寺卿衔，成为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后世另外一个更出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被授从二品的布政使衔江西候补道，在官衔上尚不及范家。范毓考上了武举，从千总干起，当过天津镇总兵，累官至广东提督，1750年（乾隆十五年）去世，在《清史稿》中有一段500来字的小传。
据山西籍的经济学家梁小民考证，范毓也是唯一一位被写进了《清史稿》的晋商。换一个角度来说，煌煌《清史稿》凡536卷，只留了区区500个字给清朝最重要的商帮集团——而且还因他是总兵、提督之故，不得不说是商人阶层被正统史家边缘化的一个佐证。
除了政治上的表彰之外，范家在经济上的实惠当然更大，最重要的一项是，获得了北方中国最主要的两大盐场——河东与长芦的引盐经营权，范家摇身而成盐商之首。仅在长芦一地，范家就持有盐引10 718道，按每道引200斤计，就控制了食盐214.36万斤。而且，限定的销盐地区条件十分优越，靠盐场近，人口稠密。范氏在潞安、泽州、直隶、河南建立了庞大的销售网。1732年（雍正九年），原来在大兴等八州县承办盐业的皇商李天馥积欠30多万两盐课银，面临破产，范氏收购之。最兴盛时，范氏供给1 000多万人口的食用盐。
范家还进入了当时获利甚丰的铜业贸易。清初以白银为本位货币，但民间交易多用铜钱。国内只有云南产铜（“滇铜”），矿源缺乏，康熙年间起从日本进口“洋铜”。最初由沿海民商承办，用国内的丝绸、茶叶、瓷器、药材及其他杂货换取日本铜，利润极高，据记载，“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得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十”。范家联络张家口的五个皇商，要求承办对日铜贸易。从乾隆三年到乾隆二十九年，范家每年贩铜60万斤，占进口量的1/5，乾隆三十一年后，年贩铜140万斤，占进口量的1/3强。
作为清朝早期最出名的皇商家族，范家极盛之时，家产遍布南北各地，在山西、直隶、河南有盐店近千家；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管理赴日船只的船局，洋船6艘；在北京有商店3座，张家口有商店6座，归化城有商店4座；在河南彰德府有当铺1家，在张家口有地106顷，各地房产达千余间。此外，范氏还从事木材、马、皮毛、人参等贸易，并与英商进行玻璃贸易，开采铅矿。范氏家族有50多人被授予官职，行走政商两道。范毓在老家介休张原村修筑范家大院，极尽奢华，被当地人尊称为“小金銮殿”。
范家因官而兴，所做生意也大多与政府有关，所以，其命运的把柄自然也握在官家手中。雍正晚年，北方军情动荡，运粮业务遭遇损失，户部追缴262万两银子，范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白银，约定分五期偿还，由此种下衰败的祸根。到了乾隆后期，四海安定，范家的利用价值已然耗尽，就成了被围猎的对象。1782年（乾隆四十六年）前后，日本幕府政权以铜矿开采殆尽为理由限制出口，曾经暴利的铜业突然变得无利可图，以皇商身份承包铜进口贸易的范家一时间进退失措，朝廷的官员们乘机催讨官铜，范家只好到市场上去高价收购，由此欠下巨额债务。
两年后，朝廷以欠款340万两白银为由，抄办范家。至此，“狐兔死，走狗烹”，风光无二的皇商模式走到了凄惨的尽头。在这一部企业史上，介休范家的兴衰史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标本，“看它起高楼，看它宴宾客，看它楼塌了”，这样的故事一再重演，并且情节相近，结局类似，从来没有什么新意，这是最让后人沮丧的地方。
——本文摘自：《》 吴晓波 著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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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热门12345678910晋商人大多是靠什么发家_百度知道
晋商人大多是靠什么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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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之父。后金政权与晋商的关系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时有山东、山西，致天下之民;沿边商人深入戒界&quot，甚至传递文书情报。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宋代&蜀南，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quot，财政十分困难，对此。公元996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quot、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显出身手，商业繁荣．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quot，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在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顺治初年，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赞天下之货，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使他们大获其利。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quot，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从周秦到隋唐。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则财赋有出。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会馆刚开始是为联络同乡感情的，到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组织。 晋商发展到清代，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潮商与徽商、晋商，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曾几度下令闭市、金的割剧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国用不匮矣，首先是明朝&开中制&quot，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当然这是后话。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俗称东口和西口，大都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康熙中叶;。茶庄票号正是当时非常热门的行业。这一时期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政策的实施；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在宁夏，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辽，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湖南、江西;。 晋商的兴起。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建国后，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清代晋商的发展及衰落清兵入主中原后，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京师大贾数晋人&，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漳州、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太谷、平定，维护自身的利益。山西商人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虽在明代，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则在清代，其重要标志就是会馆的设立，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跨汾河两岸，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商业的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财富，而且也改变了当时人们多少年&quot，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因此，付之遣还”、七千人，武氏并封为国公。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其占近世商业中坚的山西商人，辉煌业绩中外瞩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河东、河西，以致山西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李彦宏、陈年和郭台铭了 ，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他们都说&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上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quot。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类似股份制，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quot，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清代晋商衰落自身、内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2、“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3、墨守成规，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4、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贵州、湖北，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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