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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女儿国
绝命时钟2:22
莫斯科陷落
前任3：再见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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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末路重生
绝命时钟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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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名单 第3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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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无聊的思想智库
敢于发现创新价值
创业者励志访谈节目
分享科技新鲜事儿！醴陵市委宣传部网宣办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成都全搜索新闻网记者，易翔为易顶峰之女一事属实，易翔的升迁是通过公开考试考上来的。
&&&&左数第三位穿粉色衣服女子为株洲醴陵市团市委书记&&易翔（图片由知情人提供）&&&&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 （记者 雷涛） 6月13日报道 6月3日以来，有网友发帖质疑湖南醴陵团市委书记易翔的升迁存在违规行为，并称其父为醴陵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易顶峰。今天下午，醴陵市委宣传部网宣办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成都全搜索新闻网记者，易翔为易顶峰之女一事属实，易翔的升迁是通过公开考试考上来的。而易翔本人则告诉记者“去找组织部”。
&&&&6月3日，多篇质疑易翔升迁的帖子出现在红网、华声在线、百度贴吧。
&&&&截止记者发稿，红网和华声在线的帖子已经无法显示。但截图显示，网友“司徒醴陵”在帖中称，“易翔，女，26岁，1987年11月出生，大学文化，中共党员，2010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现为醴陵市团市委书记，其父易顶峰，醴陵市副市长。
&&&&该贴称：醴陵几千公务员熬了几十年副科都盼不到，易翔书记3年就晋升了正科，我们不是眼红，我们也不是忌才，我们希望人家是真才实学，请有关部门解释。
&&&&6月6日，网友“岳麓山和尚”在新浪微博透露了更多细节，“易翔，2010年陕西科大毕业，当年考取炎陵县选调生，半年后便调回醴陵任副科干部，去年升任团市委书记。”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记者查阅《湖南省2010年选调生名单公告》后发现，当年株洲市的86名选调生中确有一位名为易翔。
&&&&根据《湖南省2010年选调生选拔工作公告》第四条第六款规定：选调生的公务员录用审批手续分别由有关市州委组织部和市州人事局统一办理，试用期为1年。而按照“岳麓山和尚”的说法，考取选调生半年后，易翔便调回醴陵任副科级干部。
&&&&以上网友的说法是否属实？记者查询了当地政府官网，但没有看到易翔的简历。
&&&&今天下午17点左右，成都全搜索新闻网记者通过醴陵市团市委公开电话与易翔取得联系，对于网上的质疑，她回应称，“这是组织上的事情，你去找组织部咯”。随后挂掉了电话。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记者还先后与醴陵市委组织部干部科、醴陵市政府办公室、醴陵市长热线取得联系，以上部门的工作人员均告诉记者，针对易翔升迁的质疑，应找宣传部回应。
&&&&醴陵市委宣传部网宣办的工作人员告诉成都全搜索新闻网记者，针对网上的舆情，会发一份书面的回应给记者，但截至今日17点，尚未收到该书面回应。
湖南醴陵团市委书记被免职 其父被曝系市领导
　　近日，有网帖举报醴陵团市委书记易翔的升迁存在严重违规行为。网帖称，易翔2010年从陕西科技大学毕业，当年考取湖南省炎陵县选调生，然而仅仅半年之后便调回醴陵市任副科级干部，2012年又升任团市委书记。同时，网帖还曝出易翔的父亲为醴陵现任一名市领导。
　　网帖说，根据有关规定，选调生有一年的试用期，而易翔的试用期还没过，工作仅半年就从炎陵县调回其父亲当领导的醴陵市任副科级干部。此后，易翔在工作第二年即被提拔为醴陵市团委书记(正科级)，时年25岁，而此时她在副科职务上工作不满两年。网帖声称，易翔的升迁存在多处明显违规行为，属于“火箭提拔”。
　　醴陵市委组织部14日晚间向新华社记者通报说，针对网络质疑一事，醴陵市委高度重视，进行了认真的自查自纠，中共醴陵市委常委会议14日研究决定，免去易翔的共青团醴陵市委书记职务，按科员职务安排工作。
湖南女官员任用违规被免 不满30岁任县委副书记
资料图：湖南常德市石门县委副书记刘琼
　　新华网长沙6月16日电（记者 谭剑）记者16日从湖南省有关部门获悉，湖南省常德市委已决定，免去、常委、委员职务。
　　近日，常德市委成立联合调查组对网上反映的石门县委副书记刘琼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经查，刘琼，女，1979年1月出生，1997年7月从常德财经学校（中专）毕业后分配到常德市汉寿县财政局县属场站农税征管所工作；1997年9月至1999年7月在湖南财经学院成教大专班脱产学习，学习期间违规转正定级；2002年11月至2007年3月先后挂职担任常德市桃源县浯溪河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党委书记，挂职期间违规提拔任用；2009年11月挂职担任石门县委副书记，不符合有关文件规定。
　　对此，常德市委作出严肃处理，对其违规任用予以纠正，免去刘琼的石门县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按科员安排工作；对相关责任人依纪依规进行严肃处理。记者还获悉，湖南省纪委已对常德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本之（刘琼父亲，已退休）在刘琼提拔任用过程中是否施加职务影响的有关情况进行调查。
媒体解读公务员晋升:35岁不升正处仕途基本止步
　　几天前，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开庭审理。事实上，从一个普通的科员一路晋升至类似刘志军这样的省部级官员的公务员已是凤毛麟角，要经过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正厅、副部、正部，八级台阶。根据计算，从一个普通科员成长为一位正厅局级官员，大约需要25年。如果你不能在35岁升到正处，45岁升到正厅，那么你的仕途很可能将从此止步。
　　考上公务员
　　公务员起步：22岁&& 升迁比例：1.45%
　　升迁关键：在国考大军中突围取得公务员资格
　　这意味着你要加入国考大军。万，招募比例1.45%，也就是平均68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被录取，某些热门职位你只需要淘汰4895个人就可以上岗了。你可以和近千人抢夺一个热门职位，也可以选择一个冷门职位。热门和冷门的区别，你懂的。按规定还有一年的试用期，转正后，你就从临时工变成科员了。
　　科员到县处级干部
　　正科级：28岁&& 升迁比例：4.4%
　　升迁关键：以尽量短的时间完成副处到正处的升迁
　　只要你好好“为人民服务”，按规定3年就可以从科员升至副科级，再3年到正科级。大部分人到此为止了。如果你真心想当“领导”的话，需要获得组织的培养。全国科级干部有90万人，组织部门要从中选出4万人作为县处级干部的后备人选，升迁几率小于4.4%。如果你很幸运得到升迁，你至少需要7年的时间做到正处级。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年可升级”是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也有7年之后还是副科甚至科员的。如果你是硕士或者博士，试用期满后可以分别直接定为“副主任科员”或“主任科员”。相对而言，反而是捷径。
　　上述说的都是“职级”而非“职务”，比如主任科员是正科级，但是你可能没有科长这个正科级“职务”。有时从主任科员到科长，还需要一定的年限和机会。所以在一些机关，一辈子做主任科员的也不是没有，很多主任科员到退休时能混一个副处级的“职级”，也就到头了，这就是所谓“天花板干部”。
　　北京市委党校曾受市委组织部委托，参与过一项针对北京市优秀官员成长规律的研究课题，这项研究调查了200名北京优秀局、处级官员样本。这些“优秀”官员，都是用了大约11年从普通科员升至副处。
　　随后从副处到正处的时间，是第二轮较量。北京市委党校教授鄯爱红长期关注官员成长规律问题，她说，升至副处后出现了一个分水岭——能否以尽量短的时间完成副处到正处的升迁非常关键。也就是说，你在正科级之后，要保证在4年左右时间内升到副处。否则，将被落下。通常，如果一个官员能在3—4年内由副处晋升为正处，那么他由正处升为副局、正局的空间就较大。在这个阶段，“小步快跑”是升至较高级别的不二法门。上述北京市的调查显示，在这一环节，高位者明显比低位者“进步”快——而关键阶段一两年的时间差，则往往意味着这个官员是否能确保年龄不过线。按照最佳状态，你会在35岁左右升至正处。
　　根据公开资料统计，现任外交部部长王毅就是从“小步快跑”脱颖而出的官员。他仅用7年时间就完成了从科员到处长的多级跨越。当然，对于大多数北京官员而言，在仕途上需要更多的耐心。
　　在极个别非常低层级的干部选拔中，即使你的年龄资历都满足了条件，忽然发现又有一些苛刻条件从天而降，与那个有背景的人相比你只剩下背影了。
　　县处级干部到正厅局级
　　正处级：35岁&& 升迁比例：0.01%
　　升迁关键：基层经验不可缺少
　　此后的阶段，就越来越是少数精英的游戏了。成为县处级领导之后，你可要经得住“滚滚红尘”的考验，美女、金钱等。这时候你有60万县处级同僚，其中只有6000人可以成为厅局级后备干部，你至少还需要11年才能升到正厅局级。对这个级别官员来说，此后的关键则是具有基层经验。北京市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成长规律调研组所做的《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的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市官员自己认为的晋升最有效的几种途径是：进行基层锻炼、增强个人修养、提高群众威信、轮岗交流和争取领导重视。基层锻炼还排在增强个人修养和争取领导重视之前。因此，对市局的机关官员来说，调任区县或委办局，则通常是提拔“培养”。
　　虽然基层经验颇为重要，但若仅以速度论，专家认为在从普通干部升至正处官员的阶段，市直委办局的官员在升迁速度上较占优势。但机关的处级干部，如果不补上基层经验这一课，就不容易有上升的空间。
　　完成了从处级到局级官员的跳跃之后，其升迁还可借助于“交叉锻炼”。截然不同的锻炼经验能使官员思路更加开阔，作风也更务实。专家说，官员在其成长过程中，普遍经历多个岗位，其中正局级官员平均经历过6－8个岗位，正处级官员平均经历3—4个岗位。值得关注的是，在“交叉锻炼”的岗位中有的部门是升迁的“福地”，比如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区县和部门中，稳健型或创造型的官员都更容易获得提升，而在“看摊型”单位的官员则上升的空间一般不大。
　　如果成为公务员时是22岁，这时候官至厅级你已经47岁了。即便一切顺利，组织也对你寄予厚望，但由于任务完成得不和谐，机会可能就没有了。例如，拆迁遇到钉子户，群体事件犯众怒，微博开房被围观，安全生产出事故。当然，关系到你升迁的远不止这些。
　　正厅局级到省部级
　　正厅局级：47岁　升迁比例：0.025%
　　升迁关键：关键要看空缺的是什么岗位
　　然而高层职位毕竟有限，哪怕是仕途的佼佼者，他们绝大部分的政治生涯也都止步于局级。当官至厅局级后，这时候组织部门会从4万个厅局级干部中选出1000人，作为省部级后备干部，升迁几率小于2.5%。一位进入副部级人选考察视野的官员曾表示，“到了区委书记这一层，谁当副市长都行，很少有人不胜任，但决定能否晋升的因素是多样的，关键要看空缺的是什么岗位”。
　　689万公务员，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8个中央部门，从普通公务员上升到这些部门党政一把手的几率是1/5万。如果你在某个岗位上耽搁了一两年，到了升迁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年龄超限了，你就可以进入后备老干部的队伍发展了。
　　至于跨入省部行列，则需要升得更快，更年轻。2009年一份对时任31个省份的省委书记履历的分析表明，他们初任地级市市委书记(或相当职务)的平均年龄为41岁，这要求他们在每一个层级都领先于同僚5-10岁才行。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在大概53岁的时候升至正省部级。
　　对于那些能够在千军万马中晋升到省部级的官员而言，除了到点退休外，继续的升迁之路则是进入中央或通过交流到其他省任职。事实上，地方官员从副部级，甚至局级岗位调至中央部委任职的情况都并不罕见。其中最著名的是国务院原副总理吴仪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何鲁丽，她们均是在北京市副市长的位置上被调入中央，并最终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
　　当然，无论具体升迁轨迹如何，所有官员更替都在遵循一条朴素而普遍的法则：适者生存。
　　据壹读、南方周末、优酷视频、某直辖市有关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相关报告、中央相关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网友总结从科员到部长升迁七要诀
　　其一，年纪要轻。
　　当今中国，干部升迁是要划出一定杠杠的。比如，副处，一般35岁以下，副局，一般45岁以下，副部，一般55岁以下。同样条件，年纪轻者，自然占有先天之地利优势。
　　其二，学历要高。
　　过去，只要有基层经验，政绩比较显著。如今行情已变，处长局长们递过来的名片，博士甚至博士后已是稀松平常。
　　其三，岗位要多。
　　岗位的轮换交叉，几乎是高层次干部的必备条件之一。
　　其四，基层要下。
　　基层虽然级别不高，但一个基层就是一个小社会，任务非常艰巨，情况十分复杂。这对干部综合素质的考验与锻炼，远非坐机关朝九晚五可比。如今，凡提拔省部级及以上更高级别干部，必须有基层工作经验，这已成为不成文的规定。
　　其五，班子要强。
　　往往是，某一地区或某一部门，因为业绩突出或其他原因，干部升迁很快，反过来，因为干部升迁很快，又会有更多优秀干部被派到此一地区或部门。于是，形成良性循环，越是出干部的地方，越是多出干部。
　　其六，领导要爱。
　　主政一方且掌握着干部升迁大权的主要领导，其经历和喜好，不可避免地决定了某一时期官员的升迁命运。
　　其七，机会要巧。
　　常言道，来早了不如赶巧了。比如某一部门领导因为贪污受贿犯了错误，另一部门领导前去接任，此一部门缺额需要填补，您单位一把手奉调前往，于是，您成为唯一接任者。
中共干部培训秘诀：分三大系统与任用相捆绑
　　原标题：干部培训的“秘诀”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习近平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实习生于萍
　　6月21日，北京难得的好天气。位于西城区的观园大厦二层报告厅里，正召开一场60多人参加的“网民见面会”。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顾海鸥，已经回答了网民和记者提出的四五个问题。这时，有人喊了声“停”。
　　来自《中国青年报》的资深媒体人曹林，拿起话筒说：“这位学员，你的表现总体上很好。但对维C银翘片事件的回答，使用的医学专用术语太多了，老百姓是闹不懂的。新闻发言人的语言表达既要准确，又要通俗易懂，使受众易于接受不至于产生歧义。”
　　本场见面会的主持人，北京市委党校教师邱锐，对当天的“情景模拟式教学”效果很满意。从2006年开设新闻发言人培训课程以来，已经有20多期区县局级进修班的学员参加过北京市委党校的这一“品牌课程”，全市的厅局级和处级干部已经全部轮训过一次。
　　2012年，北京“7 21”暴雨后，北京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新闻发言人潘安君出席新闻发布会时，穿着白色衬衣、深色裤子，表情凝重，语气沉重，在媒体面前向全体市民鞠躬道歉，一时间全场肃静。“凡是我们培训过的学员，都能看出效果，他们的表现不会出现硬伤。”邱锐对此感到自信。
　　在遍布中国31个省区市的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和一些综合性大学，这样的干部培训每天都在持续进行。其学习内容既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围绕政府中心工作，聚焦每一项改革举措的推进；既着重于培养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又重视开拓新知，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执政环境带来的考验和挑战。
　　30多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令全球瞩目，每个人都想知道中国发展的秘诀。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敏锐的外国学者把观察视角投向了中国庞大的干部培训体系。中国共产党通过全国的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系统培训各级干部，使之掌握党的理论和行政管理知识的努力，给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沈大伟(DavidShambaugh)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干部培训体系庞大而独特，我希望美国也能有这样的体系。”他在一次访谈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而在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眼中，干部培训更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真正的秘密”。在他看来，干部培训系统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信息传递系统。通过学习，在全党各级干部上下实现了重要信息的传递和反馈，使党既充满了活力，又能够有序发展。
　　重视党的“大根基”
　　日，中央组织部对外公布了一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12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8512.7万名。这一数字早已超过了英、法两国的人口数。就是这样一支宏大的党员干部队伍，组成了在中国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党员干部，就是党的'大根基’”。已经有着60多年党龄的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说，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历来重视“大根基”的培养。“这条宝贵经验，始终没有被忽视”。
　　从最初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工运班、党训班，到1933年3月创办于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前身)，在革命战争时期，数以千万计的党政军干部接受了党的全面培训，加强思想理论武装的同时，也增长了实际工作能力。
　　“可以说，共产党就是在不断的学习中走出来的，在将书本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尝到了甜头。”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希贤说，强大的干部培训体系，保证了党的干部梯队常留，这是已有92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不致走向垂暮和老化的动力体系之一。
　　“通过干部培训系统，全党的思想意志得以统一，更使得几千万党员在这一庞大的组织体系中找到自身的定位，而不致迷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春教授说，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党员干部的培训，实现了对组织自身一体性和纪律性的强化。“这对于一个大党而言，无论在哪个时代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走过革命战火硝烟，走过新中国初创基业的艰难，走过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再到新时期面对长期执政的复杂挑战，这对于一个党的适应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迎面而来的是深刻的社会变革、瞬息万变的信息交汇，以及新技术、新知识的冲击，如果党员干部的知识结构和社会认知不能及时更新，就根本无法开展工作，这就是'本领恐慌’。”刘春说。
　　“当前培训干部面临两个重大任务。一是保持党的先进性，二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曾为十六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的中央党校教授陈雪薇认为，这两个任务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全新的考验。“一个是不变质，一个是有本事。不变质、有本事才能把国家建设好，才能完成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任务”。
　　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现实形势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干部培训的力度日益增强。2012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将干部教育培训定义为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并要求“提拔担任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要达到《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规定的培训时间要求，确因特殊情况在提任前未达到要求的，须在提任后1年内完成培训，仍未完成的要延长试用期。”
　　“将干部培训与选拔任用'捆绑’起来，使之成为一项硬约束，从制度上保障了干部培训不是可有可无的'走过场’，而是要真学习、真培训。”刘春说。
　　聚焦“政府工作”
　　“干部培训系统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大政方针信息的传递管道”，叶笃初说，“每一项重大的中央精神、学习活动、改革举措，都有相应的培训班配套跟进，使党和政府的政策意图得以准确地层层传递下去。”
　　“干部培训的重点，聚焦政府中心工作和改革进程，每一年都会有所调整”。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长陆林祥告诉本刊记者，国家行政学院每年要举办6～8期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50期厅局级领导干部培训班，每期50人规模。
　　“尤其是历次的省部班都令人难忘”，陆林祥说。2010年5月，在主题为推进“医改”的省部班结业式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亲自出席并为每位学员颁发证书，这些学员都是各省区市主管医改的副省级官员，时任医改办主任的朱之鑫分别与他们签署“医改合同书”，被李克强称为立下了“军令状”。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医改政策由此在地方得到了有力推动。
　　此后，2010年的“农村社保”省部班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张德江亲自与学员座谈；2011年5月的“食品安全”省部班，更是由李克强、回良玉、王岐山三位时任副总理出席并讲话，可谓阵容强大；2011年7月的“保障房建设”省部班，李克强再次出席结业式，并为当年年底全国完成1000万套保障房开工建设的目标，与每位学员握手“拜托”。此外，事业单位改革、主体功能区建设、城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诸多中国重大改革事项，都成为了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主题。
　　瞭望》新闻周刊的多位记者，曾多次受邀旁听国家行政学院省部班课程和学员分组讨论。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副省级大员，像学生一样带着笔记本来到课堂，一些人随手携带茶杯，鲜有人迟到早退。5天左右的课程，从早到晚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参与授课的，既有国家部委推动相关领域改革的主管领导，也有国家行政学院的专职教师。课堂上秩序井然，无人插话，授课老师讲解问题时，底下的学员奋笔记录，有时能听到笔记声“沙沙”直响。
　　通过专题培训，地方了解了中央的改革意图和改革路径，减少了思想上的疑惑和不解；中央也听到了地方推进改革时的具体细节和难度，从而令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更加符合实际。
　　“学习的场合，更有利于多方交换意见。这实际上搭建了中央和地方沟通互动平台”，陆林祥说。“而且，各省的改革进展不同，领导干部的配备情况也不同，学员之间可以互相取经、谦虚请教、彼此启发。专题研讨班又成了各地方交流改革经验、互相取长补短的平台。”
　　省部班上碰撞、引申出的改革落实环节的经验和难题，又形成了与之“系统配套”的厅局班课程的主题。当来自全国各地的厅局长们坐在一起时，改革的共识已经达成，他们学习讨论的重点，则是每一项政策在执行层面该如何落实。
　　“很多外国人感到奇怪，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每一项重大改革政策是怎样被快速推动和落实的呢？”陆林祥说，实际上，我们的每一次干部培训都是传递信息、统一思想、凝聚改革合力的过程。
　　求新知“历久弥新”
　　“干部培训是党和国家发展的一面镜子，我们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新问题，都映射在干部培训之中”，叶笃初说。近年来，干部培训扩充新的教学内容、采用新的教学形式的探索，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一大批过去不曾出现的新问题涌现出来，倒逼干部培训“扩容”。比如2003年春天的非典，催生了新闻发言人培训；汶川地震后，应急管理培训应运而生；2008年瓮安、孟连事件后，全国两千多名县委书记进行了大轮训，“处置群体性事件”是培训重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增多和微博的崛起，则令“应对网络公共事件”成为干部培训的热门课程；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使大型央企的高级管理人员急补“海外经营战略”……
　　为适应新增内容，干部培训系统在机构和课程设置上进行了调整。比如国家行政学院在2010年新建了国家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要培养领导干部危急时刻的领导能力。2011年，中央党校举办“微博影响力及其应用”专题讲座，邀请新浪微博出品人和多名典型用户，以访谈方式参与讲解。
　　“随着时代的发展，干部队伍的年龄和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其所服务的人民群众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单一的灌输式、讲授式教学，已经难以满足干部'学以致用’的要求”，张希贤说。
　　干部培训纲要，对“创新培训方式方法”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即“改进讲授式教学，推广研究式、案例式、体验式、模拟式教学”。
　　“在'食品安全’省部班的案例教学中，我们对上海'染色馒头’事件逐层进行分析，参加培训的上海市主管领导要走上讲台'现身说法’。讲到'生态文明’，以北京雾霾天作案例，北京市主管领导也要以学员身份参与讨论”。陆林祥说，“'农村社保’专题研讨，我们带着学员来到河北省大场县现场教学。在'中小企业发展’培训班，学员们又走进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实地观看当地如何扶持成长型企业。此外，结构化研讨、学员论坛更令学员在很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吸收所学知识。”
　　本文开头的一幕，即是北京市委党校的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情景模拟式”教学的一个侧记。这种授课方式，在浦东、延安、井冈山等三所干部学院的“利用率”更高。
　　在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三大“主渠道”之外，近年来，结合干部自主选学制度的建立，高等学校和网络课程成为干部培训体系的补充。而高等学校的加入，为领导干部“求新知”提供了新的教育资源。
　　刘春说：“求新知，开拓了领导干部的视野，为干部培训增加了源头活水，使得干部培训体系富有生命力，历久弥新”。
　　中国干部培训体系，主要由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三大系统构成。这三大系统源源不断地将素养更深、水平更高、眼界更广、本领更强的党员干部，输送到各个工作岗位上。
　　作为党轮训培训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中共中央党校是中央直属的正部级机构。近20多年来，担当校长的均为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先后有乔石、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刘云山等。
　　这所学校，凝结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丝丝情结。日，中共中央党校迎来了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讲话时说：“我对中央党校很有感情。无论从党的事业发展还是从自己的感情上说，我都很高兴同大家一起庆祝这件大事。”
　　“党校系统培训的教育目标就是四句话：理论武装、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党性修养。这对一个干部的培训要求是很高的”。中央党校教授陈雪薇说。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熏陶和培养，是中央党校最为权威的培训特色。如今，中央党校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哲学教研部、经济学教研部、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政法教研部、中共党史教研部、党建教研部、文史教研部和国际战略研究所等“八部一所”的格局。中央党校也是重要的智库机构，承担了大量课题研究任务，为中央决策提供咨询和参考。一些专家学者，经常参与中国共产党重大政策的酝酿和党代会重要文件的起草。
　　中央党校的干部培训力量主要集中于进修部和培训部。进修部负责省部级、地厅级干部的轮训，以专题式研讨为主。其中，省部班和中青班是全国闻名的品牌培训班。前者，传递着中央各项大政方针政策的细微动向；后者，是各地竞争最为激烈的重点培训班次。培训部负责中青年干部以及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干部的培训，培训时间长达半年以上。
　　中央党校还设有中直机关分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部队分部、国资委分校等，培训相应级别的干部。除中央党校外，全国各省、地、县三级都设有地方党校，“数量超过3000家”，其中的绝大部分，与各级行政学院“一个单位，两块牌子”，形成资源共享。此外，大型央企及其二级企业，也都内设系统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是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事业单位，发挥着公务员教育培训主阵地作用和政府参谋咨询的思想库作用。据国家行政学院介绍，目前全国地方行政学院有47家，包括省级地方行政学院32家，副省级地方行政学院15家，地市级行政学院(含直辖市下辖的地市级区县、新疆兵团)384家。
　　党的十六大以后，出于新时期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战略考虑，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多所国家级干部学院，直属中组部管理。分别是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以及专门培养央企高级管理人才的中国大连高级经理管理学院(后归口国资委管理)。
　　“这些干部学院发挥自身优势，走出了特色教育道路”，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春说，比如浦东干部学院利用对外开放“桥头堡”的区位优势，以其开放性和新学科而独具特色；延安和井冈山干部学院则发挥传统资源优势，开展体验式教学，以革命传统教育触动干部的心灵深处。“这些独辟蹊径的培训形式，在实践中获得了成功”。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实习生于萍)
解读中共最高领导层：至少跨越2个重要政治台阶
　　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鞠鹏/图)
　　在中国，领导人至少要跨越两个重要的政治台阶，才能成为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第一个台阶是担任党的省级书记；第二个台阶是担任党的领导集体成员的主要助手，主要锻炼岗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
　　编者按：
　　2013年7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所著《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一书公开出版。在该书封面上，写着“国内外首部解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工作机制的专著”。
　　南方周末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独家授权，摘发该书的部分内容，披露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如何交接班，常委会日常工作的主要事项，以及常委会进行集体决策的程序，等等。
　　在中国，领导人至少要跨越两个重要的政治台阶，才能成为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第一个台阶是担任党的省级书记；第二个台阶是担任党的领导集体成员的主要助手，主要锻炼岗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
　　中国特色“集体领导制”如何确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创意和制度创新都源于毛泽东。
　　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毛泽东在考虑中央领导机构设置方案时，提出增设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并提议由党中央主席、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一起组成该委员会，作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日，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构成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
　　1959年后，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他提出分为“一线”和“二线”的设想，其中他本人退居“二线”。随着毛泽东执政时间延长和个人威望不断提高，由集体领导变成了个人“最高指示”，使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一定程度上退化为传达和执行毛泽东个人指示的“办事机构”。
　　“文化大革命”后，华国锋和邓小平恢复中央集体领导制度。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中央只设总书记，不再设主席、副主席。
　　十四届一中全会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作了重要的改革。首先，正式建立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为核心的“一元权力”结构，不仅常开会，真正成为集体领导决策核心；其次，根据党中央和邓小平的决定，实行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再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年龄梯队。
　　十四届一中全会后的20年间，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逐渐巩固完善。大体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中共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七常委机制，第二步是中共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九常委机制。
　　政治局常委会如何交接班
　　中共新一届中央集体领导人或集体接班人的产生，既不是西方国家产生国家元首时像“空降兵”一样一举上台，也不是像“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新星王洪文那样搞“火箭式”上台，而是典型的“台阶式”，至少要跨越两个重要的政治台阶，才能成为中央领导集体成员。
　　第一个台阶是担任党的省级书记，在治理国家前，先接受治省的锻炼和考验。截至2012年底，世界上人口上亿的国家有11个，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若以人口数达到6000万作为大国标准，那么中国至少有8个省的人口达到或接近6000万。除军事和外交外，治理一个省就如同治理一个世界大国。担任省级党委书记就积累和具备了长期的地方执政经验，这一台阶是他们成为中央领导人所需信息、知识、经验和能力的“加速积累期”。
　　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7人，有5人担任过省委书记、直辖市市委书记，比例为71.4%，具有地方省级工作经验的比例高达85.7%。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有6人担任过省委书记、直辖市市委书记，比例为66.7%，具有地方省级工作经验的比例达77.8%。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有8人担任过省委书记、直辖市市委书记，比例为88.9%。
　　第二个台阶是担任党的领导集体成员的主要助手，也是“集体交接班”的过渡期。这个台阶的主要锻炼岗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主要助手。从统计数据看，近几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当届常委会以前，接受“第二台阶”锻炼的时长呈现出逐届提高的趋势。
　　在这一政治台阶上，即使那些仍担任省级党委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有更多机会了解和分享中央领导集体是如何作出重大决策的。这如同他们的“实习期”和“预备期”，全面接受治党治国理政之道之术的“强化训练”，为他们将来集体接班作各种政治准备。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对他们还起到传帮带的指导作用，使他们尽快完成从地方负责人到中央领导人角色的转变；这一阶段还起着集体考察的作用，特别是政治考察，“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
　　通常情况下，只有走完之前两个政治台阶之后，才能正式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领导集体核心成员之一。
　　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政治交接班，主要体现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例如，胡锦涛曾担任十六大报告起草组组长，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领导下，直接负责起草十六大报告，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正式提交十六大，经大会批准之后，成为十六届党中央治党、治国、治军的路线和纲领。这就在实际上完成了政治交接班任务，从而保证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连续性、继承性和创新性，不会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自十六届一中全会开始，正式形成了中央政治局九常委分别代表党和国家主要机构。以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为例，九位常委之间的沟通、协商、协作关系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各常委个人之间的协作关系，通常由个人之间交流协商来实现。
　　各常委所代表的机构之间的协作关系，由各机构党组向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交报告，研究重大决策。如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所代表的中枢机构共有八个，分别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政协、中央纪委、中央宣传口、中央政法委。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每个常委不仅代表个人发表意见，还要代表各机构发表重要意见。一旦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集体决定，各方机构就须照办，各位常委直接向所在机构(党组)传达这一决定，根据分工各自采取行动。
　　毛泽东最早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1992年邓小平以84岁高龄视察南方，阐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原则，促进了改革开放；十五届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到全国各地考察、调研237次，人均达34次。
　　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继承了十五届的传统，五年间九位常委到全国各地调研考察累计达352次，人均达到39次；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九位领导人在2007年10月至2011年8月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国内考察调研次数达到386次，人均43次。
　　调查研究还体现在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或重大自然灾害的积极响应。以2003年“非典”为例，当年，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九位常委有八人围绕“非典”疫情防控工作前往地方进行调研，累计次数达19次。
　　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利用出访国外进行国际调查研究。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七位同志出访次数达到224次，人均达32次，其中以国家主席出访次数最多。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国访问的次数累计达到219次。
　　此外，领导人积极参加国际会议，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共计31次，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共计28次。常委会如何决策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共政治决策机制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几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到1957年)是决策制度化建立阶段，这一阶段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较好的一段时期。第二阶段(1958年到1965年)是决策制度受到严重破坏阶段。这一时期毛泽东在重大决策中的个人作用凸显，其他领导成员的作用在下降。第三阶段(1966年到1976年)是非制度化时期，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被破坏。
　　第四阶段(1977年到1991年)是重建民主决策、集体决策制度阶段。邓小平提出，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第五阶段(1992年至今)是集体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深化阶段。江泽民提出了“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决策原则。
　　以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领导集体为例，集体决策机制的运行情况如下。国家决策体系分为“外脑”和“内脑”：“外脑”由人民群众、国内外智库(以国内智库为主)和地方四套班子(主要是省级，包括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组成，内脑则是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为核心，包括国务院、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三大班子。
　　第一，党中央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工作规则，中央集体决策机制进入了巩固和完善的阶段。2004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规定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
　　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多次民主生活会议，并向中央政治局通报，听取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意见和建议。两届中央政治局还在每年9月定期召开会议，讨论总结中央政治局前一年的工作。
　　第二，坚持重大问题集体讨论、集体决策。在2003年年底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曾庆红明确提出：在党委内部，书记是“班长”，重大问题由党委集体作出决定。“集体决策”就是在决策过程中“坚持党的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决定重大问题”。
　　第三，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纠错机制。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
　　第四，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职能，重大事项与他们进行政治协商。2005年2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首次明确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作为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
　　中共中央同各民主党派中央政治协商的内容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文件；宪法和重要法律的修改建议；国家领导人的建议人选；关于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决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关系国家全局的一些重大问题；通报重要文件和重要情况并听取意见，以及其他需要协商的重要问题等。从1990年到2006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达230多次，其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召开74次。
　　第五，主动接受专家咨询意见，发挥各类思想库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专家和思想库在决策咨询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经济、社会、历史、国际政治等方面专家学者频频为国家决策提供专业化的咨询研究。
　　(文中内容摘自《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一书)
解析高院院长：是官员获得升迁的重要位置
　　原题：大法官的学历
　　大法官的任命映射着司法现实中的两难，如果倚重本级党委的建议权，司法容易陷入地方化，审判独立难保障。如果偏重上级法院的协管权，这种自上而下的人事本身也是司法行政化的表现，容易影响现有的上诉制度
　　本刊记者/申欣旺
　　因为法官嫖娼事件和“敌对势力”论，让今年4月刚刚调任上海市高院代院长的崔亚东成了关注焦点。
　　上海高院法官嫖娼事件发生后，崔亚东在一次针对上海法院系统的“集中教育专项整顿”大会上说，“虽然只是少数法院干部严重腐化堕落，但却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上海良好法治形象和法治环境的质疑，也给境内外敌对势力借机攻击党和政府、攻击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提供了可乘之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网友根据公开资料，对崔亚东的学历提出疑问，称其只拥有“中央党校在职大学学历”。
　　不仅如此，根据官方资料显示，全国31名高院院长中，大学学历17人，党校学历(含党校在职研究生)14人;法学科班出身11人(含研究生);没有任何法学学历的7人;没有法学学历且无大学经历的3人。
　　高院院长什么学历
　　法官要懂法，更不要说身居二级大法官的高院院长，他们的知识背景备受关注。
　　15年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一篇《复转军人进法院》提出法院专业化的问题。此后，职业化成为法院系统的推进目标。
　　不过，由于“党管人才”的组织原则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府两院”体制，现实中大法官的来源多种多样，知识与学历背景也完全不一样。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最高法院1997年发布的《法官等级暂行规定》，国家实行法官等级制度，大法官设一级、二级，其中最高法院院长为首席大法官，副院长为一至二级大法官，审判委员会委员至多评为二级大法官，高级法院院长评二级大法官。
　　当前中国一二级大法官的总数是47人，包括最高司法机关13位大法官，31个地方高院的32位大法官(新疆高院党组书记与院长分设，均任二级大法官)，以及军事法院的两位大法官。这一数字远远高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9名，日本最高法院大法官15名的人数。
　　据最高法院官网显示，13位现任大法官，除最高法院党组成员徐家新，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学文、贺荣三人无具体学历资料，其他人均为法律本科科班出身。
　　相比之下，地方高院的二级大法官的学历则繁杂得多。32位地方高院二级大法官中，仅有天津、吉林、浙江、山东、湖北、湖南、四川、贵州、青海等9省市高院院长为法律本科科班出身，另有福建高院院长马新岚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专修科毕业，江西高院院长张忠厚曾在西南政法大学函授专业学习。
　　与其他党政系统官员类似，有十余位地方高院大法官的资料中，或无法完整显示第一学历，或者第一学历为技校、中专、函授大专，大多通过中央党校学习或进修达到本科或研究生学历。
　　大法官的升迁路径
　　学历背景的不同，大法官升迁路径也不相同。
　　最高人民法院的13位大法官中，多数人长期从事法律工作，并多在法院系统工作多年。首席大法官周强虽然从湖南省委书记任上升迁，但早先进入共青团中央之前，曾在司法部工作，并任职法制司司长，长期从事法律相关工作。一级大法官沈德咏从江西省高院刑一庭庭长、副院长任上短暂转任江西省纪委副书记，旋即在1998年年底升任最高法院副院长。
　　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奚晓明，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高憬宏等人则一毕业直接进入最高法院，从普通的审判员升至大法官。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侯猛认为，“尽管大法官很少通过审判案件对法律和司法做出贡献，但大法官个人的法院工作经验会对其公信度有比较大的影响。”
　　与最高法院不同，地方高院的大法官很多来自于司法系统外部。据公开资料，内蒙古、河南、广西、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的高院院长在任二级大法官之前主要在地方担任党政职务。
　　比如，内蒙古高院院长胡毅峰于包头铁路技校桥隧专业毕业后，从呼和浩特铁路局下属工务段做起，历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等多个岗位。
　　宁夏高院院长李彦凯从海原县一名助理征税员起步，由海原县法院一般干部，再到吴忠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宁夏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等将近十余个岗位，最后得以升任宁夏高院院长。
　　长期从事中国法院研究的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忠认为，“除去成文法和司法解释，各种实体法、程序法的非正式渊源、习惯做法和各种地方性司法知识，使得法院院长进入的知识壁垒越来越高，非长期在法院工作，即使曾经法律科班出身，对厚实的司法知识亦感觉困难。”
　　崔亚东由中共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转任上海高院代院长。在其长达四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自1974年从部队退伍后，始终从事公安工作。人们担心，这种职业经历与司法工作存在着巨大的知识鸿沟。
　　谁能担任大法官?
　　虽然法院以独立审判为宪法要义，但在中国，无论是地方官员升迁至高院院长，还是最高司法机关“空降”，抑或是政法机关内部交流，高院院长作为副省部级职位，仍是官员获得升迁的重要位置。
　　行政化的任命，对于“独立审判”影响深远，这在建国后对法院院长的任命制度的变迁中可见一斑。
　　1949年建国之初，政务院曾规定“今后各地调用司法工作主要干部时，应事前经上级司法部门的同意”。最高人民法院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并负责领导和监督全国各级审判机关的审判工作。
　　但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改变了此前法院上下级之间的体制，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由政府的司法行政机关管理。
　　文革后，中共中央恢复上级公、检、法机关协管权，地方党委对公、检、法机关党员领导干部的调配，应征得上级公、检、法机关的同意。1983年干部组织人事管理体制大调整的时候，亦保持了这种“主管+协管”的做法。
　　由于位列副省级干部行列，高院院长由中央管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32条规定，“属于上级党委(党组)管理的，本级党委(党组)可以提出选拔任用建议。”据此，本级党委具有任用建议权，最高法院拥有协管权。
　　200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具体规定，党委组织部门考察人民法院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时，上级人民法院党组应当派员参与考察。地方人民法院党组书记和院长的任免、调动，应征得上级人民法院党组同意。
　　根据刘忠的研究，“由于法院是一个专业性知识很强的业务型机构，尤其是法院之间有着审级分工、工作指导等关系，对于现任法官和即将出任法官的人员所需要的业务水准、专业技能，在内部信息识别上，上级法院具有超出地方党委的优势。”
　　但地方党委并非毫无作为。在刘忠看来，同级党委“对于院长之外的其他人员的任免决定权和编制、职级、行财装备等事项上的审批权对于院长构成一种反制。”
　　在学者看来，现实中，如非征得地方党委同意，最高法院对于高院院长人选的协管权很难行使。由于地方在法院院长人选中的强势地位，司法容易陷入地方化，审判独立难保障。
　　为了防止“外行领导内行”，最高法院将协管权通过立法的形式予以强化。2001年新修改的《法官法》对法官任职资格做了进一步限制：“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
　　按照刘忠的说法，“此处的学历增加为本科，不是关键修改。许多党政领导干部在党校、函授和各种业大、夜大、自考教育中获得了本科文凭。党校的学历教育中，人数最多的两个专业一个是行政管理，另一个就是法律。关键之处在于将原来笼统规定的'工作’改为'从事法律工作’。”
　　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从事法律工作”做出的解释是：从事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工作;从事审判、检察工作;从事公安、国家安全、司法行政工作;从事律师、法律教学和研究工作;从事党的政法委员会以及政府部门的法律工作。这意味着，法官的来源被大大限制。
　　即便如此，“从事法律”工作的范围仍然很宽泛，地方在高院院长的任命上仍有广泛的选择空间，当公安局长被任命为法院院长时，尽管公众有颇多质疑，但从制度看，却无可指责。
　　此后，差额推荐和实行异地交流任职的做法被认为旨在防止司法地方化。不过，在侯猛看来，实行异地交流任职，实际上使得上级法院更便利于下派干部，而这样做可能会影响现有上下级法院的独立地位。
　　道理很简单，上级法院的法官面对原来的同事在下级法院所做的判决时，要做出改变就变得很难，最好的选择可能是维持原判，这将使得上诉制度形同虚设。
　　同样不能回避的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官的人事安排本身也是司法行政化的表现，后者正是影响司法公正的痼疾之一。
回顾历任团中央书记的晋升路径
　　近日，有两则新闻让共青团中央的书记们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一是5月20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题为《政坛“黑马”陆昊》的文章，梳理了刚刚就任黑龙江代省长的前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陆昊的从政之路。
　　另一则新闻，是此前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卢雍政调任国家公务员局副局长。卢雍政与陆昊同龄，此番从团中央来到国家公务员局，无疑会丰富其任职履历，未来前景可期。
　　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上，尽管共青团和工会、妇联等机构皆为“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但其领导干部一直是“我国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每一次的人事变动，都可能刷新中国当时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任职的年龄界线。以刚刚卸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为例，他在42岁时担任共青团书记处第一书记；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担任这个职务时只有38岁。
　　北大清华是温床
　　“他是目前内地最年轻的省长；他就是屡屡刷新'最年轻官员’纪录的陆昊。”在《政坛“黑马”陆昊》这篇文章中，《人民日报》海外版这样向读者介绍这位46岁的未来之星。
　　1967年出生的陆昊，18岁就被保送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不到两年就通过直选成为北大学生会主席。巧合的是，在年间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李克强，也曾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会主席。
　　李克强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后来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和厉以宁攻读经济学，其博士毕业论文还获得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孙冶方奖。
　　此外，李克强还和同为十一届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源潮同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攻读研究生，二人的硕士论文被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收入了《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而陆昊亦曾经在1989年师从厉以宁攻读经济学研究生，从师承来看，三人可谓同出师门。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共青团，其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们除了年龄上比其他部委主要领导有明显优势之外，高学历、名校出身亦是他们的普遍特色之一。
　　胡锦涛、刘延东等人毕业于清华大学。而北京大学更是盛产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温床，除李克强、李源潮和陆昊之外，在年间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春华，亦毕业于该校中文系。
　　现在，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在改革开放初期，团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中有哪些熟悉的面孔吧。1982年12月，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王兆国为书记处第一书记；胡锦涛(两年后就接替王兆国出任第一书记)、刘延东等六人为书记处书记；张宝顺为书记处候补书记。
　　和胡锦涛一样，王兆国亦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结束后退休，在此前，他是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排名第一的副委员长。
　　出生于1945年的刘延东，1991年离开团中央来到统战部担任副秘书长，随后一路升迁，先后担任过中共统战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国务委员。在中共十七大和十八大，刘延东连续两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现在是国务院副总理。
　　已经63岁的张宝顺目前是安徽省委书记——那是胡锦涛和李克强的家乡。他在1993年4月离开团中央后出任新华社副社长，2001年来到煤炭大省山西出任省委副书记，并在3年后当上省长。从2005年7月开始，张宝顺担任山西省省委书记，时值山西矿难高发期，3年间山西省省长3度易人。与他搭档的于幼军、孟学农先后任职山西省省长，均因矿难问题向国务院作过检讨，孟学农还因为临汾矿难而请辞省长一职。
　　2003年，当35岁的陆昊成为当时北京最为年轻的副市长时，他的顶头上司便是当时的北京市长孟学农。
　　但是命运弄人，仅三个月后，因处理SARS事件不力，孟学农引咎辞职，开始了其仕途上的坎坷历程。在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陆昊多次与顶替孟学农的市长王岐山一起，对相关工作进行调研。
　　最年轻的部级干部
　　根据记载显示，十一届团中央书记处曾先后增选李源潮、李克强和刘奇葆为书记处书记。目前，上述3人都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李克强已是国务院总理、李源潮为国家副主席，而刘奇葆则为中宣部长。
　　由此可见，在十一届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中，先后产生了两名政治局常委、六名政治局委员，令中国其他部级单位难以望其项背。
　　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993年5月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时只有38岁，是当时最年轻的部级干部。1998年，43岁的李克强离开团中央就职河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又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省长。
　　与李克强同为第十三届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还有刘鹏、袁纯清、吉炳轩、赵实、巴音朝鲁、姜大明、孙金龙、周强、胡春华和黄丹华等人。十年后的今天，你会发现那是一个高级干部清单。其中周强为最高法院院长，而1963年出生的胡春华则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纵观以李克强、胡春华和周强等人为代表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其仕途生涯隐约有迹可寻。他们以正部级的身份离开团中央后，多数会到地方出任政府首长，随后出任地方省委书记。经过历练后，他们一般会上调中央担任要职，其中佼佼者更有机会进入中央政治局。
　　而其他书记则需要迈上更多的台阶。以刘延东和张宝顺等人为例，他们一般都会先到某个中央单位出任副职，一段时间后被提拔为正部级干部。但无论如何，由于共青团中央的书记多为40岁上下的年轻干部，在年龄和学历上均有优势，获得的晋升空间和机会也相对较大。
　　如果细算一下，刚刚调职黑龙江的陆昊自1989年北京大学毕业后，用了14年时间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北京市副市长；在2008年转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时，他年仅41岁，亦是当时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从走出校门到成为正部级干部，陆昊仅仅用了19年时间。
　　自从胡锦涛从中国国家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李克强就成了从中国共青团机关里走出来的职务最高的人。十八大之后，新华社曾推出李克强的人物特稿，赞扬其有“锐意改革的精神，果断务实的工作作风以及心系百姓的民生情怀”，并称这是其“从地方至中央工作期间一以贯之的作风”。
　　在出任政府总理后第一场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的表现被官方媒体誉为“言谈举止中展现了新一届领导班子更为开放与自信的一面”。
　　这种相似的气质，在其他曾出任共青团中央高级干部的人身上亦曾出现。在十八大期间，时任内蒙古党委书记的胡春华在听到媒体将他的主政风格评价为“柔性”施政后直言：“该硬的时候硬，该软的时候软，没有说一定是柔性的或是刚性的。”
　　而据《政坛“黑马”陆昊》一文透露，还在北京市副市长的任上时，陆昊就曾被多家媒体称为“最愿意与媒体沟通的北京市副市长”之一。
　　1985年，还在大学一年级时，陆昊就曾作为学生代表出席由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召开的“一二 九”运动50周年座谈会，他号召“大学生不能做改革的旁观者，或满足于评头品足，而应该为党和国家分忧解难。”
　　28年之后，46岁的陆昊履新黑龙江省代省长，成为目前内地最年轻的省府首长。“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今天的舞台是党给的，是人民给的。”他在自己的供职发言中这样说。
公务员职级晋升条件出炉:正科满15年享副处待遇
　　职级晋升具体条件
　　晋升科员须任办事员满8年，级别达到25级；
　　晋升副科级须任科员级或科员满12年，级别达到23级；
　　晋升正科级须任副科级或乡科级副职、副主任科员满15年，级别达到20级；
　　晋升副处须任正科级或乡科级正职、主任科员满15年，级别达到19级；
　　晋升正处级须任副处级或县处级副职满15年，级别达到17级。
　　县以下机关公务员将设置5个职级，如果一名正科级别的乡镇公务员连续15年未得到提拔，可享受副处级干部待遇。比如，一名县文化局局长或乡镇镇长，一直未得到提拔，满15后，虽然还当局长或镇长，但可享受副县长的工资待遇。南都记者从吉林省政府新闻办等多个省份获悉，《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下简称《意见》)日前已经正式下发，将正式实施。这一文件旨在打破乡镇公务员职务晋升空间小、待遇得不到提高、乡镇留不住人才的现状。
　　《意见》提出职级晋升具体条件
　　《意见》提出，将对县以下机关公务员设置5个职级，由低到高依次为科员级、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和正处级。
　　根据《意见》，举例说，办事员任满8年未提拔，可享受科员待遇；科员任满12年未提拔，可享受副科待遇；副乡科级、副主任科员满15年未提拔，可享受正科级待遇，正科级干部15年未提拔，可享受副处级待遇，副县处级干部15年未提拔，可享受正处级待遇。
　　职级晋升后，可以享受相应职务层次非领导职务的工资待遇，但工作岗位不变。比如，一名县文化局局长或乡镇镇长，一直未得到提拔，满15年后，虽然还当局长或镇长，但可享受副县长的工资待遇。
　　规格高于正处级的县区市例外
　　《意见》还对“任职年限”作出解释，即指从晋升职级或正式任命职务之月起按周年计算，满12个月为1周年。
　　《意见》还规定，“任现职级或职务期间每有1个年度考核为优秀等次，任职年限条件缩短半年；每有1个年度考核为基本称职等次，任职年限条件延长1年”。
　　《意见》还对实施职级晋升制度的机构范围作出明确限定：县(市、区、旗)和乡(镇、街道)机关和参公管理单位的在编人员。机构规格高于正处级的县(市、区)，其所属党委、政府工作部门等不列入实施范围。比如，上海崇明县、广州市天河区一级政府就不属于这个范围。
　　中国公务员从科员到县处级升迁比仅4 .4%
　　根据现行公务员法，国家实行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度。这意味着，“职务晋升”成为公务员个人职业发展、待遇提升的唯一路径。
　　现实情况却是，中国在职公务员队伍中，逾60%在县乡两级基层。基层公务员数目庞大，但供他们升职的领导职务却有限，“僧多粥少”让很多基层公务员待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
　　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曾撰文表示，中国公务员从科员到县处级干部的升迁比例仅为4.4%，从县处级升为厅局级的比例更是低至1%。有的人工作几十年还是副科长。
　　例如某省的一个县，整个县的正处级也就县委书记、县长、县人大主任和县政协主席几个职位，乡镇或者县教育局等县直机关都只是科级单位。公务员通过升职来提高待遇，非常难，被称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这也导致近年来基层公务员队伍人员不稳定，优秀人才流失严重的问题，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以江门为例，近五年来超过三成的乡镇机关公务员通过各种方式离开了乡镇基层机关。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认为，长此以往不利于中国政府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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