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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插花及环境布置
   一、艺术插花的种类和特点
   插花种类从形式上可分瓶插、盆插、悬挂式插花、异型花器插花、花篮插花、花架插花、人造花插花等。从风格上可分东方式插花、西方式插花、现代自由式插花。
   （一）东方式插花：是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一种插花形式。由于受东方各国传统文化和习俗影响，它和东方园林一样特别崇尚自然，师法自然而高于自然，善于利用花材的自然美来感人。讲究借物寓意，以形传神。东方式插花选材讲究简练，以少而精的花材有机组合取胜，造型注重自然，以流畅线条勾勒为主，形体小巧玲珑，色彩朴素淡雅，意境含蓄深远，主题突出，耐人寻味。因而东方式插花以形式美和意境美著称于世。
   日本插花：插花在日本称为花道，公元六世纪至七世纪初，日本飞鸟时代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来中国（隋朝）建立邦交，作为遣隋使节的他，在潜心研究佛学之时，兼学佛教插花，回到日本后，将日本当时的佛前供花发展起来，形成池坊花道。它是日本插花史上最为悠久的插花流派。中国插花进入日本后，经几代插花艺术家的不懈努力，已形成目前3000多个流派，其中的池坊流、草月流、宏道流、小原流，为日本著名四大插花流派。日本插花和中国插花均属东方式插花范畴，它以线条的变化为主，将人的思想转嫁到插花之中，表现东方人细腻、含蓄和富有内涵的特点。
   （二）西方式插花：以欧美各国为代表的一种插花形式。与东方式插花迥然不同。它受西方人崇尚自然、开敞外露、热情奔放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影响，擅长用花材的人工美来表现主题。西方式插花选材讲究繁盛，以表现植物的群体美取胜，造型注重规则，以对称的几何图形为主，形体大而端正，色彩鲜艳丰富，追求块面效果，表现出热情奔放、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的风格。
   （三）现代自由式插花：是一种抽象、写意、非常个性化的插花形式。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不断交流，插花交流也日趋增多，现代自由式插花是在东、西方插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兼容了东西方插花特点。在花器花材的选择、构思造型的确定，花叶色彩的处理等方面更趋自由、随意。常用非植物材料如金属、玻璃、塑料、棉织品等陪衬和点缀，表现的主题往往使人较难理解，作品完全溶入了个人的性格、爱好和气质，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二、艺术插花的布置
   根据环境的不同，插花布置的手法和要求是有区别的。如展览馆、宾馆大堂、会议室等大型公共场所，以西方式插花或现代自由式插花为主，要求体量大、数量多、色彩丰富。如居室等小型空间范围，则以东方式插花为主，只需少数小体量的插花作品点缀，即可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一）展览馆插花布置：这种场合的插花布置，首先是区域划分，因参展单位众多，若无指定场所和地段，不但给布展造成混乱，而且参观者也难觅自己钟爱的参观内容。如今年5月在深圳高交会馆举办的  首届中国国际插花花艺博览会  ，组委会按参展对象不同，分境外展区、省（区）市展区、宾馆饭店展区、花店业展区、切花企业产品展区、押花作品展区、家居布置展区、中国插花花艺史展区等八个区域，使布展者和参观者一目了然。其次是空间补白，展馆留一定的空间是需要的，但对于空中、墙面等处可利用的场所放弃是一种浪费，或者说是一种不够到位的布置。如今年3月在马来西亚绿野仙踪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  马中插花艺术交流展  ，对墙体和展厅柱子的利用就非常得体。布展者根据墙体的大小，布置了形状各异、规格不等、以下垂式为主的插花作品。展览中心的柱子四面均呈凹字形，作者就在凹字形上作文章，用三把大、中、小绸伞倒挂串连起来，上缀垂挂的花叶，既利用了柱子，弥补了柱子的缺陷，又美化了环境，丰富了空间内容，可谓一举两得。又如杭州大厦购物中心空中悬挂的大小不等、高低错落的花球，这种布置手法，若能利用在展馆中，那将会达到很好的布展效果。
   （二）宾馆大堂的插花布置：
   插花能为宾馆舒适的环境平添几分热情、优美和高雅，使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大堂插花因等级不同，以及平时和节日接待档次不同，其布置手法和要求有所区别。原则上要求布置在大堂中央、几架和花器上乘；造型以规划的几何图形为主，常见的有圆形、半圆形；花材新鲜、色彩丰富、花朵大而艳丽；体量较大且可四面观的西方式插花。若大堂是按中国传统的民族特色来装潢布置的。则插花形式必须要与之相协调，否则，不伦不类，给客人以别扭的感受。至于大堂副理、吧台、收银台、总台等处的插花以插花小品布置为主。近几年来，流行仿真人造花插花，它鲜艳、明快、亮丽、逼真，可达到以假乱真的观赏效果。
   （三）会议室插花布置：
   会议室插花布置的形式以低矮、匍匐形，宜四面观赏的西方式插花为主，在沙发转角处或靠墙处茶几上也可用东方式插花。无论哪重插花形式，一是花要新鲜、艳丽、盛开。二是花无异味或浓香。三是花的高度切忌遮挡与会者发言或交谈的视线。插花的规格依会议的级别而定。一般会议只是在主席台或中间（圆桌会议）插制一至数盆不等，而高级会议在一般会议布置的基础上，不但花要高档，而且数量也要增多。如签到处、贵宾休息处、会议室四角等处都应布置。
   （四）居室插花布置：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住环境的改善，人们已不满足在风景区赏花，要把大自然的绿色和鲜花带回家，用它们来美化居室，装饰生活环境，丰富日常生活。居室摆上1～2盆插花，可使居室充满生机。同时通过自己动手和布置，可以调剂生活，陶冶情操，所以插花越来越受大家的喜爱和青睐，正慢慢地走入千家万户，成为美化居室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客厅的布置：
   一般来讲，客厅是家庭中最大的一个空间，是主人休息和会客的地方，插花的风格宜选择西方式插花，这种风格的插花，用花的数量较多，一般以草本花卉为主，如香石竹、非洲菊、唐菖蒲、百合、玫瑰等，形式注重几何构图，比较多的是对称型插法，常见款式有半球形、椭圆形、三角形或扇形，色彩力求浓重艳丽，营造出热情、友好的待客气氛，花色的搭配，常采用的是几种颜色的混用，给客人以春天般的五彩缤纷之感，插花宜摆放在茶几中央，其大小一般来讲是茶几桌面积的四分之一较为适宜，高度在40厘米之内，以不挡住交谈者彼此间视线为宜，插花要四面均可观赏，形状多为半球形、椭圆形等，如茶几是靠墙摆放，插成单面观赏即可，可高大些，形状多为三角形或扇形。
   书房的布置
   书房是主人看书、学习的地方，空间范围不大，宜布置东方式插花，这种风格的插花，使用的鲜花不多，只需几支鲜花，再配以绿叶，便能产生一种很好的观赏效果。造型较多运用青枝绿叶来勾线，作框架，常用的有藤蔓、小竹、水蜡烛、银柳、针葵、松枝等。造型构图讲究简洁明快，一般采用三主枝构成不等边三角形的定位方法，花色朴素大方，不宜艳丽，一般只用1～2种花色即可，简洁明了，常用的花有菊花、马蹄莲、梅枝、荷花、水仙等，再配以绿叶。
   卧室的布置：
   卧室的空间较小，不宜布置西方式插花，以东方式的插花较恰当。但更多的是采用一种随意的插花方式，从花店里购来一种或几种鲜花，往玻璃瓶等容器里放入即可，或一把玫瑰，或一把满天星，以单个品种配以少许绿叶为宜。
   厨房的布置：
   环境较为特殊，做饭时产生的煤气、油烟味和较高的温度等因素对鲜花极为不利，但有情趣的家庭主妇不妨将买回来的蔬菜和水果，在消费它们之前，进行巧妙的组合和搭配，能创作出一件别具匠心的果蔬艺术品。这里简单向大家介绍一种。选择一只较大的果盘或鱼盘作容器，用4～5枝芹菜作背景，上部插开花的蔬菜如韭菜花、葱花等，中部放若干粗壮的鲜红长辣椒，下部一边放一串香蕉，一边放茄子，用卷边的生菜叶作铺垫，上述材料处的空隙处用香菜填充，红绿和黄紫两种色彩对比强烈，一件别致的果蔬作品就诞生了，使厨房环境徒然增色。形式别具一格，你不妨一试。
   餐桌的布置：
   餐桌是供主人用餐的，布置的鲜花应无刺、无异味、无病虫害痕迹。宜选1～2朵鲜花配以绿叶和满天星，用瓶插即可，有条件的话，布置可精巧些，用一白色台布作铺垫，上摆2～3瓶形状各异的洋酒和酒杯，点缀一些亮丽的水果诸如葡萄、芒果、柠檬等，再配以少许绿叶和鲜花，使餐桌的布置别具匠心。
   墙体的布置：
   居室布置中的墙体装饰被人们越来越重视，除悬挂风景画、挂历、布艺作品等外，用于花装饰与点缀正被大家慢慢接受，墙体作品一般悬挂在较高外，适应仰视，若用鲜花布置，给制作、固定、浇水、调换等带来诸多不便。干花不用浇水，管理方便，且不需要浇水调换，加之干花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特别是仿真花，更是逼真，所以用干花装饰墙体正渐渐流行开来。    艺术插花是指将剪切下来的植物的根、茎、叶、花、果作为素材，经过一定的技术（修剪、整枝、弯曲）和艺术（构思、造型、设色）加工，重新配置成一件精致美丽、富有诗情画意，能再现大自然美和人工美的花卉艺术品。插花看似简单容易，但要真正插成一件好的作品却并非易事。因它不是单纯的各种花材的组合，也不是简单的造型，是溶生活情趣、文化知识、艺术修养为一体的一种艺术创作活动。插花界的朋友都认为：插花是用心来创作花型，用花型来表达心态的一门造型艺术。
   一、艺术插花的种类和特点
   插花种类从形式上可分瓶插、盆插、悬挂式插花、异型花器插花、花篮插花、花架插花、人造花插花等。从风格上可分东方式插花、西方式插花、现代自由式插花。
   （一）东方式插花：是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一种插花形式。由于受东方各国传统文化和习俗影响，它和东方园林一样特别崇尚自然，师法自然而高于自然，善于利用花材的自然美来感人。讲究借物寓意，以形传神。东方式插花选材讲究简练，以少而精的花材有机组合取胜，造型注重自然，以流畅线条勾勒为主，形体小巧玲珑，色彩朴素淡雅，意境含蓄深远，主题突出，耐人寻味。因而东方式插花以形式美和意境美著称于世。
   日本插花：插花在日本称为花道，公元六世纪至七世纪初，日本飞鸟时代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来中国（隋朝）建立邦交，作为遣隋使节的他，在潜心研究佛学之时，兼学佛教插花，回到日本后，将日本当时的佛前供花发展起来，形成池坊花道。它是日本插花史上最为悠久的插花流派。中国插花进入日本后，经几代插花艺术家的不懈努力，已形成目前3000多个流派，其中的池坊流、草月流、宏道流、小原流，为日本著名四大插花流派。日本插花和中国插花均属东方式插花范畴，它以线条的变化为主，将人的思想转嫁到插花之中，表现东方人细腻、含蓄和富有内涵的特点。
   （二）西方式插花：以欧美各国为代表的一种插花形式。与东方式插花迥然不同。它受西方人崇尚自然、开敞外露、热情奔放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影响，擅长用花材的人工美来表现主题。西方式插花选材讲究繁盛，以表现植物的群体美取胜，造型注重规则，以对称的几何图形为主，形体大而端正，色彩鲜艳丰富，追求块面效果，表现出热情奔放、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的风格。
   （三）现代自由式插花：是一种抽象、写意、非常个性化的插花形式。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不断交流，插花交流也日趋增多，现代自由式插花是在东、西方插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兼容了东西方插花特点。在花器花材的选择、构思造型的确定，花叶色彩的处理等方面更趋自由、随意。常用非植物材料如金属、玻璃、塑料、棉织品等陪衬和点缀，表现的主题往往使人较难理解，作品完全溶入了个人的性格、爱好和气质，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二、艺术插花的布置
   根据环境的不同，插花布置的手法和要求是有区别的。如展览馆、宾馆大堂、会议室等大型公共场所，以西方式插花或现代自由式插花为主，要求体量大、数量多、色彩丰富。如居室等小型空间范围，则以东方式插花为主，只需少数小体量的插花作品点缀，即可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一）展览馆插花布置：这种场合的插花布置，首先是区域划分，因参展单位众多，若无指定场所和地段，不但给布展造成混乱，而且参观者也难觅自己钟爱的参观内容。如今年5月在深圳高交会馆举办的  首届中国国际插花花艺博览会  ，组委会按参展对象不同，分境外展区、省（区）市展区、宾馆饭店展区、花店业展区、切花企业产品展区、押花作品展区、家居布置展区、中国插花花艺史展区等八个区域，使布展者和参观者一目了然。其次是空间补白，展馆留一定的空间是需要的，但对于空中、墙面等处可利用的场所放弃是一种浪费，或者说是一种不够到位的布置。如今年3月在马来西亚绿野仙踪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  马中插花艺术交流展  ，对墙体和展厅柱子的利用就非常得体。布展者根据墙体的大小，布置了形状各异、规格不等、以下垂式为主的插花作品。展览中心的柱子四面均呈凹字形，作者就在凹字形上作文章，用三把大、中、小绸伞倒挂串连起来，上缀垂挂的花叶，既利用了柱子，弥补了柱子的缺陷，又美化了环境，丰富了空间内容，可谓一举两得。又如杭州大厦购物中心空中悬挂的大小不等、高低错落的花球，这种布置手法，若能利用在展馆中，那将会达到很好的布展效果。
   （二）宾馆大堂的插花布置：
   插花能为宾馆舒适的环境平添几分热情、优美和高雅，使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大堂插花因等级不同，以及平时和节日接待档次不同，其布置手法和要求有所区别。原则上要求布置在大堂中央、几架和花器上乘；造型以规划的几何图形为主，常见的有圆形、半圆形；花材新鲜、色彩丰富、花朵大而艳丽；体量较大且可四面观的西方式插花。若大堂是按中国传统的民族特色来装潢布置的。则插花形式必须要与之相协调，否则，不伦不类，给客人以别扭的感受。至于大堂副理、吧台、收银台、总台等处的插花以插花小品布置为主。近几年来，流行仿真人造花插花，它鲜艳、明快、亮丽、逼真，可达到以假乱真的观赏效果。
   （三）会议室插花布置：
   会议室插花布置的形式以低矮、匍匐形，宜四面观赏的西方式插花为主，在沙发转角处或靠墙处茶几上也可用东方式插花。无论哪重插花形式，一是花要新鲜、艳丽、盛开。二是花无异味或浓香。三是花的高度切忌遮挡与会者发言或交谈的视线。插花的规格依会议的级别而定。一般会议只是在主席台或中间（圆桌会议）插制一至数盆不等，而高级会议在一般会议布置的基础上，不但花要高档，而且数量也要增多。如签到处、贵宾休息处、会议室四角等处都应布置。
   （四）居室插花布置：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住环境的改善，人们已不满足在风景区赏花，要把大自然的绿色和鲜花带回家，用它们来美化居室，装饰生活环境，丰富日常生活。居室摆上1～2盆插花，可使居室充满生机。同时通过自己动手和布置，可以调剂生活，陶冶情操，所以插花越来越受大家的喜爱和青睐，正慢慢地走入千家万户，成为美化居室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客厅的布置：
   一般来讲，客厅是家庭中最大的一个空间，是主人休息和会客的地方，插花的风格宜选择西方式插花，这种风格的插花，用花的数量较多，一般以草本花卉为主，如香石竹、非洲菊、唐菖蒲、百合、玫瑰等，形式注重几何构图，比较多的是对称型插法，常见款式有半球形、椭圆形、三角形或扇形，色彩力求浓重艳丽，营造出热情、友好的待客气氛，花色的搭配，常采用的是几种颜色的混用，给客人以春天般的五彩缤纷之感，插花宜摆放在茶几中央，其大小一般来讲是茶几桌面积的四分之一较为适宜，高度在40厘米之内，以不挡住交谈者彼此间视线为宜，插花要四面均可观赏，形状多为半球形、椭圆形等，如茶几是靠墙摆放，插成单面观赏即可，可高大些，形状多为三角形或扇形。
   书房的布置
   书房是主人看书、学习的地方，空间范围不大，宜布置东方式插花，这种风格的插花，使用的鲜花不多，只需几支鲜花，再配以绿叶，便能产生一种很好的观赏效果。造型较多运用青枝绿叶来勾线，作框架，常用的有藤蔓、小竹、水蜡烛、银柳、针葵、松枝等。造型构图讲究简洁明快，一般采用三主枝构成不等边三角形的定位方法，花色朴素大方，不宜艳丽，一般只用1～2种花色即可，简洁明了，常用的花有菊花、马蹄莲、梅枝、荷花、水仙等，再配以绿叶。
   卧室的布置：
   卧室的空间较小，不宜布置西方式插花，以东方式的插花较恰当。但更多的是采用一种随意的插花方式，从花店里购来一种或几种鲜花，往玻璃瓶等容器里放入即可，或一把玫瑰，或一把满天星，以单个品种配以少许绿叶为宜。
   厨房的布置：
   环境较为特殊，做饭时产生的煤气、油烟味和较高的温度等因素对鲜花极为不利，但有情趣的家庭主妇不妨将买回来的蔬菜和水果，在消费它们之前，进行巧妙的组合和搭配，能创作出一件别具匠心的果蔬艺术品。这里简单向大家介绍一种。选择一只较大的果盘或鱼盘作容器，用4～5枝芹菜作背景，上部插开花的蔬菜如韭菜花、葱花等，中部放若干粗壮的鲜红长辣椒，下部一边放一串香蕉，一边放茄子，用卷边的生菜叶作铺垫，上述材料处的空隙处用香菜填充，红绿和黄紫两种色彩对比强烈，一件别致的果蔬作品就诞生了，使厨房环境徒然增色。形式别具一格，你不妨一试。
   餐桌的布置：
   餐桌是供主人用餐的，布置的鲜花应无刺、无异味、无病虫害痕迹。宜选1～2朵鲜花配以绿叶和满天星，用瓶插即可，有条件的话，布置可精巧些，用一白色台布作铺垫，上摆2～3瓶形状各异的洋酒和酒杯，点缀一些亮丽的水果诸如葡萄、芒果、柠檬等，再配以少许绿叶和鲜花，使餐桌的布置别具匠心。
   墙体的布置：
   居室布置中的墙体装饰被人们越来越重视，除悬挂风景画、挂历、布艺作品等外，用于花装饰与点缀正被大家慢慢接受，墙体作品一般悬挂在较高外，适应仰视，若用鲜花布置，给制作、固定、浇水、调换等带来诸多不便。干花不用浇水，管理方便，且不需要浇水调换，加之干花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特别是仿真花，更是逼真，所以用干花装饰墙体正渐渐流行开来。    艺术插花是指将剪切下来的植物的根、茎、叶、花、果作为素材，经过一定的技术（修剪、整枝、弯曲）和艺术（构思、造型、设色）加工，重新配置成一件精致美丽、富有诗情画意，能再现大自然美和人工美的花卉艺术品。插花看似简单容易，但要真正插成一件好的作品却并非易事。因它不是单纯的各种花材的组合，也不是简单的造型，是溶生活情趣、文化知识、艺术修养为一体的一种艺术创作活动。插花界的朋友都认为：插花是用心来创作花型，用花型来表达心态的一门造型艺术。
   一、艺术插花的种类和特点
   插花种类从形式上可分瓶插、盆插、悬挂式插花、异型花器插花、花篮插花、花架插花、人造花插花等。从风格上可分东方式插花、西方式插花、现代自由式插花。
   （一）东方式插花：是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一种插花形式。由于受东方各国传统文化和习俗影响，它和东方园林一样特别崇尚自然，师法自然而高于自然，善于利用花材的自然美来感人。讲究借物寓意，以形传神。东方式插花选材讲究简练，以少而精的花材有机组合取胜，造型注重自然，以流畅线条勾勒为主，形体小巧玲珑，色彩朴素淡雅，意境含蓄深远，主题突出，耐人寻味。因而东方式插花以形式美和意境美著称于世。
   日本插花：插花在日本称为花道，公元六世纪至七世纪初，日本飞鸟时代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来中国（隋朝）建立邦交，作为遣隋使节的他，在潜心研究佛学之时，兼学佛教插花，回到日本后，将日本当时的佛前供花发展起来，形成池坊花道。它是日本插花史上最为悠久的插花流派。中国插花进入日本后，经几代插花艺术家的不懈努力，已形成目前3000多个流派，其中的池坊流、草月流、宏道流、小原流，为日本著名四大插花流派。日本插花和中国插花均属东方式插花范畴，它以线条的变化为主，将人的思想转嫁到插花之中，表现东方人细腻、含蓄和富有内涵的特点。
   （二）西方式插花：以欧美各国为代表的一种插花形式。与东方式插花迥然不同。它受西方人崇尚自然、开敞外露、热情奔放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影响，擅长用花材的人工美来表现主题。西方式插花选材讲究繁盛，以表现植物的群体美取胜，造型注重规则，以对称的几何图形为主，形体大而端正，色彩鲜艳丰富，追求块面效果，表现出热情奔放、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的风格。
   （三）现代自由式插花：是一种抽象、写意、非常个性化的插花形式。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不断交流，插花交流也日趋增多，现代自由式插花是在东、西方插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兼容了东西方插花特点。在花器花材的选择、构思造型的确定，花叶色彩的处理等方面更趋自由、随意。常用非植物材料如金属、玻璃、塑料、棉织品等陪衬和点缀，表现的主题往往使人较难理解，作品完全溶入了个人的性格、爱好和气质，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二、艺术插花的布置
   根据环境的不同，插花布置的手法和要求是有区别的。如展览馆、宾馆大堂、会议室等大型公共场所，以西方式插花或现代自由式插花为主，要求体量大、数量多、色彩丰富。如居室等小型空间范围，则以东方式插花为主，只需少数小体量的插花作品点缀，即可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一）展览馆插花布置：这种场合的插花布置，首先是区域划分，因参展单位众多，若无指定场所和地段，不但给布展造成混乱，而且参观者也难觅自己钟爱的参观内容。如今年5月在深圳高交会馆举办的  首届中国国际插花花艺博览会  ，组委会按参展对象不同，分境外展区、省（区）市展区、宾馆饭店展区、花店业展区、切花企业产品展区、押花作品展区、家居布置展区、中国插花花艺史展区等八个区域，使布展者和参观者一目了然。其次是空间补白，展馆留一定的空间是需要的，但对于空中、墙面等处可利用的场所放弃是一种浪费，或者说是一种不够到位的布置。如今年3月在马来西亚绿野仙踪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  马中插花艺术交流展  ，对墙体和展厅柱子的利用就非常得体。布展者根据墙体的大小，布置了形状各异、规格不等、以下垂式为主的插花作品。展览中心的柱子四面均呈凹字形，作者就在凹字形上作文章，用三把大、中、小绸伞倒挂串连起来，上缀垂挂的花叶，既利用了柱子，弥补了柱子的缺陷，又美化了环境，丰富了空间内容，可谓一举两得。又如杭州大厦购物中心空中悬挂的大小不等、高低错落的花球，这种布置手法，若能利用在展馆中，那将会达到很好的布展效果。
   （二）宾馆大堂的插花布置：
   插花能为宾馆舒适的环境平添几分热情、优美和高雅，使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大堂插花因等级不同，以及平时和节日接待档次不同，其布置手法和要求有所区别。原则上要求布置在大堂中央、几架和花器上乘；造型以规划的几何图形为主，常见的有圆形、半圆形；花材新鲜、色彩丰富、花朵大而艳丽；体量较大且可四面观的西方式插花。若大堂是按中国传统的民族特色来装潢布置的。则插花形式必须要与之相协调，否则，不伦不类，给客人以别扭的感受。至于大堂副理、吧台、收银台、总台等处的插花以插花小品布置为主。近几年来，流行仿真人造花插花，它鲜艳、明快、亮丽、逼真，可达到以假乱真的观赏效果。 &
&摘要：马克思认为人类理性思维的特质就是运用思维的“抽象力”通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而这种抽象力把世界作为整体把握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因而认为“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颠覆”，首先在于他意识到任何理性、观念不是现象背后的本质，只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幻觉”的观点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而且这种反本质的观点，又是一种标准的后现代哲学语境。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并不存在“认识过程”混同于“表达过程”，语言不仅不是消除哲学问题的工具，而且还是澄清哲学问题的砝码。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与“颠覆”一词是格格不入的。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旨在剥离它的唯心论外壳，决非要去颠覆它。关键词：形而上学；马克思；黑格尔；颠覆；后现代；哲学??一??马克思认为，统一的人类思维在不同的领域掌握世界的本质有不同的方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说：“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棗精神的掌握的。”［1］(104页) 在这里，克思明确指出科学的理论(包括哲学)思维方式与艺术以及宗教、“实践椌?瘛彼嘉?绞降牟煌?刂省＊?/P& 那么，科学的理论的思维方式的特质是什么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206页)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抽象力”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特质，理性思维就是要运用“抽象力”通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因为事物的本质摸不着、看不见，不能用感性来把握，所以，它又必然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确切地说是深藏在现象之中的）东西。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曾经深刻地指出：认识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李嘉图之所以在劳动价值论中停步了，没有发现剩余价值，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李嘉图是一位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缺乏深度的理性思维能力，即不发达的思维抽象力。这种不发达的“抽象力”使李嘉图只能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而不能发现剩余价值本身，即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马克思说，这种“抽象力”把世界作为整体把握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因此任何理性、观念只能是现象背后（或现象中）的本质，而哲学和科学理论也只能运用人类的理性能力从感性的杂多现象中抽出本质，从而摆脱杂多的感性现象，将理性独立出来作为本质予以研究和规定，“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１］(107页)。而且“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2］（283页）。这样看来，《哲学研究》2002年第4期仰海峰先生在论文《马克思与形而上学的颠覆》中所谓“马克思对黑格尔式形而上学的颠覆，首先在于他意识到任何理性、观念并不是现象背后的本质；将理性独立出来作为本质加以规定，这只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幻觉。”［3］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而且在学理上这种反本质的观点，又是一种标准的后现代哲学语境。正如江民安先生所说：“后现代理论正是将本质作为一个巨型幻觉来祛除的。”［4］（003页）为了证明所谓的马克思颠覆了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仰先生引证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青年黑格派运动的评论，“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3］。但是，我以为马克思在这里所要阐明的中心主题是说明哲学同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指出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5］(23页)。马克思在这里根本没有提出所谓“颠覆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问题”。因为形而上学的问题，是一个与哲学同现实之间相互联系的问题在本质上属于两类不同的哲学问题。?从全部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看，哲学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是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建构的，这或许正如叔本华所说：“……哲学是一个长有许多脑袋的怪物，每个脑袋都说着一种不同的语言”［6］(145页)。但是，从宏观上说，它们所研究的问题是共同的，只是在微观的解答方式、形成的具体思想观点上是各有不同的。马克思在这里批判的是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割裂哲学同现实联系的一种错误理论，不能把它曲解为任何哲学可以离开理性思维，从而把理性思维所把握着的事物的本质称作形而上学的幻觉。如果真是这样，就一方面会导致对全部西方哲学史的否定，另一方面又必然陷入像存在主义的现象学之类的哲学的末途。因为在存在主义者的代表萨特等人看来，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超越现象的本质，存在已经失去了本质，所以现象本身就是存在。而这种存在的现象是不能靠思维的力量揭示出来，只有靠通过诸如烦恼、厌恶、焦虑等非理性体验才能显示出来。如果说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在现代哲学发展史上还具有某种意义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哲学就使这种现象学完全蜕化为表面哲学。江民安先生说：“我们回到了表面哲学，这正是后现代性抛弃本质和真理的必然归途。”［4］（005页）?我们知道，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在黑格尔以前，“形而上学”差不多就是哲学的同义语，只有到了黑格尔，“形而上学”才分解为两种形态：一种是作为静止的、孤立的、不运动、不发展的思维方法；一种仍然是属于哲学本体论的，也就是哲学自身。这种“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它的厚重性是任何新哲学所难以颠覆的，或者说在根本上是不可能颠覆的。这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史的研究所显现的是“一切哲学都曾被推翻了，但我们同时也须坚持，没有一个哲学是被推翻了的，甚或没有一个哲学是可以推翻的。这有两方面的解释：第一，每一值得享受哲学的名义的哲学一般都以理念为内容；第二，每一哲学体系均可看作是表示理念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或特殊环节。因此所谓推翻一个哲学，意思只是指超出了那一哲学的限制，并将那一哲学的特定原则降为较完备的体系中的一个环节罢了”［7］(191页)。马克思所作的工作是剥离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唯心论外壳，拯救它的辩证法，并把辩证法运用于自己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关于这一点不仅青年马克思是如此，老年马克思也是如此。以致在1873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写道：“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象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1］(217?/FONT&218页) 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说“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而仰先生却认为在黑格尔那里，“存在着重要的理论混淆，即将认识过程混同于表达过程”［3］。但是，我以为无论在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在列宁那里，他们对黑格尔哲学所指的认识过程和表达过程的论断都是不可分离的。这不仅因为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更重要的是列宁所说的，“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8］(410页)，即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是一致的学说。以致列宁在读黑格尔《逻辑学》时写下了这样一段可以令人无穷回味的警言：“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8］(191页) 很难说仰先生在这里对黑格尔的评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把认识过程与表达过程分离开来，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黑格尔哲学的语境，它乃是后现代主义哲学中颇有特色的一大景观。仰先生与此相似，引证索绪尔的观点认为：“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原则，这种任意性不仅体现在构成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上，而且语言符号与事物之间的联结也是任意的。这两个方面实际上就颠覆了形而上学的基础。”［3］的确，哲学从它诞生之时起就在努力寻求它的语言学表述，因为哲学靠思维的“抽象力”从感性杂多的现象中抽出了事物的普遍本质时，这种普遍本质就必须寻求它的语言载体。但是，我以为这种语言学上的符号与事物之间的联结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任意的。我国著名学者邓晓芒先生在他的专著《思辨的张力》中，专章考察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语言学的起源”，我认为对反击仰先生引证的索绪尔的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该书在谈论赫拉克利特“逻各斯”概念时指出：“这种‘既有主观意义也有客观意义’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语言或话语。语言本质上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既是主观意谓的表达、展示(λεγε?ν)，又是展示出来的客观的东西(λεγομενον)，即人人接受的尺度、规律。语言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只存在于每个人的普遍倾听和承认之中。语言是人的东西，同时又是自然的东西，它是对象化了的人的东西和人化了的对象的东西。”［9］(23?/FONT&24页) 索绪尔完全否认语言符号与事物之间的联系是不正确的，因此，引证索绪尔的观点来颠覆形而上学的基础无疑也是错误的。而且索绪尔本人的观点也前后不一致，他一会儿说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的，与事物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一会儿又说语言符号的能指是不能用其他符号代替的，因为：“已经选定的东西，不但个人即使想改变也不能丝毫有所改变，就是大众也不能对任何一个词行使它的主权；不管语言是什么样子，大众都得同它捆绑在一起”［10］（107页）。因为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能指对它所表示的观念来说，看来是自由选择的，相反，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却不是自由的，而是强制的。”［10］（107页）我以为既然语言对使用它的社会来说是强制性的，因而对它表示的观念来说也有强制性，因为观念在本质上也是社会性的。马克思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像哲学家们把思想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5］(525页) 如果语言与事物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那么马克思所说“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也就是一种没有丝毫意义的问题。如果真如仰先生所说“语言在形而上学建构中所具有的不言自明的地位受到了动摇”［3］，那么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史究竟是怎样建构起来的呢?仰先生本意想用语言符号与事物的联系是任意的观点来颠覆形而上学的基础，但按仰先生文章的逻辑，仰先生的确是在无的放矢。其实，任何形而上学或哲学体系的建构都有它的思想起源和语言学起源，想在语言符号上作文章来颠覆形而上学不仅是徒劳无功，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又说明它正在选择自己的哲学语言。?仰先生还说：“哲学的表达过程并不能否定理性的产生过程，这并不能像黑格尔那样被忽视，反而成为颠覆黑格尔哲学的前提。”［3］我怎么也弄不懂黑格尔在哪里用“哲学的表达过程”否定了“理性的产生过程”?!与此完全相反，我们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处处看到他把“理性的产生”与“哲学的表达”紧密地结合起来。黑格尔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理性，但理性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是理性的发生学。这首先表述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在这部著作中详尽地描述了精神即理性诞生的历史。所以，马克思称这部著作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黑格尔在这部著作中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叙述了意识从自发到自觉发展的各个阶段，以致最后达到了“绝对知识”，达到了哲学。用黑格尔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从最初、最简单的精神现象，直接意识开始，进而从直接意识的辩证进展（Dialektik）逐步发展以达到哲学的观点，完全从意识辩证进展的过程去指出达到哲学观点的必然性”［7］（93页）。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也作了这样的评价：精神现象学，也可以叫做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做人的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11］(215页)。《精神现象学》是一部精神的发展史，也是一部理性的形成史。在这里，理性的形成，黑格尔是用他特有的语言方式表达的，这种语言是既晦涩，但又包涵着丰富辩证法和逻辑范畴推演的逻辑形式。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针对黑格尔的现象学也说：“现实的即真实地出现的异化，就其潜藏在内部最深处的棗并且只有哲学才能揭示出来的棗本质说来,不过是真正的、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的异化现象。因此，掌握了这一点的科学就叫作现象学。”［12］(165页)由此可见，在黑格尔那里，理性的产生和它的哲学表达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只有哲学才能达到这样一致，不存在仰先生所谓的矛盾和忽视。后来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还说过：“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实体，就是说，由于‘理性’和在‘理性’之中，一切现实才能存在和生存。另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无限的权力，就是说，‘理性’并不是毫无能为，并不是仅仅产生一个理想、一种责任，虚悬于现实的范围以外、无人知道的地方；并不是仅仅产生一种在某些人类的头脑中的单独的和抽象的东西。‘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它交给它自己的‘活力’去制造的东西，便是它自己的素质”［13］(9页)。在黑格尔那里，精神、理性具有明显的能动性，这是绝对不应忽视的，这种能动性必然能够寻求到与自身相符合的语言学表达。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考察哲学与语言发展的历史，我们会看到语言不仅不是消除哲学问题的工具，而且还是澄清哲学问题的砝码，使哲学家的思考在语言载体的基础上更有成效。所以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思想之实事并不是通过发动一场关于‘存在之真理’和‘存在历史’的空谈就可以达到的。一切都只取决于：存在之真理达乎语言而思想进入这种语言中”［14］（405页）。　二　仰先生在虚幻地设置了黑格尔将“理性的产生过程”和“哲学的表达过程”的分离性后，又说“马克思的这一思考，实际上也是对自己早年形而上学理想的颠覆”［3］。首先我要说把成熟时代的马克思与早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机械地分割开来是不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历程的,它只是仰先生为了证明自己论点的假想。关于这一点，英国学者D·沃克尔在《马克思晚期著作中方法的要素与演进》一文中已经指出：对马克思来说，“就连他思想中发生的最彻底的变化，也伴随着与他早期思想的各种承续”，“即使承认《费尔巴哈提纲》代表的重大革新，也没有必要把这篇作品看成是与马克思以前思想的一种彻底决裂”［１５］。马克思著作中思想的连续性与“颠覆”一词是格格不入的。而且支持仰先生观点唯一重大的理论根据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过程的研究，马克思才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流动性，使任何想寻求一种固定的形而上学式的理性，都成为一种幻想”［3］。事实决非如此。早在青年时代，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在理论上已经明确：存在于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就是一种不断流动、生成、变灭和创造的过程，是一种不断运动的过程。因为，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变易不仅是有与无的统一，而且是内在的不安息”［7］(198页)。不过，马克思也指出：但在它们的现实存在中，它们的这种运动的本质是隐蔽着的，这种本质只是在思维中、在哲学中才表露、显示出来。显然，马克思与仰先生的论断完全相反。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在哲学中、在思维中已经颠倒地把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运动表示出来，这就是黑格尔形而上学的哲学理念。马克思说：“例如，在黑格尔法哲学中，扬弃了的私人权利等于道德，扬弃了的道德等于家庭，扬弃了的家庭等于市民社会，扬弃了的市民社会等于国家，扬弃了的国家等于世界史。在现实中，私人权利、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依然存在着，它们只是变成了环节，变成了人的存在和存在方式，这些存在方式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互相消融，互相产生等等。它们是运动的环节。”［12］(172页) 可见，马克思绝不是在后来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过程的研究中，才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流动性，马克思在早年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研究时已经深刻地把握了这种流动性。但黑格尔却是用他的形而上学理念概括了这种流动性，并把它们结构成了运动的环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关于论述黑格尔〈逻辑学〉的各家著作的书评的札记》中也说过：“按希本的意见，黑格尔的逻辑学，不是一个简单的思辨体系、或者多少有些学究气的抽象概念的结合；它同时还是‘从世界生活的全部具体意义方面来对世界生活的解释’”［8］(267页)。所以黑格尔的思辨形而上学，并不是远离了时代的形而上学的幻觉，而是思辨地具体地把握着了他生活的时代。仰先生继续写道：“对于青年黑格尔派而言，只要他们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纯粹理性革命就会出现其神话的本质。”［3］这里我想指出的是仰先生的论断具有极大的片面性。诚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史观的首要原理是“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同时认为，意识对生活具有反作用。然而，理论对现实的反作用在仰先生的论述中却消逝得无影无踪了。青年恩格斯早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就指出：“对抽象原则的偏好，对现实和私利的轻视，使德国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正是这样一些品质使哲学共产主义在这个国家取得了胜利。”［16］(592页) 这是为什么?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就在于以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新哲学去面对现实，从而实现对现实的批判，实现对现实的革命变革。所以在这里与仰先生的论断有所不同的是，当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某些人提出了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时，纯粹理性革命可在一方面出现它的神话本质，例如在鲍威尔等人哪里；但另一方面，正是在这时才能产生真正的革命运动。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然而共产主义是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任何一种抵抗都阻止不住它的发展；今年，第一批拥护共产主义的人就曾满意地指出，共和主义者正在纷纷加入他们的行列。现在除了现已被封的‘莱茵报’的编辑之一、实际上是该党第一个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赫斯博士而外，已经又有很多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16］(591页) 这就是说，当提出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时，青年黑格尔派必然发生分化。一部分人，例如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继续兜售黑格尔绝对精神解体后被分化出来的C 另一部分人则沿着黑格尔哲学所指出的通往现实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所以恩格斯又说：“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既然共产主义建立在健全的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并且是棗尤其是棗从德国本国哲学必然得出的结论，那他们就决不愿意也决不会摈弃共产主义。我们现在应该完成的任务如下。我们的党应该证明：从康德到黑格尔，德国哲学思想的全部成果不是毫无裨益，就是比毫无裨益更坏；再不然这种努力的最终结果就应该是共产主义；德国人要不抛弃使本民族感到骄傲的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就得接受共产主义。”［16］(591页)我以为仰先生在这里犯了一个通常的哲学错误，即片面地执著于社会生活历史过程对形而上学的决定作用，但忽略了形而上学是人类头脑对社会历史过程的最高抽象，是对社会历史生活过程的超验思考，是一种远离社会生活的思维活动，是“高耸入云”(恩格斯语)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对社会历史生活过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形成了哲学本体论。现代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中的某些流派就是以“回归现实生活”来反对哲学本体论和拒斥形而上学的。但是离开了哲学本体论，人类必将失去自己的精神家园。因为只有在超越的本体界，人的思维才能不受他物的影响，一切“出自”“自己”(叶秀山先生语)，把哲学提高到自由的境界，从而发挥哲学超强度的信念力量，塑造高尚的理想人格。由于对“抽象原则”的轻视和拒斥，使西方一些现代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沦为一种浅薄的世俗的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美国存在主义者巴雷特就曾经指出，现代西方人已变成了三重异化的人：与自然、与其他的人、与自己异化的人。正由于如仰先生所说“福柯将现代意义上的疯癫看作是近代理性进行区隔的结果”［３］（其实福柯并未停留在将疯癫看作是对近代理性的区隔，他以他的全部非理性主义极力证明疯癫是在理性和真理的心脏中活动），因此福柯哲学的边缘性是十分明显的。正如江民安先生在《后现代性的谱系》中在评述福柯的考古学时所说：“考古学不是别的，它正是要使那种历史中的沉默体、边缘体、异质物重现、出声，要让它们呼喊或细语，要让一切怪异物合法化。”［4］(009页) 这里所谓一切“怪异物”是什么东西，读者可以读一读福柯的著作就会清楚了。其实，“疯癫”被引入哲学并不是福柯的发明，早在叔本华那里，对“疯癫”就作了入木三分的阐明（在文艺复兴时代，疯癫大致只局限在文学作品中，例如爱拉斯谟的《疯狂颂》、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等）。不过，叔本华对疯颠是否定的。他说：“疯癫如果到了严重的程度就会产生完全失去记忆的现象；因此这个疯人就再不能对任何不在眼前的或过去的事物加以考虑了，他完全只是被决定于当前一时的高兴，联系着他在自己头脑中用以填充过去的幻想。所以接近这样一个疯子，如果人们不经常使他看到［对方的］优势，那就没有一秒钟能够保证不受到他的袭击或杀害。 棗疯人的认识和动物的认识在有一点上是共同的，即是说两者都是局限于眼前的；而使两者有区别的是：动物对于过去所以是根本无所知，过去虽以习惯为媒介而在动物身上发生作用，例如狗能在多年之后还认识从前的旧主人，那就叫做从主人的面貌重获那习惯了的印象；但是对于自从主人别后的岁月，它却没有什么回忆。疯人则相反，在他的理性中总还带有抽象中的过去，不过，这是一种虚假的过去，只对他而存在，这种情况可以是经常的，也可以仅仅只是当前一时的。虚假的过去的这种影响又妨碍他使用正确地认识了的‘现在’，而这反而是动物能够使用的。”［6］(269页) 因此，我以为要像福柯那样对理性进行绝对的区隔，哲学就不再是人类的哲学，而质变为兽性的体验，那么，换妻俱乐部、裸体游泳场、野人屋……将不断出现，人类也将倒退到洪荒的动物时代。而且按照叔本华的理解，这种倒退到的程度，还低于动物的水平。马克思也有类似论断，说人一旦失去理性，他就比最凶猛的动物更残忍、更可怕。　我们的语言棗句法和词典棗都不是外在于历史的，显然，我们所提出的任何一个破坏性命题无一不是已经包含在它试图予以抗争的那种形式、逻辑和内在基本原则之中的。”［19］（前言9页）所以海德格尔在对形而上学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猛攻之后，终于败下阵来，不得不得出一个他自己极不愿意看到的结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而且像康德一样在破坏了的旧基地上又建立了一座海氏的形而上学大厦。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他说：“甚至任何一种对‘存在’的追问，也包括对存在之真理的追问，首先亦必须作为一种‘形而上学地’追问来进行。”［14］（377页)?　四　?　 参考文献：［&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在这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我们文化一部分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被合并到后者中去了。完全相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分治的要素和力量，在我们的文化中发挥（或丧失）其功能。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引起冲突的对象、一门有人捍卫也有人猛烈攻击和歪曲的教义，这恐怕不会让谁感到吃惊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它的理论和它的哲学--把阶级斗争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在由马克思主义所打开的种种理论抉择背后，激荡着种种政治抉择和一场政治斗争的现实。然而，不管问题的这方面意义有多大，我还是想把它搁在一边，而来集中谈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悖论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现出一个内在的悖论，它起先令人感到难堪，而对此做出的解释也终究是一团迷雾。这个悖论不妨简单陈述如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却又从来没有被当作“哲学”来生产。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熟悉的所有哲学，从柏拉图到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都是被当作“哲学”来生产的，而且本身就运用理性的理论体系给自己的哲学存在提供证明；这些体系产生了话语、论文和其他体系性写作，而后者又可以在文化史上被当作“哲学”加以分离和确认。不仅如此：这类系统的、理性的理论体系总是运用关于它们固有的某个对象的知识或发现，来给自己的哲学存在提供证明（不管那个对象是关于整体、存在、真理、任何知识或可能行为的先天条件、开端、意义，还是关于存在者的存在的观念）。所有已知的哲学，因而都在“哲学史”领域内，运用——传达了关于它们固有的某个对象的知识的——话语、论文或理性体系的形式，在我们的文化史上把自己表现为“哲学”。但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思考。所有已知的哲学，当它们在文化领域内自我确立为“哲学”的时候，都把自己与其他话语形式或其他书写作品体例仔细地区别开来。柏拉图写他的对话或他的说教作品的时候，他非常细心地把它们与其他任何文学的、修辞的或诡辩的话语区别开来。笛卡儿或斯宾诺莎写作的时候，谁也不会把它错当成“文学”。康德或黑格尔写作的时候，摆到我们面前的也不是道德劝诫、宗教布道或长篇小说。从而，哲学通过把自己跟道德、政治、宗教或文学文类彻底相区分而生产自己。但最要紧的是，哲学通过把自己跟科学相区分而作为“哲学”生产自己。问题的最关键的方面之一就在这里出现了。看起来好像哲学的命运是与科学的存在深刻联系着的，因为总是需要有科学的存在来引出哲学（就像在古希腊，当时几何学引来了柏拉图的哲学）。而这种同命相系的更深刻之处还在于，离开了某种纯科学理性话语的可靠存在，哲学就不可能出现（例如几何学之于柏拉图、解析几何学与物理学之于笛卡儿、牛顿物理学之于康德，等等）。哲学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且有别于神话、宗教、道德或政治劝诫，以及审美），其绝对前提是它自己能够提供一种纯粹的理性话语——可以说，这样一种理性话语的模型，哲学只有在现有科学的严格话语中才能找到。但是在下面这一点上，事情经历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颠倒：哲学从现有的纯科学那里借来了它自己纯粹理性话语的模型（想一想从“不是几何学者勿入哲学之门”，到斯宾诺莎“关心几何学”的告诫，再到胡塞尔“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的连续不断的传统），然而也正是这个哲学，在哲学中完全颠倒了它与科学的关系。也就是说，哲学把自己从实际科学及其对象那里严格分离出来，并宣称自己就是一门科学——当然不是作为普通科学（这类科学并不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而毋宁是作为最高科学、诸科学的科学、关于任何科学的先天条件的科学、关于那种能够把所有实际科学转化为单纯理智规定性的辩证逻辑的科学，等等。换言之，哲学从现有的科学那里借来了适合于它的纯粹理性话语的模型。因而它服从于作为它的可能性条件的“实际科学”。然而在它自己话语的内部却出现了颠倒：哲学话语一改它对科学的屈从姿态，而把自己作为“哲学”摆在科学之上，僭取了高于它们的权力。于是乎，在柏拉图那里，数学被降到了作为“dianoia [理智]”的次要等级上，属于假设性学科，服从着作为哲学对象的非假设性学科。同样地，在笛卡儿那里，科学反而是从形而上学的树干上长出的枝丫。同样地，在康德、黑格尔和胡塞尔那里，哲学是掌握着对科学的最终判词的角色——也就是说，它判定了它们的有效性、它们在纯粹逻辑的辩证法中的意义、它们涉及到自身在具体的先验主体中的开端的意义。独一无二的、极为矛盾的关联使哲学与科学结盟（这种作用把哲学的存在条件，因而也把科学的存在条件，改造成从属于哲学本身的种种规定性[déterminations，决定作用]；由此，哲学宣称只有它才占有科学的真理，从而赋予自己高于科学的权力——而科学则提供了哲学本身的理性、体系性话语的模型）——这构成了作为“哲学”的哲学生产的一部分。这也使得我们猜测，在我们已经指出的第一种划界（哲学由此把自己与神话和宗教，与道德劝诫和政治雄辩，或者与诗和文学相区分）和我们刚才暗示了的（关系到科学的）第二种划界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刻的关联。因为如果我们对问题仔细考察，我们最终将认识到，哲学既不会因为对科学的统治，也不会因为“说出”了科学的真理而获得满足。哲学一样把它的统治强加于宗教和道德、政治和美学、乃至（从柏拉图——我们在他那里发现了令人惊讶的工资理论——和亚里士多德——由于他对“价值”和“奴隶制”的评价——以来的）经济学之上。哲学因此作为关于整体——也就是说，关于全部事物——的科学而出现。哲学阐明了全部外在对象的真理，揭示了这些对象自己所不能明确表达的东西：它“说出”，它揭示，它们的本质。而我们也许能合理地推断，那个用于科学的提法（“不是几何学者勿入哲学之门”）一样也适用于其他对象。要想谈论宗教，哲学家就应该是道德的；要想谈论政治，哲学家就应该是政客；要想谈论艺术，哲学家就应该是审美家；等等。与我们出入于科学领域所看到的相同类型的颠倒也照样——只不过是悄悄地--作用于其他所有对象——这些“对象”，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栖身于哲学的空间。当然，哲学只有在先行把自己的统治强加于它们之上的条件下，才会愿意接纳它们。用几句话来说：作为“哲学”的哲学生产涉及到所有人类观念和所有人类实践，但总是要让它们从属于“哲学”——也就是说，要让它们服从于一种根本的“哲学形式”。而人类实践和观念“从属”于“哲学形式”的这个过程，我们尽可在哲学对话、论文和体系中得以真切目睹。像这样提出问题可能显得有点儿过于简单化：为什么哲学需要像一个特立独行的事物那样存在？为什么它需要尽可能小心地说话，来把自己跟科学、也跟其他任何观念或社会实践相区分？噢，哲学只能谈论它们！让我们说问题不那么简单吧。哲学感到需要说话，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承担了不仅要说话还要把不得不说的话付与独立的、可确认的论文形式的责任——这一点缘于一个事实，即哲学，以其深刻的历史信念，认为自己有一个不容替代的任务要去完成。这就是去说出关于全部人类实践和观念的真理。哲学相信没有谁、没有什么可以代表它说话，相信如果它不存在，世界就会失去它的真理。因为要让世界存在的话，就必须让这样的真理说出来。这真理就是逻各斯，或开端，或意义。并且由于有着共同的开端存在于逻各斯与言说之间（Logos与Legein [说] 、真理与话语之间，或者换种方式说，由于逻各斯特有的、顽强的存在并不是物质性或实践或别的什么形式，而是言说、声音、词语），那么就只有唯一的工具去了解逻各斯，因而了解真理：这就是话语的形式。逻各斯与言说间的这种亲密关系意味着，真理、逻各斯只有在哲学话语中才能完全被包揽或被抓住并呈献出来。由于这个原因，哲学决不可能超越它自身的话语。同样清楚的一点是，它的话语并不是它与真理之间的某种媒介或调解人，而恰恰是作为逻各斯的真理的在场。但是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奇特的悖论摆在了我们面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但它并没有被当作我们刚才分析过的意义上的哲学来生产。我们不需要绕得太远去证明这一点。除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它宣告了一种从未到来的哲学——的那些光彩夺目的、谜一般的短句；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严厉的哲学批判，其矛头所指的新黑格尔派则一味使全部哲学都笼罩在意识形态虚无的雾霭里；也除了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跋中关于黑格尔的著名的提示——马克思并没有留给我们什么哲学论文或话语。有两次，在两封信里，他许诺要用二十页左右来谈谈辩证法，但它们从没有成为事实；我们可以设想，它们怕是并不那么好写。无疑，恩格斯给我们留下了他对杜林的哲学批判，而列宁留下了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另一个批判。从一次批判中无疑可以有许多要素被抽绎出来，但是将如何就此做出思考呢？我们将如何“在理论上”来构造它呢？我们是否正面对着一个整体的要素，尽管这是个缺席的整体，并无有效的在场——但是这个整体足以按照传统的模型，就像继续浸淫于“本体论”的种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情形那样，把那些要素重新加以整合？要么正好相反，问题就在于那些要素，它们必须受到质疑和破译、明确地“受到提问”：它们为什么仅仅——而且独一无二地——保持为一些“要素”？当然，我们还有列宁关于黑格尔的《笔记》。但是这里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可以赋予单纯的读书笔记、赋予这样光彩夺目却又像谜一般的评点以怎样的意义呢？总之，我们被迫在每一个例证前得出结论：马克思，乃至恩格斯和列宁，连勉强能够与古典的哲学话语形式相比的东西都没有给我们留下。如今，这一悖论的广度还在我们面前伸展。它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马克思主义内部哲学话语的缺席仍然生产出了巨大的哲学效应。谁也不能否认，我们所继承的哲学，伟大的古典哲学传统（从柏拉图到笛卡儿、从康德到黑格尔和胡塞尔），由于马克思突然间引起的那场不可捉摸的、近乎无形的遭遇战的冲击，已经在根本上（并在其所有意图方面）受到了动摇。然而这一点从未以直接的哲学话语形式出现，完全相反：它出现在《资本论》那样的文本形式中。换言之，那不是一种“哲学的”文本，而是一种用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通过它，对各种社会形态的结构）进行考察的文本；最终，是一种只讨论与阶级斗争有关的那种科学知识的文本（那种科学知识因而同时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正是在《资本论》中表述出来的东西）。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样一个悖论呢？我希望通过一条最短的途径来解答这个悖论，纵然那并不完全是现实历史的途径。因此，我想首先表明，由于其全部的简略和未完成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包含着一个基本建议的草图。当马克思在提纲第1条中写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他无疑使用了可以在先验的实践哲学的意义上加以阐释的一些套话。有些人一直坚持求助于这里的能动的主体性，指望它能够使一种人道主义哲学合法化，然而马克思却是在谈论不同的东西，因为他明确宣布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但是在这个特别用实践来反对“客体[对象]形式”和“直观形式”的谜一般的句子里，马克思没有采用任何与“客体[对象]形式”和“直观形式”等价的哲学概念，并由此取而代之，以建立一种新的哲学，开创一种新的哲学话语。不，他建立的是一种具有存在的特殊性的现实，这种存在的特殊性同时既要用所有的传统哲学话语来预设，却又天生地被排斥在这些话语之外。我在这里进行的推论不仅出自费尔巴哈提纲第1条，而且也出自马克思的全部著作，出自《资本论》和涉及工人运动中阶级斗争的作品。实践对哲学传统——连同唯物主义哲学传统（既然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并不是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这次入侵构成了对于那种古典的哲学存在形式进行彻底批判的基础；我把那种形式定义为作为“哲学”的哲学生产。其实，什么是“客体[对象]形式”和“直观形式”呢？在这里，借用视觉隐喻（一种可以和在场隐喻或逻各斯言说隐喻互换的隐喻）的名义，任何哲学想要维护话语在场与其对象的关系的要求都因此而被一笔勾销了。刚才我暗示过，哲学真理观念的独特性就在于，除了客体[对象]或直观形式外，它不可能以其他任何形式存在。在这两种形式中，我们面临着同样的特权、同样的要求。人们为哲学而生活和行动，这服从于他们自身社会实践的规律；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他们自信占有真理，他们并不了解自己知道些什么。亏得有哲学，它为他们而看，为他们而说，告诉他们什么是他们所做的、他们所知道的事情。可是现在，实践的入侵是对于被当作这样一种“哲学”来生产的哲学的发难。这就是说，它反对哲学想要拥抱全部社会实践（和观念）、看到——柏拉图所说的那种——“整体”，从而把它的统治建立在前述这些实践之上的要求。与哲学相对立的，是马克思主义坚信哲学有一个“外部”——或者表达得更好一些，它坚信哲学只能由于并且为了这个“外部”而存在。（哲学需要想象自己能够使之屈从于真理的）这个外部就是实践，种种社会实践。一旦我们了解了这一批判的种种后果，那么，它所包含的激进主义就理应得到承认。与逻各斯形成对照（也就是说，与对终极事物的某种表述，与被称之为“真理”，而本质上可以归结为——或者是视觉上直接在场的、或者是声音的——“言说”的东西形成对照），实践作为跟逻各斯完全异质的事物，既不是真理，也不能归结为——不能自我实现于——言说或视觉。实践是一个改造的过程，它总是服从于它自身的存在及种种产品的条件，不是真理，而毋宁说是“一些真理”（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完全在其自身存在条件领域内的一些成果或知识所体现的真理）。虽然实践有一些动因，它也仍然不会有一个主体，来充当其目标与规划的先验的或本体论的开端；它也没有一个目的，来充当关于其过程的真理。它是一个没有主体或目的的过程。如果我们在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哲学的意义上采用真理这个词，并且如果我们把它跟实践——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个没有主体或目的的过程---相对比，那就必须断言：不存在关于实践的真理。因而，在某种意欲成为实践哲学的新哲学中，当它把真理、根据、开端的角色指派给实践的时候，就隐含着一个难题（虽然我引用了“实践哲学”这个表达方式，那也并不是在反对葛兰西，因为他从未有过上述的设想）。实践不是按照某种不可改变的哲学的意志而产生的真理的替代品；正好相反，它是打破了哲学的平衡的那个东西。无论就世事变幻还是就阶级斗争而言，实践都是哲学在其整个历史上始终未能兼并掉的东西。实践是这种一种异物：在它的基础上，不仅有可能打破哲学的平衡，而且有可能就此开始洞察哲学的内部。我在前文提出，实践强迫哲学承认自己有一个外部。也许哲学从没有在它思想的领域内引入存在物的总体，包括（苏格拉底曾谈到的）泥土，或者（亚里士多德曾谈到的）奴隶，甚或（黑格尔曾谈到的）一端是财富的积累而另一端是痛苦的积累？对柏拉图来说，哲学看到整体；对黑格尔来说，哲学思考整体。事实上，一切社会实践都存在在哲学中——不仅货币、工资、政治和家庭，而且一切社会观念、道德、宗教、科学和艺术，其方式宛如群星在天空中。如果什么都在那里，如果什么都完美地集中并统一于哲学的内部，那么它的外部空间何在？或许现实的世界、物质世界并不为任何哲学而存在？例如，贝克莱是一位主教，对他而言，用阿兰的话说，“饭是现成的”。而这位主教又是个跟大家一样的人，他并没有对“烤牛肉”的存在即外在世界的存在犹豫不决。那么，这个在哲学中产生了作用的邪恶过程本身又存在于何处呢？为了精确起见，我们必须留意这里的一个细微差别。因为要使一切社会实践和观念进入它的领域，因为要把自己强加于这些社会实践和观念，以达到替后者说出它们的真理的目的，哲学耍了些花招。也就是说，当哲学按照其自身的哲学形式吸收并重新整合它们的时候，它几乎没把这些社会实践和观念的现实（它们的特殊性质）认真看待。正好相反，在确证自己高于它们的真理权力的过程中，哲学强迫它们接受一种名副其实的改造，尽管这点真相通常是难以察觉的。它还能另外做些什么事情，来让它们适应于同一个真理的统一性，并以这个统一性的名义来思考它们吗？要证明这一点也没有必要再绕得太远：同样的冲动明显出现在笛卡儿对伽利略物理学的关系中（它无疑超出了实验的关系！），出现在康德关于化学和心理学的小运算中，更不必说柏拉图和黑格尔对道德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搬弄了。一旦遭到关于它有一个外部空间的异议，哲学就理所应当地断然回答说事情并非如此，因为它取得了对一切事物的统帅地位。实际上，哲学的外部空间必须到哲学自身之内去寻找，到对社会实践所从属的外哲学空间的这种盗用中，到对社会实践盘剥利用并加以歪曲、从而允许哲学把这些实践以真理名义统一起来的这种操作过程中去寻找。于是，哲学的真正的外部空间就在哲学自身之内。换言之，歪曲过程与现实实践之间的这种分离、这种距离，势必凌驾于前述利用和改造之上而存在：它抵御着哲学的暴力。但是还有最重要的事情要说。因为到此为止我们所说的一切都可以从权力意志方面加以解释，多多少少用尼采的办法来说明哲学的历史：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存在着一些被怨恨所驱策的人们，他们受了这个世界的伤害，就着手通过思想来统治它--简言之，使他们自己成为世界的主人，通过他们自己的思想独行其是地来构想它。哲学家们恰恰就是这些行使概念的、Begriff[概念]的、盗用的暴力的专家，他们使人们的一切社会实践都服从于真理的法则，而得以维护自己的权力，他们越来越悲哀地继续生活在黑夜里。我们知道，这样一种看法不是跟我们的一些同代人没有关系的，那些人理所当然地在哲学中发现了权力的原型、整个权力的模型。他们发明了知识＝权力的等式，并且以现代的、有教养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风格断言：暴力、暴政、国家专制主义都是柏拉图的责任，就像一段时间以前他们常常说法国大革命是卢梭的责任一样。回答他们的最好方式就是比他们走得更远一些，并且把实践那令人感到羞辱的裂痕引入哲学的最中心。这就是马克思的影响力有可能触及最深的地方。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哲学满足于把人类实践和观念的总体引入其思想，从而用它来阐明真理。并且我们还暂时假设了，如果哲学吸收了社会实践的总体之后还要对它们加以歪曲，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逻辑上和技术上的原因——是为了能够把它们统一起来。如果我们需要给一个已经塞满的衣箱里再增加一些个东西，就必须要把它们折叠变形。如果我们需要以善的统一性的名义想象社会实践，就必须做大量的歪曲[变形]来把它们塑进这个统一性的模子。恩格斯在某个地方说过类似的话，他断言全部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克服一切矛盾”的功能，都具有体系。 当然了，我不认为这么说全对。我倒是认为，这些统一的或相互矛盾的歪曲唯独跟哲学话语所特有的逻辑有关。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在每个哲学家那里，就像在每个善于欣赏优雅证明方法的数学家那里一样，都蜇伏着一个艺术的爱好者，而且不乏有和康德一致的哲学家，他们素来相信体系的构成不止是个逻辑问题，而且也是个美学问题。当逻辑不够用（或者想要让它便于消化）的时候，就掺进一点美学——美和善就是这样，它们在历史上已经习惯于一同当众亮相，引起上流社会的青睐。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哲学家们的癖好，人们不应该根据这些来评判哲学，正如不应该根据数学家的优雅来评判数学一样。真理是另一码事：认识真理，不仅要不顾哲学家的心理，而且要不顾哲学从中求得宁静和谐的那个幻想——关于它拥有高于社会实践的权力的幻想。因为——并且一切都决定于此——重要的并不是哲学行使了高于社会实践和观念的权力。关键在于哲学以思想统一性的名义兼并社会实践的方式并不是无偿的，它是通过把社会实践从它们本身的空间中移开，通过使这种等级服从于能够把它真正统一起来的某种内在秩序而做到这一点的。换言之，哲学所思考的世界，就它被哲学分割和重新连接——即重新建立秩序——而言，才是一个统一了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不同社会实践被分解和重组，从而被分配到一个意味深长的、特定的区分和等级秩序中。造成其意味深长的原因不在于哲学统治着它的对象，而在于它以一种特殊的内在等级和区分秩序把它们分解和重组——就是这种秩序赋予整个哲学操作的意味。当然，为了完全实现这种操作，为了把它的对象都分配到这个秩序中去，哲学就必须统治它们。或者换种方式来说，这种必要性强迫哲学要凌驾于它们之上，“夺取政权[权力]”。但是我们要始终牢记，所谓“权力”从不意味着“为权力而权力”，即使在政治舞台上也不是这样。完全相反：权力无非是人们用它做出的事情--就是说，无非是它产生的某种结果。而如果哲学可以“看到整体”，那么它这样做只是为了给后者重建秩序，即为了把一种确定的秩序强加于这个整体的形形色色的要素。我不能在这里讨论细节。可以轻而易举地提出无数个例证，但我用一个无可争议的就够了：笛卡儿、康德和黑格尔给予他们所理解的道德和宗教以不同的“地位”。显然，这种“地位”（在这些体系各自的总体中从来不是完全相同的）深刻影响了他们各自的学说。或者再举个更抽象的例证，让我们回想一下，知识论在笛卡儿与康德那里的在场和在斯宾诺莎与黑格尔那里的缺席，是如何说明了他们给予科学实践的不同待遇，以及如何来源于这些学说各自的总体取向的。我现在不能更深入地进行这一类澄清工作，但我必须关心刚才所谈的事情的一个后果。如果提出这样的假设，即哲学对社会实践和观念加以利用，以便在自身体系内部强加给它们一个特有的意义，那么很明显，哲学首先必须分解，随后再重组这些实践。就是说，哲学需要以特定的方式解剖社会实践，这样就能够仅仅保留它认为对自身事业最有意义的那些要素，随后再以那些要素为基础对上述实践进行重组。因此，从科学实践的现实出发，每个哲学家都各自塑造了一种科学观形式；从伦理实践的现实出发，他们都各自塑造了一种道德观形式，等等。由体系（我说的不是逻辑体系，而是把一种意义——一个真理——强加给社会实践的统治的体系）所激发的这种系统的歪曲（要明确我是在déformation一词的最强烈的意义上来使用它的），生产了哲学对象；它们类似于现实的对象，但又与后者不同。不过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这就是：为了促使它想在社会实践或观念内部所强加的那个真理出现，并为了保持那个整体始终铁板一块，哲学感到自己有责任发明一些我可以称之为哲学对象的东西，它们不需要有现实的、经验的指涉——例如真理、唯一者、总体、“我思”、先验主体，以及其他许多同样在哲学之外并不存在的范畴。几年前我曾写道：在每门科学都有一个对象的意义上，哲学是没有这样一个对象的；或者，尽管哲学并无对象可言，但还是存在所谓的哲学对象。哲学在自身之内有其对象，并且它无休止地作用于这些对象。它修改它们，然后再次采用它们，它离不开它们，因为这些哲学对象（它们除了属于哲学的对象之外就什么都不是）是哲学赖以实现其目标和使命的工具：哲学以此对社会实践和观念施加影响，这在哲学体系中标志着由该体系的确定秩序所强加的歪曲。我刚才正谈到知识论，并说它在笛卡儿和康德那里的在场，就像它在斯宾诺莎和黑格尔那里的缺席一样，具有某种意义：知识论就是哲学的那些对象之一，它除了哲学之外不属于任何东西，而哲&
&  一、毕业论文答辩的一般程序   　　1．学员必须在论文答辩会举行之前半个月，将经过指导老师审定并签署过意见的毕业论文一式三份连同提纲、草稿等交给答辩委员会，答辩委员会的主答辩老师在仔细研读毕业论文的基础上，拟出要提问的问题，然后举行答辩会。   　　2．在答辩会上，先让学员用15分钟左右的时间概述论文的标题以及选择该论题的原因，较详细地介绍论文的主要论点、论据和写作体会。   　　3．主答辩老师提问。主答辩老师一般提三个问题。老师提问完后，有的学校规定，可以让学生独立准备15—20分钟后，再来当场回答，而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则规定，主答辩老师提出问题后，要求学员当场立即作出回答(没有准备时间)，随问随答。可以是对话式的，也可以是主答辩老师一次性提出三个问题，学员在听清楚记下来后，按顺序逐一作出回答。根据学员回答的具体情况，主答辩老师和其他答辩老师随时可以有适当的插问。   　　4．学员逐一回答完所有问题后退场，答辩委员会集体根据论文质量和答辩情况，商定通过还是不通过，并拟定成绩和评语。   　　5．召回学员，由主答辩老师当面向学员就论文和答辩过程中的情况加以小结，肯定其优点和长处，指出其错误或不足之处，并加以必要的补充和指点，同时当面向学员宣布通过或不通过。至于论文的成绩，一般不当场宣布。   　　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规定，对答辩不能通过的学员，提出修改意见，允许学员待半年后另行答辩。   　　二、主答辩老师的提问方式   　　在毕业论文答辩会上，主答辩老师的提问方式会影响到组织答辩会目的的实现以及学员答辩水平的发挥。主答辩老师有必要讲究自己的提问方式。   　　1．提问要贯彻先易后难原则。主答辩老师给每位答辩者一般要提三个或三个以上的问题，这些要提的问题以按先易后难的次序提问为好。所提的第一个问题一般应该考虑到是学员答得出并且答得好的问题。学员第一个问题答好，就会放松紧张心理，增强“我”能答好的信心，从而有利于在以后几个问题的答辩中发挥出正常水平。反之，如果提问的第一个问题就答不上来，学员就会背上心理包袱，加剧紧张，产生慌乱，这势必会影响到对后面几个问题的答辩，因而也难以正确检查出学员的答辩能力和学术水平。   　　2．提问要实行逐步深入的方法。为了正确地检测学员的专业基础知识掌握的情况，有时需要把一个大问题分成若干个小问题，并采取逐步深入的提问方法。如有一篇《浅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文，主答辩老师出的探测水平题，是由以下四个小问题组成的。(1)什么是科学技术?(2)科学技术是不是生产力的一个独立要素?在学员作出正确回答以后，紧接着提出第三个小问题：即(3)科学技术不是生产力的一个独立要素，为什么说它也是生产力呢?(4)你是怎样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通过这样的提问，根据学员的答辩情况，就能比较正确地测量出学员掌握基础知识的扎实程度。如果这四个小问题，一个也答不上，说明该学员专业基础知识没有掌握好；如果四个问题都能正确地回答出来，说明该学员基础知识掌握得很扎实；如果能回答出其中的2—3个，或每个小问题都能答一点，但答得不全面，或不很正确，说明该学员基础知识掌握得一般。倘若不是采取这种逐步深入的提问法，就很难把一个学员掌握专业基础知识的情况准确测量出来。假如上述问题采用这样提问法：请你谈谈为什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学员很可能把论文中的主要内容重述一遍。这样就很难确切知道该学员掌握基础知识的情况是好、是差、还是一般。   　　3．当答辩者的观点与自己的观点相左时，应以温和的态度，商讨的语气与之开展讨论，即要有“长者”风度，施行善术，切忌居高临下，出言不逊。不要以“真理”掌握者自居，轻易使用“不对”、“错了”、“谬论”等否定的断语。要记住“是者可能非，非者可能有是”的格言，要有从善如流的掂量。如果作者的观点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即使与自己的观点截然对立，也应认可并乐意接受。倘若作者的观点并不成熟、完善，也要善意地、平和地进行探讨，并给学员有辩护或反驳的平等权利。当自己的观点不能为作者接受时，也不能以势欺人，以权压理，更不要出言不逊。虽然在答辩过程中，答辩老师与学员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一方是审查考核者，一方是被考核者)，但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在答辩中要体现互相尊重，做到豁达大度，观点一时难以统一，也属正常。不必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只要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供对方参考就行。事实上，只要答辩老师讲得客气、平和，学员倒愈容易接受、考虑你的观点，愈容易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达到共同探索真理的目的　　4．当学员的回答答不到点子上或者一时答不上来的问题，应采用启发式、引导式的提问方法。参加过论文答辩委员会的老师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学员对你所提的问题答不上来，有的就无可奈何地“呆”着；有的是东拉西扯，与你绕圈子，其实他也是不知道答案。碰到这种情况，答辩老师既不能让学员尴尬地“呆”在那里，也不能听凭其神聊，而应当及时加以启发或引导。学员答不上来有多种原因，其中有的是原本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只是由于问题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而显得心慌意乱，或者是出现一时的“知觉盲点”而答不上来。这时只要稍加引导和启发，就能使学员“召回”知识，把问题答好。只有通过启发和引导仍然答不出或答不到点子上的，才可判定他确实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   　　三、学员答辩要注意的问题   　　学员要顺利通过答辩，并在答辩时真正发挥出自己的水平，除了在答辩前充分作好准备外，还需要了解和掌握答辩的要领和答辩的艺术。   　　 (一)携带必要的资料和用品   　　首先，学员参加答辩会，要携带论文的底稿和主要参考资料。如前所述，有的高等学校规定：在答辩会上，主答辩老师提出问题后，学员可以准备一定时间后再当面回答，在这种情况下，携带论文底稿和主要参考资料的必要性是不言自明的。即使像中央党校函授学院那样，老师提出问题后，不给学员准备时间，要求当场作答。但在回答过程中，也是允许翻看自己的论文和有关参考资料的，答辩时虽然不能依赖这些资料，但带上这些资料，当遇到一时记不起来时，稍微翻阅一下有关资料，就可以避免出现答不上来的尴尬和慌乱。其次，还应带上笔和笔记本，以便把主答辩老师所提出的问题和有价值的意见、见解记录下来。通过记录，不仅可以减缓紧张心理，而且还可以更好地吃透老师所提问的要害和实质是什么，同时还可以边记边思考，使思考的过程变得很自然。   　　 (二)要有自信心，不要紧张   　　在作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大可不必紧张，要有自信心。树立信心，消除紧张慌乱心理很重要，因为过度的紧张会使本来可以回答出来的问题也答不上来。只有充满自信，沉着冷静，才会在答辩时有良好的表现。而自信心主要来自事先的充分准备。   　　 (三)听清问题后经过思考再作回答   　　主答辩老师在提问题时，学员要集中注意力认真聆听，并将问题回答略记在本子上，仔细推敲主答辩老师所提问题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切忌未弄清题意就匆忙作答。如果对所提问题没有断清楚，可以请提问老师再说一遍。如果对问题中有些概念不太理解，可以请提问老师做些解释，或者把自己对问题的理解说出来，并问清是不是这个意思，等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再作回答。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答所非问。答到点子上。   　　 (四)回答问题要简明扼要，层次分明   　　在弄清了主答辩老师所提问题的确切  涵义后，要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反应，要充满自信地以流畅的语言和肯定的语气把自己的想法讲述出来，不要犹犹豫豫。回答问题，一要抓住要害，简明扼要，不要东拉西扯，使人听后不得要领；二要力求客观、全面、辩证，留有余地，切忌把话说“死”；三要条分缕析，层次分明。此外还要注意吐词清晰，声音适中等等。   　　 (五)对回答不出的问题，不可强辩   　　有时答辩委员会的老师对答辩人所作的回答不太满意，还会进一步提出问题，以求了解论文作者是否切实搞清和掌握了这个问题。遇到这种情况，答辩人如果有把握讲清，就可以申明理由进行答辩；如果不太有把握，可以审慎地试着回答，能回答多少就回答多少，即使讲得不很确切也不要紧，只要是同问题有所关联，老师会引导和启发你切入正题；如果确是自己没有搞清的问题，就应该实事求是地讲明自己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搞清楚，表示今后一定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切不可强词夺理，进行狡辩。因为，答辩委员会的老师对这个问题有可能有过专门研究，再高明的也不可能蒙骗他。这里我们应该明白：学员在答辩会上，某个问题被问住是不奇怪的，因为答辩委员会成员一般是本学科的专家。他们提出来的某个问题答不上来是很自然的。当然，所有问题都答不上来，一问三不知就不正常了。   　　 (六)当论文中的主要观点与主答辩老师的观点相左时，可以与之展开辩论   　　答辩中，有时主答辩老师会提出与你的论文中基本观点不同的观点，然后请你谈谈看法，此时就应全力为自己观点辩护，反驳与自己观点相对立的思想。主答辩老师在提问的问题中，有的是基础知识性的问题，有的是学术探讨性的问题，对于前一类问题，是要你作出正确、全面地回答，不具有商讨性。而后一类问题，是非正误并未定论，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可以互相切磋商讨。如果你所写的论文的基本观点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又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据，能自圆其说的，就不要因为答辩委员会成员提出不同的见解，就随声附和，放弃自己的观点。否则，就等于是你自己否定了自己辛辛苦苦写成的论文。要知道，有的答辩老师提出的与你论文相左的观点，并不是他本人的观点，他提出来无非是想听听你对这种观点的评价和看法，或者是考考你的答辩能力或你对自己观点的坚定程度。退一步说，即使是提问老师自己的观点，你也应该抱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态度，据理力争，与之展开辩论。不过，与答辩老师展开辩论要注意分寸，运用适当的辩术。一般说，应以维护自己的观点为主，反驳对方的论点要尽可能采用委婉的语言，请教的口气，用旁说、暗说、绕着说的办法，不露痕迹地把自己的观点输入对方，让他们明理而诚服或暗服
 一、毕业论文答辩的一般程序   　　1．学员必须在论文答辩会举行之前半个月，将经过指导老师审定并签署过意见的毕业论文一式三份连同提纲、草稿等交给答辩委员会，答辩委员会的主答辩老师在仔细研读毕业论文的基础上，拟出要提问的问题，然后举行答辩会。   　　2．在答辩会上，先让学员用15分钟左右的时间概述论文的标题以及选择该论题的原因，较详细地介绍论文的主要论点、论据和写作体会。   　　3．主答辩老师提问。主答辩老师一般提三个问题。老师提问完后，有的学校规定，可以让学生独立准备15—20分钟后，再来当场回答，而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则规定，主答辩老师提出问题后，要求学员当场立即作出回答(没有准备时间)，随问随答。可以是对话式的，也可以是主答辩老师一次性提出三个问题，学员在听清楚记下来后，按顺序逐一作出回答。根据学员回答的具体情况，主答辩老师和其他答辩老师随时可以有适当的插问。   　　4．学员逐一回答完所有问题后退场，答辩委员会集体根据论文质量和答辩情况，商定通过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