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关于一带一路的问题及答案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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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关于一带一路的问题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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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指什么，对此有什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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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带一路”的内涵“一带一路”的内涵深刻丰富，专家们从不同视角作了解读，普遍赞誉 “一带一路”所蕴含的开放包容、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理念。国内专家普遍认为，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蕴含着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和主轴，以人文交流为重要支撑，开放包容的合作理念。特别是“一带一路”将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等区域连接起来，有利于各区域间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建立和健全亚洲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使泛亚和亚欧区域合作迈上新台阶。有专家表示，虽然目前“一带一路”主要内容仍在研究之中，但应优先推进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等方面达成共识。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陈玉荣等提出，“一带一路”应分阶段实施，近期目标重点是道路、能源管线、电信、港口等基础设施“共建”和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程度；中期目标可在条件成熟国家和地区朝自由贸易区迈进，打造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与中亚国家建立自贸区，将非洲东海岸和拉美地区环太平洋国家纳入合作机制；远期目标是建成覆盖中亚、南亚、西亚、欧洲、非洲、拉美国家的自由贸易区群，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国外智库和专家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给予了高度关注，大多从中国崛起的角度解读其内涵。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帕拉西奥在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表示，古丝绸之路成为文明沟通桥梁的代名词，不冲突不对抗的独立外交政策是新丝绸之路的精华所在。开罗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萨利赫认为，“一带一路”构想与“中国梦”的理念相辅相成。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丝绸之路既是中国古老文明的一部分，也是当代中国文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自信和复兴的有效方法，是大国崛起所依托的时代精神。他还提出，丝绸之路的核心是贸易，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是经济贸易。缅甸资深媒体人吴温丁认为，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提出了“一带一路”设想，这也是为了解决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问题。但是，也有部分国外学者质疑“一带一路”深层的地缘政治动机。俄罗斯学者、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卢贾宁认为，该构想试图重新划分太平洋到欧洲的经济版图，是遏制美国并将其赶到大西洋的有效武器，是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美元架构的起始平台。日本《外交学者》杂志副主编蒂耶齐刊文称，该构想是“珍珠链”在新的名义下继续发展壮大，使美国、印度等国家的战略家感到担忧。国内有专家认为，需要对“一带一路”的内涵作更加全面清晰的阐释。但是，也有专家认为，“一带一路”内涵博大精深，本身就是理论创新和探索，需要在实施过程中不断丰富深化，不宜过早限定其内涵边界。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操作思路——争取民心，夯实合作基础国内专家建议，要多渠道、多层次培养对华友好力量。利用援外资金和资源，加大官员培训、教育交流、文化交流、资助研究等保障力度，注重做人的工作，培养“知华派”、“友华派”。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的侨务工作者还建议，要发挥好海外华人华侨的作用，采取亲情加经济的方式，涵养侨务资源，重点做新生代华人工作，使之成为促进经贸往来的“催化剂”，化解疑虑的“粘合剂”。对于海外华人的作用，国外专家的看法值得关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黄育川日刊于 《外交学者》网站的文章指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项挑战是，在促进中国对外投资的时候要争取更大范围的群体，而不光是依赖东南亚华人，这势必意味着所有重大行动或正式接触都必须在政府间共同利益的保护伞下进行，因为这把保护伞有助于打消顾虑。可以鼓励在企业或个人层面与海外华人展开非正式接触和私人接触。专家们还强调，“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文化各异，民族宗教复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各国人民利益诉求不一，要针对千差万别的情况，做深入细致的舆论工作，争取民心。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成汉平等认为，当前我国在东南亚国家面临的舆论环境较差，与发展良好的经贸关系形成巨大的反差，其原因除领海主权争议外还有贸易不平衡、越南等国的小国心态和西方背景非政府组织的舆论操纵等多重因素。——人文先行，带动经济合作一是大力推进文化教育交流。国外专家普遍强调文化交流、青年交流、学者交流和民间交流的重要性。吉尔吉斯斯坦文化、信息和旅游部原部长苏尔丹拉耶夫认为，没有人文合作的发展，很难实现经济合作的进步，希望通过人文桥梁，促进丝绸之路国家间合作的复兴。德国专家建议与有关国家合作编写历史教科书，共同挖掘历史文化遗产，加强文化认同感。同时建议借鉴波罗的海国家民间组织推动城市间人文交流，从而推动政府间合作的经验，从软性的外交中获得持续不断的政治动力，通过软实力外交，消除硬实力的顾虑。二是共同发展旅游业。中外专家一致认为，旅游业是促进经济合作和民心相通的重要抓手，可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先导产业。复旦大学亚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袁堂军认为旅游合作能让双方百姓更多了解对方国家，消除偏见和误解，同时带来大量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有力推动经贸发展。有旅行社负责人建议，旅游合作的深度开展，要以资源、客源、市场和利益共享为目标，积极推动市场相互开放，共同建立旅游便利化机制。三是多方合作，搭建交流合作的综合平台。希腊教育部原部长季亚曼托普鲁等提议设立“丝路文化之都”项目，每年由一个沿线国家组织文化活动，涵盖文化科技展览经济合作，并进行定期评估，用标准化方式推行，市场化运作，建立人文交流长效机制，淡化“文化输出”痕迹。欧洲一些国家，如希腊、西班牙等国都表示了主办这类交流活动的浓厚兴趣，可考虑与这些国家合作举办。——立足产业分工大布局，促进互联互通、贸易联通、货币流通一是对接对方需求，加强产业合作。许多专家建议通过产业合作帮助沿线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需要，以企业为载体搭建产业合作平台，促进产业链对接整合，提高区域经济深度融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叶海林认为，中越可以继续推进农业贸易和农业生产领域合作，帮助越南发展临海型初级重工业，可通过成立中越产业对接投资促进机构的方式促进合作。青岛对外友协原会长赵雪芳建议借鉴青岛橡胶谷公司在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建立橡胶产业集群，搭建产业平台的成功做法，与东盟国家打好“橡胶牌”。二是建设产业园区，促进互联互通。许多专家指出，目前互联互通的主要问题是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联而不通、通而不畅。东南亚柬缅越等国港口基础设施滞后，通关便利化程度较低，通而不畅制约经贸往来。我国多家港口企业负责人建议，利用我国港口企业技术资金优势，“组团”投资港口建设并建设配套产业园，保证港口货源。郑永年也建议，我国与丝绸之路沿边沿岸国家开展互联互通等基础设施合作中，要与工业园区建设结合，这些国家的发展不仅需要基础设施，更需要经济平台。这既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助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不会被其他国家视为战略上的威胁，可调动合作的积极性。三是提升便利化水平，促进贸易投资。专家们建议，政府应大力推动与 “一带一路”国家签署地区多边投资保护协定，放宽市场准入，扩大开放合作领域。为双、多边投资项目提供共同的法律保护和争议解决依据。提升通关效率，降低商品流通成本。加快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进程，创造更加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环境。中国—东盟自贸区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许宁宁表示，我国对东南亚国家投资虽不断增长，但累计投资仅300多亿美元，在该地区的国际投资力量中明显偏弱；而欧盟达2000亿美元，美国达1600亿美元，日本为1000多亿美元。今后如何根据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需求，保质保量完成投资目标，扭转我国在国际投资格局上的弱势，是经贸合作面临的重要挑战。——依托实体经济，带动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银行战略发展部研究员李建军等专家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与我国有良好的经贸合作条件和合作基础，是人民币迈向区域化进而实现国际化的第一“实验田”。恰逢美欧金融危机引发东南亚对美元风险的警觉，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人民币“南下”正迎来窗口期。袁堂军等专家认为，人民币“南下”需依托实体经济，通过树立我国在亚洲产业分工中的枢纽地位，推动贸易结构平衡。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把握的几个策略——深化互信，妥善应对外界关切专家们认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障碍和不确定因素主要是来自美国、俄罗斯和沿线有关国家的疑虑。减少疑虑、建立互信至关重要。可考虑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善用恰当话语体系，阐释倡议内涵。国内专家普遍认为，要突出“一带一路”和平、包容、共赢的发展理念；强调政治上相互信任尊重，经济上平等互利共赢；“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经济扩张”，也不是“中国一家独大”，更不是谋求海洋霸权，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和势力范围。郑永年认为，丝绸之路可以帮助确立中国和平崛起的话语权。他认为，国内有些研究和话语经常把经济活动战略化，用战略甚至是军事战略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的对外经贸策略，用“西南战略大通道”、“桥头堡”、“西进”等概念，给地方政府或者企业的贸易投资行为人为添上战略色彩，把本来可以成为软力量的东西转化成硬力量了。日本在二战中就曾用过类似话语，让亚洲国家非常敏感。印度对 “西南战略大通道”很警觉，担忧中国会损害印度国家利益。东盟国家对“桥头堡”也很警觉，认为这个概念包含过多的军事因素。俄罗斯则对中国的“西进”非常担忧。从历史看，丝绸之路的核心是经贸，其性质是和平的。他建议不要把丝绸之路的话语“战略化”。曾任驻哈萨克斯坦、古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大使的姚培生也表示，应强调中国不搞单边主义，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避免使用“西进”、“崛起”等带有单边色彩的概念引起外界疑虑。第二，兼容并蓄，对接现有区域合作机制。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俄罗斯是最具影响力的大国。目前，俄主导的机制有关税同盟、欧亚经济委员会、跨西伯利亚运输委员会等。中亚地区影响较大的合作机制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8年启动的“综合研究丝绸之路——对话之路”项目；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以及“北南走廊”计划。欧盟前驻华大使安博指出，俄罗斯对前苏联国家持有“主权有限论”，会对中国的进入保持警惕。中国若强调在 “一带一路”中与俄罗斯合作共赢，应会得到俄的支持。海上丝绸之路面临美国以及日本、印度等地区大国主导的多、双边机制的竞争，加之南海领海主权争端，情况更为复杂。美国基辛格协会副会长雷默在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陆海丝绸之路专题研讨会”上建议，陆海丝绸之路构想应加强与现有地区机制的衔接，找到各机制的互通性，协调配合，相互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向阳认为，“一带一路”具有合作方式的多元化和合作对象的开放性两大特征。其兼容并蓄的优势，可以实现与现有区域机制的对接。第三，扩大与各方的利益汇合点。多位专家建议，我国应与沿线各国当地企业、西方企业以及相关国际机构合作开发，通过构建多方利益共同体，减少外界阻力和疑虑，降低政治风险，提高合作的可持续性。如应善用多边金融机构，联合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共同为大型项目提供融资。我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应采取开放式的合作模式，形成多边协作的金融平台。郑永年认为，丝绸之路的开放理念要体现在操作层面，首先要向合作国开放，让当地社会和老百姓分享发展成果；也要向其他国家开放，让有能力的外国公司都能参与到这个大构想中来，共同把这个构想做好。——创新合作模式，实现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共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实现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模式的转变，创新合作模式，真正实现互利互惠。复旦大学教授赵华胜认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传统模式是输出廉价消费品，获取能源矿产资源。这种模式的潜力接近用尽，也越来越不受欢迎。“一带一路”旨在打造我国改革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升级版，以推销廉价商品和获取矿产资源为目标的模式也与之相悖。以新模式取代旧模式并不是停止输出消费品和放弃开发海外矿产资源，而是通过增加新的内容，改变合作的形式和内涵。新型合作模式应以推动“一带一路”沿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代化为要义，这是我国与这些国家共同利益的真正契合点。新型合作不仅符合对方国家的利益和需求，还将提升中国经济存在的形式，从以商品存在为主进入到实体经济，同时有助于改善我国的形象，提高我国的政治地位。“一带一路”建设只有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诉求作出回应，才会为这些国家所真正接受。姚培生也认为，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过去一个时期，中国商人惯用的经商模式并非互利共赢，使这些国家对“丝绸之路”的根本目标保持警惕。哈萨克斯坦也已表示不愿仅作为中国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基地，希望通过合作实现产业升级。越南对中越间公路建设一再拖延也有对其经济安全的担忧。——形成国内合力，突出企业主体作用国内专家普遍建议，要合理界定和发挥我国政府、企业及智库等非官方组织的作用，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形成合力。建议政府做好对外政策沟通协调，营造良好合作环境，对内强化统筹协调，如设立“一带一路”建设部际协调机制和有关省市参加的地区发展协调机制，内外结合，统筹兼顾，既发挥各部门各地区的积极性，又要避免“一哄而上”和恶性竞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认为，国内地方政府“一哄而上”和企业畏难观象并存。有实力的民营企业更不积极，这就需要政府层面加大统筹和协调服务的力度。专家们提出，要树立企业贸易投资合作主体的地位，引导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降低一些国家的疑虑，但同时要引导企业按照市场规则守法诚信经营，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姚培生认为，过去十几年，我国企业在快速推进“走出去”过程中过于粗放，在一些国家留下负面印象。在吉尔吉斯斯坦，部分企业利用当地法律漏洞和混乱社会局势牟取暴利，抢占市场，频频发生与当地居民的纠纷，影响恶劣，对中国企业今后的进入带来困难。因此，在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中，政府和行业组织有效教育引导企业和员工树立良好企业和公民形象尤为重要。专家们建议，在企业境外投资过程中，要更多与社会组织合作。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阿明认为，东南亚很多国家的精英都受过西方教育，认可非政府组织，我国也可培育包括智库在内的此类组织，为企业提供投资评估咨询，尤其是如何权衡经济利益与社会公益，帮助树立良好的企业和国家形象。专家们也提出，目前，我国各类研究机构和高校在周边国家研究方面力量相对薄弱，急需增强有关研究力量，深化“一带一路”国家国别研究，与有关国家智库构建合作网络，加大援外培训、学术交流、政策研究、人才培养力度，增强“一带一路”建设的智力和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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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门户网目标： 助推一带一路建设意图： 让所有人分享一带一路带来的益处口号： 一带一路，对时代负责使命：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守则： 共商、共建、共享、合规、敬业愿景： 为国家赢得价值，为体系创造效益，为人才创造发展价值观： 从事有益于人类的工作中获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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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蕾, 刘志高.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空间格局[J]. 地理科学进展,): 563-570
Lei ZHENG, Zhigao LIU. .Spatial pattern of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J]. Progress In Geography,): 563-570&&
Permissions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空间格局
郑蕾1,2,3,
刘志高1,2,4*,*
1.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3.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4. 中国西南地缘环境与边疆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昆明 650500
通讯作者：刘志高(1974-),男,副研究员,湖北江陵人,主要从事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E-mail:。
作者简介：郑蕾(1988-),女,博士研究生,河南南阳人,主要从事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E-mail:。
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日,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如何通过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提升主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与沿线国家共同繁荣,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现有对外投资理论多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目前的研究侧重从自然资源、市场要素等方面分析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动因及影响机制,缺少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宏观投资格局研究。本文通过集成统计数据、实地调研和高层访谈等,在回顾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基础上,提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空间战略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分析中国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和产业选择;尔后,剖析投资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并提出中国对沿线地区的空间差异化投资引导战略。
“一带一路”;
对外直接投资;
空间差异化引导战略;
Spatial pattern of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
Lei ZHENG1,2,3,
Zhigao LIU1,2,4
1.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4.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Geopolitical Setting of Southwest China and Borderland Development, Kunming 650500, China
The Vision and Actions on Jointly Building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policy document was issu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28 March 2015. How to implement the overall national strategy becomes a major topic of theoretical discussion with much practical significance, namely,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upgrading of Chinese industries, and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among countrie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 through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DI). Existing literature on ODI originated largely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us cannot satisfactorily explain the booming ODI from emerg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Moreover,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ocused more on the natural resources and market factors in analyzing motivations and driving forces, mainly based on historical data. There is little discussion on large scale, national demand-oriented Chinese ODI strategy, for example,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spatial strategy of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DI)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 using statistical data and results from fieldwork and interviews. It first develop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investigate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 based on a review of existing research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t then analyz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ODI in this region with regard to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choice of sectors. Third, the article explores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that Chinese enterprises will face when they implement the “going global” strategy. Finally, it investigates the spatially differentiated investment guiding strategy for Chinese ODI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locational choice;
ddifferentiated investment guiding strategy;
1 引言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作为统筹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引起了国内外媒体和学者的高度关注。国内部分学者评估了建设“一带一路”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建设思路和基本架构();探讨了国内沿线地区优势产业空间差异与产业空间布局战略(;);初步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经济体,尤其与中亚()、俄罗斯()等地区的合作问题。还有学者从地方利益出发讨论了如何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提升地方竞争力()。但这些研究多局限于国内视角,未系统考虑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且较少涉及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分析。日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中强调“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消除投资壁垒;扩展相互投资领域”等。如何落实国家总体部署,找准与沿线国家利益交汇点,促进中国产业国际转移、推进与相关经济体投资合作成为关键。本文重点关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空间格局和产业选择,讨论宏观视角下相应的投资战略。现有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DI)理论多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指导有一定的局限性;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研究多关注投资动因及影响机制,面向“一带一路”战略需求的大尺度投资研究相对不多。因此,本文在统计数据、实地调研和高层访谈的基础上,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格局和面临的困境及挑战,探讨相应的投资战略和政策启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 分析框架与数据基础2.1 分析框架当前国际上主流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多为基于二战后欧美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下的直接投资动因以及区位选择理论,包括Hymer(1960)的垄断优势论、Knickerbocker(1973)寡占反应理论、Buckley等的内部化理论(;)和Dunning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但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欧美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Lall(1983)、Wells(1983)、Cantwell等(1990)、Mathews(2002)分别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技术升级理论、联系—学习—杠杆理论,从不同角度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但上述研究多从企业的静态、微观角度出发,缺乏从国家尺度的宏观、动态角度的分析,很少涉及到对外直接投资空间差异性讨论(;)。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成为学术界关注热点之一。国内外学者或利用面板数据分析东道国经济水平、自然资源禀赋、市场规模、生产成本等对中国ODI的影响(;;;);或通过大量案例研究中国对外开放政策、战略资源需求等要素的影响(;;;)。但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对经济要素关注多,对制度和文化考虑较少,尤其是对地区冲突、国际地缘安全因素关注少;单边(东道国自然、市场要素)考虑多(;),双边(如与中国产业互补性)尤其是多边影响要素(如已有和潜在的国际竞争)考虑少;影响要素的一般性规律讨论多(),空间影响差异、区位选择差异问题讨论少;历史数据分析、动因解释多(),而面向未来的、面对不确定环境的投资战略讨论少,尤其缺少面向国家需求的对外投资空间战略研究。“一带一路”战略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世界经济长期低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进入调整期的背景下,由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这与企业自发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很大不同,但却深刻地影响国内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因为经济行为往往根植在其制度背景中,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不仅带有母国制度的烙印,也受东道国制度的影响。前者如母国高税率促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外汇管制限制对外投资规模、政府合作建设产业园推动企业“走出去”等(;;),后者如海外投资时必须适应当地的法律制度和商业规则,东道国政治经济稳定是否稳定、是否有优惠政策直接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等等(;;)。此外,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还受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的影响()。因此从国家视角出发,需要制定宏观的总体对外投资战略,通过相关政策引导、支持、监管企业海外投资行为。作为“一带一路”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对外投资战略,需要体现国家战略目标和意图,坚持以“共享”为基本原则,以“睦邻、亲邻、安邻、富邻”为目标,既要有助于中国战略资源保障能力的提高,通过转移国内剩余产能、吸收先进技术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同时也要谋求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互利共赢。具体分析对沿线国家地区的直接投资战略时,既要考虑各自资源禀赋结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和发展需求,也要考虑双方的合作基础,同时积极关注并利用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及经济关系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总体效益()。基于上述思想,下文首先从空间格局和产业选择两个方面刻画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投资合作基础,然后分析目前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最后提出差异化的空间投资战略和具体的政策建议。图1Fig.1 图1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战略分析框架Fig.1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DI)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2.2 数据基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来源于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境外设立机构(企业)数、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来源于商务部网站和调研资料。本文作者在国家相关部门支持下,2013年9月-2015年4月期间,向全国14个省区市的发改委、商务厅、工信厅等部门负责人了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和重点地区、遇到的问题和风险等基本情况。为了深刻理解“一带一路”国家自然资源禀赋、投资环境和政治体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还与沿线主要国家研究专家和国家开发银行等相关部门进行了座谈。3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格局分析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不断融入全球经济,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十一五”期间开始简化对外投资项目审批手续,并实施一系列鼓励政策,全面落实“走出去”战略。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对外投资流量居世界第三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日益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重要目的地。截至2013年,中国对沿线64个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高达720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11%左右,而2003年这一比重仅为4%()。过去1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流量年均增长51%,高于同期对其他地区投资增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尤为明显。表1Tab.1表1(Tab.1)
表1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存量
Tab.1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DI) stock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 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沿线地区/亿美元13.419.534.152.797.3149.8202.6292.5416.8567.6720.2世界/亿美元332.2447.8272.1750.31179.11839.72457.63172.14247.85319.46604.8沿线地区比重/%4.04.412.57.08.38.18.29.29.810.710.9
表1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存量
Tab.1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DI) stock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差异较大。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规模最大,对中亚地区的投资增速最快()。2013年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直接投资72.7亿美元,存量已达356.7亿美元,均占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流量、存量的一半以上。而年期间,中国对中亚地区的直接投资流量年均增速高达69%,远高于对其他地区年均增速。中国对中东欧的投资最少,截至2013年仅16亿美元。从国家尺度上看,中国直接投资集中在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缅甸和蒙古国()。从2007年起,新加坡就已经成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存量、流量最多的国家。截至2013年,中国对新加坡的直接投资存量达148亿美元,主要投资领域包括批发零售贸易、运输和物流、金融保险和酒店餐饮等。这与新加坡工业、金融中心和转口贸易发达,且政治稳定、投资环境透明,又与中国文化相近密切相关。图2Fig.2 图2 中国对“一带一路”六大区域直接投资存量Fig.2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DI) stock in six reg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 图3Fig.3 图3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直接投资格局Fig.3 Spatial pattern of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DI)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 in 2003 and 2013中亚地区油气资源丰富,而轻工业相对落后,因此中国对中亚投资集中在石油勘探与开采、交通及通讯建设、化工、农副产品加工等领域。截至2013年,中国对中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接近89亿美元,其中,对哈萨克斯坦的直接投资占对整个中亚地区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大型投资项目集中在石油开发、汽车组装、农产品加工等。尽管中国对蒙古国及俄罗斯直接投资规模不大,但自2004年以来,对俄投资持续高速增长,直接投资存量已位列对俄投资前十国,而中国对蒙古国已连续多年为其最大投资国。2013年,中国在俄罗斯和蒙古国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均在10亿美元以上。对俄罗斯投资主要集中在森林、能源开采和加工制造业,其中,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增长最快,投资存量比重从2008年11%增长到2013年的35%;而资源领域直接投资增长放缓,主要与2008年俄罗斯开始对资源开发的国外股权进行控制,限制了中国在俄罗斯森林、能源领域的直接投资有关。蒙古国经济以畜牧业和矿业为主,加之近年来城市化发展较快,因此中国对蒙古国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业开发、建筑建材、畜产品加工等领域。中东欧投资市场长期以来主要受德、法、俄控制,但中国抓住了欧债危机和乌克兰危机带来的投资机会。在中东欧国家应对危机而鼓励非欧盟国家投资的背景下,年期间,中国对中东欧的直接投资存量增长了28倍。截至2013年,中国已有近500家企业在中东欧设立境外投资机构(企业)。近年来,中国除加大对中东欧交通基础设施(在塞尔维亚投资修建贝尔格莱德跨多瑙河大桥和贝尔格莱德至布达佩斯铁路)和市政建设投资外,还在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国家的电器、汽车、重型机械和信息通讯领域投资,并在白俄罗斯、波兰等地新建了工业园和商贸物流园区,成为中国企业在中东欧投资的重要平台。东南亚地区是“一带一路”沿线吸引中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地区,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力、矿业资源开发领域。截至2013年,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电力热力等的生产和供应业、采矿业的投资存量分别约占对东南亚投资总额的17%和15%。东南亚国家有超过1/5的人口仍缺乏电力供应,而中国在水电、火电等领域有较强的实力,因此,不少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地区投资该行业,如华电集团在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的水电建设项目。同时,东南亚地区石油储产量丰富,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天然气的储量较大,有助于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成为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地区。南亚与中国地理相邻,人口众多,市场容量大。虽然中国在印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国的直接投资迅速增长,但由于国际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中国对南亚地区直接投资步伐相对滞后于贸易增长。截至2013年,中国对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仅为58亿美元,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分别占42%和40%,投资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制造、纺织、能源开采、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中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增长迅速,由2003年的15万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2.8亿美元。近两年中国对斯里兰卡投资合作项目较多,但2015年受斯里兰卡政局影响,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明显上升。而巴基斯坦的政局不稳,使得近两年来对巴基斯坦的投资呈下降趋势。中国对西亚的直接投资从2003年的5.4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91亿美元,但主要集中在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这3个国家分别占中国对西亚直接投资的31%、19%和17%,直接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等。其中,2008年金融危机后,随着欧洲、俄罗斯和韩国企业从伊朗撤资,中国对伊朗的投资迅速增长,年期间直接投资存量的年均增长率高达85%。中国对沙特阿拉伯的直接投资主要为基础设施、城市建设、能源和制造业等领域。截至2013年,中国在沙特设立的193家境外机构(企业)中,近一半从事建筑工程类业务。阿联酋是西亚中东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和转口贸易中心,且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中国在阿联酋投资企业多从事建筑工程、贸易服务等领域。4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面临的困境与挑战(1) 沿线地区地缘关系复杂,部分国家政局不稳,宗教文化差异大,投资风险高。“一带一路”涉及范围广,国家多,多为地缘政治“破碎地带”。中亚地区的“三股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阿富汗局势不稳,加之日本及西方国家在周边国家的渗透、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部分地区反华排华事件频发,严重制约了中国对沿线地区的投资。同时,沿线部分国家国内环境复杂,宗教民族冲突严重,政局不稳定,政府透明程度不高、官员腐败严重、办事效率较低,加大了对这些地区的投资成本和风险。这无疑需要中国在不同领域与不同力量进行联合,并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手段维护中国企业的海外权益。(2) 对沿线地区的直接投资发展不均衡、投资领域单一,投资产业链短,且投资摩擦大,在东道国负面影响相对较多。从投资目的地看,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最多,而对中东欧、南亚等地区投资较少。投资过度集中在资源开发和初级加工领域,而资源深加工、高端制造业、商贸物流、科技研发等领域少。由于中国对外投资多为满足了自身战略资源需求,而未充分考虑相关地区的利益,对当地迫切需要实现多元化经济发展道路的愿望重视不够,加上一些国外媒体的渲染,出现了不少负面影响。为此需要转变思路,以“共享”为原则,在保障中国战略资源和粮食安全、提升中国产业竞争能力的同时,与相关国家发展规划紧密衔接,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3) 国家宏观指导不够、准备不足,企业跨国经营行为不规范,经营能力有待提高。企业对外投资涉及问题多,领域广,既需要国家引导,也需要各级政府和多部门协调。总体而言,中国企业“走出去”仍处于初级阶段,既缺乏对沿线国家的系统深入研究,也缺乏战略性和系统性指导和规划。政府部门之间和各级政府之间对各自职责认识不到位,对外援助、工程建设、产业投资配合不力,支持、促进企业走出去的政策系统性不强。同时,中国企业普遍跨国经营水平不高,国际化经验不足,个别企业经营行为不规范,社会责任意识淡薄。为此,需要全面学习他国经验,系统总结中国对外投资的经验和教训,加快顶层设计和战略引导。(4) 中国对战略性资源的需求量大,但对全球战略性资源的投资壁垒较大。一是由于中国在粮食、油气和矿产品等重要战略性资源开发投资技术不够先进、与东道国的开发条件不完全匹配。更重要的是,战略性资源的开发较为敏感,东道国一般会对这类投资有诸多限制,而早已占据当地市场的欧美和日韩等国的跨国企业常对中国的投资百般阻挠破坏。政府应在金融、税收等方面大力鼓励企业创新战略性资源开发的技术转换,并引导企业加强对供应链、销售渠道、金融资本控制,以增强企业海外投资的竞争力。5 空间差异化投资战略及政策启示未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投资应该在尊重历史文化联系、现实产业合作基础上,根据中国需求和沿线地区实际情况,按照“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原则,实施空间差异化的投资战略,以有明确合作意向、有现实经济效益或战略安全意义的项目为切入点,形成示范效应,以点带面逐步推进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直接投资。并针对“一带一路”沿线6大区域制定中国的直接投资策略()。表2Tab.2表2(Tab.2)
表2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差异化战略
Tab.2 Differentiated investment strategy for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DI)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区域战略意义投资重点领域注意事宜中亚保障中国战略资源安全,消化国内部分剩余产能转移以哈萨克斯坦石油、土库曼斯坦天然气为重点,扩大在中亚能源资源等领域投资,提高资源就地加工转化比重中亚地区政局不稳及大国争端影响,加强与俄罗斯沟通,发挥上合作组织协调作用俄（罗斯）与蒙（古国）加强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关系,牵制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在俄罗斯投资重点为航空航天、空间技术、资源精深加工等领域合作;在蒙古国重点投资农牧业和矿能等领域,发展出口加工业俄罗斯和蒙古国政策多变性影响,日美在该地区与中国的投资竞争中东欧欧洲东大门、消化国内部分剩余产能以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白俄罗斯为重点,重点加强装备制造、高铁、汽车及零部件、通用航空和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投资防范欧洲国家经济恢复及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过后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南亚人力资源丰富,转移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巴基斯坦为重点加强基础设施、能源、汽车、机械电子、通讯和金融等领域投资;加快对印度高科技领域投资,加强农业领域投资需要妥善处理中印关系,同时注意俄罗斯、美国对该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东南亚能源资源安全大通道;促进中国南海安全以马来西亚和文莱为重点加强能源投资,加快向印尼和菲律宾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海洋产业投资充分利用中国—东盟合作框架,密切关注域外势力影响西亚海外石油保障基地加强资源深加工投资,加大对能源设备产品投资关注中国经济转型和能源价格下降对能源需求影响“一带一路”沿线提高中国战略资源保障能力的提高,转移国内剩余产能,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谋求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互利共赢加大对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和深加工投资,提高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率,带动装备与工程服务投资;深化农业和海洋产业领域投资,加强高技术和新兴产业领域投资发挥国家统筹协调作用,综合协调对外援助、人文合作和外交军事等力量,为对外直接投资创造良好环境,关注世界和地区地缘政治变化影响
表2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差异化战略
Tab.2 Differentiated investment strategy for Chines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DI)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a中亚与中国山水相连,是亚欧大陆桥必经之地,与中国经济合作基础良好。应紧紧抓住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无暇顾及中亚的有利时机,以保障中国战略资源安全、促进中亚社会经济发展和中国边疆地区稳定为目的,扩大和巩固在中亚能源资源等领域投资,提高资源就地加工转化比重;以工程承包带动工程装备和劳务出口,加强对中亚国家冶金、建材、机械装备、新能源等领域投资。扩宽和深化农业合作领域,积极加强棉花、畜产品等优势农产品深加工。俄罗斯是世界重要一极,不仅具有丰富的资源,也对中亚、中东欧地区地缘政治有较大影响力,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投资合作中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应抓住俄罗斯推进欧亚经济联盟和“东向战略”机遇,积极扩大对俄油气资源和农业领域投资规模,加强与俄罗斯在航空航天、空间技术、资源精深加工等领域合作;加强与俄罗斯重大区域规划衔接,积极参与俄罗斯东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的经济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与蒙古国“草原之路”规划衔接,利用蒙古国贸易便利政策,在当地投资出口欧洲和俄罗斯的轻纺、食品等出口加工业;重点加强农牧业、矿能、旅游、交通运输和电力等领域投资。中东欧地理位置优越,劳动力素质高,工业基础和技术积淀雄厚,靠近欧盟大市场,对该地区直接投资有助于转移国内具有相对优势的过剩产能,刺激国内经济增长。为此,需要将中国装备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优势与中东欧迫切需要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需求相结合,以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白俄罗斯为重点,加强与在装备制造、高铁、汽车及零部件、通用航空和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的投资合作。南亚与中国毗邻且人力资源丰富,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又处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对该地区投资有助于转移国内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建设中巴走廊,扩大对巴基斯坦基础设施、能源、汽车、机械电子、通讯和金融等领域投资,促进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加快对印度高科技领域投资,加强对缅甸、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农业领域投资。积极参与巴基斯坦建设海尔鲁巴经济区、信德工业园区、瓜德尔港和缅甸实兑与皎漂港建设,扩大在南亚承包工程,带动工程机械合作。东南亚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也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与该地区的经济合作对维护中国南海安全有着重要意义。中国对东南亚的投资要充分利用现有平台,尤其是中国—东盟“10+3”合作框架,重点加强对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南海油气开发后期补给基地建设,积极推动石油化工、机械装备、建材等重大产业项目对接,加快对东南亚传统能源领域投资,有序推动水能、风能、太阳能和潮汐能等新能源投资,加快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建立服装和制鞋产业转移基地,加强海洋渔业和海洋科技领域投资与合作。西亚既是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有许多“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口,是“一带一路”的交汇之地。西亚油气资源丰富,与中国产业合作密切。未来应该加强对西亚油气资源深加工投资,探索以资源入股,共同发展石油化工产业。发挥中国能源装备制造、技术研发等优势,积极加大对能源设备产品投资。与西亚国家合作建立农业示范园区,带动节水灌溉技术与设备、旱作农业、设施农业领域投资。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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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ilk-road Economic Belt" strategy research the direction of export-oriented economy development in Xinjiang[J].
Chinese Silk-road Economic Belt Strateg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eaceful Rise strategy of China ,but also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n Xinjing of the overall regional strength ’ s en-hancement and a common market ’ s establishment on surrounding countries of China .Holding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Export -Oriented Economy Development is the key to carry out the strategy of west-ward opening-up in Xinjiang .
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既是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新疆提升区域综合实力，代表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共同市场的发展机遇。把握好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向是新疆实施国家向西开放战略的关键。
... 还有学者从地方利益出发讨论了如何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提升地方竞争力(丁文恒等, 2014) ...
郭爱君, 毛锦凰. 2014. 丝绸之路经济带: 优势产业空间差异与产业空间布局战略研究[J]. [Guo A J, Mao J H.
2014. A strategic study on the spatial diversity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competitive industries on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J].
The strategic conception of China’s New Silk Road Economy Belt is not only a new measure for China’s opening up to the Western world but also an initiativ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Asia and Europe in addi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pacial location of the New Silk Road Economy Belt, the theoretical model 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es,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partial and overal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belt, this study has analyzed the features of the regions along the economic belt and of the national competitive industries. A scheme for the strategic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es on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s built with regard to the benefit of the nation, the economic belt and the specific spot on the belt for the rapid rise of the economic belt and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hus creating a new engine for the world economic growth.
中国新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不仅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新举措，也是亚欧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新要求。以中国新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空间区位为依托，以产业空间布局理论模式和产业布局原则为依据，以经济带局部与整体协调发展为目标，分析当前经济带沿途区域与国家的优势产业及特点，从经济带、国家和节点三个层面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产业空间布局战略，为经济带的迅速崛起与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产业支撑，从而打造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 探讨了国内沿线地区优势产业空间差异与产业空间布局战略(郭爱君等, 2014 ...
... 国内部分学者评估了建设“一带一路”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建设思路和基本架构(胡鞍钢等, 2014) ...
... Hu et al, 2014) ...
... 初步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经济体,尤其与中亚(李琪, 2014)、俄罗斯(赵东波等, 2014)等地区的合作问题 ...
... 袁培, 2014) ...
... 初步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经济体,尤其与中亚(李琪, 2014)、俄罗斯(赵东波等, 2014)等地区的合作问题 ...
... 国内外学者或利用面板数据分析东道国经济水平、自然资源禀赋、市场规模、生产成本等对中国ODI的影响(Buckley et al, 2007 ...
... 影响要素的一般性规律讨论多(Buckley et al, 2007),空间影响差异、区位选择差异问题讨论少 ...
... 或通过大量案例研究中国对外开放政策、战略资源需求等要素的影响(Buckley et al, 2008 ...
... Buckley et al, 2008 ...
... 此外,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还受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的影响(Buckley et al, 2012) ...
... 1 分析框架当前国际上主流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多为基于二战后欧美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下的直接投资动因以及区位选择理论,包括Hymer(1960)的垄断优势论、Knickerbocker(1973)寡占反应理论、Buckley等的内部化理论(Buckley et al, 1976 ...
... 但上述研究多从企业的静态、微观角度出发,缺乏从国家尺度的宏观、动态角度的分析,很少涉及到对外直接投资空间差异性讨论(Child et al, 2005 ...
... Rugman, 1981)和Dunning国际生产折中理论(Dunning, 1977 ...
... Dunning, 1988) ...
... Gonzalez-Vicente, 2012 ...
... Kolstad et al, 2012) ...
... 单边(东道国自然、市场要素)考虑多(Luo et al, 2010 ...
... 前者如母国高税率促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外汇管制限制对外投资规模、政府合作建设产业园推动企业“走出去”等(Mishra et al, 2007 ...
... Morck et al, 2008 ...
... Peng et al, 2008) ...
... Quer et al, 2012 ...
... Rodriguez et al, 2011 ...
... 历史数据分析、动因解释多(Rodriguez et al, 2011),而面向未来的、面对不确定环境的投资战略讨论少,尤其缺少面向国家需求的对外投资空间战略研究 ...
... Rugman, 1981)和Dunning国际生产折中理论(Dunning, 1977 ...
... Tan, 2013 ...
... Tolentino, 2010),双边(如与中国产业互补性)尤其是多边影响要素(如已有和潜在的国际竞争)考虑少 ...
... Zhang et al,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