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何如此愚蠢[转新浪精华贴]|康城 - 昆山论坛
查看完整版本: [--
中国人为何如此愚蠢[转新浪精华贴]
新浪上的连载，我将他们收集整理，有兴趣的要准备抽出2个小时看看[兴责君]
主题：中国人不能只靠复兴传统来振兴民族文化 [精]
作者：天不管地不收　　发表日期： 14:00:44 [表状]
作者： 黎鸣 | 日09时30分 | 【内容提要】中国人近半个世纪以来，正在加速地丧失掉自
己传统的爱人精神，尤其是其中本来有着雄厚原基础的孝敬父母、尊重长者的精神。失去了孝敬父母和尊
重长者的传统精神的中国人，由于原本就缺乏信仰的精神，他们在完全接受了西方人的求知精神之后，不
仅不可能超越西方人，而且在精神堕落方面会比西方人更快、更加速。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
——２１世纪中国人应当怎样变得聪明起来
追问历史篇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西方的先知、哲人和中国的圣人在公元前的那段精神焕发的神奇的时代，几乎是同时
提出了人类的三种精神原则或称元精神。它们即是信仰的精神原则、求知的精神原则和爱人的精神原则。
古代圣哲们提出精神原则的宗旨是在为人类的去恶扬善，为人类的和平共存并合作求得发展找到一种思想
上确定的方向标。他们共同都把“善”当作人类必然要追求的目标，然而他们的“善”的含义却各不相同
。信仰、求知、爱人分开来虽然各有所偏，然而它们的确都是人类的元精神，是任何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
文明的人时都必不可少的精神。对于一个文明人来说，这三种元精神缺少任何一种都将构成缺陷，构成人
类精神痛苦之祸源。缺乏信仰精神的人常伴随着莫名的精神恍惚和恐惧；缺乏求知精神的人常处于麻木不
仁的精神状态；缺乏爱人精神的人常感到自己生活在精神孤独的荒漠之中。总之，任何一种元精神的匮乏
，无论对于个人或对于一个民族社会来说，都是有害的。对于个人是使他（她）与幸福绝缘，对于民族是
阻碍它的文化的发展。更进一步可以毫不武断地认为，一切人类的痛苦和文化不得发展的阻力，都来自这
三种元精神的或这或那的缺失和匮乏。对于这三种元精神全都匮乏的个人是疯子，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对
于这三种元精神全都感到匮乏的社会是个患有文化精神症的社会。后一种情形或许可以举希特勒时期的德
国笔“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为例。
　　看过笔者前面文章的读者知道，笔者认为，中国人与西方人各具有自己不同的精神传统。中国人拥有
中国古代圣人早在２５００年前即提出的爱人的精神传统，这种传统更以孔子所提倡的孝悌精神为核心，
并由此扩大深化到忠恕、仁爱，也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爱人
精神。虽然这种爱人的精神始终未能真正成为现实，但孝敬父母、尊敬长者的民族风尚的确已成为了中华
民族独树一帜的精神特征。从来说中国人重视情感，具有良好的私人道德，知情必达，知恩必报，其根源
即在这种孝敬父母、尊重长者以及重视乡情乡礼的民族风尚。近半个世纪，这种民族风尚遭到了极大的破
坏、打击，中国人的孝悌的精神莫名其妙地被当作了“封建”的恶俗受到无情的批判，在不少当作宣传品
的文艺作品中，侮蔑孝道，置父母的病、亡于不顾的无情行为反而被当作了忠于职守的壮举来歌颂；在今
天的流行影视作品中，对抗父母、“反父意识”似乎也成了社会进步的象征。作家们心灵的浅薄与无知正
可以当作民族时代精神溃败的风雨表来观察。中国文人的无理性与盲目性在全人类主要的民族中，应该可
认为是最彰明显著的。这一点恰恰是中华民族精神重心偏斜的表征。
　　笔者在前面有两篇文章专门论及中国人自古以来缺乏真信仰精神和真求知精神的情形。中国古代圣人
没有为中国人奠定好这两种精神的基础，致使2000多年来，中华民族在这两种元精神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匮
乏。由于这一点，致使中华民族的历史的精神传统是一个精神上很不完善、很单一、很偏斜的传统。中国
人长期以来复归这种传统，除了毫无进步迹象的重复甚至倒退之外，很难有更好的命运。为什么中国人的
中世纪如此漫长，一直要等到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传统的西方人强行用武力来打破，其中的道理不是昭然
若揭吗？
　　与中国人相反，信仰精神、求知精神这两项元精神恰恰是西方人传统精神的强项。古希伯来人先知为
西方人奠定了信仰精神的强有力的础基，2000多年来，《圣经》一直是西方人的精神食粮，正如同孔夫子
的《论语》是中国人的精神食粮一个样。自从中国人的造纸与印刷技术传入西方之后，《圣经》更成了西
方人家家户户必备的读物。《圣经》对于西方文化的影响，对于每个人精神的塑造作用，无论估价多高恐
怕都不至过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有孔夫子的《论语》可以与之匹敌，无怪人们说中国人和犹太人同
样都是靠“一本书”闯天下的民族。这一点不假。犹太人靠《圣经》向人类世界高扬了信仰的人类元精神
，中国人靠《论语》向人类世界高扬了仁爱，也即爱人的人类元精神。不同的是，失去了祖国的犹太人融
入了西方人中，他们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封闭起来，仅仅以惟一的一种人类元精神为基础独自创造出自己特
有的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华民族是惟一一种既最古老又最独特的民族文化“树”种。它有最古老
最长寿的方块文字，它有最古老最悠久的人类文化的元精神——爱人的精神，它有最庞大最众多的同文字
民族人口，它是现时代西方人惟一要从文化精神上向它靠拢、与它融合的民族。古怪的东亚文化将在人类
文化的元精神方面成为西方人未来精神的阳光，这一点我坚信不疑，就像我同样认为，西方人的求知精神
、信仰精神也将是吸引未来中国人的精神视线的太阳和月亮。
　　几乎与古希伯来人同时，古希腊哲人为西方人奠定了求知精神的坚实的基础。苏格拉底、柏拉图、亚
里斯多德的抽象的、理念的、逻辑的哲理与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成了西方人求知精神之树永远向上生长的“
顶芽”。
　　与中国文化的以单一的人类元精神为文化之根不同，西方文化具有一对人类元精神的文化双根。这一
双人类元精神的既对立又合作的历史演进构成了西方文化史的三大阶段。第一大阶段为西方古典文化时期
，是两种人类元精神各自分别发生、发展并开始相互影响的阶段。时间大约为从公元前５００年前后到公
元５世纪左右的１０００年。第二大阶段为西方中世纪文化阶段，是信仰的精神原则从逐渐超越求知的精
神原则发展到完全压倒求知的精神原则，以至信仰的精神原则本身发生变质，从对上帝的抽象信仰变成对
教会权力的崇拜，以至整个信仰变成了伪信仰，最后终于导致信仰精神本身的衰落，产生宗教改革运动和
人文主义的复兴运动，求知精神重新抬头。这个阶段的时间大约从公元５世纪到公元１５世纪这１０００
年。第三大阶段为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文化阶段，是求知的精神原则从逐渐超越信仰的精神原则发展到最终
完全压倒信仰的精神原则的时期，这一阶段从１５世纪开始，直到今天，很可能求知的精神原则（在本阶
段主要表现为科学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将发生质变而引起新的西方的文化危机。这种危机在西方已经具
有了某些征兆。
　　尽管西方文化在两种人类元精神的互动的作用下比之中国文化仅仅在一种人类元精神的支撑下，更显
示了某种文化历史的进步性，而中国文化的历史则比较而言更显示出了某种发展的缓慢性，乃至停滞性，
但不能不看到，无论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就具有完备的三个元精神而言，两者都是有缺陷的。中国文
化的缺陷在于真信仰精神与真求知精神的匮乏，虽然在爱人精神方面显得略强于西方文化。而西方文化的
缺陷正在于真爱人精神的匮乏，西方的原子化的个人主义造成了大量西方人的精神疾病，弗洛依德的精神
分析学正是西方文化发展中应运而生的产物，现今西方大量流行的青年人吸毒、刑事犯罪、同性恋、爱滋
病等现象也正反映了西方文化爱人精神的极度匮乏。近现代西方人的信仰精神在科学主义的作用下也已经
逐渐丧失了它昔日的神圣性和吸引力量，新的信仰精神正等待着人们的新的创造性。今天，真正在支撑着
西方人的精神世界的，实际上也只剩下了惟一的科学与民主的求知精神了。科学与民主虽然伟大，但缺少
了真实意义的信仰精神和爱人精神，西方文化将不可能真正给人类带来幸福。
　　如果说具有双元精神传统的西方文化尚具有如此缺陷，那么仅具有惟一精神传统的中国文化的缺陷就
将会更大。
　　如果说西方文化复归自己的传统曾经能够促进自己的文化发展，那么中国文化复归自己的传统则不仅
不能促进自己的文化发展，反而会使自己的文化在自己专制主义的传统中愈陷愈深。原因很简单，因为西
方人的精神传统中包含有富有增长力的求知精神，中国人的传统中则缺乏这种精神。
　　在２１世纪已经到来的今日，西方人在面对自己新的文化危机时，要想再次启用复归自己传统的老办
法也同样将无济于事了。因为在他们那里神性的上帝已不复存在。他们惟一的办法是向东方，向中国人吸
取他们传统的仁爱或爱人的精神，其中尤其是中国人的孝的精神。
　　对于中国人来说，近百年来虽然在吸取西方人的文化精神方面不如日本人那样有效，但西方文化的求
知精神，特别是其中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逐渐深入中国人心，已成不可逆之势。任何人企图阻拦，纵然
在时间上，会有所推迟，但最终它们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中重要成分的一日必会到来。令人忧虑的是，中国
人近半个世纪以来，正在加速地丧失掉自己传统的爱人精神，尤其是其中本来有着雄厚原基础的孝敬父母
、尊重长者的精神。失去了孝敬父母和尊重长者的传统精神的中国人，由于原本就缺乏信仰的精神，他们
在完全接受了西方人的求知精神之后，不仅不可能超越西方人，而且在精神堕落方面会比西方人更快、更
加速。
　　面对新世纪的来临，中国人不仅必须尽快学习和接受西方人的求知精神（科学与民主），而且必须创
造性地改造西方人的信仰精神，把西方人对上帝的崇拜转换成现代中国人对永恒的真、终极的善和自由的
美三者的信仰，用真、善、美的抽象来建筑起中华民族新的精神圣殿，以取代传统中国人对帝王、领袖的
盲目的崇拜。同时，中国人不能忘记自己传统中仅有的一点爱人的精神，把孔圣人的“孝”的精神发展到
更符合今天中国人的精神需求。不可忘记，孝敬父母是人类博爱精神的基础，更是人类精神健康成长的基
础。中国人，爱你们的父母，爱你们的兄弟姐妹，爱你们的朋友，爱你们的同胞吧！爱，才是人生幸福的
强劲之根。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
为什么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缺乏文明进步的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琴声”中最弱的一根“弦”是什么本节摘要这一节从西方和中国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论证了
，逻辑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及其文明进化的主因和动力源，是人类文明前进中清扫文化垃圾的“铁扫
帚”和“破冰船”，不仅如此，而且作为广义逻辑的事物规律性更是万事万物进化的主因和动力源；西方
近代文明顺应（产生和发展）了逻辑，所以其历史的进化速度便骤然增长，中国文明长期以来缺乏逻辑，
所以其历史的发展便长期陷于停滞；进入了２１世纪，西方的逻辑思想作为历史进化的动力源的作用已接
近“强弩之末”，甚至动力还将变成阻力，人类的文明将共同面临一次新的逻辑思想革命，笔者寄希望于
新时代的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琴声”中最弱的一根“弦”是什么？要回答上述问题，
足可以需要一部专著，我近年来也的确在准备完成这样一部专著。
追问历史篇
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逻辑这根“弦”太弱，所以才造成了２０００多年的中国社会长期的发展停滞。
么复杂和多么困难，而是更想说明要解决上述问题将有多么重要和多么紧迫。中国传统文化“琴声”中最
弱的一根“弦”究竟是什么呢？我的最简单扼要的回答是两个字：逻辑。说得极端一点，正是因为中国传
统文化中逻辑这根“弦”太弱，或者甚至说根本就缺乏，所以自秦汉以来，直至明清之间的２０００多年
的中国文明，相比于西欧人类的文明而言，只有缓慢而重复的量变，而缺乏急促而革命的质变；这种情状
，尤其在近５００年间与西欧相比，显得反差特别鲜明。换句话也可以说，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逻辑
这根“弦”太弱，所以才造成了２０００多年的中国社会长期的发展停滞，所以才根本不存在由中国首先
推出人类近现代科学的可能，所以才根本不存在在中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文明以及自由—民主的文化精
神的可能，等等。在继续讨论下去之前，让我首先解释一下，什么是逻辑。我所称谓的逻辑包括狭义和广
义两部分，狭义的是有限的逻辑形式，广义的是逻辑实质或精神。狭义的逻辑，指的是具体的逻辑学说及
其内容，诸如形式逻辑、数理逻辑、辩证逻辑、模态逻辑、多值逻辑等等，狭义逻辑在中国古代类似的学
说被称为名学，在印度古代则被称为因明学。广义的逻辑，在古希腊称逻各斯，在古代中国称“道”，在
古代印度称“梵”，实际指的是，宇宙万物、生命、人类智慧等生成、存在、发展的规律，特别还指人类
思维以及语言生成、存在、发展的规律。广义逻辑见诸人类思维之中即是人类思维本身及其具体化，例如
思维的存在状态、思维的工具、思维的方法、思维的理论、思维的规律等等。简言之，逻辑即人、事、物
生成、存在、发展的规律，或更一般地指称人类思维及其语言的工具、方法、理论、规律等等。相对于人
类的民族性、人性而言，逻辑性即指该人类（民族、个人）对于思维及其语言的工具、方法、理论、规律
等等的始终不断地关注、追求、发明、发现和创造的能力。
中国古代却独立地产生了人类中最早的人学，根本的人性之学。所以，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哲学、神学，然
而她却有自己独特的人学，因此，中国文化自在其人学的意义上具有其特别的人性的价值。断地关注、追
求、发明、发现和创造思维工具、方法、理论、规律的能力的民族和个人，即是具有浓厚的逻辑性的民族
和个人。这里的逻辑性今天的人们又泛指哲学性，不过我认为，哲学性在概念的外延上要大于逻辑性。哲
学在古希腊词汇中的原意是“爱智慧”，智慧包含逻辑，但不仅仅是逻辑。关于传统的中华民族和中国文
化，我的判断是，比较西方人尤其近代西方人而言，确实缺乏逻辑性，或一般地指缺乏哲学性。黑格尔就
曾因此而认为，中国人没有哲学。如果说缺乏逻辑即缺乏哲学的话，我同意黑格尔的判断。顺便指出，正
是因此，我在我的著作《问人性》（团结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出版）一书中，不仅判定中国古代无哲学，
而且更进一步判定中国古代无神学，但我认为，中国古代却独立地产生了人类中最早的人学，根本的人性
之学。所以，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哲学、神学，然而她却有自己独特的人学，因此，中国文化自在其人学的
意义上具有其特别的人性的价值。回到本文的主题，为什么判定中国传统文化比较西方近代文化而言更缺
乏逻辑呢？一、逻辑是万事万物（包括人类及其文明）进化的主因什么是进化？从无到有、从一到多、从
简单到复杂、从无生命到有生命、从无智慧到有智慧等等，都是进化。从科学愈来愈发达的今天往回看，
宇宙的进化（从无物质到有物质、从简单物质到复杂物质等等）、生命的进化（从无生命到有生命、从简
单生命到复杂生命等等）、人类的进化（从无人类到有人类、从蒙昧的人类到文明的人类等等）、人类文
明的进化（从无文明到有文明、从简单文明到复杂文明等等）、个人（我）的进化（从无我到有我、从无
知的我到有知的我、从卑鄙的我到高尚的我、从假恶丑的我到真善美的我等等），真正说起来，都是逻辑
本身在进化。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我的专著中，从最全面的（自然、社会、心理、人文）科学的意义上作
出充分的论证。这里暂时撇开宇宙的、生命的进化不谈，只谈人类及其文明的进化。
追问历史篇
人类所谓进化简直就是其逻辑知识、逻辑能力本身的进化。在近代史上，只有那些能涌现出逻辑、理论的
思想巨人，并且这些巨人在后来的历史中能够获得足够的重视和拥有众多的继承者的语族，才可能真正成
为人类思想史中逻辑、理论的巨族。人类及其文明究竟（或最主要地）进化了什么呢？我认为，进化的东
西（仅仅或最主要地）不过是工具、组织、知识以及人类创造工具、组织、知识的能力而已。从人类的体
质上，从人类追求的价值意义上，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进化，但终究比起工具、组织、知识以及人类创造
工具、组织、知识的能力来说，则远不是那么明显。所以简直就可以说，人类及其文明的进化其实即人类
运用工具、组织、知识以及人类创造工具、组织、知识的能力的进化。关于这一点，人们还能有多大的异
议呢？说得更简明一点，一切人类的进化都不过是逻辑知识和逻辑能力的进化。如果说读者均不能不同意
我的上述判断的话，那么由此便不能不确认，逻辑，作为人类思维、语言乃至实践的工具、方法、理论、
规律，它其实在人类及其文明进化中所理应具有的根本性的重大意义。关于西方文明为什么会在人类近代
的历史中骤然崛起并且远远抛开曾具有悠久的古代文明的东方——
中国和印度的问题，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经说过，那是因为西方人在近代发明了发明的工具——
科学思维的工具、方法、理论等等，其实即指的是逻辑。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他所著《西方的智慧》一书中
，也同样有类似的说法。他们无疑已非常鲜明地道出了问题的关键——
逻辑，也即人类思维的工具、方法、理论、规律，其实是人类及其文明进化的主因。甚至可以说人类所谓
进化简直就是其逻辑知识、逻辑能力本身的进化。如果承认逻辑是万事万物进化的主因甚至本身，那么对
于缺乏进化的事物，包括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及其文化而言，我们就不能不首先从缺乏逻辑的方面去寻找
最直接的原因。二、从西方近代思想史上看在近代史上，只有那些能涌现出逻辑、理论的思想巨人，并且
这些巨人在后来的历史中能够获得足够的重视和拥有众多的继承者的语族，才可能真正成为人类思想史中
逻辑、理论的巨族。这样的语族也都是近代人类进化史上创造和发展了逻辑理论的巨族。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逻辑、理论的巨人与逻辑、理论的巨族是分不开的。这样的巨族在当今的世界
上，我认为有三个，它们是法语族、英语族和德语族。由于逻辑与语言、思维、理论的紧密关系，我这里
只讲语族，而不讲国家，因为一种语族可能包括多个国家，如属于英语族的英国、美国等，属于德语族的
德国、奥地利等。人类正是依靠了这些逻辑、理论的巨族才获得了巨大的文明进化的动力乃至进化的文明
本身。严格地讲，法语族、英语族、德语族，他们均属于具有共同的二希（希伯来、希腊）思想文化传统
的西欧文明。人们迄今都认为，只有希腊文明具有明确的逻辑思维的哲学传统，并尊称古希腊哲人柏拉图
为辩证法之父，尊称亚里士多德为形式逻辑之父。为了不使文章的描述牵扯过远，本文不准备从文明最初
的源头谈起，这也因为涉及到笔者的一个基本判断，即：在公元１５世纪之前，西欧的人类文明并没有特
别显示出较之其他人类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更具有进化能力的迹象，或许事实上还可能相反，当时的
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还更显示出文化的人性。关于１５世纪之前的情况，笔者的基本判断是，西欧人已
经有了初步的逻辑思维的积累，但这种积累却处于蒙昧的反逻辑的神学威权的压抑的氛围之中，而此时的
中国则始终处于既缺乏明确的逻辑，也不存在明确的反逻辑的原始混沌的人学独断论思维的道德梦幻之中
。所以，西方中世纪的黑暗实际上可以认为是黎明前的黑暗，而中国则是始终处于思维混沌的追求纯粹的
道德理想的深深的梦中。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启蒙运动是催生逻辑力量的重要的历史过程。值得一提的
是，欧洲的文艺复兴虽然首先发生在意大利，近代最早的科学思想先驱伽利略也产生在意大利，可是由于
教会当局以及宗教裁判所对布鲁诺、伽利略的残酷镇压所造成的恶果，却使意大利丧失了成为人类近代逻
辑理论巨族的可能和光荣。这不只是意大利人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更应该成为全人类的一个巨大而
深刻的历史教训。
主题：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之三：缺乏对上帝的信仰
作者：天不管地不收　　发表日期： 09:16:56 [表状]
真正的大思想家巨人都应是逻辑（思维方法、工具、理论、规律）意义上具有重大突破的人物，是大大触
发了逻辑革命的人物。无论法语族、英语族、德语族，他们之所以有资格成为人类中逻辑、理论的巨族，
关键均在于，在他们之中都曾涌现出一大批对逻辑理论作出过巨大贡献，并且长期影响到后来人类的思维
的伟大的思想家。对于法语族来说，这样的大思想家有笛卡儿、马勒伯朗士、伽森狄、伏尔泰、孟德斯鸠
、孔狄亚克、卢梭、拉美特利、爱尔维修、达朗贝尔、狄德罗、霍尔巴赫、摩莱里、孔德、彭加勒、萨特
……对于英语族来说，这样的大思想家有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牛顿、亚当•斯密
、穆勒、达尔文、斯宾塞、怀特海、罗素……对于德语族来说，这样的大思想家有莱布尼兹、康德、费希
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叔本华、尼采、马克思、高斯、弗雷格、马赫、狄尔泰、希尔伯特、胡塞
尔、弗洛伊德、爱因斯坦、海森堡、维特根斯坦、哥德尔、波普尔……以上只是凭记忆随便列举，肯定会
有所遗漏，但我认为，真正最伟大的逻辑理论的革命性的领军人物也就是少数几位，其中我特别想提到法
语族的笛卡尔，英语族的培根、牛顿，德语族的康德、爱因斯坦这五位。牛顿曾自认为是站在思想巨人的
肩上，实际上他本人就是一位思想巨人。真正的大思想家巨人都应是逻辑（思维方法、工具、理论、规律
）意义上具有重大突破的人物，是大大触发了逻辑革命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如同具有巨大生命的种子，很
快就从他开始并在其周围和在其后世繁衍出了众多有力的逻辑思想方面的继承者和传播者。笛卡儿（１５
９６—１６５０）就是这样一位必须第一个提到的逻辑革命的思想家。西方人称笛卡儿为西方近代哲学之
父，一点不错。由于他的思想的巨大的历史功绩，他理当受到如此的礼遇和尊崇。他是在中世纪神学形式
逻辑（形而上学）的顽固的荆棘林中放了第一把思想大火的逻辑革命家。
他从“我思故我在”的信念出发，公开怀疑一切，批判一切，为每一个人的思维的存在性、主体性和自由
性的正当权利，作出了人类近代第一次最有力的理性的申辩和论证，从而有力地使哲学摆脱了此前中世纪
长期以来被视为神学的婢女的屈辱的地位。切总是使物质和精神纠缠不清的混乱思维产物的合法性，从而
为人类对自然界的思维探索开辟了不受或少受人类心理情绪影响的方便之路。其次，他从“我思故我在”
的信念出发，公开怀疑一切，批判一切，为每一个人的思维的存在性、主体性和自由性的正当权利，作出
了人类近代第一次最有力的理性的申辩和论证，从而有力地使哲学摆脱了此前中世纪长期以来被视为神学
的婢女的屈辱的地位。再次，他还具体发明了解析几何，发现了力学中的动量守恒定律等，这些同样也是
重要的思维方法、工具、理论，是直接对逻辑的贡献。培根（１５６１—１６２６）是对古代亚里士多德
传统逻辑（三段论）中演绎方法的垄断性发起挑战的第一个重要的思想家，他提出的归纳逻辑方法为实验
观察的重要性、合法性作出了革命性的论证，他有理由被认为是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之父。牛顿（１６
４２－１７２７）是把逻辑规律具体化而成为自然科学规律的第一人，是当之无愧的逻辑巨人。可以证明
，牛顿力学三定律与万有引力定律其实是形式逻辑的三大规律——
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的具体化、经验化和物理化的产物。牛顿的这种把逻辑规律具体化而成为自然科
学规律的伟大功绩，从近三个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来看，无论给予如何崇高的评价都将不为过
。牛顿实际上是人类近代自然科学的当然的第一代表人。康德（１７２４－１８０４）是近代西方哲学史
中的最重量级人物，他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哲学的最有成效的完成者，也是笛卡儿的怀疑一切论的理论的完
成者。如果说牛顿为使逻辑成为自然科学的最有力的工具做了第一件最伟大的工作，那么康德则是这种最
伟大工作的最重要的继承者。不仅如此，他还为使逻辑成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心理科学的有力工具做
了最伟大的开创性的工作。他为之奠基的德国古典哲学，或批判理性主义的哲学，显然地为使德语族成为
人类１９、２０世纪几乎一切重大理论的最伟大的策源地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迄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心理科学三个方面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爱因斯坦、马克思、弗洛伊德便都出自德语族，今天社会科学中
的重大理论的渊薮也基本上来自德语族，如马克思、马克斯•韦伯、新康德主义、现象学派、法兰
克福学派等等，心理科学也同样如此。近代法国哲学的实证理性主义、英国哲学的实验理性主义、美国哲
学的实用理性主义，都不及德国哲学的批判理性主义深刻，所以后者的理论（逻辑）产物也远比前三者来
得丰富，且影响也更深远。这一切都离不开其逻辑思想的巨人—— 康德的开创之功。
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这里只能简单说上几句。马克思曾说，德国的哲学（逻辑）革命是法国政治革命在
理论（逻辑）上的完成，这句话不管马克思的本意如何，我从现在的角度看来也同样是非常正确的。因为
德国的哲学革命是追求自由的逻辑本身，所以它肯定会比一切其他社会形式的革命都深刻、关键和重要。
德国哲学的革命实际上从康德开始。康德哲学的革命性首先表现在他对人类知性的先验性基础的提出。如
果说英国的经验主义开创了归纳逻辑对传统的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三段论）的补充和超越，那么我则
认为，康德的先验主义则进一步开创了直觉逻辑对前二者的更伟大更深刻的补充和超越。例如，康德的“
物自体”，即是同时贯穿上帝、宇宙、灵魂、人自身的一个绝对直观和跨越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本身也与
通贯一切的逻辑相通。此外，康德的二律背反的理论则已经隐隐预示了后来物理学中波粒二象性、测不准
原理、夸克禁闭等思维理论的出现。可惜的是，这种补充到了今天已显得远远不够了，它终于受制于它原
始的二元论形式。这只是后话，将有待于新世纪人们的新的努力。可以认为，正是德国哲学的革命带来了
近两个世纪德语族全方位理论的巨大繁荣，并使之成了近两个世纪以来全人类科学理论爆发的最重要的策
源地。爱因斯坦（１８７９—１９５５）作为自然科学的巨擘，他也同时是德国哲学逻辑革命的重大成果
本身。
但康德又认为，理性不能主宰一切，理性必须为信仰预留下位置，并明确地指出，“道德”是上帝的“绝
对命令”。可以认为，逻辑到了康德这里，已达到了空前的丰满。笛卡儿的名言是：“我思故我在”，这
一观点画龙点睛（或更恰当地说画人点神），把人作为人存在于人世间的最根本的意义一语道破。家，他
的量子论、狭义和广义相对论实际上本身也是又一次伟大的逻辑革命。他与牛顿一样，使最广义的逻辑规
律具体化而成为了科学的规律，从而为人类的逻辑思维作出了最新奇的贡献。关于上述思想巨人的思想（
逻辑）成就的更详细的论述，已超出本文的范围，笔者将在今后的专著中给予完成。下面仅以上述巨人各
自的名言来对本段作出概述。笛卡儿的名言是：“我思故我在”，这一观点画龙点睛（或更恰当地说画人
点神），把人作为人存在于人世间的最根本的意义一语道破。思维（思考）是任何一个人确认自己真正生
存于人世间的关键，它既是人的最基本、最普遍、最永恒的权利，同时也更是人的尊严自身。笛卡儿真不
愧是近代西方哲学之父，因为西方近代的兴起，本身即是从确立人的自由思维的权利也即人的尊严这一点
开始，而这一点也是近代逻辑革命的绝对的起点。没有这一点，人类便没有近代的逻辑。培根的名言是：
“知识就是力量”，其实看过培根的原著的人们都知道，培根的知识更多指的是经过经验归纳的具有普遍
性意义的科学知识，或者可以看作是逻辑知识，逻辑知识实际上即是发明、发现、创造知识的知识。所以
培根的名言又可以理解为“逻辑就是力量”。牛顿的名言是：“我不需要假说”，这是因为牛顿坚信，人
类的科学本来即应是逻辑本身的具体化、物理化，而逻辑本身是必然的、普遍的、客观的知识，它根本与
人类主观的假说无关。关于牛顿的这一观点，现在看来应认为是片面的。因为，虽然科学知识是必然的、
普遍的、客观的，但人类对科学知识发现的过程却可能是偶然的、特殊的和主观的，而这也正是科学需要
假说的理由。康德的名言是：“不经过（批判）理性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他在笛卡儿的“我思故
我在”的基础上，更清楚地点明了思维即是理性的批判，但康德又认为，理性不能主宰一切，理性必须为
信仰预留下位置，并明确地指出，“道德”是上帝的“绝对命令”。可以认为，逻辑到了康德这里，已达
到了空前的丰满。
爱因斯坦的名言是：“上帝不掷骰子”，这实际上是点明了逻辑的最深刻的绝对的不变性，这种逻辑的绝
对不变性（在康德哲学中即其先验性）在胡塞尔的现象学逻辑中又再一次获得了强调。爱因斯坦的名言是
：“上帝不掷骰子”，这实际上是点明了逻辑的最深刻的绝对的不变性，这种逻辑的绝对不变性（在康德
哲学中即其先验性）在胡塞尔的现象学逻辑中又再一次获得了强调。注意，这里所说的绝对“不变性”并
非现实中任何既成的理论的不变性，而是人类迄今并未参透，或许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参透的逻辑本身的不
变性。这个逻辑，人们宁可用“上帝”或中国人的“大道”来重新对它命名。西方近代思想史清楚地表明
，西方人类文明之所以会在近５００年超越世界上的其他的人类文明，特别是东方的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
，那是因为，在西方的人类中爆发了一连串逻辑（思想）的革命，这一连串的逻辑（思想）的革命为西方
人类文明的进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或者甚至可以说，提供了文明进化的本身。中国文明缺乏逻辑也即缺
乏文明进化的本身。关于这一点我们能否从中国思想史上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呢？三、从中国思想史上看从
逻辑是发明、发现、创造知识（工具、方法、理论、规律等）的知识（工具、方法、理论、规律等）的意
义上看，可以基本上判断，中国历史上缺乏逻辑，而且西方历史上也只是在近代才开始具有了这样的逻辑
。从逻辑是人类思维的工具、方法、理论和规律的意义上看，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都有思想家对逻辑给予
了关注，但显然，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便有了对逻辑不断加以研究的几乎连续的哲学传统，而中国古代却
只有少数人给予了关注，且到了秦汉之后，便自然趋于消亡，甚至完全被湮灭，仅有的少数文献也未能完
整地保存下来，而只剩下了极少数由他人的片言只语保留的记录。例如据记载，先秦时代的名家有邓析、
尹文子、成公生、黄疵、毛公、惠施、公孙龙等人，但真正有著述流传至今的只有公孙龙的少数几篇，如
《指物论》、《坚白论》、《白马论》、《通变论》、《名实论》等，其他人的著述已经佚失，惠施言论
的片断则散见于《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今天尚存的《邓析》、《尹文
子》据不少人考证，是秦汉以后人们的伪作。认真分析起来，上述名家的思想也只有惠施的一些论点稍稍
有一点逻辑味道，但他的过于相对主义的色彩却又几乎排斥了逻辑。公孙龙的思想比较混乱，太像个诡辩
家，不只不能真正推进逻辑，而且实际上反逻辑。在先秦时代，真正对逻辑曾有过较多的关注和贡献的是
墨家。当时的墨家虽然被称为与儒家相颉颃的显学，可是随着秦汉以后的大一统，尤其汉武帝开始实行“
独尊儒术”的方针之后，墨家之学便再无人关注而趋于自然消亡。说来可叹，中国人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以来，便缺乏追求精神自由的传统。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与中国人缺乏对抽象的神（上帝）的信仰有关。较
早发生影响的《易经》带给人的是宿命，而不是对神（绝对不变性）—— 逻各斯（道）。
主题：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之四：我们需要一次深刻的启蒙 [精]
作者：天不管地不收　　发表日期： 09:49:55
（道）——
自由的关切，后者基本上是西方人遵行的思想历史发展的路线。中国人的思想历史发展的路线则是（变）
易（绝对的可变性）——
宿命（八卦）——
循环（阴阳五行）——
专制。这主要是儒家思想发展的路线，道家略有不同。老子《道德经》中的“道”非常类似逻辑的绝对不
变性，其中也说了不少至今仍发人深思的话，例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类，可惜道
家的彻底的相对主义却又反过来取消了逻辑的绝对性。法家的刑名之学也有点逻辑概念论的味道，然而由
于法家的绝对的反自由，使它只能与逻辑背道而驰。秦汉之后的中国人基本上丧失了对逻辑的兴趣，丧失
了追求思维工具、方法、理论、规律的原动力。中国人迄今之所以缺乏逻辑，不在于中国人缺乏研究逻辑
的能力，事实上中国先秦时期墨家及其后学的逻辑学成就比之亚里士多德也并无太大逊色。问题在于，秦
汉之后的中国人自我丧失了对逻辑的兴趣，丧失了对这方面生命意义的追求。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是值得
人们特别要加以反思的事情。孔子曾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然而中国人所“
乐”、所“好”、所“知”的东西，从来就不是逻辑，不是人自身的思维及其不断扩散的工具、方法、理
论、规律等等。所以，正是“愚民”的反智主义，使它们共同与逻辑绝缘。国人２０００多年来活该没有
逻辑，也便没有哲学，甚至不懂得思维对于人自身的价值所在，中国人“命定”说不出笛卡儿的名言：“
我思故我在”，所以，中国人也就不可能会有近现代的科学。２０００多年来，中国人的思想基本上被儒
家、道家、法家这三家所垄断，这三家，尤其作为最主流的儒家，全都缺乏逻辑。然而，这三家的另一个
共同所具有的特点却是愚民，在主张反智主义的愚民政策上也的确是这三家的学说之所以能在漫长的中国
历史中苟延流传下来的一个共同的关键。从而可以认为，正是“愚民”的反智主义，使它们共同与逻辑绝
缘。这是因为，逻辑作为思维的方法、工具、理论、规律，它本来应该是开发民智的产物。可是，长期以
来，中国的专制统治者都是害怕和拒绝开发民智的，愚民政策原本即是他们稳固专制统治的最主要的法宝
。如此一来，我们又从另一个角度同样有力地印证了中国人不可能有逻辑的历史原因。东汉时代传入中国
的佛学有一点类似逻辑的东西——
因明学，然而因明学的逻辑不过有一点演绎的内容而已，而且很不完备，重要的是，它也同样不可能触及
类似后来西方近代发生的归纳逻辑与直觉逻辑的革命性的演变。有一点因明学的逻辑便已经让少数中国的
士大夫文人感到新鲜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或者引起了魏晋玄学时代的短时期内中国士人思想的活跃
。也正是在魏晋时期，出现了一位叫鲁胜的学者对墨经的关注，这是墨家逻辑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
短暂的复活。遗憾的是紧随着这种短暂的复活之后，重又复归沉默。鲁胜对墨经作注的专著依然无人关注
，同样以佚失不传而告终，惟一只留下了一篇短短的《墨辩注序》，让今人知道曾有鲁胜这样一个人做了
这样一件事，如此而已。中国人对逻辑的冷漠态度和无知状态真是根深蒂固。汉代的儒家在天人合一、天
人感应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一头栽进了谶纬迷信的伪神学之中，儒学也因此而变成了儒教，不过是伪宗教
。喜欢谈禅的宋代儒家士大夫或许曾受到过因明学逻辑思想的影响，有了一点讲究儒学理论体系的苗头，
留下了所谓宋（明）理学，后人又称之为新儒学。新儒学的思想特别反映在朱熹的对《四书》的编纂注解
的著述之中。
秦汉以后的中国著作家文人实在相形见绌得令人感到可怜，甚至卑鄙。可怜的是诗人，卑鄙的是御用文人
，特别是那些为帝王撰写历史的文人。前者有诉不尽的哀怨和屈辱，后者有道不尽的曲意奉承和诚惶诚恐
。学》放在《四书》之首，作为年轻人学习儒学的初阶。说白了，《大学》的内容不过是如下所列的八句
话：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乍看上去，格物、致知，挨了一点逻辑的边
，可是实际上只是两句空话，毫无如何格物、如何致知的具体内容。朱熹的这四个字倒是把明代年轻时的
王阳明害苦了。王阳明诚心诚意地在院子里的竹子面前“格”了很长一段时间，到头来也没有格出什么知
识，反而大病了一场。于是他索性抛开格物、致知这四个字，而直接从诚意、正心做起，这使他最后成了
朱熹的辩论对手陆九渊《心学》的传人。我的判断是，所谓宋明理学，不过是伪哲学，与汉儒的伪神学相
衔接，全都是毫无逻辑内涵的独断论的学问。不论汉代经学、宋明理学，都不能具有推进中国文明向前发
展的原动力，它们至多不过起一点对已固化的文明的粉饰、修补、延续、重复的作用，如此而已。纵观中
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分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几乎全都是缺乏逻辑内容的现象描述性的文字堆积
。尤其中国的历史文献分量最重，而且六经皆史。中国著作家似乎与西方著作家完全相反，他们完全不谈
逻辑，而且所描述的东西也根本不受逻辑的指导。西方的著作家不然，他们不论是否自称哲人，其著作必
然以逻辑思维问题为讨论的核心，或者有意接受某种哲学逻辑的指导。至于自称哲人的人们就更不用说，
他们的著作连书名也都必选“工具”、“方法”、“理解”、“理智”乃至“逻辑”本身，以显示其逻辑
思维的特征。如著名的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培根的《新工具》、笛卡儿的《谈谈方法》、洛克的《
人类理解论》、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莱布尼兹的《人类理解新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
格尔的《逻辑学》、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等等。可以说，西方重要的思想家、著作家几乎全都围绕着哲
学逻辑内容为核心从事自己的创作。在这点上，秦汉以后的中国著作家文人实在相形见绌得令人感到可怜
，甚至卑鄙。可怜的是诗人，卑鄙的是御用文人，特别是那些为帝王撰写历史的文人。前者有诉不尽的哀
怨和屈辱，后者有道不尽的曲意奉承和诚惶诚恐。现在的中国人完全有理由怀疑，我们中国历代的士大夫
文人，他们到底有多少主动做人的智慧。一部《今古贤文》道尽了中国人做人的方方面面，惟一其中找不
到“我思故我在”、“不经过（批判）理性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样的人生意义革命的箴言。不懂
得这一点，中国人就将永远不会懂得什么叫逻辑，什么叫人的尊严。中国近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基本上是
在没有多少进化秩序的混沌中度过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王朝迭代，重重复复，除了在文字表现形式
上有一点局部的更新之外，例如字体的篆、隶、真、楷、行、草，文体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
小说等等，而在逻辑思想和理论的意义上，可以说，毫无长进。这种毫无长进的中国历史一直延续到上个
世纪初——清王朝的覆灭，才基本上告一终结。经过近代整整一个世纪的过渡，中国终于进入了充满变数
的２１世纪，也就是今天。四、人类逻辑的现状和当代中国的机遇西方在漫长的文化史中创造了神学和哲
学，中国在漫长的文化史中则独立地创造了自己的人学，也即以儒学为核心的人生意义之学。贯穿西方学
说并使之不断进化的东西是逻辑。西方逻辑的发展经历了三大阶段：从亚里士多德到阿奎那、到西方中世
纪之末，是演绎逻辑的发展阶段；从培根、笛卡儿到康德之前，是归纳逻辑革命及发展的阶段；从康德开
始及其后，是直觉逻辑革命及发展的阶段，直到维特根斯坦，逻辑被引向停滞和退行的语言逻辑（哲学）
而告终。直觉逻辑在西方受到了严重的二元论的制约（包括所谓辩证逻辑），目前已陷入难以自我克服的
困境。逻辑在现代所达到的最高且最普遍的技术成就即电脑的运用及其延拓，其中包括不断扩大的信息网
络，此外，在基因结构理论、基本粒子超弦理论等方面也有了重大的发展。逻辑的困境在于它愈来愈远离
人类生命及其社会进步的意义，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以至可能愈来愈损害人类自身。
２０００多年来，缺乏逻辑思维的中国文人已经炮制了大量的文字垃圾（凡是缺乏逻辑秩序的文字记录都
可能是文字垃圾），这些文字垃圾尤其表现在中国庞大的历史文献资料之中。①见１９９９年《方法》杂
志和《黎鸣文存》第二卷《人类的新生》，后者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２０００年出版。的历史形式。正
是基于这一点，笔者曾在１９９９年即写出了题为《西方哲学死了！》和《为什么说西方哲学已经死了？
》两篇论文 。 。鉴于当前人类逻辑的状态，人类将可能在新的世纪面临新的逻辑思维的革命。笔者期望
这一次的逻辑思维革命将会在中国发生，笔者认为，这是新的世纪赋予中国人的一次时不我待、千年难逢
的伟大的机遇。笔者更希望在新的世纪，中华民族将有可能涌现出类似笛卡儿、培根、牛顿、康德、爱因
斯坦那样世界最重量级的逻辑思想革命家，他们将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巨人，而且是全人类的思想巨人
。从当前中国的学术状态来看，虽然潜在思维革命的可能性不是没有，或许还可能已经蕴藏有巨大的能量
，但目前中国学术界的表现却并不太令人乐观。２０００多年来，缺乏逻辑思维的中国文人已经炮制了大
量的文字垃圾（凡是缺乏逻辑秩序的文字记录都可能是文字垃圾），这些文字垃圾尤其表现在中国庞大的
历史文献资料之中。二十五史即是显然的文字垃圾。其中虽然不乏有价值的史料，但５０００多万以上的
文字之中，真能促进中华文明进步的东西则实在太少，相反，大多数成分却是阻挠、堵塞中华文明进步运
动的垃圾。在这些垃圾中不可能生发出具有发现、发明、创造新的（科学、艺术、技术）思想意义的动力
源。近１００多年来，中国人经历了巨大的变迁，被西方人用强力打开了文化大门的中国人不仅被迫接受
了西方人的商品物资，也被迫接受了西方人的思想，包括逻辑思想。但是，由于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习惯势
力，以及近半个多世纪具体的历史运作过程的影响，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文人，包括文科的学人，依旧
继承了历史中对逻辑的冷漠态度，甚至依旧满足于对逻辑知识的无知。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和康德的
“不经过（批判）理性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样的逻辑思维革命性的箴言，至今仍未在中国文人、
学人的头脑中留下足够深刻的印象。这也正是一些人认为，中国人仍然需要有一次大的深刻的启蒙运动的
原因。比较而言，近百年来，在中国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也即理工科知识教育的人们，要比仅接受文科知
识教育的人们在自觉关注逻辑知识方面显然强一些。这是因为自然科学理论本身即逻辑理论知识的演化和
具体化。笔者在前面也曾指出，牛顿力学三定律实即形式逻辑规律的具体化，后来的相对论、量子理论，
乃至近期的基因结构理论、基本粒子超弦理论等等其实也一样。悟不到这一点，人们将很难成为一位有成
就的科学技术专家。凡有所悟的理工科学生，都会自动地去钻研逻辑思维方法，关注新的逻辑工具、理论
、规律的出现，甚至会去主动地发现、发明、创造新的逻辑方法、工具、理论。与此相反，中国的文科学
者和大部分文艺工作者，却有在思维方法上大踏步回归中国传统的非逻辑的独断论和散漫的混沌论的趋势
，这使得中国的文坛、学坛有可能重又回到过去大量制造文字垃圾的旧传统，从而有害地阻挠中国社会和
文明的进步。中国当今的文坛和（社科、人文）学坛，有不少文人、学人要么继续崇古、复古，大量制造
易经、老子式的混沌文献（例如众多气功、法轮功之类的迷信文献）或论语、孟子式的独断论文献（例如
大量充满假、大、空、套、谎、梦话的无聊文献）；要么崇洋、媚洋，食洋不化，生吞活剥，以大量引用
新问世的洋概念、洋名词为时髦，以此显示自己的学问，甚至毫不知其实际所指，便胡乱针对中国的现实
张冠李戴，虚张声势，哗众取宠（例如近期一些所谓“后学”者们的宏阔议论）。这一切均表现了中国当
今学坛、文坛的人们严重缺乏基本逻辑思维能力的怯弱状态。按理说，现状本不该如此。中国自从被强行
打开文化大门到今天已有１５０多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已经成立了半个多世纪。中国人从被迫接受到
主动接受西方文化已经整整１００多年，要说启蒙也早已不知启蒙过多少遍了，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思想
，包括逻辑思想应该已经有了足够的基础，所以，中国也早该从一个思想懵懂的儿童变成了一个具有足够
智慧的成人。可是，为什么中国文人仍旧显得那么缺乏逻辑素养呢？
中国的文科教育填鸭式、强记式的方法运用得太多，缺乏如理工科教育那样的原理式、启发式的方法。为
，主要应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反思。第一，是中国的文科教育填鸭式、强记式的方法运用得太多，缺乏如
理工科教育那样的原理式、启发式的方法；第二，文科的哲学教育没有发生作用，变成了政治观念的灌输
，在没有进行基础的形式逻辑教学之前便不问所以地硬灌辩证法（矛盾说、对立统一说等等），这不仅不
能让学生学到重要的逻辑方法，反而把学生强行推向了具有严重相对主义倾向的诡辩论；第三，中国文坛
、学坛自由探索的氛围还不够，这一点与中国社会的封建传统习惯势力密切相关。尽管中国的现状仍然存
在上述种种不利的因素，但新的世纪整个人类世界的逻辑大势却对中华民族显露出了某种千载难逢的赶超
先进的机遇。问题在于，中国人能够把握到这次千载难逢的机遇么，是否又被错过？事实上，在中国近代
史上，我们已经错过了多次有利的时机，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面笔者已经谈到，西
方的逻辑在人类生命和社会状态面前，已经陷入了难以自我克服的困境，其关键即在于其历史传统遗留下
来的二元论形式，这种形式仅仅凭良好的愿望和现存的理智是难以克服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笔者将会在
以后的专著中详加论述，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回过头去阅读我已经发表过的文章，如《西方哲学死了！》
、《为什么说西方哲学已经死了？》等。历史表明，在过去的５００年中，西方的多次逻辑革命不仅充当
了文化垃圾的铁扫帚或破冰船的作用，而且充当了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源乃至文明进步本身的作用。然而
在中国，正是因为缺乏逻辑这把文化垃圾的铁扫帚或破冰船，所以中国的文明便只能停滞在自己长期以来
所造成的大量文化垃圾的重重叠叠的堆积之中，从而也就只能等待已经具有了“铁扫帚”或“破冰船”的
西方人来强行打开自己的大门。到了新世纪的今天，情况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的逻辑作为社会进化
的动力源已经发挥到了淋漓尽致，而且也已快到了强弩之末的程度，它的清除文化垃圾的铁扫帚的作用已
渐渐老化甚至丧失。同时，在今天，最大量制造文化垃圾的也已不再是东方的。
西方文化垃圾甚至正在把人类自身变成自身的垃圾。西方的文化垃圾不仅在堵塞西方文化本身的发展，同
时还更扩散堵塞全人类文明的进步。中国，而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现时代的文化垃圾不仅以文字的形式
呈现，更以大量声音和图像的形式呈现，而且今天的文化垃圾更进入了高速传递的互联网络。这些文化垃
圾更又引起和产生了大量物质、能源和生物基因等方面的对人类极其有害的垃圾，它们全面破坏了人类生
存环境中的生物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使之不断污染和恶化，从而直接危害到人类的生存、健康和
发展。西方文化垃圾甚至正在把人类自身变成自身的垃圾。西方的文化垃圾不仅在堵塞西方文化本身的发
展，同时还更扩散堵塞全人类文明的进步。西方的逻辑现状如果不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将只会沿着上述的
情况愈演愈烈。人类终将会看到，新的世纪的一场逻辑的革命将是不可避免的，它应是全人类都企盼的一
场大革命。按照笔者的说法，西方哲学已经死了，所以将进行的已不再是什么哲学的革命，而应是全人类
人学的革命，这场革命将不仅继承西方人类逻辑的成就，还将从东方人尤其中国人的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中
吸取必不可少的养料。这将是一场综合东西方人类全部思想精华的逻辑思维的大革命。考虑到在当今的世
界，了解西方的东方人包括中国人，要远比了解东方的西方人多出不知多少倍，所以，我预期，这场新的
逻辑大革命将很可能首先由东方人发起，尤其可能首先由中国人发起。当然，实际情况将会如何，那只能
等待历史去验证。但不管如何，笔者相信，总有一天，中国文化“琴声”中最弱的这根“弦”—— 逻辑
会变得强大起来，而且会变得愈来愈强大，这决不会仅仅是我的愿望。
主题：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之五 ：中国文人难当大任 [精]
作者：天不管地不收　　发表日期： 11:05:12
为什么中国文人难以承担现代知识分子的大任
中国文人古来称士，在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五个等级中，士是大夫的家臣、邑宰，是最低一级处
于庶民之上的统治者。春秋战国末期，士阶层发生了较大的分化，它不必有统治者的宗族血统，更多表现
在它具有见识上的一己之长。士不再是从前的兵士、卫士，而更多是学士、策士。历史上著名的所谓“百
家诸子”，包括孔夫子及其弟子，都属于新崛起的这个士的阶层。先秦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无疑是中华
民族文化史上最值得称道的时期。这段时期的中国人思想的活跃，以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文化的原
创性，在此后的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中，几乎成了绝响。继它而起的由秦始皇、汉高祖等所开创的大一统
的帝国，一直到满清帝国的覆灭，这前前后后２０００多年，构成了中国漫长的中世纪，比西方的中世纪
早开始约５００年，却又晚结束约５００年，比西方中世纪长一倍时间，长了整整１０００年，且几乎是
从公元元年到公元２０００年。这里是否暗含了某种神谕？一方面是，如前文所指，中国文化只具备一种
人类元精神，即中国古代圣人所倡导的爱人的精神、孝悌的精神，而西方文化具备两种人类元精神，即古
希伯来人先知所倡导的信仰的精神和古希腊哲人所倡导的求知精神。
就完备的三种人类元精神而言，中国文化只具有其中的三分之一，西方文化则具有其中的三分之二。后者
比前者多一倍人类元精神，所以后者（西方文化）的发展速度比前者（中国文化）整整大了一倍。三种人
类元精神而言，中国文化只具有其中的三分之一，西方文化则具有其中的三分之二。后者比前者多一倍人
类元精神，所以后者（西方文化）的发展速度比前者（中国文化）整整大了一倍。但由于二者都在元精神
上有所缺陷，所以无论哪一个都不得不经历一个漫长的中世纪，也即人类精神受到某种蒙昧困扰的时期；
只不过西方文化发展速度快一倍，所以它的中世纪只有１０００年，从公元５世纪到公元１５世纪，而中
国文化的中世纪则正好是２０００年，从公元前１世纪到公元１９世纪。另一方面，无论中国文化或西方
文化，现在都面临一个新的开端，而且是一个新的千年世纪的开端（２０００年），这是巧合呢，还是神
谕，天命所归？读者诸君，能解其中的奥秘吗？还有第三方面，即中国文化正处于冉冉上升之势，西方文
化则处于悠悠下降之态，虽然一升一降，却是无论中西都将享有完备的三种人类元精神的新世纪的开端，
是全人类成为一个大家庭的开端，我对这新的千年世纪满怀幸福的渴望，这与耶稣基督所预告的“千年至
福”有关吗？人类文化的发展多么神妙！回到原话题。由于先秦时代思想的活跃和巨大的文化原创性的体
现，这一时期的确曾经展示过思想者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孔夫子开创了私人办学授徒的纪录，显示了相对
独立于权力系统的文化创造的一定的自由度。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创造的自由度是相当宝贵的，正是
这种相对而言的自由度使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人创造了诸子百家，创造了中国人最初的文化繁荣，独创了
一种人类的元精神，仁爱的精神，并具体植根于孝悌的实践的习俗之中。这种元精神直贯２０００多年中
国的历史，虽然在近半个世纪受到了不应有的破坏和打击。但秦始皇的一统中国的局面结束了这个文化原
创的时代，尤其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更是为中国文化的历史降下了中世纪的帷幕。
中国中世纪２０００年的历史基本上是一个不断重复的从分到合，从合到分的极权政治的循环，以小农为
主的自然经济状况２０００年来变化极少，中国人虽然拥有大量技术上的创造发明，可是并没有为社会经
济的发展提供多少助力。
中世纪时代的儒家学者们便以他们所建立的伪信仰传统和伪知识传统来滥竽充数，这两种伪精神传统是造
成中国历史上的中世纪无限蔓延下去的重大的精神根源。中国文人自幼学习儒家经典，熟读死章句，个个
都成了会学舌的鹦鹉。在圣人、大人面前除了俯首低眉，还是俯首低眉，思想上是１００％的奴性，只有
在争权夺利、玩弄权术方面才显示出了是个有智慧的大活人。表现出来的进步是不可否认的，如语言的趋
于统一，文字书法的趋于简便，文艺表现形式的趋于丰富等等，但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华民族在这
２０００多年中对于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知识量的增长是缓慢的，尤其在理论性知识方面的增长更几乎
是毫无长进。先秦时期曾经很有原创性的儒家学派，在进入了中世纪之后的中国，完全变成了只知一味复
古述古、一味维护极权统治的保守的思想工具。在兴起了科举制度的隋唐之后，儒家经典更是成了历代读
书人攀附权力、挤进官僚阶层的敲门砖。孔夫子的仁爱的主张成了吊在士大夫文人们口头上的面子话。中
国文人自幼学习儒家经典，熟读死章句，个个都成了会学舌的鹦鹉。在圣人、大人面前除了俯首低眉，还
是俯首低眉，思想上是１００％的奴性，只有在争权夺利、玩弄权术方面才显示出了是个有智慧的大活人
。原先在孔子时代曾经具有的相对独立于权力体系的文化创造的一定的自由度，在中世纪时代几乎完全丧
失了。这种丧失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极权专制者对思想的高度垄断，对异端思想者的无情的打击、迫害
；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更主要的，是一代代读书人把科举入仕看作是自己惟一的出路，从而心甘情愿捐弃
自己独立思想的权利，做一个只会重述经典的读书虫。中世纪时代的儒家，从提倡独尊儒术的汉儒董仲舒
到把佛、道思想引进儒学的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明儒王阳明等，一个方面是把儒
学改造成儒教的伪信仰，把孔孟神圣化，把儒家的经典的内容从意义上绝对化，比如上升为“天理”。另
一个方面即是把儒学变成普适的知识，其实是建立一个伪知识体系以满足人们普遍的求知欲。中国人既没
有如古希伯来人那样的信仰的精神传统，也没有如希腊人那样的求知的精神传统。中世纪时代的儒家学者
们便以他们所建立的伪信仰传统和伪知识传统来滥竽充数，这两种伪精神传统是造成中国历史上的中世纪
无限蔓延下去的重大精神根源。除非具有真信仰精神传统和真求知精神传统的西方人用武力粗暴地打破这
种中世纪无限的蔓延，中国人恐怕只能永远在中世纪的梦魇中沉睡下去了。
而我们所称为的知识分子本应是知识的生产者，至少应是再生产者，而更恰当的则是指新知识的创造者，
新思想的创造者。白的逻辑和历史。中国的士大夫文人，或者也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的文人或读书
人，他们都是上述两种伪精神的传承者和散播者。在他们的思想武库中，根本不具备任何稍稍不同于这两
种伪精神的语言，即使他们成为最最激烈的思想反叛者，如李贽、黄宗羲，他们也无法自己独创真信仰精
神和真求知精神。中国传统的伪精神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染缸，任何人只要在这里出生、成长，他们就将终
生染上这种伪精神的印迹而难以消失。要改造伪精神传统只有惟一一种办法，便是开放国门，让西方人进
来，让中国人到西方去。更简便的则是，任西方的含有真信仰和真求知精神的文化信息在中国人中自由流
通，任它自由洗濯中国传统伪精神的污迹。阻碍这种办法得到实施的恰恰是中国的士大夫文人，或一般而
言，传统的中国文人。要想使中国传统的文人承当知识分子的大任，实在是太难了。中国现在把一般读过
大学，甚至上过高中的文化人统称为知识分子，实在是一种语误。这就好像我们把一切会吃饭的人都称作
生产粮食的农民一样荒谬。读过书只表明某人接受过一些传统的、普通的书面知识，而我们所称为的知识
分子本应是知识的生产者，至少应是再生产者，而更恰当的则是指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思想的创造者。在
西方，人们更通常称具有敏锐的批判力和丰富的创造力的社会思想家为知识分子，如马克思、罗素、波普
、汤因比……可见，在一个社会中，能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是不会很多的。而在中世纪的中国，即使不说
为零，也只能是少之又少。为什么？因为中国文人尚根本没有生出可能承担知识分子大任的肩膀。第一、
中国文人没有批判社会的思想勇气。
历史上著名的文人，不说全部，也至少９０％以上是士大夫官僚，当不上官的文人也莫不汲汲于功名，攀
龙附凤。也难怪，“学而优则仕”，求取功名，投身科举是中国文人惟一的前程。在此情景下不难理解，
中国文人最擅长的是歌功颂德，其次是告密，再其次是玩弄权术，再其次是明哲保身，最次也须是息隐山
林，至于处于乱世，投身暴动，以求一逞，用武器批判社会，那无关思想事，当别论。在中世纪的极权社
会，不要说批判社会，即使说话稍不顺极权者的意，轻则遭贬，重则丧身，更严重者甚至株连九族。统治
者防口如防川，岂容你批判！第二，中国文人没有批判社会的思想武器。公开批判不敢，暗中批判也缺乏
武器，最后至多是恨恨地诅咒：“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中国文人没有真信仰的精神，没有“人人在上
帝面前平等”的精神武器；亦没有真求知精神，没有“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理论武器，更没有可以令
统治者遵守的法律，没有通行全社会的理性的公正。中国人只有刑和礼，而且“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第三，中国文人也没有批判社会的能力，这种能力只有在具有了基本人权的现代公民社会中的公民才
可能拥有。在中世纪的中国，不要说中国文人，除了极权者以外的其他一切人也都只能有两种活法：要么
顺从，要么以死相抗，除此之外，想逃避者极少有可能。中世纪的中国只需要文人，不需要知识分子，因
此，只能大量产生文人，不可能产生知识分子。硬要只接受过伪信仰精神和伪求知精神熏陶的中国文人充
任知识分子，自然是强人所难。“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文人无行，同样自古而然。中国文人实在如
同一块难雕的朽木。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与西风东渐并行。西方人凭借船坚炮锐的优势强行打开了中国的
国门。信仰精神与求知精神的传入与灭国亡种的耻辱和忧愤同时在少数中国文人的脑海中激起了怒潮。
中国文人在一种极其矛盾的境地中缓慢地摸索着前进，少数人成长为知识分子，成为中国近代思想革命的
先驱，多数人在观望，在徘徊，在犹疑，或者只是口头上的革命派，实际上的权钱的钻营者。中国文人在
一种极其矛盾的境地中缓慢地摸索着前进，少数人成长为知识分子，成为中国近代思想革命的先驱，多数
人在观望，在徘徊，在犹疑，或者只是口头上的革命派，实际上的权钱的钻营者。鲁迅先生所说的“人一
阔，脸就变”的人们，以及“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实际上的独裁者们，在近一个世纪中相继表演
。在近１００多年中，中国正以蹒跚的步子迈向与西方文化相融合的世界“现代化”的大潮。中国人很艰
难；西方人也不轻松。事实上，西方文化正在从它１９、２０世纪的顶峰徐徐降落，与此相反，东亚、中
国的文化正冉冉上升，笔者对２１世纪开始的新的千年世纪的中国文化还抱着希望。这也是促使作者撰写
本书的最基本的动机之一。走向２１世纪的中国需要大量同时拥有三种人类元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信仰
“真”、追求“善”、热爱“美”，他们将是创造中国新文化的主力军。相反，我希望仍旧沉浸在伪精神
中的中国文人尽快寿终正寝，他们才是新文化诞生的最致命的阻力。顺便说一句，我赞成继承孔子的爱人
的精神，还有他具体提倡的孝敬父母、尊重长者的精神，但目前在海内外鼓吹的“新儒家”却令人遗憾，
他们的空论更多叫人感到，他们仍旧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遗类。
中国文人的卑鄙的劣根性有必要在中国文人的群体中获得某种集体的忏悔才是，而不是仅仅要求某些个别
人作出忏悔。为什么说中国文人“非常卑鄙”
在摩罗一本散文集的编者的话中，编者孤零零地引用了我在一次座谈会上的一句话：“中国文人是非常卑
鄙的”。据说，这曾引起一些文人的不满。这种全称判断式的语句的确有毛病，但如果再加上一句补充的
话：“不卑鄙的文人我改称其为知识分子”，我想，大概就变得准确了。今天人们正在媒体上议论（胡风
事件中的）“舒芜现象”，我仍想重新提一下中国文人的卑鄙问题，而不想仅对舒芜先生一个人的行为多
加指责。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更多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忏悔原本就是人们自觉自主的事情，别人是
无法强加的。相反，我倒是更认为，中国文人的卑鄙的劣根性有必要在中国文人的群体中获得某种集体的
忏悔才是，而不是仅仅要求某些个别人作出忏悔。好有一比，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的中国文人共同的卑鄙
行为—— 相互攻讦、向上告密、栽赃陷害、捕风捉影、落井下石、作伪证、搞逼供信……直到根本莫须
有构人以罪等等，就像德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迫害犹太人一样，并不仅仅是某几个人的卑劣行径和罪
行，而应该是整个民族的民族性或某一群体的人们的共同的劣根性。
商鞅为秦灭六国奠定了最早的国力基础，但他也是中国历史上人人相互攻讦、向上告密有功的始作俑者，
最后他死于自己为之卖命的极权之下，且被五马分尸。官吏和官迷的社会成分一下子使之变得真相大白：
官场中官吏们对上曲意奉承、对下耀武扬威的缺德品性使人丧失人格的主体性，这也正是中国文人卑鄙劣
根性的根源。国文人是中华民族劣根性的最重要的载体，虽然，它也可能是中华民族高尚美德的重要的载
体，但这里我们暂不讨论高尚美德，而只谈卑鄙的劣根性。中国文人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就已经奠定
了行为卑鄙的历史传统。商鞅为秦灭六国奠定了最早的国力基础，但他也是中国历史上首创人人相互攻讦
、向上告密有功的始作俑者，最后他死于自己为之卖命的极权之下，且被五马分尸。西方文人的传统是由
两位烈士奠定的。一位是宗教先知耶稣，另一位是哲学智者苏格拉底。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苏格拉底则死
在法庭判给的毒酒之下。两个人都死得非常壮烈，没有乞求，没有悔过，更没有自辱，甚至也不想到逃走
。两个人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个人主体性的人格。由于有这样的传统，西方历史上文人多数的社会成分是教
士或自由职业者。一般人都认为中国文人的传统是由孔、孟、老、庄等圣人奠定的。认真考察中国的历史
，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象，真正中国文人的直接的祖先其实并不是孔、孟、老、庄，而是商鞅、韩非、李斯
这三个枉死鬼。这三个人既是秦王朝以来兴起的大一统极权专制体制的集大成的大功臣，又是该体制之下
最早的一批枉死鬼。韩非为大一统极权专制体制奠定了完整的理论基础，他是２０００多年来中国官场化
社会的历史传统的最早的设计师，最后他死于秦始皇和李斯的共同的陷害之中。李斯是直接帮助秦始皇统
一中国的大功臣，也是２０００多年来为中国文人设计了社会成分的设计师，他最后同样死于他为之卖命
的极权之下，他同他的儿子一道被腰斩。他的“以吏为师”一语界定了此后中国历代文人的社会成分——
官吏、准官吏、想做官而不可得的潜官吏。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群终生围绕官场为之奔走
、效劳的官迷，官吏和官迷的社会成分一下子使之变得真相大白：官场中官吏们对上曲意奉承、对下耀武
扬威的缺德品性使人丧失人格的主体性，这也正是中国文人卑鄙劣根性的根源。到了近现代甚至更甚，文
人们都只能靠官府发给的薪水过活，而且还要论资排辈。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统治者的专制性、中国文人的卑鄙性和中国百姓的蒙昧性构成三位一体，彼此恶性循
环，造成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处于封闭、停滞、落后状态的体制的痼疾。与西方文人的社会成分——在中
国历史上，中国统治者的专制性、中国文人的卑鄙性和中国百姓的蒙昧性构成三位一体，彼此恶性循环，
造成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处于封闭、停滞、落后状态的体制的痼疾。与西方文人的社会成分——后备军，
死了秦皇又有刘皇、李皇、赵皇、朱皇……另一方面，向下成了灌输愚昧教唆卑鄙的教师。如此直接的历
史结果即是中华文明、中国人的思维成就在近代比之西方的愈来愈甚的低下。面对新的世纪，卑鄙的中国
文人要不要来一次彻底的集体的大忏悔呢？虽然这种忏悔仍然必须是文人们自觉自主地进行的，没有人能
强迫，也不应该有任何人有资格可以强迫，真正能强迫人们的永远都只能是人们自己的良知和良心。我写
此文的原意，无非是希望在新的时代能多有一些新的知识分子涌现出来，以取代历史上大量存在的无耻、
无格的中国文人。这也正是新的世纪中国希望之所在。
主题：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之六： [精]
作者：天不管地不收　　发表日期： 09:55:19
中国人的忍耐力简直强大到似乎“没有了神经”，“做文章，他可以做上一整天，像一个自动的机器人一
般……①见《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７５页。为什么中国人具有
这么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人比白人有更大的生命力”，一位名叫E．A．罗斯的西方人这样说
。一位名叫A．H．史密斯的西方人更证明说，中国人“活易死难”，“容易活，指的是他的活力充盈，生
气蓬勃，虽在劫运重重、流亡颠沛之中，他照样地可以维持生命。不容易死，并不是指他不肯死，中国人
是很肯死的，乃是指他死不下去，心总肯死，以至于要死，而身体却抓住了生命，死也不放”。中国人的
忍耐力简直强大到似乎“没有了神经”，“做文章，他可以做上一整天，像一个自动的机器人一般。做一
种手艺罢，无论织布，锯木，或打金箔子，总是从日出做到黄昏，天天如此，月月如此，而不以为单调。
在以前，连小学生读书也是如此，整天关在学校里，不许越雷池一步；西洋的小学生若受此待遇，怕早就
变疯了”。“倾家荡产”，“天灾人祸”，“眼看它们一步一步逼近，但中国人却能泰然处之，行若无事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民族性中最奇特的一种现象”，“中国人总是一个谜。要希望了解这个谜，我们以
为我们第一得明白承认中国人在天赋上和我们极不相同的一点，就是‘没有神经’，不吃种种‘神经过敏
’的亏。在未来东西洋人的交际生活里，这一个特点究竟会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目前还不敢预料，但我们
是多少相信适者生存的说法的。
中国人的忍耐力简直强大到似乎“没有了神经”，“做文章，他可以做上一整天，像一个自动的机器人一
般……①见《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７５页。为什么中国人具有
这么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人比白人有更大的生命力”，一位名叫E．A．罗斯的西方人这样说
。一位名叫A．H．史密斯的西方人更证明说，中国人“活易死难”，“容易活，指的是他的活力充盈，生
气蓬勃，虽在劫运重重、流亡颠沛之中，他照样地可以维持生命。不容易死，并不是指他不肯死，中国人
是很肯死的，乃是指他死不下去，心总肯死，以至于要死，而身体却抓住了生命，死也不放”。中国人的
忍耐力简直强大到似乎“没有了神经”，“做文章，他可以做上一整天，像一个自动的机器人一般。做一
种手艺罢，无论织布，锯木，或打金箔子，总是从日出做到黄昏，天天如此，月月如此，而不以为单调。
在以前，连小学生读书也是如此，整天关在学校里，不许越雷池一步；西洋的小学生若受此待遇，怕早就
变疯了”。“倾家荡产”，“天灾人祸”，“眼看它们一步一步逼近，但中国人却能泰然处之，行若无事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民族性中最奇特的一种现象”，“中国人总是一个谜。要希望了解这个谜，我们以
为我们第一得明白承认中国人在天赋上和我们极不相同的一点，就是‘没有神经’，不吃种种‘神经过敏
’的亏。在未来东西洋人的交际生活里，这一个特点究竟会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目前还不敢预料，但我们
是多少相信适者生存的说法的。
①《海外排华百年史》，第１２５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②见宋李瑞芳：《美国华人的
历史和现状》，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③见李景超：《唐人街》，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机
智，有犹太人的理财和经商能力，有苏格兰人的冷静和获得欲，有土耳其人的忍耐和中庸秉性，可谓集大
成于一身。他们像骡子一样坚韧有力，有像驼鸟一样的食欲和消化能力，和火车头一样的持恒特质。”
不管前面对中国人的奇特性描述如何，后一句对中国人生命力的顽强性的比喻则无论如何是毫不夸张的。
美国人应最清楚，在他们的１９世纪最最伟大的工程奇迹——
第一条横贯美国的铁路的修建工程中，绝大多数工人是来自中国的“猪仔”苦力。他们的工资不及白人的
一半，而负担的却是最危险、最艰苦的工作，一位在排华浪潮中为华工作证的众议员（奥斯民德•
加里森•维拉德）指出：“我要提请你们注意华工为开发我国西部所做的贡献。我的父亲曾参加铺
设穿越大西北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最使他难以忘怀、经常颂扬的，是华工。将近一万名华工向坚
固的森林发起进攻。他们冒着严寒和酷暑，冒着被充满敌意的印第安人杀害的危险，帮助我们开发了我国
辽阔的西北江山。……我这里有一封太平洋西北铁路公司总工程师发来的电报，讲述在没有一个美国人敢
忍受的艰苦条件下，华工如何跨进８英尺深的积雪，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继续劳动。”
１９世纪中叶，一位力倡排华的参议员A．A．萨根特诅咒中国人的坚忍，认为是他们抢走了白人劳工的工
作，“因为华人‘苦力’可以靠一只死耗子和几把大米过活，即使一天的工资只有１０美分，他们也肯干
，而美国人没有一个半美元到两美元是无法养家糊口的”。③
关于反映中国人生命力强的历史资料以及直接的经验观察还可以举出许多，经常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农民，
尤其是中国南方农民的人们更会有切身的体会。记得过去看过俄国作家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的作
者的一部游记，其中有一篇谈到他访问中国浙江沿海某地区一户农民的情形。他为中国农民从凌晨天还未
亮即起床下地干活，一直忙活到太阳西沉，中间除了短暂的吃饭时间之
简言之，西方人不能想象自己像中国人那样活着：那么屈辱而缺乏人的尊严，那么艰苦而缺乏应有的所得
，那么悲惨却还能坚忍地生存，那么贫困却还能态度安然。外，基本上是毫不间断地工作的勤奋精神，深
感惊叹。他并且借用热水瓶的外冷内热的特征来形容中国人的沉默寡言，但却热情款待客人的秉性。中国
人的生命力强或许更多地还是表现在广大的中国农民身上。现在我们要回答，为什么中国人的生命力这么
强呢？是真强，还是别有说法？首先我们应当看到，何以中国人的生命力、忍耐力之强会留给西方人那么
深刻的印象，其原因何在？简言之，西方人不能想象自己像中国人那样活着：那么屈辱而缺乏人的尊严，
那么艰苦而缺乏应有的所得，那么悲惨却还能坚忍地生存，那么贫困却还能态度安然。在西方人看来，中
国人简直就是一个谜，他们似乎甘愿成为一架运转不停的机器。他们似乎生来即麻木到“没有了神经”，
不知道什么是痛苦，什么是危险，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死亡。中国人生命力强的奥秘在忍耐力，是中国人忍
耐痛苦、屈辱甚至死亡的威胁的能力令西方人惊愕。严格地讲，中国人的生命力不必比西方人强。事实上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当时的条件下远不如西方人。中国人靠大量的生殖来弥补大量的死亡。谈到中国人的
忍耐力，无疑在这个世间是最强的。尽管犹太人也是了不起的，恐怕也比不上中国人。犹太人到处受到外
族人的歧视，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之下，为了生存他们不能不低头隐忍。但要注意，犹太人的宗教感情，他
们的做人的信念却决不是甘愿隐忍的。在他们的内心，始终有一颗高傲的生命种子在等待着时机发芽生长
。他们自命为上帝的选民，比其他一切人都高贵。他们忍耐的背后是仇恨的眼睛，是报复的等待，是对其
他一切人的真正的鄙视。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以色列复国之后对周围其他中东国家的那种强悍、傲视一
切的态度即可见一斑。中国人的忍耐不同，是真正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忍耐，忍耐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
方式，处世的哲学，人生的智慧，甚至是一种宗教。中国文字的“忍”，是心的上方悬着一把刀，好比悬
在人头顶心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时刻令人担心它会突然掉下来。处在这种情况下的人，不敢轻举妄动
，惟恐招祸。这个忍字也的确形象地再现了中国人，尤其是普通的中国人，中国的农民，在２０００多年
的中世纪中的真实生活情景。任性妄为的极权统治者就是这样一把经常悬在中国人头上的剑。中国人不忍
，谁忍？中国古代圣人早就为中国人准备了忍的学问，忍的道术，忍的宗教。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
中国具有２０００多年的极权统治的历史，本书在前面称它为官场化社会，即是说该社会中一切人生命的
价值都是以权力为核心而展开，或据有权力，或顺从权力。作为组成社会的另外两个要素，金钱和知识，
也不能不随权力的意志而转移，它们不可能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谁也不能因据有它们而在社会中抗衡权
力。这就是中国２０００多年中的历史真实。据有权力的人们的任性的原恶得不到有效的制约，长期以来
使权力阶层的活动一直成了中华民族社会的最基本的灾难之源。政治上的动乱，经济上的盘剥，基本上都
源自据有权力者的任性妄为。宋太祖给各地方官员题赐了四句“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
勿虐，上天难欺。”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仅能以“上天难欺”来告诫各级官员不要虐民，何等有气无力
。天是什么呢，天能制止据有权力者的害民扰民、贪赃枉法吗，天能制约他们的任性原恶的必然发作吗？
中国人终究只知道“君要臣死，不能不死”，“官要民亡，不能不亡”，“权大一级压死人”，“苛政猛
于虎”。中国的老百姓２０００多年来面对的始终是这样一只无法无天，不敢用眼睛正视的权力怪兽。这
是造成绝大多数中国人成就意识极低、自卑心理极严重、时刻准备逆来顺受、苟且偷生的软弱性格的最重
要的外部压力因素。《菜根谭》中有一句名言，“嚼得菜根者百事可做”，我可以仿此说另一句真言：做
得了中国的百姓者千苦可吃，万难可赴。对于中国的百姓来说，中国的中世纪可以算得上是一座炼狱。有
过这种炼狱经验的人，什么屈辱不可以忍受，什么痛苦不可以熬过？但对于中国人来说，长期以来外部的
压力因素仅仅是一个方面，此外，还有另一个或许更重要的内在因素方面，这便是中国传统的伦理精神。
孔孟的人性本善论是极权者的极有效的遮羞布，它可以鼓动起中国老百姓对他们的轻信；孔孟的“仁”、
“善”是克己、礼让、孝悌、忠恕的独断则成了中国人普遍的安魂剂。孔子讲三畏（“畏天命、畏大人、
畏圣人之言”）、四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孟子讲“动心忍性”，“养
心莫善于寡欲”；老子讲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讲“知足常乐”，“知耻不
辱”，“贵柔”、“守雌”、“若水”；庄子讲“齐物”，“死生，命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禅宗讲“一切皆空”，“梵我合一”，“直指本心，见性成佛”……总之，中国思想中的儒、释、道三家
虽然有入世、出世之分，但在劝人把逆来顺受、忍让克制内化为个人的精神品质方面它们的功效却是一致
的。它们中谁也没有为中国人创造出一个可以凌驾于世间帝王之上的至高无上的神来成为中国人精神的至
高点。然而它们却有共同主张的愚民思想，对普通中国人除了当官以外的成就意识的极力贬抑，对个人自
尊心的百般打击，在它们的共同影响下，中国人基本上被驯化成了只会为填饱肚子而奔忙的动物人，甚至
机器人。
说他们“麻木不仁”，甚至“没有了神经”虽然不无西方人的轻蔑，但的确也算是道出了中国人之所以忍
耐力特强的一针见血之论。在漫长的中世纪，中国的封建极权统治者根本不把中国的老百姓当“人”，中
国的老百姓自己也同样不懂得把自己当“人”。但从正常水准的人的角度看，我们却不能不看到，中国的
老百姓的确是非常少见的良民，他们是不懂得“仁”的仁者，他们是不懂得“道”的道家，他们是不懂得
“禅”的禅者。“仁者静”，“仁者寿”，道家“贵柔”、“守雌”、“若水”，禅者“无处不是禅”，
以极淡泊的“平常心”对待人生，举手、投足、吃饭、砍柴，处处可以“见性成佛”。中国的老百姓整个
就是任性妄为的极权者手中的一大块面团，随它揉，随它捏。中国人的这种忍耐力，在那些崇奉快乐原则
、效率原则，自由原则和主张矫情纵欲的西方人的心中怎么能不引起由衷的惊呼呢？由此可以归纳出造成
中国人的强大的忍耐力的两大渊源，两者都深深植根于中国漫长的中世纪历史之中：其一、是长期以来极
权专制统治的严酷的社会生态环境在中国人生理、心理上产生的遗传；其二、是长期以来儒、释、道三家
的伦理思想共同对中国人的精神性的遗传，其中包含了大量伪信仰和伪知识的精神成分，如儒家的人性本
善，道家的方术迷信，释家的来世观念等。前者作用于外，后者作用于内，共同形成了中国人的强忍耐力
的历史之根。顺便说说，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的顽强的忍耐力是一笔极有利于中国文化在２１世纪崛
起的巨大的历史财富。运用得当是无价宝，运用不得当是今后的大苦恼；这笔财富不是永恒的，不及时运
用还会变质，甚至变成巨大的破坏力量。当局不可不慎察。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之七：劣根性--孝是真孝忠是伪忠
作者：小呆　　发表日期： 10:20:56
在２０００多年漫长的中世纪历史中，虽然官场化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几乎都充斥着虚假、诈伪，话是假
话，事是假事，人是伪人，只要沾着极权，就几乎难以不假。为什么中国人孝而不忠
长期以来，中国人的孝是真孝，忠却是伪忠。中国漫长的中世纪历史非常突出地证明了这一点。在２００
０多年漫长的中世纪历史中，虽然官场化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几乎都充斥着虚假、诈伪，话是假话，事是
假事，人是伪人，只要沾着极权，就几乎难以不假。但有一点，我深信它基本上是非常真实的，即人们对
父母的孝敬。儿女爱父母，这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更是人之常情，何况还经过中国古代圣人在礼制上的
加以肯定。先说点笼统的。同样是皇室，中国的改朝换姓是常事，一姓一朝能延续二三百年算是幸运的。
在这点上既比不上日本天皇血统延续的长久，同样也比不上英国的王室。还有一点或许更应让中国人感到
耻辱，中国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不断向外族屈膝、乃至不断投降亡国的历史。从最早的周灭殷商开始，其
实就是边远少数民族对中原中国人的征服，接着是西戎的秦灭掉中原六国一统中国。汉王朝算是正统的中
国人王朝，但汉末魏晋南北朝，却是鲜卑人的天下，后来的隋朝、唐朝，便都是鲜卑人当皇帝。隋朝的杨
坚和唐朝的李渊均属于关陇集团，都显然具有鲜卑人血统。唐末五代十国，引来了沙陀族（李克用、李存
勖、石敬塘、刘知远……）、契丹族（辽太宗耶律德光）等少数民族的入主称帝，后来算是汉人赵匡胤结
束了乱世，建立了宋朝。
你说孝，我倾心赞同；你说忠，我佯装拥护。实际上，谁心里不是一清二楚？这就是中国人处于极权统治
下的可怜的智慧。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把忠字看作是口头上叫叫而已的事，就像“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
大唱忠字歌，大跳忠字舞，大挂忠字匾，到头来，忠在哪儿呢？扰，最后是金兵南侵，北宋灭亡，南宋偏
安。南宋之后是蒙古人入主中原，称元朝。元之后有朱元璋的汉人王朝明朝，但接着又是少数民族满人入
主中国，即大清。大清之后是民国，汉人军阀互不相让。读者朋友，看了这段对中国王朝更换历史的回顾
，你有何感想呢？食君禄的忠臣有多少并不重要，实际上自先秦圣人孔子以来，人们早就说过类似“良禽
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话，忠臣要伴明君，没有明君，岂有忠臣？重要的是中国的顺民。谁当皇帝
，老百姓都不会有多少好果子吃，都是一个样。中国人惟一怕的是乱。“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民”，谁
能尽快平定时局，中国人就做谁的顺民，至于你是西戎人、鲜卑人、沙陀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
又有什么重要呢？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把忠字看作是口头上叫叫而已的事，就像“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
大唱忠字歌，大跳忠字舞，大挂忠字匾，到头来，忠在哪儿呢？孝在对生我养我的父母，天经地义，忠在
对压我欺我的君主，情理难容。孔圣人活生生要把这两件本属于南辕而北辙的事硬拉到一起，说什么“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还要从孝子之中寻忠臣，因为他认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①
爱父母者就一定不犯上吗？上是什么，是上司。父母于我有恩有爱，我当然应当孝敬；上司于我有权有威
，因为他后面有暴力为靠背，我不触犯他是因为恐惧，这与因爱父母而怕父母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作这
种类比岂不荒唐！２０００多年来竟从没有人对孔老夫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提出质疑，相反，宋儒
还把这种荒唐的类比上升到“天理”。这样的“天理”与古希腊人的几何公理，与古希伯来人的“人人在
上帝面前平等”的公理相比，其思想的境界、其逻辑的悖谬何其彰明显著！其实，中国人心里何尝不是哑
巴吃黄连，口里不敢说，心中甚清楚。你说孝，我倾心赞同；你说忠，我佯装拥护。实际上，谁心里不是
一清二楚？这就是中国人处于极权统治下的可怜的智慧。正是因此，大多数中国人有家而无国。国在他们
看来是皇帝，①《论语•学而》。
天高皇帝远，与家不同。家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单位，国反倒是敲骨吸髓的官府，让人躲避犹恐不及，
谁还敢主动去套近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发明了“天下”，想用天下来取代国家，即所谓“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还进一步解释，“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又有什么用呢？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谁管你什么
天下与国家？满清人入主中国，同样做顺民。应该怪谁呢？责怪老百姓么？老百姓在你明朝的极权统治之
下又得到了什么呢？你孤家寡人的权力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老百姓能少受一点你的害就已经谢天谢地
了。我们在本书前面曾谈到，表现一个社会的凝聚力的主要有三个基本因素，一是权力，二是金钱，三是
知识。由于小农生产的自然经济，中国中世纪的商业的普遍性极不发达，商品流通、货币流通十分有限，
金钱尚构不成组合社会的基本因素。又由于历来的愚民政策，绝大多数的百姓基本上处于文盲状态，关于
社会、政治、道德等等的知识同样十分有限，所以知识同样构不成组合社会的基本因素，虽然汉文字的使
用对于统一中国来说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因素，剩下来只有权力。然而在中国中世纪的极权制度之下，权力
基本上只表现了对中国人的威慑力，却极少表现为亲和力。除了极少数参与科举考试的士子有可能进入权
力阶层之外，绝大多数百姓对于官府躲避犹恐不及，更何谈积极主动地参与权力。权力就像衙门中的虎头
牌，狰狞可怖，这样的权力怎么能招徕百姓的“忠”心呢？前面在谈到中国人为什么是一盘散沙的问题时
其实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中国人的不忠与中国人的一盘散沙同出一源。同时，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