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中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24年进入高收入阶段_网易财经
人民日报：中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24年进入高收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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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人民日报：中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24年进入高收入阶段）
今天，《人民日报》第五版刊发整版专题“拨开
的迷雾”，称中国已经具备“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郑秉文撰文称，2010年，我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预计从2024年左右开始，我国将成为经济体。
文章称，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只要政治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经济上不出现毁灭性打击，制度上不出现断层式波动，再过六七年，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无悬念。届时，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已经建成。
以下为《人民日报》原文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根据一些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后普遍陷入增长停滞、只有少数经济体成功迈入高收入阶段的现象得出的统计结论。2010年，中国经济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与此同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一时间，国内外对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议论纷纷。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如何？本期观察版组织部分学者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得出的共识是：中国已经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条件；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更高发展水平迈进的关键。
——编 &者
中国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
供给侧改革助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刘世锦）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发生重要转变，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于是，关于中国经济是否会硬着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议论多了起来。这个问题应放在长期增长框架下并在国际比较中加以分析。
中国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
二战以后，先后有许多经济体进入工业化历史进程，但只有少数经济体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从中可以观察到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增长速度回落。
一种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在人均国民总收入不超过六七千国际元（购买力平价指标）时增长速度回落，陷入增长缓慢、停滞乃至倒退的困境。这些经济体大多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抑制市场力量的发展，借用大量外债，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有的迫于民粹主义的压力，实行难以承受的高福利政策，最终导致高增长难以为继。典型代表是部分拉美国家。
另一种是经历了一个更长时期（通常是二三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在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时增长速度出现回落，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并跻身于高收入行列，其典型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等东亚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具有较好的市场基础，同时也有发展导向的强政府，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形成了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近年来增长速度有所放缓。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体上相当于11000国际元，增长模式和轨迹与东亚经济体显示的增长规律较为相似。从长期增长框架看，我国已经成功利用了工业化时期高速增长的潜力；当前经济增长条件出现一系列重要变化，构成经济发展的新困难，经济合乎规律地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应该认识到，我国现在达到的发展水平远高于当年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发展水平，已经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只要经济能够实现由数量追赶向质量追赶的平稳转型，就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中高速增长平台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是一个“转型再平衡”的过程。从需求侧看，以往长时期带动高增长的低成本出口、大规模开发建设、排浪式消费等主要需求发生深刻变化和调整。在供给侧，由于重化工业调整相对较慢，部分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企业亏损扩大。但从今年一季度情况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下，部分工业品价格有所回升，工业企业效益由降转升。如果去产能到位，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回升，供给侧也有望调整到位。随着供需两侧达到新的平衡，我国经济将进一步释放增长潜力，进入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中高速增长平台。
中高速增长期依然是追赶期。目前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约为8000美元，与发达国家人均四五万美元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如果说以往高速增长期主要是数量追赶，今后将更多地表现为质量追赶。在这一阶段，创新活动比重将有所增大，但大多数还是追赶型的，仍然需要重视向先行者学习，并要由过去的“铺摊子”转向“上台阶”。与数量追赶相比，质量追赶对发展条件、体制和政策环境都有更高要求，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突出问题。
纠正资源错配。目前，行业之间生产率的差距依然较大，这表明要素流动不畅、配置欠佳。其根源在于市场机制不健全，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和定价受阻。通过深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不仅可以使传统行业继续释放出可观的需求，而且能够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提高生产率，化解潜在风险。
激励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既包括发展新兴产业，也包括在已有产业中采用新装备、新技术，同时还表现为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提升，比如由低端制造提升到高端制造，更加注重设计、研发、品牌等。产业升级将带来专业化分工协作关系的深化、产业集中度的适当提高；将更多地开发和利用中高级生产要素，全面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将通过制度和文化建设全面推动精致生产。
营造创新环境。主要是形成有利于市场发挥作用的体制和政策条件，使创新要素在更充分的市场竞争中流动，聚集到创新更容易成功的地方，全面提高创新效率。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创造有利条件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聚焦于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和优化配置，将为我国加快质量追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创造必要的制度和政策条件。目前，应将以下几个方面作为优先领域加以推进。
本文来源：观察者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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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前景光明
作者：何瑛来源：新华网 16:30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题：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前景光明
　　新华社记者何瑛
　　从世界范围看，“中等收入陷阱”是个常见的经济现象。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正在全力促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国际观察人士认为，得益于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成效和后劲等因素，中国跨越“陷阱”前景光明。
　　“陷阱”有挑战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曾智华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最早出自世界银行2006年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
　　该报告提出，在20世纪后期的工业化浪潮中，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很多国家往往在经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便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这些国家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和现代服务业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2014年，世界银行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标准对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分组：人均GDP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12736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按此标准，目前中国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根据世行的研究，在1960年达到中等收入的101个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而绝大部分则在中等收入水平上踯躅不前。
　　有专家指出，在从低收入经济体迈进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发展阶段，产业多是劳动密集型的，通常具有工资低廉的特点，企业经营成本相对较低，但这一比较优势会逐渐丧失，从而使经济发展面临寻求新动能的挑战。发达经济体之所以能迈过这道坎，是因为在更具附加值的高端领域获得优势，经济发展获得新动力。
　　由此可见，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发展中国家需要逐渐摆脱依赖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带动经济的局面，要通过创新发展，增加产业附加值，发展智慧经济，以提升劳动生产率，实现长期经济增长。
　　愿景有支撑
　　虽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存在挑战，但改革开放近40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以及“顶层设计”对社会经济发展保持动能提供的保障等，为中国成功跨越“陷阱”创造了良好条件。
　　近40年来，中国有7亿多人脱贫，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精准脱贫的攻坚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说：“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绝无仅有！”
　　有专家指出，中国过去多年的脱贫发展像一部史诗，未来中国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故事会更加精彩。可以预见，脱贫攻坚战能够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以更加负责任的姿态展现了共同发展的决心和力量，在国内积极推进经济结构改革，在国外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致力于与更多国家实现合作共赢，从而使发展的前景更加广阔，发展的动能更加强大，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民众。
　　创新有动力
　　创新，这个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可的经济发展法宝，如今在中国得到了各界广泛认同和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蔚然成风，蓬勃发展。
　　曾智华认为，只要中国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浪潮，充分利用互联网和智能技术等带来的机遇，发掘新动能，实现增长模式由数量追赶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就能够成功跨越“陷阱”。
　　他说，从各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比较来看，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方面存在明显差距，这也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跨越“陷阱”，而其他很多经济体则落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他还认为，中国若想在全球价值链上有所提升，并且真正成为一个全球创新强国，进而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经济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经济转型，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创新生态系统。
　　令人鼓舞的是，中国始终在不断学习、成长和进步。过去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不乏模仿和学习的烙印，“跟随”国外是很多企业发展的特征。如今，全球更多创新火花在中国迸发，更多“颠覆性”的科技、经济变革和商业模式出自中国。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展现出引领性。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期间，一项针对20国青年的调查显示，高铁、网购、支付宝、共享单车，成为这些在华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新四大发明”。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新四大发明”还输出到国外，为世界贡献新的“中国红利”，也为中国经济的自身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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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该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姚洋
　　正如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宁娜》说的那样，“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失败实际上是很容易的，只要做错一件事，可能就失败了。高收入经济体都非常相象，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最好才能成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
中国该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十三五规划制定了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也就是今后五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6.5%。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跟中国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高度相关。本文分为两节。第一节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那些国家或者地区的共性，第二节是中国具备的优势和面临的问题。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验
　　那些成功达到高收入标准的国家，对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过程有什么样的贡献呢？正如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宁娜》说的那样，“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失败实际上是很容易的，只要做错一件事，可能就失败了。高收入经济体都非常相象，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最好才能成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
　　那些成功的从中等收入发展成高收入的经济体都做到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储蓄、高投资。美国的国民储蓄率实际并不低，超过20%，其中主要是企业储蓄，储蓄比较少，政府则是负储蓄。有了高储蓄，才能有高投资。这是说的投资，不仅包括固定资产，还包括科研投资。搞科研就是靠砸钱，中国在这方面是肯花钱的。我们有自然科学基金，规模已经达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半。照着这个速度增长下去，估计十年内就可以超过美国。
　　第二，深入的工业化。成功的经济体都进行了深入的工业化。所谓深入的工业化，就是工业化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在进入中等收入之后还要持续二十五年左右。各行业的比重变化很有意思。其中农业的比重永远在下降，而服务业的比重是持续的上升。只有工业很特殊，比重先上升后下降。美国是这样，韩国是这样，台湾地区也是这样，成功的经济体都是这样的。这些经济体在工业化到达顶点的时候，制造业的就业可能占到总就业的30%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能达到40%以上。现在常说中国的工业比重太高，服务业比重太低。实际上，数据显示，中国的工业比重只是高了一点，和那些成功的经济体的差距并不大。中国的服务业统计很不准确，估计有10%左右的服务业没有统计进去。把这部分加上，服务业的比重就高了，制造业的比重就下来了。
　　为什么制造业重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制造业能创造储蓄。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非常高，资本回报的占比比较高，资本拥有者的储蓄率高。第二，制造业提升了整个国家的技术水平。第三，制造业支撑了服务业。金融、设计等高附加值的服务业需要服务于制造业。
　　拿印度来说，既使美国把所有的电话外包、软件外包都拿到印度去，在印度也只能雇佣500万人，对于印度5亿劳动力来说只是1%的比例。再说美国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服务外包都放到印度。印度要想赶超中国，只能依靠制造业，但是印度现在做不到。这是印度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严重障碍。
　　巴西的问题是过早的去工业化，从八十年代开始就抛弃了工业化进程，当然这跟当时的主权债务危机有关系。自此巴西患上了严重的“荷兰病”。什么叫“荷兰病”呢？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石油危机，西方世界很紧张，纷纷去找油，就在北海发现了油田。荷兰大量出口石油导致两个结果：一是本币升值，国内物价变得极其昂贵；二是制造业完全消失。巴西也是一样的。这是不搞工业化而失败的典型例子。
　　第三是制造业的大量出口。成功的经济体都是出口导向型的，而且制造业占出口的比重相当高。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口了一些资源性产品、，但是后来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现在比重最大的出口产品是机械产品。很多人说我们的出口技术含量低、是给别人打工，实际上我们的进步在过去三十年是无与伦比的，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做得更好。
　　第四是较高的人类发展指数。成功的经济体在很多指标方面和那些不成功的经济体没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在教育和健康方面，他们从一开始就比失败的的经济体要好。比如说台湾地区、韩国等很早就普及了小学教育。中国建国前三十年犯了很多错误，但是通过对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和印度，就可以发现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远远高于印度，这奠定了后来发展的基础。
　　第五是稳定的宏观经济。拉美地区长时间没有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货膨胀。上世纪九十年代巴西的通胀膨胀率是每个月20%。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人会去经营企业。中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1994年通货膨胀最高达到24%，后来一直下降，1997年之后从来没有超过10%。
　　　第六是稳定的政治环境。那些失败的经济体经常发生政变，而成功的经济体大多有稳定的政局。
　　第七是较低程度的不平等。这个大概是目前中国没有做到的，而那些成功的经济体都做得很好。比如说台湾地区，基尼系数没有超过0.37，收入分配十分公平。对中国大陆来说，可能是因为体量太大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巨大，因此基尼系数较高。
　　中国具备的优势和面临的问题
　　中国具有两方面的巨大优势：一是大国优势，二是经济改革优势。
　　大国优势首先体现为大学入学规模。中国的大学在校生大概是三千万左右，每年600多万大学生毕业。另外，我们有世界上最多的科研人员，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2.1%。这个比重每年增加0.1%的话，到2020年就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2.5%的水平。
　　大国优势还体现为巨大的空间。中国的国土面积超过欧洲，人口是欧洲的2.4倍，内部差异也要超过欧洲。中国内部的差距远远大于沿海地区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过去发展主要是依靠沿海地区，近年来内陆地区已经开始迅速追赶。
　　经济改革优势也很重要。在本轮经济改革中，金融改革是比较彻底的。政府通过放开影子银行等方式，成功实现了利率的市场化。由于银行的避险特性，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是不适合创新的。想要通过金融来促进创新，必须求助于直接金融即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全社会来承担创新的成本，而创新者个人享受收益。发展资本市场也是中国正在做的。
　　下面谈中国面临的短期问题，即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原因有三个，一是世界经济在调整；二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在调整，也就是工业化过程的顶点时刻已经过去了；三是经济周期的影响。很多人一直在谈结构问题，而忽略了经济周期。事实上中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总共经历了每七年一个周期的四轮周期，目前我们正处在经济周期的底部。
　　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破除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把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归结到产能过剩，好像解决了产能过剩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上一轮经济增长太好，企业预期太乐观，加大了投资，最终在经济周期性调整中出现了产能过剩。是因为有了经济的衰退，特别是需求不足，所以产生了产能过剩，而不是相反。压缩产能，最好由市场来做，否则受影响的全是私人企业，使压缩产能成为国有企业的寻租手段，政府应该做的是把产能尽量利用起来。
　　第二个误区是，由于中国的投资效率在下降，而且下降得很快，所以应该压缩投资。实际上经济学家测度的效率是全要素生产率。它是个残差概念，是完全顺周期的。在经济上行期间，产能利用充分，效率就很高。而在经济下行期间，开工率很低，不少工人不上班，效率就很低。这种计算方法并不准确。
　　投资回报率确实在下降，但这也是合理的。资本的回报率取决于边际产出。之前有源源不断的便宜劳动力从农村涌进城镇、与资本结合，所以资本的边际产出没有下降。现在劳动力的转移几乎停止了，资本的边际回报自然下降。另外，很多投资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面，这种投资的期限长，见效慢，而且很多回报是社会回报，大大提高了百姓福利，但不一定有经济回报。
　　第三个误区是认为供给侧改革和结构性调整是提高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唯一选择。供给侧改革实际上是要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提高中长期的增长潜力。短期当然有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这些任务，但是从长期来看还是要提高效率。
　　这些和需求管理是不矛盾的。现在处于经济下行期，实际增长速度没有达到潜在增长水平。要想把经济增长速度提上去，只能通过需求管理。从手段上看，需求管理无外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与人们的认识相反，从2012年开始财政支出在不断收缩，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存款在急剧上升。这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是十分错误的。
　　总结起来看，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还是会保持在6.5%以上，目前的增长率低于这个水平，所以要进行需求管理。中央政府要给企业信心，让企业家有一个良好的预期，同时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如果能够这样做，中国就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建国一百周年进入高收入国家的梦想。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郑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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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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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二维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率不到13% 中国如何打破历史魔咒
&&& 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为何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在已拉开帷幕的“十三五”黄金发展机遇期里，中国如何理性看待“前车之鉴”、破除“陷阱魔咒”？本文作者为t望智库特约国际观察员李雪，该报告摘自《t望智库》微信公众号，和讯网已获转载授权。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首次提出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报告认为：　　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能够成功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会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此概念提出后，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这个由经济学家创造出的术语，从学术概念引入政策概念，近年来已被深刻纳入世界经济的决策语汇，并常常与发展中国家挂钩。　　事实上，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停滞的情况下，未能及时谋求改善，抑或简单采取民粹主义政策，把问题的解决寄望于再分配；又或过于倚重自身要素禀赋和市场经济模式，企图通过国际市场和资本的力量把经济搞上去。但由于蛋糕不能无限“做大”，同时左右国内政局的利益集团又掌控着国家收入分配的方向，政府无法兑现承诺，致使普通民众难以分享发展红利，收入差距不仅不能缩小，反而持续扩大。　　上述种种，正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表现。　　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从人均GDP30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上升到1万美元的高收入水平，是个横亘在这些国家面前的“大关”。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亚的日本、和新加坡与拉美的、阿根廷、哥伦、和厄瓜多尔等，几乎同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日韩新加坡成功晋身发达经济体，诸多拉家却至今仍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在1960年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国家的101个经济体中，截至2008年，只有13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成功跨越“陷阱”之概率不到13%。
　　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为何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在已拉开帷幕的“十三五”黄金发展机遇期里，如何理性看待“前车之鉴”、破除“陷阱魔咒”、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关国家百年大计，已是中国必须回答也必须答好的重大问题。　　1、巴西案例：错失转型机遇与民粹主义政策叠加，危机接踵而至　　进入21世纪以来，巴西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即便金融危机席卷全球，2010年巴西仍取得7.5%增长的优异成绩，并一度跃升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然而，就在2015年，巴西经济衰退近4%、通胀率攀升至10.8%、本币雷亚尔也狂贬48.3%，巴西市场一片萧条。　　要解释巴西所发生的这一幕“反转剧”，须从上世纪讲起。　　1968年至1973年，巴西经济以超10%的速度飙升，至上世纪70年代末，其人均GDP接近5000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当时，巴西实行了“进口替代”战略，以本国工业产品替代欧美进口制成品，意在减少对外依赖。　　但是，这种长期内向型的发展模式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外贸出口减少、资金短缺，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然而，彼时能源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萧条，巴西借债困难并无力偿还本息，由此爆发的债务危机使其经济大幅回落甚至呈现停滞状态，巴西错失了第一次调整机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官网数据库）　　上世纪80年代，对于巴西来说是“失去的十年”。负债增长战略难以为继，国家被迫实行紧缩政策，货币发行量受到限制，国有企业举步维艰。上世纪90年代初，巴西政府实施改革：即开放市场、大幅削减财政预算和部分允许汇率浮动。改革带来显著成效，巴西宏观经济环境得到改善，通胀降至6%以下，经济恢复到4%左右的温和增长。　　但是，惯于依赖国家政策保护的巴西企业难以适应开放市场等措施，在平均关税高达20%以上的情况下，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由上世纪80年代的29%萎缩至10%。同时，巴西服务业迅速发展，比重升至70%以上。　　值得关注的是，巴西服务业以商业零售、旅店餐饮等低端行业为主，无法创造更多价值。于是，国家收入不得不依赖铁矿、大豆、石油等原材料出口。　　进入21世纪，世界迎来了“超级周期”――大宗商品价格狂涨使依赖原材料出口创利的巴西赚得“盆满钵满”。劳工党的上台以及巴西经济快速增长几乎与此同步。　　然而，劳工党并没有借机调整经济结构。为解决两极分化，巴西政府选择通过简单的补贴方式扶助穷人，白白消耗掉“大宗商品红利”，而未抓住机遇用它来发展经济，再次错失了大好的经济结构改革机遇期。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网）　　2011年以后，“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结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入下行轨道，巴西经济的“痼疾”就开始暴露出来：在第一任期的头三年，平均经济增长不足2%；到了2014年，跌至0.1%。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官网数据库）　　面对困局，罗塞夫政府没有着力解决结构性问题，而是采取强化市场保护、放松银根、减免税收等措施，多年的积蓄 “红利”彻底花光。　　2014年，巴西财政自1995年以来首次出现赤字；2015年，罗塞夫政府情急之下开始施行大规模紧缩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症状，但因“紧缩”本身就会冲击经济，加之政府试图以提高税收为手段保障社会福利和扶贫计划，激起了企业界极度反感。企业投资的积极性饱受打击――社会福利水平与经济基础加大背离，企业负担苦不堪言，进而殃及社会经济发展，引发经济全面衰退。　　作为拉美地区最大的国家，巴西是诸多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总结其经验教训，可得出结论：　　首先， 当一种经济结构带来增长的动力即将耗尽之时，必须及时调整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若听任“痼疾”恣意蔓延、导致危机集中爆发之后再作改变，社会及经济的代价将极其高昂。　　其次，发展与公平应相互兼顾不能偏废。巴西政府曾笃信重财富积累、轻视分配公平，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减弱，并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冲击经济；而在社会问题大爆发后，又陷入“民粹主义”误区，将社会福利置于经济发展之上，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民众福利也成了“无源之水”。　　2、东亚经验：政府推动经济转型+“人才兴国”战略，最终跨过陷阱　　相对于拉美各国，东亚的新加坡、韩国则提供了成功的范本。　　新加坡经济几乎每十年就经历一次转型升级。自1965年建国以来，新加坡不断淘汰旧产业，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到知识经济的重大转变。如今，新加坡正致力发展创新型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在经济转向服务业后并未放弃高端制造业，至今仍保有石油冶炼、芯片制造、制药、造船重要产业支柱，这对保持经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新加坡曾试图通过提高劳动力价格以提升生产率。但是，由于工资涨幅超过了劳动生产率上涨幅度，致使很多新加坡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越发减弱。在这次转型阵痛后，新加坡反思经济结构问题，开始发展石油冶炼、化学工业、仓储、精密工程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到上世纪90年代，又转向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如、高端化工业等。　　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最终取决于劳动力的供给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到了一定阶段，能否持续取得可持续发展，技术工人和高端人才的适配供给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新加坡政府肩负起对劳动力进行再教育的职责，为此成立了大量的公立和私营培训机构和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非营利性机构。　　上世纪80年代的南洋理工大学、90年代的新加坡管理大学和最新的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都体现出其及时顺应经济发展变化趋势的能力――政府通过引进大量外籍人才、发展高等院校、设立实验室等措施，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再看韩国，一方面，主要得益于其深远的市场变革。政府削减了财阀的权力并大刀阔斧地改革缺乏竞争力的国企，大胆扶持有潜力的新兴企业和知识经济。进入本世纪，韩国政府提出“第二次科技立国”战略，加大对研发的投资力度，并制定出“将韩国打造成为IT产业强国”的发展目标。　　相关数据显示，韩国政府以及各企业的总研发经费占GDP的3%左右。在经济低迷时期，更会加大研发费用，以寻找新的增长动力。三星电子的智能手机之所以能在经济形势低迷的2012年占领全球市场、并在销售额上创造历史新高，与此关系紧密。　　韩国政府非常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上世纪70年代初，韩国制定了“教育立国、科技兴邦”的发展战略，为发展教育，韩国政府不断增加政府公共教育经费投入。1950年，其公共教育经费约占GDP的2%；1965年至2001年，韩国中央政府的教育预算一直保持很高的比例，基本在20%以上。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官网数据库）　　新加坡与韩国这两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表明：　　在两国的经济转型中，政府可以起到显著的正向引导作用。即在不破坏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弥补市场“失灵”的不足，及时对产业结构进行有效调整，同时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坚持扩大在科技研发领域的投入。　　3、“中国发展模式”pk“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将如何取胜？　　中国经济多年来维持年均10%以上的高速增长，2015年中国GDP增速下降到7%以下。从2008年开始，中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正式入围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三年后越过了5000美元；2015年，中国GDP总量为67.67万亿元，经济总量达10万亿美元，人均GDP约为8016美元，为中高收入水平，但距离人均GDP110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尚有差距。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库）　　在经济增速下行并尚未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语境下，中国是否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再次成为国际舆论的热议话题。对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围绕中国是否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学术界展开过各种讨论。　　对此，被称为经济学界良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 森曾开宗明义地表示，这是一个伪命题：“我不认为有中等收入陷阱。有人说，发展到一定阶段你就会止步不前，必须要应对一些问题才能够摆脱这种困境。”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只有用细菌感染才能形容如此快速的增长。我们不能单纯从历史角度说未来会有瓶颈。现在中国的发展比较温和，这只是相对的放缓，而收入增长还是相对快速。中国的发展模式在其他国家并无先例，如果对经济进行调整，包括税收等等，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不是问题，消费率还可以进一步提升。　　阿玛蒂亚? 森认为，从2009年到现在，世界已经发生了改变，有一些欧洲的思维模式可能不太适用于中国：欧洲经济非常着迷GDP的杠杆负债率，原来负债率大概是70%。现在最新的数据显示，数据已经从70%上升了两倍，违背了欧洲自己的思维模式。中国大概只有20%，这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然而，对于拥有13亿多人口的中国而言，面对“陷阱”可能存在的危险性，绝对不能忽视，必须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必须通过新的发展方式，在以较高的生产率不断扩大经济总规模和增进人民福祉的同时，兼顾发展的稳定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以“中国模式”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魔咒。　　一、在四个层次上全方位、系统的完成发展方式转变　　以巴西为代表的诸拉美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在于错失发展模式转型的时机。而发展转型的实质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认为，推动经济迈上中高端水平，是一项系统的整体性工程：　　第一， 要形成建立在高生产率基础上的发展方式。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数据表测算，1978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28.2%；2011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到了相当于美国36.8%的水平，与美国的水平还差63.2个百分点。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差距，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与美国才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在经济总量与美国相差7万亿美元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着比美国大得多的资源环境压力。　　因此，形成建立在高生产率基础上的发展方式，是推动经济迈上中高端水平必须始终围绕的一条主线。　　第二， 要形成更加平衡的经济结构关系。　　目前，存在不少突出问题：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致使居民消费购买力难以在国内完全实现；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水平不高、效率低下、结构不合理，尤其是金融业发展滞后，致使制造业的发展及其转型升级难以获得有力的支撑；区域产业同构化比较严重，致使资源要素空间配置效率低于应有的水平。　　要使经济迈上中高端水平，要做到三个“必须”：必须形成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有效平衡的格局，通过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推动供给结构适应不断升级的需求结构；必须形成与中高收入阶段相适应的产业关系，通过扩大现代服务业规模、提高服务业质量，为第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必须形成更为细化的区域分工关系，通过打破要素流动壁垒，建立全国统一市场，使各地的产业链更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第三， 要实现产业技术水平的中高端化。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发布的《工业发展报告2016》显示：2013年，中国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总增加值的44%，比日本低11个百分点，比低16个百分点。从制造业中间投入品构成来看，中国产业的技术水平显得更为落后。在传统产业中，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长期依赖进口，而且有些产品的进口规模不断扩大。月，集成电路进口总额达到2058亿美元，是中国第一大进口商品，接近于第二大进口商品原油进口额的两倍。而领域对外国技术的依赖程度更大。　　第四， 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攀升到价值链的中高端位置。　　一个国家在分工体系中处在何种位置，不仅影响着这个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增长，还影响着这个国家国民福利的状况：如果一个国家处在体系的高端位置，就能以较少的资源和劳动力投入获得更多的收益，从而为保护生态、改进国民福利创造更好的基础条件。　　应当看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整体上仍处在中低端：加工贸易比重高（2015年中国加工贸易占比依然高达31.5%，远高于许多发达国家）；出口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技术密集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生产环节的比重较高。　　要推动中国经济达到中高端水平，必须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从低技术、低附加值的环节提升到中高技术和中高附加值的环节，从价值链“微笑曲线”的底部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提升。　　二、加大各项资源投入，大力推动发展创新型经济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 强调：“中国亟须一场大规模本土创新来帮助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在遇到收入增长瓶颈时，社会的各个层级和绝大多数产业都进行了创新，在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还引发了其他欧洲国家竞相追赶并模仿，虽然加剧了竞争，但是这样的“集群效应”进一步提高了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样中国的多产业创新也将带动整个经济马车前进。目前，本土创新每年为中国贡献2%左右的GDP增长，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加速，势必会释放出更多本土创新的空间。　　在科研投入领域，中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较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科技腾飞起步很早――在人均GDP刚刚触及3000美元之时，中国科研投入占GDP的比例就达到了1%，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平均达到了8000美元时才能达到此等比例的科研投入。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库）　　纵观全球，中国已经在研发投入及效率、专利授权方面处于领跑行列，在包括手机通信、大型机械制造和行业在内的一大批产业中已经呈现出持续性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二战以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组织形态被推崇备至，并作为“华盛顿共识”被灌输给发展中国家，然而其结果却难以尽如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各国实现科技创新和科技追赶所需要的组织类型是不同的。中国谋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借鉴他国经验教训的同时切忌照搬别国组织模式，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在人均GDP处于6000美元的水平下，中国还可以凭借科技追赶来释放很大的增长潜力。　　另外，中国的本土创新，一个很大的困难来自于劳动力素质限制。中国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过程中，产业升级会持续将雇员从劳动力密集型部门转移到资本密集型部门，并进一步转移到科技密集型部门。　　根据中国的既往经验，将工人从第二产业内的劳动力密集型部门转移到资本密集型部门，平均需要1.3年的教育年限；而进一步将其转移到第三产业中的科技密集型部门还需要另外4.2年的评价教育年限。人力资本只能是缓慢地完成积累。　　目前，中国共有2.6亿农民工，绝大多数只有初中学历。在工资快速上升的情况下，他们是否能在高附加值产业岗位中谋得一席之地，将是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检验。　　三、兼顾公平：在推动经济的基础上完善收入分配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者、世行专家英德米特? 吉尔表示，提升中产阶级或者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是非常重要的。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日韩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约为40%至50%，而巴西和阿根廷仅为15%至20%。
　　对此，林毅夫表示，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无论贫富，人们的平均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但对收入分配问题要高度重视，否则容易造成社会矛盾。而如果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发展也无法取得。　　解决贫富差距需要理顺收入分配体制。中国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更加成熟。　　从2013年开始，中央深改组接连出台改革方案，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农民增收和分配秩序等4个方面，提出了30条政策措施，包括逐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规范等不一而足，通过“控高、扩中、补低”的框架，实现国民收入合理分配。
（数据来源：中国新闻网）　　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连续降低，2015年已降至0.462，这是继2008年达到0.491之后的第7年下降，也是2001年以来的最低点；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10年的2.99倍缩小到去年的2.73倍，未来5年内有望缩小到2.3倍。　　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就要求在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政府和企业适当让利，保障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较快增长。　　研究显示，近些年来，中高收入阶层比重相对于低收入阶层比重在扩大，使中国收入分配格局加速向“金字塔型”演变――这种收入分配格局并不理想，它对应着更大的收入差距， 而要形成理想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必须建立在持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通过调整分配制度和政策来逐步实现。　　只有经济增长到高收入阶段，即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才有可能实现。而巴西的教训已表明，如果社会政策上民粹主义过于浓厚，社会福利水平与经济基础相背离，会导致企业税负过重，并拖累经济发展。　　“十三五”堪称 “黄金五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历史机遇期。我们需要以史为鉴，吸取他国经验、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及时调整经济结构、继续加大对科教事业的投入，并做到兼顾发展效率与分配公平。　　正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说：“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既是一个伴随阵痛的调整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升级过程。只要闯过这个关口，中国经济就一定能够浴火重生、再创辉煌。”
（责任编辑：孙建楠 HN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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