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中国中等收入陷阱阱,绕得开吗

如何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_新闻中心_新浪网
如何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像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实现现代化一样,不是用一个指标,而是要用一个指标体系。
  ●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如果深化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的成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将是完全可能的。
  由于中国的人均GDP已达到联合国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而且,中国经济中也出现了似是而非的中等收入陷阱的迹象,因此,有关的讨论开始多了起来。日前看到一篇报道: 《四发达省市增速垫底:率先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尽管是用问句提出问题,但增长速度确已成为判断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指标。亦有专家从增长回落的视角,得出“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不大”的结论。其实,就增长速度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误区。
  就中国目前的增长速度而言,从年均两位数的增长回落,是多因素影响的结果,如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基数增大导致每增长1%的内容变化,也有当前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然而,纵观世界有关国家,像中国这样,保持年均近两位数增长30年堪称奇迹,但终究不可能长此以往。不过,如不发生大的外部冲击,未来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8%-9%的年均增长,这不仅是当今世界的高速度,而且,在这一增长速度下,不到10年,GDP的总量和人均水平都将再度翻番。 2011年,我国的人均GDP已接近3.5万元, 10年翻一番,到2020年左右,将达到人均7万元,并考虑到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因素,也就是说,再过1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或至少接近联合国设定的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至此,我们是否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了呢?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如果仅仅用人均GDP达到联合国高收入国家水平这一指标,在目前的南美、东南亚都不乏这样的国家,但它们仍然不是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成员,也不能认为已经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因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像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实现现代化一样,不是用一个指标,而是要用一个指标体系;不是用一个总量指标,而是要用多个结构性指标。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总量指标只能反映问题的表象,结构性指标才能揭示问题的本质。人均GDP和GDP一样,都是总量指标,都有着明显的局限性。我们知道,人均GDP与人均收入相比,后者更能反映一国 (地区)老百姓的福利状况,而且,由于发展阶段、增长质量等原因,不同国家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有较大的差异。例如,中国目前人均收入占GDP的比重,与国际一般水平相比显著偏低。据IMF和世界银行的数据, 2010年,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均在60%以上,如美国为79.80%,英国为78.10%,法国为61.02%,德国为62.33%,日本为81.54%,中国香港也高达79.97%,中国内地则为 24.34%。由此表明,单位 GDP中有多少转化为个人收入,在各国是有较大差距的。因此,即便一国人均GDP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也并不能表明该国老百姓的福利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一般水平。
  也就是说,判断一国是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从该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方面入手,看其经济、社会的协调与和谐程度,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南美、东南亚那些人均GDP已经或者接近达到高收入水平的国家,之所以还不被视为高收入国家,就是因为它们在收入分配、城市化、产业结构和公共服务,乃至社会管理等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直接威胁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所以,不克服上述这些缺陷,就不能认为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就中国现阶段而言,是否能够在收入分配、城市化、产业升级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的改善和进步,同样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
  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到达甚至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而且,由于数据和信息的原因,对这一差距的判断存在较大的分歧。这些都已是不争的事实。为了缓解这一差距,最为重要也最具有长远意义的是,营造机会公平的制度环境,以要素流动、收入流动来促进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在二元结构这一基本制度背景的影响下,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人口、土地和产业城市化不均衡的格局,即人口的不完全城市化,土地的过度城市化,以及产业扭曲的城市化。因此,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待遇,有效控制和利用土地,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就成为中国未来城市化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中国产业升级的关键,是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以市场信号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推动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转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要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主导,加快以结构性减税为主要内容的财税体制改革,让更多的公共资源投入到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真正的公共财政制度,使基本公共服务常态化、均等化。
  当然,经济、社会的协调与和谐,还取决于一国的法律制度和依法治理,以及社会管理的状况,因此,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要做到上述各个方面,就必须深化以利益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以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如果深化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的成效,那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将是完全可能的。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电话:010-“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梦”必须面对的顶级真问题 _ 经济参考网 _ 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官方网站
“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梦”必须面对的顶级真问题
经济参考网
作者:贾康 苏京春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是世界银行于2006年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放在整个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来看,呈现出一道形象的“坎儿”,“跨过去”和“跨不过去”意义截然不同。迄今为止,相关讨论已有许多,并在中国近期的众说纷纭、思想碰撞中成为一大热点,引发轩然大波。虽然这一概念的表述在其形式及量化边界上还带有某种弹性与模糊性,但“中等收入陷阱”决非一个有的论者所称并不存在的“伪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国际比较参照系而言之下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同时也处于推进全面改革与全面法治化的“攻坚克难”时期。有关“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是否存在、如何解读与应对的讨论一度异常激烈,且持续不断。有“否定派”,其否定的形式,可以是如某些颇有影响学者所说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更可以是有网上激烈观点直接表述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和认识上的“概念陷阱”。
  另有“乐观派”,在肯定“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前提下,从数据分析对比上认定中国将较快从上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中国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有学者预计中国会在年成为高收入社会。当然还有“谨慎派”,认为向前看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可能是“一半对一半”,必须经历这一严峻的考验,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绝不认同“否定派”的观点。根据对多样本的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经济体的实证情况和相关问题的追踪,我们认为必须强调“中等收入陷阱”显然是世界范围内一种可归纳、需注重的统计现象,反映着现实生活中无可回避的真问题。这一概念如何细化、变化、精确化,当然应该讨论,但直接予以否定决非科学态度。而且,应进一步强调:立足于当下,放眼于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对于艰难转轨、力求在“和平发展”中崛起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关乎其现代化“中国梦”命运的、必须严肃面对的顶级真问题。
  我们亦不太赞成“乐观派”的表述。直观的数据对比工作显然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但以未来七年中国以年均GDP(国内生产总值)6%的增速即可达到高收入经济体指标为依据,引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指日可待的“忽悠”氛围,却会模糊乃至掩盖了这一历史考验的综合性、严峻性。
  我们的基本观点更倾向于“谨慎派”,认为要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全球发展大格局中基于统计现象昭示我们的“中国的坎”,并最充分地重视它、最努力地争取避免它、跨越它。这是我们在历史考验面前应有的“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战略思维,是在党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的“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的潜在威胁之下,必须做出的前瞻安排。充分谨慎、全力以赴地化解矛盾、防控风险,宁肯把困难变得更复杂、更严重,正是看清了大样本中那么多的前车之鉴而使中国避免重蹈覆辄的明智自省、积极防范。
  因此,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联通“中国梦”的这一顶级真问题,本书试为读者全面解析有关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相关概念,力求通过翔实的数据分析,展示经济发展阶段判断标准基础上的全球经济演进格局,并以长期发展视野为背景来筛选、认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描述其中具有代表性国家的发展轨迹以及跨越陷阱的一些相关指标,从而为中国直面这一真问题而寻求经济学视角的底线标准和可借鉴经验。在认识成功者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已经落入陷阱的为数更多的经济体的前车之鉴。本书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同口径描述了全球中等收入组的概貌,进而认识中国在中等收入组的位置和特征,而落入陷阱者的经济发展轨迹,则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另一方面。
  值得再次强调,对于经历“黄金发展期”又于近年遭遇“矛盾凸显期”且经济发展态势正在进入“速度下台阶”的“新常态”的中国,讨论“中等收入陷阱”如何避免这一问题,现实意义显而易见:不要以为前面三十几年发展得总体还不错,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近两位数,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今后只要照原样一路发展下去,就可以衔接高收入阶段的到来和实现“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了。如不能有效化解矛盾、攻坚克难实现升级换代式的发展,有大量“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作为前车之鉴,正等着看我们是否重演!要做到“高瞻远瞩”“老成谋国”,保持战略思维的应有水准,当前阶段已特别需要“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见事快、预警清晰,对防范措施作充分讨论与必要部署。
  在已有的发展经济学相关研究当中,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是公认的落入陷阱者的代表,其国内盛行的民粹主义情愫和福利赶超路径选择,实际上是导致其落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中国与拉美地区有种种的不同,但考虑到在中国经济社会溃变中某些基本社会压力与矛盾积累的特征、轨迹和发展背景与拉美地区的相似性,特别值得警示我们应对拉美教训加以研究和引以为鉴。
  本书认为,可以将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者代表分成两类:一类是通过引领产业革命而主要靠技术硬实力和制度软环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英国和美国,另一类则是通过后发“追赶—赶超”综合升级而度过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日本和韩国。成功者之所以能够成功,可以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制度环境支撑下无论通过技术研发还是技术扩散或模仿,最终都达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技术领先水平,这一方面使本国经济腾飞,另一方面也不断从供给侧改变着国人的生活方式。同时,我们需特别注意的一种现实情况,是经历“追赶—赶超”而成功的案例中罕有大国。这些又引发了我们对制度和技术两大成功支撑基点的相互关系的思考。通过考察和描述经济增长实践模型的演变,我们能够看出经济增长研究中对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的应有重视,实际上两者关系的“黑箱”远未充分打开。“制度”作为一项人们在不断尝试却尚未成功地作出全方位描述的因素,其与技术并非简单的“鸡生蛋”或“蛋生鸡”的关系,而是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就成功者的经验看,在经济的后发追赶阶段,技术受到外溢性影响而水平不断提升,倒逼制度生成和发展,而在赶超实现的阶段上,往往是制度红利得到更大发挥并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从而刺激技术自主研发进而实现引领。
  本书研究表明,“中等收入陷阱”还可细分为“下中等”和“上中等”两个阶段,中国已经成功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但结合全球格局,从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来看,正面临“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考验。这一点,从城镇化水平线索下的研究也能够得到印证。除了全球和总量视角以外,中国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些十分关键的时代元素与基本国情,致使“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更加无可回避和必须高度重视。
  中国正在践行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实际上可清晰勾画出“和平发展”中的“追赶—赶超”路线。时至今日,经济增长已然步入“新常态”,上下行因素对冲中要追求中国经济“升级版”增长平台的打造,置身于国际合作与竞争中的“五位一体”与“四个全面”的大背景下。产业革命加速更迭,为中国经济带来“紧迫压力”,技术战略储备亟待未雨绸缪;中国经济已然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钳制下坐上了炙热的“第二把交椅”,增长中面临着“胡焕庸线”格局下的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制约,世界最大基数的人口规模与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使“矛盾凸显”与制约仍在不断加剧;悠久历史下形成的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文化形成对冲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软实力”不足的负面影响;制度变革正处于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的状态;发展中难逃民粹主义思潮等的惯性轨迹,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而力求作出跨越的问题,更加严峻和形成更强烈的紧迫感。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走到现代化过程的关键性历史时期。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真问题、大问题,应当秉承从追赶到赶超的战略发展大计,寻求在超常规发展中突破“天花板”的路径与方略。全球格局下中国当然不能仅仅依靠“比较优势”,而是必须顶住经济发展先行者对后来者的压力,力求通过经济追赶真正达到赶超。在追赶过程中,中国基本已经逐步走过技术模仿的阶段,赶超阶段制度红利的发挥及其对技术创新激发作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而中国的制度变革必须完成攻坚克难取得决定性成果。因此,我们必须强调:制度供给是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最可选择的“关键一招”和“后来居上”的龙头支撑因素,而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制度”,需要政府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来加强其有效供给,达到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的良性结合。制度与行为联通机制的优化再造,经济发展中整个动力体系的转型升级,决定着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与潜力、活力释放。在优化制度供给的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在和平发展、全球“命运共同体”式寻求共赢、摒弃“你输我赢”旧思维的哲理与合作竞争框架下,通过攻坚克难制度变革的成功,来保障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潜力释放、实体经济“升级版”的实现,从而真正以“追赶—赶超”进程,跨越横亘于前的“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儿!
(本文摘自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作者:贾康 苏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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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开“中等收入陷阱”,亟待变革制度要素
文|杨国英5月5日,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发表演讲,演讲内容被媒体以《许小年:中国已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了》为题发表,迅速成为热议话题。对许小年教授的观点,否定者有之,建议重视者有之。5月8日,中央电视台财经评论员刘戈发表观点,认为“中国已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论断不确。此前一天,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则表示,对这一话题“不接受‘否定论’,也不赞成完全的‘乐观论’”。贾康同时表示,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实现“中国梦”的顶级真问题。从实证的角度讲,认为中国已经掉入中等陷阱,是基于对未来的逻辑判断,这一结论准确与否,最终需要时间验证。然而,中国近几年面临的增长困境,对投资拉动的强依赖,的确是值得重视的。一个需要直面的简单事实是:过去十几年,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是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但随着人口红利的衰减,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应该更多地来自低端产业高端化转型。在转型阻力过大的情况下,重复过去的投资拉动模式将是低效的,势必难以在根本上扭转经济的长期颓势。以务实的态度讲,对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直接源于对人口老龄化的担忧:随着劳动力人口的持续衰减,低生产率的产业也会持续萎缩,而如果劳动力人口持续充裕,经济转型的速度慢一点也是可以接受的。5月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新的报告就直言,人口老龄化和生产率低或为亚太经济杀手。而对于中国来说,虽然2016年全面放开了二胎政策,但出生率并未有明显回升,且65岁以上人口比例不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这一年龄段的人口在2050年将占劳动人口的50%,远高于目前的15%。劳动力人口数量不足,必然需要质量来补,在理想的状况下,人才质量的提高,应该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与过去十几年不同,未来中国经济需要更多的专业人才、中高端人才,而不是从事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没有接受过系统化专业训练的劳动力。专业、中高端人才作为未来的新中产阶层,创造GDP的能力将超过后者,在较好的经济回报下,年轻人才能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养老压力,同时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应该说,这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理想图景。产业升级和人口质量的提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密不可分的,但两者未来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要素的变革。从大的历史过程来看,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靠的是技术变革驱动,而当下,世界恰逢技术变革的重要的历史时间节点。目前来看,我国的很多新兴产业在起步阶段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大,但中国能否成为长跑冠军、甚至借助这一历史机遇超越美国等发达国家,取决于能否系统改变在产权保护等软环境方面的较大劣势。制度软环境的重要性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健全的制度要素是经济富有创新活力的根基,而当下中国经济向高端化转型,将会越来越多地碰触到制度缺陷的天花板;其二,过去很多年,制度缺陷直接导致了财富、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当财富越来越多地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导致社会中下层人口的消费能力不足,将会直接抑制社会总需求和经济增长,因此,当下中国需要创造相对公平的制度环境,以扭转这一趋势的加速。总的来说,由于人口红利、改革开放红利的释放,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几年间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粗放式的快速增长也意味着问题的快速积聚。未来中国要成功塑造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而绕开“中等收入陷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要解决过去因长期忽视而持续堆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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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继伟:中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性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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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在下大力气进行结构调整,也就是经济学上的结构改革,中期增长有可能达到6.5%—7%。这是一个需要努力奋斗去实现的比较乐观的前景。但是,我们也有另一种前景,即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
来源:清华经管学院官网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演讲)楼继伟钱颖一院长今天给我指派了一个任务。这个周末是清华校庆,明天校里有活动(清华建校104周年)。我今天到经管学院讲课,也算是对校庆的贡献吧。今天我讲一讲大家都很关注的原来高速增长变成中高速增长,可能吗?如果可能,什么样的路径才能够实现?否则的话会是什么样的?讲这么一个更宏观一点的题目。我想给我们同学一点启发,因为我觉得这里的问题很多都可以变成我们大家研究的课题。我讲的题目是“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我想讲四个方面。先简单地回顾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的特征。第二,当前经济阶段的特征。第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第四,走出“陷阱”、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实现途径。如果讲的面特别广,就没法概括,因此我着重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方面来讲。一、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阶段概括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早期,工资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是成本真实化的早期,当时我挣七八十元的时候,广东打工的挣二三百元。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把工资压得特别低,使得利润比较高,因为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高投资,高利润,高上交。早期成本真实化过程持续到九十年代的中早期,压抑的工资已经基本上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不平稳,而工资增长快,造成了通货膨胀压力。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了进一步工资成本真实化的第二阶段。原来养老支出、医疗支出以及住房支出都不反映在工资中,而是反映在企业的其他成本里,到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推行这些方面的改革,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货币化的改革,工资成本进一步真实化。随着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位,多元所有制的兴起,这段时间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得到了释放,再加上人口红利释放的非常充分。改革早期,基本是搞乡镇企业,到90年代中后期很多乡镇企业都垮掉了,因为真正的市场化开始后,遂形成了真正的竞争,那些夹缝中的乡镇企业不再有竞争力。劳动力开始真正的流动,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007年,其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在前面两个阶段,经济增长基本达到9%—10%,而且可以说是基本健康的;当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说养老、医疗、住房改革都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红利缩小了这些扭曲带来的效应,使得经济增长比较快。除了中间有一些波折或是外部冲击导致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总的来说没有大的问题。2007年是一个拐点。从这一年开始,工资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2007年在讨论《劳动合同法》,2008年1月实施。这个《劳动合同法》是很有弊端的,当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它的弊端主要在于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职工可以炒雇主,但雇主不能解雇职工,很多投资人离开中国也是这个原因。推行企业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欧洲就是这个问题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僵化。美国底特律行业工会力量很强大,工资福利特别高,如果以美国南部日本投资的汽车企业作为标杆的话,每辆汽车的成本要高2000美元,最终导致底特律汽车业破产。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劳动力增速开始减慢。而且农民工已经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择业标准也不同了。这时候需要尽快调整政策。也就是恰恰这个时候,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大规模的投资驱动掩盖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2009年和2010年,虽然工资增长很快,但经济增长更快。但不可持续的刺激政策消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又慢于工资的增长。归纳一下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就是如下三个阶段: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 9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2007年,2008年刺激以后一直到现在。二、当前经济的阶段性特征:“三期叠加”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经济换挡期是必然的。第一是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2011年是8.1%,2014年是10.1%,这个比例超过10%就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二是劳动阶段的人口,即16—59岁阶段的人口,开始净减少,从2012年开始减少了300万,以后还会减少。第三,特别是2007年开始,工资陡然上升,工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2014年,我们的人均P是7500美元左右,比马来西亚低,比泰国略高。但是,据中国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显示,上海的工资是吉隆坡的1.16倍,曼谷的1.8倍。我们的工资已经没有竞争力,与此同时,劳动合同法又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其他约束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需要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才能推动增长,否则工资增长长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就会带来通货膨胀或“滞胀”。因此,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当然经济学上讲的政策包括改革,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低于5%。由于近年来工资增长非常快,沿海一些地区制造业已经开始化,它的规模和速度都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现在,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机器人是在中国,当然是比较初级的,智能机器人比较少。这使得劳动生产率在变化,在提高。如果没有这些变化,我们的潜在经济增长可能还会低。三期叠加中的第二期是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在经济学上,经济结构调整是指为结构调整而实行的结构改革。这部分内容将放在后面来讲。先来看看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前期刺激政策带来了一些问题。第一是高杠杆率。关于杠杆率,有很多的说法。最近彭博社说是280%,也有的说是230%,这些说法可能都有其分析依据。最简单的是看M2和之比,这个比例现在是193%。我认为,拿这个比例和美国比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美国不是银行占主导的金融体系,而是以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比较国际可比的是欧洲,因为欧洲也是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但是欧洲的M2/GDP是160%,我们是193%。这个比率自2008年以来,提高了大概四五十个点。在杠杆率中,有40%是政府债务,主要是地方政府债务大规模地上升。据审计署审计,到2013年上半年直接由地方政府承担偿还责任的债务是10.9万亿,一年多过去了,这个数字又有增加。间接承担偿还责任的部分,一般情况下代偿率可能是20%,但经济下行时,有可能大幅度上升,这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我们可以看一个简单的数:设备投资占总投资之比。2007年是23%,2013年降到20.4%,降了2.6个百分点。设备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直接相关的。那么,前期刺激期大量的是造城和房地产。所以在消化期,要去杠杆,而且要稳妥地去杠杆。去快了,不行,像美国2008年、2009年、2010年快速去杠杆,导致2009年和2010年经济增长是负的,失业率11%,加上一些不愿意登记失业的,实际失业率高达16%。我们没有那样的承受力,所以要考虑缓慢地、稳妥地消化过剩产能和去杠杆,还要恢复劳动生产率。仅从这两期叠加看,GDP增长速度是不乐观的。三、结构调整期和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们在下大力气进行结构调整,也就是经济学上的结构改革,中期增长有可能达到6.5%—7%。这是一个需要努力奋斗去实现的比较乐观的前景。但是,我们也有另一种前景,即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停滞陷阱,但是容易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1050美元到1247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美元,是中等偏上,我们现在就是中等偏上。拉美一些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也是在这一阶段停滞的。为什么我们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刚才提到,我们的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下降来得太快。五六年前我们还在谈论刘易斯拐点,很快就发现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老龄化,即65岁以上人口占比快速上升。据社科院的研究表明,从老龄化比率从7%上升到14%,世界平均时间是40年,我国是23年;14%上升到21%,世界平均时间是50年,我们是11年。劳动力人口以每年二三百万人的速度下降,要降20年。为什么特别容易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怎么滑入的呢?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增长主要来源于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如果政策是比较合理的,而且重视教育,特别是有效的教育,就可以带来人力资本的提升,这时候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收入也在提高。由于开始时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所以工资的增长并不是很快。这个时期资本收益很高,资本积累非常快。伴随这个过程的是,资本质量得到提升,经济向价值链更高端跃升,工资在上涨,然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当然这个过程是转型过程,也是各方面矛盾交织的过程。成功地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就可以脱离停滞陷阱,否则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我国比较不利的是,这一过程的时间比较短。如果说过去没有学苏联鼓励生育,然后又不得不实施计划生育,那么这个过程会是逐步的。所以现实情况使我们更要有紧迫感。不滑入陷阱需要什么条件呢?要有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资本提升的政策;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和交易,特别是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拉美为什么出问题,第一是不开放,第二是劳动力市场逐步僵化,还有民粹主义。东南亚的问题和拉美不太一样,他们还有另外的问题,如法治化比较差。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条铁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我们说的八十年代开始的那一阶段不是一个正常情况,那是一个人为压抑工资成本后的真实化的过程。还有一个一般规律:政府收入占比,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宏观税负,要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在这些环节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这些环节往往是综合的,容易表现为民粹主义,社会浮躁,法治缺失,腐败盛行,最后出现陷阱。对中国来说,还没有这么悲观。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些条件,比如开放,我们一直是开放的。我们是开放的受益者,是加入WTO的受益者。我们自己和国际的分析都认为,WTO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而且我们是全方位的逐步开放。我们的财政能力应该说还是比较强的,而且总体来说是比较谨慎的,劳动力的流动性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比如我们并没有像欧洲和拉美那样搞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一个企业内部应该推行企业职工和雇主的集体谈判,但是绝不能搞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推行劳动力市场改革时,第一项措施就是终止区域集体谈判和行业集体谈判。拉美行业集体谈判带来的问题也很大。巴西各行业都推行,工资过快上涨,然后是通货膨胀,结果是普通贷款利率、债券利率高达20%,对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影响。我在中投公司时,去巴西访问,正赶上巴西银行业工资集体谈判,银行业工会一带动,不管是有效益的银行还是没效益的银行都涨工资。这种情况下,谁敢去投资。但是,我为什么又觉得不乐观呢?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问题,也就是劳动力和土地为代表的要素流动性、产权保护、对外开放等等,在其他国家可能有二十年的演化过程,但是由于我们未富先老,只有五到十年的调整期。在三期叠加中,换档期是客观的,即使其他条件不变,只是人口结构变化,经济增速就必须换挡。消化期的高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产能过剩,也是客观的。如果我们不做出很有作为的一些调整,落入停滞陷阱的可能性是很大。四、保持中高速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要想保持中高速增长,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样的途径呢?特别是,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途径就是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了大量十分具体的改革任务,最具决定性的任务都要在2020年完成。落实两次全会确定的任务,我们就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学上说,所谓改革,就是校正扭曲,使潜在的生产力释放出来。第一个最大的潜力在于释放农业人口。2014年,我们的城镇化率是54.8%,比我们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低10个百分点;而且其中按户籍人口算城镇化率为35.9%,其他是所谓的常住非户籍人口。我们必须要劳动力人口的增长,才有增长的基础。那怎么释放人口呢?一个是改革农业,2014年,我国粮食生产1.2万亿斤,但各级财政大量补贴,是一种从种子到餐桌的全程补贴。补贴干预了资源配置。比如说,东北应该是漫山遍野大豆高粱,但是补贴后的玉米成本是6毛钱,国家再按八九毛钱收购,相当于再补贴,所以农民都改种玉米。但玉米市场价格人为抬高,玉米加工企业大量亏损,又在争取国家补贴,于是补贴变成指导资源配置。我们应该减少对价格的干预性补贴,可以对勉强耕作的农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等生态恢复的活动给予补贴,而对农业生产应回到承包制时的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卖、怎么用由农民自己决策。现在的做法就是国家用所谓的经济杠杆直接配置资源,而不是市场配置资源,国家作为补充。怎么办呢?就是把价格放开,让农民根据比较效益自主决策。资源配置的结果,很可能是因粮食收益不高,出现耕地集中化经营,达到平均收益,分散的农户发展各类种养业,相对收益较高,农业合作组织获得发展,帮助农民连接市场。目前,经过大量补贴后,我国粮食价格仍高于国际市场,反映了我国的农业资源条件相对较差。价格放开之后,资源配置的结果,必然是粮食生产减少。其实不必过分担忧,适度进口就行了。例如,阿根廷关心的是中国人得买它的大豆,韩国人拍的纪录片《超级中国》,一上来就说阿根廷40%的耕地种的是大豆,主要卖给中国人。种大豆的收入比过去畜牧业收入高,阿根廷能回去吗?他们会卡着不给我们吗?如果我们不进口,这些国家马上会来交涉。我们保住了基本口粮,一些非关键品种如籼稻都可以适度进口。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主流。特别是民选政府国家,如果卡住农产品出口,政府就要丢选票,就站不住。那么,如果发生严重紧张的国际局势呢?很好办,保留一年的库存周转,搞好种业,然后还草一耕,几个月就长出小麦,还湿一耕,几个月就长出水稻了。放开价格,让市场配置资源,实际上是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市场配置。按照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农用土地的流转试点现在也已经开始了。还有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与国有土地在同样用途管制的情况下,同等入市,也在选一些地区做试点。这些全部推开后,几百亩上千亩的大户就有可能越来越多。当然在WTO“黄箱”约束之内,我们仍可以适当地对粮食提供补贴,但是不要全过程补贴,应该实行后补助。所谓后补助就是设定一些标准,比如按农药、化肥残留标准。因为施用农药、化肥越少,产量越低,适度补贴后还可以卖高价,让农户自己选择。通过对上述方面的改革,我们可以释放出农业劳动力、合理利用农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农民的收入也可以增长。第二是户籍改革。这也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大改革,而且公共服务资源应该随着人口的流动,特别是其中的教育,当然也包括卫生和医疗等。财政部和教育部合作,推行终身学籍制度,正在探索义务教育资源随着学籍流动。现在已经开始了,但是不理想,2014年7月份户籍制度改革文件下发,到现在为止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的方案,而人们最愿意落户的那些省份一个也没有。第三,合理的城镇化。大量的研究表明,以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带,包括周围的小城镇,才有就业机会,比如设计、物流、生活服务,以及围绕制造业的一些生产服务业就业。西部地区很可能围绕省会以及一两个重要城市,形成城市带。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农业人口转入非农部门,于是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我们必须打破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一些障碍。现在各地都对劳动力流动有限制。在1954年《宪法》中,我国劳动力人口是有自由迁徙权的。1958年的时候逆转了,因为全面进入计划经济,随后实行最严格的人口流动管制,直到1982年《宪法》重新修订,但当时仍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其后屡次修改《宪法》,劳动力充分流动这个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在宪法正文中都没有改入。目前相当多的地区规定必须有产权房才能够落户。这也是造成住房价租比畸高的重大扭曲。租房为什么不能落户口,在德国80%的人租房,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大城市病”。劳动力向最能发挥其效能的领域和地域流动,是城镇化的应有之义。当然,可以有适度限制,主要是考虑公平性。有的国家的一些省州规定,要在当地交税达到一定时间,子女才能享受上省州立大学的优惠。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服务业和制造业有可能向价值链比较高的方向发展。实现这一条就需要解除管制,放开市场进入。现在国务院正在推简政放权。克强总理一直在讲,创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已产生应有的效果,特别是在创造就业方面。在进一步解除管制的同时,政府也可以采取适当措施,支持引导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财政现在成立了一些基金,把过去直接面对企业的资金改造成“种子基金”,就是引导社会上的一些基金对企业创新投资,比政府自己做要强,而且还减少了腐败的机会。当然,讲到城镇化有必要讲房地产税。我见过很多文章说地方主要靠土地财政,是看到土地基金年收支规模达到四、五万亿。实际上地方在土地上的净收入并不多。全国平均,土地拆迁补偿、安置及土地整理后的净收入约占毛收入的20%。问题主要在于地方不断依靠新增土地获得收入,造成了用地扭曲。今后农村建设用地在符合用途管制的情况下,同等条件入市,地方财政土地净收入还可能少一点,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总是靠土地增量来解决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七八年,建设用地增加了70%多,常住人口增加了50%,人口密度是降低的。我们的城市不仅人口密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不要说OECD国家,而且交通还比人家拥挤。这就是用地扭曲的表现。今后应该有一个好的激励,而房地产税是一个好的激励。激励地方政府盘活存量,城市集约式发展。第四,社会保险体系必须改革。社会养老保险必须改成国家直接管,才能形成劳动力自由流动。三中全会明确了要国家统筹,但是,必须要改目前的保险制度,因为这个制度负激励效应太大。不改成一个正激励的制度,也就是三中全会要求的多缴多得的制度,单纯提高统筹级次,就是灾难。社会保险要精算平衡,收缴、给付、投资收益以及替代率、给付年龄等等都是精算调整的因素。不然的话,我们也是过不去的,马上进入的快速老龄化更过不去。医疗保险问题也很多,但不再赘述。上述这些改革都是三中全会中提出的重要任务,四中全会又提出了依法治国的180项改革。我们已经看到了改革正在推进,比如,在沈阳设立了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管辖东三省,在深圳设了一个巡回法庭,管辖海南、广东、广西,全国至少还得设若干个个跨区域的巡回法庭,这是促进市场统一、公正的重大改革。巡回法庭属于中央事权,将由中央财政承担支出责任。中央财政的支出占比要提高,也是三中全会确定的。总之,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决定性任务,如果到2020年我们按时完成了,我认为是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而且这几年非常非常关键。由于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因素,人家有二十年时间的变动,我们可能就只有十年要做那么多的事,才能够使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去,走出停滞的陷阱。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推进改革外,还要处理好两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去杠杆化,不能再积累,但是又不能经济失速。在企业方面,现在股本市场比较好的时候,应该大力发展股本性融资,比如私募基金、风险投资。资本加大了,债务率就下来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失速和规范有时候是冲突的。改革是需要规范的,比如对地方存量债务的处理,要清理也要给出路。要置换债务缓释风险,转换方式,例如转成规范的PPP方式,从而在规范中增长。另一个难题是社会稳定与改革力度之间,改革的进度和改革力度之间也要平衡。例如,2008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是一部过分超前的法,可能超前50年。但修改它要取得共识是很难的。2011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规定个人账户可以继承。保险是大数定律,互济原则。买了保险最后的结果是相当于同等年龄段的人,互相之间互济。说直白点,就是短寿补长寿。保险法却规定为储蓄了,而不是保险。那么长寿者怎么补呢?只好提高单位的缴费率,大多数人却认为这是对的。医疗保险应该是一辈子缴费,而在我国退休后是不缴费的,绝大多数实行基本医疗保险的国家是退休后还要缴费。美国比较特殊,是65岁开始缴医疗保险,缴到终老。在65岁之前是税收政策支持的商业保险。这些难题都是老龄化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社会稳定与改革力度之间,改革的进度和改革力度之间这两个权衡,难度比20年前大多了。我认为,我们如果不采取措施,就有可能是5%左右的增长速度,但如果采取措施真正推行很好的改革,6.5%—7%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是实实在在,人民在当前和长远都受益的包容性的中高速增长。上述列举的改革措施,其实都是三中、四中全会规定的任务,有些已在推开,有的正在试点,有的处于积极准备阶段。我们要坚定地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文件规定的要求,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尽我们所能往前推,再难也要做到。现在正在开始研究“十三五”规划了,这些问题都摆在我们面前。不仅是指标,更大的是怎么落实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任务。所谓途径,就一句话,按照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真这么做就对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中高速的增长,而且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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