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交于 周四, 05/06/2010
这是一本来自实践的书，也是网络Blog类型写作的一个延伸。我的经历是从事电子行业设计工作十余年，计算机行业研发管理十年。现在电子、计算机和通讯行业均已纳入IT行业，故本书的副标题是“一位IT设计和管理人员20年的经历和感悟”。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不少IT企业都希望构建自己的研发中心。而构建一个研发中心需要3－5年的入门时间，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流程，则需要更多的时间。
怎样建立和管理一个有效率的研发机构，当前有很多书籍可以学习。小到一个研发团队的管理，大到一个企业的研发竞争策略的构建等等。但这些大都是舶来品，其中所描述的管理方式固然很科学，但是作者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中国特有的文化氛围。怎样把西方科学的管理和中国的人文特色相结合，让中国人做到科学的管理？
在本书中，马宁伟先生总结了自己多年的IT从业经验，给我们做了很好的分享。就我看来，他的很多想法和行动与中兴通讯所倡导的管理方式不谋而合。相信管理者能从这本书中借鉴到适合国情的管理经验；资深工程师能从这本书中得到人生的共鸣；刚入门的工程师能从这本书中学到对待工作的态度，悟到做人的道理……
这是一本值得反复研读的书，对中国万千在IT技术领域奋斗的工程师来说，它是一位难得的良师诤友。希望能有更多像马宁伟先生一样的资深工程师、管理者出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教训，让我们大家一起互勉互励。
中兴通讯数据事业部硬件总监
日，我去深圳出差。在机场前往市区的路上，接到了我的前领导马工的一个电话。马工嘱咐我为他的新著撰写一篇推荐序，作为晚辈，我实在是感到诚惶诚恐。
虽然马工是ABIT上海研发中心的最高领导，但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都称他为马工。这源于他的设计工程师的背景，也是因为他希望我们这样称呼他。马工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益友，对我的工作生涯有着很深的影响。我和马工在ABIT上海研发中心一起工作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由于公司发展的需要，中心于2002年11月迁往苏州新区，而我选择留在上海，但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现在一讲起我们ABIT的同事，我总是感到非常的自豪。上海ABIT的同事从分开到现在实际上已经有3年左右了，但我们这些ABIT的同事在每年还都会聚在一起几次。这是我们ABIT同事团结的象征，在别的公司是非常少见的。我和现在的同事聊起ABIT同事聚会的事情，大家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对我们ABIT同事间的友谊往往都会大加赞赏。我个人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马工当时提倡的人际关系良性互动、合理竞争的功劳，他让我们这些同事成为了真正的朋友。
在本书中，马工用他的博学和丰富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工程师所需要的知识和职业素养，如何通过先进的管理方法和人文关怀来赢得人心。马工有非常好的洞察力，能体贴入微地了解每个研发工程师的心态，从而做有针对性的管理。正如马工在书中写的，“在很多管理细节上，并不要花钱，就是需要有人以“服务”的心态去做。而传统的行政人事部门，工作的出发点就是“管”。其实真要管的东西不多，要多向前走一步，帮人忙的事倒是很多。以服务的心态去做事，别人的感觉就会舒服了，大家做事效率自然就高了。”
大型台资企业在研发管理、制造管理等很多方面代表了世界先进水平。马工和台资企业打了多年的交道，他对台资企业的工作流程、管理规则进行了有选择的吸取他在研发管理和产品制程管理中所取的成绩远比书中写的多，这在我们向他请教问题时就能感觉到，马工的成功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在本书中，马工用讲故事的方式来描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通篇并没有刻意去强调某个主题，但只要细细体会，在每个章节，都能够从中学习到一些人生哲理和管理知识。
夏新电子上海研究院便携设计部副经理、
技术管理部副经理
2005年5月我发表在《IT经理世界网》站上的18篇Blog文章：“理想、激情、生存”引起了IT行业和社会上很多网络读者的关注，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读者的鼓励和进一步的要求，也收到了一些直接发给我的E?mail。网上读者的反馈令我非常感动，也给了我足够的继续写作的动力。
实际上那是一个提纲性的文章，恰逢中国市场出版社的编辑相约，希望我将其系统地整理起来，编辑成书。其间出版社的编辑对本书的结构、内容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出版社也专门讨论，起了很好的书名。我的妻子韩素琴和朋友霍正光、韩素珍读了本书初稿，在可读性方面给我提了很好的意见。
这是一本来自实践的书，也是网络Blog类型写作的一个延伸。我的经历是从事电子行业设计工作十余年，计算机行业研发管理十年。现在电子、计算机和通讯行业均已纳入IT行业，故本书的副标题是“一位IT设计和管理人员20年的经历和感悟”。
本书实际上包含了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己的IT职业历程，介绍了一个普通人的成长，按时间进程来叙述，以记录为主，是一种自然的表达，读者可以拥有各自的解读空间。另一部分是职业的经验和思考，写了IT行业的产品研发管理的方法和现况。按专题来讨论，议论多一些。
事无定法，水无定形。就像当年报告文学的写法和归类引起质疑一样，Blog类型写作也需要写者的努力和读者的了解及认可。
我认为，书的可读性是一本书达成目标的第一步；读后能引起人的回味和思考是达成目标的第二步；读后有了印象，日后遇事时再能拿出来，翻到相关页，作为应对事件的参考，是一本书达成目标的更高层次。举例来说，做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很怕杂事缠身。在研究难题时，最怕的是正在冥思苦想，刚有点思路，就被人叫去开不太相关的会，思路被打断，还有苦说不出。碰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公司应该对研发部门采取哪些特别的管理措施？类似这些问题，本书中给出了答案，只是这个答案埋在书中一些描述性的情节之中。所以我相信这本书是可以在读过之后，又被想起来再读的那种。
我个人读书的习惯是希望能从一本书中多读到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信息。基于这点，我在书中用了一些在IT业，特别是IT业的外企中常用的英文单词。这是让读者知道IT业的专业人员说话习惯，即中英文夹杂着说一句话，也是介绍一种从关键词中学习英文的方法。很多在外企工作中学会外语的过来人都对我说，他们就是通过这样中英文夹杂的说话方式，慢慢地不知不觉中过渡到了能够将完整的句子用英文表达的程度。为了方便读者，本书特地在附录中列出了“IT外企常用英文词汇解释”。
在技术变革和市场经济背景下的IT职业生存，充满活力，也充满变数。主流信息与社会实际的脱节，学校教育与企业需求的巨大差距，初入道者也必然会碰到我曾遇到的类似境况或迷惘。我相信，这些读者从书中可以找到某些答案和得到某些借鉴；我更相信本书将从同样做研发管理的伙伴那里得到更多的共鸣。写下这本小书，也是我对社会的回馈。
从乡村到城市，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历经国企、民企、台资企业和外企，从懵懂青年到职业技术管理者，在IT行业跋涉20余年，我感谢工作过的几家公司，特别是与我共事的很多同事，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使我受益，激励着我不断前行。
那个年代的技术启蒙
青少年时代，我多次感受到了社会中灰色和无常的一面，我们看到的社会与学校教育中说的完全是两回事。怎么样才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一位与我有同样经历的小学同学写信对我说，人要有“一技之长”，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所以，从进工厂起，我就有了个理想：奋斗十年，成为工程师。
真正的原创性的研究和设计是非常锻炼人的，也非常有挑战性。这样做出来的产品，对公司来说也掌握了真正的技术。在我二十年研发工作经历中，这样的技术上深层次的项目不多。事实上，现在很多国内IT公司的研发部门也是如此。我见到的一家国内PC大公司的名校毕业生，在外观堂而皇之的研发中心津津有味地做着整机级的模拟用户使用时的测试。没人告诉他们，这不能算是研发。
人的一生可能重要的就是那么几步，机会也就是那么几次，如果都走对了，又都抓住了机会，那么就会有所收获。回顾二十年来走过的职业道路，对我的人生起重要作用的第一步就是心诚遇良师，在那个技术紧缺的年代让我得到了受益终身的技术启蒙。
得天独厚的师承
1977年，在阳光明媚的5月，我进了宿迁无线电厂工作。今天，已极少有人知道这家厂了，但当时这家厂还是有些名气的，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工厂里负责新产品设计的队伍中有在“文革”中遭解散的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南无”)的校长、教导主任、系主任及各科教师。其中有中国第一代电化学专家叶厚禺，第一代无人驾驶康拜因(拖拉机)的无线电控制设计者赵骥，第一代无线电专家洪瑞楫，第一代雷达设计师赵柏林，第一代飞机机械师龚维蒸，还有靠“自学成才”的在20世纪60年代即成为国营华东电子管厂工程师的张世昌等几十位杰出人才。
这些人才，多是因政治运动，先被排挤到学校，再被下放到宿迁。在文革后期，宿迁县依靠这些人才办起了宿迁无线电厂。叶校长当了厂革委会副主任，教导主任俞家琦任新产品部门负责人。工厂的产品是晶体管图示仪和集成电路测试仪以及微波测试仪器。他们给这个小城留下了一批代表中国电子技术水平的产品和一些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他们收到的国外亲友寄来的各种技术资料和从1860信箱订来的影印本原版杂志，像美国的Microwave和IEEE的杂志也引起了我们年轻人极大的求知兴趣。
1977年底，工厂举办了“微波漏能测试仪新产品设计/生产鉴定会”。会上来了很多领导，包括电子工业部科技局、生产调度局的局长和处长，省电子局局长及县里的领导。在吃饭时的座次上，大家推让不已。因为从级别上讲，部、省来宾应坐上席，但来的贵宾中多为“南无”20世纪50~60年代的毕业生，面对原校长和老师他们都不好意思坐上席，后来还是叶校长坐了上席。产品通过生产鉴定后，电子部还拨款在宿迁无线电厂建了全国最先进的微波屏蔽暗室，包括从美国进口的微波发射和接受设备。这是迄今为止这个小城得到的最高级的电子设备。据粗略估计，20世纪60~70年代，在中国的电子工业中，不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部门中的技术骨干和管理干部，其中有1/5是“南无”的毕业生。
那时候这些“南无”的老师们都在工厂的新产品设计部门，工作气氛既严谨认真又轻松幽默，还有常见的知识分子互相不服输的较劲心理。好像是约定俗成一样，每天下午3点钟左右大家会到走廊中间的一间大房子里休息一下，聊聊天，老师们也会谈谈设计中的技术问题。我们年轻人多是充当他们的听众。
有一天大家起哄，让年近六十岁的赵骥老师与年轻的刚毕业两年的大学生，也是数学解题高手的陆伟青比做高等数学题，有人找来同济大学的高等数学习题集，选了五道题。两人同时开始做，结果是陆伟青先做完，但是做错一题；赵老师晚了六分钟做完，结果是全对。赵老师说，高等数学题自己已有二三十年没做了。我们问他为什么现在还能记住这么多微积分公式。他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高等数学题做了两三千道，把能找到的题目都做了，所以做微积分题就好像做加减法一样，永远不会忘掉了。在他们这一批工程师中，功力深厚的绝非少数。像龚维蒸老师推导机械传动中的“简谐运动”公式，一口气可以写四大黑板，完全不用看书。
龚维蒸老师原为系主任，戴一副圆圆的眼镜。他当时已有50多岁，头发花白，白白胖胖，身材与人一样给你一种敦厚的感觉，看着他，脑中就会自然冒出“一团和气”四个字。他是南工(现东南大学)双专业1950年毕业的本科生，也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第一本《无线电设备结构设计》教材的编写者。在工厂是结构设计室的主任。
当时有六七个高中毕业生跟他学模具设计和仪器结构设计，我是其中一个。我们每天半天学习结构设计专业理论，半天工作。龚维蒸老师主要给我们上四门课：《机械制图》《材料力学》《冷冲模设计》《无线电设备结构设计》。他讲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结合实例。总是鼓励人，从不批评人，也从没见过他发脾气，是一位真正的敦厚长者。当时我们基础实在是太差，他讲完一点，总是会问我们：听懂了吗？因为我的好问和勤奋，很快在几个人中脱颖而出。技术上有任何问题，龚老师都能回答得清清楚楚。有一次龚老师对我说，你提的问题不错，都是经过了你的思考。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龚维蒸老师教给我的技术要比别人更多一些。
一年多的上课使我打下了良好的无线电设备结构设计理论基础，我当时还花半个月的工资买了美国材料力学权威铁摩辛柯写的《材料力学》一书，硬啃了很长时间。一直到后来我读了大学才知道，龚老师为我们选的课是多么准确和有效，使我们一点弯路没走。我的一个大学老师跟我们说的是：学好《机械制图》《材料力学》，给你半个工程师。对一个电子产品结构设计工程师来说，真是金玉良言。我跟着龚老师学习设计了十几副冷冲模具，包括复合模具、连续跳步模，并成功地投入生产。看着自己的设计从脑中设想变为图纸，再成为零件并做成产品，心中就特别地开心。
那时做仪器框架设计，没有铅型材，框架是用薄钢板涨筋加折弯做成的。涨筋模是比较有难度的模具。龚老师设计了零件和做这个零件用的4“哈夫” 涨筋模具，生产时要用200吨的冲床来做。开始试冲时模具被卡死，不能脱模，我们跟在后面看着龚老师调整模具的滑块行程、配合精度，增加润滑，提高卸模力，问题一步步被解决，从中学到了很多实际经验。
我跟龚老师保持了二十多年的来往，但奇怪的是想写下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却什么也写不出。不过每到过年，我去看他时，听他说话，真是如沐春风的感觉。他的那种淡泊从容加上对专业领域的透彻掌握，实是一种人生难达到的境界。而且他是那种有求必应的人，所以工厂很多技术事都会找他帮忙。只可惜我从他那里只学到了技术知识，没有学到他那种气定神闲的心态。十多年后，有一次我被叫到生产线上去处理问题，别人都面部紧张，看我面带微笑，问我怎么不急，我说是吗？我才知道那种表情原来是“胸有成竹”的自然流露。
我的另一个师傅是张世昌，因为工厂要自制一套4开制版机(用来做PCB胶片的机器，即大型工业照相机)，他点名要我去。我被抽调到这个产品设计小组跟他学做结构设计，实际上主要是制图，将他的设计思想用图纸表达出来。第一天到这个产品设计小组，他让我削支铅笔，结果他不满意。他自己削了一支让我看：用中华2H铅笔，笔杆前端削成20mm长的圆锥，铅芯露出圆锥5~6mm长，再用细砂纸将铅芯磨成圆锥形，铅芯尖头直径0.2mm。然后他用丁字尺画了一条直线，一边画，铅笔一边转，铅笔与图板倾斜成60度。他说，这样笔尖不会一下被磨秃。削好铅笔后，他让我写0~9的阿拉伯数字。我写完后，他说，你数字写得不错，我推荐你去财务科。看我脸涨得通红，他说“8”字要这样写：我看着他用了四笔，每笔一个半圆写成了标准的仿宋体“8”。就这样我跟着他一丝不苟地开始了制图工作。他教会我选择三视图的技巧，运用局部剖视图和重复剖面图的表达方法，特别是强调要精确、简洁、完整地表达零件，不能少表达一个要素，也不要多画一个视图。“让水平低的人也能看懂你的图，才是一张好图纸”，“好的工程图纸就是一幅艺术画”。这些设计理念，深深地影响了我。他极富创意，教会我巧用机械原理，实现制版机结构和传动的设计。我们设计的滚珠丝杠传动副一个人站上去，用手轻轻转动手柄，就能把人从轨道上带走，使我感到了机械的神奇。一个个想法从图纸变为实体零件，也使我渐渐地喜欢上了技术工作。
一次，有一台冲床的“冲头把”断了，它的头部是球形的，按当时的加工条件，高精度球形金属零件是比较难加工的。张世昌老师后来想出了在铣床上用倾斜的铣刀盘旋转时画出的圆弧加上用铣床分度头进行微小的步进分度，在铣床实现了球形加工，并通过手工打磨使球面达到了光洁度的要求。
在没有高精度的测平仪时如何测出一个物体的表面平面度？张世昌老师教我们可以站在屋内面对窗户，看光线透过窗框在被测平面上的投影。当你移动被测平面，而窗框的某一条线投影在被测平面上清晰度都始终如一，则被测平面已高度平整。
张世昌老师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做的古筝，被淮阴地区剧团长期使用。他甚至教我们自己制作小提琴，告诉我们做小提琴要用什么木料和什么特别的剖料方式，并带着我们在木材厂的原材堆放地里四处找寻合适的木料。这个问题在我后来带的多个研发团队中，作为有奖问答，几乎无人答出。
他给我，也是给那个小城留下最深的影响的也是一项匠心独运的设计。当时有一出大热的话剧叫《于无声处》，各地都在排演。此话剧有两个多小时，要反映的情节是24小时。张世昌老师用一座钟改变传动比，加上硬纸板做成大钟面和表针，用缝纫机做车床加工精密零件。钟做成后，挂在舞台上，演出时，这个钟成功地反映了剧情需要的时间变化。
张世昌老师家住县图书馆。他太太是20世纪50年代的北大图书馆系毕业生，当时是县城图书馆馆员。星期天我去借书时，常看到他一家都在图书馆院中读书。他看的杂志、书籍面非常广，比如《化石》《乐器制作》等冷门杂志。我从小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但限于文学类。进工厂后，因工作需要也常借技术书看。受他的影响，我开始读《地理知识》《航空知识》《科学画报》《化石》《考古》《摘译》等五花八门的杂志。
工厂主产品JT—1、JT—3晶体管图示仪畅销全国。这种设备每台成本几千元，销售价75000元，市场竞争也不激烈。年是我学习技术的最幸福时光。那样的学习、工作条件，可能今天的研究生和一流企业也不能具备。工厂环境在当时也称得上是花园工厂，有良师，有一个好工作，有技术可学，衣食无忧，没有什么竞争，还有一个自己心仪的女孩是同事，刚刚从生活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我，真的好像是来到了理想中的乌托邦。
我是1970年随父母从南京下放到宿迁农村的，1974年在宿迁中学高中毕业，1977年才进这个厂，岁月蹉跎。实际上，在我初中毕业时就面临着不能读高中的问题。当地的中学校长说，我们贫下中农的子女还不能读高中，怎么能轮到你们呢？那时不知是一种什么力量促使我一门心思要读高中。后来经过父亲的努力，才进了公社高中。随后父亲恢复工作到了县城，我也转学到了宿迁中学。
青少年时代，我多次感受到了社会中灰色和无常的一面，我们看到的社会与学校教育中说的完全是两回事。怎么样才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一位与我有同样经历的小学同学写信对我说，人要有“一技之长”，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所以，从进工厂起，我就有了个理想：奋斗十年，成为工程师。当时文革刚过，全民学英文、学技术，工程师寥寥无几，是大众心目中千里挑一的人物。
1978年起，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原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复校，老师们陆续回宁。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成为工厂结构设计的骨干分子。当时，中国医科大学的张作范等三个老师发明了立体幻灯投影仪的原理样机，与我们工厂技术合作进行产品化开发。我在沈阳与他们做联合设计一个多月，得到了一次技术锻炼，也知道了光学行业是以0.001mm为精度单位的。后来，我们做成了5台样机。立体幻灯投影仪可以用来做医学解剖教学，他们和我带着样机到卫生部做演示。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卫生部的一个办事员比大学老师“牛”得多。
后来我独立承担了设计一条仪器生产流水线的任务，为此特地到福州福日电视机厂参观，当时该厂有中国第一条从日本进口的电子产品流水装配线。回来后，从规划、设计装配图到零件图，然后再选定调速电机、继电器、调速控制器、减速箱、链条、轴承，全部都由我一个人承担。记得我在上海的北京东路第一五金店选定需购物品后，当即借用店里的电话通知厂里电汇款项，只留下一张工厂介绍信，订购物品即让我带走了，那时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任是现在的人做不到的。流水线设计制作完成后，第一次在宿迁无线电厂实现了仪器生产连续流水作业。
1978年，我参加了高考，可惜没考上。主要原因是当时我的工作已经不错了，没有全身心投入复习，现在看来是鼠目寸光。原本准备来年再考，可突然来了读大学的机会，那就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办并且冬季就招生，1979年2月开学。开始并没打算读，可是读电大有一个好处是可以带薪上学。就这样，通过简单考试，我开始读电大。另一方面，工厂新产品设计又需要人，所以我读电大的三年是一边读书，一边工作。
大学的三个要素：名教授、图书馆、实验室，实际上电大仅具备了第一个。当时授课的大多是清华、北大的老师。电大也成就一批名师，像教Basic语言的谭浩强、教英文的郑培蒂被媒体评为全国学生最多的老师。他们走到哪里，都被优先照顾，因为到处都有他们的学生。电大是全国统一教材、统一上课，通过电视同步传到各地。由于当时还没有有线电视，只能无线接收。县里电视差转台常出故障，刮风下雨天线摇摆，转播效果更差，屏幕上往往是雪花飘飘。一节课耽误了，就无法弥补，全靠自习。电大采取的是宽进严出，考试是全国统一试卷，考试地点相对集中。我们考试是在地区的淮阴市，完全没有普通大学老师、学生面对面的种种便利。我们那个班开始有50多人，一学期下来就不见了一半，一年后还剩15人，到毕业时拿到毕业文凭的只有8个人。
读电大的三年，因为是一边读书，一边工作，时间根本不够，所以每天只能睡4~5个小时，整整3年几乎天天如此。尽管时间很紧张，我还是十分注意锻炼身体。我多年的习惯是冬天用冷水、夏天用热水洗澡。冬天清晨5点钟左右就起床，围绕县城跑一圈，大概5000米，再洗冷水澡。然后去办公室读书，到点再去上课。夏天则去运河游泳，每天横渡运河两个来回，大概有800米。所以尽管这样辛苦，身体还是很好，只是人变得精瘦，体重从120斤变成97~98斤。而且以后十年，体重未超过100斤。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恒心？除了成为工程师的理想，“书中自有颜如玉”才是真正的最大激励。
我的中学是在“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中度过的，数理化的基础很差。因此在学高等数学时往往需要将中学教材找出来看相关内容再学大学教材，这样做一道题目会需要一两个小时，有时心情很沮丧。我们同学中的王宇、邵军做数学题的灵活性和反应速度是我们大多数人不能达到的。之所以我可以和他们一样，能一关一关地闯过来，可能是比他们多花了一倍的时间。勤能补拙，我有了自己的体验。记得在上有机化学课时，半学期下来，我对这门课的基本概念都没有建立起来，化学反应的来龙去脉完全搞不清楚，上课时就是晕晕的。后来是找来中学的化学课本，再读了一些相关科普读物，才有所领悟，慢慢地读了进去。
后来，毕业设计使我找回了自信。我做的是“RL—2微波漏能结构设计”，那也是我们工厂实际研究的一个新产品，用来探测微波设备的微波泄漏能量。微波设备包括雷达、电视发射台等，超过30mw/cm2的微波对人体是有害的。在毕业设计答辩上，我从探测原理讲起，结合挂图介绍了主要器件——传感器。又介绍了为将传感器上获得的讯号能在表头上显示出来，需设计放大电路和转换电路，这就是电路设计工程师的工作。另一方面，为了让电路板和读数据的表头能放在合适的位置，需要设计一个支撑架；为了电路不受干扰，需要考虑PCB走线的电容效应，还要设计一个屏蔽罩，以防电磁辐射；为了保证移动中可正常使用此产品，特别要考虑防振设计；又为了传感器便于手握，特别要设计合适的形状、大小和重量。而这些就是电子产品的结构设计。我还重点介绍了产品中需要的一种材料：它既要能够被制成异型，又要能耐高温不变形，还要对微波无反射，包括为找到这种材料(氮化硼)所做的研究设计过程。
我的报告使评委们认为我是老师出身，善于表达。其实那时我是一说话就脸红的人，平时很少与人交流，只和几个投机的人才有话说。之所以能滔滔不绝地进行讲解，是因为真正用心地做了这个毕业设计，是“肚子里有”才说得出。也是因为这次答辩，后来我被请去做了电大兼职《画法几何》的辅导教师，才真正开始锻炼口头表达能力。
我之所以比较详细地叙述这件事，是想说明这样真正的原创性的研究和设计是非常锻炼人的，也非常有挑战性。这样做出来的产品，对公司来说也掌握了真正的技术。在我后来的二十年研发工作经历中，这样的技术上深层次的项目不多。事实上，现在很多国内IT公司的研发部门也是如此。我见到的一家国内PC大公司的名校毕业生，在外观堂而皇之的研发中心津津有味地做着整机级的模拟用户使用时的测试。没人告诉他们，这不能算是研发。我的一个感觉是这些年来国内很多IT大公司研发越来越浅，远不如20世纪80~90年代的企业。所以，整体上现在我们工业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可能离得更远。当然有些公司除外，像华为、中兴等。
十年磨一剑
设计管理的一个通则是，把技术问题解决在前端，将大大降低新产品失败的风险和成本，这是技术管理者要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我接触过很多的工程师，发现他们虽然在R&D部门工作了好几年，但并没有掌握他们那个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更糟糕的是，他们不知道做那个专业应该学些什么。没有一个好的师傅指导，会走很多弯路，甚至于就此碌碌无为。
一个成熟的结构设计工程师，就是在自己的专业内能将设计“一次做对”，并达到图纸表达清晰、准确、完整，设计的产品结构最简、成本最低。
写技术论文不仅使自己进一步理清思路，也会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因为你写的时候才会发现，有些问题原来自己并不很清楚，给别人讲课也是如此。写和讲看起来都是在帮别人，实际上也是于己有益的事。后来，我对工程师的要求都是要会做、会写和会讲。
初生牛犊不怕虎
我的父母已在1980年调回南京工作，因此我也积极寻求回南京的机会。1984年，经人介绍并经考试，我进了南京熊猫集团东方无线电厂。工厂原为南京无线电厂的收音机车间，后成为熊猫集团控股厂，主要产品是熊猫牌收录机和组合音响。
我先是在工艺科结构室，主要的工作是：在产品的设计阶段审查设计部门的结构设计图纸工艺性；在生产阶段承接设计部门的技术，写工艺流程卡(作业指导书)和处理生产线的技术问题。
就现在看，后一个工作任务就是现在很多公司里工程部的职责。而前一个工作任务在大多数公司没有专门部门承担，这也是很多研发部门新产品样机做得可以，但在进行批量生产时问题百出的原因之一。一个通则是，把技术问题解决在前端，将大大降低新产品失败的风险和成本，这是技术管理者要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半年后发生了两件对我有影响的事。第一件事是描图员忙不过来，我去客串帮忙，在描一张图时，顺便改掉了一个明显的设计表达错误。按理描图员是不应做任何改动的，所以这引起了那位设计师的不满。好在负责结构设计的副所长就在旁边，拿过去一看，说改得对，就这样了。他并且问我，“你怎么会知道要这样改？”我回答说，我以前是做结构设计的。第二件事是我审查一个新产品的一套结构设计图的工艺性，正巧就是这位副所长设计的。我找出来其中十几个制图和设计不当问题。看完后，我随口跟旁边的同事说了一下，谁知这信息迅速传到了他耳中，而且也不知是怎么传的。据说他听后是暴跳如雷，说我的图纸还会有问题，他一个小年轻，搞得不得了。我的室主任说：这是个不能碰的人，因为既是交大毕业的，又是副所长，以前类似问题我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时候，我的倔犟性格也出来了。我说：白纸黑字在那儿呢，大家都可以看啊。结果却是在下午当面沟通时，他一一修正了问题。
因为这两件事，由设计所长提出，将我调到了设计所。我回到了结构设计的本行，此时我实际上已有了6~7年的冷冲模和仪器结构设计经验。仪器主要用金属薄板做结构件，而音响的结构件主要是塑料件，塑料件的设计对我来说是个新课题。除此以外，像整机布局、电磁兼容性设计、热设计、防振设计等结构设计的内容都是相通的。我买了能够买到的所有塑料材料、塑料模具和零件设计方面的书，补充我的知识。
塑料因为其成型工艺的特点，可以被设计成复杂形状的零件，这特别考验一个人的三维空间想象能力。业界一直有两类产品结构设计师，一类是先设计一个产品的大概轮廓，再做一个手板，根据手板，再完善细节设计。另一类是完全想好细节，并用图纸完整表达，再去做手板，这种做法，改动会很小，但非常考验设计者的功力。我是一直坚持后者的做法。同理，做一个整机结构设计，首先要画装配图，没有精细的装配图就匆匆画零件图也注定会反复甚至翻船。直到今天，还是有大多数的工程师做不到这点，他们的装配图就是用三维软件(ProE或UG)将零件图装在一起，看看有无干涉就算万事大吉了。实际上，精细的装配图是要将零件图上不能表达的结构要素和配合偏差完全表达出来，这才是真正有用的装配图。
就结构设计工程师的制图来说，要过三关：第一关是零件图形表达关，开始新手总认为图很难绘制出来，其实你跨过此关后会发现，这是最简单的设计；第二关是视图选择，即使是用三维软件也同样有这个问题；第三关是尺寸标注偏差。这要有深厚设计经验和工艺知识做背景，才能标注得恰到好处：既满足设计要求，又不提高加工成本。所以考核一个结构设计工程师，就要看他的尺寸标注偏差。很多外行上司一眼看去，新手和资深的工程师图画得差不多，认为新手不错。其实新手可能会出现尺寸标注偏差不合理的问题，结果不知浪费了多少加工费，并且还会造成模具做不出来，影响新品进度。
一个结构设计工程师过了制图关，才只是向成熟的结构设计工程师迈出的第一步。做到什么样的水准才是一个成熟的结构设计工程师呢？我会在下一节中给出答案。
我刚到设计所时，参加过一个产品设计组，组长翁工对我不放心，老是探听我的技术能力。今天旁敲侧击一句，明天冷不丁又来一句，问的问题十分基础，弄得我哭笑不得。我只好对他说，你问的我都会，你没问的我也会，你大可放心。
后来因供货原因这个产品需要同时使用两家企业生产的录音机芯，而这两家机芯的一些装配尺寸又不一样，看起来不能兼容。我仔细地测量了两家机芯的不同之处，心中有了数。在讨论时，主结构设计师是位做了很多产品的老工程师，他认为要再开一副模具。而我说不用，只要在原来模具上做些更改，就可以兼容装配两种机芯。
但是当时面板已投入开模，有人说如果改不成怎么办。我说改模费用不超过5000元，时间不超过十天。所长问有多大把握，我说80%。后来决定用我的方案改模，但模具在浙江，改模时那位主设计师不愿与我同去，怕担改不成的责任，结果是我和一位模具师傅一起去的，一周改完，并带回了合格样品。
半年后，工厂要设计高性能的双卡收录机8400，也是新手但有相当才气的丁石藤和我分别独立担任电路和结构主设计师。这是个全新产品，全套结构设计图，包括装配图、零部件图都是由我一人40天完成。40多张设计图，没有大毛病，也没有小毛病，开模后一次试模成功。电路也如期设计调试完成，整机试投产后也一次成功，没有发现大问题，故试产后一天都没停就又投入了6K的批量。做到这个程度，任何一个做过设计的人都知道，这是很难达到的一个技术水准，同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协调工作，当然还有运气，比如协作单位模具厂、PCB厂都没有出问题。
因为成功地设计了这个产品，也因为领导和同事的认可，我被任命为结构设计室主任。这在那个论资排辈的年代和国企环境中是很破格的事情。我所在的设计室基本上都是有十几年工作经验的设计师。而我的搭档也成了设计所长——丁石藤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少数几个杰出人才之一，他最厉害的就是思维清晰而简洁，一语中的，具备超常人的智商，面对技术问题他几乎不会出错。而我的不出错是靠我的勤奋和专心，我在做设计时可以说几乎任何时候都在想着产品上的事，一套图纸几百个关键尺寸烂熟于胸。有时制造部门因一些制造误差打电话来问，希望“超差代用”，我从来也不要去翻图纸，对所问的问题，在脑中会迅速形成立体图形，做出是否可用的判断。我在睡觉时也会将白天设计的图纸尺寸一一回味。
设计的产品成功后，我这时才知道，龚、张两位老师教我的专业知识、技术再加上自己的三年苦读，使我已积累了相当的专业功力。连我自己也奇怪，我对塑料零件设计并不熟悉，但遇到问题总能迅速找到解决方法，我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我的同事，相反我倒是经常帮他们的忙。
后来我接触过很多的工程师，发现他们虽然在R&D部门工作了好几年，但并没有掌握他们那个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更糟糕的是，他们不知道做那个专业应该学些什么。一方面我为自己感到庆幸，另一方面也得出一个结论，刚刚工作的一两年对新大学生太重要了，没有一个好的师傅指导，会走很多弯路，甚至于就此碌碌无为。
我做事说话不是那种循规蹈矩、四平八稳的人。有一个老工程师对我担任室主任心有不服，经常阴阳怪气地说些不三不四的“酸话”。更有一次当我与一个部门的人在讨论事情时，大概说话声音影响了他，他拿起茶杯摔在桌上，只听“呯”的一声，然后人走了出去，弄得来人很尴尬，我也很生气。过了几天，上班时，有个部门的人找他聊天，我也拿起一本书“呯”地一声摔在桌上，然后走了出去。这样做是因为我知道他的心理，他比我更爱面子。说来好笑，从此他对我反而客气起来。处理这种人际关系，这样做是有点不按常理出牌，如果按照我们当时所受的教育向领导汇报，可能只会越说越不清楚，平添更多烦恼。我在工厂里面说话时从不看人脸色，总是直面事实。因此，只要我在场，扯皮的事就会少些，因为那些人知道我会毫不客气地指出，让他下不了台。
我在结构设计室主任的位子上一坐十年，两年后我就兼任副所长，八年后又做了所长。若干年后，当年进工厂时主考我的工程师说，其实我们心里对你是服气的，因为当年你进工厂考试时画的收录机盒门图纸我也画过，一共画了两天，而你半天就画好了，并且图纸中技术要求也写得非常全面。
8400产品在生产车间量产时，在一张检验桌旁，检验科长问我，产品成功了，拿多少奖金你就满意了。我说奖金不在乎，我希望能生产5万台，成为畅销产品。那是真话，那个年代的工程师，更看重的是名声。事实上，由于是定位在高端的产品，销路并不好。厂里在分析了市场后，减掉了我们设计者认为得意的“电脑选曲”“5段音调分频”等技术功能，实现这些功能到今天还是要一定的技术功力，但成本会因此增加不少，而市场反馈的信息是一般用户不会用这些功能。
我们决定大幅度削减附加功能，仅保留主要功能。为了减少投入，从结构上仅设计了新的前面板，其余沿用原来的零部件。这也大大加快了设计进度。那个时候，机器的结构布置都是将电路板装在深厚的后机壳中，包括日本产品也是这样。这种结构装配维修起来特别困难。
我设计将电路板装在深度很浅的前面板上，电路板安装与前面板垂直。由于这样的结构使得电路板大部分露在外面，装配调试和维修特别方便。在全部装配测试完成后，再合上后机壳。这大大方便了生产。开始有不少人认为面板太薄，支承刚度不够，我在设计面板时动了脑筋，增加了一些凸凹面和加强筋，从而保证了刚度。那时塑料件的设计国内没有任何书介绍，而在国际上正是塑料件的设计研究热门的时候。我是基于材料力学的理论和美国的原版杂志Plastic Design Forum和Plastic Engineer上的论文，自己做了大胆设计。产品没有出现问题。后来这种结构成为行业设计的潮流。这个机器在调谐机构和录音传动机构两大结构设计的难点上也有了突变性的改善。我的设计零件数比同类机器少了20%，这也大幅度提升了产品的可靠性。
我的“在完成同样功能和性能的情况下，追求最简结构、最低成本”的设计思想也是在这时候形成。在这个设计思想指导下，我设计了很多好的产品，也使我在审核别人设计图纸的时候，很容易发现设计图纸的问题。
我对设计的定义就是“将设想和计算通过图纸表达出来，并可以成功地做成产品”。对设计师来说，关键能力是尽管还没有实物，但这物体已在脑中想象成形，而不是仅会依葫芦画瓢。
谈到这里，我们可以给出上一节提出的问题“达到什么样的水准才是一个成熟的结构设计工程师呢”的答案：
一个成熟的结构设计工程师，就是在自己的专业内能将设计“一次做对”，并达到图纸表达清晰、准确、完整，设计的产品结构最简、成本最低。
回过头来继续说这次的产品设计改造。新产品投产后命名为熊猫2200双卡收录机。就是这个产品，上市后因供不应求，包括熊猫集团本部的工厂一共4家厂投入生产，整整畅销3年，共产销120万台以上。这一产品为工厂创下巨额利润，也创下全国音响行业单机种销量的奇迹，我们几个主要设计师也获得了省市颁发的新产品科技奖。
总结起来，这个产品市场成功的要素一是价格低，仅是同类日本产品的1/2；二是品牌好，“熊猫”当时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第一电子品牌；三是质量稳定。技术成功要素是结构简洁、功能适用，通用化，标准化，操作简单，外观美观。
当时设计项目中有一次是做Mini熊猫音响的结构设计。当时Mini组合音响由南方推出，形成一股潮流。为了赶时间，厂领导要求用最快的速度上这个项目，设计所商定，打破以往一两人做一个产品的结构设计方法，由我来主持画装配图，另有5位结构设计师同时画零件图。结果画装配图花了5天，零件图40多张花了8天完成，总共用了13天。打破了原来设计同类产品需要40~60天的局面。在装配图画完后即开始模具备料，然后厂里安排一批协作厂分工开模具，两个月后顺利量产。它的技术成功取决于两个要素，一是画装配图的人要有很成熟的产品结构规划能力和分配能力；二是5位画零件图的人技术要成熟，能够相互配合。这个产品的设计速度在我后来的十年设计和研发管理工作中没有被超越过，包括我后来工作的多家公司。
在国企工作中能达到这种协作程度，实际上除了技术上的因素，还有相关领导的全力支持。因为在国企，你不做事倒是没事，你一做事，说闲话的特别多。如果没有领导的支持，这些风言风语就把人心弄散了。当时是三伏天，画图都是挥汗如雨。没有空调，仅有电风扇而已，除了每天工厂发的冷饮，记得还是丁所长花钱买了西瓜。
5位工程师非常配合，这与我在技术上一贯的开放态度有关。我教人从不保守，习惯于在技术上与大家开诚布公交流。有的人是靠封锁技术来取得优势，而我是靠与别人交流，当别人赶上我时，更刺激我加倍学习新知识以保持优势。当时开始学计算机时，我因是在“西电”进修过，有点基础，然后订了《计算机世界》《电脑报》等报刊，几个同事经常相互切磋，进步很快。也有一位，一贯内向，不太愿意与大家交流，结果是学AutoCAD一个月后也打不出一张图，而且后来还认为太难，放弃了学习。还有就是我负责的产品，分产品奖金时从来都是我拿的奖金比别人认可的还低10%~20%，这样别人自然就无话可说。其实当时的奖金很低，但如果一次分配不合理，下次合作就困难了。
当时人的攀比心态特别严重。记得有一次分奖金，有一位员工比同行少了50块钱。而那个同行曾是她的徒弟。我们几个所领导和产品组成员认为这样是合理的，因为她的工作量低。结果她来找我们，说我们分配不公，而且口口声声地说，这不是为了钱，是为了一口“气”。做了几次思想工作都不行，前后几个月，只要一有机会就提此事，像个“祥林嫂”。大家看着她那样就好笑。我后来说，“气”是什么？我认为还是钱，给她50块钱，“气”肯定就没有了。有的人说她确实不是为钱，我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给她50块钱，她今后如果不提此事了，就证明是为了钱，如果她不要钱，那就证明不是为了钱。几个所领导说好。结果她钱一拿，再也不提此事。当没到那种境地时，人有时很难认识自己，在没拿钱时，她确信自己不是为钱，否则就不会好意思三番五次地来说。
在后来多年的产品设计中，几乎工厂所有的主要畅销产品都是我做的结构设计，或者是我带徒弟做的，实际上那时内部已有竞争，往往是几个设计小组同时做设计，然后由销售人员和厂长确定投产哪一个产品。我除了自己设计产品，还要审核别人的图纸，工作量很大，收入倒并不比别人多。看起来是吃亏了，其实正是这样才锻炼了自己的能力，增加了自己的经验。
我设计的产品如果遇到技术问题时，是绝不会让领导在后面跟着催的，因为自己会比谁都着急，吃不香、睡不稳地去想办法解决。说来奇怪，我在做产品设计时从来不会头疼感冒，但每次做完设计，图纸发出，总会感冒或生病。我对产品的技术上成功与否有一个体会，就是如果没有全心的投入，在做设计时有奖金、待遇方面的杂念，往往就会出问题。所以我后来的习惯就是只要在设计产品时，就绝不会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要想那些也在完成后再说。否则对产品、对自己都不利。
人有一些习性是长期以来不知不觉养成的，我是一个很守时的人，像上班时间、开会时间、与人商定的时间，不论大小事总是守时，极少迟到。我对别人迟到也是深恶痛绝，这个习惯可以追溯到读高中时，可能人那会儿特别叛逆，一个化学老师上课拖堂，我有一次竟拂袖而去，让老师很尴尬。一旦我承诺做的事，就会拼命去完成。“说话算话”是别人对我的评价。
十年努力，我实现了做工程师的理想。1990年，我拿到了省里发的工程师证书，也成为中国电子学会的会员，还是我们这一行业权威杂志《电子机械工程》最年轻的通讯编辑。
我们那时的厂长是熊猫集团的老员工，到我们工厂时已是57岁，在此之前是熊猫集团投资的深圳京华公司经理。正是因为他有在深圳四年的工作经历，才会获得在当时超出内地一般干部的经营思维，将熊猫音响带向了一个新高度。他是一个比较通达的人，一般完成一个产品设计就会让我们休整一下。由于多发奖金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所以通常都会安排骨干到各地去做市场调研。调研也是真的，包括与经销商沟通和自己站柜台做一天营业员。然后会游览一下当地风景，使人的精神状态有一种调剂。除此之外，我自己也会利用这段时间研究一些新技术。
学会做研究
龚维蒸老师曾对我说，要想学透一行，要花十年工夫。先用三年时间，将这一行需要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再用三年时间将这一行的书和文章全部找来读，包括国外的书和杂志，了解这门技术的来龙去脉和当前的发展状况；再用三四年时间选择其中薄弱分支进行研究，这样你就可以有所成就。
1985年，我已注意到了做事要靠技术也要有方法。那时我买了一本书叫《科学方法论研究》，是科学普及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的，书中收有30多篇论文，其中有很多是大家，如何祚庥、王梓坤、柳树滋的文章。这本书真是好书，我辗转几地工作一直带在身边，对我研究做事的方法起了很大作用。它好过世面上一般的技术管理类书，这样的书真应该再版。顺便说一句，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的科普读物像《潮汐》等大多是科技名家写的，内容深入浅出，是极好的科学技术启蒙著作。现在好像很少看到一个领域里的专家写这种小册子了。
20世纪80年代家电产品大量地使用塑料零件，这就带来了材料选择、零件设计和零件连接的很多问题。我开始研究其中的塑料零件连接技术，国内出版物已远不能回答我思考的问题。从1985年开始，我开始读国外原版的Plastic Design Forum、Plastic Engineer、Toshiba Review、IEEE的大分子化学卷(记得是第34卷) 等杂志以及Electronic Packaging Handbook等年鉴类书。陆续跟踪和了解这些技术六七年时间，仅其中的小小自攻螺钉连接技术就花了两年时间。
当时自攻螺钉刚刚开始在国内用，我们的产品仅在一些不重要的连接采用自攻螺钉，原因是它容易滑牙。在重要的连接处则用金属螺纹嵌件置入在塑料件中，这就大大提高了产品成本和技术难度。而打开日本的产品看已百分之百地采用自攻螺钉。用自攻螺钉能大幅度降低装配成本，我觉得这就有研究价值。我跑了南京图书馆、江苏科技情报所、江苏电子科技情报所、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化工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所、北京图书馆、电子部第四研究所、沈阳790厂(电子部紧固件研究所)，收集了所有的国内外的相关书籍、杂志和中、日、美、英、德、ISO的自攻螺钉标准，约200万字。
年在读这些英文资料时，我陆续将其翻译发表在省和国家级技术刊物上，计4万字以上。这给我带来了两个好处，一是我成了中国电子学会的会员，二是在1990年我被评为工程师时，按当时政策可以免考英文。1992年，经过多年的翻译、研究和实际设计经验积累，我发表了10万字的论文集《塑料零件连接技术》(中国音响工业协会出版，1992)，这时我在金属零件、塑料零件的设计，包括对这些零件所用的材料的知识，以及冷冲压工艺、注塑工艺和电子产品整机设计方面有了很多独到的经验。我在工厂对结构方面的技术问题已不敢随便说话，因为你一说，别人就会认为是对的，就会照着做。所以不深思熟虑的说话会造成经济损失。
写技术论文不仅使自己进一步理清思路，也会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因为你写的时候才会发现，有些问题原来自己并不很清楚，给别人讲课也是如此。写和讲两件事都是看起来是在帮别人，实际上也是与己有益的事。后来，我对工程师的要求都是要会做，会写和会讲。
电子产品的结构设计是一个比较容易上手的工作，有一两年工作经验的大学生就能出图。但在选材、工艺性、装配性、可靠性、电磁兼容性方面的技术和经验真的需要多年积累。
就像足球运动员要有足球意识一样，我经常说一个结构工程师对自己的技术领域要有一个良好的感觉，这包括对长度、重量、力的大小的感觉，等等。对长度的实体感觉如：生活中哪些实体是10mm或100mm，哪些东西是1mm或5mm?实际上人身上就是一个长度计量器，只要平时将自己的头发、衣服上的纽扣、分币、10元纸币的长和宽，手指的长度、手臂的长度，测量后记在脑中，就形成了一套长度计量参照器。同样的，对重量的大小也应建立一个由小到大的参照系，如一元的硬币有多重，1支圆珠笔有多重，你用的茶杯有多重等，将常用的重量也记在脑中。当设计的塑料的孔轴配合为过盈0.05mm和0.1mm时，分别要用多大的力才能进行装配，也应做实验取得数据，而不是照搬书本，没有实际的感觉，这样设计产品错误才会少，也能够发现一些书本已有的错误。
我后来Interview新员工时经常问什么是结构？什么是结构设计？什么是电子产品的结构设计？得到的多是大学教材里的隔靴搔痒的答案。我的体会是：“结构”对零件而言，就是形状和材料；更多的情况下“结构”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装配关系的零件而言，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零件结合处的配合形状；对整机而言，“结构”就是指零部件的布局。因此，结构设计就是用最简的形状、合适的材料、精巧的连接、合理的布局实现其功能和性能的要求。电子产品的结构设计就是为机电一体化产品中的电子部件做适当的装配设计、电磁兼容性设计、散热设计、抗振设计和做产品的人机交互的合理布局。
什么是结构设计的最高境界？那就是除了实现上面的要求外，从图面布置上，也能达到艺术上的效果，其均衡性要像一幅艺术画。我结婚时家中挂的就是自己画的结构设计装配图。
在国企的日子里，由于长期受到的教育，自己一直感到是工厂的主人，是为自己在奋斗。虽然那只是一张空头支票。特别是当将要轮到我这个层次的人可以分房这样的福利时，偏偏整个行业和企业陷入了低谷，而且随着企业的不景气，在低工资前提下的原有员工社会福利——分房、医疗、养老也成为员工担忧的三大包袱。
闲时翻看在国企的一堆奖状和厂史中的新产品开发列表中一连串自己的名字，还是有一种成就感。这种荣誉感是有很长时间效应的，而物质奖励的时间效应往往比较短。
不惑之年开始的IT之旅
一个五十人的团队，其实真正能独立做研发工作的往往只有六七人，主要靠这些骨干带着Team往前走，所以凝聚了骨干就稳定了团队。
在很多管理细节上，并不要花钱，只是需要有人以“服务”的心态去做。而传统的行政人事部门，工作的出发点就是“管”。其实真要管的东西不多，多向前走一步，帮人忙的事倒是很多。以服务的心态去做事，别人的感觉就会舒服了，做事效率自然就高了。
我认为中国的IT企业之所以没有成功地掌握深层次技术，与其R&D人员的组成来源有关，他们差不多都是学计算机的新大学生。很多公司靠这批没有产品制程经验的新人做板卡设计、结构设计，当然就会遭遇失败，接着就在研发路上缩了回去。
当时电子行业有大批的成熟电子工程师，他们只是没有勇气去接受新的挑战，或者说不了解计算机行业。被那种高科技的光环吓住了，没有及时地向计算机行业转移。这是国家的损失，也是他们个人的损失。因为实际上除了AP软件工程师，其他像硬件、底层软件、测试、结构、品质工程师，他们都需要长期设计经验的积累。
男怕入错行
1984年回南京，虽颇费周折，但从此我的人生踏上了一个新台阶，视野开阔起来。1988年第一次去深圳出差，去拜访一个工厂合作伙伴，看对方总经理左手一个电话，右手一个电话，一两分钟处理一件事，才了解到中国竟然有这样的企业，做事有那么高的效率。看来，自己对技术以外的世界关注太少，从此深感了解社会信息的重要。刚回南京时，收录机、彩电还是热门产品，行业处于大发展时期，在其后的十年，电子行业中音响和彩电是中国市场化程度最好的行业。正面效应是能生存下来的企业有了全球的一定竞争力，而负面的效应就是大批国企败下阵来。
1994年前后，音响行业一方面由于香港大量的CKD在南方地区的小工厂组装，而香港的模具制造水平比内地高一个数量级，产品的外观漂亮，功能实用；另一方面由于江浙地区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其机制灵活，无社会负担，技术上依靠“星期日工程师”，也从给国企配套零部件，变为自己大量地生产音响整机。这些产品仅注重基本功能，摒弃了国企按国标追求的高性能指标(这些指标对一般用户确实也没有用)。这两类公司的产品成本低、生产效率高、市场销售灵活，因此音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企产品的技术优势渐失。而国企固有的顽疾却在内外因素作用下发作起来，日子开始难过。事实上如果我们厂不去扶持一些亏损企业，可能还能好些，可是在行政命令下我们厂扶持了好几个厂，结果是没把别人扶起来，自己也跌倒了。国家的统计数据表明，由于恶性竞争，音响行业全行业处于亏损状态。而那两类公司多数不在行业统计数据之内，维持在微利状况。在这个行业做了十多年，应该说对行业前景是心中有数的。
“男怕入错行”，在一个走向没落的行业里，可能你再投入多少力气，回报也是微薄的。
1992年有个同事要到深圳去闯天下，我们做音响这一行的，在深圳薪水是很高的。因为他是做电路设计的，我是做结构的，所以希望我和他一起去，这样就可以搭档做产品。我对他说，你还没做好准备，技术上你还要积累，而且这个行业现在我也不看好。结果是他去了，我没去。一年后的年底，他神采飞扬地回来，请大家吃饭，说他月薪6000元。他去的是家香港公司，做放在家庭客厅里用的喷水池产品，由于喷水是用脉冲电路控制的，所以前面水喷上去，水珠落下时与后面喷上去的水珠相撞，结果水溅到池外，打湿用户的地板。他去以后将其改为模拟电路控制，并让水柱倾斜一定角度，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老板一下将其工资涨到了6000元/月。而我们那时月薪才1000元，结果有一批人跟出去做音响。而我也准备转行了。
从音响设计到IT设计
1994年，工厂给了我一个到广州参加Philip VCD技术培训的机会，但我没有去，自己联系到一个到“西安电讯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去进修计算机技术的机会。在“西电”的学习是短暂的，但对那幢苏式的由一尺多厚的墙建成的墩实教学大楼印象深刻，在炎热的夏天，教室里仍然很阴凉。我在这个古城里面，学习了最新的计算机技术，开始了向新的领域的长征。在技术上我算是能深入进去的，这一次的学习与年轻时学习不同的感觉是对新知识的记忆能力大大减弱，但理解力倒是有所提高。
回来后，我把所里的一台486计算机拆了一遍又一遍，DOS系统也装了无数次，DOS命令也用熟悉了。我开始在金陵电脑培训学校和市工会职校的计算机中专班做兼职老师，就凭着一张DOS激活盘、一张DM盘、一张KV100杀毒盘和我从计算机报刊上得到的知识，开始教计算机维修课。当时的计算机全是进口兼容机，品质相当好，故障也基本是软件操作不当造成的。我记得稍微难一点的是在计算机重装或升级的时候要会编辑Config.sys和Autoexec.BAT两个文件和主板上的倍频跳线。事实上我的课还很快吸引了很多南京工学院和南京大学的本科生来听，我当时每周4节课，每上2节课，要备8小时的课。我订了当时所有的计算机报刊，当学生问的问题当时答不出，我一定会弄清楚，下次课说明。其实带着问题的学习是效率最高的。我也经常在珠江路计算机一条街上看别人怎样装计算机。我的性格中有敢闯的一面，也有喜欢探求新知识、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自然习性，这是我在不惑之年能跨出音响行业的最重要的因素。
一年以后，我看到报纸上南京同创信息产业集团登的招聘广告，就以普通结构设计师的身份，应聘同创集团新品研发中心结构设计工程师。面试当场即被录取，并让我即去上班。面试我的是新品研发中心总监徐一宁，这是一位做人很正的领导，有着传统的知识分子的风骨。只是由于有时表达过于直白，而没有更好的位置。我现在对他仍然心存感激，是他让我在不惑之年赶上了这一波计算机热的大潮，开始了十年的IT之旅。
长期在一个地方工作对外界真是不太了解。开始在新公司工作的一个月给了我很多刺激。比如面试谈薪资时，我要了在工厂的同样月薪。面试者即是我的主管，笑了笑，一口答应。结果到第一个月发工资时，我得到了两倍的钱，其中一半是奖金。我悄悄问了一下同事，原来工作一两年的大学生也跟我拿得差不多。我恍然大悟，怪不得面试时主管笑得暧昧。IT行业的薪资真是跟传统行业不好比。这也大大刺激了我的工作热情。同在蓝天下，人还是那样的人，做的还是更简单的事，境况大变，是运气来了吗？
这一次的人生转折，是一次正确的选择。我的大部分同事还在国企里面耗着，有时在路上偶遇，看到他们面色沉重，就知道他们的处境。成功的转折来自于对社会、行业、自身的了解和积极的准备，来自于忧患意识，这样才能抓住时机。
公司的技术部门不叫设计所，而叫研发中心。工作环境倒是窗明几净，不像传统企业灰灰的。其他状况与我脑中的对计算机行业高科技想象完全不一样。不像我们电子行业设计师，每人配备几十万元的电子仪器，有各种试验室。这里只是每人一台PC，所谓硬件工程师做的只是将采购来的MB、HDD、CPU、Memory、CD-ROM、VGA卡等部件拿来做用户层面的板级和整机测试。也不用仪器，只是用软件模似用户使用的测试，硬件工程师多是工作一两年的大学生。而结构工程师倒是需要做真正的设计。只是在这里共事的同事，他们离真正的设计实在太远，虽然也能用AutoCAD画零件图，但根本没有掌握结构设计的要点。这样的工程师在后来的日子我多次碰到，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就敢设计产品，真是“无知者无畏”。后来我通过与台湾结构工程师的多次交流，对自己更是有信心：我在技术上走得够远。顺便说一句，台湾称结构工程师为机构工程师是比较准确的，“机构”者，“机械结构”也。
我认为中国的IT企业之所以没有成功地掌握深层次技术，与其R&D人员的组成来源有关，他们差不多都是学计算机的新大学生。很多公司靠这批没有产品制程经验的新人做板卡设计、结构设计，当然就会遭遇失败，接着就在研发路上缩了回去。
当时电子行业有大批的成熟电子工程师，他们只是没有勇气去接受新的挑战，或者说不了解计算机行业，被那种高科技的光环吓住了，没有及时地向计算机行业转移，是国家的损失也是他们个人的损失。因为实际上除了AP软件工程师，其他像硬件、底层软件、测试、结构、品质工程师，他们都需要长期的设计经验的积累。
一大批国企中年工程师沦为边缘人，并不是真正技术不行，而是因为对新的“工具”不能掌握。这也包括英语的能力，因为在一二流的外企基本上要求英文书写，资料也全是英文。而且对部门经理以上的职位英文不好就是否决项。就我自己而言也是因为英文的口语不行而几次失去了在Intel公司工作的机会。还有就是像硬件工程师对主流的研发工具Orcad、Allegro等不会用，结构工程师不会用Pro-E、UG等等。实际上电脑普及和随之而来的各专业应用软件对中年以上的人都形成了一个障碍，原本大家都清楚这只是一个工具，是次要因素，但实际上却成了真正的一道逾越不过去的墙，结果真正重要的工程师的思维分析能力、实际经验反而无用武之地。如果有一批人转了过来，用他们的技术和经验，再加上新大学生计算机知识的优势，至少内地在PC的板级研发技术上不会比台湾差到哪里去。像这样在技术传承出现了大量的断裂，真是可叹的事。
今天说这些有点过时，但在IT行业目前又一轮的技术变革面前会有借鉴之处。除了人才的继承问题以外，国有企业有一些好的做法，也是应当被继承的。如国有企业的标准化室(处)不论从工作内容还是组织结构上都是必须的。它可以大大减少新产品开发过程中的重复劳动和投入。现在很多公司几乎没有这个机构和工作内容，那是得不偿失的做法。举例来说，模块化设计就是标准化工作的一项管理内容。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全国各行业的技术协会，每年都有专业技术交流会，并且有专业技术杂志，对技术人才的知识更新和技术提高是很有帮助的。这些技术协会和杂志大都挂靠在大的国企，随着国企的衰弱，慢慢的也大都没了踪影。今天真正值得电子工程师一读的杂志已寥寥无几，因此才会有《电子工程专辑》这样的后起之秀杂志被大家抢着读。
人到一个新环境要特别做好心态的调整。刚到同创不久，“嗨，你过来一下”，是新公司一个同事开始对我的称谓。从被上下尊称为“马工”到被称为“嗨”，我虽然思想上做好了一切从头开始的打算，但碰到这样的落差还是很影响情绪的，而且当时我刚刚生了一场大病，两相交加，使我感到了人生的无常和无奈。我回家与太太说，做了十几年，如今变成了一个“嗨”。
新到一个公司，可能要保持适度的低调，因为往往你的到来，已经影响到了某些人在公司的境况，这不是你的错，但别人会迁怒于你；还有就是你一定会习惯于原来的做法，可能还经常会说出我们原来怎样怎样。其实除非别人来问，你这样说是很容易引起别人反感的。在一个公司习以为常的做法，到另一家公司可能被视为不对的方法。所以新进一个公司少说话、多做事是最好的方法。称谓的变化，也使我清醒地认识到：在一个新环境里，过去的光环已不存在。你的能力、你的绩效，别人一概不知。一定要在心态上做好调整，脑子要归“0”，要用行动去证明自己，而不要对种种新状况耿耿于怀。证明自己需要时间，不过这次机会来的很快。
在我到公司之前，公司并没有成熟的工程师，领导创意很多，安排下来每每做不成产品，或者根本就是在走弯路。而像我这样做了十年产品设计的人，非常清楚地知道设计一个新产品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基本上设计出的图就是很成熟的。对我来说，在结构设计领域不存在摸索技术问题。我很快开始了一款PC的结构设计，两个月的时间不仅完成了结构设计，还用数控折弯机做了5台样机，面板也用“手板”做成的，在新品评审会上受到了公司总裁的好评。他问这是谁设计的，当知道是我时，他考了我几个问题：“散热有几种方式？”我说：“对流、传导、辐射。”他又问我具体的散热设计方案，除了较常见的方案，我还说了“液体散热”，这一般不为人知，这是我第一次与总裁对话。会后我成为研发中心结构设计部长，有十个成员。我自己也不知道的是，这仅仅是我在新公司的起步。
人生的经历是财富。我工作的前几年是设计仪器结构，主要是做电磁兼容性设计和金属薄板零件设计，后来做音响结构设计，主要是设计塑料零件和机械传动。现在设计PC机箱，面板用塑料零件，机架用金属薄板再加上电磁兼容性设计，正好将我的技术积累全部用上了。
我刚到同创上班时拿到了一本同创企业文化的宣传册，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看了一遍觉得很新颖，特别是下面一些理念和公司的做法，对凝聚人心起了很大作用。
比如说同创企业文化中有一句是“携手同创，共享未来”。具体说来就是团结起来才能做大事，可是怎样才能使大家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同创深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当年毛泽东带领穷苦人干革命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如果仅仅是“打土豪”而没有“分田地”，会有那么多人跟着吗？正是因为有“分田地”的激励才使得穷苦人前仆后继。改革开放中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同工异曲。实际上当今最先进的管理理念中有一个词就是“分享”，让员工分享责任，分享技术，分享利润，甚至于和竞争者分享技术(交换技术)。我们看到一些知名IT企业在企业文化里一味地强调忠诚老板，却不提尊重员工，这种单边要求能实现吗？
今天市场上有很多公司的工资发放都是不规范的，有的IT大公司也是要滞后两个月，就是说一个新员工进公司后，要60多天才能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这不是个别现象，在小公司更是这样，以此来作为对员工的约束。在员工诚信度不高的普遍状况下公司的做法似乎也是一种无奈之举，但同创对待新员工是怎么做的呢？
一个同创新员工到公司上班后，公司规定不论当月来工作几天，到公司下月发工资时，均发全月工资，哪怕轮到发工资时实际只有几天。而且还提供比较好的宿舍。按公司的总裁话说，就是“宁可人负我，我不负人”，这可能也源于他参军的经历：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人，到了部队一下有白面馒头吃，有温暖的被子盖。
这种措施对新员工是帮助很大的，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一下子就改变了他的生活状态。同时，公司还买了一大块地盖宿舍，然后以比较低的价格卖给员工。公司的这种做法是非常得人心的。“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正是这种做法，才使员工相信可以和公司“共享未来”。
再比如说同创企业文化中有一句叫“无缝连接”。面对一件事，往往不是它多难，而是没有人主动跳出来去做，大家都在观望，没有责任到人和奖勤罚懒。国企一个比较普遍现象就是办事扯皮推诿，同创的企业文化中特别注意了要避免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强调了无缝连接，它指的是每一个人都要积极主动，在职责内的事情要完成，还要将职责边缘的事情完成。与别人的工作要有一个“交集”，而不是两个人仅各负其责，中间形成缝隙，影响整个项目的正常执行。同时如果有这样的事发生，要追究双方的责任，而不是一方。比如说A应交一份文件给B，A未按时交，要负主要责任；B未催促，也要负次要责任。
同创企业文化中还有一句叫“巧妇能为无米之炊”。就是鼓励员工要做那些看起来办不到的，但经过努力能做到的事。同创的总裁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有米还能叫巧妇吗？”
同创企业文化中还有像“把困难留给自己，把便利让给别人，把成功与别人分享”，“对工作要勤奋，对股东要忠诚，对自己要自信”。这些观念都成为了员工行动中的准则，也是绩效考核的内容。
新员工一到公司就是军训一个月，同时灌输企业文化，公司称之为洗脑，然后才分配具体工作。公司的企业文化不论是对国企背景的员工，还是对新跨出校门的大学生，观念上的冲击是巨大的。
理想的研发环境
公司初期的研发只是做测试、电源设计、结构设计和包装设计，其他PC主要部件均是买来的。公司的整机生产装配基本上用一把螺丝刀，加一些测试软件，再做一个老化测试。这也是所有PC整机公司的状况。只是那自动化的流水线加上一排排显示器在自动跑的程序很能唬住人，毕竟懂计算机的人很少。这些情况慢慢被别人了解后，PC行业被称为螺丝刀行业，这不是对我们公司，而是对整个PC整机行业而言。为了改变这种现象，走向深层技术，集团是有所考虑的。
我进公司半年后，跟集团总裁出了趟差到南方，与几家公司谈合作，每天奔波十几小时，跑好几个公司，谈完就走，也不吃请。我想这是他对我的一番近距离考查，好在我的知识面够广，能够帮助他应对技术问题，也有耐力跟他高效工作。最后一站，他把我带进深圳一栋大楼。走出电梯，迎面“同创集团研发中心”一个银色招牌豁然在目，吓了我一跳，这里怎么有了我们的研发中心？他笑了，带我看了内部的布局和装潢，设施完善。他对我说，这是给你准备的平台，能不能做成事，就看你的了。我当时非常感动，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想法，但也有不安。他说你放心，我会安排好的。回南京后集团宣布研发中心搬迁至深圳，集团总裁兼研发中心总监，我任常务副总监，我们原来的总监任集团总工程师。就这样，开始了我们一群人的激情岁月。
那时候IT公司头上有许多光环，在IT公司工作是时尚、先进、高薪、有前途的象征。公司是军方和省市政府投资的公司，总裁又极富鼓动力。公司在高速扩充中，尤其是销售人员，很多毕业才一年的大学生，就做了负责一个省的销售公司经理或者技术服务经理，有了施展自己才能的平台，大家都热血沸腾，希望能成就一番事业。同创总裁的个人风格对与他接触的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别说我们，就是很多合作伙伴和政府官员也常被他的演说打动。有一次科技部的朱丽兰到南京，开始不愿意到公司来参观，在市领导的劝说下，才答应来10分钟。来了也不愿坐，想看一下新品陈列室就走，结果总裁才介绍了5分钟，就把她吸引得坐了下来，一直听了40多分钟。
集团研发中心搬迁至深圳，日常研发工作由我主持，我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发挥空间，因地处深圳远离总部，也不太受公司集团行政性的开会等事务干扰，可以一门心思做产品研发。总裁一周来交代一次工作。研发中心的工作地点是整一层楼，一半是大通间，一半是标准客房，有1600平方米。中心相对独立运行，为研发人员提供高标准的一日三餐和所有的生活日用品，也提供了对外有竞争力的薪水和福利。员工没有生活之忧。
按总裁的说法就是，凡是可节省时间的东西都可以买，像冰箱、空调、洗衣机、高速复印机、手机，还有像出差坐飞机，建网络；凡是浪费时间的东西都不可以买，像电视机，建食堂。有一次我跟别人聊天说，我有好几年没看电视，别人都不相信。
我后来自己也体会到，电视是一个给人带来娱乐的好东西，但是看长了也是使人弱智的东西，因为从人的接收能力来讲，图像比文字来的容易得多。电视看多了，脑筋就动得少，脑力自然不发达。而读文字的时候需要你思考，才能理解；需要从文字中将图形在脑中成像，这就锻炼了脑力。
公司的想法是希望封闭式的管理，按项目需求进人，做完了即可带着产品到工厂去生产。研发中心成立了项目管理部、硬件研发部、PCB layout部、BIOS研发部、测试部、结构设计部、整机研发部。
研发中心布置宽敞明亮，窗外风景怡人。工程师每人都有一个办公桌和一个测试桌，配备相应仪器设备，并建立了局域网和共用资料库。除了最终研发完成的成果，在研发过程中我们采用了比较开放的技术环境，只要完成本职工作，可以阅读自己感兴趣的其他资料，也可以旁听其他项目组的技术讨论会。我们设立保密的最低限度是确保中心有完整的一套技术成果和资料。
由于公司的市场宣传，业界都知道了同创要做PC主板。各大供应商来访不断，我们迅速建立了上游厂商的合作关系，包括Intel公司每一两个月专门来中心做技术培训。再加上深圳赛格电子市场的配套能力，在深圳做研发是很便利的。
研发中心相对独立实际上是一个有普遍意义的举措，因为不论是薪资待遇、工作模式、管理模式和研发人员特质都与公司其他部门人员不同。我看到有的公司为防公司物品丢失，将窗户钉起来，在封闭的房子里做研发，大好新鲜空气被隔在窗外，研发人员进出要过安检门。这种管理方式，对工程师们的心理影响可想而知。
在研发中心常务副总的位子上，我自然比别人要多研究新产品的管理方法，而不是陷入技术细节之中。我制定了一系列的研发流程，包括一些子研发流程。例如，整机产品研发流程、板级产品研发流程、PCB layout流程、测试流程；建立了非常open的技术研讨会制度；对每个产品都定了Schedule，每周update一次。因为新手比较多，我特别注意了过程管理，在每一个研发阶段都会举行技术评审会。
阶段性的技术评审会，对一个由成熟工程师组成的Team也许不重要，但对新手来说太重要了。我们是实质性评审，绝不是走过场。如我们规定设计者占项目奖的80%，主审者占项目奖的20%，有了差错责任同样是按这样的比率分担。在评审会上也记录其他参与者的观点，特别是有不同意见不能达成共识时会记录在案，作为今后技术验证和绩效考核的依据。我还特别注意借助外力，像PCB图会请VIA的资深工程师帮忙check后再拿出去做样板。
项目 Schedule也分解得很细，具体到什么人，做什么事，什么时间做，做得怎么样以及结果。那时我还没有看项目管理的书，完全是靠自己的琢磨和国企里的一些好经验。我的管理风格是盯得紧，能今天做的就不明天做，也比较善于安排并行作业。
项目管理主要是跟踪项目Schedule的执行情况，协调各专业工程师的工作，负责供应商联系，安排做Sample，做产品会议的招集人。总的来说就是做设计技术以外的所有工作，让工程师专心关注技术。而产品的规格一般都是项目管理、研发主管或更高领导也要参加讨论的事。
各研发部长(如硬件研发部长)与项目管理怎么将职责划分清楚？我的做法是在工程师没有项目时，研发部长负责日常管理和技术培训；在工程师有项目时，研发部长负责审核工程师的工作输出，并做技术指导。
我们当时做的比较好的就是每次会开完了，会议纪要就做完，而且是在会议过程中边讨论，边记录。结束时用投影仪将记录直接投给与会者看并确认。开始时记录者达不到这个水平，因为有些专业术语听不懂，但我一直坚持要求这样做，记录者也很快达到了要求。就是这种做法，为后来与合作伙伴谈事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不止一个公司老总说我们的工作效率高。
我们还定了每月的绩效奖、项目奖的管理方法和发放方法，作为短期的激励机制。同时也规定了每年5%的末位淘汰制。
在人事权限上，按公司规定是一级管一级。各研发部长有权对部门成员的绩效做考核，确定每月的绩效奖和项目完成后的项目奖。我一般不做改动，只有发现明显偏差才会提出商讨。此外，各研发部不设副手，可避免一些人际利害关系的纠纷。
同创的激情岁月
新品研发中心的研发目标主要是PC整机及主板和周边卡。我从南京挑了些大学生，也在深圳招聘了一些工程师。整机研发主要是测试选购的各种部件的功能、性能、稳定性、兼容性，以及结构设计和外观设计。主板研发开始想依靠合作的台湾主板研发工程师带来技术，也合作了半年，后来发现台湾工程师对自己的技术很保守，我们很难学到深层次的技术。台湾工程师撤回后，我们定的策略是依靠Intel、VIA等Chipset 厂商提供硬件技术支持，依靠Aword在BIOS方面给我们支持。开始了我们真正的自主研发板卡。
我面临两种情况，一种是整机研发，其产品技术是我掌握之中的；另一种是主板和周边卡研发，其产品技术是我的弱项。这个问题是我碰到的新问题，实际上，它有一定的普遍性。像PDA、Notebook这样的产品也是如此，可能没有一个人能掌握其需要的全部技术。对自己不深入掌握技术的产品研发怎样管理，成为我后面十年技术管理生涯的主要研究内容。
为了确保成功，也为了满足大家跃跃欲试的心情，在规划设计第一块主板时，我们成立了三个主板设计组，设计同一块主板，根据能获得的技术支持资源，决定做VIA
Chipset，它是支持100MHz外频的主板。同时，我们还安排了10/100MHz自适应LAN card和56k Modem card的设计以及10/100MHz自适应16 Port Hub的设计，这些产品采用的主芯片都是芯片厂商刚刚推出的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那时很多元器件供应商来访，特别是VIA中国区的黄总，看到我们虽然技术起点很低，但大家齐心协力，充满活力，真心实意在做事，说我们能成事，会大力支持我们。
在那段日子里，大家是鼓足干劲做事。MVP4主板的Chipset Datasheet分章研读，再交互讲解，Schematic也经多次讨论确定。在PCB layout 时我们走了弯路，我们用的软件是Power PCB，三人一组，每人做8小时，24小时连续作业，结果因没有一个水准高的人做统筹，各人思路有差距，反复较多。三个小组设计的主板先后PCB layout完成，均做了Sample 经各自Debug完成后，由测试部测试评估，最后选了一块投入量产。
在几年后，我们用Allegro软件，加上一个有经验的工程师做统筹规划和任务分配，可以做到9人布一块板，一周完成(三组分别负责布一部分，三人一组，每人做8小时，24小时连续作业，Allegro有自动拼图功能)。
经过8个月的努力，这批新产品在北京新世纪饭店开了新产品技术发布会，我作为新产品推介的主讲人，做了一次成功的技术演讲。而且巧的是上午做推介的是IT业的一家领军公司，展出的全是PC整机新产品，而我们公司不仅有PC整机产品，还有一批网络产品和板卡产品。
公司作为IT界的一匹黑马，又推出了这样一批自己设计的产品，业界将信将疑。后来有一批记者和官员来深圳参观了我们的研发中心才涣然冰释。
这些产品后来都投入了量产，在MVP4主板的量产中，代工厂只能做到95%的良率，后来分析是设计余量不够，具体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元器件的“温飘”，一个是元器件制造的本身偏差，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教训。
一个好的设计师，一定要用心做事，技术上的事是躲不过去的，今天没有仔细去核算上下两种工作极限的状况，明天一定会让你十倍地头痛。“天道酬勤”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当时对人的要求是要主动、细心、开放、诚实。对所有进入中心工作的成员，都宣讲清楚，每一条都有正反方面的事例说明。如果违背，就是否决项，不能在中心工作。所以大家都非常open，技术上毫无保留。
我平时管理风格还是很认真的，对重复出现的错误我会严肃指出，包括后来我选的副手。开始有的人是很不适应的，但后来看到是一视同仁，而且确实是为了把事情做好，也慢慢能适应了。我是一个对自己和别人要求都比较高的人。我有我的一些不合常理的逻辑：当两人同出错，我会批评跟我关系比较近的人；发产品奖金有争议时，跟我比较近的人，我也会给他少些。
那时大家很融洽，每周末我基本上都会轮流请部分员工吃饭，这也是一种人际关系平衡方法。我从不报销，虽然我有那个权力。不报销一是省得解释，二是自己很自信，从国企出来，原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自己很有竞争力，相信“千金散尽还复来”。
我的性格本质上是属于急性格的一类人，但一般时候看不出来。因为我在南京时，公司午餐时间，我经常会讲一些故事，我讲的故事往往是我自己独特的思考，而不是说书本上的东西，这就引起了同事们的兴趣和讨论，常常是到了下午上班时间一群人还围在那里，津津有味地说不完。比如我说过，不要看现在江南这么富，其实原来江北更发达，理由之一就是：不论吃什么，江南人一概用“吃”一个字，而江北人则会用很多不同的动词来说，像“喝”酒，“嗑”瓜子，“叨”菜。像家里养猪，对我们来说是很正常的表达，江北人听了就会笑，对他们来说，只有人可以“养”，猪是不能“养”的，只能说“喂”猪。就像中国人说英文的“谢谢”只会用几种表达方式，而英国人会用十几种表达方式。语言的传播过程是会衰减的，由此我推论中国的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
有一次大家讨论为什么重庆出美女，我说是因为抗战时期中国精英大批去重庆的缘故，其他像米脂、扬州、上海、哈尔滨这些出美女的地方，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历史上都有大批外来人口的迁徙和生存。根据生物进化理论，两个血缘关系越远的人其后代越优秀。
所以那时我给人的印象是随和的人，在深圳却变得容易发脾气，别人说是做干部了，脾气大。客观地说，主要是求胜心切，压力大。我们总裁是郭台铭那一类型的人。
我以前所在的国企的党委书记，见到所有员工都会微笑。后来做了厂长，压力大了，很快脸上就没有了笑容。一年后又做了党委书记，笑容才又回到了他脸上。我的好几位同事，几年后，在做了部门经理后，都对我说过，现在可以理解你那时为什么那么急。不过我必须承认的是，直到今天，我的修养还是远远不够，我仍然做不到“喜怒不形于色”。我的一位同事说：“我跟你不一样，别人犯错误我会笑，自己犯错误才会生气。你怎么老是为别人生气？”
得人心者能成事
我们那时能够凝聚一批工程师，在人员流动率比较高的深圳保持了人员稳定，并且快速出了成果和人才，今天回头看，主要靠的是三条：第一是公司有一定知名度，薪资、福利对外有竞争力；第二是大家有事做，有技术学；第三是部门风气正，奖罚分明。第一条是公司的作用，后面的两条有我和大家的努力。
一个五十人的团队，其实真正能独立做研发工作的往往只有六七人，主要靠这些骨干带着Team往前走，所以凝聚了骨干就稳定了团队。
不过当后来与一些各奔东西的同事再聚首的时候，他们倒是说了在同创研发中心最打动他们的是下面的一些小事。
比如说一个新人进公司，我们中心助理会为其准备好所有生活用品，包括床、柜、被子、杯子和手纸、工作用电脑、工具仪器。而且我还特别会关照专人对他主动询问，开始的几天我也会专门问候，所以他们说就像回到了家，有温暖的感觉，而不像别的公司，开始进去的感觉就是“冷漠”。这种对新人的特别关照，也源于我开始到公司时别人给予我的不良感觉的反思。
在很多管理细节上，并不要花钱，就是需要有人以“服务”的心态去做。而传统的行政人事部门，工作的出发点就是“管”，其实真要管的东西不多，多向前走一步，帮人忙的事倒是很多，以服务的心态去做事，别人的感觉就会舒服了，做事效率自然就高了。
我的管理原则一直是用能人，绝不会因个人的喜好去埋没人才，一个员工在他进门时会看他的文凭和工作背景，进公司后只会看他的实际能力。所以我们中心有大专生的收入比研究生还高的现象。
有一个同事李兴中，按女孩子给他的评价是英俊小生，面色白皙，剑眉大眼，身手敏捷。他从小就喜欢无线电，中学就开始动手做无线电小电器，大学又读的是计算机专业，是一个电子发烧友，在大学毕业时就已有相当电子、计算机方面的设计基础。他开始时是在公司的技术服务部门做板级维修，研发中心在公司内部招聘时他报了名，他任职的客服中心总监张俊秋也大公无私地推荐了他。调到研发中心后先是做测试，因其技术好，又负责任，我很快让其任测试部长。当时的测试部的工作进度和测试报告是令我最满意的最放心的，所以我过问不多。
有一天同事对我说他病了，我去看他，问他怎么回事，才知道原来测试部门的结果是好的，但测试工程师工作的过程却不好，八九人的测试结果有大半往往都要他一个人仔细重测，才能做对。而他又不好意思说人，看到别人做不好，自己又忙不过来，就半夜起来自己再重做一遍，把报告修改好，结果疲劳过度。这对我很震撼：竟然在我眼皮底下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
后来我对他说，部门内部不达基本合格标准的测试报告，应当即刻退回让此工程师重做。你包办代替的话，对你对他都不好。这样情况稍微好一些。但是他特别不好意思批评人，还是没有根本改变这种状况，终于把他给累倒了，结果他回家养病几个月。这给了我一个很深的教训就是：不是每个技术好的工程师都能做好管理。若干年后，我们又共处时，我只请他负责技术，尽可能地将人的日常管理考核工作由别人来承担。
有一天，李兴中用大半天的时间修好60块PC主板，当时台湾工程师不相信，结果拿来一看确实都修好了。看他做修理是一种享受，从纸箱中取板，到用示波器，再焊接元器件，动作敏捷，没有一个多余动作，动作的位置每次都正好停留在适当的地方。在别人左摆右挪地想放准位置时，他早完成全部动作，就像机器动作一样，那是真正的熟能生巧的结果。这样的优秀人才还有工业设计工程师顾诚。我是觉得他们是一群仿佛就是为了产品设计而生的人。各人都在各自的领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十年后的今天，李兴中已成为软硬兼通、有丰富知识和产品经验的国内一流硬件工程师，其掌握的技术不是一般研究生、博士生可以比拟的。
研发中心在南京的时候，有一位毕业于南航的研究生，名叫李为朴。他基础理论知识扎实，软硬兼通，乐于助人，足够聪明，当时只是缺少实际产品研发经验。他承担一个多媒体遥控PC的项目。产品组另一位是我的原同事，是我介绍他进的公司，是有多年电子产品设计经验的工程师，是个老实人，但也是个特别尊重领导的人。他的能力我了如指掌，这两位从当前看，后者是能干点，但从长远看，李为朴肯定会脱颖而出。我还特别对我的原同事说，你的计算机知识远不如李为朴，不要强出头，要让李为朴做项目组长。结果事与愿违，当时的研发中心领导还是让我的原同事做了产品组长，为此我还以个人身份好好地数落了我的原同事。没多久李为朴去了中兴，我们全中心的同事都深感可惜，因为他当时已是中心排名前5的骨干，而且我认为极有潜力。后来联系，他果然在中兴有了很好的发展。
还有一位叫秦文的硬件工程师，刚到中心不久。当初我听说他特别有探索精神，人很聪明，而且胆子特别大，什么事都敢试一下，我将他从公司的技术服务部商调来。有一次，中心的HP A0绘图机坏了，请广州HP的客服公司来修，他们说要将绘图机运到广州，还要预付6000元。我觉得从深圳将绘图机运到广州太麻烦，而且要价太高。这时他想尝试修理。这是位才工作两年的大学生，他花了半天时间，发现是绘图机电机驱动芯片坏了。向HP公司购买此芯片需一个月，而我们肯定等不及，因为绘图机是经常要用的。后来另一位同事邢历文从网上找到了这块芯片的Datasheet，自己跑到赛格电子市场买了一堆3极管，搭成了这个芯片并且用一块面包板焊上，装入了绘图机，成功地修复了机器。
我当即奖励了秦文1000元。通过这件事，使我感到他既主动积极，又聪明肯钻研，我认定是个可塑之材，因此开始特别对他关照，他自己也很自信。可是后来的事情是我不曾料到的。
我们后来做了一个项目，秦文负责硬件设计。当时负责PCB Layout的是一位有5年资历的工程师，对他说原理图中电源的设计有点问题，我听后也劝他改一下，可是他坚持说没问题，而且打包票说一周之内肯定可以将板子Debug完成。这样我只好让他试一次，结果PCB做回来后，他连续十天Debug不出，他是知道我们评价硬件工程师标准的：第一次做Sample，七天内点不亮，硬件设计判为不及格。
此时，他提出了一个理由要离职，实际上，我们都非常清楚他离职的真正原因。我也力劝，结果他还是扔下未Debug好的板子走了。一方面是公司产品进度受到了影响，更可惜的是因我一时的偏向，助长了他过度的自信，一旦受挫折，心理上承受不住，实际上造成了一种对人才的“捧杀”。
其实此前有多人反映他做成一件事后骄傲自得，天热时一进公司门就将鞋一甩，有时差点甩到女同事的头上，也不道歉。我看在眼中也一笑了之，这样实在是让他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过分膨胀了。这些年没见过这位，想来也应该真正成才了。
失败和成功只是一步之遥
在IT大潮中，先行者起的是铺路石作用。站在社会的角度看，一个公司失利，但积累的经验和人才仍然存在于社会中。今天在国内IT业的所有知名公司都能找到同创电脑公司背景的人，而且很多人成为这些公司技术研发和市场销售的中坚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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