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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股市大鳄的成败史：谁是这场灾难的最大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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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庚午马年，这一年并不是炒股的好年景。
　　这一年，巴菲特60岁了，此时的他早已经世界闻名，是大名鼎鼎的“股神”了，可口可乐、华盛顿邮报这几大重仓股早已让巴菲特获利丰厚，但在1990年，由其执掌的伯克希尔公司净值只增长了7.3%，算是“股神”的较差业绩了。
　　这一年，索罗斯也60岁了。三年前，也就是1987年的全球性大股灾里，索罗斯曾经一天内损失了2亿多美元，据报载，在那场华尔街大崩溃中，，索罗斯损失了大约6.5亿到8亿美元，这场大崩溃使量子基金净资产跌落26.2%，远大于17%的美国股市的跌幅，索罗斯成了这场灾难的最大失败者。
　　这一年，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什么是股票、什么是股市、什么是股神，更不会知道什么巴菲特、索罗斯了。
　　这一年，曾经给中国股市留下过浓重印迹、担任过证监会主席职位、在万千股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周小川42岁，正出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出版了《外贸体制改革的探讨》、编译了《经济改革中的争议性问题》这两本书，著作丰硕。
　　这一年，现任的证监会主席尚福林39岁，正在中国人民银行任职。
　　现如今的地产巨头万科，这一年已经完成了股份化改造，不过还是以外贸为主、刚刚踏进地产行业门槛，多元经营企业，当家人王石39岁，正因私人原因并不在工作岗位上。
　　这一年，阚治东已经38岁，出任了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总裁职位，在行业内威名赫赫。
　　这一年，王益34岁，正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工作任职。
　　这一年，王亚伟——现如今的最牛基金经理只有19岁，刚上大学，还在清华的校园里厮混。
　　这一年，赵丹阳——现如今华人圈内的最牛私募基金经理、私募教父，也只有18、9岁，正在全国最美的校园厦门大学里厮混。这时的他，绝对不会想到，在十九年以后，他将花211万美元的天价，只为和一个快八十岁的老男人——巴菲特共进午餐。
　　这一年，张近东27岁，以10万元自有资金，在南京租下一个200平方米的门面房，取名苏宁电器，专营空调。
　　这一年，黄光裕21岁，已经开始脱离中间商，与厂家直接接触，创造包销制，并把自己的几家小门店名称统一叫做“国美”。
　　这一年，将会给中国股市带来巨大冲击的德隆系灵魂人物——唐万新26岁，在商场上正走背字，运气颇为不佳，这两年虽涉足了宾馆、电脑打字、名片制作复印、贸易、小化工厂、锁厂、服装自选店等诸多领域，但全都效益惨淡，公司银行账户上只有3万元，而欠多家银行贷款和个人借款总额就达180余万元，工商银行甚至诉讼至法院处理。这也算是德隆第一轮创业周期面临的最大危机吧。
　　这一年，将给中国股市制造了惊天大案、将成为最知名庄家的吕梁34岁，还在媒体写文卖字。
　　这一年，魏东23岁，刚从中央财经金融学院国民经济管理系本科毕业。
　　这些人、这些在人海中本各有轨迹的人，很快就将被一条路串联起来，很快就将被一片海所覆盖，这条路就是“投资之路”，这片海就是“股海”。
　　这一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了。
　　他们或迟、或早、或先、或后、或主动、或被动、或清醒、或懵懂，就将开始在股海中沉浮，他们的血、泪、汗、甚至生命，他们的成败，就将在股市中书写。在他们的人生起落之后，折射出的、影响到的是数以千万计的中国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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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 咱早就有
　　股市，这东西咱以前有，不但有，而且很是不少，在90年前，咱国家的交易所数量曾经位居世界第一。
　　现在一提起股市，很多人都会联想起华尔街——世界金融中心，美国人这场子1792年就拉起来了，到现在二百多年了。咱老祖宗对股市、股票这些新生事务学习的也是很快的，咱的股市比美国人起步晚了80年。
　　公元1872年10月，由李鸿章李大人创办的招商局发行的中国第一张股票。《招商局画史》一书有此描述：
　　1872年，李鸿章等创办招商局时，因为搞航运需要的资金数额特别庞大，官府无力承办，靠一两个巨商也难支撑起来，于是在筹集资本上做了一次创新，学习西方股份制企业，向民间发行股票，以“招商集股”方式筹集资金。股票分成整份，公开向社会挂牌发行自由买卖，可以转让，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招商局股票的发行，可以说标志着中国经济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企业史、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
　　有了股票，自然也就有了股市，但这个股市是自然形成的市场，并非国家官方主办。1881年，招商局100万两资本全部招满。1882年招商局面额百两的股票市值己超过250两，并在这一年长期维持高价位，成为上海证券市场上的“龙头股”。时人称：“中国初不知公司之名，自轮船招商局获利以来，风气大开”。招商局对股东不菲的收益回报，不断激发着华商的投资热情，不仅使自身股票市价日涨，而且促动了华商对其它洋务民用企业股票的认购兴趣，使1882年成为19世纪上海股市最“火爆”的一年。
　　在招商局的带动下，当时中国兴起了一批股份制企业。上海《申报》在日曾专门发出评论“招商局开其端，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不数年间，风气因之一开，公司因之云集……”。在70至90年代中国有了第一批股份制企业数十家。
　　1916年，北洋政府在北京设立中国首家证券交易所。不久，上海也成立了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市场迎来交易所时代。作为一个新鲜事物，交易所从设立之初，便受人关注，而且也获利巨大，上海证券交易所在设立半年内，便获利20多万银元。受利益的刺激，中国交易所的数量急剧增加。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不久，上海便出现了70多家交易所，到了年底竟然增至140多家。
　　到1921年，中国的交易所数量高达200多家，竟然位居世界第一。
　　老股民蒋介石
　　附带一句，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1921年也混迹在上海股民之中，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当时就是上海市场上的一名经纪人，当时在富豪张静江的支援下，和戴季陶、陈立夫等人合资成立了名为“恒泰号”的经纪代理行，专做股票投资、投机。
　　也就在这一年，严重违背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交易所投机神话破灭，很多交易所在设置之后，根本无法进行交易，交易所无活可干，市场终于给予投机者以严酷惩罚。交易所股价一泻千里，交易所纷纷倒闭。200多家交易所经历风暴存活下来的只有区区6家，而信托公司也仅剩2家。当然连带着的便是投机者纷纷破产，跳楼自杀成为当时惨痛的场景。
　　蒋介石也赔的一塌糊涂，最终拿了最后剩下的一点钱，去广东混了，哈，后来，混成了蒋校长、蒋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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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市长封了场子
　　上海解放了，但上海滩的炒家没调整好心理呢。
　　据资料显示，当时人民币在市场上根本无法站住脚跟。据报道，每天早上发出去的人民币，到了晚上几乎全部回到了人民银行。其原因除金圆券不断贬值，成为废纸所造成的恶劣心理影响，以及历年物价波动遗留下来的对保存钞票不如保存实物的经验，形成了对纸币的排斥心理外，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原来操纵银行金条买卖的投机家以旧证券交易所为大本营，依然在那里通过银元、美钞、金块的买卖，操纵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使得人民币无法在人民中间建立信用，使人民币难以占领市场。
　　上海证券交易所是上海银元贩子的大本营。解放后本已宣布停业，实际却未停业，成了半公开的银元投机指挥部。
　　炒来炒去，一些炒家一边赚钱，一边还叫喊：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最终，惹闹了陈毅市长，陈老总干脆地说：“不要让人认为，共产党什么都要宽大，到时候了，就要操刀一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一卷)》当代中国出版社)参加会议的邓小平也表示同意，他说：“有人要喊冤枉，不管它，谁个叫他违法投机?自食其果嘛!共产党还能被这几个投机商人吓住?我们自己有煤，有米，有群众，不怕它!”
　　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作出之后，陈毅同志报告了中央。 12小时后，毛泽东主席亲自来电话表示赞同。
　　6月10日，根据陈毅市长“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取缔”的指示，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公安总队副师长刘德胜带领两营部队，400名便衣公安人员兵分五路，突然包围并严密查封了证券大楼，并宣布停止买卖，不准随便外出，不准通电话。大楼里二千多人被命令原地等候询问和搜索。对于情节轻微者，立即启封其财物，当面点清，发还本人。至于证据确凿，破坏金融的银元贩子，则依法逮捕，238名首要投机分子解送法院依法处理。这得算是新中国被打掉的第一批黑庄、恶庄吧?唐万新、吕梁、朱焕良等人的前辈啊。
　　打击之后，市场一下子稳定了。股市、股票也一下子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一去就是三、四十年。
　　最早和最早之一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批准，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成立，并向社会发行每股面值50元的股票1万股，筹集了50万元资本。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行的第一张上市股票。可别小看了这50万元，其意义不同非凡：飞乐音响成为上海市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其股票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股票。
　　1986年9月，飞乐音响实现了柜台交易流通。当年11月，邓小平把一张面值50元的飞乐音响股票作为礼物赠送给美国纽约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在赠送时，邓小平告诉约翰•凡尔霖，这只股票的资本金是165万，发行了3.3万股，凡尔霖是唯一的外国股东。
　　也就是来自小平同志的这个典故，正式确立了“飞乐音响”中国第一股的地位。但坊间一直有声音说，最早发行的股票其实不是飞乐音响，而是其他股票，就其他股票究竟是谁这一点，又分别有抚顺红砖”、“深宝安”、“北京天桥”。
　　有资料显示，80年代初，经济开始恢复发展，抚顺红砖一厂年产量800万块红砖已不能满足市场2300万块的需求量。如果扩大生产能力，需资金1800万。如何筹资呢?此时中国人民银行抚顺办事处向市建委、市人行报告，要求发180万股票来解决。市建委觉得此法较好，建议发280万股票。日和12月27日，市领导两次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发股票之事。与会人员也表示同意，会上原则达成购股260万股。
　　日红砖股票正式发行。1月28日有200多家企业认购，280万股票认购一空，大功告成。新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股票问世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红砖股票没有上市。
　　以后全国各地又先后发行了成都工展股票(1980年4月，后改为蜀都股票上市);深圳宝安股票(1983年7月);北京天桥股票(1984年7月)和上海飞乐股票(1984年11月)。
　　现在再来详实确定谁是真正的第一股可能意义已经不大，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第一股之争”这个现象，可以看到在这几年中，北京、上海、成都、深圳、抚顺都已经开始涌动股票潮。第一批股票在80年代初期就已经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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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国际股灾成为“催生婆”
　　抛去解放后的那些民国遗老遗少不算，新中国里最早惦记股市这挡子事的，据现在的说法应该是王波明、高西庆这一干人马。王波明、高西庆的父辈都是老革命。
　　王波明的父亲王炳南在年，一直任我国的外交部副部长。王波明小学时正逢文化大革命，只上到四年级，在社会上晃荡几年后，被分到工厂做工人。恢复高考的第二年，王波明考入北京二外的一个分校，随后赴美留学，生命从此改变。1987年，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王波明去了纽约股票交易所，在经济研究部做经济师。
　　高西庆少时甚苦，在四川大山里修铁路，打锤放炮。1981年9月去美留学，学法律。
　　1987年，美国股市“黑色星期一”，爆发大规模股灾，这是迄今为止影响面最大的一次全球性股灾。但从历史的角度回味这次股灾时，正是这次股灾吸引了更多国人关注资本市场，从某种程度上催生了中国股市。
　　这次股灾是从日开始的。上午9时30分，纽约股市一开盘，道.琼斯指数经过一段颤动后突然下跌，惊慌失措笼罩了整个纽约股市，投资者纷纷抛售股票，急迫到不计价格的地步。一直到休市，道.琼斯指数暴跌508.32点，跌幅达22.62%，超过了日纽约股市暴跌的纪录。如果将抽象的指数折算成货币，这一天纽约股市下跌使市场丧失了5000亿美元的市值。这个数目几乎相当于当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八分之一。
　　美国股市暴跌，迅速蔓延全球。
　　10月19日，英国伦敦“金融时报”指数跌183.70点，跌幅为10.8%，创下了英国股市日最大跌幅;
　　日本东京日经指数10月19日跌620点，20日再跌3800点，累计跌幅为16.90%;
　　10月19日香港恒生指数跌420.81点，下跌11.2%;
　　10月19日或20日，法国、荷兰、比利时和新加坡股市分别下跌9.7%、11.8%、10.5%和12.5%;
　　巴西、墨西哥股市更是暴跌20%以上。
　　经过10月19日、20日暴跌后，全球股市危机并没有结束。10月23日，心慌意乱的投资者又开始在外汇市场上抛售美元，抢购硬通货，造成美元大幅贬值。
　　10月26日，受美元贬值和周边市场股市暴跌不止的影响，道.琼斯指数再次暴跌156.63点，跌幅为8.03%;日本日经指数下跌4.75%，法国、瑞士、联邦德国股市分别下跌7.0%、10.0%和10.1%。香港股市在被迫停市4天之后，26日上午11点复市，积压数日的抛单汹涌而出，市场根本无法接单。至休市，香港恒生指数暴跌1120.7点，日跌幅高达33.33%，创世界股市历史上的最高跌幅纪录。
　　整个1987年10月，股灾造成了世界主要股市的巨大损失。美国股票市值损失8000亿美元，日本损失6000亿美元，英国损失1400亿美元，台湾损失320亿美元，香港损失300亿美元。这次股灾共造成世界主要股市损失达17920亿美元，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3380亿美元的5.3倍。
　　这次股灾让许多百万富翁一夜之间沦为贫民，也让不少人下决心离开股市去创造新的事业，现如今的地产巨富许荣茂就是如此。
　　现如今的众多地产大腕中，第一位接触股市的是许荣茂。跟许荣茂的股市生涯相比，现在的什么杨百万、三湘股神都不过是小儿科。
　　70年代末，年近而立的许荣茂来到香港，身份是再普通不过的“打工仔”，什么行业都做过，常年累月的勤奋使他开始小有积蓄，但他并没有像李嘉诚那样，在这些一般性的行业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金矿。真正让许荣茂发迹的是股市。
　　据有人后来推算，许荣茂这第一桶金至少应该在5亿元左右，但许荣茂事后否认从股市上赚了这样多的钱。许荣茂认为股市里的钱来得快，去也容易，于是决定抽身做实业，把钱“固化”下来，以求更保险些。1988年前后，许荣茂在香港投资建纺织厂。考虑到内地成本低，他又把超过5家厂建到了国内，地点选在深圳和兰州，都做纺织和成衣，产品主要出口到美国。
　　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87股灾”，1988年，许荣茂便脱离股海炒作，进军实业。由此推断，许荣茂不是自己在“87股灾”栽了跟头，就是眼看着周围的股友家破人亡，体会到了股市炎凉，所以才开始追求更“保险”些。
　　谁知十几年后，世茂系股票在市场上更是风声水起啊。以前炒别人的公司股票，现在让别人买自己公司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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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密电摸底“87股灾”
　　但对1987年的、刚刚打开国门的数亿中国人来说，这次股灾不过是帝国主义投机分子自酿恶果的行为，哈，有几人能解其中意呢?
　　此后，高西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到：
　　日，黑色星期一，纽约股市暴跌。那天早上我到公司时快10点了。快十点时到办公室一看，就像电影里一样的，办公室的人一个个都那样，就像谁死了，我当时就有这个感觉。我问发生什么事了，我的秘书告诉我说，股票市场垮了。我说怎么垮了，他说掉得一塌糊涂。对我来说，仍然没有什么感觉。不像美国人，他的家产所有的业务都在里面。对我来说，第一我不愁工作，反正我干两年就回国了。第二股票升跌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炒股票。我们事务所占了五层楼，所有的人，上上下下慌张得要命，办公室里谁也不说话。我去找自己的领头律师，结果人家一个个都觉得很紧张，觉得很不得了的大事情。所以我就揣一个小照相机，跑到股票交易所去了。华尔街口上的那个交易所，停了大概至少有七辆电视台的那种大卡车，上面有电视，摄像机就对着交易所楼上。为什么对着上面?等人跳楼呢。我的一个学长，一个法学院毕业的，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秘书长。后来我问他，他说，好些年前我们已经把所有的窗口封起来了，没有人能跳得下去。
　　街边上有很多人，各种各样的，说什么样的话都有，有人说，意思是世界末日到了，上帝终于开始在惩罚这些贪婪的人。还有的人在讲，你应该把钱投资在你的灵魂里，而不是投资在这种市场上。讲什么的都有，有唱的，有说的，非常热闹。所以我印象很深，但觉得这是美国的万花镜，跟中国没有关系。
　　“黑色星期一”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里，七八点的时候，接了个电话，是当时纽约总领事馆，就是中国总领事馆打来的。问我，这个事情会对中国怎么样。我说不会怎么样吧。他说能不能来谈一下，我问跟谁谈，他说总领事要谈。当时纽约总领事是大使级的，级别很高的。我说可以啊。他说今天行不行，我说今天这么晚了怎么行。他说那明天上午，叫几个当时在华尔街工作的中国人一起。我说那不可能，白天肯定不行，因为大家白天很忙的。最后约来约去定在第二天晚上。第二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去了，一看，一大屋子人。我以为就总领事一个人，除了总领事及商务经济方面的所有这些头之外，还有中国当时驻纽约的主要机构，什么《红旗》杂志的，《人民日报》的，当时都在那儿。就这样，讲了一两个钟头，他们问问题。我们当时对于它可能对中国的潜在影响根本就没概念，说不会有太大影响吧。但是对于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对美国的影响，我们倒是有点概念。
　　后来我问领事馆的人为什么对美国股票的这次大跌这么重视。他们告诉我，美国股市暴跌以后，中央当天就来了密电，希望他们马上了解这个事情的影响。经过了这次在领事馆的讲解之后，后来又去讲过一次。大概是10月份还是11月份，我们组织了一次比较大的研讨会，有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和中国在那边的机构，好几百人，在一个集体教室里听，大家兴趣也越来越大。后来王东明，就是王波明的哥哥，给我们讲了一些国内情况，说国内有人也在考虑这些事，已经开始发股票了，但没有交易所。结果王波明突作惊人之想，说，咱们是不是也在中国弄一个股票交易所。他刚说出来的时候，我马上就笑了，我说那可能还要很长时间。他说不一定。那天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结果越谈越兴奋，越谈越觉得还真的有可能，我说那也可以试试，最后就决定多召集一些人，讨论这个事。(有删节)
　　仔细看这段历史，很有趣的，是谁对87股灾投以了如此关注的目光，又是谁在国内考虑这些事呢?二十年来始终成迷，但就是通过这封密电，高西庆、王波明、刘二飞这些中国股市的设计者，走到了一起。
　　尽管事后各界纷纷确认高西庆、王波明这些人是中国股市的始作俑者，但请记住他们的际会，不是偶然的巧合。国内早已经有成立股市的需求和呼声了。
　　早在1984年，时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执行董事的经叔平就已经公开发表意见，建议开放股票市场。经叔平在经济界威名赫赫，解放前就在上海滩已经成名立万儿，1993年10月，年届75岁的经叔平在全国工商联“七大”上当选为执委会主席，成为继陈叔通、胡子昂、荣毅仁之后的第4位主席。1995年筹建我国第一家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要入股对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并出任董事长，民生银行当时的大股东有万通集团的冯仑、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泛海集团的卢志强、东方集团的张宏伟等等，个个都是商界的一方霸主，而经叔平本人在民生银行里不持股，却能坐上中国首家民营银行的头把交椅，并享有投票权，这在中国股份制改革的进程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些商界大腕全能在经老的旗号下团结起来，经老的号召力那是不容置疑的。2009年，经老去了。
　　也是在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81、82级的研究生吴晓灵、胡晓炼(现在经济界的人士对这两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等20多人共同执笔撰写了“中国金融改革战略研讨”，其中也提到了要在中国建立证券市场。
　　产、学、研，海内外，大家都想到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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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柿子树下到中南海内
　　1988年，36岁的华尔街马基罗斯律师所合伙律师高西庆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员王波明相约从纽约回到北京。他们回国的目标是：筹建中国的股票交易所。两人相约，回国后干5年，如果干不成事，一个去修自行车，一个去卖包子。
　　那个夏天，一群30岁出头、精力旺盛的青年人常常聚在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女处长李青原的家里热烈地讨论，李家在北京城西的灵镜胡同，院子里有一棵柿子树，大家常常在树下争吵建立证券交易所的细节。据记载，当时高西庆开玩笑说，以后交易所起来了，这棵树就和美国那棵树一样有名了。
　　美国的那棵树在曼哈顿，1792年，纽约24个股票经纪人聚在一棵梧桐树下决定成立一个新的股票市场，至今纽交所楼前还立着一块铜牌：“这个买卖证券的中心市场，1792年为每日聚集在附近一棵梧桐树下的商人所建。”
　　1988年3月，由王波明、高西庆、王巍执笔，联合李青原、刘二飞、茅桐、王大伟、盛溢，8人共同写成了《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
　　1988年5月，纽约股票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到中国拜访了邓小平。邓小平对他说，“你们有个纽约股票交易所，我们中国也可以试试嘛。”
　　日，北京万寿宾馆，由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会后，人民银行总行牵头，王波明、高西庆参与，历时近一个月，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主要内容包括《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和可行性报告》、《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和《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中国证券业的整体框架朦胧出世，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周小川就是这个整体框架的设计者之一，《设想》起草小组成员之一。
　　日，王波明、周小川等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的内容，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共同主持了汇报会。
　　关于新中国股市的建议终于进入了中南海。
　　二十年前的讨论
　　此次汇报会上，高手云集，这些二十年前说的话，到现在思量都很有意思，而中国股市很多基因性的东西，在此次会议中也显露了端倪，比如交易秩序、比如企业质量等。
　　在此次会议上，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项怀诚——插播：项怀诚现在的身份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理事长，经常就社保资金投资的问题发表观点，中国的老股民对项部长都是非常熟悉的，2001年沪深股市大牛，上证指数达到了2245点的高位，此时项部长开始推行国有股减持、流通工作，股市为此一熊几年——谈的问题很有前瞻性，他谈到了中国情况特殊，规范化的市场应该是好的企业上市，我国则是买卖亏损企业，这正是中国能走的一步。在设计、创立之初，“价值投资”理念在中国股市似乎就被贴上了“血型不吻合”的标签。
　　当时的会议上，与会者对股市的监管机制也存在不同的意见。周小川当时表示：市场管理与组织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要分开，中央银行是市场的操作者，作为管理，人民银行本身出面不合适。
　　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则疑问：以哪个交易所为中心?如北京。国家证券交易委员会领导小组，要不要成立?是由体改委牵头还是由人民银行牵头?
　　项怀诚则表示：目前还是体改委牵头为好!财政部一定参加。
　　这种关于监管机制的讨论，实际上牵扯到了市场监管、企业发行、上市、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对股市方向具有真正的决定性。
　　讨论归讨论、汇报归汇报，此次汇报会最终并没有拿出具体的操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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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起锚
　　1989年2月，“上海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就召集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等单位开会研究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方案。
　　1989年12月，上海康平路市委小礼堂，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在会议上表示，他来上海后，一直在抓财政，但收效不大。他认为要调整部署，从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证券交易所和引进外资银行。在此次会议上，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成立，由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上海人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声组成，三人小组直接对市长负责，不需要通过单位和所属系统领导机构层层汇报。
　　也就是在这年年底，北京联****在和计委、人民银行总行、财政部共同调研全国主要城市证券市场的现状和前景。联办理事长经叔平应召飞往上海，商讨建立证券交易所。最终“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决定让北京联办协助筹建上交所。两大力量正式汇合。
　　当时的政治氛围下，筹建股市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据三人小组成员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回忆，朱镕基曾对他说过：你们不用害怕，出了事我和刘鸿儒(时任体改委副主任)负责，你们还在第二线呢。
　　1990年春，朱镕基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在香港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说道：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
　　1990年初，三人领导小组在汇报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方案中，曾根据筹备进展情况，建议1990年实现交易所的试运行，正式开业时间安排在1991年的四五月间。但日，朱镕基对此批示是：请抓紧一些，可否力争今年开业。
　　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上海市政府提交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
　　两天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效率还是非常之高的。
　　10月8日，时任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的李贵鲜批示同意。
　　1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11月26日，上海证交所举行成立大会。市长朱镕基现场致辞表示：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大陆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它的成立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它标志着我国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改革开放地政策;第二，它是我们把中央关于开发浦东、开放浦东地战略决策付诸实施的一个重要步骤;第三，它表明，我们在振兴上海、开发浦东的过程中，把发展金融事业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采取国际上通用的形式，利用证券筹措资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股市的三重意义，值得股民反复玩味啊。
　　深圳悄然起步
　　在上海人向全世界宣告成立证券交易所之前，深圳人已经悄悄起步了。
　　1989年的11月，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成立，禹国刚、王健被任命为负责人。1983年，中国就曾选派了两名青年到日本学习证券知识，禹国刚位列其中，那个年月，国内经过系统证券知识培训的人屈指可数。但专业人士对交易所什么时候能成立没谱啊，其中牵扯的不光是专业问题啊。
　　禹国刚多年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说实话，我们不知道它能不能够弄成，因为，我说过这件事情是非常敏感的事情，首先，是政治上的风险，姓资还是姓社争论不休，谁都明白股票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以前吧，改革开放以前吧，那是资本主义的象征，不知道这个事能否做成，更不可去估计说它什么时候能够开业，但是有一条，翻译这些东西，移植借鉴写成我们的法规，不断的进行讨论，这些都是夜以继日拼命在干的。
　　不但开业的时间、工作的进程确定不了，交易所的名号都定不下来。
　　一开始，禹国刚他们筹备工作的时候，名称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到了1990年春天，筹备组去人民银行总行汇报工作，时任人总行监管司司长的金建栋，要给交易所改名，他说，“老禹，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谁敢批你啊，这个事没人敢给你弄啊，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深圳证券市场，你如果同意，现在我都可以给你批，你回去马上可以运作。”
　　禹国刚说：这到底是菜市场还是肉市场，那边挂了个菜市场，这边挂个肉市场，我这叫深圳证券市场，跟它有什么区别?
　　结果金建栋说：老禹你不懂，我给你改这个名字，我马上就能批，回去马上就能运作，你运作起来了以后做成了，你可以更名啊。
　　筹备组听从了金司长的建议，改名了， 后来，“深圳证券市场”名字又被换成“深圳证券交易中心”，最后终于定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日，深交所试营业，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运作的证券交易所。王健、禹国刚先后被深圳市政府任命为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
　　禹国刚曾经回忆到：一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在问我，上海说自己是第一家，你说深圳是第一家，到底谁是第一家，我说我给你讲一个1分钟的故事，中国生小孩先要有计划生育的出生证，如果拿这个比喻，上交所先拿，1990年北京先批了他，1990年北京也同意我，但是我比他晚拿了几天，可以要讲小孩，谁先呱呱堕地，深圳是日，上海是日，我比他早18天，要给我补这个户口，也只能日算起，不能是其他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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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地和先烈
　　交易所是1990年开张的，但资本江湖却在早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渐渐汇流成河了，在交易所还没成型之前，中国股市的第一代爆富神话就已经诞生、并开始流传了。在两大交易所成立之前，上海、深圳的股票黑市已经风云跌宕了。
　　文革时期咱国家讲的是“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证券这个东西少见的很。1981年，财政部首次发行国库券，这才揭开了新时期中国证券市场新发展的序幕，才算让证券行业有了自己的场子。
　　如前文所说，到了1980年代中期，多家公司相继开始发行股票，成都工展、深圳宝安、北京天桥、上海飞乐等股票相继出现，证券行业的场子有所扩展。
　　1985年1月，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成立，并全部以股票形式向社会筹资，成为第一家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
　　有了股票，有了在社会上流通的股票，那自然就需要交易场所了，上海、深圳交易所那是后来的大手笔，早年间，老少爷们想玩股票，得去黑市，好似投机倒把的黑户商贩。
　　日，新中国第一家代理和转让股票的证券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宣告营业，尽管场地不大，在以后股市火爆的时候，经常挤的密不透风，但老少爷们好歹有了地盘了，这可算是中国股市的第一个根据地啊。
　　1987年我国首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成立，不过这个“第一券商”以后的发展历程可颇不顺利啊，算是成了行内的先烈了。
　　其后，上海陆续成立了申银、万国、海通三家证券公司，其中申银由上海人民银行操办，万国是股份制证券公司，海通证券由交通银行操办。全国各地证券公司也相继成立，但都多依托在银行门下。虽然在以后的几年里，证券行业相继脱离银行系统，但两个行业中早年间的这种血脉、人脉，是中国股市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特色。
　　大户与大鳄
　　大江湖里出大鳄，小江小河里照样有动物凶猛，早年间虽然交易所还没成立，但依托着几个小小的交易门面，沪深两地的股市照样是风声水起，群鳄纷呈，多空大决战、政策、技术照样拼死搏杀，手法更彪悍。
　　只可惜这第一代的老江湖，到现在没留下几个了，二十年股海生涯，不死者几稀?哈哈。算下来众所周知的只有两个标杆性的人物从那时候一直奋斗到了现在，一个散户--中国第一散户杨百万杨怀定，一个大鳄--阚治东。
　　杨百万历经几轮牛熊，虽然还进出股海，但现如今已经被人评为“靠讲课、卖书、卖软件赚钱，做的股票尽赔钱”;阚治东则历经申银、南方证券，曾在1996年炒作“陆家嘴”等“两桥一嘴”概念时名动天下、风头无二，最终却因南方证券坐庄“哈飞、哈药”折戟沉沙。留下的尚如此，那些被大浪淘沙淘走的，就更可想而知了。都是后话了，暂且不提。
　　杨怀定的故事，中国散户快耳熟能详了。1950年生人，一直在上海铁合金厂当工人，工资先是每月36元，后来涨到了每月53元工资。1988年春节，杨怀定这年38岁，厂里仓库丢了一吨多铜材，因为杨怀定妻子承包的电线厂所用原料是铜材，弄得杨怀定一下子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后来虽然小偷被抓住了，冤情被洗刷了，但杨怀定心里总有点不舒服。1988年3月，他辞职了。
　　辞职后，杨怀定便投身到了买卖国库券的生意之中。1985年期的国库券开盘价104元，利息率15%。站在交易所门口的杨怀定，心里开始盘算起来，今天带来了两万元，如果两万元全部买下，一年就有3000元利息。而存在银行的利率是5.4%，全年利息1080元。那多出来的近2000元，远远超出在工厂的工资。于是他果断地把带去的两万元钱都买了国库券。
　　杨怀定以后描述当时的心情是，“买是买了，但是心里忐忑不安，害怕跌。下午就迫不及待地跑去交易所看行情，一看，发现涨到112元了，我赶紧卖了，赚了800元。”一年的工资到手了，杨怀定心放宽了些，又开始突发奇想：如果我能把104元的国库券买回来，再以112元的价格卖出去，不就可以赚钱了吗?由于当时全国有7个城市都开放了国库券交易，杨怀定决定打听一下其他城市的行情。“那时候国库券行情属于国家机密，但当天的解放日报报道了上海的开盘价和收盘价，以此类推，各地的党报一定会报当地的行情。”杨怀定立即跑到了上海图书馆，翻看全国各地的党报，终于查到安徽合肥当日国库券开盘价94元，收盘价98元。
　　于是连夜去合肥，一个来回，两万元的本钱一下子变成了2.2万多元。跑了几次以后，杨怀定尝到了甜头。之后，杨怀定来回穿梭于山西、福建、河南等地，采用蚂蚁搬家的方式把国库券源源不断地搬到上海。一年就赚100万，在80年代里对许多人来说成为万元户都是遥不可及的目标时，杨怀定发了，杨怀定这三个字渐渐被人淡忘，取而代之的杨百万却名动天下。资金量做大以后，他不再亲自到外地跑了，雇了几个人在全国各地跑，他坐在上海用电话遥控。
　　这些人每到一地，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听当地的国库券行情。杨百万说：“用现在的话讲，我就是买信息。我变成信息中心，知道哪里价格最低。我指挥他们从最低的地方开始依次买进，越买差价越小，最后回到上海卖出。人换班休息，资金不闲着，每天在滚动、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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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手笔的国库券买卖
　　无独有偶，杨百万在国库券市场里打鱼捞虾的时候，阚治东也看中了这个市场，一出手就是纵横捭阖。看，这些人都能注意到国库券里面的商机，聪明人的眼光往往有相通之处。
　　当时阚治东还在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投资公司当副总经理。1988年，国库券开始流通了，阚治东就在工行系统组织了全国第一个国库券报价中心，有36个单位参加。每个单位每周发电报到上海，报出国库券的买进卖出价，上海汇总后再返回。这在当时已经是先进、高效的交易网络了。比杨百万雇人全国打听行情的方式先进多了。
　　1989年底，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北方信托投资公司听到风声，人民银行所属的信托投资公司都要撤销，但他们库里还压着1000多万的国库券。该公司就联系到阚治东，希望把这些国库券变现。
　　报价后，阚治东觉得很合算，1000万国库券全数拿下。这1000多万元国库券，一次就为阚治东赚了百万以上的利润，也为申银公司的原始积累打下了底子。
　　一笔生意利润百万，再对比下杨百万，你会发现个人的力量总是渺小的，但杨百万赚的钱归自己，阚治东赚的钱归集体，可如果没有阚治东呢?集体能赚到这笔钱吗?当然没有组织的资金，阚治东和组织同样也赚不到这笔钱，功劳想不明白，最后的利益分配就难以进行，组织和个人的激励机制是差别巨大的，责权利三者的平衡问题，这一点到现在也还是个难题。
　　第一指数艰难起步
　　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成立后，业务部的工作人员编制了“静安指数”，同志们，请注意哈，这可是中国证券历史上的第一个指数。该指数是以在静安证券业务部、虹口证券业务部挂牌交易的上海八种股票为样本，采用加权平均法和基数修正法进行综合计算出来的，这反映当年上海全部上市股票的价格指数。静安指数基期为日，也就是静安证券业务部第一批股票挂牌交易日，基期指数值为100点。静安指数正式对外发布后，受到了投资者和媒体的关注，当时一些媒体认为，静安股票指数的推出，再创证券市场一个第一，从此A股市场有了一个晴雨表，投资者也用不着为当天股市涨跌而费脑筋，只需看看指数即可。
　　而在该指数的编制过程中，阚治东就参与其中，在那几年，阚还主编了股票知识普及读物《曲线的秘密》一书，介绍各类股票指数的编制方法，以及各种反映股票价格走势曲线图的解读方法，如点线、棒线、蜡烛线和日线、周线、年线等。
　　深圳股票市场也是刚刚起步，股票不好卖啊，原始股没人买啊。想想这种日子都心动啊，朋友们，这可是中国千年历史上少有的爆富机会啊，稍纵即逝。
　　1988年上半年，深圳证券公司负责发行深发展(000001)股票，市场价21到25元，朋友们，要知道1988年深发展当年每股盈利是38.69元，净资产是59元啊。1989年，证券公司给深发展挂出了35元的价格，让市场小有振动了一下，但市场价格也比净资产低20多元。当时的深圳发展银行行长刘志强还动员时任中国人民副行长的刘鸿儒稍买一点，起个宣传作用。结果刘鸿儒答复是：我是管此事的，如果买了股票，以后不好交代。其实当时很多人买股票是为改革试验带头，买了就放在抽屉里。
　　交易市场冷清，股票更不好卖，等1988年底万科(000002)发行股票的时候，差点把深圳证券公司坑死。当时万科计划发行2800万股，其中深圳特区证券包销600万股，中国银行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代销600万股，剩下的万科自销。
　　一个月包销期过去了，深圳特区证券包销的600万股只卖出了了3/4，该公司最后咬牙自筹资金，把这150万股股票买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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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科股票引发的悲喜剧
　　深圳特区证券咬牙买万科股票，万科自销那部分，也是无比艰难啊。
　　一家本来承诺投资的外商临阵变卦，王石的老朋友刘元生闻讯救急认购360万股。这一认购就是20年，现在刘元生的这笔投资已经价值20亿左右了。
　　万科对此次资本启航之旅最津津乐道的段子是：
　　万科的人员有一次，通过深圳市工商管理局联系到个体工商协会，请协会出面邀请个体户开会，万科的人员还没介绍三分钟，下面的个体会已经不耐烦了，嚷嚷着：“别讲了，你就开个数，摊派多少?”
　　也就是万科的此次个体户开会，还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1988年，53岁的巢中立，变卖家产凑足10万元，携妻儿南下闯荡。万科首次发行股票时，个体协会动员所有参加会议的个体户买股票，抱着“只当买了国库券”想法的巢中立斗胆买了3000股，不久，股票就从1元钱一股涨到了28元，他全部卖掉，赚了第一笔轻松钱。尝到甜头的巢中立迅速投身股海，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聚集了千万身家。
　　轻易到手的财富，改变了人生的轨迹。其后，巢中立离婚、结婚、和第一个女友分手、和第二个女友分手……生意每况愈下。
　　2005年，60多岁的巢中立在常德悬梁自尽。
　　同样的机遇，成就了刘元生，却给巢中立打开了不同的一扇门。
　　如何把握机会、如何把握财富、如何做好自己，可以通过这个例子好好感悟一下。
　　附带一句，万科的股东里还是混迹了几位股市大鳄的。
　　1990年，万科召开股东会，一位散户发言说：我看好万科发展光明前途。股票下跌的时候，我做多头，一直吃进万科股票。可一些大股东却在抛股票，我不点名是谁，但我可以声明，你抛的股票我照单全收。
　　这位散户的发言获得了热烈掌声，股东大会顺利结束。
　　这位散户就是日后在“中科系”事件中，把中国股市搅得天翻地覆的朱-焕-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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