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驻中国东北的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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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驻中国东北的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日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９月１７日电　历史上的今天
    ９月１８日
&#160;&#160;&#160; <font color="#00008b" face="楷体_GB年9月18日，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炮击中国东北军的北大营并向沈阳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日，日军侵占沈阳，几天之内又占领长春、吉林等地。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图为日军占领沈阳城（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160;&#160;&#160;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炮击中国东北军的北大营并向沈阳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１９日，日军侵占沈阳，几天之内又占领长春、吉林等地。１９３２年２月，东北全境沦陷。“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
&#160;&#160;&#160; １９６１年９月１８日，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因飞机失事身亡，享年５６岁。哈马舍尔德出生于瑞典延雪平市，是瑞典经济学家、政治家。１９５３年４月出任联合国秘书长，１９６１年被追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160;&#160;&#160;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８日，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和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的奠基人、中国古人类学的主要创始人、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者裴文中在北京逝世，享年７９岁。裴文中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日，他在北京西南约５０公里的周口店一天然古洞内发现第一具距今５０万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轰动了世界。它为研究人类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丰富的科学依据。
&#160;&#160;&#160; １９８７年９月１８日，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北京百货大楼售货员张秉贵在北京逝世，享年６８岁。他因“一抓准”“一口清”的售货艺术而被评为全国的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还是新中国第一个“特级售货员”称号的获得者，著有《柜台服务艺术》一书。
&#160;&#160;&#160; 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８日，中国著名电影、话剧表演艺术家白杨在上海逝世，享年７６岁。白杨是湖南湘阴人，与张瑞芳、舒绣文、秦怡一起被誉为话剧“四大名旦”，演出过《塞上风云》《茶花女》《屈原》等十几部话剧，还主演过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祝福》《十字街头》《中华儿女》《春满人间》等。
&#160;&#160;&#160; （新华社记者李晓建）（完）
（责任编辑： 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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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东北海关的劫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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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作为中国东北经济门户的海关也成为日本侵略的对象。日本通过操纵伪＂满洲国＂,向各海关派遣日本顾问和封锁税收,将积存各银行之税款没收,以＂优越力＂驱逐各关税务司,强制接收各关。与此同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所代表的英国等国对日实行的＂绥靖政策＂以及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均对日本的侵略野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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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填写真实有效的信息，以便工作人员联系您，我们为您严格保密。勿忘九·一八 吾辈当自强
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距离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已有86年了。九·一八是国耻日，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那一年起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今天让我们一起勿忘国耻，勿忘国殇，吾辈自强!我们纪念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只有牢记教训，和平才会一直和我们同在。
日，“九·一八”事变爆发。14年间，大片国土沦陷，3500万同胞伤亡。
九一八事变历史图片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
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经济损失：至少200亿大洋
“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侵略军大肆在沈阳抢掠军械物资和公私财物，究竟给东北造成了怎样的经济损失？
1932年出版的《国闻周报》，醒目位置注明“国人勿忘九·一八”和“九·一八纪念号”
这本已经泛黄的《国闻周报》是1932年出版的，杂志首页的醒目位置注明“国人勿忘九·一八”和“九·一八纪念号”两行红字，可见，这本杂志是事变一周年时出版的。 “九·一八”事变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和巨大损失，无数房屋被毁，大量官私财物被掠劫。
在这本杂志中，有一篇文章名为《“九·一八”给我们的损失》，作者名叫大炎，文章详细披露了“九·一八”事变对当时的东北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其中，民政机关损失3685万大洋，军政机关损失4.69亿大洋，官办铁路损失6.374亿大洋，官办银行损失5.889亿元，东三省唯一金库的官银号被日军用载重车搬运一空……此外，帅府多年积蓄的古玩、珠宝、玉石不翼而飞……公私方面的损失合计至少200亿大洋。
损失武器够装备15个师
沈阳军工厂大量的精良装备也被日军洗劫一空。日军控制沈阳后，作为东北军命根儿的沈阳兵工厂，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炮、山炮等共约250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而以上这些军品，足够配备15个师，均被日军掠去。沈阳迫击炮厂损失炮弹40万发，迫击炮 600余门。东三省航空处的300余架飞机也落入敌手。
今天是9月18日，86年前的今天，中国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山河壮烈;86年后的今天，还是那片土地，航母、核武，空间站、高铁，一带一路、亚投行……中国，已经站起来了! 向抗日英雄先烈，致敬!向历经磨难的中国人民，致敬!向前进的中国，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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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９?１８事变是日本开始侵华的序幕。回顾一下９?１８事变的历史背景，它为什么会发生，可以使我们以历史为鉴，思考一下中日关系的前景和未来。
在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北伐以前，中日两国的关系虽然不能和二十一条以前的蜜月时期相比，但也还算平稳。日本没有直接干涉中国的军阀混战，而中日间的经济关系迅猛发展。到９?１８事变前，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一） ９?１８事变前夜的中日关系
１９２１年华盛顿九国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１９２１年日本的军费为七亿三千万日元，１９３０年则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４０％。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不过当时最有名的还是石原莞尔，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石原也是后来９?１８事变的主谋。
在此同时，中国的政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于１９２７年开始北伐。与以往的军阀政权不同，国民党的革命目标是要收回租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对于在中国有巨大利益的各国列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１９２７年１月，北伐军强行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如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一定会出兵“惩罚”这种“违法的暴行”。但时代已经变了，英国已无力对中国进行“惩罚”，只好默认中国对租界的回收，从武汉撤兵。英国的撤军使日本产生了唇亡齿寒的感觉，感到中国军队强行回收租界之举早晚也要落到日本头上。但日本和英国不同，当时英国在世界上有数不清的租界和殖民地，而日本只有中国一块，因此日本人绝不会轻易允许中国军队强行收回租界的。
对这一点，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也很清楚。１９２７年３月，蒋介石在北伐军攻占南京后，特地招请日本记者，暗示北伐将不包括东北地区。但国民党激进的左派们却明确说明北伐不会将东北排除在外。当时，日本当政的若榇内阁属于温和派，尚能根据华盛顿九国条约的原则，对中国的革命采取不干涉的态度。但这却引起了日本国内强硬派的强烈不满，迫使若榇内阁于１９２７年４月倒台。
接替若榇的田中义一总理是强硬派，试图以军事压力迫使国民党停止北伐。为了阻止革命军北伐，１９２７年日本以保护国民安全为由出兵山东对北伐军进行威胁，但并没有能够阻止北伐军进军，后来只好主动撤军。同样英国炮舰也曾炮击南京威胁北伐军，但也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在此背景下，田中义一考虑扶植张作霖在东北建立一个与国民党对立的亲日政权，以保证日本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
可是田中的计划却被关东军的一个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破坏了。河本大佐天真地认为，只要暗杀了张作霖，就会使东北陷于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关东军就可以乘乱一举占领东北。１９２８年张作霖的军队被北伐军击败，６月３日张作霖从北京逃回东北时，河本大佐等人炸毁了张作霖的专列，张作霖当场死亡。但东北军的将领却采用了密不发丧的策略，粉碎了河本大佐的计谋。１９２８年１２月，接替张作霖的张学良突然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使田中在东北树立与国民党对立的亲日政权的计划彻底破产。田中首相得知河本大佐谋杀张作霖时，不由地长叹道：“孺子不知父母心啊。”
田中向昭和天皇报告说：“这次谋杀张作霖事件，不幸有帝国军人的参与，现正在调查中，一定要对肇事者依法严加惩处。”天皇说：“请严格维持国军的军纪。”但田中准备对河本大佐进行处分时，军内却出现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声称“家丑不能外扬”，公开处分河本会损害皇军在世界上的形象。在军内的强大压力下，田中首相无法实现他对天皇作出的严惩肇事者的保证，只好向天皇汇报说：“经调查此事与帝国军人无关。”天皇大怒道：“首相的话怎么和上次完全不一样呢？你不用再解释了，我也不想再听了。”田中被天皇斥责，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田中再次求见天皇，天皇不见，田中绝望地宣布辞职。田中是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位因天皇的不满而辞职的首相。
田中辞职后，陆军总部仅对河本大佐作了停职的内部处分，理由是河本大佐的动机是“无私的爱国行为”，所以从轻处分。这种以“爱国”为理由，对军人不法行为的纵容，导致了后来下级狂热军人的暴走，以及“下克上”行为的泛滥。这也播下了狂热日本军国主义者突入自爆式太平洋战争的萌芽。
接替田中的滨口首相属于温和派，对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没有采取过分强硬的态度，但中日间的紧张关系却在逐步升级。１９２９年初，东北的国民外交协会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收回大连、旅顺主权，收回南满铁路等四项要求，将反日独立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高潮。同时日本国内也掀起了反华的高潮，如果不是当时中日政府高层的克制，中日战争早在１９２９年就爆发了。
１９３０年中国向日本政府抗议日本在公文中使用“支那”这个有歧视性的词语称呼中国，日本随后同意今后在公文和新闻报纸中不再使用“支那”，改用中华民国的正式名称。但这个象征性的让步并无助于平息中国人的反日情绪。１９３１年５月，中国和朝鲜的农民在长春附近的万宝山发生冲突，造成多人死伤。在日本的煽动下，朝鲜人的反华情绪爆发，数千愤怒的朝鲜人冲入平壤的华人街，对中国侨民进烧、杀、抢，造成数百中国侨民死伤的大惨事。
１９３１年，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参谋，开始策划９?１８事变。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关东军以伪造的铁道爆破事件为由，突然向沈阳的张学良军发动猛攻。张学良军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主动撤离沈阳。
９?１８事变发生后，由于关东军只有一万多人的兵力，无力攻占东北全境，向政府请求派遣日本的驻朝鲜军团增援。但当时的若榇首相和陆军大臣协商后，决定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向驻朝鲜军司令林铣一郎下令按兵待命。如果林铣一郎听从政府和军部的命令，９?１８事变就会夭折。但林铣一郎也是狂热的军国主义者，独断地派出三万多人的军队增援关东军，使关东军占领全东北成为可能。
关东军挑起９?１８事变后，蒋介石政府实行了不抵抗政策，试图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中国政府９月２１日向“国际联盟”提出起诉。当时的日本政府并不赞成关东军搞独立的“满洲国”的计划，因为这样露骨地违反日本和八大国签订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条约，会使日本在国际上陷于孤立。日本当时是“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日本代表９月２５日在“国际联盟”宣布了日本政府的方针：１）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２）日本的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当地的日本居民；３）日本军队将立刻开始撤退。
当时的日本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都支持立刻撤军，但关东军的军官们却根本不理会上面的指示，使出了“下克上”的手法，反而在１０月１８日又向在锦州的张学良军队发动猛攻。当时在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曾找关东军的高层交涉，试图解释政府希望和平解决的方针，但关东军的军官竟然拔出军刀来威胁说：“你是不是想要干涉我们的事？”
由于无法解决东三省危机，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１日，若榇内阁倒台，犬养毅新内阁成立。犬养毅曾对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等人进行过多方关照，和国民政府的很多上层人物都有较好的私人关系。犬养毅打算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当时的东三省危机，１２月２０日，犬养毅秘密派出特使前往南京与中国政府高层会谈。但首相的秘密和谈工作被曝光，激怒了军队内的激进派。１９３２年３月１日，在关东军的策划下，“满洲国”宣告成立。但当时犬养首相当政的日本政府却没有对“满洲国”予以承认，这更激怒了激进派军人。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５日，一伙狂热军人居然明火执仗地闯入首相官邸将犬养首相杀害。
犬养首相被杀后，以后的文职内阁政府变成了对军人战战兢兢的畏缩政权，使日本失去控制而走向自爆的军国主义道路。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５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１９３３年３月２７日，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从此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道路。
（二） ９?１８事变的思考
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北伐以后，激起了中国人民反殖民、求解放的爱国运动。而日本却声称日本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是用几十万日本人的鲜血作代价从俄国人那里夺来的，因此不能放弃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面对中国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一切租界的爱国主义运动，日本的行为势必导致中日两国的冲突。在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高涨、日本国内反华情绪升级的情况下，９?１８事变的发生是毫不意外的。
一些人认为，９?１８事变是日本人策划的灭亡中国计划的第一步，这其实是对历史的误解。日本的政府高层并没有策划过一个灭亡中国的计划，当时发动９?１８事变的狂热军人也只是想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日本的傀儡国和殖民地，并没有进一步染指中国大陆的计划。
９?１８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在１９３７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坚决反对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石原认为日本并没有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实力，与中国的全面战争只会将日本拖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历史证明石原的确是一个有眼力的战略家，但狂热军人们却不再听从他的意见。日本发动全面战争后，石原愤而辞去陆军参谋长的职务回家种地。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战后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石原没有主要战争责任而不予起诉。在９?１８事变前后，尽管中日两国国民的态度都很强硬，但中日两国高层领导还是努力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试图用外交手段来解决东北问题。９?１８事变的和平解决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不幸的是后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控制了政权，走上军事侵略中国的道路。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９?１８事变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狂热的军人和激进的“爱国主义”情绪所至。尽管当时日本有相当的言论自由，但日本的社会舆论基本上站在狂热军人一方。林铣一郎违令派朝鲜军进入中国，竟然博得新闻界的一片称赞，称他是真正的爱国者，使中央政府无法追究林铣一郎的违令行为。当时的社会舆论甚至同情杀害犬养首相的凶手，认为狂热军人的兵变是出于“高尚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爱国无罪”，发起了一个全国签名运动为凶手们开脱减刑。甚至一些少女写信要嫁给那些杀人凶手。
日本的社会舆论偏向狂热军人的另一个原因是政治家们的腐败。当时日本政界的腐败丑闻接连不断，使人民对那些腐败的政治家产生了厌恶的情绪，甚至有人打出：“宁要廉洁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治家”的口号。但后来的历史证明“廉洁军人”的当政却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中国的爱国主义要求收回日本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而日本的爱国主义又要求保卫日本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在某种意义上，９?１８事变是中国的爱国主义和日本的爱国主义对决的产物。９?１８事变和后来的日本侵华战争，都与当时日本国内弥漫着的“全民疯狂”式“爱国主义”狂潮有直接联系。日本侵华的背景，和英国、俄国等由政府高层冷静策划的对华殖民侵略，有很大的不同，这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九·一八事变的经济账：日本从东北抢夺了多少经济
85年前的今天，日，“九一八”事变爆发。14年间，大片国土沦陷，3500万同胞伤亡。鲜血与抗争写就的历史警示国人：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强大。
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爆发到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所犯下的以侵华战争为主的滔天罪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其深刻的负面影响,其卑劣行径为华人所不齿,为世人所唾弃。
“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侵略军大肆在沈阳抢掠军械物资和公私财物，究竟造成了怎样的经济损失？
中原大战之后，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趁张学良东北军主力留驻华北之机，于日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放置3具身穿奉军士兵制服的中国人尸体于现场，作为破坏铁路的证据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以此为借口，日军炮轰沈阳北大营，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次日，日军攻占沈阳，在此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东北地区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陷，20世纪日本带给中国长达10余年的暗无天日始于此时。至“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以蒋介石及中华民国政府主导的中国经济现代化努力成为泡沫，所有建设成果几乎化为乌有。
“黄金十年”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面对自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的列强分割之局，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绑缚，以及数额巨大的赔款，经济形势可谓千疮百孔，加之内有军阀林立战争不断，外有经济危机肆虐全球，各国对外投资大量缩减，局势可谓雪上加霜。但自1928年北伐结束后，南京政府获得了国际承认成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此后的大约10年，中国迎来了一个短暂的发展时期。
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1930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业年均增长率达7.7%。发轫于20年代的纺织工业继续发展，电器用具工业、电机工业、染料工业、酒精工业、酸碱工业等新兴行业的出现，使得轻工业产品种类增多，产品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促进了工业部门的结构调整。中国轻工业产值达到了自民国肇始以来的最高水平，近代工业化初现端倪。
在重工业方面，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为“资源委员会”，负责创办与国防有关的工矿企业并担负起整个国家的重工业建设。1936年3月，资源委员会根据国防需要和可能的经济能力，拟定了一项重工业建设计划，预定于3年之内，在湘、鄂、赣等内地建设与国防需要直接相关的重工业和矿业。此后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中央钢铁厂、湖南茶陵铁厂、江西高坑煤矿、天河煤矿、氨气工厂及无水酒精厂等先后建成;中央机器制造厂、湖南湘潭飞机发动机厂、中央电工器材厂等已在筹备之中。
农业方面，这一时期国民政府设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等一系列机构，并救济农村金融，减免部分农产品税，对进口粮食征税;设立农业实验所指导农业生产，开办农业推广区，兴修水利工程等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
从1921年到1936年间，全国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0%，平均每年1.76%。1936年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总产量约为3000亿斤，这一记录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才被打破。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中国的主要粮食产区大多风调雨顺，这对当时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中国农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素。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全度标准方案》，规定：万国公制为中华民国权度之标准制，以与标准制有简单的比率而与民间习惯相近者为市制。这种单位制，通常称之为“一二三制”，即1公升等于1市升，1公斤等于2市斤，1公尺(即1米)等于3市尺。这种简单而有效的标准，将中国民间普遍使用的度量恒制和国际标准统一起来，直至今日仍然适用于中国内地市场。
财政税收方面，国民政府首先力争关税自主，1928年到1934年，先后和外国政府多次谈判，通过四次关税改革，使海关关税大为提高，显著增加财政收入，大大改善了财政紧绌的境况。1927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裁撤国内通过税条例，至1931年6月，各种厘金及由厘金变名之税捐，一律取消，使国内货物得以畅通无阻。1927年起，国民政府还推行货币改革，逐步废除银本位制，后于1936年发行法币，与英镑及美元挂钩。这是中国金融史上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的首次尝试，不仅统一了国家货币，还实现了对白银等硬通货的掌控，保证了国家财政基本稳定。
在改善交通体系方面，从1928年到1937年，中国铁路网络从8000公里增加到13000公里，东西主干线陇海铁路于1934年延伸到延安，1935年延伸到宝鸡，1936年中南主干线粤汉铁路竣工。京浦线与沪宁线、浙赣线和沪杭甬(宁波)线实现了以渡轮、铁桥等方式的联通。至1936年，全国公路网络总长度由1921年的1000公里增至5703公里。
日，张学良通电南京，宣称接受国民政府管辖，史称“东北易帜”。此举是对初生的国民政府政治上的巨大支持，标志着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而东北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潜力，本该为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注入强劲的动力。
自古以来，东北地区地广人稀，土壤肥沃。历史资料显示，1930年东北三省耕地面积约6.9亿亩，已耕面积2.74亿亩，按照当时东北三省2957万的总人口计算，人均耕地较内地各省多6倍以上。据1930年统计资料显示，东北三省出产大豆5397820吨，占全世界产量的60%和中国大豆输出额的30%左右，此外当年出产的粟为3276480吨、高粱4779690吨、小麦1365650吨，三省农产品总计约为1900万多吨，约占当时中国农业产量的20%以上。
在矿产资源方面，东北三省煤、铁蕴量丰富，仅辽宁一省铁储藏量即达69683万吨，三省总计煤储藏量145624万吨。1930年，东北三省输出各类矿产资源439万吨，其中出口275万吨，出口价值2000万元以上。林业资源方面，据日方满洲统计书记载，三省森林面积合计町(一町约合中国18亩)。
此外，在交通运输方面，九·一八事变前东北三省共有19条铁路线，总长6570公里，占当时全国铁路总里程的50%。在国际贸易和关税收入方面，1927年至1930年东北三省连续四年处于出超地位，当关内各省连续四年入超之时，东北三省对于平衡国民政府国际收支起着重要作用;1930年东北三省的关税收入为海关两，约占全国关税总收入的15%。
所有这一切，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全数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东北沦陷后，中国丧失了全国农业产量的1/5，损失了年产百万吨的矿源和年产3000万元的林业资源;1932年中国海关税收较上一年减少了13.5%;关内外贸易的中断，使中国损失了3000万人口的国内市场和储量巨大的原材料供应地，使正在发展之中的民族资本主义遭遇当头一棒;缺少了东北三省的农产品和矿产资源的出口，中国的贸易入超增加了3亿多海关两。
就拿沈阳来说，经济损失至少200亿大洋，损失武器够装备15个师。
“九·一八”事变对当时的沈阳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其中，民政机关损失3685万大洋，军政机关损失4.69亿大洋，官办铁路损失6.374亿大洋，官办银行损失5.889亿元，东三省唯一金库的官银号被日军用载重车搬运一空，此外，帅府多年积蓄的古玩、珠宝、玉石不翼而飞……公私方面的损失合计至少200亿大洋。沈阳军工厂大量的精良装备也被日军洗劫一空。日军控制沈阳后，作为东北军命根儿的沈阳兵工厂，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炮、山炮等共约250尊，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而以上这些军品，足够配备15个师，均被日军掠去。沈阳迫击炮厂损失炮弹40万发，迫击炮600余尊。东三省航空处的300余架飞机也落入敌手。
通过史料，我们可以大致统计出九·一八事变给中国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亦可想象，如果没有九·一八事变，当时中国的经济建设无疑将取得更大的进展。日本入侵东北，让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横遭变故，极大地削弱了日后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的经济基础。回溯此前的甲午战争，历史似乎发生了重演——近代以来，每当中国呈现零星良性的发展势头，即遭遇来自日本的打击。当然，无论洋务运动还是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是否指向独立富强的民族共愿，存在很大疑问;而在世界殖民体系尚未瓦解的彼时，即便没有日本的入侵，中国的发展之路也注定举步维艰。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必须牢记教训，以清醒和警觉应对潜伏四周的危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长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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