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吴思先生的演讲
&　　官家主义：一种历史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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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先生的演讲
　　报告人：吴思
　　毛寿龙：
　　吴思老师大名鼎鼎，是走出学术界，走向民间的学者，有易中天的知名度，但比易中天更严肃认真，更有影响力，尤其是对中国古代总结了一些基本的东西。我们也许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们用的是另外的语言。比如我们讲中国古代的宪政秩序，吴先生讲得的潜规则、血酬定律，我们可以通过潜规则看看中国古代的宪政秩序，而这种秩序到目前还存在着，西方很多东西引进来以后，比如听证制度，官员一直没有理解老百姓到底要什么，一听证就涨价，老百姓就说你逢听必涨，政府说我有降的，比如朝阳区的公园门票从10块钱降到1块钱，10个人投票9个人赞成1个人反对，这个人为什么反对呢，他觉得1块钱都不应该收。老百姓又说，你们逢听必过，我们也有没过的，我们有一个就没过。通过这些你会发现，官员根本就搞不清楚老百姓需要什么，其实老百姓需要的是宪政结构，听证的宪制结构，而不是要求某个结果。包括铁道部也一样，有的人起诉，铁道部说跟我们没关系，我们是合法的，涨价是合法的。最后总理审批，说涨什么价，这是关系民工的问题，民工能挣几个钱，结果又不涨了。老百姓认为这是庶民的胜利，铁道部长说，这跟你们没关系。公民以为通过法院起诉改变了政策启动议程，政府说跟你没关系，这其实又把宪政开放的议程关闭了。关闭了以后，老百姓又着急了，说你们涨价是非法的，不涨价也是非法的。政府一直没弄明白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实际上中国需要的是宪政秩序，要有行事的规则，政府不说话我们没办法，政府说话我们就好办了。包括牙防组，有人通过法院起诉，根据国务院条例，它是没有认证资格的，国务院又查出一些列经济问题，后面这些跟宪政秩序是没关系的，而前面的程序是跟宪政秩序有关系的，就是司法秩序。实际上我们整个国家的运行就是从潜规则演变为显规则。但是如果我们对潜规则没有很好的理解，官员搞不懂，我们也很难定性。吴先生把我国古代的东西说得很透彻。现在由请吴先生给我们讲小偷的大道理。
　　吴思；
　　毛老师讲得很好，我还用不了这个语言，不会用宪政框架分析。我就用我们的土话。我今天不讲潜规则。毛老师让我讲点新鲜东西。我写了一个提纲，提纲分为四部分。
　　今天一进这个教学楼，我就更明白今天要讲什么了。25年以前，我们人大78级中文系，就在这座教学楼上课，1982年离开这个教学楼毕业了。当初毕业时25岁，现在已经50岁了。这二十多年来，或者更远30年以来，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我觉得就是观念的或者是世界观的崩溃与重建。我今天讲的就是我们世界观、或者是历史观崩溃了，土崩瓦解了，最后剩下的都是砖头瓦块、柱子、房梁，当然已经不成结构了，然后我就想拼拼凑凑画个草图再重新建立起来。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画的草图，画草图就是重建理论框架，重建观念体系。第二部分我想讲的是，我们以前接受的教育，满脑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历史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究竟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毛病，过了二三十年我回过来挑挑历史唯物主义的毛病，觉得可以挑出来，以前是完全不可能挑出毛病的，现在我觉得可以挑出毛病来，找出矛盾来。我今天就是讲这两个部分。
　　我刚才讲的是背景，我今天所讲的内容的历史背景。我觉得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尤其是我们这代人病得很重，满脑袋毛泽东思想。到后来我的脑袋中的毛泽东思想崩溃了，崩溃以后一点抵抗能力都没有，因为你那套就是行不通，而新的一套简简单单就行通了，它的基础就像流沙一样。这是现实生活冲击导致的。开始我还觉得，这仅仅是毛泽东思想或者斯大林主义的崩溃，未必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崩溃。后来我大学毕业第二年认真地重新通读马恩选集，我觉得可能我以前读的那些是二手货，看看原装的是什么，然后还是觉得它莫测高深，87年又读《资本论》，感觉不读《资本论》就说学了马克思主义不对劲，都读了之后，面对现实还是觉得缺乏解释力，这是现实生活所造成的冲击力。后来读历史，了解了大量的史实，又受到来自历史史实的冲击。我们是可以和历史对话的，但历史没法回答对错与否，而只会告诉你三个字：“是这样”。如果用马列主义的框架解释，就没法与历史对话。它老扭着你说：“是这样。”后来我不用马列主义的那一套理论去问，换一个方法去问，它就经常用肯定的语气说：“是这样。”我就觉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有问题，时间长了，我把这些年用非马克思主义方法生产的砖头瓦块拼了一个草图，立起来了一个框架，这就是我讲的，我拼出来的中国历史观，或者说是我的工作框架、工作假说，现在我先讲这第一部分。
　　一、血酬定律：暴力集团的生存策略
　　先讲一个案例，然后分析案例。案例是关于四川广汉土匪的故事。进入陕西都要经过广汉，1913年正好是军阀混战的时候，川陕大道经常被土匪抢劫，广汉县境内有五拨土匪，这五拨土匪人人都在拦路抢劫，即使是小规模的武装部队，比如是几个人或者是几十个人一排过去，都有可能被缴械，商人更是毫无抵抗能力，结果就是大盗断了财路，再往后土匪就没饭吃了。这帮土匪一起开了个会，再这样下去就饿死了，所以定了一个规矩：整个广汉境内的这条大道，比如总共一百里，咱们五拨人每一拨管二十里，第一拨在第一个20里内设一个关卡，过来的都要收费，空手客5角，包袱客1块，第二拨、第三拨也这么收费，不许重复收费，收费之后保证20里之内的安全，不会再有人重复抢劫。当时一个现大洋的购买力折合现在的人民币大概是35块钱，就是说徒手客过去收16、7块钱，包袱客收35块钱，跟现在高速路的收费标准差不多，然后这条路渐渐地有人通过，有可能通商了，土匪也有稳定的收费了。接着土匪就将这个秩序复制到整个广汉境内，广汉虽然在成都平原上，很肥沃的土地，但是谁都知道收获的庄稼要被人抢走，地就没人种了，于是广汉境内基本一片荒芜。农民都走了，土匪就说，就像现在的招商引资似的，咱们招农民进来种地，我们保证每亩地只收一斗谷，一斗谷相当于百分之五的税率，前几年中共也强烈指出收农民的费绝不能超过5%，但是老是卡不住，我下基层调查的时候，发现老是20%，而土匪卡得住，就收5%，不多收一分钱，而且保证不重复收费，如果我们内部有人敲诈勒索，你告诉我，如果外面有土匪进来我们赶出去，或者有小偷小摸我们负责破案。果然内部就有偷偷摸摸的，就像贪官污吏似的，农民告诉土匪头子，土匪头子一调查确有此事，真的给毙了，就像当年毙刘青山、张子善似的，一点都不手软。秩序就建立起来了，一片太平。
　　我的问题是，土匪吃得是什么?叫税收吗？叫利润吗?叫地租吗？不是，我称之为血酬。这是土匪的自我认识，山东土匪自己就说，我们吃得是“红钱”，红色不就是血的颜色吗？江湖话，说一人钱多，就说这人“血旺”，钱就叫血，给警察贿赂叫“上血”，天天上叫“日血”，每月上叫“月血”。土匪吃的是血酬。
　　血酬的价值是谁定的？是由抢劫对象决定的。比如说抢劫银行，有100万，我可能被击毙，抓住就是死罪，所以我是在玩命，如果银行里的100万抢到了，那么我玩命的价值就是100万，如果不幸银行里只有500块钱，不会因为我玩得是命，有生命危险我的命就有多值钱，抢劫对象只有500块钱。如果抢劫对象不是实物，而是绑票人，就由当事人赎回绑票者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决定，如果支付能力强，就像当年张子强绑架李嘉诚的亲戚要求2.3亿的赎金，马上人家就掏钱，2亿3千6百万，一条人命就值这么多，他有支付能力也有支付意愿。如果你也绑架了大富翁，但是他是癌症晚期，没几天可以活了，你敲砸他也不赎，反正也活不了几天了，没有支付意愿也不行。但有支付意愿而没有支付能力也不行，绑架了一个叫花子要饭的，他有支付意愿，但是就是没有支付能力，你绑票不见得赚钱，反而还要赔上几顿饭钱，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故事，当年河南土匪开始绑架的时候，平均价格是200现大洋，一个大洋35块人民币。折合人民币7000块钱，那时平均的赎票价格，后来抢的土匪越来越多，富户越来越少，结果绑票的赎金价格直线下降，最后下降到100个鸡蛋，折合人民币四五十块钱，一条人命就值四五十块钱，这时候就很容易发生变化，土匪一旦被抓住就地正法，冒着生命危险抢劫来的钱只有四五十块钱，抢劫就得不偿失了。风险不小，但是收入却急剧下降，而且绑架的对象很难找。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还不够吃，这时候还不如去种地。
　　血酬定律，血酬的价值是由抢劫对象决定的，所以土匪从利益最大化考虑会去种地，这样的转变，从大乱走向大治，道理很简单，血酬越来越低，低到一定程度就不如去种地、打猎了。这就是血酬定律。刚才讲的广汉的案例，追求利益最大化，追求抢劫利益最大化，如果追求一次性的利益最大化，就当流寇，烧光、抢光，这是一次性的收益最大化。如果要在广汉扎根，那就不能吃了上顿没了下顿，为了追求长期的稳定的血酬利益最大化，就要保护农民。要他们生产有收获，才有东西可以抢。这就是刚才说的广汉秩序的道理。土匪为了追求血酬收益最大化，就会有政府的行为表现出来。
　　回头看第一个问题，四川广汉的土匪吃什么？他们吃得是血酬。这时候发一个指令按期交费，这时候血酬已经转换了，不叫血酬，我称之为法酬。法酬，就是说当暴力强到一定程度就不用拦路抢劫刀刀见血干这种事。这时候血酬就转化为法酬了，我问了好几个搞公共财政的人，我问他们在当代财政学里法酬的位置在哪？有没有特定的表达方式？好像谁都说不出来。我就跟他们讲法酬，就是所有收来的总量，减去基本运行费用，剩下的部分。在公共财政学或是现代财政学里没有法酬这个概念，但是事实上中国历史上这种剩余大量存在。而且正是对这种剩余的追求，才能明白暴力集团干什么的，他们吃的是什么？他们吃得就是这个剩余。我对剩余的解释就是法酬，它的实质简单粗略地说就是血酬，这就是我讲的第一部分内容，暴力集团的逻辑。
　　顺着暴力的逻辑，我讲第二部分，解释两种社会体系，一个叫封建主义，一个叫官家主义，这两种主义，我认为都是暴力集团统治的不同表现形式。虽然都是暴力集团统治的形式，但是这两种统治形式有很大的差别，我先讲封建主义。
　　二、封建主义：暴力集团打天下
　　封建主义就是暴力集团内部的激励机制和分配机制。比如说水浒，梁山好汉他们是怎么分配财富的，一般的感觉是，他们大腕喝酒、大块吃肉、好像很公道，实际上水浒里面写的不是那么一回事。水浒上写道，宋江上了梁山，下面的喽罗来报，有一商队过来，一百多辆车旅，问怎么办？抢不抢？宋江说抢，但是注意别伤人。抢完了来报，怎么分呢？平均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纳入国库，土匪的公共财政，剩下的一半土匪大家分，一般的到民国初年中国的土匪每年分一次，我不知道水浒怎么抢完当场就分，这部分再分成两部分，所有的统领分其中一半，比如说梁山好汉108将分一半，剩下的那一半，几千个喽罗来分，他们的收入差别非常之大，但是水浒里究竟有多少喽罗，我不清楚，但是我看到的美国黑手党的情况可以提供一个佐证。去年美国的经济学家写的《魔鬼经济学》，他得到了美国黑手党分配的一个帐本。我一看就跟水浒差不多。一个毒品分区的黑帮老大：8500美元/月。三个副手：2100/月，人均700美元。50个喽罗：7400美元/月，人均148美元，1140元人民币。也就是三个副手加五十个喽罗加起来共九千多美元，跟黑帮老大8500美元，基本相当。一个分区是这种情况，像这样的分区有一大片，这样的顶级黑帮老大有120个，总共的收入当中120名顶级黑帮占收入的一半，5300喽罗占另外一半。收入差距是1比44。这就是土匪或者暴力集团内部的分配。
　　我们就可以用经济学的东西来比拟一下，喽罗=工人，军阀/黑帮头子=资本家，当然黑帮头子投入的不是资本而是血本，是人命。卖命的士兵是喽罗，工人是卖力气的。血酬=总的抢劫收入。血本=资本。军饷=喽罗收入，血本的一部分，即可变资本。武器弹药=不变资本。血本的有机构成取决于命价和武器价格的高低。在民国时期的土匪内部，人股=枪股。总收入（血酬）-总成本（血本，军饷=武器弹药）=剩余=利润（血利），法酬就是这种血利的转化形式。军阀是血本家，士兵是工人。军官是高管。
　　暴力集团内部的分配是这样的。然后怎么去激励下属、军官呢？比如刘邦打天下的时候，一帮乌合之众，朱元璋也是，激励很大程度上是先画一个大饼，就像现在的期权，大家好好干，干好了公司上市，然后每个人都有期权，到时候把期权兑现，大家都发财了。那时候的期权就是军功分候制度。大家一起打天下，打下天下论功行赏，功最大的封王，然后按照公侯伯子男分下来。这就是暴力集全内部的激励机制，也就是军功分侯制度。军功分侯制度是封建制度的缘起。
　　在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江山取胜的往往是具有血缘集团优势的，麻烦是一旦取得了江山，一代一代的往下封，越往后血缘关系就越来越松散，而且人也越来越窝囊，因为不是淘汰竞争出来的，而是按照血缘继承下来的。墨子指责当时“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贤使能为政”，“亲戚则使之。无功富贵。面目姣好则使之。”比如说太后看上一个美男子，比如说嫪毐封侯。封建制度的大弊端就是越往下越不行。封建制度难以持久。
　　商鞅变法立了20等爵位，可以清晰地看出来是一个暴力激励机制。从一等升到二十等，斩敌一个首级，爵位升一级，分田100亩，宅基地5亩。到第二十级的时候就是封侯，就是一个小君了。这种制度同时规定以前所有的封建贵族爵位无法往下一代传，必须有功才能继承，无功无法继承。所有的都是这样，你要说不许、禁止，你会遭来多大的反对意见，你能不能活着出来得享天年就很成问题。商鞅就是这个结果，被车裂而死。谁挡这条路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吴起，吴起说咱们别一代一代往下传，三代终止行不行？不行，有的已经传到第三代了，这等于夺了人家的爵位，这不就得罪了整个楚国的贵族？所以王一死，吴起立刻就被追杀了，伏在王尸上被人用乱箭射成刺猬。
　　改革者想改封建制度最后都没得到好下场。但是制度一旦改过来，像商鞅的那一套制度激励作用极强。所以当时有人描述，秦国人一听说马上要打战了，大街上的人就象过节一样，士气高涨，因为这意味着马上就要发财了。打仗的时候，士兵疯了一样，奔走相告，别着脑袋，夹着俘虏疯跑。这说明军功分候制度对于暴力集团有极强的激励效果。我不联系现在了，红军也很能打，这又是一个封侯，红军的封侯激励，让你觉得你不是雇佣兵，你是为自己打战，打下天下咱们阶级兄弟当家作主。
　　简而言之，封建主义是暴力集团打天下的激励机制，一旦成功了也按照这个来分配财富。但是分配下去也有长期的弊病，一代不如一代，还有一个大弊病，分封的王和侯都有自己的军队，标准的封建制度是上面有一个王，王下面有大批的公，每个公都有自己的军事体系，自己的行政体系，有自己的税收体系，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下面再细分。比如说三家分晋，晋侯本来就已经很牛气了，有自己的一套体系，但是他下面的三个大夫，每个都有自己的行政体系、军事体系和税收体系。三家分晋就是《资治通鉴》第一篇的第一个纪事，从此中国进入一个新时代。原来的规则体系改了，周王居然承认了他们，封他们为侯，分三个大夫为侯，整个规则体系就破坏了，进入了暴力竞争的时代。下面小的暴力体系的实力一旦超过了上面的暴力体系，就有可能推翻上面的暴力体系。就是说封建体系内部有一个暴力均衡，这个暴力均衡一旦破坏，天下就会很乱。春秋战国就是暴力集团的均衡不断破坏不断重建的结果。这是封建主义的问题，它带来的首先是衰退，其次是内乱，再者就是一代不如一代。
　　三、官家主义：暴力集团坐江山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古人费尽心机，发明了一个新的政治体制，这个政治体制我就称之为官家主义。“官家”，在古汉语里面有三重意思。第一重意思是皇帝，宋朝说赵官家如何如何，就是指皇上。第二重意思是官府衙门，包括条条块块的各级衙门，说是官家的就事公家的。第三重意思是官僚个人，对官员个人的尊称。“官家”这个词有多重涵义，这些涵义可以把“官本位”的内部结构拆解开来，让我们看到官家集团的整体利益，看到最高决策者的利益，看到部门利益，还能看到官僚个人作为代理人的私利。因而特别准确贴切。这是含义比较宽泛的词，包含了三个主体，中国恰恰是这三个主体，当家作主，立法立规，他们主义。
　　皇帝立法定规，围绕他有一套王法，不管是唐律、明律还是清律都是皇帝一条一条审出来的。皇帝掌握最高立法权。第二个是衙门，衙门有部门利益，为部门利益或地区利益而立法；第三是官僚个人，他没有立法、发红头文件的权力，但是掌握着合法伤害权，围绕他有一套潜规则体系。这三个主体虽然不同，但是他们首先是官家集团，其次他们凭着各自的能力、实力和才干争夺立法权或者各自管辖的范围，形成一个动态的结构。这个整体结构我称之为官家主义结构。
　　如果皇上特强，不断地削弱下属的权力，这就是官家主义的第一项，皇帝掌握实权。如果皇帝弱了，部门特强，最后落到藩镇割据的局面，而且传位于子，渐渐地官家主义削弱，最后又成为封建主义了，封建主义因素不断上升。官僚个人作为代理人，不断地进行敲敲勒索，任何时代都有。
　　官家主义是对封建主义的扬弃，或者是对封建主义的问题的解决，解决的途径极其复杂。比如说法国的方法是将各地的贵族召集到巴黎，建立一座漂亮的凡尔赛宫，让贵族享受上流社会的生活。在中国就是“王不就藩”，它的方式比较简单。中国有很多王不就藩，削兵权的方式，更为复杂的就是收兵权，收行政权，收立法权，收继承权，收征税权。这些都是当年面临封建主义问题的人想出来的策略，而且为此有一批贤人和英雄牺牲了，比如商鞅、吴起、晁错等。晁错出削藩策，“削亦反，不削亦反”，趁他们还没准备好就先削藩，皇帝同意了，即削藩，结果立刻就反，“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结果腰斩晁错。斩了以后，他们继续反，根本就不收兵，晁错白死了，晁错又是一个在消灭封建主义的过程中英勇牺牲的一个。最后实际削藩的做法，是极聪明的办法，是主父偃向汉武帝提出来的推恩令。规定诸侯王的权力往下传的时候，废弃原来的嫡长子继承制，把所有的继承权推到所有的儿子身上，这基本上无可阻挡地将诸侯王的地盘用推恩令分得七零八落，几代下来基本上构不成威胁了。中国的封建制度是通过这种方式，使控权的人、大股东变成了小股东，最后变成了股民。所以封建制度是通过推恩令来瓦解的。
　　瓦解之后中国出现的体制是官家主义制度。官家主义制度好比一个股份公司，真正控制的是经理人，是代理人。当然董事长是皇帝，剩下的王基本上都是大大小小的股东，这是官家主义体系。原来的封建主义体系，打个比方像是个体户联盟，合伙人联盟，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官家主义与个体户联盟有重大的差别。当然这种制度建立之后还是有问题的。首先是代理人不负责任，掏空上是公司，掏空股民，这就是潜规则，围绕着代理人利用它的合法伤害权，利用代理人与所有者之间的矛盾作出的一系列的事情。
　　官家主义的另外一个毛病就是所有的代理人都有变成股东的趋向，变成所有者的趋向，最明显的表现是魏晋的时候，魏晋的门阀豪门，九品中正制，要选一个官员，大家一起推选，最后所有在上层的都是上层子弟。这事实上就构成了遗传，到最后门阀氏族垄断了所有的权力。民间有才能的人都进不了上层。于是代理人事实上就变成了股东。原来的官家主义的特征就被封建主义覆灭了，然后又是大乱，一直到科举制出来才得以解决。隔三年考一次，从民间选拔出一批人当代理人，而原来的贵族不通过考试就不能当了。从这个角度去了解历史，从暴力集团的竞争，暴力集团内部的分配，暴力集团内部的激励机制，我觉得能更好地揭示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各种事实。
　　我刚才讲了暴力竞争的逻辑：血酬定律；暴力竞争逻辑支配之下的激励机制，即封建主义，然后又说了封建主义的转化形式，实际是进化形式，官家主义。讲到这儿我想讲的中国历史的草图大概就是这个轮廓。这个轮廓与过去讲的五阶段论大不一样，五阶段论有封建主义，但是没有官家主义，而且五阶段论只讲生产力、生产关系，我特别强调暴力，我觉得从暴力均衡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历史比揪住生产力不放，其解释力更强，在中国过去的两三千年之中，中国的生产力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无非就是农业社会，去某个博物馆看看，两千年前使用的犁现在还能用，工具没什么多大变化，而且那时候的郑国渠等好多渠，现在还在用，也就是生产力没多大变化，但是处理暴力的方式大不一样。中国历史中进化中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自从秦始皇废封建，建郡县之后，官家主义就诞生了，诞生之后还几经周折，魏晋就反复了，当年人大历史系主任尚钺先生，他是魏晋封建论的主张者，魏晋封建论是有道理的，因为晋是封建贵族，但是那只是官家主义的一个反复。
　　四、扩展唯物史观的尝试
　　我说完了第一部分，我最想讲的是第二个大部分。挑历史唯物主义的毛病，历史唯物主义的毛病出在哪里？出了问题使我们不能清晰准确地了解历史。这个问题可能不是现在的年轻人的问题，我猜他们可能不像我们病得那么重，老先生们70、80岁，病得很厉害，病入膏肓，根本就没得救了。就像现在的谢韬，人大的前副校长，在我们《炎黄春秋》发了一篇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遭到一片反扑，或者赞扬或者批判，开了六个大会，不管是赞扬者还是批判者，调子极高，赞成的表示让我们豁然开朗，都是这样的调子，反对的则称这是在挖我们的祖坟，这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他是最大的叛徒，都是这样的调子。离开这些话语体系就不行了，这是他们的命根子，一辈子都为这个奋斗，一下子说它错了，他这辈子白活了，不仅白活了而且还做了很多坏事，那就等于否认人生的根本价值，他会拼命的。我不是病入膏肓，但也病入肺腑，因为我有病，所以我挑历史唯物主义的毛病。
　　历史唯物主义的毛病在哪，我最先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毛病是，它容纳不了非常正确的东西，比如我说的官家主义，官家集团，它就是容纳不了。毛泽东在六十年代提出，中国有一个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后来到了晚年在批邓的时候他说，搞了那么多年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后来四人帮垮台了之后就批毛。党内有资产阶级？党是一个政党，是上层建造领域的，阶级是生产关系、经济基础领域的概念，资产阶级在党内这是什么逻辑？他们说的是逻辑混乱的话，但是他们说的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资产阶级是什么，资产阶级是生产关系领域的概念，怎么可以从上层建筑角度定义阶级呢？这是站不住脚的，不伦不类。
　　德热拉斯，南斯拉夫的中央委员，写了一本《新阶级》，我是上大学二年级从图书馆阅览室看的，他说共产党掌权之后实际成为一个新阶级，觉得说得对，就是那么一回事，但是仔细分析，怎么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里面了，又没根，至少在历史唯物主义没根。
　　上大学二年级的的时候，吴大琨教授推荐看《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实际上是细讲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小支流，用唯物史观去解释中国历史说不通，于是就抠出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去解释中国历史，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什么？统治集团治水，直接介入生产，介入第一线的生产，这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上层建筑的政府怎么能介入呢？马克思自己说的话就与唯物史观相冲突。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说法与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很大的冲突。
　　我们看到中国的官家集团大规模地介入生产，盐铁就不用说了，一开始就垄断，只有官家才能卖盐，个人介入卖私盐就是死罪。钢铁业是国家垄断的，皇庄，皇帝直接种地，雇人替他收租，皇帝自己是地主。一直到晚清，光绪末年，所有的企业主要是官府投资建的，洋务运动搞了多年，光绪皇帝有个发现，他说我们一直以为官办企业能办好，但是百年的经验证明，官办的搞不好，还是让民间去办。这个经验教训光绪皇帝就发现了，其实更早就发现了，但是毛泽东又重复了一遍，现在还有人说国有企业能搞好，都是有毛病的人，没读历史，读了历史你会发现每个朝代重复者同一个结论：搞不好。现在我们称国有企业，实际是官有企业，认为能搞好的人肯定是不懂历史或者被那些名词弄昏了头。官家如此深刻地全面地介入生产，还介入流通领域，比如统购统销，外贸领域的全面垄断。这些事实让我们如何区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分类，容纳不了官家阶级，或者是新阶级，就没法解释中国史实，这不是中国史实有问题，而是理论框架有问题。你要跟官皇帝说他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跟官员说他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尤其是平民地主，他肯定觉得你严重地贬低了他。官与民之间的关系是牧羊的关系，皇上是牧人，下面的牧羊犬是他的官员，现在你说他们是羊的代理人，这不是瞎扯吗？当年崇祯快垮台的时候，认真地讨论过一次大规模的土改，明史上都有记载，国库没钱了，军费不够了，怎么办？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出卖然后挣一笔钱，你怎么能说皇帝和官家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呢，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事实上，地主们起来了，为了自卫，将自己的子弟送进官场，培养成官员，形成一个乡绅集团。如果有官家势力，就有机会进入官家集团，成为乡绅。你如果就是个土财主，人家就可以收拾你。只要中举就是地主，因为地主免税，一旦有免税地就有大批的自耕农跑来当佃农。所以范进一中举就有人投靠他，因为有利可图。只要你进入官家集团就是地主，反过来你当了地主要想长期地存在下去就要想尽办法把你的子弟送入官家集团。耕读传家，没有“读”这家就传不下去。
　　唯物史观的毛病就出在这儿。为什么呢？我觉得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处理好暴力集团，没有给暴力集团安身立命的场所，使他们无处安身。唯物史观对阶级的定义都是从生产要素角度定义的，列宁的阶级论定义我就不背了，再往前马克思在创阶级论的时候，他脑中的概念，是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那儿沿用来的，按照生产要素的不同所有者来划分阶级的，现在还是这种分类标准。列宁又进一步提炼。
　　生产要素的提法不错，说出了很多问题，但是有人是靠玩命吃饭的，像刚才毛老师说的，打天下坐江山，你不能不承认人家的合法性，我玩命把天下打下来了，我坐江山享受点特权，这是最原始的道理，我付出了我就该得的，我玩命了就该得到。这可能是人类合法性的一个最基础的论证。我玩命了我付出了暴力，为什么就不能有的一个合法的地位，特权的身份？
　　中国的暴力集团是怎么安身立命的？我刚才说的他们吃的法酬。法酬怎么确定，法酬不是老百姓确定的。暴力集团在利害计算之中有最要紧的一项就是，具有能让你承受不了的最大的损失，就是把人宰了。因此暴力集团具有否决权，这也是物质利益，所有的物质利益最后不是由人来计算的吗？所以我称之为元规则，元规则就是决定规则的规则，这个规则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所有立法的设立等规则的设立都会涉及到这个元规则。凭着这一项，暴力集团就有了安身立命的地方，他就立法、定规。暴力集团凭着这个元规则就可以安身立命，就在社会中吃香的喝辣的，一代一代往下传。而这个暴力因素，元规则，历史唯物主义完全没有关注。因此就没有地方按插官家集团。元规则根本就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分，只有暴力集团看中那块肉肥就挑哪块，直接垄断。在这个分类之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分显得风马牛不相及，不是一个恰当的分类方式。
　　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处理不了阶级的问题，第二处理不了经济基础与上策建筑分类混乱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处理不好的核心原因是没有处理好暴力要素。关于暴力的要素，在恩格斯《反杜林论》里，他就嘲笑杜林，他说你谈什么暴力，我们完全可以不用暴力就可以把资本的剩余价值的发生，剩余价值的分配，到经济危机的爆发解释得很完整。根本就用不了暴力，暴力是多余的。看资本论就会发现根本就没有暴力因素的作用。在恩格斯的逻辑思维里安插不下暴力，没有暴力的位置。
　　我觉得恩格斯的说的不是最开始的起点，所谓资本论最原始的分析起点并不是等价交换，恰恰是背后隐藏的暴力。也就是说商品交换更为合算，比抢劫合算，如果抢劫合算，我干嘛跟你作买卖，看你手里有好东西，我还要找别的东西跟你交换，掏钱跟你买，我把刀子一拔，要钱还是要命，这不就完了吗？这成本多低啊。只有当成本高到不合算的程度才开始交换。所以商品的自由交换不是逻辑的起点，也不是历史的起点。它是在排除了很多不合算之后才开始的，而不合算当中就有暴力的计算。所以它的基础就不稳定，不是从根上说的。我上中学的时候看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心敬畏，看不懂，前几年看《反杜林论》的时候，恩格斯的形象大跌，冷嘲热讽，你自己还没想透，不肯深入去想，然后就嘲笑自己的论战对手。恩格斯的文风很论战作风很成问题，至少在《反杜林论》中表现得很明显。在《反杜林论》中对暴力的处理完全不加考虑，而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对暴力是有考虑的，他在谈论西欧的封建制度的时候，他强调了超经济强制，就是这么一个超经济强制把所有的暴力给处理了。西欧封建制度的兴起，一个骑士或武士建立一个城堡，城堡就是军事壁垒，战争的一种建筑表现形式，防御体系。这就是以暴力为核心形成的生产方式。只有暴力竞争极其激烈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建筑方式、居住方式和生产方式，具有明显的私人军事组织兼经济组织的性质。这么明显的暴力因素马克思就一个超经济强制就给打发了，这就说明他生活在工业化时代，和平年代，他忽视了暴力对人对社会体制形成的影响。实际上，欧洲中世纪的采邑制度，最基本的土地制度，就是由暴力需求主导的，采邑就是对军事效力的报酬。
　　以上我的讲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处理好的问题及其原因，它与现实生活磨合不了的方面，那怎么对付呢？
　　第一个解决办法是扩展阶级的定义。不把阶级的定义落实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身上，而落实在生存策略上。在生态学的分类中，每一个物种是都有一套自己的生存策略的载体。不同的生存策略的载体形成不同的物种，同样在人类社会中，不同的生存策略载体形成不同的阶级。比如资本凭借资本获得收入，劳动是凭借劳动，土匪是玩命的，官家集团的根是代理人，当暴力集团的经理人。以这种大的分类作为阶级分类的依据，我觉得根基更深，因为它落实到生物学的根基。
　　第二是扩展劳动价值论。恩格斯说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一是劳动价值论，二是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分支，对资本主义这段历史的展开和描述，剩余价值是那段历史的争论核心。问题在于什么是价值，马克思的定义是劳动价值论中最偏激的一个。劳动价值论在西方社会的研究起点是亚当.斯密，，劳动创造了价值，但是有一个条件，是在产权形成之前，在土地资本有主之前，劳动创造价值，也就是劳动价值论只适合土地瓜分之前得那段历史。到了李嘉图，又把劳动价值论往前推了，他说土地资本也是一种劳动，于是更加一元论了，是物化的劳动，他说价值主要是劳动创造的，但也有一些例外，没有展开讨论这些例外。到了马克思那里，什么例外都没有了，什么前后都没有了，一切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地租、利润都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所以他走到了最极端，劳动价值论。但是事实上，按照中国古人的智慧，“天地生财”，你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发现大量的例子，比如开发北大荒的的时候“棒打狍子，勺舀鱼”，如果把袍子和鱼看作是人类的食物，是能量转化的结果，它使太阳照射到植物上，通过光合作用转化的结果。这个过程是自然的，当然人类也可以替代它，人自己种植牧草，人类自己播种可以说凝结了人类的劳动，但是播种之前，牧草也是存在的，你说它凝结了什么？所以自然是创造价值的，无非是你怎么定义价值，如果我定义得价值就是劳动的产物，是劳动的凝结，你这样自我定义，我就没法与你挣，基本上都已经排除了其它的可能。如果你不这么偏激地定义价值，你说价值是对人类有用的东西，有使用价值，同时又有稀缺性的特点，人类必须拿东西去换，或者付出劳动去生产，是这样一种东西。那我说自然也生产价值，你不去生产，自然也替你生产了。人类后来觉得生产量不足，人类自己去播种，这是对自然的替代，而不是自然不做这些事情，人类凭空创造的。这样就太自大了。那些东西都是稀缺的、有用的。
　　因而劳动创造价值是对自然创造价值的一种替代。比如说我们是一个部落，有很肥沃的土地，采集、狩猎、捕鱼，活得很好，这时候叫猴子也行，叫人类也好，大家的生活方式都差不多，说人类与猴子的区别在于制造工具，要说捕猎制造工具还行得通，其实大猩猩也会使用工具，但是在采集方面是不用工具的，在农业意义上，人类那时候的行为与牛羊是没有差别，那时候牛羊的采集叫不叫劳动、生产，人类的采集也不算，那时候人类与牛羊一起享受着自然的价值。
　　后来人口慢慢扩张了，地方不够，养不活我们了。这时候就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我们向外扩张，把另外一个部落打倒，抢劫。这时第一反应，所有的动物第一反应都是抢，最后发现对方很强，打不过，最多打个平手，说不好你们还要打我们呢。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被局限在这里，又不够吃，又不够用，这时候才会出现生产，用生产来替代自然价值的不足，产生劳动价值，劳动创造的价值与暴力抢劫都是对自然不足的替代，于是暴力掠夺与生产在层级上都属于第二级，是相等的。我修改劳动价值论的目的是为暴力集团、暴力掠夺提供在价值论的根基，只要以自然价值论为基础，接纳了自然价值论，暴力掠夺就不完全是破坏性的，而是创造性地，一般认为暴力不值得谈，总得先有生产才会有暴力抢劫，没有生产出来怎么抢劫？所以暴力掠夺一定是第二位的，生产才是第一位的。但从自然生产论的角度看，不是那么回事，自然已经生产出来了，我去抢，抢的是自然的结果，没有生产仍然有暴力抢劫，先有抢劫，抢不过才被迫生产，如果我抢劫的成本很低，我抢遍全世界，我干嘛生产，他可以永远不生产，一直抢劫。这就是对唯物史观的修改，先修改价值扩展阶级的定义，然后修改价值论的定义。
　　附提纲：
　　一、血酬定律：暴力集团的生存策略
　　1、四川广汉土匪的故事。1913年的川陕大道秩序和广汉秩序。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2、血酬。土匪吃什么？挣的是什么钱？工资，地租，利润或利息。他们自称是吃红钱。日血月血。卖命钱。我称之为血酬。
　　3、血酬定律。其价值取决于拼抢对象的价值。抢银行。绑票。民国年间平均赎金200大洋，7千元人民币。越来越少，100个鸡蛋（四五十元）。这是买命钱。最贵的，张子强绑票，2.3亿港币。
　　4、血酬定律的推论。在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中，如果命价下降，则农民转化为土匪。如果风险一样，血酬收入越来越少，于是转化为农民。
　　反过来，为了血酬收益最大化，土匪可以保民。张自忠之后有按季抢劫的故事。再进一步就是广汉土匪。流寇追求一次性收益最大化，坐寇追求长期收益最大化。养鸡生蛋。
　　为了追求血酬收益最大化，军阀或官员也可以转变为土匪。四川军阀换防频繁，就搜刮到2011年。杀鸡取蛋。李自成的行为变化也是追求血酬最大化。
　　5、法酬。从收保护费，到立法定规，血酬转变为法酬。法酬这个概念，在经济学中似乎不存在。这是收费-公共产品之后的剩余。这是暴力集团打天下坐江山所吃的剩余价值。
　　二、封建主义：暴力集团打天下
　　1、暴力集团内部分配。水浒。
　　美国黑手党。黑帮老大：8500美元/月。三个副手：2100/月，人均700美元。50个喽罗：7400/月，人均148美元，1140元人民币。120名顶级黑帮占收入的一半，5300喽罗占另外一半。收入差距1比44。
　　2、分配机制的类比。血酬=总收入。血本=资本。军饷=喽罗收入，血本的一部分，即可变资本。武器弹药=不变资本。血本的有机构成取决于命价和武器价格的高低。在民国时期的土匪内部，人股=枪股。总收入（血酬）-总成本（血本，军饷=武器弹药）=利润（血利），法酬是血利的转化形式。军阀是血本家，士兵是工人。军官是高管。
　　3、如何激励员工——官兵？商鞅变法和汉高帝五年诏。20等爵。
　　军功封侯制度=封建制度=期权制度。制度有效，刘邦真封王，不搞妇人之仁。韩信比较刘邦和项羽。肢解项羽。
　　血缘集团的优势和麻烦。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虚拟血缘，桃园三结义。干亲。这是优势。
　　麻烦，一旦成功，分封的都是亲属，墨子指责当时“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贤使能为政”，“亲戚则使之。无功富贵。面目姣好则使之。（一般都是太后宠爱，如嫪毐封君）”。这就不能打了。
　　商鞅变法，无功不封，而且无功不许继承，因此秦国的暴力竞争能力最强。打仗的时候，士兵疯了一样，奔走相告，别着脑袋，夹着俘虏疯跑。可见有效。
　　三、官家主义：暴力集团坐江山
　　1、封建主义问题甚大。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汉朝建立后一再反叛。吴王刘濞发动的七国之乱。削藩策所谓“削亦反，不削亦反。”后来有晋朝的八王之乱，唐朝藩镇割据，明朝朱棣的靖难之役，一直到民国的军阀割据。一定要有暴力均衡，让反叛者的暴力不如当局的暴力。
　　暴力均衡与岳飞之死。
　　为了解决封建制度的问题，一收军权，从发兵到只留卫队。二收行政权，从置相到架空。三收立法权，行中央法令。四收继承权，或禁止继承，或逐步降低。五收征税权，只给发俸禄。六不就封，人地隔离。
　　商鞅禁止继承，无军功不许继承。王死便遭车裂。吴起只许承袭三代，伏在王尸上被乱箭射死。晁错出削藩策，吴楚七国反叛，被腰斩（司马迁评论说：变古乱常，不死则亡。这是一场革命）。更聪明的办法有汉武帝的推恩令：“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
　　法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对策是建凡尔赛宫，召各地贵族来住，用奢华生活吸引他们。
　　封建色彩越来越弱，官僚色彩越来越重。废封建立郡县。股东选聘代理人。一个新制度诞生了。
　　2、官家主义，命名和特点。
　　3、官家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比较。虎豹豺狼割据制度，与牧人+牧羊犬制度。
　　官家主义能更有效地控制捕食的强度，于是有更多的人口（牛羊），从生态学上看，同一块土地，可以支持更多的人口，这是成功的生存策略。从百姓或牛羊的角度看，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
　　4、不过，代理人总有当主人的趋向，遗传官位的趋向。恩荫制度（当代也荫一子），推举制度和门阀制度，然后遗传垄断官位。
　　四、扩展唯物史观的尝试
　　1、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中国史实。
　　2、阶级定义。官家集团无处安身。德热拉斯和毛泽东的困难。
　　3、暴力集团无处安身。法酬无处安身。作为一种独立生存策略的暴力。
　　4、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自然价值论。以自然价值论为基础的计算，血汗替代的两个方向。
　　5、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暴力集团与生产集团的关系。拉弗曲线。然后有暴力集团之间的关系和生产集团之间的关系。
　　6、均衡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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