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史资料精选·大兴卷》/7
　1986年11月　　
　　刘广钰：原中共北京市委政法委书记。
　　枪林弹雨干革命　舍生忘死好交通
　　王　茂
　　我是大兴榆垡镇前曹各庄村人，从1944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后，一直在这一地区进行革命斗争。
　　日伪时期，我们在敌占区的地方武装，人数很少，装备也差，与敌人周旋，环境十分艰苦。为了适应形势需要，人员调动也很频繁。所以，我当过三区小队队员、县大队通信员、县委书记的警卫员，还当过三区交通站站长。
　　一。舍生忘死干革命
　　我家是贫农，生活极为艰苦，度日如年。日本入侵后，穷苦人就更没法活了。所以，我从小仇恨旧社会。为了给穷人争口气，父母节衣缩食让我念书。一次，日军将定福庄村一个卖菜的农民，抓到学校教室里，硬说是八路军的探子，把他打得死去活来。见此情景，我恨得两眼冒火，下决心要把日本打出中国去。后来，八路军在一个清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驻曹各庄伪大乡的敌伪军打得屁滚尿流，狼狈不堪。战斗结束以后，八路军战士们啃着自己带的干粮，不喝老百姓一口水，全村老百姓感动的都夸“八路”好。大家说：“这样的军队真行，只有他们能够赶走日本鬼子！”耳闻目睹眼前的情况，更加坚定了我参加八路军的决心。1944年6月的一天，我和本村的一个同伴得知八路军的活动地点以后，便悄悄地离开村子，找到了区小队，从此参加了革命队伍。
　　我俩参军入伍，急坏了家长。他们到处寻找，没有任何结果。过了二十多天，我们随部队驻到北曹各庄村，领导让我俩回家看看，这可招来了麻烦。父母见到我们，怕我俩在外边“出事”，再说什么也不让回部队了。当时，大兴属敌占区，也是我们的游击区。沿永定河一带的乡、村，我们与敌人反复争夺，“拉锯”频繁，斗争环境十分残酷。参加“八路”就意味着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敌人拼命。所以，老人无论如何也不让自己的儿子去冒那样大的风险。两家老人，在那天探家的当晚，就去找当时的我方区长靳宗民，要求把我俩领回家。区长无奈只得答应这一请求，说：“当八路军是自愿的，如果你们的儿子愿意，可以领回家去！”我的同伴真的让他父亲领走了。我是铁了心要当“八路”，豁出命也要打垮日伪军。父亲经不住我再三请求，只得妥协，我这才又跟区小队出发了。
　　二。枪林弹雨送情报
　　1944年11月底，通过我们的政治工作，安定伪军中有两个班准备反正，并带一挺机关枪过来。事先，他们与我们约定：用“出发挨打”的方式来迷惑敌人。按照预定计划，我们县大队去了两个排，到安定去收缴敌人的武器。为了防止礼贤的敌人出来增援，我们在东段家务驻一部分人设伏。果然不出所料，当我们按计划在后辛房村鸣枪收缴反正伪军武器的时候，礼贤敌军听到枪声，窜出一个中队来。等他们到平地村，我们便先发制人，打他个措手不及。由于火力很猛，把敌人压在马路沟里不能前进。相持时间不长，这股敌军便逃回了礼贤。
　　当时，我在平南县大队当通讯员。在这次战斗过程中，有一封信急需送给我驻平地村的刘启才大队长，以便取得联系。那时送信需要一个“快”字，我接受任务便马上出发，冒着枪林弹雨直奔平地村。在接近该村村西的马路边上，我正摸索前进时，遭到敌人的袭击。子弹从我身边呼啸而过，一颗打中我的帽子，我一定神，急忙退回来。这时我想，自己牺牲不要紧，但是信送不到影响战斗全局那可误大事啊！想到这里，我顾不得许多，马上改变了路线，冒着敌人不断射来的枪弹，快速迂回到村北，绕道冲进村去。结果按时完成了这次的送信任务。
　　三。军民情深　没齿难忘
　　1945年春天，我给县委书记苏玉振当警卫员。因为我腿有疾不能走路，住在南顿垡李宝珍家疗养。那时候条件艰苦，缺医少药。苏玉振书记为了给我治病，派人夜里到敌人占领的庞各庄找来一位西医大夫。看过以后，这位大夫主张把我腿锯掉，并说不锯掉腿有生命危险。可当时，谁都没有跟我说。后来，房东见了我总是眼泪汪汪的，我才看出他是在为我流泪。经我再三追问，他才说了实情。我对他说：“为了革命就是死了，我一点也不怕。可是没有腿，我不能为党和人民工作，活着有什么用！”并向他表示，我是死也不锯腿的。于是，他就拿了些吃的药和外用的洗药，为我进行治疗。
　　在李宝珍家养病那会儿，日军常来骚扰。由于房东千方百计掩护，才没有被敌人发现。后来敌人夜里也来搜查，房东就背着我钻地道躲藏。形势越来越严峻，为了房东和我的安全，组织上把我转移到王庄村、东白疃村。后来又经过卫生所两个多月的治疗，终于病愈又回到工作岗位。如果没有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们，我的性命早就没了。这种深情厚意，我永远不会忘记。
　　四。与敌遭遇　地道逃生
　　1945年夏天，我在涿良宛交通站工作。主要任务是和谢森等五六个人负责和大兴交通站联系，护送我党政人员安全通过敌占区。有一次，我们接受一个新任务，护送东北来的两名大学生和两个日军俘虏去延安。我们到杨各庄取了介绍信，便带着人住在石垡村一个姓靳的老乡家里。晚上有警卫放哨，还算安全。但到夜里四五点钟，听到村边树上有喜鹊叫，我们根据经验判断，一定是村外有动静，便马上警觉起来。不大一会儿，传来枪声，我们很快钻了地洞。拂晓，日军进村了，挨家挨户搜查。由于我们疏忽大意，竟然没有察觉两个日军俘虏没随我们钻洞。俘虏变成了日军的引线，我们藏身的洞口很快被挖开了。敌人叫石垡村的于秉哲带路，进入洞口向东爬，进行搜索。情况十分危急，我感到这下完了，跑不脱了，于是便准备拼个你死我活。可是情况瞬息万变，当于秉哲爬到地道出口时，他把堵洞口的玉米秸往下一拉，洞口反而堵严，不透亮了。这时于秉哲对跟在身后的日本兵说，前边不通了，他们这才从地道钻了出去。
　　日军找不到我们，象泄了气的皮球，只好带着被我们俘虏的两个日本兵撤走了。
　　抗日战争结束后，我继续在大兴从事革命工作。参加了庞各庄保卫战及党的地下斗争，出生入死与敌人战斗。解放前夕，调到大兴县公安局工作。
　　2004年8月　　
　　申连仲　整理　　
　　王　茂：原中共大兴县委统战部长，已故。
　　申连仲：大兴区委退休干部。
　　威震敌胆　瓦解伪军
　　张志强
　　一。庞各庄集市除奸
　　1945年初，我被调到平南县敌工部做干事，敌工部长徐溅在向我介绍前段工作情况时，讲了他和敌工干事刘志忠等，组织人力在庞各庄集市“单打一”的事迹。
　　这个故事发生在1944年的农历八月初九。
　　那时，庞各庄据点儿驻守着大兴县伪警备队一个大队。其中有一个姓胡的中队长挺坏，是个铁杆儿汉奸。为了杀一儆百，争取、瓦解敌伪军，敌工部长徐溅根据外勤干事刘志忠的建议，制定了干掉胡贼的“单打一”计划。
　　派谁去执行计划呢？最后决定让敌工队员高凤阳去完成，同时委派为我们工作的伪乡长韩天经协助除奸。高凤阳比我年岁大一些，是个神枪手，在对敌斗争中立下了不少功劳。
　　日(农历八月初九)，是庞各庄镇一个大集的日子。早饭后，高凤阳和韩天经就按照计划从石垡村儿出发了。他俩都是老百姓的打扮。高凤阳上身穿了一件补丁摞补丁的旧白土布小褂儿，半敞着怀；下身穿了一条旧兰布裤子，半卷着裤腿儿；脚穿一双旧布鞋；头戴一顶蘑菇头儿的破草帽儿；左肩上搭着一个布褡裢。韩天经也打扮了一番。他们俩由胡贼在中堡村的伪联络员带路，绕道向庞各庄集市而去。上午8点来钟，他们从庞各庄南口儿进入了集市，淹没在拥挤的人群中。因为高凤阳不认识伪胡中队长，所以必须按照事先规定的暗号行事。即：只要韩天经一戴上眼镜儿，就是伪胡中队长来了。他们俩在集市上装作买东西的样子，从南头儿挤到北头儿，也没有发现伪中队长和伪军们来赶集。于是，他们俩就又从北头儿往南头儿挤，到了南头儿以后又返回身来再往北头儿挤，就这样在集上转。一会儿在这个摊儿上打听打听这个东西卖多少，一会儿又在那个摊儿上打听打听那个东西是什么价码儿。他们虽然不时地在和卖主儿搭话、看货色，但两只眼睛却不停地左右搜寻目标儿。
　　上午9点多钟的时候，他们终于在集市的中心地区发现了目标儿，一个身穿黄军装的人从集市北头儿向南走过来，挤入人群之中。高凤阳和韩天经不慌不忙地迎上去一看，嗬！这家伙真神气，身穿整洁的黄军装上衣，腰间扎着武装带，别着小手枪儿；下身穿着马裤，足蹬黑得发亮的大马靴。再细看他的肩章，是两道杠儿、两个星儿，年龄大约30岁上下。此人不可一世地在人群中挤着东张西望，一会儿在这个的摊位前看看闻闻，一会儿又那个的摊位前问问价钱。高凤阳认为这人一定就是要杀的对象，立刻向韩天经望去。但韩天经仔细一看，不认识这个人，所以就没有戴上眼镜儿。高凤阳一看他不戴眼镜儿，知道那人不是胡伪中队长。但他肯定这个人官儿不小，肩章上的杠儿多星儿也大，一定比伪胡中队长的官儿还大。他认为，是敌人就不是好东西，何况又是个大官儿呢？打不打？他在心里嘀咕起来。等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把伪胡中队长等出来，要是他今天不出来，难道就白来一趟吗？干脆等不着伪胡中队长，就把这个家伙干掉算了，总算没有白来。于是，高凤阳紧紧地跟着这个伪军官，韩天经也尾随其后。当那个伪军官走到集市南头儿，站在路西“中兴茶庄”门前看字号时，高凤阳暗自决定结果了他吧！想到此，把右手伸进了褡裢，握住上好了顶门火儿的手枪，打开了保险机。当那个伪军官刚走上茶叶店的台阶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时，高凤阳就照准他的后心部位　“当当”连击两枪，一下子把那个伪军官放倒了。紧接着，他又朝天空“叭叭叭”的连放三枪。赶集的人们一听枪响，立刻炸了窝，顿时吓得乱跑起来，整个大集乱做一团。韩天经一看高凤阳开了枪，也装做惊慌失措的样子高喊：“了不得了！打起来了！快跑哇……”边喊边与高凤阳随着四处奔逃的人们迅速地撤出了庞各庄，胜利地返回了石垡村儿驻地。
　　后来得知，那天，伪胡中队长到黄村去了。高凤阳打死的是不久前从石家庄伪军官学校毕业、刚被委派到大兴县伪警备队当大队长的王振华。他万万没有料到上任刚三天就在庞各庄集市上当了部下的替死鬼，毙命于市曹。
　　高凤阳因此受到了表扬。打死这么一个姓王的比打死一个姓胡的伪上尉中队长震动还大，震慑了敌人，鼓舞了群众，特别是庞各庄据点儿的胡贼也老实了。
　　二。杀一儆百毙伪警
　　为了打开北宁铁路以北地区的局面，1945年5月间，我们选定了青云店据点儿的伪警备队上尉中队长为打击对象。这个伪上尉中队长姓王，绰号儿叫“王驴子”。这个家伙倚仗日本人的势力占山为王，敲诈勒索，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是个恶贯满盈、怙恶不悛的汉奸，青云店一带的一霸，老百姓恨透了他。这个坏蛋脸型瘦长，长得象个驴脸，性情特别粗暴，是个驴脾气。群众形象地赠给他一个“王驴子”的绰号儿。
　　为了除奸，在伪军中开展争取工作，尽快打开新的局面，我们敌工部一致同意对“王驴子”单打一。在徐溅部长的缜密组织下，这个任务仍然派高凤阳去完成，并指派敌工队员张万鹏掩护高凤阳。又是一个集市，他们打扮成赶集的老百姓，由马凤岗子村儿的地下十八号儿村长负责带路混进了青云店镇。正巧“王驴子”此时窜出据点儿来到大集上，高、张二人便暗中跟上了他。当他调戏一个卖大红枣儿的妇女、撅着屁股猫着腰白吃又大又红、又甜又脆的大枣儿时，高凤阳装做要买枣儿的样子也凑了上去问：“大嫂，您这大红枣儿多少钱一斤呀？”张万鹏则用身子把站在“王驴子”旁边儿身背马枪的勤务兵挡住，高凤阳这时很麻利地从褡裢中掏出早已上好顶门火儿的两把德国造驳壳枪，一边说着“你尝尝这个大黑枣儿吧”，一边儿照准“王驴子”的肛门处开了火儿。“叭”的一枪，立时给了“王驴子”一粒带凤眼儿的“铁枣儿”吃。“扑哧”一下“王驴子”就趴在了枣筐上，呜呼哀哉了。那个卖红枣儿的大嫂见此尖叫一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被吓呆了。张万鹏假装受惊害怕撒腿要跑的样子，猛地把那个勤务兵撞了个仰面朝天。接着，高凤阳“叭叭叭”地朝天空连放了三枪。赶集的人们一听枪响，被吓得“呼啦”一下子就炸了集，满街筒子的人惊慌失措地互相碰撞着、拥挤着、叫喊着东奔西跑。高凤阳和张万鹏也在混乱的人群中，迅速地张贴了事先写好的开列着“王驴子”罪状的八路军布告，随着四散奔逃的人群从北门儿顺利撤出了青云店。
　　三。争取、瓦解敌伪弃暗投明
　　敌人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了，我们趁势扩大影响，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夜晚时分，我们不是悄悄地到狼各庄、魏善庄等据点儿周围喊话；就是到安定、采育、马驹桥等据点儿散发传单，宣传八路军的方针政策，对敌人展开猛烈的政治攻势。这样一来，可吓坏了北片儿据点儿的伪军大小头目。他们如同枪下的脱兔和漏网之鱼，又象受惊的“马”，不战而栗，成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再也不敢单独出据点儿为非作歹，生怕八路军敲碎他们的脑袋。
　　各个据点儿的敌人一老实，老百姓就不受或少受敌人的敲诈勒索和欺辱；那些做小买卖儿的人，更不用担心伪军们来白吃白喝不给钱了。这一切给我们争取、瓦解敌伪军、伪警察和伪职人员创造了有利条件，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如狼各庄据点儿中的伪少尉小队长王连贵，他是狼各庄村儿的人，家有一座青砖房的四合院儿，三四十亩地，有两匹骡子和一挂大车，常年雇用一个长工，在村儿里算个中上等户。他上有父母，下有妻室儿女，弟兄们中他是老大。自从我们惩治了一些敌人以后，对他的家人震动也非常大，全家人都为他当那么一个小队长的差事提心吊胆，生怕八路军有朝一日敲死他。特别是打死“王驴子”以后，我们又指名道姓地对他进行了喊话劝降，全家人一齐劝他辞职别干了。说为了混碗饭吃，犯不着为日本人卖命，如果弄得家破人亡太不值。我们从他们的社会关系中和狼各庄村儿的伪保长那里了解和掌握了这些情况之后，就通过一些关系做王连贵的思想工作，结果比较顺利地把他争取了过来。从此，他成为我们在狼各庄据点儿中的又一个内线关系(在此之前，我们已经通过关系和他的一个士兵建立了内线关系)。有一次，敌人要到我们活动的地区来“清乡”，王连贵马上事先通知我们，使得我们能及时到狼各庄田保长家去隐蔽，躲过了那次“清乡”的危险。有了这次对他的考验，我们对他更加信任了。以后，他又为我们做了不少好事儿。日本投降以后他辞了职，老老实实地做买卖。
　　安定据点儿的伪警备队刘中队长，以前是出没于绿林的“好汉”。七七事变以后，日本扩充伪军，他和同伙的几个人“弃匪从军”，连人带枪投奔了大兴县伪警备队。先是当少尉小队长，后来又不断扩编，被升为上尉中队长。庞各庄据点儿的大队长王振华被我敌工部队员高凤阳打死以后，对他震动不小。后来我们又在他的近邻青云店打死了危害一方的“王驴子”，更把他吓坏了，生怕有朝一日打到他的头上来。因此，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后路，不断地跟部下和伪乡长、伪保长、伪联络员们表白：“我刘某的为人你们知道，咱可不是抢男霸女、不守本分的那号儿人。要不是为了全家人糊口，谁愿意在官面儿上混差事儿？我要是家大业大，当个阔老板，住在城里头，享受荣华富贵，不比干这个成天提心吊胆的差事强的多？没法子，当兵不用花本钱，自己吃饱了每月还能挣几个养活全家老小的钱。我虽然当这么一个小官儿，但心里也明白，全靠大伙儿维持。常言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果。’我刘某人过去没有做、今后也绝不做对不起弟兄们和乡亲们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总之，他老是宣传自己是个好人，和王振华、“王驴子”等人不一样，用以拉拢大家。另一方面，他暗地里偷偷地托人主动地和我们拉关系，给自己找后路。后经我们深入了解，知道这个人自从到安定据点儿以来，还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儿。对各村儿的办公人员比较客气，办事既圆滑又有些重义气。我们分析，他之所以跟我们拉关系，是他为了避免遭“王驴子”等人的下场、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全家人的平安而做出的“万全之策”。他是脚踩两只船，还不是真心地弃暗投明、抗日救国。但这毕竟是我们杀一儆百所收到的效果，达到了我们想要达到的争取、瓦解敌伪军、打开北片儿地区工作局面的目的。大家一致认为，尽管刘某某的思想动机是为了保全自己，我们也要和他拉关系，只有拉上关系才能对他进行思想教育，启发他的爱国抗日思想。所以我们决定大胆地接触他。
　　在北研垡村拥护共产党八路军的魏子元老先生的担保和引荐之下，刘某某按照我们“不准带随员”的要求，化装成一个走亲戚的老百姓，在一天上午的10点钟左右到达四各庄村儿小庄子上的堡垒户家和我们接头。为了预防万一，我们安排队员在村西南树林子里观察了半个多小时，确实未发现异常情况之后，我们才进了接头的地点。
　　在我们等待接头时，刘某某进屋就按照土匪的规矩，把手枪放在了桌子上，而且将枪把子朝着我。为了表示对他的信任，我也照此办理，将我的枪把子对准了他。我们在魏老先生的陪同下开始了谈话。他见我很年轻，举止大方，先恭维了我几句，接着又对共产党八路军赞叹一番。然后他介绍了自己的出身和经历。他一再表示，为日本人做事儿是出于万般无奈，只不过是为了混碗饭吃、养家糊口罢了，决不是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当汉奸。他还带着诚恳的态度说：“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救国，为民除害，惩治了‘王驴子’等坏蛋，我从心眼儿里佩服！只要八路军不嫌弃，我愿意和八路军交朋友，暗中为八路军办事儿，做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云长！”
　　我听后，代表八路军和抗日政府表扬了他的爱国之心，同意和他交朋友，欢迎他和八路军秘密地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成为八路军在日伪内部的抗日“别动队”，并给他讲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我党我军的基本政策。他对我的表扬、鼓励非常高兴，深有感触地说：“今天我总算见到了光明，看我的行动吧！”
　　我们谈完后，招待他吃了便饭，约定了联络办法就分手了。在临分别时，他为了表示抗日的心意和友谊，赠给我四条儿崭新的“763”型驳壳枪子弹和一盒儿25粒装的德国造三号儿撸子子弹。他回去以后，经常按照我们约定的办法把敌人“清乡”的情报及时地送给我们，并不断送来一些手枪子弹。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敌工部长徐溅指示我给他布置长期潜伏任务，他欣然接受。从此，他又成为我们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一个力量。后来，由于形势所迫，我们撤出了大清河以北地区，与他失掉了联系。
　　在那一段时期，由于我们把“打”和“拉”紧密地结合起来，使我们的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特别是铁路北片儿的工作局面，明显地得到了改善。许多据点儿基本上都被我们所掌握，敌人的一举一动，我们通过内线关系都能事先得到可靠情报，这就给我们创造了更多的行动自由。
　　2004年8月　　
　　张连和　整理　　
　　张志强：原平南县敌工部干事，离休干部。
　　张连和：大兴区国税局退休干部。
　　初战平南　巧计锄奸
　　张志强
　　1944年12月下旬，中共平南县委敌工部部长徐溅在冀中十分区汇报完工作之后，又向上级要敌工干部，领导上决定派我前去任敌工部干事。我和徐溅在十分区过完元旦后，他即带我于日，马不停蹄地由雄县段岗村--十分区敌工部驻地，直奔平南县。我们俩经过两整夜的长途跋涉，辗转到达了平南县领导机关所在地--石垡村。
　　这里是原大兴县、固安县、涿县三个县的交界处，敌人控制力量比较薄弱，便于我方回旋。在我到达平南县工作之前，永定河东岸的东、西高各庄和丁村、皮各庄等十几个村庄，早已是我们的隐蔽根据地了。记得当时的县委书记是苏玉振，县长是阎占彭，敌工部部长是徐溅，大队长是刘启才。那时，县委敌工部既是分区敌工部的派出机构，又是县委一元化领导下的一个部门。在一般情况下，县委转移到哪个村儿，敌工部也就随之转移到哪个村儿。我刚到平南县敌工部的时候，连我只有6名干部。时间不长又先后调进了5人，发展到11人，再加上两名警卫兼交通员，总共13个人。除了部长以外，我们这些人平时都分散到各个区域内工作。有时是集体出击，有时是仨俩成群，有时是单枪匹马，在敌人的据点群中穿来穿去，宣传群众，打击敌人，搅得鬼子汉奸们心神不安，防不胜防。
　　我到平南县以后，在县委领导机关熟悉了几天情况，徐溅就带着我到平南县北部地区联系群众，摸敌情。记得那次我们是在夜幕的掩护下，从石垡村儿出发，先到平大(河北省大名县)公路西侧的东、西高各庄和皮各庄、八家子、桑马房等地区活动了几天，然后又悄悄地绕过平大公路上的重镇庞各庄据点儿，到达公路东侧的四各庄、陈各庄及东、西枣林庄，南、北顿垡等村庄熟悉情况。最后，我们又跨过北宁铁路，到青云店、采育据点儿周围的村庄进行活动。每到一个区域，徐溅就给我介绍那里的领导和敌工干部；每到一个村庄，就给我介绍“明为敌人服务、暗为我们服务”的伪保长、伪联络员、开明绅士和能够依靠的基本群众。
　　徐溅带着我熟悉了半个多月的情况之后，又回到了四各庄村儿。稍做休整，徐溅找我谈话说：“小张同志呀，我们敌工部的工作性质和任务你都了解了，长了见识，懂得了不少。但你更应该懂得，我们党要想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等方面斗过敌人，夺取最后的胜利，解放全中国，更需要我们敌工干部们努力工作，机智勇敢，不怕牺牲，勇挑重担。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瓦解和争取敌人，在敌人内部建立起我们的可靠力量。通过他们提供的情报，供党的领导机关制定政策和策略依据。必要时，我们还要通过那些力量在军事上起内应作用，配合我军拿掉敌人的据点儿，使日伪不得安生。因此，我们敌工干部必须长期蹲在敌人的身边儿，活动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只有这样，才能便于开展工作，有力地打击敌人。你知道，北宁铁路以西、平大公路以东的据点儿较多，情况也比较复杂，我们要争取做好这些据点儿的工作，能为我们所用。志强同志呀，你就担起这个重任吧！庞各庄、礼贤以南的据点儿由我直接负责。为了咱们便于联系和开展工作，你就把立脚点放在四各庄和陈各庄两个村庄。这两个村庄很有基础，有咱们的堡垒户，原来就是我在北片儿时候的联络站，关系我早就给你接上了。怎么样？”
　　“没问题！”我说。
　　“好！”徐溅同志接着说，“咱们部里的王世恒同志也在那里。他是鹿圈儿村人，跟我活动好几个月了。别看他只有15岁，小伙子很能干，每次完成任务都很好。因为他是当地人，地形比较熟悉，把他留给你当交通员怎么样？”
　　“太好了！”我高兴地答应下来。
　　徐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开辟了这么多的村庄，建立了这么多的关系网，给我这个年轻人开展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很不简单。四各庄和陈各庄两个村子相距还不足三华里。陈各庄在东，四各庄在西，靠近北宁铁路西南侧。两个村各有五六十户。这两个村庄的西北约二十华里是黄村据点儿；西南距庞各庄据点儿约十华里；东北距魏善庄据点儿约七华里；偏西北约八华里是狼各庄据点儿，归魏善庄据点儿管辖。魏善庄、狼各庄两个据点儿里的敌人经常到这一带来“催粮”、“派款”，搞“清乡”。但大多都被我们粉碎。五联区区长赵建华同志有时也来这里开展工作，出主意想办法，指导帮助工作。
　　早已在那里工作的杨福增、刘志忠、任泽清、杨晨、郑承勤、朱希文、王世恒等同志都有个合法身份。我的公开身份是四各庄村小学教员，组织通过关系，请庞各庄照快像的师傅给我制作了假“良民证”。在敌我双方活动的区域，光有合法身份还不行，还必须依靠广泛的其他的社会关系，多交朋友。因此，我也象其他同志那样，在四各庄、陈各庄、西枣林庄等村与房东、堡垒户以及可靠的开明绅士结拜为干亲家，让他们的幼子、幼女认我为干爹。可别小看这一手儿，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有这干亲家关系，可管大用呢！他们关心着我们、惦记着我们，为了掩护我们，就是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也在所不惜，至今我都忘不了他们对我的支持和保护。
　　为了在紧急情况下能够隐蔽起来，我们运用冀中根据地开展地道战的经验，在四各庄的村西头儿和村北头儿、陈各庄的村北头儿三个经常居住的房东家偷偷地挖了三条各有两个出入洞口儿、长约二十多米的小地道，作为我们地下的“堡垒户”。当遇到敌人来“清乡”的时候，如果来不及藏匿于旷野就住在有地道的堡垒户家，情况一紧急，我们就下地道。在那个战争年代，我们曾依靠这三家堡垒户安全地躲过了敌人的数次“清乡”，每次都化险为夷。
　　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我们还动员几个村儿的地主、富农献出十几支自己看门护院用的步枪，并以办“民团”之名作伪装，在四各庄村儿建立了一支民兵小分队。他们白天干活，晚上则集中起来进行学习训练。有的时候，我们还组织大家到据点儿附近宣传抗日工作，我们向据点儿内喊话、散发传单的时候，民兵小分队执行警戒任务，保护我们的宣传工作顺利进行。我们在四各庄村北头儿的堡垒户张永是民兵小分队中最积极、勇敢的抗日骨干，每次外出执行任务时，都积极肯干，不怕吃苦。后来他在挖地道的时候因塌方被砸断了脊椎骨，落下了终身残废。我永远忘不了他对革命的无私贡献。解放以后，我专程去访问了他，同时向当地政府介绍了张永同志的事迹和致残情况，请求政府给予救济，从而使他的生活有了保障。
　　经过我们竭力建设发展的四各庄和陈各庄，成了我们在据点儿群中最牢靠的隐蔽根据地。但是，伪军、伪警察和狗特务们随时都会到各村儿征粮、派款、敲诈勒索，横行霸道，肆无忌惮。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那些便衣特务，他们不断地变换着花招儿，到处搜查八路军，危害老百姓，最招人恨。为了站稳脚跟，必须铲除汉奸特务。这是我于1945年初到达平南县工作之后，带头干的第一件大事。
　　当时，驻黄村据点的日本宪兵队(代号为4814部队)豢养着一帮汉奸特务。这帮特务经常到北宁铁路沿线的村庄侦察“匪情”，抓捕八路军和我党工作人员。其中有一个姓桑的特务(不知他叫什么名字)，负责侦探魏善庄火车站以南一带“匪情”。这个人心狠手辣，死心塌地地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卖命，千方百计地搜捕我地下党员和革命战士，无恶不作，对我们敌工干部威胁极大。所以，我们和当地群众根据他的姓氏和劣迹，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丧门星”。大家一致认为，不除掉这个“丧门星”，我们心里就不踏实，革命就要受损失。于是，我们向上级请示后，便开始做除掉他的准备。我们发现他在东枣林庄村儿有一个姘头儿，很快摸清了他出入该村儿的规律，决定堵在窝中打狗，于是及时地与拥护我们的伪保长、伪联络员等人制定了“除奸”计划。
　　1945年正月中旬的一天夜晚，我和杨福增等正在陈各庄老房东胡兰田家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忽听有人在大门外“老胡大哥，老胡大哥”地叫起门儿来。我们侧耳细听，立刻辨明是东枣林庄联络员的声音，知道他是报信儿来了，急忙让老胡大哥去开门。他进屋就兴冲冲、急匆匆地说：“张同志，‘丧门星’来了，如今正在保公所儿喝着呢！我们已经按照你们的计划布置好了，没漏一点儿马脚，你们赶紧去吧！”
　　我一听，心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马上宣布散会，招呼大家抄起家伙，一路小跑儿着向东枣林庄疾进。陈各庄离东枣林庄只有二里多地，一会儿就到了。当我们来到堡垒户家的时候，听说狗特务“丧门星”已经晕晕乎乎地到姘头家有好一会儿了。事不宜迟，我和杨福增、王世恒再加上联络员，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路线，悄悄地溜进院子，在屋门外小心翼翼地埋伏起来，等待着提前隐藏在屋内的人给我们开门。正当“丧门星”在被窝儿里同那个淫妇甜言蜜语又说又笑的时候，隐藏在屋内的人悄悄地把门闩拉开，我与杨福增、王世恒三个人轻手轻脚而又迅速地冲进东间屋里，杨福增和王世恒同时突然摁亮手电筒，两柱强烈的光线一起照射在“丧门星”的脸上，使他睁不开眼睛，不能伸手找枪。就在那一刹那，我把枪口顶住了他的脑袋，大喝一声“别动！动就打死你！”
　　“丧门星”正在美滋滋地跟那个情妇调情呢，根本没有一丁点儿的思想戒备，被这突如其来、炸雷般的命令吓得魂不附体，浑身哆嗦，上下牙抖得“咯咯”作响。他哆哆嗦嗦地按照我们的命令从被窝儿里伸出两只颤抖的手，一边儿让我用绳子捆，一边儿嘶哑着嗓子战战兢兢地说：“我遵命……不动不动……老爷饶命饶命……”那婊子就更不用说了，吓得抱着衣服遮蔽住赤裸的身躯，蜷缩在墙角儿里，不住地哀求着“老爷饶命啊……”
　　我见淫妇求饶，对她训斥说：“今天饶了你，以后不准再勾引汉奸特务到你家来胡闹。如果你不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再有这事儿绝不轻饶！”
　　“是是是！”她急忙说。
　　“另外，今天的事儿也不准和别人说！”我说，“如果你要到据点儿去报告，村里有个什么好歹，就拿你问罪！听见没有？”
　　“听见了听见了！”她哭哭咧咧地说，“我绝不去报告，一定改邪归正，长官饶命……”
　　训完了淫妇，我们让“丧门星”穿好衣服，将他五花大绑，押解到预定地点，向他宣布了数条为害一方的滔天罪行后，一声枪响，把他送到了另一个世界。
　　消灭了“丧门星”，震慑了敌人，也除去了我们的一块心病，我们在平南的脚跟儿站得就更稳了。
　　2004年8月　　
　　张连和　整理　　
　　张志强：原平南县敌工部干事、离休干部。
　　张连和：大兴区国税局退休干部。
　　武装平南区　发展根据地
　　白宗善
　　抗战后期，我被任命为平南支队支队长。平南地区，地处北平以南，包括涿(县)、宛(宛平县)、良(良乡县)、大(大兴县)、武(武清县)、永(永清县)七个县的部分地区，以大兴县为主要地区(全县)。但作为平南地区的抗战工作，活动范围则涉及到安次，固安二个县的部分地区。这一地区西有平汉铁路，北有北宁铁路，中有平(北平)大(大名府)公路(当时唯一的带战略性公路)。永定河自北而南，在固安县城西北，转向东流。该地区有各种会、道、门组织，土匪、流氓、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危害一方，座山雕式的人物不乏其人，如胡二、胡三、冯兆文等等。敌伪军在这个地区建有一百多个据点，距十分区领导机关和根据地不远，即有一个伪治安区(即固安县)大的封锁面积。而且敌人更有极严密的统治，例如发良民证，设立伪保、甲组织，村庄联保公所，各村伪自卫团；各据点及伪大乡公所都有电话，并设有情报员，天天向据点敌人报告是否有八路军、共产党活动。敌人的活动对我大部队活动非常不便，也对我们的地下工作造成极大破坏，斗争十分艰巨复杂。但平南地位重要，它是分区和敌人斗争的最前哨，是我冀中军区与冀热辽军区交通联络的必经要道，进而直接和晋察冀军区以至陕甘宁党中央沟通，是敌我必争之地。
　　站稳脚跟壮大自己
　　根据国际国内斗争形势，结合十分区斗争实际，1944年底，十分区领导决定成立平南支队。任命我为支队长，王嘉钰同志为副政委，以地区一个加强连为基础组成平南支队，进入平南地区。主要任务是配合涿良宛大巩固地方政权，扩大解放区，壮大自己，为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我们具体分析了平南这块地区军事、政治形势，及敌我力量的对比及优劣。北平是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伪治安军总司令齐燮元的所在地，统治非常严密。这块地区是敌人紧邻北平的巩固的占领区、心腹地，我军的一举一动，都会给敌以刺激，非常敏感。此地区敌人的交通非常便利，铁路公路以及通讯联络非常迅速，一旦有事，敌人可迅速集结，在一个小时之内即可以多路军事力量同我们作战。我们的优势是拥有广大的民众做为抗战基础。广大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拥护我党我军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这支不可抗拒革命的力量，使我们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能克服。但不可否认，斗争的形势极其尖锐复杂。
　　支队进入平南地区，第一步首先是要站住脚，不被敌人赶出来，这在工作开始很重要。进而要扩大解放区，配合县委巩固政权，变游击区为根据地。过去这一地区虽有苏玉振同志率领的一批干部和小股武装，对敌斗争有很大的成绩，但没有现在的三四百人的武装。由于目标大，易于暴露，所以我们采取军事和政治相结合的斗争策略。每驻一村首先封锁消息，不管什么人许进不许出，以免坏人向敌人报告，暴露目标。二是选择地主、富农、伪保长、村长的房子住，吃的、用的都由他们管。同时要开两个会，一个是地主富农(当时称他们为开明绅士)及伪保长会议。以国际国内抗日斗争形势和统一战线政策，进行攻心教育，晓以大义，唤起其民族自尊心，使之为抗日出力做好事。从他们的切身利益出发，指出资敌的可耻下场，进一步讲明如果通敌，打起仗来首先受损失的是本村及支队所住地的房东。当时情报员都在伪村保长控制之下，以后这个情报员反利用身份便利为我侦察敌人据点的情况。我们要求情报员照常去敌人据点报告，只要说平安无事就可以了。另一个会议是群众会议。向民众进行形势政策教育，发动群众。部队严格执行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紧密联系群众，为群众做好事。这样很快扩大了部队的游击区并逐渐建立小块的根据地，如当时的李家巷、李各庄、沙窝、南顿垡……及北宁线以北的号称七十二联营等村镇。在此期间，支队积极侦察、搜集敌人各据点的兵力兵器、工事设防的情况，了解敌伪之间的亲疏关系，为以后消灭敌人做好充分的准备。
　　军事斗争为政治斗争服务
　　平南地区以武装斗争为主，武装斗争的胜利鼓舞着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有利于巩固扩大解放区。但军事斗争要为政治斗争服务。因此在作战对象上，我们首先捡弱的打，尽量作到不打无准备之仗，要出敌不意，速战速决。二是选择对我开展工作危害最大的、群众愤恨的、非独立敌伪据点，首先消灭之。大狼垡据点位于平大公路和铁路附近，敌伪及警察依仗在交通线上，活动非常猖狂，对我地方工作妨害极大。在侦得敌伪防御较弱、对我麻痹大意的情况下，支队采取远途奔袭的作战方法，迅速全歼敌伪及伪警察四十余人。以后敌人虽又建立了伪警察所，但都在我们的控制下，不敢轻举妄动。
　　礼贤有胡三、胡二(指匪首胡景荣、胡显荣)两支土匪势力；另有一个伪大乡公所及一个中队的伪军，分驻在东西两个据点，对我地方工作危害极大，广大群众也深受其苦。但以当时我们的力量，又不能同时拔除两个据点。于是，在严密侦察后，我们以一部分兵力包围了胡二、胡三的据点；另一部分利用敌工部的内线做好关系，黑夜秘密袭击乡公所及伪军中队驻地，只用了二十多分钟，便一举全歼伪大乡公所及伪军中队。待那边胡二、胡三清醒后，这边战斗已胜利结束。我们用喊话形式向二胡势力晓以大义，指出只有抗日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则难逃伪大乡公所的下场。二胡等龟缩在窝子里没敢动。这次袭击胜利后，我们进而在这一地区宣传发动群众，为进一步开展抗战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为了配合大兴县委开展北宁线以北广大地区的工作，日(农历正月十六)夜里11点，我带领平南支队在伪商团冯兆文的配合下，里应外合一举攻克采育据点，击毙伪县警备队中队长王德山，打伤一个小队长肖&&，生俘伪军警七八十名，缴轻机枪两挺及其他武器弹药，对北宁线以北地区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年五六月份，大兴县委要在平大公路以西庞各庄、榆垡两个据点之间召开有各大乡长、村保长参加的群众大会，枪毙与敌伪勾结严重破坏抗日工作的伪大乡长赵子儒。我们当时分析了庞各庄、榆垡的敌伪兵力，及出兵的可能性，确定了保护大会顺利进行的方案。经过认真而慎重的分析，决定用主要兵力在平大公路上设伏，坚决消灭破坏大会的敌伪兵力。重复阻击来自榆垡据点的敌人，不让敌人接近大会，尤其在离榆垡据点较近的公路上利用青纱帐及有利地形，另外，以一部分兵力警戒庞各庄的敌人，把侦察班放在两个据点附近，有情况及时向伏击部队报告。我和王嘉钰同志带三十多人的手枪队，亲自参加大会。大会进行中，不断得到敌人行动的报告。在突然听到枪炮声和手榴弹声时，会场乱了，有些群众产生恐惧，也有个别坏分子想乘机破坏大会。我和王嘉钰同志马上站出来，坚决表示，一定打退敌人的破坏。群众看见我们坚定的态度，才稳定下来。由于我伏击部队隐蔽很好，当破坏大会的敌人在距离会场五六十米处时，我们的伏击部队突然发起冲锋，全歼日军一个小队，毙俘伪军一部，缴轻重机枪一挺、步马枪数十支及其他弹药。接着，我们现场召开了庆祝胜利大会。这一仗不但保护了大会的顺利进行，而且震慑了敌人，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进一步巩固扩大了平南地区、特别是大兴县的抗日基础。
　　平南地区的重要作用
　　由于平南地区广大人民对我们在人力、物质上的极大支持和贡献，平南支队由一个大队发展到了两个大队，加上各区小队，约有一千多人，后以平南支队扩编为七十八团。该地区很多村挖地道发展堡垒户，为部队的生存和行动创造了有力条件。我们在平南地区的斗争引起了敌人的震惊，敌人曾采用铁壁合围拉网战术对我们部队进行清剿扫荡，但是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和保护下，我们及时跳到外线，有时又直逼敌人据点附近；地方干部和不能随队的少数人员，也得到堡垒户的保护，军队和地方工作都未遭受损失。
　　平南地区的开辟，打通了冀中军区、晋察冀军区、冀热辽军区之间的联系，进而沟通了和陕甘宁党中央的联系。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调往东北的党中央领导以及高级干部都是从这里经过的，如林彪、罗荣桓、李富春、张闻天、黄克诚、邓华、曹里怀等。华东的部分部队，也是经过这里奔赴东北前线，使东北很快为我党我军所控制。
　　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北平的敌伪惶惶不可终日，纷纷找我们的军队和政府，拉关系送物资，以保全他们的生命。平南广大军民则欢呼跳跃庆祝胜利。当我军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开始接收盘踞在大兴县各据点的日伪投降时，蒋介石和日伪暗中勾结，将枪口对准共产党，全面发动内战，大举向我解放区进攻。平南广大军民怀着无比的愤怒，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2004年8月　　
　　献人　整理　　
　　白宗善：原平南支队支队长。
　　献　人：大兴区人大离休干部。
　　对敌斗争纪实
　　张志强
　　我于1945年初至同年9月底，奉调冀中十分区平南县县委敌工部，当了9个月的敌工干事。在县委常委、敌工部长徐溅同志(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被提为县委副书记)的直接领导下，出生入死，积极工作，对开辟平南县隐蔽的抗日前哨阵地、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汉奸走狗作出了贡献。
　　一。披荆斩棘辟平南
　　平南县所包括的区域是：现在的大兴县除红星地区之外的全部，原宛平、良乡、涿县三个县平汉铁路以东地区和河北省安次县西南角毗邻大兴县的一少部分地区的村庄。
　　平南县地势平坦，但多沙土，每年春季刮大风，一夜之间便隆起许多大大小小的沙丘。不仅原地貌全非，从前的道路不见了，经常使人迷路。这一地区，除了沙丘就是树木丛林。由于沙多林密，阴森可怕，又给那些“绿林英雄”们提供了隐没之地。所以日、伪的横征暴敛、敲诈勒索，土匪的劫道、绑架，明抢暗夺就成了这一带老百姓的三大祸害。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很快占领了我国华北的广大国土，并以北平做为侵略中国的指挥中心和战略重地。敌人在军事上占有绝对的优势，统治非常严密。北宁铁路从丰台车站起，就有黄土坡、黄村、魏善庄、安定等火车站据点；平大公路从南苑算起，就有西红门、高米店、黄村(此地是铁路和公路的交叉点)、庞各庄、榆垡等公路上的大据点。除铁路和公路上的据点之外，青云店、采育、马驹桥、礼贤、押堤等镇店也都建造了据点。大据点都驻有日军一个小队(排)、伪军一个大队(营，有礼贤、庞各庄、黄村)、一个伪警察分署(约有五十多名武装警察)；一般的据点驻有伪军一个中队，人数时多时少。此外，还有一些更小的据点，如团河、大狼垡、沙窝、狼各庄、天宫院、东黑垡、胡林等，一般驻有伪军一个小队。我们曾估算过，把日、伪、军、警、宪、特等加在一起，总兵力约有五六千人。这些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据点，控制着全平南县的伪大乡，一呼百应，十分猖獗。
　　中共冀中十地委经过认真研究筹划，认为可利用当地的地理环境，把抗日救国的工作引向敌人的心脏，在北平郊区开辟出一块隐蔽的抗日前哨阵地。
　　1943年冬天，十地委选派了一批精干的党员干部和武装人员，在苏玉振、刘广钰等同志的率领下，秘密地潜入了平南地区开展地下工作，从而在平南地区点燃了抗日战争的烽火。他们团结依靠基本群众和那些不愿做亡国奴的开明绅士、爱国知识分子、社会贤达等，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救国主张，与他们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同时，积极主动地开展策反伪军警的工作。经过近一年深入细致的工作和艰苦卓绝的斗争，绝大多数的伪政权和伪保长、伪联络员，明里“效忠”敌人，暗里为抗日服务，使伪政权成为公开和隐蔽的“两面”政权。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到1944年的夏季，我党终于将平南地区开辟成了隐蔽的抗日前哨阵地。
　　1944年10月，上级党组织根据对敌斗争形势和任务的需要，由中共冀中区十地委和十专署共同研究决定，将中共平南工委、平南办事处改称中共平南县委员会和平南县抗日政府。苏玉振任县委书记，阎占彭任县长，县委委员有：徐溅、刘浩、何全志、朱干、陈宗琪等。
　　县委工作机构设有组织部，部长刘浩；宣传部，部长陈宗琪；敌工部，部长徐溅；交通队，队长耿玉亭。
　　县政府工作机构设有公安科，科长朱干；民政科，科长赵占鹏；财政科，科长赵昌宗；实业科，科长李振林。
　　同时还组建了平南县县大队，隶属于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大队长刘启才、政委苏玉振(兼)，副政委何全志。同年12月，平南县县大队与十分区所属的四十三区队四大队合并，改编为“平南支队”，隶属于十分区。支队长白宗善、副支队长刘启才、政委苏玉振(兼)、副政委王嘉钰。
　　群众团体组织机构只设有农会。任命主任一名，记得叫李树春。
　　在此期间，中共平南县委下设的直属机构有：中共二联区委，书记吕金明；中共三联区委，书记白振升；中共五联区委，书记李金声。平南县抗日政府下设的直属机构与县委同，有：二联区，区长陈乔；三联区，区长靳宗民；五联区，区长赵建华。
　　中共平南县委只存在到1945年3月，从1945年3月下旬就撤销了平南县，改建了中共大兴县委和中共涿良宛县委了，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在这期间，中共大兴县委的敌工部部长仍是徐溅，我还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二。顽强机智血战夜袭队
　　1944年的10月，平南县刚刚组建不久，在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敌工部长徐溅带着秘书张万鹏和警卫交通员高凤阳辗转来到东郏河，了解敌人的动态。摸完情况之后，刚刚宿营，即被叛徒告密。榆垡据点的夜袭队(日本兵一个班、伪军两个班)在叛徒的引导之下，悄悄地包围了徐溅等三位同志宿营的房东院子。长期的革命斗争，使徐溅养成一个习惯，什么时候睡觉也不放松警惕。他正在似睡非睡之时，忽然听到了院外有嘈杂的脚步声，他捅醒张秘书和高凤阳，三个人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警惕地侧耳细听，想了解一下院儿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透过窗户纸上的小窟窿儿，借着月光一看，发现对面的南倒座房上有五六个鬼鬼祟祟的黑影儿，手持上着刺刀的步枪，猫着腰，向院内和屋内张望。徐溅顿时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他小声说：“咱们被敌人发现了，他们已经把院子包围了起来，咱们要做好战斗准备！”
　　“好！”张秘书和高凤阳低声回答着，并迅速地把枪握在手里。“怎么打？”高凤阳问。
　　“来者可能是夜袭队，但来了多少咱们不知道！”徐溅分析着说，“在这种情况下，咱们硬往外突围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只有据守这三间北屋与敌人决一死战，寻找机会再往外突围！”“我们听你指挥！”高凤阳坚定地说。
　　“好！”徐溅说，“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只要我们沉着勇敢，以一当十，甚至当二十、三十……节省子弹，不放空　枪，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瞄准了打，打死一个够本儿，打死俩赚一个，打死的越多越好！”
　　徐溅正说着，房上的黑影儿逐渐多了起来。徐溅又说：“如果敌人在房上往屋内打，我们就用枪打；如果敌人进了院子，我们就用手榴弹炸，无论如何，不能让敌人冲进屋里来！”他还说，“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每人留一颗手榴弹，万一敌人冲进屋来，我们就与敌人同归于尽，坚决不当俘虏！”
　　紧接着，他又让大家把身上带的所有文件、笔记本儿等都填进灶坑里，说不能让敌人得到半点儿机密。
　　徐溅说完，三个人就迅速地把文件、笔记本儿、钢笔和仅有的一些钞票统统地塞进了灶膛中，还没有来得及点燃，就发现他们住的房顶上也有了人。于是，徐溅让高凤阳在东屋，让张秘书去西屋，他在中间屋内，左右兼顾，对付敌人。同时，他还告诉他俩，一定要保护好房东，打响以后不要害怕，趴在炕沿儿下不要动。徐溅说完，他们三个人各就各位，立即做好了战斗准备，决心与敌人血战到底，宁死不屈。
　　就在这时，大概是敌人完成了战斗部署，南房上的敌人突然高喊起来：“八路军弟兄们，你们已经被皇军包围了，反正跑不了了，快交枪吧！”
　　正当敌人喊话劝降的时候，徐溅在中间屋内登上锅台，依托抱门窗户的矮墙，用三把盒子枪瞄准了南房顶上的一个正在猫腰指指划划的人影儿“啪！啪！”就是两枪。只听那个黑影儿“啊”的一声倒在了房上。
　　那个黑影儿一倒，立刻引起了敌人的一阵混乱，有几个敌人先后向被打倒的敌人跑去。
　　高凤阳和张秘书见敌人混乱起来，不约而同地从东西两个屋子中也向南房上慌乱的敌人交叉开了火儿。三个人的准确射击，一下子打倒了好几个，使敌人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从敌人的叫喊声中得知，被徐溅第一个打倒的是敌人的指挥官。顷刻间，敌人被迫撤下了南房。徐溅他们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异想天开的敌人以为自己人多势众，不把徐溅他们三人放在眼里，他们以为事先把院子包围了起来，又有武力相威胁，一定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让徐溅他们缴械投降。没想到错打了算盘，刚喊了几句话就碰上了硬钉子，损兵折将好几个。
　　气急败坏的敌人见软的不行，马上就来硬的。他们离开南房，又分别爬上了东西厢房，并支上了两挺轻机枪，向三间北房内猛烈地扫射，还不断地投掷手榴弹。枪声和爆炸声象刮风下雨般，十分激烈。但是，敌人不敢站立射击，惟恐目标大而中了弹，只好卧射和投弹。然而，一颗手榴弹也没有打进屋里去，都在院子里和窗台外侧爆炸了。还由于东西厢房的北山墙挡住了北正房的东西两间，绝大部分子弹没有打到屋子里去。打了一个多钟头，也没有伤着徐溅他们一根毫毛。
　　徐溅他们三人沉着应战，声东击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三间北房中迷惑和消灭敌人。
　　敌人见这种打法儿不解决问题，就想冲进院儿内直接以猛烈的火力摧毁北房，打死或俘虏八路军。但是，有五六个敌人刚刚冲进院内就吃了徐溅他们几颗手榴弹，带着伤连滚带爬地退出了院子。
　　恼羞成怒的敌人见此法还不行，又变换了一种打法。他们蹿上北房顶，开始凿窟窿，企图从凿开的房窟窿中往屋内投掷手榴弹，消灭屋中的人。
　　徐溅他们听到了房顶上的“咚咚咚”的声音，马上意识到了敌人是在凿房顶。他嘟囔一句“真他妈毒辣！”，便立即做了新的部署。一方面注意院内的动静，随时消灭敌人；另一方面，急忙把东西屋的纸顶棚扯下来，监视房顶上，不能让敌人把手榴弹扔进屋里来。不一会儿，敌人就凿开了一个窟窿，但还没有来得及铲开苇箔，不能往下扔手榴弹。这时，高凤阳同志在徐溅的示意下，用马枪瞄准了亮光处并立即扣动了扳机，只听得房顶上的敌人“妈呀”的一声嚎叫，“咚”的一声倒在了房顶上。敌人仍不死心，继续凿，先后凿了五六个地方，但都还没有铲透苇箔，就被从屋内射出来的子弹所杀伤。
　　敌人的目的没有达到，也不敢在房顶上凿了。于是，狗急跳墙，想用大火把徐溅他们三人烧死在屋中。敌人把一捆捆的谷草填在房顶上的窟窿里，扔在北房的窗户下，分别点燃。敌人的这一手儿真叫狠，顿时烧着了顶棚、烧着了窗户，腾腾的火焰就象一群毒蛇，无情地吞噬着那三间北房，大火映红了半边天。敌人在院子四周和房上得意忘形地乱喊：“不投降的八路军，我看你们往哪儿跑，这回就把你们烧成灰儿了！”
　　徐溅他们三人见敌人燃起了大火，马上停止了射击，更无法往外突围，心想“完了，为国尽忠吧！”于是，他们迅速地把扔进灶膛内的文件等东西点燃，徐溅还想把保存下来仅有的一块怀表也砸碎了。他说，不能给敌人留下一点儿东西。
　　也是吉人天相，命不该绝。正当徐溅他们无计可施的时候，忽然听到村南响起了两声清脆的枪声，他们以为又来了增援的敌人，今天肯定是有死无生了。徐溅连忙把张秘书和高凤阳二同志叫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下达了死命令。他说：“大火熄灭以后，敌人一定会冲进屋来搜尸。只要我们烧不死，就跟敌人决战。最后留下一颗手榴弹，如果敌人真的冲进屋来，咱们围上敌人就拉弦儿，与敌人同归于尽！”徐溅说完，又安抚了房东。房东表示要与他们死在一起，绝不让敌人抓去。
　　也许，敌人在黑灯瞎火之中没有找到更多的谷草。大火虽然烧着了几处顶棚和门窗，却未能烧着三间北房，火势由强到弱，一点点儿熄灭，被烧着的门窗只是徐徐地冒着烟儿。徐溅他们三人全神贯注地准备打击冲进来的敌人。可是，等了半个多小时也不见敌人的动静。屋子外边静悄悄的，也听不见敌人的脚步声和说话声了。他们不知是怎么回事，也不敢贸然冲出去。高凤阳同志分析说：“莫非是敌人悄悄地埋伏起来了？等咱们往外冲的时候再消灭咱们？”徐溅说：“如果敌人真想这么办，咱们就将计就计，冲出一个算一个！”于是，他们又重新进行了安排，试探着往外移动。他们先后冲出了屋子，也没有遇到敌人的阻击，连个敌毛儿也没有发现。他们又向房上房下观察了半天，也没见到可疑之处，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敌人早就撤走了。
　　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三人又纳起闷儿来。事后才得知，原来是村南那两声枪响起了作用--敌人以为是咱们的队伍解救徐溅他们来了呢，担心人少吃亏，所以，懊丧地抬着伤兵，夹着尾巴仓皇撤回到榆垡据点去了。那么，真是我们的队伍解救他们来了吗？非也。这真是“无巧不成书”。就是在那天夜里，我区小队备战防敌，宣传抗日，正走到东郏河村南的时候，一个战士不慎枪走了火儿，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夜空，首先传到了敌人的耳朵里，歪打正着地起了作用，使敌人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客观上为徐溅他们解了围。
　　徐溅等三人英勇顽强的战斗事迹迅速地传遍了全分区，成为领导和同志们传颂的佳话。
　　2004年8月　　
　　张连和　整理　　
　　张志强：原平南县敌工部干事，离休干部。
　　张连和：大兴区国税局退休干部。
　　鲜鱼口内获情报　北宁路上打伏击
　　张志强
　　抗日战争期间，我曾任平南县委敌工部干事。我们为了更多地争取、瓦解敌伪军、政、警、宪等各方面的人员和组织，曾一度开展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工作，其中专门调查了每个村庄有几个在外边儿做伪事儿的人、都叫什么、在什么地方、任何职务、表现如何等等。
　　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就在我们的脚跟儿底下-四各庄村东头儿有一个人，“事变”以前就在北平官面儿上做事的王福忠。前一二年，村儿里有人到北平办事儿的时候，偶然在前门大街上遇上了他，见他穿着军服，挎着洋刀，当上了大官儿。但是，在什么衙门、当什么大官儿就不清楚了。如果能够把他争取过来，一来去了我们一块心病，消除了危险；二来把他变为我们的力量，化敌为友岂不是更好！所以，我下定决心要把他的情况调查清楚。也是“无巧不成书”，正当我和四各庄村的伪联络员、我们的地下力量王肇恭商量如何进行调查王福忠的时候，他在北平前门大街鲜鱼口儿东兴隆街126号“全恒永”裁缝铺学手艺的弟弟王肇萍，从北平回家订婚来了。我们早就认识。他听到我和他二哥谈论如何调查王福忠的情况时，他插嘴问：“你们说的是咱们村儿的那个王福忠王大哥吗？”王肇萍不紧不慢地说，“他现在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后勤总务系的上尉副课长，跟我们掌柜的曹信臣可有交情了。他还经常跟我打听咱们村儿的情况呢！”我听他这么一说，真是高兴极了，没想到正发愁找不到知情人进一步调查时，竟出乎意料地从他的口中一下子就知道了。
　　我们把王肇萍打发走了以后，王肇恭一拍大腿说：“嘿，真没有想到，老三替咱们解决了大问题，等他回北平的时候，我再叫他仔细地打听打听！”
　　弄清楚了王福忠的下落和身份，我就想，能不能把手伸进北平城里去？这属不属于我们的工作范围？……我带着这些疑虑，及时地把调查到王福忠的情况和想法向徐溅同志作了汇报。他听了以后认真地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作做到北平城里去？做争取、瓦解敌人的工作没有区域限制，只要有争取过来的对象，不管他是在城里还是在城外边儿，都可以去争取。如果我们能把这个人争取过来，可能比争取过来一个据点儿的小队长或中队长更重要，发挥的作用可能会更大。如果真能把他争取过来，我们就可以随时给他布置任务，让他专门儿搜集敌人后勤方面的重要情报，并及时地报告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能变被动为主动，掌握敌人指挥机关的动态。另外，从抗日战争的长远目标来看，我们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也一定要解放北平的。因此，现在就在北平城里多建一个关系，将来解放北平的时候就多一份力量。所以，不是能不能把工作开展到北平城里去的问题，而是应该把工作做进北平城。象这样的人，拉过来的越多越好。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做他的工作的问题，能不能做成的问题。你看，王肇萍能做他的工作吗？”
　　我从县委机关回到四各庄之后，把想通过王肇萍做王福忠工作的事儿，与王肇恭商量。他听后满口答应，同意动员他弟弟去做王福忠的工作。他托人带信儿，很快就把刚回北平的弟弟王肇萍叫回家来。
　　王肇萍回到家以后，王肇恭先给他透了风儿，说是我找他有大事商量，使他有思想准备。一切安排妥当之后，王肇恭就陪着我与他谈明了。我说，希望他能帮助我们找到王福忠，“八路”愿意和王福忠交朋友，为抗日救国出力。
　　王肇萍没有言语，看得出，他的思想斗争很激烈。王肇恭说，“张同志托我把你叫回来，就是为了专门儿和你商量这个事儿，你敢不敢办这个事儿呀？”
　　“那有什么不敢的？”王肇萍终于说话了。
　　他又皱起眉头，用右手挠着自己的头顶想了好大一会儿才抬起头来说：“这可是件大事儿，我向来没有办过。如果办好了还好，要是办不好出了事儿，我掉了脑袋不算，还会连累掌柜的和伙计们。因为我们掌柜的老家是河北省束鹿县的，那里是八路军的地盘儿，他每次探家回来都和我们说南边儿的形势好，日本侵略者的气数儿不长了。我看得出来，他是向着共产党八路军的。王福忠虽然跟我们掌柜的很近乎，但要是为这件事儿翻了脸，后果不堪设想。我回去以后，先和我们掌柜的说一说，让他先跟王福忠透个风儿。如果王福忠表示愿意，我再亲自和他说。你们看这样办行不行？”
　　我们一听，觉得他还有点儿道道儿，就同意了他的意见。
　　大约过了半个月，王肇萍骑着自行车回来了，见到我们以后就高兴地说：“成了，成了！我回去以后，悄悄地跟我们掌柜的一说，掌柜的说，‘这是件好事儿呀，应该做！王福忠早就看到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他正在为自己将来的前途担心呢，如果让他和南边儿的拉上关系，将来就有保证了！’我们掌柜的非常支持这件事儿，愿意做王先生的工作。”　
　　“那就让他快点儿跟我们见面儿行吗？”“不行不行！”王肇萍一摆手儿，“他说出城来和你们见面儿有困难。你们如果能进城到我们柜上和他见面儿是最好不过了，他担保不会出事儿。”
　　我找到徐溅，把全部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之后，他说：“只要对方真心诚意地和我们拉关系，而且安全有保证，你也敢去，那就体谅他的困难，我们进城去找他。这也能向他表示，我们是有诚意的。现在的形势对敌人极为不利，许多伪军、政府官员都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我分析，根据王肇萍讲的情况，这个王福忠不会搞策反。不过，你要真去的话，一定要准备好，既要大胆又要心细，要化好装……速去速回！”
　　我得到徐溅同志的指示以后，马上回到四各庄，把徐溅同志的意见向王肇恭哥俩说了，他们哥俩都说那太好了。王肇萍说：“你就大胆地去吧，保证出不了事儿！”
　　我和王肇恭做了一番准备之后，大约是在1945年6月初，我以四各庄村小学教员的身份(王肇恭是老百姓的打扮)，头戴礼帽儿，身穿青市布大褂儿，脚穿旧皮鞋(是临时借穿的)，骑着自行车，在王肇恭(他也骑着自行车)的陪同下混进了北平城，于上午9点多钟到了王肇萍他们的柜上。王肇萍见我们来了，忙把我们请进了掌柜的屋子里。招待我们抽烟、喝茶，热情地陪着我们说话儿。谈话中得知，他和王福忠原来素不相识，只是王福忠在前几年到他们柜上做了几套服装，曹掌柜应酬的比较好，王福忠非常满意，才交上了朋友，并不断地来往。我问：“曹掌柜，你怎么敢接待我呢？”他微笑着轻轻地对我说：“那你为什么敢进城来呢？八路军不是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吗？咱们都是中国人呀！你我脸上都没有錾字儿，只要瞒过日本人，有什么不敢的呢？”他又接着说，“不瞒你说，我的老家是河北省束鹿县西城村儿，我每年回家探亲都和咱们的县区干部接触，我对八路军并不陌生。再说，咱们都有点儿护身符，伪派出所的警察们也叫咱们给喂饱了，还怕什么？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些个条件，我可不敢贸然请你们进城来呀！”
　　当天下午两点来钟，王福忠应曹掌柜之邀就来了。只见他身穿伪军官服装，腰扎武装皮带，挎着一把一尺多长的短刀，脚蹬高筒大马靴--披挂整齐地来到裁缝铺与我们会面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在交谈中，他始终彬彬有礼，诚恳实在。由于他有点文化，能看报纸、杂志上的文章，所以，对时局能进行分析，不是一个稀里糊涂的人。当我们谈到世界大势和中国大势的时候，他的看法和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认为日本失败已成定局，灭亡指日可待。他惭愧地说，“这些年来，我为生活所迫，稀里糊涂地干了一些对不起祖国的事儿，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帮凶，悔恨莫及呀！”稍停后他问，“我已走错了路，如果我现在弃暗投明，洗掉我身上的耻辱，回到祖国的怀抱，不知贵方还能容纳我吗？”
　　“能！”我痛快地回答。我在肯定了他对时局的正确看法之后，又对他悔过图新的姿态给予赞赏。　“太好了！太好了！”王福忠连连地点头说。
　　最后，我又对他说：“王先生，你从今天起，就算是脱离日本、回到祖国怀抱的人了，我们已是一家人了。上级的意见是，打算请你暂时负责搜集有关日军军事运输方面的情报工作，并及时地把情报交给王肇萍，再由他传送给我们。将来还需要你做些什么工作，到时候再说。怎么样？”
　　“完全可以！完全可以！”王福忠承诺说：“我有这方面的便利条件，一定尽心尽力！”
　　第二天中午，王福忠在前门外的万年居饭庄的楼上设宴，招待我们吃了一顿饭。下午，又陪着我们到天桥儿剧场看了一场电影。第三天早晨，他也骑着自行车亲自护送我们出了永定门。在城门口儿站岗的日本兵和伪治安军一见是上尉军官送亲友出城，连良民证都没有检查就放行了。
　　从此以后，王福忠真的经常给我们转送出铁道军事运输方面的情报。王肇萍也就自然而然地当了我们的义务交通联络员。也就是因为王福忠的情报，才使我们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
　　那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的十几天里，王肇萍又送来王福忠传过来的一份情报，说某月某日(具体时间想不起来了，大约是在农历七月下旬或八月初的一天凌晨)有一列火车军用物资从北平西(直门)站发往天津。
　　我把这份情报及时地送给了徐溅。第二天，徐溅找到我说：“县委已经决定集中全县的武装力量(县大队、区小队和地下民兵)伏击这次列车。咱们一起参加这次战斗吧！”
　　就在那天深夜，满载着敌人军用物资的列车，按照原定的运输计划和时间开出了北平城。当列车行驶到安定车站--万庄车站之间的时候，隐蔽在这里的县大队用地雷炸毁了铁道。火车司机发现前边儿的铁道被破坏，骤然刹车。就在这一刹那间，我县大队和区小队的战士们，立即从列车的南侧打响了，集中火力打击车头和守车的敌人。那守车的车长和押车的几个日本兵，不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事情，想去看看，他们刚跳下车门儿就被突然射来的子弹打死打伤了。开车的司机和司炉都是中国工人，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一听手榴弹、地雷和枪响，早就被吓得趴在机车里浑身颤抖起来。战士们冲上机车，他们马上就举手投降了。这次伏击只用了10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整个列车瘫痪在铁道上，战士们打开每节儿车厢一看，啊！全部都是日本的军用被服物资。我们在火车的四周布置好警戒人员以后，战士们立即上车往下卸成包成包的物资。这些物资包括日军用的军毯、呢子军大衣、半棉半皮的军大衣和皮帽子、皮鞋等。卸完了物资就到下半夜了，黑压压的一片。这么多的物资，光靠战士们是搬不完运不走的。于是，又急忙跑到附近的几个村庄动员一部分老百姓来帮助抢运，他们连人带车一齐上，又装又卸，大家伙儿整整地忙活了大半宿才打扫完战场。
　　上级为了鼓励我们继续做好情报工作，将缴获来的战利品每样儿发给了我们一件。当时，我高兴地把发给我的东西穿戴起来，装成日本兵的样子，学着日本的洋话跟同志们说：“皇军的衣服大大的，八路军大大的新交新交的干活！皇军大大的不够本儿，大大的……”逗得同志们哈哈大笑。遗憾的是，发给我们的这些战利品，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在一次扫荡固安的时候，从我们坚壁的地方挖出来弄走了。我唯一没有丢的就是那条军毯。如今，虽然它早已破旧了，我仍然细心地保存着它，作为对往昔那段峥嵘岁月的纪念。
　　2004年8月　　
　　张连和　整理　　
　　张志强：原平南县敌工部干事，已离休。　
　　张连和：大兴区国税局退休干部。
　　血淋淋的控诉
　　于治久
　　我是大兴县团河村人，叫于治久，今年73岁。
　　在我28岁那年，也就是日，日本侵略军攻打卢沟桥。日军占领了团河。他们到处烧杀抢掠，老百姓都逃跑了。　
　　那天，我和一个姓李的同乡准备到西红门去买西瓜，挑回来再卖。半路上就碰见日军，赶紧躲进团河西北三里地一个有钱人开的庄子济德堂。没想到天黑以后，这里也来了日军，把我给抓去了。让我给他们蒸大米饭，蒸了一锅又一锅，整整伺候了他们一夜。当时正值伏天，敌人又抓来十几个年轻人，都是扛活、打短儿和种地的农民。
　　到了第二天，敌人吃饱了，睡足了，把我们十几个人叫在一起，让我们把裤腰带解下来交给他们。敌人就用这裤腰带把我们一个个捆了起来，然后像犯人似的押着我们走出南大门。每个人旁边有一个日军跟着，端着上好刺刀的三八枪，到了一片瓜地里，我以为是让我们给他们去抬死尸。可是没走多远，让我们站住排成东西一行，面朝北，每人对面站着一个日军，端着枪。站我对面的一个日军抽出一把明晃晃的战刀，也不知喊了一句什么，敌人端着刺刀就朝十几个人身上刺去，只听“哎呀”、“妈呀”一个一个地倒下了。站我对面的日军挥起战刀，从我头部左下方砍了下来，在左肩上砍了一道20厘米长，三指多深的大口子。我眼前一黑觉得左胳膊掉了，咕咚倒在地上了，头朝东南方向。然后，敌人又举刀砍下了我西边那个人的脑袋，正砸在我身上，我身下流了一大滩血。
　　直到天黑，我慢慢苏醒过来了，睁开眼看，敌人走了。只觉得自己浑身没劲，口干舌燥，想喝水。听听周围也没什么动静，就挣扎着站了起来，用右手托着耷拉着的左臂，走进济德堂。在牲口棚里找到半缸碴子凉水喝了几口，又从单褂上撕下一条子把还在流血的伤口堵上。
　　当时，回家的路上时时遇到日军，我一路走一路藏的于　　29日回到了黄村，我妈一见我满身血渍，哭成了泪人。　
　　到了我干兄弟家，又怕日本人看见，把我藏在一张桌子底下。干爹请来了一个大夫，看伤口时，一抻布条，痛得我一打冷战；待使劲一拽，痛得我又昏过去了。一瓶药都没抹过来，血还是流，我妈就扶我回了家。
　　8月3日那天，北平城有人来家里说：“我们是救济会的，在城里有美国办的医院，专门给穷人看病，不要钱。”我一听很高兴，就报了名，躺在一个大簸箩里，几个人抬着把我送到南苑，上了汽车一直拉到东大地，不久又转到协和医院。这里多是美国大夫，天天打针上药，但就是老不好。
　　一天，医生把我带进手术室，上了床，鼻子和嘴给蒙上一块白布，让我使劲吸气。我一吸有味，又一吸就迷糊过去了，原来吸的是麻醉剂。醒来后发现，他们不但没有治疗我的左肩，反而在我健壮的右腿上开了刀，而且全身打上了石膏。当时到底在我身上又搞了什么实验，我至今也不清楚。
　　我一直是和妈相依为命，我妈很不放心，不知费了多少周折，好不容易进了城。在天桥跟一个拉洋车的穷人打听协和医院在哪儿，又给人趴下磕头。还是穷人是一家，那人用车把我妈送到协和医院，分文没要。
　　到了医院又不让进，我妈跪下央求，进去了又见不到人。后来总算遇见了一个好心的中国护士，才见到了我。她跟我妈说：“快把人接走吧，不然在这里早晚让他们给整治死。”我妈一听又急了，又托人，又花钱，医院就是不放人。后来还是那个护士出的主意，“让你们家里人都来，越多越好。就说如果不给人，我们就不走了，都死在你们这儿。”这办法一试果然灵，医院没办法了，只好给人。就这样，我全身打着石膏，象泥塑似的，让我姐夫用排子车拉到他们家里去了。
　　在我姐姐家住了18天。一天，我觉得腿膝盖处痒痒，我妈轻轻打开药布一看，肉烂了，都长蛆了。姐姐在我腿上滴了几滴香油，闻着香味，爬出了七条蛆来。姐姐又用门板抬着我，送回团河。
　　我妈天天去要饭，还挖些甜韭根和透骨草带回来，用水熬了给我洗烫伤口。又用小刀一块一块地把全身的石膏轻轻刮掉，刮时妈妈不知心痛得流了多少泪，我也整个脱了一层皮。
　　养了一年半后，我的伤口居然慢慢愈合，也能坐起来，还能架双拐站起来了。又过了一段时间，用一根拐棍也能走路，左肩右腿竟然神奇般地全都好了。
　　1987年5月　　
　　于治久：原大兴县团河村人，已故。
　　日军在大兴的残酷统治
　　史志文
　　1937年--1938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7月27日午后一点钟，日军两架轰炸机向团河行宫投下两枚炸弹。之后，从黄村和魏善庄车站下火车赶来的日军第二十师团河边旅团千余人，进攻团河行宫。中国守军二十九军一部，在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的指挥下(赵原驻防河北省河间一带，奉命来平，任南苑守军指挥，率领一个团于拂晓赶至团河)，奋勇抵抗，激战至傍晚，突围撤至南苑。
　　7月28日，日军调集大量兵力猛攻南苑(南苑有二十九军4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和军官教导团3个大队驻守)。清晨，日军数架轰炸机轮番轰炸南苑二十九军营地，同时集中炮火猛烈轰击。随后，日军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发动进攻。由于双方火力悬殊，日军突进营房，南苑失守。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及师长赵登禹相继殉国。
　　次日，二十九军离平南撤。日军占领北平后，分几路追踪二十九军。8月15日，日军侵占黄垡一带村庄；18日，日军侵占榆垡一带村庄，进至永定河北岸。同时，另一路日军侵占礼贤地区。日军侵占大兴地区后，立即暴露出其狰狞的面目和残暴的本性：
　　(1)7月27日，日军侵占团河行宫后，将该处二十九军残疾人工厂200多名残疾人，赶往行宫北门，用机枪扫射，全部杀害；在团河村，烧毁民房12间，枪杀赵连钰等4人。又于附近村庄抓来18名农民押到济德堂连同躲到这里的团河村青年农民于治久28日清晨加以杀害，其中于治久被日军军官用指挥刀砍中左肩昏死过去，后苏醒过来，幸免于难。日军又在西红门东侧杀死刘凤江等8名瓜农；在南顺堂挑死赵荣等8名雇工；在西毓顺村杀害了正在地里干活的郑万友等16人；在瀛海庄挑死穆德江(前苑上人)等23名雇工；在永丰庄烧死5名雇工。
　　(2)8月，日军自南苑南侵途中，在安定车站杀害无辜百姓23人；在西里河砍死村民李玉田等3人；在履磕村枪杀村民徐勇；在西麻各庄，挑死村民10余人。下旬，在太子务活埋村民马大力；在北张华挑死村民2人；在西胡林一带杀害村民赵春江父子等6人。另在高家堡刺杀村民李海山，并奸污女青年李某，李含恨而死。
　　(3)9月初，到永定河南岸长安城避难的辛庄村村民李万兴、刘瑞等20余名青壮年，出于义愤，自发组织“长安城义勇队”，在中国二十六路军某连的支持下，过河伏击了日军一支巡逻队。日军疯狂报复，血洗辛庄，残杀该村男女老幼22人。
　　(4)秋天，日军将东枣林村民李宝善抓到沙窝，用刀砍死；日军到保安庄欲奸污一个姓曹的女青年，曹奋起反抗，夺取敌人的大枪，日军将她刺死。
　　(5)是年冬，日军制造了马村大惨案。
　　(6)是年底，日军将李营村民王孝贤活埋在白菜窖内；又在刘家场活埋了村民宋春旺。
　　日军为加强其侵略统治，首先在地处交通要道的黄村、魏善庄、安定、庞各庄、榆垡、青云店、采育、礼贤等处建起军事据点，驻守日军多者一个大队或一个中队，一般为一个小队。日，在南苑扶持成立伪大兴县公署(南苑今属丰台区)，日本人为顾问。此后，成立县警务局，下设6个分局；自1938年2月起，组织自卫团，县知事兼总团团长，下设6个区团，共计2
634人。后于1939年，又抽调部分自卫团，编成县警备大队。这些伪组织，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工具和鹰犬。
　　日，日军又成立大兴县新民会指导部，县知事兼部长，日本人任主任；各区成立分会。“新民会”为虎作伥，进行“中日亲善”、“反共防共”等奴化教育和反动宣传。11月，日军在大兴、宛平、通县推行第一期“北平附近模范区域暂行办法”和“治安区域设置要领”，在县内强化“保甲制度”，以10户为甲，10甲为保，2保以上为“联保”；在乡镇之间实行“联防”办法。此时，居民均须领取“良民证”。日，驻礼贤的日军窜到南各庄，先后打死青壮年18人，重伤3人，烧毁房屋100余间，并抢走大牲畜70余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各庄惨案。
　　日军侵占大兴地区后，还强迫村民修公路、建机场、筑岗楼、架设电话线。前后共修成公路28条，长达204公里。其中，南苑经黄村至天宫院的公路，中心铺以水泥路面，为日伪主要运输通道。日军修建南苑机场时，附近各村被抓来的民夫不但要拼命干活，还遭受打骂和搜身等污辱。一次，只因从旧宫村钟德海的衣兜里翻出一盒火柴，就把他打得死去活来。日军还在庞各庄以东，强行占地两千亩修建临时机场。日伪据点修建岗楼，仅在庞各庄就有炮楼6个；京津铁路沿线各站也修了炮楼，并在两侧5公里内设“爱护村”，各村设“报告员”。此外，在北部地区划定“良棉改进区”，成立“棉田改进会”，以利于经济掠夺；在学校中，推行学日语、唱日歌等，进行文化侵略。
　　1939年--1940年
　　日伪的严酷统治，并没有吓倒有着光荣斗争传统的大兴人民，民间抗日武装蜂拥而起。其中，东部凤河两岸各村组织的“联庄会”，对日军收枪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收枪斗争”。日军因此制造了数起大惨案。伪大兴县公署成立后，强迫各村凡有30亩地的农户必须买枪一支，不足30亩地者几户合买枪一支，各村均成立伪自卫团。后来，日军认为各村的自卫团对其统治构成威胁，又强令收缴枪支，至1939年更进行了武装收枪。
　　日，驻通县马驹桥的日军向大兴县进发，炮轰长子营良善坡古庙，继而占领青云店，将青云店“联庄会”缴械。26日上午，日军数百人从青云店分三路向采育上路村庄进攻。“采育上路联庄会”(河津营等20余村组成)虽沿途顽强阻截，终因寡不敌众，伤亡较大而向大黑垡一带退却，日军进占采育镇。日军在进攻过程中，共计烧毁房屋800余间、寺庙4座，杀死村民73人。
　　27日上午，日军分乘数辆汽车赶到大铺头村。村民均已远避，日军便纵火烧毁民房，全村30来户人家的100多间房屋全部烧光。在此以前，日军鹫见伍长等6人曾到大铺头村收枪，鹫见等3人被闻讯赶来的北辛屯儿村村民十余人击毙。
　　28日，日军分乘20辆卡车，从采育向凤河营开进，分南、北、西三面向凤河营包抄。其中经大皮营的一路日军沿途在大皮营、包头营、小皮营、利市营等村杀害村民22人。“采育下路联庄会”(凤河营等16村组成)当时已被八路军冀中五分区收编为分区游击十一团，团长为原联庄会会长凤河营人阎墨缘。他在掩护群众沿凤河向东撤退时不幸中弹牺牲。日军残忍地割下阎的头颅，又放火烧了阎家的房屋。凤河两岸民间武装联庄会的“反收枪”斗争虽因遭受日军残暴镇压而失败，但他们的抗日斗争精神却永远激励着大兴人民。
　　是年，日伪军七八十人窜进北店村，将高士敏灌凉水折磨，又带到洪士庄将他扔到大粪坑里呛死。是年冬，日军在宋各庄将农民秦希林用奔马活活拖死。
　　1940年，八路军冀中五分区十七团及北上支队先后进入永定河以北，配合当时的宛平县抗日政府和基干大队，在大兴、宛平南部地区(今均属大兴县)进行抗日斗争。日军则加紧“讨伐”，并新建了南张华、朱家务等据点。6月，日军到东芦城，把农民秦德修又是毒打又是灌凉水，过了没几天秦就死了。夏季中，日军将罗奇营村青年李为明抓到黄村车站，用军犬连撕带咬。李被咬破肚皮，扯出肠子而惨死。秋后，驻安定车站的日军到青云店一带“讨伐”，抓来18名村民，一个个用刺刀挑死；又将小营村李济德用修铁路的道钉钉死。冬季，驻榆垡据点的日军，窜到太子务村，逼迫青壮年百余人脱光衣服，泼洒凉水，冰冻折磨，接着又将其中20多人用大铁壶灌凉水，个个肚子胀得像扣了口锅；然后把碗口粗的木杠子压在他们肚子上，压得人人两头喷水、七窍流血。这还不算，最后又把竹竿一头点着火，把他们烫得死去活来。有些人至今身上还伤疤累累。
　　1941年--1942年
　　1941年3月至1942年10月，日伪在华北制造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1941年春至1942年底，日伪逼迫村民在大兴、宛平南部与永清、安次、固安交界地带挖封锁沟，沟深3米，上口宽5米，底宽3米。日伪称之为“惠民壕”，百姓则叫“毁民壕”。日伪沿壕沟增设了林家场、大渠、孙家场、佃子、大马坊、大押堤、大狼垡、西里河等多处据点，实行“点、碉、路、沟、墙”五位一体的“囚笼政策”。其中，大押堤据点建起的炮楼，墙基宽3米，楼高20余米，四周挖了深3米、宽6米的防护沟，沟的四角配有暗堡。据点内初期驻日军一个班(后只留下日军顾问)和伪县警备队一个中队。各个据点附近树木被砍伐，周围禁种高秆庄稼。据点内的日伪军经常外出“讨伐”。
　　在日至12月25日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日伪实行对食盐、煤油、布匹等人民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以经济手段配合政治、军事措施，加强其残酷统治。1942年3月，日伪在大兴地区组建大编乡，各村设立“情报员”，边沿地带据点增派谍报员。同年10月，日伪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纲要》，划大兴县南苑、黄村、青云店三区为“治安区”，采育、礼贤两区为“准治安区”，在政治上加强统治，在军事上加紧“讨伐”。
　　在5次“治安强化运动”期间，日军制造了不少暴行。其中主要有：(1)1941年9月，驻安定据点日军到皋营，将在外面做买卖回家帮助收秋的葛福兴用烧红的铁条插入腹中烫死。(2)同年冬天，日军包围于家务村，用皮带、木棍将20余名青年农民打得皮开肉绽，最后将村民宫汝怀枪杀。(3)1942年春，驻南各庄据点日军小队长野旅，在富各庄挑死农民刘老五。(4)同年夏天，驻礼贤据点日军到王化庄“讨伐”，毒打农民6人，其中把韩玉科胳膊打断。(5)1942年8月，押堤和南张华据点的日伪军将隐蔽在刘各庄的抗日干部张殿兴抓捕，严刑拷打，在东押堤村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将其杀害。(6)是年8月4日，小押堤村丁金堂等13人到北化各庄出工挖壕，被日军带到宋振生家场院拷问小押提的一段壕沟是谁平的。日本兵用刺刀挨个砍他们，有挨3刀背的，有挨3刀刃的，梁永兴被砍得皮破血流。日军见审问不出什么，就把他们关进宋家正房东间，捆上手脚，堵严窗户，用毒瓦斯“熏炮”熏他们，这些人被熏得昏死过去。日军走后，村里人把他们抬到院里抢救，陈大柱等4人中毒过重死亡，其余的人虽活了过来，但留下程度不同的后遗症。(7)1942年秋后，日伪军到后辛庄“讨伐”，抓住青年单振明、单振丰，硬说他们是八路，先是灌凉水和辣椒水，又抓胳膊拽腿把他俩用力抛向空中，反复抛摔，直到摔得昏死过去才罢手。
　　1943年--1945年
　　1943年后，中共大宛安永固涿良工委和办事处、平南工委和办事处及中共平南县委、大兴县县委、涿良宛县委和县抗日政府先后成立，并相继组建了县武工队、县大队。他们在冀中十分区、四十三区队、平南支队的配合下，进行了艰苦、英勇地抗日斗争。日伪则在反复进行“讨伐”中做垂死挣扎。此一时期，日军在“讨伐”中，制造的暴行主要有：(1)1943年春，日军到东白疃村，逼着全村百姓跪在空场里，要他们说出谁是八路军，把每人都毒打了一遍，最后又将教书先生陈文元活埋。(2)日，驻安定车站日军到大狼垡“讨伐”，打死村民王富。(3)1944年1月，日军40多人到枣林庄抓住教书先生杨再田，逼问谁家有枪，杨说“不知道”，日军就把他淹死在水缸里。(4)日，驻廊坊和安定据点的日军200多人包围龙头村，将村粮秣股长刘风柱和军属张天森用火烧死；将村长刘伯昆脚朝上头朝下吊起，然后在地面上点着干草，将其头发、眉毛烧光，烧得皮肉滋滋冒油。(5)日，驻廊坊和榆垡的日伪军包围赵村，烧了曹泰家的房屋；打死三联区侦察员赵恭；抓去通讯员李景芳等2人，带到廊坊，用军犬咬死。(6)是年春季，日伪军到北泗上“讨伐”，抓住刘兆营和张二，把他俩埋在地洞中。后经人抢救，张二苏醒过来，刘气绝身亡。(7)是年秋天，驻安定车站日军到驴房村抄了高二的家(这天他儿子办婚事)，挑死高二。(8)1945年5月，日伪军数千人对采育地区进行“大讨伐”。采育镇10岁以上男子近千人被强令集中到镇东口药王庙前广场，全副武装的日伪军将会场层层包围，要人们交出冯兆文(此前不久，冯曾配合分区武装攻克采育日伪据点，并率部抵抗日伪接收采育镇)，并要人们指认谁是八路军。日军头目威胁说，如不交出冯兆文，找不到八路军，将以机枪扫射会场。后混在人群中的冯兆文部下数十人陆续站出来登记自首，一个自称是八路军的刁某(长子营乡窦营人)被日伪当场杀害。近千无辜村民被围困长达一天，多人遭到毒打。“大讨伐”过程中，仅大黑垡、北辛店、南辛店、东庄、西庄、前甫6村，就有张启凤等7人被日伪军杀害。
　　2002年9月　　
　　史志文：大兴区史志办公室。
　　日军在大兴制造的惨案
　　邢友廷
　　南各庄惨案
　　日，驻礼贤据点的日军30余人、伪军200余人窜到南各庄，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
　　这天拂晓，南各庄东北方向突然响起枪声。枪声过后，日军向南各庄扑来。村里“联庄会”抵挡不住，顺着村壕转移，向贺南村撤去。日伪军冲进村，见人就开枪，周恩印等4人当即被打死在街头。紧接着，这伙强盗开始抓人，抢东西，放火烧房。他们挨家挨户搜查，抓了18名青年；又抢了骡马、粮食和布匹等大批物资。眼看着东大德杂货铺、尹世清花生栈及尹凤鸣等家的房屋、村西头李月廷家的两个四合院立时火光冲天；场院里8尺高、4尺宽、5丈长的玉米栈也燃起了熊熊大火。日伪军在南各庄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后，用抢来的牲口驮着抢来的粮食、布匹等，押着被倒背手捆起来并用大绳串连起来的18名青壮年，回到礼贤据点。其中，贾宝军拴在大绳末端，挣脱开绳索向护村壕拼命跑去，连滚带爬地跑进壕内，日军虽向他开了几枪但未打中，也未再追他，幸免一死。
　　日伪军把南各庄17名青壮年押到礼贤镇后关进“大兴布店”的东厢房里，饭也不给吃。到了掌灯时分，日伪军把他们赶到礼贤东南的麦地里，让他们面朝南站着，背后是架起机枪的日军。一声口令，机枪立刻扫射起来，17人中有的中弹后倒下了，没有中弹的也被大绳拽倒了。贾振德、周恩奎一面叫骂，一面要站起来，日军冲着他俩开了枪；突然，又有人挣扎着站起来破口大骂，日军第三次开了枪。日伪军走后，身受重伤的贾少德、贾宝贵等5人苏醒过来，其中贾宝贵因身中9枪伤势过重，不久离开了人世。
　　这次南各庄惨案，日军共枪杀13人，重伤4人，焚烧店铺、民房lOO多间，烧毁粮食6万余斤、花生5万余斤，其他衣物不计其数，抢走大牲畜70余头。
　　马村惨案
　　马村位于永定河东岸，是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庄。马村小学校长张甫，字美如，是本村人。日军侵占大兴地区后，张美如义愤填膺，秘密串连组织起一支六七十人的抗日队伍，取名“兴亚挺进军”，他被推举为队长。但这支队伍缺少枪支，张美如和几个骨干分子商定，由他出面和日军打通关系，骗取信任，待领到武器后再反戈一击，进行抗日武装斗争。
　　不料，此计被日军识破。日下午，日军命庞各庄伪警察所派人请张美如到警察所商量“交货”(即领取枪支)问题。张带了两个随从去了以后，就被扣押起来。直到掌灯时分，马村的“挺进军”队员聚在张家，不见队长回来都很着急，可是谁也不愿意离开。
　　次日拂晓前，百余名日军，分别从黄村和庞各庄出发，包围了马村。日军进村后，先到小学校，扑了空；又把张美如家三合院包围，先打一阵枪，然后喊话，叫“挺进军”队员们走出来。日军把他们围在打谷场上，从中挑选了20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后来押到黄村，装上火车运往日本当劳工。其余47人(张美如之三子张常贵也在内)被残暴的日军用机枪扫射而死，无一幸免。
　　第二天，日军把张美如由庞各庄解往黄村，严刑拷打，百般折磨，他坚决不屈服。最后日军割掉他的嘴唇和舌头，用铁丝穿透锁骨，又让他自己挖坑，企图将他活埋。张挥起铁锨向日军砍去，日军开枪将其杀害。
　　日军火烧大铺头村
　　在1939年以前的大兴县版图上有个大铺头村，它位于黄村东11公里处的凤河南岸，北距南大红门1.5公里。该村村民在明朝永乐初从山西迁移至此。建村500多年来，祖祖辈辈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辛勤劳作，繁衍生息。但是，1939年春天日本侵略军一把大火将大铺头村烧成一片残垣瓦砾。从此，大铺头村在大兴县的版图上消失了。
　　1939年春，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强化华北治安，肃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抗日武装力量，下令收缴北平郊区民间枪支。4月8日拂晓，特设北平宪兵队队长赤腾庄次中佐命宪兵队鹫见伍长，带着三个日本兵、两个伪警察和翻译车桂焕，乘车来到大铺头村要收缴民间枪支。他们把汽车停在村口，留下司机看车，鹫见伍长带着其他六人闯进了李国祯的家，将李国祯的哥哥李世清和侄子李文德捆了起来。尔后，就用枪逼着李国祯交出枪支。
　　这时，早起拣粪的北辛屯村人杨七看到大铺头村口停着一辆上边打着膏药旗的日本汽车，估计出事儿了，就回村告诉了张怀臣。张怀臣马上招呼十几个有枪的人，来到大铺头村口。他们抓住司机，问清情况后，司机想乘机逃跑，他们就开枪将司机打死。然后，迅速将李国祯家包围起来。
　　正在盘查追缴枪支的日军，听到枪声后，三个日本兵先跳墙逃走了。鹫见伍长上了西厢房，企图顽抗。一看来得人多，跳下房也想逃跑，被一枪打死在房后。伪大兴县署警长景长海、翻译车桂焕破门而逃，也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