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神论有没有推广无神论,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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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道德不如西方?+无神论就没有道德?+几个案例
武松乱弹 第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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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到底有多少坚定的无神论者?-如何让小红帽远离大灰狼?
梨花颂-黄政 演唱 来自如妳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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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小红帽远离大灰狼?罗翔为&&中文网撰稿2013年6月9日刚刚过去的儿童节过得并不轻松。自5月初海南万宁“小学校长带女生开房”事件以来,短短20天内,已有至少八起校园内的性侵儿童案为媒体曝光,其中七起作案者均为教师。最近又传出上海法国学校分部一名美籍教师涉嫌猥亵六名外籍儿童而被上海警方提前逮捕的消息。为人师表者堕落如此,令人咋舌。这些挑战人们道德底线的事件在网络上引发了激烈的声讨。大多数人对为人师表的教师做出这样的事情极为愤慨,希望法律能够严惩之。同时,有关“嫖宿幼女”罪的立法合理性问题也再次浮出水面,引起广泛的讨论。许多人认为此罪之规定是恶法,应当废止。海南万宁事件之后,更有强烈的民意要求废除此罪。不少人认为,“嫖宿幼女罪”的刑罚低于强奸罪,因此给强奸幼女的行为开了“法律天窗”,从而使犯罪者很容易利用这个漏洞为自己“漂白”,最终逍遥法外。这其实是对法律的误解。刑法规定,奸淫幼女的,以强奸罪从重处罚。不满14周岁的女性没有性的同意能力,与之发生性行为,就构成强奸罪,应当在三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从重处罚。如果有特殊情节,比如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奸淫幼女多人的、在公共场所当众奸淫幼女、轮奸、奸淫幼女致被害人重伤、死亡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则应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嫖宿幼女罪是一种特殊的奸淫幼女型的强奸罪,它的刑罚幅度是五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较之强奸罪的基本刑(三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处罚更重。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型的强奸罪侵害的对象都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但其区别在于:前者女方从事卖淫行业,她对性行为表面上是“同意”的,而后者女方并未从事特殊行业,女方无论“同意”还是“拒绝”性行为,都不影响强奸罪的成立。如果男方强迫卖淫幼女发生关系,这应以强奸罪而非嫖宿幼女罪论处。在万宁事件中,如果校长性侵女生证据成立,这种行为只能认定为强奸罪,而非嫖宿幼女罪。最终结果也是如此,据万宁市人民检察院通报,5月24日,陈在鹏(原万宁市第二小学校长)、冯小松(原万宁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工作人员)涉嫌犯罪案件,万宁市公安局已侦查终结,以涉嫌犯强奸罪移送万宁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明显高于强奸罪的基本刑,因此对“嫖宿”应该做限制解释,只有当幼女处于特定的卖淫场所,属于人们通常所说的“雏妓”,才是“嫖宿”,偶尔的性交易不是“嫖宿”。强奸罪的处刑明显轻于嫖宿幼女罪,这可能是民众所没有想象到的。有人认为嫖宿幼女罪的存在可能会出现法律漏洞,如可能成为性侵者的免死金牌,因为强奸罪存在可判死刑的情节,但嫖宿幼女罪的最高刑却仅为15年有期徒刑。这种担忧其实是多余的。嫖宿幼女是特殊的强奸罪,如果在嫖宿幼女过程中,出现了强奸罪的加重情节,比如嫖宿幼女多人,轮流嫖宿幼女,当然可以加重型强奸罪论处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但是,值得深思的是,作为非暴力性的嫖宿幼女罪,即便符合强奸罪的加重事由,判处死刑,又是否过于严厉呢?如果真的对此行为大开杀戒,是否又会鼓励嫖宿者破罐破摔,不停嫖宿,或者干脆铤而走险,杀人灭口呢?事实上,嫖宿幼女罪最大的问题不是它刑罚过低,而恰是刑罚过重,导致与强奸罪出现结构上无法调和的矛盾。嫖宿幼女是一种平和型犯罪,幼女表面是“同意”的。设若嫖客采取暴力手段强奸卖淫幼女,由于女方没有“同意”,此行为只能认定为强奸罪,法定刑为三到10年有期徒刑,但如果嫖客在卖淫幼女同意的情况下“你情我愿”发生关系,事后还给予高额嫖资,由于女方是“同意”的,此行为反而会被认定为更重的嫖宿幼女罪,可处五到15年有期徒刑。如果嫖客知法懂法,他会如何选择呢?给钱更重,强迫更轻,那干脆强来,何必花钱买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取消嫖宿幼女罪,将所有嫖宿幼女的行为都直接认定为强奸罪,有一定的合理之处。这样也可以避免公众产生对法律的误解,导致法律的信任危机。现行刑法存在的一个严重弊病是性的同意年龄规定的太低,无法对未成年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障。人的性生理发育与性心理发育是不一致的。人类的性成熟更多表现在性心理的成熟。研究表明,到18岁以后,性心理才逐渐发育成熟。考虑到性成熟并不单纯依赖于生理上的成熟,那些生理刚刚发育成熟的女性往往更容易成为男性的性欲对象,因此有必要提高性同意年龄,把保护对象从幼女扩大到少女。当然,提高同意年龄,势必要将幼女和少女区别对待,否则对男性是不公平的,也可能借保护之名剥夺女性的权利。&&比如英国就规定13、16和18岁三个同意年龄:与不满13岁的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是最严重的性侵犯罪,最高可判终生监禁;与13岁以上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最高刑为两年监禁;对于存在特殊信任关系的群体,如教师与学生、监护人与被监护人、医生和患者之间,未成年人的同意年龄是18岁。教师只要与不足18岁的学生发生关系,就一律以犯罪论处,最高刑可达五年监禁。这种立法值得借鉴,当双方存在信任关系,一方很可能利用自己优势地位对处于弱式地位的对方施加不正当的影响,利用对方在身体上和心理上的不利地位,这种“同意”下的性明显是不正当的。在适当的时候,刑法应当将同意年龄提高至18周岁,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相一致,对教师等可能滥用未成年人信任关系的群体科以更严格的义务。刑法应当规定:如果行为人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具有信任关系,与之发生性关系就构成犯罪。此处的具有信任关系之人应当理解基于法律或契约而对未成年负有保护义务的人,如与未成年人有监护关系、教育关系、雇佣关系等等。当然,法律并非治理社会问题的万灵丹。根本性的策略何在呢?我想起了英国作家切斯特顿的一个回答。当《伦敦时报》邀请一些作家以“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为题撰写文章。切斯特顿给出了一个最简短和切题的回答:编辑先生:在我。 &&&&&&&&&&&&&&&&&&&&&&&&&&&&&&&&&&&&&&&&&&&&&&&&&切斯特顿是的,一切社会问题,包括校园性侵,都与每个人内心的幽暗有关,正是因为每个人的堕落、自私、贪婪、放纵,对罪恶的麻木不仁,导致了这一切。校园性侵频发,绝非一蹴即就,看似偶然,其实必然。在一个缺乏敬畏的时代,人的堕落是没有底限的。“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曝光的性侵案件只是冰山的一角。教师的败坏正是社会堕落的风向标之一。 当人们假借宽容、进步之名消解了一切良善的价值,道德相对主义横行于世,社会也就失去绝对的对错,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于是一切邪恶都有可能。我们一方面抱怨指责,一方面又与罪恶同流合污。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罪恶寻找借口,人们有太多的理由,太多的迫不得已开脱自己的罪责。不知这些性侵案的老师会不会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如果辩解,他真的有太多的理由。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人类所应持守共同价值,超越种族、阶层、国别与时空的共同价值,一如切斯特顿所说:“一个开放的社会和一张开着的嘴巴一样,它在合上的时候要咬住某种扎扎实实的东西。”中国到底有多少坚定的无神论者?张彦2015年7月2日北京——中国是世界上最不信神的国家吗?全球独立网络-盖洛普国际(WIN-Gallup International)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个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该调查有来自57个国家的5万多人参加。在中国有47%的人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30%的人不信教;14%的人称自己信教。这与世界其他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从总体看,只有1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23%的受访者说他们不信教,59%的人说信教。根据这项调查,无神论者的占比与中国相对接近的,只有日本、法国和捷克,各自在30%左右。其他国家都不超过15%。自4月公布结果以来,这项调查被全球媒体广为报道,吸引了《华盛顿邮报》、《每日电讯报》、《赫芬顿邮报》的关注,还有博客预测称,一股无神论潮流正在兴起,主要原因就在于调查显示中国有大批无神论者。然而从那时起,专家们一直在质疑,为什么这个结果和许多调研人士在实地看到的情形是迥异的。前往中国的人常常会注意到寺庙、教堂和清真寺在增多,而顶尖的学者几乎众口一词说宗教在复兴。全球独立网络-盖洛普的全球民意研究主管、在瑞士生活的伊贾兹·吉拉尼(Ijaz Gilani)说,他对中国受访者无神论回答比例很高,也存有疑问。他说,一开始他以为可能与中国是一个后共产主义国家(或者不妨说“后毛主义国家”)有关。但是再一看,多数后共产主义国家都没有这么多的无神论者。“这让我异常困惑,”吉拉尼说。“但随后我注意到,在东亚这种现象颇为普遍。”在日本,有62%的受访者说他们要么是无神论者,要么是不信教的;在韩国,这个数字是56%,在香港是70%。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宗教和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认为,答案肯定与问题有关。中文的“宗教”一词是19世纪从日语借来的,而后者又是转译自德文的概念。在东亚,宗教的信仰和修行早已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国家把宗教隔离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因此需要一个新词。宗教在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在国民党以及后来的共产党统治下,宗教成为了一个狭义的、高度政治化的词,通常指的是正式的组织和机构。“‘宗教’在中国是个有争议的词,”杨凤岗教授说。“必需搞清楚问题是怎么问的。”全球独立网络-盖洛普问每个国家的受访者,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信仰宗教的人”、“不是一个信仰宗教的人”,还是“坚定的无神论者”,第四个选项是“不知道/不回应”。“信仰宗教是个非常正式的词,”杨凤岗说。“人们对此做出的反应可能与研究者想要的效果是不符的。”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人类学教授罗伯特·韦勒(Robert Weller)说,“信仰宗教”可能会被理解为中国五大受官方认可的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正式教徒。多数中国人信仰的是一种佛教、道教和民间习俗的混合体,往往被称作是“传统信仰”,或者直接就说“信仰”,避免和有争议的“宗教”扯上关系。韦勒说,这个调查使用的方法可能也有问题。在中国是通过网络进行的——这种媒介在这里已经越来越趋于实名化。“‘坚定的无神论者’回应率这么高可能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官方口径的回答,”韦勒说。这些可能存在的问题,与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全球态度调查(Global Attitudes Project)去年的一个发现是呼应的,也就是多数中国人不认为对神的信仰是道德的必要前提。中国的这一结果在最终的报告中被删去了。不过,正如吉拉尼所说,全球独立网络-盖洛普的民调仍然很有价值。它根据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进行了划分。在中国30岁以下(含30岁)受访者中,“坚定的无神论者”和“不是一个信仰宗教的人”合起来的回应率仅为56%,70岁以上(含70岁)则达到90%。这表明,年轻一代中国人更倾向于摒弃“无神论”这个共产党至今仍在鼓励的词。“在世界其他地方,对调查的理解要更趋于一致,”吉拉尼说。“从东亚得到的反馈比较复杂,但还是能从中看到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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