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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
其他答案（共99个回答）
在不发生意外的情况下是很安全的，不管你们信不信，我是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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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阅读并同意、中的全部内容！新闻发言人：戴着镣铐跳舞——▲378《深度中国》中国新闻周刊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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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言人：戴着镣铐跳舞——▲378《深度中国》中国新闻周刊2011
&8月27日，周末，北京一个不起眼的酒店里，第八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举行，响应者众。刚刚过去的7.23温州动车事故促使我们不仅在反思中国高铁的“快”，也在反省政府新闻发言人的“慢”。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也第一次如此为人瞩目，“郭美美事件”、动车事故等案例“登堂入室”，成为培训样本;培训老师、原教育部明星发言人王旭明有了更多的粉丝。
　　中国政府发新闻发言人的无奈和尴尬不是一天两天了。由于不是在核心业务部门，不是党组班子成员，发言人往往参加不了部务会议，遇到突发事件，很难第一时间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因此在回应记者提问前，他们需要与各个业务部门多次沟通，或者获得高层领导的授权，无形中影响了信息发布时间。“慢”由此而来。
　　长期以来，习惯于无任何有效监督的有关部门，无视各种质询和质疑的存在，坚信纸能包住火的信条，他们寄希望于发言人的灵光闪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但民智的开启和各种新技术手段如微博等的兴起，了解真相、发布真相的渠道逐步增多，大众对这种敷衍搪塞并不买账，打破沙锅问到底是不可避免的尴尬境遇，情急之下新闻发言人失态、失言在所难免。新闻发言人于是成了潜在的“炮灰”职业。8月16日晚新华社发布快讯，在动车事故中说出“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雷语的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被停职。后来传出的消息说，王勇平调任波兰，级别不变。
　　政府应进一步将信息公开视为执政的必修课，顺应时代潮流，开诚布公地面对这样一个全民皆记者、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时代。新闻发言人才不会再这样戴着镣铐跳舞了。
“新闻发言人本就不易，更遑论中国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近来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屡陷舆论非议，也暴露了当下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发言人本身面临的一种困境。与过去相比，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但从中国的媒体变局来看，他们要走的路显然还很长。... [
从革命年代初具雏形，到1982年正式建立，再到2003年“非典”过后广泛登台，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与自我完善的过程。在不同的时代，我们总能看见若干位新闻发言人站在话筒之后、镜头之前接受媒体访问。
　　无论宏大或细微的新闻事件，无论甜酸苦辣的生活话题，他们代表着政府机构，将上级声音广泛传达。从小处说，他们代表着公众判断、民心民意；从大处说，他们代表着政府立场、国家形象。
　　然而，“新闻发言人本就不易，更遑论中国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近来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屡陷舆论非议，也暴露了当下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发言人本身面临的一种困境。与过去相比，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但从中国的媒体变局来看，他们要走的路显然还很长。
　　发轫延安时期 主席亲自担纲
　　外界通常把1982年看做是新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元年，但实际上，在动乱的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雏形。
　　早在国民党当局对苏区展开围剿之时，中国共产党即开始采取措施，加强对外联络和宣传。1936年长征途中，中央对外联络局成立，李克农任局长，随后从瓦窑堡—延安—西安的地下秘密交通线开通，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由此可见在很早以前，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尝试新闻发言人的最初实践。
　　制度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大量的外事宣传工作，一批早期的“新闻发言人”登台亮相，这其中最耀眼的无疑是毛泽东。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抵达延安，毛泽东亲自担纲“新闻发言人”，阐述中共主张。波兰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对此评价说，这是“把一座关了很久的门打开了缝隙，使阳光透进来”。
　　站在当下遥望过去我们不难发现，最初的新闻发言人带有浓重的政治宣传需要，而解放后的新闻发言人则重点体现在外交领域。
　　新中国第一位女外交家龚澎当时也担任了党内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她也是中国第四任外交部长乔冠华之妻。龚澎不仅拥有强大的个人魅力，其敢讲真话的作风也深受国内外记者好评，连她的对手都因此心生敬佩。
　　1940年秋，时值抗战关键时刻，已被调往重庆工作的龚澎担任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兼翻译，同时也担任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主要和外国记者打交道。正是她向外国记者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1943年称龚澎为“聪明的富有魅力的年轻女子”，周恩来则称赞说“没有人能够代替她(龚澎)”。龚澎的魅力甚至还赢得了她的对手国民党行政院的发言人张平群的称赞，他不介意在公开场合称赞这个异党派女新闻发言人的能力。
　　游离体制内外 注定炮灰命运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的重大新闻都是由新华社首先发布，对外新闻发布工作主要是外交部主导的。这个时期，以周恩来、陈毅为代表的共和国外交部长主导了中国对外的新闻发布工作。他们风趣幽默，具有极佳的人格魅力；不仅有“围棋外交”、“乒乓外交”这样的外交策略，也有流传甚广的妙语。但中国真正与国际接轨，开辟新闻发言制度，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钱其琛主持新闻发布会。这场新闻发布会时间不到5分钟，没有安排记者提问，新闻发言人也不回答任何问题，一切流程高度简化，但在中国新闻发言人历史上，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从此以后，这个肇始于外交部的发言人制度在政府其他部门中得到推广。
　　不过让“新闻发言人”真正走进大众、呈现出“全面开花”的态势，还要“归功于”2003年席卷全国的“非典”。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董天策表示，2003年初的“非典”疫情使政府认识到信息公开的紧迫性，为各部门培训合格的新闻发言人也随之提上议程。
　　日，第一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在北京开班。在这批被外界称为“黄埔一期”的学员名单里，赫然就有曾任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以及最近刚刚卸任的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名字。
　　王旭明和王勇平这两位特点鲜明的“二王”在任时都有过惊人之语。如今已担任语文出版社社长的王旭明当年抛出的“大学生养猪论”、“媒体无知论”、“范跑跑无耻论”都曾一石激起千层浪。王勇平的表现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7·23”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上脱口而出的“这是生命的奇迹”、“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引发民意强烈反弹。虽然官方一再表示此次卸任只是普通的工作调动，但这并不能阻止外界不将原因归结于他在发布会上的言论失职。
　　王勇平的离职让公众陷入了反思。有评论认为，尽管如今新闻发言制度相对完善了很多，但公开透明的行政运作体系没有同步跟上，很多政府部门依然停留在以前的理念中。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本身也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比如定位不清、级别不高、授权不大，这无疑极大制约了新闻发言人获取信息的多少和发表言论尺度。而一旦游离于体制以外，很难不受制于上级压力，同时难以逃离媒体与观众“长枪短剑”的逼问，在这种腹背受敌的环境下，充当炮灰是必然的结局，“阵地”不失守才是怪事。
　　遵循新闻规律 向职业化转变
　　“黄埔”一别，转眼8年光阴，这批兼职发言人置身于镁光灯下，亲身见证了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发展的学员们留下了各自的仕途轨迹。在分析他们的仕途轨迹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史安斌指出，随着以“阳光政治”为主题的党务、政务公开稳步推进，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必然会更多地置身于镁光灯下，政府新闻发言人从中国特色的“官职本位”转型为国际通行的“专业本位”将是必然选择。
　　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出，应逐步探索实行职业新闻发言人制度，使新闻发言人能够在其应有位置上发挥作用。黄毅认为，政府新闻发言人扮演的是双重角色，作为新闻人应该遵循新闻传播的规律，作为新闻发言人应该代表政府，在推进政务公开、打造“阳光政府”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力丹认为，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完善，需要全体民众的关注与支持，新闻发言人制度只有建立在法治化的基础上，未来才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他还说，中国需要武和平、王旭明这样的新闻发言人，需要像王勇平这样的新闻发言人，尽管他有不足。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人多起来了，各个政府部门和人民群众才能够得到更好的互动与互相之间的了解，而不是处于对立状态。
　　巧的是，离开新闻发言人岗位的王勇平曾在《彼岸掠影》一书中说道：“发言人的优劣，最根本的是强调诚实，编制的谎言越大，维护谎言的成本越高，被人揭穿并被抛弃的风险越大。” 从某些层面上看，王勇平以自己的现身说法表明，政府应进一步将信息公开视为执政的必修课，顺应时代潮流，开诚布公地面对这样一个全民皆记者、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时代。（本网综合 本刊实习生邓宇）
为了开展外联工作，母亲每天冒着酷暑从郊区步行数里，先在化龙桥坐马车到上清寺，然后再换乘公交车赶往闹市区。那时，她经常身穿一件简朴而合身的旗袍，随身的手包里放满了来自解放区最新的广播稿副本，她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
<font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2312; FONT-SIZE: 20px" color="#41至1942年间，日军飞机不停地在重庆上空轰炸，曾家岩50号的部分楼房也被炸坏了，母亲与部分工作人员临时搬到了红岩村。为了开展外联工作，母亲每天冒着酷暑从郊区步行数里，先在化龙桥坐马车到上清寺，然后再换乘公交车赶往闹市区。那时，她经常身穿一件简朴而合身的旗袍，随身的手包里放满了来自解放区最新的广播稿副本，她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当时南方局可以经常接收到延安的消息和来自抗日前线的战地新闻，母亲和同事们总是即时将有关内容编写翻译成英文，然后编印为若干份材料，并将它们很快分送到外国记者手中。
　　为了及时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局势的讲话翻译成英文，母亲承担了大量的笔译工作，很多重要文章都是她在打字机上翻译成英文的。后来上级专门抽调了两位同志负责编译对外宣传的英文小册子。最初他们出的是油印本，后来改进为铅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重庆已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种力量的聚合地。这里设有四十多个国家的外交代表机构，此外还有各种国际性反法西斯组织与十多个中外文化协会。两路口的记者站实际是国民政府为外国记者办的新闻招待所。旧址原有的砖楼成为国民党国际宣传处的办公室，操场上建了一批棚屋式简易房，里面居住着世界各地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来自美、英、法等国各大新闻媒体，左、中、右各派势力都有。这是一批极为活跃的人群。
　　记者们以俱乐部的形式聚在一起，每天都要交流最新的战时消息和发布当日的重要新闻，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些信息抢先发到世界各地。按照外国人起床时间比较晚的习惯，他们的新闻活动大都选择在午后进行。在记者站里可以遇到各方熟人，还能结识新的朋友，母亲的到来和她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受到了瞩目与欢迎。尤其是她带来的那些已经翻译成英文的印刷品，上面登载的内容引起了外国记者的极大兴趣。
　　驻重庆的西方记者每天都在跟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机构展开斗争，他们对国民党当局封锁新闻消息和独家专政的做法极为不满，自然更加关注来自反对党方面的消息与报告。
　　“宣传出去，争取过来”是抗战期间南方局外事工作的方针。来到山城后，母亲陆续结交了几乎所有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无论是美联社、法新社还是各国大报刊的记者她都认识，与美国新闻处也时有来往。母亲还与在外国新闻机构中的中国雇员广交朋友，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宝贵的信息。后来有些记者时常主动代母亲传递宣传材料，给她以多方支持。
　　母亲认为，与西方记者打交道就要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是如何看待问题的，要做到随时准备与他们打交道。当时美联社的记者是个出名的右翼分子，但母亲并没有疏远他，不理他，而是耐心地向他介绍中共的政策和事实真相，后来这个记者发回的稿子尽管态度不怎么友好，可其中的很多内容仍是引自母亲提供的资料。
&&&&& 记者站也是许多国民党特务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常混杂在其中盯梢监视进步人士。中统特务更有阴险的一套，他们不但分区搜集情报，还会蓄意制造事端，挑起激化矛盾。每天出入这里随时都会遭到绑架和不测。斗争是严酷的。
　　母亲临危不惧、忠诚事业的精神和她从事外交的才智赢得了外国记者的钦佩，他们称她是消息非常灵通而又富有吸引力的“中共外交发言人”，一些朋友主动帮助她传送消息。母亲也与许多外国记者和外交官成了朋友，他们也时常在周末去看望她。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先生1943年以美国国务院文化司对华关系处文官的身份来到重庆。经过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先生的引见，他见到了母亲。他曾回忆说：
　　“没几天后，就有一位聪明的富有魅力的名叫龚澎的年轻女子来看我。那时，她刚刚开始走上作为周恩来新闻发布员的辉煌历程(1970 年她因病早逝时，已是环球新闻界一个出类拔萃的妇女了)”，“龚澎对那些没有家室之累的、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国外记者所产生的魅力，一定程度上出于她那才智超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因为在这个充斥着随声附和者的趋炎附势者的城市中，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她是在野党的发言人，而在野党的改良主张暴露了执政党的罪恶。”
　　母亲答应定期来访并辅导费正清先生学习中文会话。费正清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在日去曾家岩50号拜访母亲的经历：
　　“一步一滑地沿街去看望我们那位信奉共产主义的女朋友龚澎。她立即拿出一本政论小册子，里面共产党扮演了痛斥国民党的高贵角色。此书印刷精美，纸张洁白，真是鬼神莫测，他们竟能搞出这么漂亮的小册子，其中一半已经由她译成英文。当递给我这些书时，这位非常令人钦佩的传教士解释道，国民党机关认为她散发了过多的宣传品，正打算在某一天对她进行绑架，因此，她不能过多离开这个庇护所。我向她保证，她的追随者马上就会订出一种护送制度…… 由于史迪威将军的一位随从武官来接她去吃午饭，我便离开了这位年轻小姐所在的老鼠横行的堡垒。”
　　1940年底，中共中央在对美籍记者态度的一份文件中指出，为了加强对外宣传，提高我们的外交地位，我们应当主动有计划地提供各种适当的材料，以形成“与英美之间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
　　为了打开对外宣传的局面，母亲与各国记者和国际友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她与对方聊天、谈家常，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是尽量寻求共同点。母亲总是兴趣盎然地倾听别人的谈话，并且友好地提出一些忠告，她善于接受每个人的独特个性，对意见不同者不抱有成见。记者们与她很谈得来，也因此愿意接近她。这种氛围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周围的人们。一位美国记者曾说，他也知道龚澎是为共产党说话的，但她的话不但听来令人信服，日后也能得到时间的考验。也有被反动宣传所蒙蔽的外国记者，常常说些带有侮辱中国人民的语言，母亲对此极为冷静，她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来说服对方。所以外国记者对她都十分敬重、钦佩。
　　母亲在重庆涉外新闻界中赢得了广泛的欢迎和信任。许多外国记者不愿意到重庆新闻局那里获取资料，却更愿意听取来自解放区的声音。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发言人张平群学识渊博，通晓中、英、德几国文字，与周恩来是南开时期的同学。尽管是政治上的对手，但他很敬重母亲，说龚澎很能干，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与记者打交道时非常灵活，能够随机应变处理问题。
　　母亲对现实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她认为自己还很肤浅，还有很多没有读懂的理论，不能仅仅成为一个宣传家，她经常对自己进行严格的剖析。(乔松都)&&&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你们可以不说，也可以少说，但绝不能说假话。新闻发言人一旦说过一次假话，他所代表的政府机构今后发布的信息的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在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开课的第一天，国务院新闻办(以下简称“国新办”)主任赵启正对已经或即将走上新闻发言人岗位的学员们如是说。... [
“你们可以不说，也可以少说，但绝不能说假话。新闻发言人一旦说过一次假话，他所代表的政府机构今后发布的信息的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在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开课的第一天，国务院新闻办(以下简称“国新办”)主任赵启正对已经或即将走上新闻发言人岗位的学员们如是说。
　　从日国新办主办的第一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开始至今已走过了300多天的路程。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当一个个风度与谈吐俱佳的新闻发言人浮出水面并引来众人关注的目光，与其说人们聚焦这个群体，不如说人们更关心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进程。为了使读者加深了解，本刊特别就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进展情况进行一个扫描……
　　“短焦”与“长焦”
　　镜头一：日下午外交部新闻发言厅，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女士健步迈向主席台，“下午好，大家可以开始提问了……”，这位被人们誉为言辞犀利、“回避有术”的中国外交部第三位女发言人在外交部例行发布会上，微笑着对所有媒体说。
　　镜头二：“马路那边儿还有一拨记者呢”，一听这话，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办公室的刘蔚转身就冲了过去。日上午10时30分，一名外地男子持可疑爆炸物闯进路透社北京分社。12时50分，刘蔚现场进行第一次发布，称所有人员已安全撤离。
　　镜头三：“每天翻阅国内主要报纸、搜集舆情动态、阅读工作简报，已成为我新增的必修课”。日，重庆沙坪坝区房管局副局长缪旭平对记者说，“因为我刚获得一项新的任命，成了区政府正式任命的一名部门新闻发言人。”
　　镜头四：2004年5月，国新办第三次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结业典礼上，大连外宣办副主任高女士兴奋地说：“参加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天地间豁然开朗起来，真想马上成为一位新闻发言人……”
　　日，国新办人事局局长汪兴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我国将建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各部委、省级人民政府的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目前全国已有几千人接受过新闻发言人培训，他们都是所在部门的中层以上干部。”
　　目前，国务院各部门已经全部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北京、上海、四川、广东、云南、安徽、重庆、福建、山东、河南、吉林和南京、深圳、西安、长沙等地已经或正在制定和实施新闻发言人制度。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新闻发言人培训班这300多天已走过的几大步：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多期全国培训班：
　　国新办第一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于日开课，有66个部委的100多名新闻发言人参加。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副主任王国庆、外交部发言人孔泉、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李希光教授、史安斌教授、凤凰卫视资讯台首席评论员阮次山、副台长曹景行参与了这次培训班的教学。全国几百家平面、电视和网络媒体竞相报道了此次培训，这在各种培训遍地开花的年代实属罕见，“新闻发言人”一时间成为中国媒体最时髦的词语之一。
　　日，第二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开班，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80名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官参加培训，这是中国第一次对省级政府新闻发言人进行集中培训。本期最大的亮点是由中央电视台名记者白岩松、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孔泉等人为即将成为新闻发言人的学员授课，特别是最后进行的仿真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和专家点评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前两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结束后，由于种种原因错过前两期培训的新闻发言人强烈要求举办新的培训班，第三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在今年5月17日开班，国家部委、军队和地方政府的80多名新闻发言人参加。培训班首次邀请国外公关培训机构——伟达中联公关公司的培训人员向学员讲授危机时刻的媒体沟通。
　　为了让已经有实践经验的新闻发言人更加熟练地应对国外主流媒体，日，国新办干部培训中心同美国时代华纳/特纳广播公司联合举办的新闻发言人研讨班开班。这次研讨班特地邀请国际媒体制片人公司的总裁吉姆·米勒和他的高级合伙人及顾问约翰·刘易斯、汤姆·明蒂尔一起参加交流。这3位都曾经是美国CNN的资深记者，同各国的新闻发言人有几十年打交道的经验。最有趣的是第三天下午举行的两场各20分钟的模拟新闻发布会，参加研讨班的二十多位新闻发言人分成两组，轮流担当台上的"新闻发言人"和台下的"中外记者"。台上的"主持人"话音刚落，台下的"中外记者"就立即开始连珠炮似的提问。在新闻发言人们大呼过瘾的同时，国外资深记者们对中国新闻发言人的水平之高表示惊讶。
　　各地方培训班开班：
　　日，来自四川省级各部门的59人领取了由省委宣传部和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共同颁发的蓝色新闻发言人证书，成为四川省第一批省级部门新闻发言人。此前，四川省59个省级部门都已确定了一名由部门领导担任的新闻发言人，并配备了1至2名新闻联络员，组成新闻发言人工作班子，省级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基本建立。
　　来自云南省16个地、州、市以及部分省级单位的100多名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官员参加了日至14日在昆明举行的全省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云南省政府新闻办举办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目的是为了使新闻发言人熟悉新闻发布事务、掌握工作技能，从而正确地履行职能，进一步推动新闻发言人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以利于政府部门建立有效、畅通、权威、快捷的新闻传播和沟通渠道。
　　深圳市政府首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2004年7月开班。主办方邀请了来自北京、香港、广州、深圳等地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等担任主讲人。讲授课程包括：如何做好会议发言、突发事件的新闻应急与政府危机公关、香港媒体特点与深圳对港宣传、媒体沟通艺术与新闻采访技巧等。全市各区政府、市政府各直属单位的新闻发言人、新闻助理及相关工作人员共103人参加。
　　黑龙江省27个厅局设立新闻发言人，2004年4月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共同主办黑龙江首届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来自国务院新闻办及清华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将从基础理论、实践体会并模拟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等等方面对学员进行培训。
　　海南省首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2004年6月正式开班。举办培训班旨在使海南省的新闻发言人系统地掌握对外宣传工作的方针政策以及新闻发布的规律、特点，提高新闻发言人的综合素质。
　　西藏自治区首次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日在拉萨开班，来自自治区各政府部门和4个地市的33位政府新闻发言人和50多位新闻官员将参加为期5天的集中培训，这也是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的首次集体亮相。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日正式提出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目前已经任命了包括西藏自治区副主席白马赤林在内的3名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本期培训班是国新办举办的第七期省级新闻发言人培训班。
　　各部委纷纷举办培训班：
　　2003年12月北京举办全国公安机关首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培训班邀请了国务院新闻办、外交部新闻司和清华大学等单位的专家教授，就如何做一名合格的新闻发言人、新闻发布会的历史制度、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和新闻发布案例分析等方面，向来自各地公安机关的130余名学员进行讲授。
　　日，教育部首期司局级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在北京广播学院开班。参加首期培训班的学员是来自教育部机关的19个司局和3个直属事业单位的23位负责同志。外交部部长助理沈国放、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央视节目主持人敬一丹、白岩松、张绍刚和化妆师徐晶参与打造了这些即将代表教育部形象的新闻发言人。
　　中国的企业新闻发言人制度也刚刚起步：
　　日，首届中国企事业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课堂上，乔治国际传播公司(GCI)总裁刘江先生为来自金融、地产、电信、医药等行业的70多名新闻发言人和准新闻发言人讲授了"危机时刻的媒体沟通"等课程。
　　"课堂"与"战场"
　　回望一下2003年初的“非典”，便不难理解，其实课堂与战场只一步之遥。
　　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女士在日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其实“非典”这种问题不属于外交部发言人答复的范围，但在当时外交部的例行发布会上，各国记者提出的20个问题中有15个是涉及“非典”的，我意识到非典已经影响了我国的声誉，进而会影响到国际对华投资，作为外交部发言人我应该主动、及时、准确地提供信息、引导舆论，树立政府的形象。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史安斌教授说：“培训班除授课以外，还设计了模拟新闻发布的环节。这一环节贯彻了‘举一反三'的原则，由记者提出有针对性和挑战性的问题，学员代表进行回答，并且做全程录相。然后由参加授课的学者专家和其他学员共同评点，气氛十分热烈，能够把理论和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
　　“虽然我只是作为一名学员参加培训，却有一种‘真刀真枪’般的‘实战演练’的感觉。”徐宁女士在参加了今年6月份发言人培训班后这样感慨道。许多学员与徐宁有同样的感受，他们认为今天的模拟练习，对于明天的真正实践，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作为北京市卫生局的新闻发言人，邓小虹一年之内三次接受外国专家培训。第一回是2003年“五一”期间，由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进行培训，北京代市长王岐山也在这个培训班中。当摄像机把学员接受采访的全过程记录下来并重放时，大家看到了自己还不够放松的一些表情。第二回，是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的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让大家兴奋的是由法国公关专家杜孟在现场进行点评，更进一步感受到东西方媒体对新闻兴趣点关注的差异。第三回是2003年10月份卫生部的全国培训，“案例教学，学员分成小组互相采访挑毛病。”
　　四川省成都市林业局新闻发言人叶浪对本刊记者说：“参加新闻发言人培训班让我受益颇多，两天的培训内容实在太丰富了，新闻发言人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模拟演练时，大家都很紧张，压力很大，老师告诉我们每个人只要把握住要点，就当是为来宾介绍自己十岁的女儿就可以了……”
　　教育部首期司局级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学员们回忆起往事，至今还心有余悸：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的几位记者扛着摄像机突然造访，对正在受训的学员当场提出各种“刁钻”的问题：“教育部司长都在这里培训，不上班，你们的工作由谁来做?……”瞬间，有的司长懵了，用手挡住镜头边后退边说：“我们这也是在工作……”其实回答得不错，但没有自信。第二天课堂上，老师放出了这个短片，学员们才知道原来这是由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假扮的记者。
　　汪兴明局长兴致勃勃地说：“在‘非典’期间，国务院新闻办一共举行了八场新闻发布会。一批新闻发言人脱颖而出，但发言人制度建立起来后，各级政府发言人普遍缺少实践的机会。所以，当他们面对镜头和众多记者的提问时，显得比较拘谨和不自信……”
　　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蔡振峰接触过不同层次的中国新闻发言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不同部门的新闻发言人水准差别很大，国家级的发言人可能和媒体接触比较多，比较知道如何应付，而省部级以下的新闻官态度就不一样了，他们好像没有经过训练，也打听不出什么消息……我在报上看到国务院在对新闻发言人进行培训，如果这项制度能长期实行，帮助他们提高技巧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小步”与“一大步”
　　汪兴明说：“国新办每年要举办十几个培训班，但唯独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在公众中引起的反响最为强烈。我们办班的初衷仅仅是对新闻发言人进行基本的技巧和技能的培训，这在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上还是一小步。”
　　凤凰卫视的副台长曹景行先生说：“有了发言人制度，可以使境外媒体把他们的注意力真正影响到中国关键的问题和核心的问题上，而且能够把握他的本质，这个结果就是能够如实地、真实地报道中国现在真正发生变化的事情。过去十多年，包括我们自己在境外做媒体的时候，如果中国越是不透明，那么境外媒体乱猜的可能性越大，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而现在有了新闻发言人制度以后，有了一个窗户，有了一个沟通的桥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中国发言人制度现在建立起来的意义就在这里。”
　　这使记者想到了35年前，即1969年，也是7月20日，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埃德温·奥尔德林乘“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首次成功登上月球。“对我个人来说，这是小小的一步，但对人类来说，却是一大步。”正如人大新闻学院的喻国明教授等一些专家认为的那样：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与以往有些地方对公共信息的封闭堵塞、对传媒所持的回避做法相比，无疑是中国政治改革开放进步的体现。”的确，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也许只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新发展中一朵小小的浪花，却推动了中国新闻发布制度前进的步伐，折射出中国政府在形成一个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是政府在为公众营造更加公开、透明的信息环境的进程中迈出的“一大步”。
　　新闻发言人叶浪对本刊记者说：虽然培训班的授课内容更多的是“突发事件”和“危机处理”等实质性问题的运作，但培训班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动新闻发言人制度这一机制，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意义在于促进政府和公众的沟通，增强行政的透明度……”
　　赵启正也曾在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说过：“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国际上是通行的，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有很久的历史。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历史还相对较短，很多创造性的工作还需要更多的人共同努力去做。”也许我们现在谈论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效果为时尚早，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从无到有，本身就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个信号。因此，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有助于政府建立起贴近群众的有效沟通渠道，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 　“文采”与“观点”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本刊从今年第一期起就开设了《国际演讲录》栏目，不断地向读者推荐国内外优秀的演讲文章。无论是中国领导人在美国哈佛大学做的亲切感人的《把目光投向中国》，还是外宣领导在圣彼得堡斯莫尔尼宫的神采飞扬的演讲《俄罗斯之行》，以及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言简意赅的主题演讲《东西方文化与现代化》……
　　这些文章或是情深意切的把一个现代的中国展现在世界面前，或是从两国人民所熟悉的文化背景入手，一路娓娓道来，或是用事实和数据说话，讲述自己的切身感受，向听众敞开心扉，篇篇文采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文采都建立在明确、准确地表达观点的基础之上。这些演讲在一定程度上会为正在崛起的中国新闻发言人提供一些借鉴。
　　为了让民众更有效地接受自己的观点，西方一些国家的发言人还在细节上用星级标准打造平台。
　　作为教育部首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主讲老师之一，北京广播学院的胡正荣教授介绍说：“美国白宫的新闻办公室是专门负责总统和媒体协调各种事物的部门。例如总统的稿件如何撰写，出席记者招待会的仪表与服饰、发言时间等等一系列问题;小到总统面对媒体发言时，摄影记者从哪个角度拍摄等，都有十分细致和周到的安排。所以我们看到布什总统无论是出现在电视上还是平面媒体上的照片上，都是非常讨好的。
　　还有美国白宫发言人鲍彻，他面对记者的提问，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总是显得游刃有余。……所有这些都是新闻办公室精心设计的，那种种娴熟的新闻传播技巧，都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一套成熟的政治传播理念作支撑。”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也认为，“新闻发言人不仅要知晓本单位的业务，还要熟悉媒介运作的规律，这样才能最有效地通过媒介把信息发布出去。”
　　叶浪也向本刊记者谈起了授课中印象最深的国外案例：美国布什总统上台以后，在民众中声望并不高，支持率一直很低。当“9·11”事件发生后，布什总统不顾大量的二氧化硫等废气，在现场进行了三分种的演讲。短短的三分种，使布什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好感倍增，公众支持率一下提升到94%，超过了美国历届总统……”
　　胡正荣教授也为本刊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在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时，布什总统没有在美国白宫发布这一信息，而是亲自驾驶着战斗机在一艘航空母舰上宣布的。这是白宫新闻办公室专门为总统作的秀，然而这场秀却赢得了很多美国公众的认可。他们认为自己的总统有如此之技能(驾驶飞机)又如此之爱民(亲自欢迎归来的将士)。当时，布什总统演讲的时间选择了夕阳西下的时候，所有的士兵身着迷彩军装，外罩红、绿、蓝三种颜色的背心，当太阳落山时，金色的余晖和色彩的三原色在电视上的视觉效果非常动人。布什总统在演讲时，摆放在演讲台四周的灯光，无论是顺光、侧逆光还是正面打光都是白宫新闻办公室事先安排好的。
　　喻国明教授同样也谈到了美国“9·11”事件。当事件发生时，纽约消防局的新闻发言人在第一时间里，向媒体发布了大量消息。因此，国外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主要体现在制度的规范化、透明化上。美国有政府信息公开法案，哪些政府信息应该披露，按什么程序披露，如何落实责任人和追究失职责任，都有详细的规定。这就从制度法规上保证了公众的知情权。国内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在责任追究体系上还有待完善。
　　在国内外媒体的眼中，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是中国新闻发言人中的"高手"。对于赵启正在1999年5月和7月两次批驳美国《考克斯报告》的精彩发布，人们至今仍然津津乐道。
　　日，以美国参议员考克斯为代表的一些反华政客，炮制了一份《考克斯报告》，大肆污蔑我国从美国“窃取”或“非法”获得其导弹、核武器机密和尖端科学技术。面对国外一些恶劣的舆论，国务院新闻办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先后两次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赵启正在会上以大量准确、有力的事实，全面、深入地批驳了《考克斯报告》，并且当场精妙地回答了各国记者的提问。赵启正曾说过：“掌握事实，才能实事求是;心存善意，才能对话。在很多场合，我们沟通不仅是为了获取对方的好感，而是自己真实观点的表达，这是原则。我们就是要通过记者来表达我们正确的观点和内容，这是我们的职业需要……”
　　日，是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任期的最后一天。在晚间的使馆招待会上，他微笑着向大家说：“不管是欢愉的时刻，还是艰难的时刻。我知道我在华盛顿有朋友。”十几年来，李肇星在不同的美国人眼里，有两种形象，一种是热情儒雅、具有文人倾向的外交官;另一种则是咄咄逼人、不肯退让半步的斗士。
　　他们作为代表中国政府的发言人，当站在讲台上面对中外各媒体的记者时，总是能以逻辑严密、指向明确、真实可信的发言，使人信服并给人以思想的启迪和智慧的营养。而这种魅力的根源所在，即表达了一种鲜明的立场和观点。
　　“任何一个政府的发言人都很清楚，必须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上，这是毫无疑问的，对我们来讲更是如此。”赵启正主任说。
　　对于已经结束的几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不少授课老师认为：现阶段，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培训班还是停留在一些简单的操作层面上，过于偏重对发言人技巧和技能的培训，例如教授学员如何写新闻通稿，不许新闻发言人回答“无可奉告”，而如何理顺政府与媒介的关系，作好政府政治传播将是今后新闻发布制度面临的首要问题。胡正荣教授认为：“在市场化的今天，新闻媒体总是要提出一些敏感问题。胡教授还建议每个单位每年做出一个详细的计划，就本系统新出台的政策定期召开新闻通报会，与新闻媒体的沟通要做到润物细无声。尤其是突发事件发生后，各地政府要扮演一种主动出击的角色，不能出了问题，让新闻发言人一个人出面公布一些信息或数字就算解决问题了，而要进行有针对性的信息发布，以消除偏见和隔阂，避免误解和谣传。
　　相关链接：
　　中国新闻发言人溯源
　　中国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展了新闻发布工作，比如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1982年年初，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起草《关于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请示》。
　　1983年2月，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联合下发《关于实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意见》，要求外交部和对外交往较多的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新闻。
　　新闻发言人之最
　　最早的新闻发布会：1904年2月，日俄战争在中国境内点燃。当年8月，日方为阻止记者赴前线采访，将许多记者召集到中国长春，介绍战况。这被学术界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政府新闻发布活动。
　　最早设立发言人的国家：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白宫设立新闻办公室和发言人。此后，各国政府也纷纷效仿，树立自己对内对外形象。
　　我国最早的新闻发言人：1983年，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出现在外交部的记者招待会上，外交部也成为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最早、最好的国家部委。
　　中央国家机关新闻发言人名单
　　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新闻发言人孔泉
　　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章启月
　　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刘建超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曹玉书
　　公安部政治部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孙永波
　　民政部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窦玉沛
　　司法部新闻发言人赵大程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王世元
　　建设部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齐骥
　　信息产业部新闻发言人王立健
　　水利部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顾浩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崇泉
　　文化部新闻发言人李景和
　　卫生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毛群安
　　国资委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马建堂
　　海关总署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黄胜强
　　质检总局新闻发言人项玉章
　　环保总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潘岳
　　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朱虹
　　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体育总局新闻发言人何慧娴
　　统计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姚景源
　　安监局新闻发言人黄毅
　　台办主任助理、新闻发言人张铭清
　　台办新闻发言人李维一
　　地震局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李强华
　　电监会新闻发言人谭荣尧
　　银监会新闻发言人李少鹏
　　邮政局新闻发言人睢红卫&&& （来源：《对外大传播》）
“新闻发言人引入中国后，一直是按照“官阶”来设置的，但这不符合新闻传播的规律，这个问题在全民、全媒的微博时代更加突出。铁道部那场失败的发布会将会是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一个转折点，即由“官员兼职”型的新闻发言人过渡到具有媒体从业经验和传播素养的“专业新闻发言人”的时机已经成熟。”... [
新闻发言人同样面临知情权不足的问题，因此从根本上来讲，应大力推动政府信息公开
　　本刊记者/李静睿 王全宝 文/彭玺睿
　　在“7.23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上创造了“名言”——“这是一个奇迹”、“反正我信了”的王勇平8月16日被终止了长达八年的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生涯。
　　在铁道部那场引发舆论哗然的发布会之后，同为中国部委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成员的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给王勇平写了一封公开信，委婉批评他在那场发布会中“职业性的微笑”以及诸多技术细节。王旭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不愿更多提及在公开信之后他和王勇平的私下往来，而是审慎地表示：我宁愿相信这是正常卸任，而不是一种惩罚。铁道部也随即声明这是正常的工作调动，并很快宣布王勇平将奔赴波兰华沙担任铁路合作组织中方委员。
　　非典之后仓促上马的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迄今已有七年，王勇平的离去，被认为是对自己的知情权越来越敏感的公众和这一制度之间的“七年之痒”。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要是套用一句官话，现在新闻发言人制度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日益增长的广大人民群众和新闻界的知情需要和有限的新闻发布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重任，显然不是一个发言人能够承担的。
　　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透露，8月23日下午2点，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各部委新闻发言人调研座谈会，其主题为“总结近期新闻发布会的教训，交流各个部门新闻发布会体验，提出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建议”。
　　保障新闻发言人的知情权
　　王勇平被停职之后，舆论风向发生了微妙的逆转。有记者回忆说，“在我驻京期间经历过的这些部委新闻发言人里面，他(王勇平)还算敢于说话的一个……发布会上力求答问通俗易懂，会后并不像很多发言人一般，在现场工作人员保卫下躲进休息室或从旁门溜走，而是尽力满足记者们的要求，在会后接受记者们的簇拥提问”。
　　不少记者也向《中国新闻周刊》确认：王勇平是一个很好找到的新闻发言人，打电话基本会接，回答问题的内容先不论，起码都会回答，而这对于记者们来说已属难能可贵。相形之下，有记者抱怨“跑了三年司法部，从来没有见过新闻发言人”，也有人说“有些部委的新闻发布会倒是开了，发言人也回答了提问，就是会后一个电话打过来，提问的内容一律不发”，更有记者本来已经联系好和部长的专访，但是提纲在发言人这里卡了壳，理由是“你怎么能问部长这些问题呢?!”
　　最高院原新闻发言人倪寿明在记者圈中同样口碑甚佳，即使最高院前副院长黄松有被双规这样的敏感事件，记者也能在当天从他那里获得确认的消息，发布会上他也大都会回答记者的所有提问，从未要求“会后提问不能发表”。他对王勇平那场新闻发布会颇为同情，“我都可以设想他开会前的情形，匆匆忙忙赶过去，下了飞机有短暂的时间听一些汇报，然后就是发布会了，那么多镜头录音笔对着你，准备又不充分，心里没有底，效果不可能会好”。
　　黄毅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有些部门拿新闻发言人做挡箭牌，“新闻发言人说好了，领导满意。说得不好，领导不但不满意，甚至有的还受处分。”在他看来，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首先面临的是发言人自己的知情权能否得到保障这一前提。黄毅官至副部级，又是党组成员，对安监总局总体状况熟悉。但有些部门发言人还进入不了单位的党组会议，对于重大事项以及决策过程并不清楚，“造成发言人对外只能讲表面的东西，再往下讲就无法深入，不知更深的背景。我认为，应该保障新闻发言人的知情权，新闻发言人不是党组成员的，应该作为特例，让他们列席本单位党组会议”。
　　在发言人“黄埔一期”培训时，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是王勇平的老师。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有制度没有明确如果发言人隐瞒事实要不要承担责任，“如果没有罚则，谁都会趋利避害，但说错了有这样那样的处罚等着我，那大家肯定也会倾向于不说”。
　　建立专业新闻发言人制度
　　王勇平离职之后，这一批个性鲜明的发言人，从王旭明到原环保总局的潘岳、国家林业局的曹清尧等几乎都已经离开了这个岗位，公众熟悉的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虽然还在任上，但是已经很少露面。
　　只有黄毅还较为活跃，也维持其一向活泼犀利的风格。他曾向国新办提过好几次，要建立新闻发言人条例，既规定选择新闻发言人的标准，也对新闻发言人进行保护，“出现失误应实事求是处理，应该允许犯一些小的失误”。另外，“有些部门新闻发言人，很久都不召开新闻发布会，我认为这个也应该规范，应该发言而不发言的也要处理。”
　　倪寿明说自己从来没有因为发布会或者与记者的互动遭受过领导批评，但是他也承认，“每个部门都有每个部门的情况，主要领导的态度决定新闻发言人是不是活跃，如果主管领导对这一块热心有兴趣，那机制才会比较流畅”。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年的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和常务副院长曹建明都很支持他的工作，在他上报表示要建立最高院和省高院两级法院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之后，肖扬很快批复“加快进度”，反而是他自己的工作安排拖了半年，一直到2006年9月才真正建立。而现有的最高法院发言人能将新闻发布会改为定期召开，也显然是得到了现任领导的支持。但是对发言人来说，肯定是和媒体接触越多，越有可能增加“犯错”的机会，因为“如果每句话都要领导批准，那么要发言人来干什么?”这也必然会给发言人增加诸多压力，王旭明卸任时，毛群安就曾经给他发过短信：“你终于逃出苦海了!”
　　美国外国记者新闻中心主任曾经向王旭明介绍他们判断新闻发布会是否成功有三个标准：一是看记者报道情况;二是看这种报道是否符合我们预期;三是看多少人来参加，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记者可以通过网上实录了解发布会的内容，而不愿意来参加新闻发布会”。这对于还长期担忧面对“闭门会”和“新闻发纸会”的中国记者来说多少有点不可思议，但这显然不能仅仅把抱怨不满推到某个具体的新闻发言人的身上。
　　胡泳说，新闻发言人制度只是整体制度的一个附属品，因此只对新闻发言人制度做改进完全是治标的问题，不会有太大效果，“最核心的问题是政府的信息公开问题”。而一个多年以来没有解决的分歧是：“作为新闻发言人，你到底是对民众负责还是对上级负责?”王旭明对这个问题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反复强调：新闻发言人是需要得到授权的，他能公布多少，取决于他得到了多少授权;倪寿明也一直解释“信息公开绝对不是一个新闻发言人能做到的”;而在这个位子上一坐十年的黄毅的回答是两面兼顾：作为新闻人应该遵循新闻规律，作为发言人应该代表政府。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当我们看到王旭明这样的发言人就说他有个性的时候，“其实正好反衬出新闻发言人制度本身对新闻发言人的制约”，他用了电影《肖申克救赎》里的一句话：我们都是被体制化的。
　　纵览现有的新闻发言人官衔，统统由类似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部长这样的职位担任，或者甚至由部委的副部级领导兼任，以示对这一工作的重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同样是“黄埔一期”的培训老师之一，在他看来，新闻发言人引入中国后，一直是按照“官阶”来设置的，但这不符合新闻传播的规律，这个问题在全民、全媒的微博时代更加突出。史安斌说，铁道部那场失败的发布会将会是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一个转折点，即由“官员兼职”型的新闻发言人过渡到具有媒体从业经验和传播素养的“专业新闻发言人”的时机已经成熟。黄毅也同意这一说法，认为中国应该开始逐步探讨实行职业新闻发言人制度，“从而使新闻发言人能够在他应有的位置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24日晚的发布会确实很急迫，并不掌握足够信息，当时，如果能有更多更确切的救人抢险的信息，就能更好地满足大家的信息需求。”他承认言语有些不当， 他说当时要是再冷静一点，再诚恳一点，也许就会让记者朋友们少些不满。记者问他是否觉得委屈，王勇平答道：“想想在这次事故中不幸失去生命、受伤的旅客和 他们的家属，想到那些受到损失的旅客，我面对的这些又算什么?”... [
王勇平被免职10天前，南方周末记者曾接到铁道部新闻处电话，询问能否和王勇平聊聊。“那次发布会之后，王勇平压力很大，他觉得很多东西被大众误解了，他有很多话想说，包括对新闻发言人制度也有一些反思。”可是第二天，王勇平爽约了，新闻处解释说，“他还没想好”。
　　被认为最敢直面舆论的发言人王勇平，最终还是未能扛住舆论的压力。日，他被铁道部免除了新闻发言人的职务，和铁路降速一起，成为当日的大新闻。
　　官方的新华社在当晚发出的这一条英文快讯中，没有提及他被免职的原因和去向。
　　据人民网17日报道称，王勇平将赴波兰华沙担任铁路合作组织中方委员。接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职务的，是哈尔滨铁路局党委书记韩江平。
　　这离王勇平上一次高调亮相已过去二十多天。7月24日，在甬温线特大交通事故发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因为“这只能说是个奇迹”、“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的言论，王勇平陷入舆论漩涡，随后淡出了公众视线。
　　日，浙江温州动车追尾事故新闻发布会结束后，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离开现场。
　　情绪最低落的二十天
　　王勇平专门让下属将王旭明的批评文章打印张贴，供下属集体学习。
　　没有人知道，自从那次发布会后，面对外界的种种质疑，他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起伏。
　　就在王勇平被免职10天前的周六下午，南方周末记者突然接到铁道部新闻处的电话，询问能否给王勇平做专访。“那次发布会之后，王勇平压力很大，他觉得很多东西被大众误解了，他有很多话想说，包括对新闻发言人制度也有一些反思。”
　　可是第二天，王勇平爽约了，新闻处的解释是，“他还没想好”。
　　“大众的误解”，多跟那场被认为是史上最混乱的发布会有关。没有铁道部部级领导在场，王一个人独挑大梁。媒体问及要匆忙掩埋车体，王勇平用请教来的专业知识回答，“掩埋车体是为了更好地救援。”看着满场疑惑的目光，王勇平追加了一句，“至于你们信不信，我是信了。”
　　在回答记者“为何在宣布没有生命体征、停止救援后，又发现小伊伊”时，王勇平说：“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
　　外界的怒火，不仅源自他匪夷所思的回答，还有他被记者视为傲慢的态度。一位接近铁道部的高层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场面堪称混乱。他居然征求记者意见，让自己站着说还是坐着说”。据当时一位在场的媒体记者回忆，记者们高声愤怒回应：“站起来!”
　　他在发布会上频频露出职业性的微笑，他突然中断发布会，在保安的重重包围下狼狈离开。就连他的好友、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也撰文批评他语态太强势。
　　颇有意味的是，王勇平看到王旭明的发言后，专门让下属将文章打印出来，贴在自己所领导的宣传部的公告栏上，示意下属集体学习。
　　知情人士说，发布会之后，王的心情一度相当低落。而有关他被免职的消息也从未间断。此后一系列由铁道部主导的新闻发布，发言者的身份无一例外地以“相关负责人”代替。
　　8月初，有记者在铁道部大院里偶遇“看上去非常疲倦”的王勇平，他否认了停职的传言：“我不是现在还在岗位上吗?”“我一直和我的领导、同事们一道，紧张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包括双休日在内每天都忙到很晚，我这些天夜里两点之前没睡过觉。”
　　在聊天中，王勇平一改发布会上傲慢的态度——
　　“24日晚的发布会确实很急迫，并不掌握足够信息，当时，如果能有更多更确切的救人抢险的信息，就能更好地满足大家的信息需求。”他承认言语有些不当，他说当时要是再冷静一点，再诚恳一点，也许就会让记者朋友们少些不满。记者问他是否觉得委屈，王勇平答道：“想想在这次事故中不幸失去生命、受伤的旅客和他们的家属，想到那些受到损失的旅客，我面对的这些又算什么?”
　　他说，“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尽管自己在新闻发言中可能有不足，但在那个需要我站出来的时候，我站出来了，而且自己没有说假话和违心的话。”
　　8月10日，情势突变，铁道部现任官员全部被踢出事故调查组。两天后，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发言人遭遇“七年之痒”》，引用传媒学者的话，痛批中国最早培训的号称“黄埔一期”发言人王勇平“犯了低级错误”。
　　经济观察报网站8月17日报道称，直到16日之前，包括王勇平，都以为这只是一场事件中老百姓的一种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过去。
　　报道称，8月16日上午10时左右，王勇平正等待在办公室静候铁道部领导谈话，谈话的内容，王勇平已有预估，“我发生了一点意想不到的事，可能要被停职。”当天上午谈话之后，王勇平的心情跌至谷底。
　　一以贯之捍卫铁道部
　　“他是性情中人，对于质疑毫不回避，坦诚以对。”
　　截至今年，56岁的王勇平在发言人任上已经度过了8年时光，8年间，围绕这位“黄埔一期”学员的批评和质疑从未间断。
　　动车事故之前，京沪高铁技术故障不断，日，王勇平选择人民网强国论坛回应外界质疑，人民网是王接受采访最多的媒体。
　　有人怀疑高铁应对恶劣天气能力差，王勇平说，高速列车这种快速敏感的反应不是“娇嫩”，而是高科技的必然体现。在王看来，高铁虽不能保证不出故障——因为这是“磨合期”的正常现象，但能确保乘客安全。
　　表面看来，王面对这些质疑相当气定神闲，但在私底下却倍感压力。
　　在温州动车事故的几天之前，王旭明曾在一个活动上碰到过王勇平。王旭明当时已能感觉出王勇平的疲惫、焦虑和压力。“记得我最后的一个问题是，我最担心如果高铁塌陷、动车碰撞或出轨怎么办，该如何应对?”王旭明回忆，王勇平回他：“我也是最担心这样的事情啊!”
　　铁路建设大干快上的“跨越式发展”，是前任铁道部部长刘志军2003年上台后提出的口号，那一年，王勇平也刚从广州铁路公安局党组书记的位置调到铁道部当发言人。
　　王身上有着许多“黄埔一期”新闻发言人学员一样的共同经历，下过乡，插过队，返城后做了铁路工人，他的一位友人后来回忆说，“再后来圆了自己年少时的梦想，做了名新闻记者，再后被调到广州铁路局机关当了宣传干部，党委宣传部长。”
　　从酝酿、建设到通车，从公开发言看，王勇平一直都是跨越式发展最忠实的支持者，而且仿佛“无所不知”。
　　日，铁路第六次提速第一天，D字头的动车开车，王勇平接受采访时说：“提速列车运行安全是有可靠的保证的，如果没有100%的把握，我们都不会开行这种时速的列车。”京沪高铁通车一周后，他做客新华网时说：“中国高铁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人间奇迹，是我们国家实力的象征，每个中国人都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
　　他以新闻发言人的身份频繁曝光于网络，始于铁路第六次提速的2007年。人民网数据显示，2007年、2008年，王勇平6次现身网站强国论坛。
　　每逢春运，王勇平必然现身人民网和新华网，甚至搜狐这样的网站，偏好网络发言成为了过去8年勤恳的王勇平的鲜明注脚。2008年，王勇平获选“人民网十大最受网友欢迎的嘉宾”。当时入选者除了北川中学校长外，他是其中官阶最小的。
　　对于这位以敢言著称的发言人而言，质疑非但没能让他退避三舍，反而让他变得异常兴奋。有接触过他的记者说，“他是性情中人，对于质疑毫不回避，坦诚以对。”
　　他一以贯之地捍卫铁道部。今年7月，一些日本媒体说中国高铁是“盗版新干线”。王勇平说：“什么叫‘盗版日本新干线’?这有点大言不惭了。新干线与京沪高铁完全不在一个相提并论的层次。”
　　2010年7月，南方周末记者问王勇平：“从现在到2012年都是中国高铁的大发展时期，仅未来三年，高铁的投资就将超过9000亿元。钱从哪里来?”
　　他说：“2004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刚出来时，我们自己也担心，但我们部长是有战略气魄的，他说：我从来没有为钱的问题担心过。只要我们有办法，钱就不是问题。”
　　日，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炮轰铁道部隐瞒了部分情况，从而造成“广州火车站‘人满为患’，铁道部的人要撤职”。一天后，王勇平在人民网做出回应：“如果郭副主席对铁路的指责都是真的话，那么我作为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首先要请辞。”在逐条批驳郭锡龄后，他质问：“当广大铁路干部职工和广州地区人民群众并肩战斗、奋起抗灾、共渡难关的时候，郭副主席身在何方?”
　　王对于郭的回应，被外界解读为“铁道部的蛮横”，但是王勇平的事后补救却被人们忽略。郭锡龄向南方都市报记者回忆，后来王勇平曾通过其他渠道找到他，向他道歉，并且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再闹大。
　　在刚硬的解释之下，王也时常会展示他柔性的一面，王最喜欢用“沉重”形容面对危机的心情。2008年5月，面对网民质疑铁道部应如何对胶济铁路事故负责，王勇平在博客中写道：“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接受记者采访时几乎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他不应当成为唯一的发声渠道”
　　信息公开制度缺乏保障，新闻发布本质上是政治口红。
　　作为“后SARS”的第一批部委发言人，王勇平无疑是公认的佼佼者。
　　2005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组团访美，里边包括来自中央部委和省市的31名政府发言人，访美归来，王勇平写就《彼岸掠影》，谈如何“牵着境外媒体走”，如何在记者中建立起自己的信誉。
　　王勇平经常告诫自己，“作为新闻发言人，我们要尽快提高我们的自身素质。首先要做到诚实，不能虚伪、作秀，真实是取信于民的前提。”“什么问题可以完全发布，什么问题暂时还不能说，什么问题需要保密，话要说到什么样程度，这都需要新闻发言人恰当把握。”
　　王勇平一直说记者不是敌人，是朋友。在之前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说：“从这些反对声音当中，是不是有些合理的东西值得我们吸取?”只要是有人写关于铁道方面的书，不管是普通记者，还是普通文学爱好者，王都会欣然作序。
　　另一方面，媒体又让他最为伤神。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在拼命做的时候，有些媒体在拼命炒作。说实在的，200万铁路职工拼命干，拿出的是整个民族整个历史都感到骄傲的东西，我们不说是成为大家都非常敬重的民族英雄，但是不至于这么挨骂。”
　　在铁路系统内部人士看来，在部委新闻发言人中，王显得“勤恳友善但个性不足”。他不会像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一样炮轰“媒体无知”，也不会像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倡议针对个别媒体记者建立黑名单制度。“他就是不停地在解释不停地在解释”。
　　一位曾和王打过交道的铁道部官员说，碰到大家意见不一的地方，王喜欢说：“你不懂”。
　　可王勇平本人不过是一个服务了铁路宣传20年的人，并未涉及具体的铁路业务。要求他“无所不知”，难免苛责，上述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首先需要面对的是两百多万人的铁路系统，工种复杂，专业化程度极高，他不可能对每一个东西都了解透彻，他不应当成为唯一的发声渠道”。
　　“这个专业发布会，发言人应该是往后退的，应该有更合适的人出面，但王还是出来了。”一位与王私交甚笃的记者说，在国外，发言人一般都由副部长级别的人担任，首先在这个系统内可以拿到相对真实的消息，信息畅通，但王作为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长，司局级干部，别人凭什么给你材料?
　　“国外的新闻发言人是一个部门首长的助理，参与很多决策制定和会议。同时，他们有一套新闻发布的班子。一个地方教育局的新闻发言人配备的班子可能就有一二十个人，而我2008年离任时，教育部新闻办只有4人。”王旭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和王勇平今天的遭遇一样，三年前，备受争议的王旭明也是突然被免去发言人职务的。他后来用“欲哭无泪如释重负”来形容当时的感受。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王旭明对王勇平被免职感到相当遗憾。
　　“尽管温州动车事故的新闻发布会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但跟那些在重大公共事件中不开口不敢开口，比如始终不愿露面的故宫博物院院长相比，王还是迈出第一步。”王旭明说，“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仅仅只是开始，任何一件新生事物总需要牺牲者，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献身，无论是曲解，冤屈，都可以理解。”
　　复旦大学传播学教授张志安认为，最该反思的是新闻发言人制度。他在微博中说，如果系统自身出了大漏洞，单靠新闻发布这块小铁片，如何能补?过多强调新闻发言人的“会不会说”，实际上“能不能说”更加重要，一把手决策比发言人更关键;信息公开制度缺乏保障，新闻发布本质上是政治口红。
　　王勇平被免职的当晚，有记者在电话里问王勇平是不是可以说两句，王说：“你想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南方周末 记者刘俊 特约撰稿赵一海）
他们的一言一行经常成为报纸的头条，但他们也时常会卷入舆论的漩涡，遭来广泛的质疑；他们是信息的传播者，却也是信息的过滤器。他们有时是消防员救火队，有时却是适得其反火上浇油。职业要求他们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然而他们却总犯一些低级错误。这就是中国的新闻发言人。... [
这些天故宫博物院的新闻发言人冯乃恩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手机更是从早到晚响个不停，都是要求采访的电话和短信，网络上的各种评论也让他寝食难安。
　　不管你信不信，最近一个时期在公众中流行的两句口头禅“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这是一个奇迹”居然都来自于中国最早培训的号称“黄埔一期”的资深发言人、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王勇平。
　　“应该说在当时的舆论氛围下，一个新闻发言人能够不回避，能够坦然面对记者前所未有的逼问，没有怒发冲冠离席而去，已经相当不错了。然而由于缺乏媒体的从业经验和传播素养，也犯了一个资深发言人不该犯的低级错误，没有体现发言人在媒体和公众之间的桥梁作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算得上王勇平的老师，作为2003年国务院新闻办主办的“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主讲教授，对于新闻发言人在中国的困境，他心知肚明，王勇平绝不是个例，正是目前中国发言人现状的集中体现。
　　从整体上看，我国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了，去年我国仅中央和省级政府新闻会就达到1700多场，这在世界上也属罕见。与过去相比，我们的新闻发言人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从中国的媒体变局来看，要走的路显然还很长。
　　1. 新闻发言人为什么总引发争议?
　　他们的一言一行经常成为报纸的头条，但他们也时常会卷入舆论的漩涡，遭来广泛的质疑；他们是信息的传播者，却也是信息的过滤器。他们有时是消防员救火队，有时却是适得其反火上浇油。职业要求他们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然而他们却总犯一些低级错误。这就是中国的新闻发言人。
　　有好事者将中国的发言人进行了简单的归类。
　　无可奉告型：虽然是部门或企业的发言人，但往往一问三不知。对政策对状况都不清楚。本来新闻发言人突破了以往官员“训诫”式的角色定位，通过与记者进行平等对话,能够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但事与愿违，很多新闻发言人面对记者的提问都是三缄其口，口头禅都是“无可奉告”。2010年4 月，重庆市政府新闻办主任表示，如果新闻发言人说“无可奉告”，将追究责任。
　　大包大揽型：在中国的体制下，新闻发言人知道的东西有限，并非事事清楚，有的发言人错误地认为，出了什么事情自己的任务就是去堵枪眼，去转移视线，去替人受过，大包大揽，什么责任都自己扛，有着“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奉献精神。但事实上，“牺牲小我”并不能“成就大我”，而往往是一损俱损。有辨识力和媒介素养的公众，可以区分发言人个人的失误与其所代表的团体的“口径”。
　　照本宣科型：事先准备好台词，不分场合不分对象照本宣科。比如前不久央视连线抗洪前线，面对主持人关于决口有多大、群众转移情况的询问，江西防总办副主任平其俊充耳不闻，先后介绍了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国家防总秘书长、水利部副部长、江西省防总副总指挥的重要指示。其间主持人两次打断、再三询问，平其俊依旧对着事先准备好的稿件大念特念，可谓以不变应万变。
　　自我辩护型：譬如前段时间闹得轰轰烈烈的霸王洗发水的“二恶烷”事件，发言人一直强调二恶烷是整个行业都存在的现象，并非“霸王”独有。而实际上公众所关心的只是对消费者构成何种危害，他们并不关心行业里的种种“潜规则”。“霸王”的这种表态，忽视了对消费者权益的考虑，只是一味地撇清干系，难怪会一波不平一波又起。
　　报喜不报忧型：这是大多数单位的习惯做法。碰到自己需要宣传的好事就大书特书，而记者一问起负面新闻就面露难色，推三阻四，冷若冰霜，甚至视媒体为大敌，抱怨记者嗅觉敏锐，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恼羞成怒型：当一名记者问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某省政协主席怎么看待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时，这位委员先是说：“很遗憾，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在记者的追问下，他竟反问记者：“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的财产?那些企业老板的利润为什么不向工人公布?”类似这样的恼羞成怒如“你是哪个单位的”、“你在替谁说话”，我们也经常听到。
　　感情错位型：有的新闻发言人本末倒置，不以人为本，在重大伤亡现场不首先发布人员的伤亡，而是夸夸其谈救援人员的英勇行为。还有的发言人面对火灾、矿难等重大事故时，喜形于色，大谈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利，局面已得到基本控制，没有表现出起码的悲天悯人。
　　总之，越来越多的新闻发言人在发布新闻时也成为新闻的制造者，他们的雷人雷语也被广泛传播。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童兵认为，在中国从事新闻发言人是需要勇气与智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日实行，许多地方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但由于缺乏系统的培训与实践，新闻发言人大多如履薄冰。很多地方新闻发布也只是形象工程，发言人名单和电话是公布了，但并无后续，甚至新闻发言人成为了某些政府官员拒绝媒体采访的盾牌。
　　2. 今天的新闻发言人比过去更难当吗?
　　有专家认为，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新闻发言人知道的永远不会比网民更多。面对持有广角镜、放大镜和显微镜的网民，一些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反而成了“信息弱势群体”、“知情有限公司”。
　　史安斌并不这样认为，“在欧美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政府新闻发言人往往被允许列席最高级别的决策会议，对相关信息和决策过程有着清晰和准确的把握。他们一般都具有丰富的媒体从业经验，了解如何与媒体和公众进行有效沟通。但在我国，新闻发言人往往被定为某个特定的官阶或职位，他不一定能够了解全面的信息。如果新闻发言人成为‘信息弱势群体’，看起来‘不比网民了解的多’，主要是体制的束缚”。
　　童兵说，“虽然网民有各种渠道搜集信息，但网民掌握的信息与新闻发言人掌握的第一手的信息还是有区别的，政府本身就是最权威的信息来源，新闻发言人掌握的是内情，网络的信息还需要辨别真假，而新闻发言人的信息应该是权威的。从信息的质量上看，他们不是弱势群体。”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君超认为，网络确实使新闻发言人面临极大挑战，而且微博用户通过互相“关注”、“转发”、“目标推送”，可以实现“所有人面向所有人”传播模式下的“协作传播”，从而挖掘或逼近事实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发言人如果不告知真相就会漏洞百出。
　　也有专家认为，发言人代表某一国家、集团、部门、企业的利益，他们的“脑袋并不完全长在自己的肩上”。王君超认为，这并不是说，发言人完全没有自我发挥的空间。恰恰相反，发言人如果在每一场发布会前，都能明确这样一个观点，即召开发布会的目的不仅是“救火”，更重要的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那么，在确立“口径”、发布信息时就会实事求是，使发布会取得较为理想的传播效果，受到公众的欢迎，这其实也是最大程度地维护了其所代表的部门利益。
　　在正常的情况下，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是按部就班的，而且有的发言人也做得不错，但一旦遇到危机和突发事件，一切仿佛就打回了原样。史安斌认为好的新闻发言人应该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忠实说，迅速说，首先说”。另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寻求部门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制造社会共识，而不是引发官民对立。
　　有的发言人认为说什么不说什么并不由自己决定。但新闻发言人虽然改变不了事实，却可以做到“不知道的不说，不清楚的慎说，没有把握的不乱说，必须说的好好说”，作为沟通政府与公众的桥梁，新闻发言人在避免对立、减少摩擦、消除误解、传递诚意方面是大有作为的。
　　童兵认为，能否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检验一个新闻发言人是否真诚的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标杆。有时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同时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首先要搞明白自己发布的对象是谁，表面上看是记者，其实记者是代表民众来发问的，对于发言人而言，记者的提问没有刁钻和不刁钻的，只有好回答和不好回答的，新闻也没有负面的正面的，都是客观发生的。一些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居然公布什么记者的黑名单，完全是不明智的举动。不要低估受众的理解力，不要回避明显的焦点和问题，如果一般民众可以看出来的问题，发言人应该更熟悉更明白。
&&&& 3. 新闻发言人依然是稀缺资源
　　人民网成立了一个新闻发言人俱乐部。负责人杜登斌告诉记者，相对于政府的新闻发言人来讲，企业更需要自己的发言人，因为对于政府的一些报道还容易统一，但对于处于危机中的企业来说，一着不慎就是满盘皆输。今年3月以来，双汇集团因为瘦肉精的问题遭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此时人们才发现，这么庞大的公司长期以来竟然没有一个正式的新闻发言人。
　　据美国全国政府传播者协会估计，美国各级政府大约有4万名新闻发言人，同时稍有规模的企业都会设立专职的新闻发言人，即使是十来个人的小企业也会有兼职的新闻发言人。据杜登斌他们调查，380多家跨国公司中基本上已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达到了80%，而在国内，100多家央企真正建立企业发言人制度的不到一半。而对于民营企业，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不足1/5。这样一旦出现了危机事件，临时抱佛脚，显然就只能疲于应付了。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评认为，在涉及大型国企的公共批评事件中，所涉机构的表现都不及格。
　　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大体上有三种来源：一是主管领导，如有的地方要求出任新闻发言人的必须是该部门的“二把手”；二是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的“总管式”人物；三是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其中第二类人选是各级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最主要的来源。选择以上三类人员从总体上说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基本能够满足现阶段对新闻发言人的要求。但从长远看，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这三类人员大都是官员出身，鲜有媒体的实际工作经验，往往刚刚培训出来，干了没两年，就提拔了，转岗了，这样又要从零开始。
　　这些年新闻发言人的培训非常多，经常是培训到哪里，哪里的新闻发布制度就可以建立起来。可是在中国他们依然是稀缺资源。值得忧虑的是，有许多的书籍、有许多的讲座传播的都是新闻发言人的应对之策、推诿之术，王君超认为如果说发布会有军规的话，那么最大的一条就是：真相第一，技巧第二。发布会的社会效果，永远只服从于一个原则，那就是：尊重事实，告知真相。一场虚假的言不由衷的发布会，无论包装得如何堂皇，无论取得如何立竿见影的瞬间效果，都只能是浮云。
　　“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公安部的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自己的职业。的确，作为新闻发言人，应该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感到骄傲，这是一个能够让信息更加透明，让公众了解到更多真相的工作。
　　8月3日，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强调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问题。如果说2003年非典危机是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起点，那么2011年应成为中国政府新闻制度建设的重要拐点。
7年多前，作为中国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的学员，王勇平和王旭明、武和平、毛群安等坐在教室里，模拟新闻发布会上的各种最棘手的突发状况。“黄埔”一别，转眼7年光阴，这批兼职发言人置身于镁光灯下，亲身见证了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发展的学员们留下了各自的仕途轨迹。在王勇平以沉默告别的转身中，他们定格成为这幅画面的背景。... [
“7·23”动车事故发生尚未满月，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离任，将远赴波兰，一度惊涛骇浪的民间批评骤然部分转向，透出依依惜别的意思。
　　7年多前，作为中国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的学员，王勇平和王旭明、武和平、毛群安等坐在教室里，模拟新闻发布会上的各种最棘手的突发状况。
　　“黄埔”一别，转眼7年光阴，这批兼职发言人置身于镁光灯下，亲身见证了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发展的学员们留下了各自的仕途轨迹。
　　在王勇平以沉默告别的转身中，他们定格成为这幅画面的背景。
　　岗前培训
　　培训第一步“开口”
　　对新闻发言人培训的第一步就是要让他们开口，把学员脑子里固有的官场理念：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沉默是金、言多必失……打成捆，扔出去。
　　2003年8月，地坛医院的“生命走廊”上，北京最后一批康复的“非典”患者与亲人相拥。同这些成功抗击病毒的人们一样，中国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迎来了新生。
　　现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教授当时刚从美国回清华执教，与清华同事李希光、董关鹏等教授一道正忙于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面向外宣工作者进行“全球传播高层研讨班”的教学工作。“非典”结束后得到通知，国新办要启动全国第一批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工作，全面建立和推进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建设，要“以培(训)带建(设)”。
　　首期培训班学员包括王勇平等来自66个部委和地方的100多位新闻发言人，开班时，究竟由哪一级别的官员来担任新闻发言人仍未最后决定，现任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等人当时就以“后备力量”身份参加培训。
　　这个被称为“黄埔一期”的培训班为期不过5天，在史安斌看来有点“扫盲班”的意味。台下坐着的这些学员们，对于媒体和传播几乎没有概念，相当一部分人从未面对过镜头。
　　“第一步就是要让他们开口。”史安斌的最大目标是把台下这些学员脑子里固有的官场理念：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沉默是金、言多必失……打成捆，扔出去。
　　当时的课程设置共五个模块：领导讲方针政策;专家讲新闻传播理论和策略;资深记者白岩松、敬一丹等还有国外媒体从业者讲记者和新闻发言人之间如何互动;资深发言人，如孔泉和刘建超等传授经验;最后是模拟演练，由记者提问，新闻发言人回答，专家点评。精挑细选的学员加之强大的师资，被称为新闻发布的国家队。
　　当时班里比较活跃的有武和平、王旭明、毛群安。同他们相比，王勇平给史安斌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只是“见人爱微笑”。
　　“你们从事的是一项有风险的职业。”史安斌告诉学生。
　　带着老师的这句话，“黄埔一期”们经历了各不相同的仕途人生。
　　低调转岗
　　不打官腔成为个性
　　新闻发言人的“个性”指的不是脾气性格，而是作为官员的新闻发言人，在记者面前直抒胸臆，说话时不打官腔。
　　“黄埔一期”有“二王”，即教育部的王旭明和铁道部的王勇平，被归类到“有个性”的新闻发言人之列。
　　强调大学生要转变就业观念而在新闻发布会上抛出“大学生养猪论”;宣传国家资助困难学生政策抛出“媒体无知论”;批范跑跑“人可以不崇高，但不可以无耻”，王旭明发布新闻时，自己也成了新闻。
　　对此，王旭明认为，他希望把枯燥的政策转化成一个大众流行的文化形态说出来。“在这些引发媒体哗然的背后，国家的政策实现了更大范围的宣传。”
　　王勇平擅长诗歌散文写作并爱好书法，“他是温和的、文雅的，几乎不发脾气”，一名与王勇平相识的铁路人士说。常与他接触的记者也多有类似评价，日常采访遭围堵，他会答完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截至动车事故发布会之前，王勇平给人最深的印象是“和善”。
　　风格迥异，却被归为一类，他们的老师史安斌认为民间所称的新闻发言人的“个性”指的不是脾气性格，而是作为官员的新闻发言人，在记者面前直抒胸臆，说话时不打官腔。
　　仅这一点，在大部分新闻发言人还停留在官员固有的话语体系中的时候，“二王”的表现成了个性。
　　2008年7月，王旭明在担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5年后突然卸任，调任语文出版社社长。
　　此后一年他出版的书里，卸任的一天被比作都德的《最后一课》。后记中充满纠结：“望着语文出版社窗外那摇曳的老槐，听着叽叽喳喳传来的自在鸟鸣声，难掩心中复杂之情，百感交集。”
　　行将赴任之际，王旭明对一位记者说：“我是很傻，但我还没有傻到对官场基本运行规则还不了解的地步。但是选择了这个位置，就不能只讲官话。”
　　对王勇平在动车事故发布会上的表现，王旭明给老同学写了一封长达6000多字的公开信，指出他作为新闻发言人在发布会中存在的问题。8月，王勇平卸任。“二王”都成了新闻发言人群体的“槛外人”。
　　“我不想再和媒体接触了。我只想过安定的生活，负起自己的责任。”
　　王勇平卸任后，对想要采访的记者说。
　　固守阵地
　　首批发言人11人在岗
　　2004年公布的新闻发言人名单与2010年相比，首批75位新闻发言人中仍守在这一岗位的有11人。
　　将去年年底国务院各有关部门新闻发言人名单与2004年首批75位新闻发言人名单对比，7年之后，仍然守在新闻发言人岗位的有11人，占比不到两成。
　　主要包括国家计生委于学军、国家体育总局张海峰、国家宗教事务局郭伟、南水北调办公室蒋旭光等。
　　这些新闻发言人所在的部门大多与大众沟通并不多，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次数较少。
　　有媒体报道称，通过有关检索，发现部分新闻发言人鲜有以这一身份向公众传递出相关部门的声音。其中就包括在这一岗位上坚守8年的南水北调办公室新闻发言人蒋旭光等，他们的职务过半没有改变。
　　对坚守至今的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史安斌认为他的声望正来源于时间的历练，从部门工作以及媒体素养、传播素养方面都得到丰富的积淀。比如，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黄毅作为新闻发言人来到人民网，与网友“面对面”，面对网友尖锐的提问，黄毅给出了详实的回答。在这次网络访谈中，公开表示，温州动车事故不是天灾，而是一起特别重大的铁路交通运输事故。此外还就“35人红线”的坊间传闻正式回应，用事故分级的具体做法否认了这一说法。当天，国家安监总局还在人民网开通了微博。在坚守新闻发言人岗位的同时，黄毅也获得了提升。2004年他的职务是政策法规司司长，现在他已是该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获得擢升
　　发言人表现无关升迁
　　既然多发言与不发言几乎不影响升迁，官场言多必失的潜规则制约了很多新闻发言人张嘴说话。
　　第一批新闻发言人中，三成获得提拔，其中5位升至副部长，如民政部原办公厅主任窦玉沛、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主任胡晓义、原国土部办公厅主任王世元、原信产部办公厅主任刘利华，新闻出版总署原办公厅主任孙寿山现为该署副署长。
　　有媒体统计，第一批新闻发言人中有19位从不发言，还有的发言很少，但不乏擢升者。
　　分析“黄埔一期”的仕途轨迹，史安斌指出，这些新闻发言人都是兼职，有自己的另外工作主项，实际上擢升与否同新闻发言人工作直接关联不大。这说明新闻发言人工作的好坏并没有作为其政绩的考评指标。因此，新闻发言人发言与否成为一个自选动作。既然多发言与不发言几乎不影响升迁，官场言多必失的潜规则制约了很多新闻发言人张嘴说话。
　　看到当年学员名单中三成被擢升，史安斌想起“黄埔一期”开班时一位领导在讲话时透露，他们向中央建议，以后提拔任用干部要优先用有新闻发言人经验的。
　　“随着以‘阳光政治’为主题的党务、政务公开的稳步推进，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必然会更多地置身于镁光灯下。”史安斌说，他们会更接近媒体。“担任一段时间的新闻发言人，经过媒体和公众的考验，对官员的政治生涯有好处。”但反过来说，史安斌认为由官员兼任新闻发言人，是我国特有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设计，也存在与生俱来的弊端。这一弊端在动车事故的新闻发布工作中被放大。史安斌认为，下一步的关键是政府新闻发言人从中国特色的“官职本位”转型为国际通行的“专业本位”。
　　当动车追尾撞上新闻发言人与媒体生态的脱节，王勇平被卡在了夹缝中。“你想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