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效力应如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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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效力应如何确定？
&　　案件介绍　　原告：某银行　　被告：A公司　　2000年，A公司因开发房地产项目资金短缺与某银行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并以开发中的房地产项目作为抵押物办理了登记手续。2003年，A公司就上述贷款在该银行办理了借新还旧手续，之后贷款到期，A公司逾期未还，该银行经多次催收无果，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A公司偿还全部的借款本息，并就A公司的贷款抵押物请求享有优先受偿权。　　法院审判　　法院审理后认为A公司2000年向该银行贷款的行为，已被其他法院判决认定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在建工程重复抵押恶意骗取银行贷款，因此构成合同诈骗罪。其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均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因此判决该合同无效。法院在向该银行释明要求更改诉讼请求未果后，判决驳回该银行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下达后，该银行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该银行在两次贷款发放过程中并未参与A公司的不法诈骗行为，从双方的民事关系看，合同一方当事人的犯罪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重复抵押也非相关禁止的行为。A公司因合同诈骗罪依法承担刑事处罚，并不能免除其在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中的民事责任，从而依法撤销了一审判决，并判令A公司在偿还追赃后余欠该银行相关的贷款本息，该银行就贷款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本案中，银行并无相关人员涉案。　　案例评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民刑交叉案，其争议焦点在于涉及合同诈骗罪的民事合同效力的认定问题，由于我国民刑法律间衔接不紧密，法律条文的适用理解不一，学界对该问题的认识分歧较大。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法院的合同诈骗罪中民事合同自始无效的审判思路，是处理类似案件较普遍的方式。结合本案来看，笔者认为要确认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效力，应从以下三方面考虑：　　首先，从立法本义上看，刑、民两法的体系、制度功能迥异，刑罚仅是刑法的一种手段，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而广义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主要功能是调整失衡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解决合同诈骗罪中合同效力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应当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利益，即民刑两法对当事人的救济手段应互为补充，A公司承担的刑事处罚并不能免除其未尽的民事合同责任。若简单认定涉及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无效，以刑事处罚来代替民法调剂手段，就导致合同当事人基于民法成立的合法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这明显违背了我国的立法本义。　　其次，在法律适用上，《合同法》第52条第三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当是指合同目的违法，即双方以订立合法合同的形式，从事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违法行为。本案中，银行与A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用途为“借新还旧”，获得的合同利益为银行正常经营的贷款收益，就不属于“非法目的”范畴。　　同时刑法上合同诈骗罪的动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这往往是单方面行为，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存立的前提应当是双方合意或共谋，存在“掩盖非法目的”的故意。一方故意，另一方因受欺骗、蒙蔽所进行的民事行为，不符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的构成要件。就本案而言，某银行作为合同诈骗罪的受害人，并不知晓A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签订合同，双方没有合意也就无法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动机。　　《合同法》第52条第一项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的，同时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才无效。此处的国家利益，并不是包括统治秩序在内的国家整体利益，而是特指国家所明确保护的公共利益，如税收、文物保护等。如果不损害国家利益，应适用《合同法》第54条第二项规定，作为可撤销合同处理。受害方有权要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如果受害人没有依据相关规定行使变更、撤销权，合同仍应认定为有效。　　最后，从合同当事人的权益救济上，在确认合同无效后，刑案被害人只能要求法院确认主合同、担保合同无效，据此要求借款人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或者依据刑事裁判文书，请求法院以追缴的赃款赃物清偿债权。但上述途径的根本缺陷在于始终无法确认原合同效力，这将直接导致合同当事人丧失债权的有效担保，特别是对清偿能力较强的物的担保。在刑事追赃效率不高、保全程度低，难以全面涵盖银行权益的情况下，对保护相对人合法债权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中在不能推定当事人合意或共谋的情况下，将合同效力定性为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较为恰当。　　在本案中，最高院首次以判例形式对“合同诈骗罪中合同并非无效”的观点予以了印证，标志着法院在确认合同效力上审判思路的转变，由此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适用取得重大突破，对同类案件中当事人的债权保护具有深远意义。　　案件启示　　随着金融犯罪的不断增多，促使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法律风险的防范意识，从源头上杜绝法律风险。在业务处理上，银行要以制度控风险，坚持依法合规办理业务，同时加强对业务办理人员的品德和合规意识的教育。以本案为例，银行胜诉的基础是其贷款、抵押登记手续合法有效并且无工作人员涉案，否则合同被认定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可能性就极大，这将导致合同利益和担保权益都难以保障。　　此外，银行在尊重法院判决权威的同时还要从自身加强对疑难法律适用问题的论证分析，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正如本案那样，银行在一审中坚持“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有效，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求，未按照一审法院的释明进行改变，从而保持了上诉的主动地位，并在上诉中提出“合同诈骗罪并不导致所涉合同无效”的意见，最终得到了最高法院的判决采纳，从而有效维护了自身的权益。 &&&&欢迎添加关注和讯网官方微信账号，每日提供精选财经资讯、深度分析、独家爆料。还能微信查询金融市场交易行情，包含“股票、基金、全球重要股指、黄金、原油、汇率、利率”等。 微信号： hexunof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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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关于“合同诈骗罪”的裁判规则
编者按：当前，因为经济下行压力和供给侧改革等因素影响，某些本身属于民事经济纠纷的案件，被公安机关错误的以合同立案追究，故在最高人民法院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背景下，明确的裁判规则就显得很有必要了，故引用下文与各位分享。
一、&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这是合同诈骗罪认定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也是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的主要区分标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是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的共同手段行为，因此，并非只要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就构成合同诈骗。要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指导案例第646号刘恺基合同诈骗案和第211号程庆合同诈骗案中，认为：在合同诈骗案中，一般而言，对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分析：&（1）行为人是否具有签订、履行合同的条件，是否创造虚假条件；（2）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3）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诈骗行为；（4）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5）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是否有挥霍、挪用及携款潜逃等行为；&&（6）未履行合同的具体原因。&但要注意的是：对于具体行为符合其中的一种情形或者几种情形，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并未明确表态。因此，我们不能仅凭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其中的一种情形或者几种情形就武断地得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一结论。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不能仅凭数额较大的财物不能返还的结果，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以欺骗手段取得资金，但是能够按期偿还的不能认定，或者以诈骗手段取得财物，但用于生产经营的，亦不能认定。对行为人将大部分资金用于投资或者生产经营活动，而将少量资金用于个人消费或者挥霍的，不能仅注意到消费或者挥霍的绝对数值，还应兼顾消费或者挥霍数值所占的比例。&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著名音乐人苏越合同诈骗案中，对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给出了他们的解释：
&首先，诈骗所得款项未用于个人挥霍并不能必然否定合同诈骗罪的成立，在苏越案中，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因此将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认定为单位，并以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追究苏越的刑事责任；
其次，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编者按：当时尚未失效，现已失效，但仍具有参考意义。）第二条所规定的6种情形来加以具体认定，包括：(一)明知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有效的担保，采取下列欺骗手段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并造成较大损失的：1.虚构主体；2.冒用他人名义；3.使用伪造、变造或者无效的单据、介绍信、印章或者其他证明文件的；4.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能兑现的票据或者其他结算凭证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5.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符合担保条件的抵押物、债权文书等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6.使用其他欺骗手段使对方交付款、物的；(二)合同签订后携带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逃跑的；(三)挥霍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四)使用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五)隐匿合同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拒不返还的；(六)合同签订后，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另行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
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确定了认定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七种情形，对于认定合同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但要注意的是：上述规定均属于刑事推定，均可以反驳。虽然条文中没有说允许作出反驳，但本文认为，这是由当时司法解释技术相对落后所造成，在最高人民法院之后出台的类似规定，均明确规定&行为人可以作出合理解释的除外&，例如：2007年《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于走私、贩卖、运输毒品主观明知的规定。
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两名法官也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值得借鉴：&一般情况下，只要行为人签订、履行合同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就可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为了应付对方当事人索取债务，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又与其他人签订合同筹措资金，以后次骗签合同所获得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归还前次欠款的；(2)未履行义务前将对方当事人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加以使用、处分，或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3)合同签订后，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4)合同签订后，无正当理由中止履行合同，不退还所收定金、保证金、预付款等的；(5)收到对方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后，不按合同约定内容履行合同，如组织约定货源、提供约定服务等，而是用于炒股或其他风险投资的；(6)起初确实只是为了解决一时资金困难，采取欺骗手段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以暂时获取周转资金，但在有能力归还资金的情况下却久拖不还的；(7)通过签订合同获取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后，挥霍浪费，致使上述款物无法返还的；(8)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被民事裁判确定继续履行合同义务或赔偿对方损失后，或者在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财产时，隐藏、转移财产或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的；(9)在通过合同取得对方当事人部分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后，在对方当事人未出现法定事由的情况下，以&行使不安抗辩权&为借口，故意不履行合同义务，又无正当理由不返还应当返还对方当事人的货物、货款、定金、保证金或者材料费的；(10)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故意夸大自己履行合同的能力，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与自己签订合同，合同签订后又不积极努力设法创造履约条件履行合同以避免对方经济损失的。
此外，他们还对行为人履约能力的大小与合同欺诈行为、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可分为完全履约能力、部分履约能力和无履约能力三种情形，应分别不同情况加以认定：（1）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只履行一部分，如果其不完全履行的目的旨在毁约或避免自身损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观原因造成，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如果其部分履行意在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行为；（2）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行为；（3）有部分履约能力，同时亦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一般应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但是，如果行为人的履约行为本意不在承担合同义务而在于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合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行为；（4）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但事后经过各种努力具备了履约能力，并且有积极的履约行为，则无论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构成民事欺诈；（5）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之后仍无此种能力而依然蒙蔽对方，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行为；（6）有部分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行为。&
二、合同诈骗罪中的单位犯罪
1.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可否以合同诈骗罪论处？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对于&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可否以合同诈骗罪论处？&给出了答案：&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单位十分明显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2.如何区分单位行为和个人行为？作为单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其在实际生活中的行为既可能是单位行为，也可能是个人行为。因此，如何判断单位成员所实施的行为是单位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就成为实践中认定犯罪行为是否属于单位犯罪的关键。
最高人民法院在第305号马汝方等贷款诈骗、违法发放贷款、挪用资金案中指出：&单位行为与个人行为的区分，在实践中可以结合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具体判断：（1）单位是否真实、依法成立。单位是依照有关法律设立,具备财产、名称、场所、组织机构等承担法律责任所需条件的组织。对于为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由于不符合单位设立的宗旨,且通常具有借此规避法律制裁的非法目的,故应按自然人犯罪处理。（2）是否属于单位整体意志支配下的行为。单位犯罪是在单位意志支配下实施的,行为人的行为是单位意志的体现；而个人犯罪则完全是在其个人意志支配下实施的,体现的是其个人意志。单位意志一般由单位决策机构或者有权决策人员通过一定的决策程序来加以体现。未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单位负责人决定、同意的行为,一般不能认定为单位意志行为。（3）是否为单位谋取利益。在故意犯罪尤其是牟利型犯罪中,只有在为本单位谋利益的情况下,才能认定为单位行为。如为单位谋取非法利益而进行走私,违法所得全部归单位所有的,即属单位行为,相反,即便以单位名义走私,但违法所得由参与人个人私分的,则一般应认为是自然人共同犯罪。（4）是否以单位名义。一般情况下,单位犯罪要求以单位名义实施。对于这里的&以单位名义&应作实质性理解。对于打着单位旗号,利用单位名义为个人谋利益而非为单位谋利益的不法行为,不能认定为单位犯罪。&
三、合同诈骗罪的特殊表现形式
1.骗取他人担保申请贷款，无偿还能力后致使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一般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如果行为人提供虚假担保或者重复担保，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应以论处。
2.伪造购销合同，通过与金融机构签订承兑合同，将获取的银行资金用于偿还其他个人债务，后因合同到期无力偿还银行债务而逃匿，致使反担保人遭受财产损失的，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3.通过支付预付款获得他人房产后以抵押方式向第三人借款后，既有欺骗卖房人的行为，也有欺骗抵押权人的行为。欺骗卖房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的既遂以房屋产权登记过户为标志，卖房人是合同诈骗罪的被害人。抵押权人与被告人之间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抵押权人不是犯罪被害人。
4.通过赶集网骗取卖家二手车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被骗车辆已过户但未交付的应认为为犯罪未遂。私车牌照的竞买价格不应计入犯罪数额。
5.承运人预谋非法占有被承运货物，在履行承运合同过程中偷偷将承运货物调包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6.挂靠轮船公司的个体船主，在履行承运合同过程中采用以次充好的方式骗取收货方收货并向货主足额支付货款及运费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7.以被害单位代理人的身份，并签订了相关经销协议，通过骗取方式将收取的货款据为己有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8.业务员冒用公司名义，采用欺骗的方式使合同相对方误以为由于合同标的系非法获取而价格较低进而同意签署购销合同，出具盖有失效的公司印章或者盖有未经授权的公司印章收据，收取货款的行为，不成立表见代理，构成合同诈骗罪。
9.通过欺骗手段兼并企业后恶意处分企业财产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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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法院网
作者：张正义
　　在司法实践中贷款诈骗罪与骗取贷款罪及民事贷款纠纷往往容易混淆，如何准确地界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是案件审理的关键。下面笔者就两罪的区别谈谈自己的认识。
　　骗取贷款罪是《刑法》修正案（六）在《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高利转贷罪”之后新增加的罪名，是指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10年5月出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二）》规定，涉及下列情形的应予立案追诉：“（一）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数额一百万元以上的；（二）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二十万元以上的；（三）虽未达到上述金额标准，但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的；（四）其他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其法定刑量刑幅度是“数额较大”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处罚金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贷款诈骗罪 “数额较大”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过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刑事案件的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贷款诈骗2万元以上应立案追诉。法定刑量刑幅度“数额较大”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从犯罪构成上看，两罪较为接近，司法实践中应注意区别避免混淆：
　　（一）犯罪对象相同
　　都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
　　（二）主体要件相同
　　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单位均构成，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与该两罪的行为人内外勾结，提供帮助，亦可成为共犯。
　　（三）客观要件相同
　　两罪的行为表现均可能是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经商办企业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或者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等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方法。
　　（四）客体要件相近
　　两罪的客体均为复杂客体。骗取贷款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其次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财产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处分权）。贷款诈骗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所有权，其次侵犯的是国家金融管理制度。
　　因此，如何区分两罪的关键在于主观要件。虽然两罪采取的手段相似，但主观目的不同。骗取贷款罪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只因在不符合贷款条件的情况下为取得贷款而采用了非法手段，有归还的意愿。而贷款诈骗罪的主观意图就是通过非法手段骗取贷款并非法占有。
　　要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仅要看其取得贷款的手段，更要看其取得贷款后对贷款如何处理的客观表现。如果行为人没有按贷款用途使用贷款，而是将贷款用于非法活动或者用于高风险投资，大肆挥霍贷款，携款逃匿，隐匿贷款去向，贷款到期后拒不归还等等。就应认定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只要达到数额较大就构成贷款诈骗罪。反之，行为人没有前述行为表现，仅是采取了非法手段取得贷款，如果达到法定的数额标准或者情节标准，就应认定为骗取贷款罪。
　　是否构成“非法占有”，最高人民法院于日颁布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52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作了详细的规定，根据司法实践，对于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3）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4）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生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7）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
　　骗取贷款罪与贷款诈骗罪也可能相互转化，甚至在案件性质上刑事可能转化为民事，民事可能转化为刑事。《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单纯以财产不能归还就按金融诈骗处罚。另要求严格区分贷款诈骗与贷款纠纷，对于合法取得贷款后，没有按规定的用途使用贷款，到期没有归还贷款的，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对于确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不具备贷款的条件采取了欺骗手段获取贷款，案发后有能力履行还贷义务，或者案发时不能归还是因为意志以外的原因，如因经营不善、被骗、市场风险等，不应当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如行为人最初的动意是为了非法占有贷款，但在取得贷款以后将贷款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受到其他良好因素的影响，其当初的意图发生了变化，贷款期满即归还贷款，这种情形达到追究刑事责任数额标准或情节标准的，构成骗取贷款罪，未到刑事责任数额标准的，属民事欺诈性质。反之，行为人取得贷款之前没有非法占有的意图，但在取得贷款后，客观行为表现出其主观上不愿归还贷款的情形，贷款期满后不予归还，达到数额较大的，也应认定构成贷款诈骗罪。
　　（作者单位：四川省泸县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牟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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