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西方国家接连发生一系列令世人震惊的事件：美国信用评级近百年来首次遭下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恶化，挪威发生死伤惨重的枪击爆炸案，英国爆发几十年未见的大规模街头骚乱。种种困境和乱象表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下，西方正在经历深刻的制度性危机。　　　　　　经济难脱困境 　　　　　　从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已经3年过去了，西方各国经济不仅复苏乏力，而且深陷困境。更糟糕的是，目前根本找不到解决问题、走出困境的办法和出路。　　　　　　首当其冲的是债务困境。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主权债务攀升至二战结束以来最高，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飙升了近21个百分点。评级机构穆迪的一项研究表明，2007年到2010年全球公共债务将增加约15.3万亿美元，其中八成来自西方七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警告，二十国集团中的发达经济体到2014年的政府债务水平可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8%。今年5月美国国债达到14.29万亿美元的上限，目前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10%，国债总额占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100%。奥巴马总统签署提高债务上限与削减财政赤字的法案，化解了债务违约的“近忧”，却迎来市场对财政赤字能否真正削减的“远虑”。美国一半以上的州债台高筑，有的州濒临破产，只能靠举债度日，加利福尼亚州窘迫的财政状况甚至迫使州政府提前释放了4万多名轻罪犯人，密歇根州一些城市裁减了1/3的警察以减少支出。在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持续蔓延，继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之后，其第三、第四大经济体意大利、西班牙也被认为有可能面临债务违约，法国的债务风险也令人担忧。有经济学家预测，未来20年发达国家将持续面临高债务困扰。事实上，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早就深陷债务依赖模式，只能通过借新债还旧债来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为应对债务危机，美国一再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致使全球流动性严重泛滥，导致新兴市场资产泡沫风险上升，不利于世界经济总体复苏进程。　　　　　　“无就业”复苏也是普遍困扰西方国家的“危机后遗症”。美国今年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1.3%，6月个人消费支出缩减0.2%，个人收入增幅也下降到0.1%；7月失业率好于预期，但仍高达9.1%。有学者分析指出，美国的实际失业率大大高于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因为官方的统计模型不科学、不切合实际。欧盟失业率仍在9.4%左右，其中德国7%，西班牙高达21%，葡萄牙经济则仍在负增长。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指出，未来10年欧洲和美国将面临巨大的失业问题。经济复苏难以拉动就业和消费，消费低迷反过来影响经济复苏，为克服债务危机而采取的紧缩减赤措施又加剧了这种恶性循环，这就是西方经济面临的难以摆脱的困境。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坦承：“大银行和高收入的富人们虽已享受到‘经济复苏’，而实体经济的中小企业和相当大一部分劳动力，却无法摆脱经济困境并且仍然在艰难中挣扎”。格林斯潘指出的这种现象，恰恰折射出西方经济制度的本质。　　　　　　政治深陷僵局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近年来几乎每个西方国家政府的支持率都在下滑。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债务上限争论中表现出的“痛苦、分歧和失调”震动了世界，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在全球引起轩然大波。奥巴马总统说，美国这个国家没问题，有问题的是美国的政治；他敦促美国国会拯救经济，呼吁政治领袖们着眼于下一代，而非下一次选举。标准普尔在发表的声明中透露，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增加、对美国政治决策机制的信心下降，是其决定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的基本原因。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主持人扎卡利亚称，美国政治制度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大大下降。国际社会也对美国两党表现反应强烈，舆论认为发生在华盛顿的不只是一场经济危机，更是一场政治危机：美国两党将政党争斗置于世界经济安危和各国利益之上，损害了美国的声誉，也动摇了世界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信心。　　　　　　一位前欧洲国家政要在评价危机应对政策时指出，欧洲政治被选举政治劫持，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时过多考虑政治和选举因素，罔顾经济客观规律和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德国媒体也评论说，在政府领导人看来，“连任比责任更重要”。债务危机前，欧洲国家为取悦选民、争取选票，盲目增加福利、推高债务；债务危机发生后，受相关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牵制，以及受到欧洲国家与欧盟政治决策之间冲突的影响，债务危机久拖不决，引发民众对现存政治结构的不信任和对政治体制效率的质疑。比利时甚至发生因政治僵局导致国家一年多时间无法组成新政府的事情。美国《时代》周刊发表《民主能解决西方的经济问题吗？》的文章指出：“大西洋两岸的政治问题有着相同的症结——即现代民主国家选举政治的要求”，“西方政客们将选举胜利这种狭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国家长远利益。他们关心的不是削减赤字、提高经济竞争力，抑或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他们的眼光最远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选举计票上。”　　　　　　这里再举一个稍远一点的例子。200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财政赤字高达数百亿美元。为缓解财政危机，当年5月19日，加州进行了7项全民公决，其中6项涉及加税，1项涉及冻结公务员工资，结果，涉及加税的6项条款全部被否决，只有冻结公务员工资的1项获得通过。人们不禁会想：这样的“民主制度”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但愿美国不会用全民公决的方式决定是否偿还其所欠外债。　　　　　　社会动荡不安 　　　　　　与美国政府靠举债度日一样，美国多数家庭长期以来也习惯于举债消费。储蓄不足使美国人对经济萧条的承受力很差，经济衰退会迅速演变为社会不满。经济迟迟走不出困境，使70%的美国人认为国家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将近2/3的美国人认为这个国家正在衰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撰文指出，美国人不再信任其政治制度的可靠性，而这一制度是整个政府的根基之一，这种信任的丧失导致整个国家陷入复杂而阴郁的情绪，焦虑、悲观、羞愧、无助并且戒备心强。　　　　　　金融危机以及反危机紧缩财政措施，也使欧洲社会久已存在的福利、就业、移民等问题凸显、激化，导致民众示威游行不断，欧洲社会稳定和多元文化融合受到冲击。多年来欧洲福利制度一直面临变革压力，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更是难以为继，各国纷纷推出福利削减措施，引发民众不满。2010年以来，先后爆发了希腊反紧缩示威及骚乱、法国数十万民众反对提高退休年龄游行和多行业大罢工、英国民众抗议学费上涨、西班牙民众抗议高失业率以及全欧反对削减社会福利大游行等大规模抗议活动。此起彼伏的民众抗议不只是因为福利被削减、生活水平下降，更是为了反对社会不公，反对“让普通民众为资本家的贪婪和政府的无能埋单”。　　　　　　就业问题一直是西方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一位法国学者曾断言，如果找不到失业问题的解决办法，资本主义将会自行瓦解。反危机紧缩政策导致失业人口尤其是社会中下阶层和年轻的失业人口大幅增长。据德国媒体报道，2011年6月，欧盟国家15岁到24岁之间青年失业者总数超过500万人，平均失业率为20.5%，西班牙和希腊的青年失业率分别高达45.7%和38.5%。大批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对社会不满，对政府失望，对前途迷茫，很容易成为社会动乱因素。近期英国多地爆发的大规模骚乱就震撼了整个西方社会。　　　　　　移民问题也因金融危机和经济困难而凸显。欧洲社会一直试图实现社会多元化和多元文化融合，以体现欧洲社会模式的优越性和包容性。但是近年来，受失业率攀升和社会福利削减影响，反移民情绪普遍上升。法国高调驱逐境内罗姆人，比利时等国立法禁止在公共场合穿戴穆斯林服装，德国总理默克尔宣称德国构建多元文化社会的努力“彻底失败”。挪威发生的枪击爆炸案表明，西方国家社会矛盾凸显，激进和排外思想抬头，为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活动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机会。　　　　　　变革压力加剧 　　　　　　事实表明，金融危机带给整个西方世界的，不只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国家发展方向问题。西方国家一向引以为傲、一直不遗余力向别国推销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模式，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光环黯淡。　　　　　　有西方学者和前政要指出，西方目前缺乏具备战略眼光的政治家，缺乏系统全面的战略思考和安排，缺乏重大的哲学思考，“短视、功利和表象化充斥社会各个领域”。西方社会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意识形态禁锢，只有很少数的政治家和学者能够比较客观地分析西方制度和体制存在的问题，能够理性地分析西方目前的处境和能从其他国家那里学到些什么，“执政者则醉心于眼前力量对比表面的优势，千方百计迎合西方公众既自负又恐惧的心理。”思想的僵化必然导致制度的僵化。西方目前的困境和僵局，正是其制度丧失生机和活力的反映。　　　　　　尽管如此，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弊端还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暴露无遗。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偏离平衡越来越远，以至发生结构性危机，将导致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无序的动荡，当前这套制度已经无法继续下去；本次金融危机使“华盛顿共识”失去主导地位，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稳定性，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积累模式已逐渐陷入僵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举债、财政赤字、军事扩张5条“逃生之路”非但未取得成功，反而加剧了矛盾，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达到了极限，西方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霸权已经终结；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不仅是新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崛起，也包括观念和模式的国际竞争。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西方国家的制度和体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变革压力。郭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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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沙发　　
　　西方即将走向崩溃。
　　起床了楼主！
　　吃药了，楼主
　　孩子你妈叫你回家吃饭啦
　　欧美问题重重 ，中国也 好不到哪里去。　　　　楼主 只看到 国外的 问题，本国 如何呢？
　　好像六十年前就这么说了　　　　更早的在马克思时代，就这样讲
　　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看看我们的公仆多么伟大,纷纷把子女送过去拯救人民,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西方式民主确实只能是富人耍得，国家富裕了就能用上他们民主，如果穷了照样不能继续西方式的民主，看看希腊的笑话吧，国力下降了人们不能面对现实更好的实现自己的价值，而是上街游行，面对这样的情况游行能解决什么问题？？？
　　可是媒体说：救美国就是救中国
　　撒泡尿照照自己先。
　　西方制度一贾变态,极端,包括狗日的社会主义
　　话早了！强权不会一声不响的死去！
　　深深纪念炸毁邪恶武装中心巫教大楼的那些勇士们。　　　　10年前，一批勇士为了伸张正义，为了打击邪恶力量，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谋求本民族的合法正当利益，他们用最可歌可泣的意志和智慧实施了这一影响深远的炸毁巫教大楼的行动。大家知道，巫教大楼是这个世界上邪恶武装的权力和指挥中心，那里的罪恶一秒钟都会产生1亿吨之多，那里的那些人渣生物是人类中最邪恶最有害的寄生杂种，然而，它们确实掌握着一只非法邪恶武装，这只武装是西方赖以邪恶的唯一依靠，在10年前，勇士们闯进了狼窝，并给以其沉重打击，他们的英名将永载人类正义和英雄壮举的史册。　　　　　　如今，巫教大楼里的罪恶仍然非常猖獗，那里的每一个人渣必将被剁碎喂狗。　　　　向勇士们敬礼！前进，前进，消灭每个西方武装分子！解除它们每一个政权的武装！　　　　
　　可以看到一些国人的嘴脸，美爹还真是亲爹　　
　　英国和欧盟比谁都清楚他们北约的盟友美国的嘴脸，这次投奔亚投行，从实际行动上完全能够看出来他们支持世界多极化。欧盟经济差点没让美国给玩死，作为冷眼旁观者，英国人心里是最清楚不过的。　　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人，现在看起来是多么的可笑可悲。
　　下个月地下室涨200块租金记着准时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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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遵守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回复(Ctrl+Enter)西方走衰的制度原因
发布时间：作者：张维为
来源：《当代世界》2012年8期
摘要：从中国话语的角度来看，西方体制的问题可以被归纳为“五个缺乏”，即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选贤任能”的机制，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缺乏“综合平衡”的制度，缺乏“深谋远虑”的规划。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西方整体走衰的颓势还会加速。
　　西方世界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从爱尔兰、希腊蔓延到意大利，还有进一步蔓延的可能，整个欧元区的前景从未像今天这样堪忧。美国正经历着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暴露了美国体制的许多弊病。了解西方危机的政治制度原因，对于中国汲取西方的教训，自信地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大有裨益。
　　从中国话语的角度来看，西方体制的问题可以被归纳为&五个缺乏&，即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选贤任能&的机制，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缺乏&综合平衡&的制度，缺乏&深谋远虑&的规划。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西方整体走衰的颓势还会加速。
　　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
　　西方体制今天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突出表现在多数西方政客不具备按照事物本来面目来认识和处理事物的能力。尽管西方号称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西方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禁锢极多，对内是&选举政治化&，对外是&意识形态化&。&选举政治化&意味着政客所作所为都首先考虑&选举政治&的需要。例如，一般认为美国金融监管严重失控和资本对政治制度的控制是这次危机的根源，但美国两党的政客都不愿&实事求是&地正视制度缺陷，却热衷于打口水仗。在危机当头的时刻，两党还是无法达成应对危机的共识。希腊的政客也无法&实事求是&地处理国家面临的严重危机，各个政党都继续为竞选夺权而恶斗。英国《金融时报》是这样评述希腊政治的：&希腊发明了民主。但现代希腊却有可能给民主带来恶名。雅典的政客们争论不休，有可能使欧洲债务危机升级，对希腊、欧盟乃至世界经济整体产生严重后果。&
　　从对外政策来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对外政策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多数西方政客和媒体基本上还生活在&神学时代&，拒绝&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世界，至今还死抱着冷战时期的&民主与专制&两分法不放，而民主又被界定为多党制和一人一票，结果世界上就出现了一大批&劣质&民主国家，选完就乱，乱了就打，打了再选，选完再乱。
　　缺乏&选贤任能&的制度
　　西方社会今天极其缺乏具备战略眼光和执行力的政治家，原因是西方政治制度中缺乏一种&选贤任能&的制度安排。在许多西方国家里，多党民主制度早已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即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演艺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诺无需兑现，只要有助于打胜选战就行。这种没有&选贤任能&理念的&游戏民主&所产生的领导人能说会道者居多，能干者极少。
　　南欧的&欧猪四国&相继出现了财务危机，一个主要原因是政客们只会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各样的福利支票，结果耗尽了国库，最终恶果还是要老百姓来买单。希腊帕氏三代担任希腊总理，是西方&游戏民主&里小范围选人的&家族政治&典型。贝卢斯科尼是意大利首富，坐拥亿万家产，控制意大利主要传媒，尽管关于他的各种绯闻和丑闻几乎从未间断，但他还是三度出任了政府总理。这些国家都曾相当风光，但一代纨绔子弟把国家引入歧途。
　　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
　　既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又没有&选贤任能&的制度，导致许多西方国家&良政善治&的匮乏。冰岛政府国家治理无方导致了国家濒临破产；希腊和意大利的政府治理失当，导致了现在的深层次危机；比利时陷入无中央政府状态达500多天；欧盟内部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率非常低下；日本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政府，十年九相；美国如此庞大的金融体系弊病丛生，但金融危机到了爆发前夕，美国政府毫无察觉，结果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美国的综合国力也随之下降。
　　标准普尔于2011年决定降低美国政府的信用评级，其主要理由就是&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了&对美国政治决策机制的信心下降&。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尖锐对立使很多重要提案的讨论变成了马拉松式的扯皮。在金融海啸爆发的2008年中，美国共和党就使用或威胁使用&阻碍议事&的方法，使80％的主要立法事项陷于瘫痪。西方民主似乎已成为效率低下、推诿责任的代名词。美国老说什么问责制，危机已经四年了，连问责制的影子都见不到，没有任何人为这场危机负责。难怪连自由派学者福山都感叹美国政治制度面临着&蜕变(decay)&。
　　缺乏&综合平衡&的制度
　　从经济角度来看，西方危机的一个主因是多数西方国家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入不敷出，都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即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从政治角度来看，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政客为了拉选票都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各样的直接和间接的福利支票而耗尽国库。南欧的&欧猪四国&相继出现了债务危机就是这样形成的，美国居高不下的债务危机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形成的。
　　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祖科蒂公园，警察与&占领华尔街&活动的抗议者发生冲突。
　　西方政治制度本身的失衡导致不少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日益演变成了&钱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民主。美国标榜的&三权分立&的分权制度仅限于政治领域，本质上这些权力还是被资本力量所驾驭。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裁定公司竞选捐款不受限制。许多学者认为美国民主党竞选的主要财源来源于华尔街和好莱坞，共和党主要财源来自军火工业和其他传统工业，而当年奥巴马当选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华尔街的巨额捐款，随后才有奥巴马用几千亿纳税人的钱去&救市&。在这种情况下，要奥巴马对美国金融业进行大规模的改革，确实是难为了他。现代社会需要超出政治领域内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综合平衡和良性互动，否则的话，&钱主&将左右&民主&，&占领华尔街&背后的99％与1％之矛盾也可能因此而长期化，最终导致更大的危机。
　　缺乏&深谋远虑&的规划
　　西方体制的另一个主要缺陷是缺乏系统全面的战略思考和安排，导致了各种短视决策充斥社会各个领域。美国加州政府破产的例子颇能说明美国体制缺乏&深谋远虑&的问题。政客的民粹主义短视政治使政客纷纷要求减税，先是减少财产税，后是取消汽车税，最后加州政府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州政府后来想恢复汽车税，但州议会又从中作梗，结果使加州的财政陷入恶性循环。
　　美国《时代》周刊不久前发表《民主能解决西方的经济问题吗？》的文章指出：&大西洋两岸的政治问题有着相同的症结&&即现代民主国家选举政治的要求&，&西方政客们将选举胜利这种狭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国家长远利益。他们关心的不是削减赤字、提高经济竞争力，抑或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他们的眼光最远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选举计票上。&
　　相比之下，中国的体制30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革和调整，已经形成了整体思维、通盘考虑、从长计议的一整套制度安排。这种优势较好地体现在中国五年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之中，中国过去30多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战略规划一个接一个成功执行的结果。今天不少西方学者和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中国这种制度安排的明显优势。美国《新观点季刊》主编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说得很直白：西方民主制度屈服于&即时新闻&和&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导致民粹主义泛滥，&这种制度缺乏长期思考、策划，缺乏持续统治的政治能力，远远无法回应中国的崛起&。
　　这&五个缺乏&的背后是支撑整个西方制度的理念所面临的困境。今天西方政治制度主要基于三个理念：(1)人是理性的；(2)个人权利是绝对的；(3)程序是万能的。这三个理念在西方民主发展的过程中曾受到诸多条件的制约，如用&共和&与&法治&来制约&民主&和&民粹&，但随着西方民主体制本身的异化和民粹主义思潮的扩散，这些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了西方社会类似宗教一样的一种原教旨主义信仰。
　　这三个理念其实均站不住脚。人确实具有理性的一面，但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而政客的特点往往就是利用人的非理性一面，通过打民粹主义牌来获得尽可能多的权力和利益。当初德国的希特勒就是这样上台的；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也是在民粹主义政客的兴风作浪中解体的。今天因特网时代又为民粹主义的扩大和蔓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西方个人权利绝对化造成了个人权利泛滥和集体权利严重退化。上述的美国加州政府破产就说明了这一点。内森&加德尔斯把这种破产称为&减肥可乐式的文化&的必然结果：&一种既要甜味又不要卡路里，既要消费又不储蓄，既要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又不要纳税&的文化造成了今日加州的危机。
　　程序万能论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代价异常巨大。西方长期以来，自以为自己的制度好，谁上台都无所谓，结果这种程序万能论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和中国模式的崛起，西方这种制度安排看来将越来越玩不下去了。没有人才观念的公司要破产，没有人才观念的军队打不了仗，没有人才观念的政治制度将走衰，这是中国人笃信不疑的理念。这三个理念的困境也是西方制度的&基因&缺陷，如果无法修补的话，西方整体走衰的趋势将难以逆转。
　　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范围最广泛、内容最深刻的变革。中国人今天的眼光一定要超越西方这种全面走下坡的制度和模式。中国正在探索全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并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将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但不会失去自我，不会失去中国自己的许多优良传统。中国人今天进行的探索必将为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未来发展做出弥足珍贵的贡献。
译品2013年8月号
智库观察2014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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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话语中的“民主陷阱”及其批判
“民主终结论”是在为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鸣金开道，是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民族国家实行“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理论工具。
　　在“言必称民主”的时代，民主的话语生态却令人忧虑。西方凭借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先发优势以及霸权地位，垄断了民主的定义权、民主标准的制定权、民主模式的主导权，以及民主是非的裁判权，极力宣扬与资本主义联姻的西式民主模式，精心编制了一套极具伪装性、欺骗性和诱惑性的民主话语。西方的民主话语布设了大量的理论陷阱，比如，民主一元论、民主速成论、选举至上论、民主富强论、民主和平论、民主目的论、民主万能论、民主终结论等。今天，我们应该积极建构民主的中国话语，对西方布设的“民主陷阱”敢于发声、敢于亮剑，来自中国的声音必将终结西方民主话语的霸权地位，开启民主话语的多样化时代。
　　在“言必称民主”的时代，民主话语生态却处于极度失衡的状态。西方凭借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先发优势，以及霸权地位，极力宣扬与资本主义联姻的西式民主，企图把这颗种子播撒到世界各地。然而，“颜色革命”之花的凋零，“阿拉伯之冬”的来袭、泰国的交替政变、伊拉克的持续内战……无不在诉说着西式民主向外扩张的辛酸历史。今天，面对西方精心编织的民主话语，精心布设的理论陷阱，我们应该敢于发声，敢于亮剑，敢于以自己的理论创造开启民主话语的多样化时代。
陷阱1：民主一元论——西式民主具有普世价值，其他国家无需以“民族性”为借口另搞一套
　　“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1](p.339)“民主是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国内秩序，由此当然也能普及于国际秩序”，[2]“美国的神圣使命就是将新教、民主制度、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向北美及其以外传播”。[3](p.100)上述论断，将民主看作西方的专利，认为只有西方社会才是民主社会，其他的都是打着民主旗号的“伪民主”。“民主一元论”对“西式民主”推崇备至，认为西式民主具有普世价值，可以复制，可以推广，其他国家无需以“民族性”为借口另搞一套。正如林登·约翰逊所说：“我们要把湄公河变成田纳西州的一个流域。”[4](p.29)这句话赤裸裸地体现了“民主一元论”的本质。
　　我们不反对民主，但我们反对西方将自己的民主模式当作普世价值强加于人。毋庸置疑，“西式民主”相较于封建专制制度、军事独裁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但它仍然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有着不可自愈的缺陷和弊端。西方民主建立在财产权利不平等的基础之上，民主不过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块遮羞布。美国学者塞缪尔·鲍尔斯在《民主和资本主义》一书中曾指出：“在民主乃是保障个人自由权和使权力的运用负有社会责任这个直截了当的意义上面，今天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合理地称为民主社会。”[5](p.3)长期以来，在西方霸权话语体系下，民主标准问题的界定，西方国家历来是自说自话、自以为是，这本身就是不民主的表现。正如亨廷顿所说：“西方，特别是一贯富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西方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6](p.200)
　　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不是绝对的、抽象的。“民主一元论”将民主神圣化和绝对化，企图建立超阶级、永恒的价值体系。2005年2月，布什总统在美俄峰会上要俄罗斯像格鲁吉亚、摩尔多瓦那样接受美国的民主制度，普京坚定地回应说：“民主和自由必须根据每个国家的历史和需要分别定义，要因地制宜。所有现代的民主制度和原则都必须适合俄罗斯发展的现状、历史和传统。”[7](p.10)现代西方社会推销的民主，诸如多党制、代议制民主、普选制、三权分立等政治制度，带有强烈的西方社会的民族性和特殊性。美国著名民主理论家达尔语重心长地告诫发展中国家：“我一再指出，一个国家特定的基础条件和背景条件有利于民主的稳定，如果这些条件过于脆弱或完全缺乏，那么民主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说，即使它存在，也是极不稳定的。”[8](p.124)达尔讲的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民主的水土不服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应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在不受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民主制度。中国古语讲“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就是说一定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则适得其反。海地用20年实行美式“民主化”换来的是“失败的海地”。这样的例子在非洲比比皆是，盲目地与西式民主接轨，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可能就是跳蚤。
陷阱2：民主速成论——西式民主已经有了成熟定型的模式，其他国家无需以任何“借口”拖延民主的进程
　　“民主速成论”认为民主已经有了成熟、定型的西方模式，可以在任何地方扎根速成，其他国家无需以“国情”等为借口拖延民主进程。美国自认为拥有最好的民主，关起门来自我欣赏，无可厚非;但是，强制向他国推销，公然干涉别国内政，可能就越俎代庖了。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曾说：“民主还真是一个问题。”[9](p.20)“忽视接受国的接受能力以及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梦想输出整个民主政治体制”，这种“速溶咖啡式民主”、“交钥匙民主”[10](p.199)是有局限的。
　　民主是一个不断发展、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西方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们喜欢以速成的民主解决非西方国家的问题，喜欢以“民主换血”的方式直接过渡到民主国家，喜欢将自己的民主原则强加于人。殊不知，英国早在1688年就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但是直到1918年，法律才颁布年满21岁的男子和30岁的女子享有选举权;法国1789年爆发法兰西大革命，妇女直至1944年才获得选举权，此时已经过去了155年;美国的三权分立、联邦制、普选制也是历经200多年的血雨腥风才形成的。正如尼克松所说：“他们的观点只认清了部分问题，但却提出了一个错误的解决办法。”“民主体制不仅需要有公众对自治的愿望，而且还需要有使民主运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这些制度在西方用了数百年时间才成熟起来。我们不应期待它们一夜之间就在第三世界扎根。”[11](p.143)尼克松的这一观点是深刻的，值得当前很多鼓吹“民主速成论”的后生们好好学习。美国保守派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说道：“我永远不能相信，凭借美国的力量能够使一个有着许多文化束缚的国家急速加快民主化进程。”[12](p.96)把西方民主模式全盘引进来，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国家”就可以万事无忧、一劳永逸吗?“民主样板”乌克兰社会动荡、国家分裂;“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教派冲突严重、政府市政效率低下;“阿拉伯之春”结出了让美国猝不及防的“民主果实”;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等不顾国情盲目移植西方民主，无不陷入了“颜色革命”的综合征的民主危机之中。再比如，急于民主化的埃及，最终爆发“二次革命”重新找回迷失的自己。在这里，西式民主带来的不是美酒，而是毒药。
　　民主发展需要符合本国国情，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进，绝对不能走极端路线，搞“休克疗法”。“西方意识形态挂帅，推行大规模的激进的民主化，无视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把非洲和不甚发达的地方看成是西方体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会。在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的社会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结果往往令人沮丧，甚至是灾难性的。”[13]让非西方国家削足适履、杀头便冠去迎合西方的标准，这是居心叵测、用心不良。民主不可能在西方国家的强压之下生根，更不可能在西方国家的枪林弹雨中成长。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曾指出，“本土的民主常常是最好的民主形式”，速成的民主无异于揠苗助长。
　　固然，西式民主有其优长之处，但西式民主毕竟是西方社会的产物，与西方社会的土壤相联系，原封不动的照抄照搬必然会产生水土不服。速成的“西式民主”犹如“西药”也许可以起到治标的作用，却无法起到治本的作用。
陷阱3：选举至上论——民主就是选举，“有没有普选”是衡量一国是否迈入民主门槛的唯一标准
　　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民主已经被简化为“一人一票”、“多党竞选”。民主就是选举，选举才是民主，民主变成了一种程序上的安排，“有没有普选”是衡量一国是否迈入民主门槛的唯一标准。熊彼特认为，民主就是公民选举政治家的过程。他在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把民主方法定义为“那种为做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14](pp.395-396)极力鼓吹民主化“第三波”的亨廷顿也谈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流的方法几乎完全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如果其强有力的决策者中多数是通过公平、诚实、定期的选举产生的，并且实际上每个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政体……根据这一定义，选举是民主的本质”。[15](pp.5-6)从熊彼特到亨廷顿，他们通过对民主概念的修正，将“人民主权”变成了“人民选择统治者”，将“人民”变成了“选民”，将“民主”变成了“选主”，其实质是在为资本主义辩护。民主不再是“人民统治”，而是每两年或四年在某个投票点，某个人名旁画上一个“×”。正如学者汉娜·阿伦特所指出：现代西方的这种“形式民主”，对大众来说就是一旦行使权利的几分钟投票选举时间结束，大众参与也就基本结束了。其后的“民主”就是代议制对政治的接管，此后，也就并不再允许公民对政治过程进行实际参与。[16](p.31)套用卢梭的话来说，如果有谁还自以为是民主的，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期间是民主的，选举结果一经公布，他们就等于零了。[17](p.121)
　　在西方，选举已经演变成一场全社会的“政治游戏”。选举过程中，谁提的口号越响亮、观点越激进，谁就能博得选民的好感，谁就能在选举中获胜。胜选并不代表胜任，能说不能代表能干，这种情况下选举出来的多是政客。就连美国前总统卡特也感慨地说：“难以想象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要是活到今天，还能当上美国总统吗?!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有多少具备优秀总统潜质的人，就因为不愿意或者不能够采取一种能够募集到大量竞选经费的政策，而永远与总统宝座无缘。”[9](p.32)选举过程中，政客关注的不再是国家长远的发展，而是能否在大选中获胜。美国《时代》周刊发表《民主能解决西方的经济问题吗?》一文指出：“大西洋两岸的政治问题有着相同的症结，即现代民主国家选举政治的要求，西方政客们将选举胜利这种狭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国家长远利益，他们关心的不是削减赤字，提升经济竞争力，或者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他们的眼光最远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选举计票上。”[18]
　　“选举至上论”用形式上的民主掩盖实质上的民主，用一种民主形式取代民主的一切形式，用此种民主形式否定民主的其他形式，这就武断和片面了。“选举”是民主的实现形式，但不是衡量民主的唯一标准。正如胡锦涛所言：“衡量一个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关键要看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是否得到了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合法利益是否得到充分保障。”[19]习近平在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时指出：我们讲究的民主未必仅仅体现在“一人一票”直选上。我们在追求民意方面，不仅不比西方国家少，甚至还要更多。西方某个政党往往是某个阶层或某个方面的代表，而我们必须代表全体人民。为此，我们要有广泛的民主协商过程，而且要几上几下。“一人一票”是民主，上下协商也是民主。把民主等同于选举，这是对民主的误读。
陷阱4：“民主富强论”——“所有的富裕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西方富强乃拜民主所赐
　　“民主富强论”是西方国家在推销民主的过程中精心编织的又一个神话。这种论调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富强，西方富强乃是拜民主所赐。有了民主，经济就能发展;有了民主，就会有西方式的物质富足。一些人泛化和抽象化地将民主说成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指出：“多数富裕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多数民主的国家是富裕国家，印度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外。”[15](p.69)“美国人也早就相信，他们之所以繁荣是因为他们民主，而他们之所以民主是因为他们繁荣。”[20](p.64)诚然，所有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实行的都是西式民主政治，国家的富强与民主制度似乎有着直接的联系，试问这种民主制度是否就真的能成为非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由其自身的制度结构和文化传统促成的，它是西方文明在自身文化环境中逐步发展壮大的，是一种文明的自我发展。而对非西方国家而言，其社会内部因素无力促成现代化的发端，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与冲击才能够实现现代化发展，即引进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等西方文明才能带动现代化发展，[21](p.72)试图将欧美的发展经验直接推广到发展中国家。可是，60年过去了，这些首先复制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现在取得国家富强了吗?恐怕没有。
　　经济拜民主所赐，还是民主拜经济所赐?“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底，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22](p.209)“一个国家经济越发展，国家越富裕，国民收入越高，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一个分化成大多数贫困民众和少数显贵的社会，要么导致寡头统治，要么导致暴政。”[23](pp.23-26)就连极力鼓吹美国民主制度的亨廷顿也发现，“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发展将为政治民主创造基础”，“在穷国，民主化是不可能的”。[15](p.70)民主的发展是以经济的发展为根本前提的，而不是相反。一直以来，很多西方学者和政客都喜欢将印度与中国放在一起比较，因为一个是所谓最大的威权国家，一个是所谓最大的民主国家。比如，爱德华·卢斯认为：“印度的制度优势也让很多人相信，印度的‘龟’最终将超越中国的‘兔’。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它所拥有的‘软’优势，诸如独立司法权和民主自由媒体等，将会带来更丰厚的回报。”[24](p.261)可是，事实呢?实践最有说服力，它不会屈从于任何权威，“寄希望于未来”恐怕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
　　西式民主既不是实现富强的前提条件，也不是实现富强的充分条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只能从不同国家的国情出发，量体裁衣。
陷阱5：“民主和平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不会同另外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打仗”，战争往往发生在不同价值观的国家之间
　　“民主和平论”是西方大国为了拉拢他国编织的又一个谎言。这一论调认为，奉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之间可以和平相处，战争往往发生在不同价值观的国家之间。1983年，美国学者迈克尔·多伊尔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和外交》一文中首次提出“民主和平论”的学术观点，他写道：“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不会同另外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打仗。”他的主要论点有两个：第一，一个民主国家决不会(或者说极少)同其他民主国家打仗;第二，当民主国家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它们极少威胁要使用暴力，因为这样做是非法的。[25](p.61)“民主和平论”的逻辑是只有非西方国家都“民主化”，整个世界才会“安全”。在这种逻辑驱使之下，对非民主国家进行“民主改造”就成为西方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崇高使命”。他们以为只要把他们眼中的独裁、专制国家武力改造成民主国家，世界就此太平，此即所谓“刺刀下的民主”。[26](p.239)“民主和平论”因为“和平”二字而极具伪装和诱惑性，因而也确实受到一些小国的追捧，其实建立在胁迫基础上的“和平”，实乃水中月、镜中花。“民主和平论”粉饰了西方国家民主输出的险恶用心。美国白宫的“必读本”——《论民主：以自由的力量征服暴政和恐怖》一书的作者夏兰斯基认为：“民主可以消除中东的‘暴政’”，其目的是“为布什通过中东推广民主来根除恐怖主义的想法提供了理论基础”。[27]但事实上，西方国家以民主自由为借口，以输出民主为对外政策，强制推行西方民主制度，但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相反，西方民主国家挑起的战事却从未停止。“民主和平论”不但没有解决战争问题，相反，却为一些西方大国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借口。可见，“民主和平论”不过是西方国家的一个说辞，是西方国家在民主的名义下干涉别国内政的幌子。“民主和平论”与其说是为世界和平提供了一剂良方，不如说是构成世界和平的一大威胁。
陷阱6：“民主目的论”——民主是最高的目的，以“民主”的名义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
　　“民主目的论”者认为，有了民主就有了一切，民主是国家发展和追求的唯一目的，以“民主”的名义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无疑，在民主化的世界大潮中，蔑视民主、践踏民主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前途和希望的。但是，在西式民主的话语霸权之下，将民主本身作为目的，为民主而民主，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英国牛津大学欧洲问题教授蒂莫西·加顿·阿什就是西式民主的高级营销员，在他看来，为了“民主”，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有了“民主”，经济落后、民生凋敝、政局动荡、社会分裂都是暂时的。[28]
　　其实，民主首先是手段。“民主目的论”忽视了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正如列宁所说：“任何民主，和一般的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29](p.405)没有经济发展的民主是不可能稳定的，没有面包的民主是走不远的。哈耶克也指出：“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手段。”[30](p.71)美国保守派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这段话颇有见地：“(人们)最初的、普遍的东西并不是渴望自由民主，而是渴望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即技术上先进和繁荣的社会，这个社会如果是令人满意的，就倾向于推动人们参与政治的要求。自由民主是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副产品，是某种只有在历史进程中才成为人们普遍渴望的东西。”[31]在泰国，一句“为了民主”足以调动百万计的“红”“黄”两军，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几乎所有复制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最终得到的都是“饥饿的民主”、“贫穷的民主”、“无序的民主”、“血腥的民主”。“民主是过程，不是果实，经济果实才能填饱肚子，民主的动能需化为经济的成果”。[32]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不是最高目的。“民主目的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陷阱7：“民主万能论”——民主是把万能钥匙，西式民主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
　　“民主万能论”者言必称“民主”，竭力向世界宣扬“民主原教旨主义”，似乎民主一试就灵，民主是把万能钥匙。其实，民主不是万能的，民主和集中(权威)，要保持合理的张力，畸轻畸重不行，偏废一方不行。民主有余而集中不足，抑或相反，都可能出现严重的后果。这一点就连高喊“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都已看到，他指出：“以中印为例作比较，中国能建设很好的基础设施(如非常庞大的机场、高铁、还有桥梁和大坝等)，这是因为中国政府是中央化的，可以很快实施这样的项目，而在印度基础设施比较落后，这是因为印度有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民主政府，在建设时会碰到很多抗议，包括工会、农民组织的反对，由于政治上的反对力量过于强大，很多建设项目最后只好放弃。”[33]可见，西式民主不仅不是万能的，而且只能是“低能”的民主，这样的民主只会给非西方国家带来劣政。
　　西方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政治制度是中国的软肋。由于缺乏西式民主，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治理问题。中国的腐败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是因为没有民主，只要搞了西式民主，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基于这样的逻辑，他们认为中国最终将被迫实行与西方一样的政治制度。然而，西式民主果真有那么神奇吗?拿腐败来说，前苏联、东欧国家在民主化后不是更加清廉而是更加腐败了。再比如，贫富差距问题真的就可以在西式民主制度下解决吗?根据迈克尔·耶茨引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10年最富的20%的家庭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50.2%，而最穷的20%的家庭仅得到收入的3.3%。而在30年前，相应的数据分别是44.1%和4.2%。2010年，最富的5%的家庭收入比收入最低的50%的家庭收入的总和还要多。美国《大西洋月刊》甚至披露：“美国收入差距比所有的西非、北非、欧洲和亚洲国家都严重。”除了美国以外，引进西方民主模式的俄罗斯，10%的最富有者和10%的最贫穷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由1991年的4∶1提高到2010年的41∶1。[34]无需赘言，这些数据足以反驳万能的西式民主。事实上，“民主万能论”不过是西方设置的陷阱，而非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方案，寄希望于西方的方案解决中国的问题，纯粹是一种隔靴搔痒的主观臆想。
　　尽管西方一些势力不遗余力地对外鼓吹西式民主，但西式民主在西方早已褪色，日暮已现。德国《世界报》网站2013年刊文指出，西式民主的弱点和缺陷可以列出一张很长的单子：持反对意见的人阻挠乃至勒索、无法管理，国家债台高筑，政党分崩离析、政府分崩离析、国家分崩离析的可能性也不再能排除此外，还有个致命的恶习，那就是寅吃卯粮，花自己手里没有的钱，以儿孙的福祉为代价换取自己的一时之乐。[35]
　　西式民主不是最坏的制度，但也不是最好的制度，更不是唯一的好制度。中国不是拒斥一切民主，而是拒斥西方式民主。因为我们知道，解决中国的问题最终要用中国自己的方式，只能走中国式民主之路。
陷阱8：“民主终结论”——西式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人类走向民主的步伐止步于西式自由民主
　　“民主终结论”者认为，西式自由民主已经发展到顶峰，人类走向民主的步伐将止步于西式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36](p.1)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历史终结论”，其实质是“民主终结论”。
　　西式民主不是终点，“民主终结论”违背了历史发展和民主发展的一般规律。民主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决定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并最终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7](p.591)很难想象，生产力永无止境的奔涌向前，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体制却可以任凭风浪起，我自岿然不动。从专制到民主，从低级民主到高级民主，从较高级民主到更高级民主，从民主到民主的消亡，这是民主发展的辩证法。[38](p.156)人类社会从专制走向低级民主历经几千年，从低级民主走向高级民主依然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西式民主不是终点，“民主终结论”否定了人类理性认知能力的无限性和实践发展的可能性。就人类某一特定主体在其存续的特定历史阶段内而言，其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而就整个人类在其存续的历史长河中来说，其认识能力是无限的。“民主终结论”实际上是将一种自由民主制度代替现存的所有政治制度，是将暂时性的自由民主制度变成永恒的制度，是将西方特殊的自由民主价值变成全球普世的价值。“民主终结论”不仅没有给西方人自己改革、创新自由民主模式留下任何空间，而且否定了其他国家量身打造发展模式的可能性。人类社会必将扬弃低级民主，走向更高级的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便是有益的尝试。社会主义民主也不是终点，共产主义民主也不是终点。随着共产主义的实现，作为国家形式的民主将会消亡，但民主管理依然存在。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的完善程度将会空前提高，但不是民主的“全面终结”，也不意味着民主从此将失去向前发展、向上提升的一切空间。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所实现的只是更高层次、更高程度和更高水平上的“人民民主”，而不可能是“人民民主”的顶峰和最后完成，根本不存在最终的、最后的民主模式。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民民主”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
　　“民主终结论”背离了历史的基本事实。随着中国模式的不断崛起，“民主终结论”也即将终结。2009年1月初，福山在答日本《中央公论》记者的专访时也说：“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39]
　　“民主终结论”是在为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鸣金开道，是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民族国家实行“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理论工具。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我得声明我对历史终结这种论断不以为然”，并不是历史到了终结点，而是“被操纵的世界已经到达了崩溃点”。[40](p.79)“民主终结论”的实质是把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美化为“普世价值”，鼓动人们拥护其所谓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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