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绍兴交的养老保险 现在在温州工作，我已经停交一年了，我还可以续交吗？怎么交，到哪里交？_百度知道
以前在绍兴交的养老保险 现在在温州工作，我已经停交一年了，我还可以续交吗？怎么交，到哪里交？
我有更好的答案
、先办理社保迁移，你到绍兴社保办理迁出、温州这边搞定以后，申请社保启封，然后到温州办理迁入；2，然后继续参保就好了
为您推荐：
其他类似问题
养老保险的相关知识
换一换
回答问题，赢新手礼包
个人、企业类
违法有害信息,请在下方选择后提交
色情、暴力
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调查温州市平阳县水头镇台风所带来的洪水对居民的影响_百度文库
两大类热门资源免费畅读
续费一年阅读会员，立省24元！
调查温州市平阳县水头镇台风所带来的洪水对居民的影响
&&暑期 大学生 社会实践 调查 报告
阅读已结束，下载本文需要
想免费下载本文？
定制HR最喜欢的简历
下载文档到电脑，方便使用
还剩1页未读，继续阅读
定制HR最喜欢的简历
你可能喜欢网站建设与推广联系QQ138507
查看: 29375|回复: 49
好像大家并不了解温州啊本人转载《温州悬念》。
主题帖子积分
举人, 积分 616, 距离下一级还需 84 积分
举人, 积分 616, 距离下一级还需 84 积分
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
&&如果想了解最新温州，可以去新浪网看《其实你不懂温州人》
交锋在温州
　　我只来过一次温州，那是在1991年的夏天。除了温州市内，还去了永嘉、瑞安、乐清，总共只呆了5天，实在不能说真正了解了温州。不过，在这以前和以后，不断地有人对我谈到温州，不断地有人送给我一些关于温州的材料。我在温州以外的地方也访问过温州的官员，其中有前任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前任市委书记董朝才。所以，我对温州这20年来的情况能够有一个连贯的印象。
　　简单地概括温州20年改革开放的脉络，可以说，是两个高潮的中间夹着一个低谷。第一个高潮是在80年代，也即1980年到1988年这一段时间。温州人在经济方面大体上完成了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在政治上则是尽可能地避免意识形态之争，而使物质第一的思想深入整个社会。第二个高潮是在1992年到现在的一段时间里面，温州人在经济方面逐渐建立起新的秩序，在政治方面则是在一些最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上终于为世人理解。
　　两个高潮中间的那个低谷，是指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两三年间。那时候，温州人在“反和平演变”的舆论声中有些惶惶不安。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温州被一些人看作是“和平演变”的例证。1991年春天，我在北京见到温州市政府的一位负责人，他当时极力地对我解释温州经济当中公有制的比重仍然很大。还说，80年代兴起的“温州热”已经降温，记者们不再登门采访，参观取经者也明显地少了。他在言谈间隐隐流露出内心的不安，这促使我下定决心来到温州。那几天我见到的温州人几乎全都谈起北京的一个调查组。他们告诉我，这些调查人员的任务之一是要判断温州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温州人那时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央给他们的改革定一个什么性质。当他们听说调查人员认定温州在总体上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时候，就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后来看到调查人员去后复返，重新调查温州姓“社”还是姓“资”，不免又紧张起来。然后就拼命地把自己的一些私营企业说成是合作企业，以期增加集体经济的比重。其情景有如李瑞环当时所说：“我看你怕人家给你戴‘白帽子’，你给自己急着戴‘红帽子’。”尽管如此，我在温州仍然感觉到蕴藏在民间的那种发展的渴望和创造的激情。 我喜欢温州人的不肯安于现状、温州人的坚忍不拔以及创造精神。温州人淡漠于意识形态之争和热衷于物质利益的追求，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生生不息的推动力量。这种力量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繁荣，也是整个现代文明的进步。对于温州以外的人们来说，这里还有件事情更值得关注，那就是，鼓励民间的热情和想象力，而非自以为是地凌驾在老百姓之上指手画脚，乃是当地政府行政的最重要的特色。 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途径，“温州模式”今天已为世人所知，这是值得温州人骄傲的。不过，温州的发展，在具体的道路上，似乎只有温州人和那些具有温州品格的人才能走得通。既然如此，温州以外的人们，为什么会对温州的事情格外感兴趣呢?我想，这是因为，温州人所遵循的一些最基本的逻辑，也为所有现代社会的人所共有。温州人勇于承认自己的追求物质的动机，这比他们已经取得的那些物质成果更加重要。我们的国家自古就有“重义轻利”的传统，直到今天也还有一些人执著地守护着“意识形态第一”的信念。不过，这样的人并不太多，更多的人可能是用意识形态的外衣，来掩盖他们对于利益的追求，或者是维护他们的即将失落的利益。当他们的这种企图只是涉及他们自己的利害得失的时候，无非是一顶乌纱、几间房子等等，也不算可怕。问题在于，当他们试图用这种手段去左右他人之命运，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的时候，有如温州在90年代初期曾遇到的那种情况，就不能等闲视之。
　　我过去写的东西中，有一些内容涉及温州，在一些温州人当中引起共鸣，当然也使得另外一些人不大高兴。现在要补充说明的事情有二：
　　一件事情是，不要忘记那些对温州的发展作出贡献并且付出巨大代价的那些人，比如原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他仅仅因为搞了“包产到户”，毕生染上浓重的悲剧色彩。他在40年前的主张，今天已经为全中国所接受，而他本人却已经很少被人提起。今后我们能不能一再让那些改革的开拓者和探索者付出那样大的代价?即使他们的探索失败了甚至是错误的，难道不比那些什么事都不做的人强百倍么?
　　另外一件事情是，在过去那些年里，政治气候变幻不定。很多人也就跟着风说了一些话。比如在90年代初期的两年里，有人把温州看作“和平演变的温床”。我曾经写东西批评过这种说法。前不久，我接触到的一些情况，方知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有的人，在说出诸如此类话的时候，也许是出于无奈，而非他的本意。因为他周围的情势令他不得不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而在私下，他也曾对别人说过，他希望大家集中精力搞经济，不要再折腾了。这一情节可以说明我们的干部在非常时期常常具有一种复杂心态。一种反常的政治力量和行政力量即使能够操纵人的嘴巴，却并不能征服人的心灵。现在我将这些写出，用来弥补过去所述之不足。
　　由此我也想到，中国人在内心里相通的地方越来越多，相通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些发自内心地指责温州“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人，也会越来越少。
主题帖子积分
举人, 积分 616, 距离下一级还需 84 积分
举人, 积分 616, 距离下一级还需 84 积分
中国改革者朝觐的“麦加”
　　在世界上，中国恐怕是最“盛产”典型的地方了。你困惑吗？请看典型；你不知所措吗？请学典型。几十年来，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在其成长、生活、工作中，都无不被各类典型所熏陶、所包围。
　　记得在1997年，我们曾陪同过一位韩国通讯社的朴姓记者。此君常驻北京，算是半个“中国通”了。他颇健谈，话锋犀利。
　　“中国的很多东西都很有趣。”他话题一转，“你能告诉我‘典型’在中国的奇妙作用吗？”
　　我们一时语塞，竟不知从何说起。对许多过于熟知甚至是深入骨髓的东西，语言的解释往往是苍白的，更何况他是一个老外。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也许是中国式典型家族中的登峰造极者了。后人恐怕永远也无法理解那个年代，无法体会什么叫热浪滚滚，什么叫排山倒海。这种典型的魅力，足以让当今任何星光灿烂的影视明星黯然失色。
　　有意思的是，1998年，在计划经济的最后一抹阴影中急欲搭乘现代快车的大庆召开万人大会，主题是：我们怎样学习温州？
　　上海一家著名媒体曾对此事作了详尽报道。戏称：“全国学大庆，大庆学温州。”
　　可以说，温州是在没有预谋、没有准备、没有人为策划的情况下，极不自然地被推上典型的巅峰的。
　　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许多地方——无论是都市或穷乡僻壤，冒出了一批批神秘人物。他们操着奇怪的方言，喜欢聚居，行色匆匆。在他们身后浩浩荡荡尾随而至的，是铺天盖地、五光十色的各类小商品。至今人人尚深感紧缺、当时更为稀缺的货币，一点一滴地装入了这伙人的囊中。
　　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
　　顺着歪歪扭扭的行进路线，好奇的目光聚焦到了同一个地方：温州。
　　当中国各地还在为奋力翻越“两个凡是”的藩篱大汗淋漓、为真理标准的确立慷慨陈词之时，这一片土地上早已是炉火正旺，热翻了天：家家户户不知从何处拼装而成的机器疯了似地旋转；大街小巷的店铺一家紧挨着一家，密得连苍蝇都叮不出一道缝；河埠头、乡间路上，肩挑车载的商贩永远如集市般嘈杂。据统计，到1986年底，当时人口约600余万的温州共有120万人从传统农业转入工商业，崛起乡村工业和合伙企业14603家，470多个专业市场粗具规模，10万农民购销员驰骋全国。
　　温州人富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这里首先成为历史明证。
　　日，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对温州苍南县宜山区的再生纺织业大加赞扬，称之使单一的农业生产开始变为农工商综合经营，“展现出生产力充满生机的发展前景”。
　　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文中指出“温州市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兴起，短短几年，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如今‘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已为人们公认。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温州模式自此与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三分天下。
　　1986年9月，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经过反复热烈的讨论，通过了送交党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建立温州试验区的报告》。报告设计了五大试验内容，提出：温州的试验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因此，试验内容、范围、方式、步骤不受传统理论、现行体制和具体政策的限制，允许打破常规、放手探索，准备承担一点风险。
　　中央领导来了，体改谋士来了，经济学家来了。通往温州的几条年久失修、崎岖颠簸的山路上尘土飞扬。
　　当年常驻温州的新华社记者陈坚发，耳闻目睹了这戏剧性的一幕。
　　这是一支不见首尾、“滚雪球”式的参观考察军团：从中央各部委、各省委、各省政府扩大到政协、顾问委员会、人大常委会、纪检委，继而是各厅、局、处、科，再接着是各地、市、县，各区镇和厂矿……
　　弹丸之地的温州终于招架不住了。温州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大院成了停车场，大型长途专车鱼贯出入。一拨拨“对口学习”的考察团挤满了会议室、办公室。
　　温州市区大大小小的饭店、旅馆，1万多张床位爆满。连走廊、过道、饭厅里也支起了临时铺位。
　　一些有名气的专业户家中参观者盈门，全家整日忙于招待，讲得口干舌燥，无法生产。不得已，有的被迫仓皇出走，以闭门谢客。
　　新兴“农民城”龙港每天要接待上万人，所有饭店、食堂24小时开餐，仍无法满足。 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前往温州考察。同天抵达的全国仅地市级以上的参观团就有十几个。田纪云大吃一惊，当即给国务院打电话，要求坚决制止这一现象的泛滥。
　　几天后，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共和国第一个要求控制参观区域模式的文件——《关于各地立即停止到温州参观考察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从现在起到明年春，各地各级政府要立即停止和取消到温州参观、考察的安排。确有必要去的，也需事先征得浙江省政府同意，严格限制人数，分期分批前往。希望各地从严执行，以利于温州市各级政府和人民集中精力开展经济改革。
　　1983年至1986年，温州突如其来地遭遇了第一轮席卷全国的“温州热”，累计参观人数超过60万。其中被称作“温州年”的1986年，仅副省级以上官员就达93人次。高潮中的高潮——1986年9月至10月，从杭州、宁波连接温州的两条公路上车流阻塞，车祸激增：两个月发生交通事故300多起，日均5起。共翻车57辆，死71人，伤250人，比上年同期增加4倍。
　　这仅仅是开始。
　　1992年，春风浩荡。许多人把小平讲述的“春天的故事”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至理名言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事实上，故事的内涵并不止这些。从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小平一路讲的最多的话题之一，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
　　7月11日，《经济日报》在头版刊登署名长文《社会主义也应搞市场经济》”。投石击破水中天，醒目的标题和跳眼的提法引起广泛关注。许多省市报刊纷纷转载，境外媒体也迅速作出反映，有的还大加渲染：“中共发出警告——不搞市场经济就要垮台！”
　　同年10月1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十四大开幕。江泽民代表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酝酿已久的小平的“个人意见”，通过组织程序在全党正式确立。 无论是真懂还是真糊涂，“市场”一时成了中国人广为传说的最酷的词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蒙急需活生生的教材，温州人——“头发都是空心的”、天然的市场跳蚤被推到了接受鲜花和掌声的前台。
　　第二轮“温州热”不可阻挡地蓬勃兴起。1992年至1994年，参观取经者约50万人次。
　　有人曾调侃说：“走在温州的大街上，你一头会撞倒5个老板——就像在北京，一脚会踩到仨当官儿的。”的确，温州的有钱人车载斗量，如同大漠里的沙子一样不起眼。而在他们的身后，是属于他们的数量多得如同沙子一样不起眼的大小民营企业。
　　温州的民营企业究竟有多少，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到底占了多大的比重？我们留心查阅了各个发展时期不同来源的材料，发现说法各一，甚至大相径庭，其间多种模棱两可或自相矛盾的概念、表述经常让人觉得一头雾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随着咏叹调般时而高亢时而低晦的政治气候，有关数据也跟着热“涨”冷缩。
　　在中国，钱袋子（在商品经济社会，更多地表现为企业产权，或称之为物化的货币载体）永远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尤其是涉及这个钱袋子姓“公”还是姓“私”。面对好奇者、探询者，温州人笑得一脸尴尬。
　　总有揭开盖子的时候。
　　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明确宣告：“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3月举行的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又郑重地将这一重要论断载入了修改后的国家宪法。
　　从“拾遗补缺”到“有益补充”，最后走到“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和它们的拥有者们终于迎来了“大红灯笼高高挂”。
　　与改革攻坚、意义深远的第三次思想解放相伴随的，是第三轮“温州热”。仅十五大召开的当年，参观考察者就达近十万人次。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20年，温州始终像一口煮沸的大锅。与99％曾经耀眼夺目的“典型”相比，温州有着根本的差别：没有普遍认同的结论，没有异口同声的经验。是一座巨大的金矿，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改革者或打着改革旗号的人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翻寻各自需要的东西。
　　我们经常可以在一支支的考察队伍中看到这样生动的画面：一些面部表情肃穆、呆板的官员一边用批判的目光过滤这里的所见所闻，一边急不可待地掏出荷包，拎着成打被他们诅咒为“万恶的资本家”粗制滥造但式样新颖、物美价廉的温州皮鞋，乐颠颠地满载而归。
　　但对那些为中国的未来虔诚祈福的真正的改革者来说，温州发展的多样性和多变性，正是温州的生命力所在。任何发生在温州的有时甚至是类似天方夜谭的故事，都让他们感受到如同蒙娜丽莎的微笑般神秘的魅力。
　　1986年2月，77岁的社会学泰斗费孝通来到温州。此后的1994年11月和1998年10月，费老又两度重游，先后留下了《小商品　大市场》《家底实　创新业》和《筑码头　闯天下》三篇影响广泛的文章。徜徉温州，年过古稀的老人感慨万千：“我的大脑皮层出现了自20世纪30年代搞江村调查后从未有过的刺激与兴奋。” 温州在中国改革史上创造了太多的第一：
　　全国第一份私人工商执照
　　全国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
　　全国第一个实行金融利率改革
　　全国第一个制订私营企业条例
　　全国第一个实行全社会养老保险
　　全国第一座农民城
　　全国第一个农民包机公司
　　全国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
　　温州是那样的鲜活，那样的不安分，那样地蕴藏着每一个改革者都应具有的发展躁动和激情。以至于部队作家丁临一用激扬的文字唱响了一份改革者的《温州宣言》——请允许我向你们说一句多少有些强加于人的心里话：我不仅自己在爱着温州，爱着温州人，而且我还觉得，中国的每一个真正的儿子都应该热爱温州和温州人，都应该以一种十分独特的、温柔的、迥异于寻常的、近乎病态的爱去爱温州和温州人。因为，在今天，只要审视一下某个中国人是如何理解温州和温州人以及他的理解的深浅，便可立即测定和判明那个人在改革中的位置、态度、作用乃至他整个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也许，还要加上智力发展的程度。
主题帖子积分
举人, 积分 616, 距离下一级还需 84 积分
举人, 积分 616, 距离下一级还需 84 积分
与20世纪最后20年温州备受瞩目相比，此前数十年乃至两千年，温州是一个极易被人“遗忘”的地方。
　　温州依山傍海，山川秀美，境内拥有名闻遐迩的雁荡山和楠溪江两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难怪清人孙广图在《忆江南·温州好》一词中发出由衷的赞美：“温州好，别是一乾坤！宜晴宜雨天较远，不寒不燠气恒温，山色异朝昏。”
　　然而，温州之美只是“异域之美”。
　　当中原文化、经济迅速发展时，古属东越、东瓯或瓯越的温州，还因“断发文身”和以蛇蛙为食而被嗤之以蛮夷之地。秦末，群雄纷起，拥兵抗秦。越王勾践的后裔驺摇也率瓯人起义。西汉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驺摇获封东海王，都东瓯，建东瓯国，这是温州历史上第一次见诸记载的行政建置。由于偏居东南一隅，天高皇帝远，这里历来是躲避战乱的世外桃源。
　　温州三面环山，且多为高山深壑，瓯江和飞云江拦腰横截，行路难不输蜀道。唐代孟浩然早有诗云：“我行穷水国，孤帆天一涯。借问同舟客，何时到永嘉。”直至1989年，沿海14个开放城市中，仅温州既不通铁路，也没有机场。
　　公元998年，瓯人周伫第一个漂洋过海，远走高丽（今朝鲜）经商，水路成了温州人惟一的希望通道。多少年来，温州至上海的船票一直是抢手货，虽然需历时20多个小时，仍免不了舟楫之苦，但相比之下，已属豪华舒适的出行方式了。无怪乎温州人叹言：温州、温州，只有水（当地方言谐音同“死”）路一条。1998年3月，也就是在周伫出国定居1000年之后，温州至上海的航班才宣布停开，寿终正寝。
　　由于自然条件先天不足，又地处海防前哨，长期以来，国家除了从战略角度考虑，在温州修筑必要的军事设施外，经济建设投资基本不予考虑。解放后30年，国家对温州工业的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只有6亿多元，为宁波的1/4。在同期国家对浙江省的投资总额中，温州只占3?24％，与其作为浙江三大城市之一的地位极不相称。大型国营企业一个也没有，市属1000人以上的中型国有企业只有冶炼、矾矿、日陶、面砖等7个，500至1000人的也不过区区20个。城市面貌残破不堪，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以至于“姑娘、小嫂挑着粪桶满街跑”一直是温州人羞于启齿的心头之痛。
　　没有大树即生草。尤其是少有人光顾，杂草更是疯长。这是自然界的一般规律，经济规律也不例外。
　　恰巧，温州又是一片商品意识天然浓郁的黑土地。
　　家庭工业，作为温州草根经济的最初表现形态，仿佛在一夜之间肆意“生长”起来。到1986年，全市家庭工业已飞涨为14?65万户，从业者33?86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2?66％。而与此同时，全市171家中小国有工业企业如老牛破车，步履蹒跚，亏损53家，亏损额达1?3亿元。
　　小企业，小商品，这成为温州家庭工业极其自然的“天仙配”。著名的永嘉县桥头镇的纽扣生产即为典型案例。有人曾做过测算，按各类纽扣的平均值计，每一麻袋纽扣的总数约为50万粒，每一麻袋纽扣的利润仅为数千元。一粒纽扣获利最薄的以毫计。
　　滴水成河，聚沙成塔。小有小的魅力。
　　眼镜、皮鞋、打火机，一直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温州经济的三大“花旦”。有关政府部门开列了这样一张清单： 每小时，温州生产皮鞋12万双；
　　每天，温州有100万副太阳镜销往世界各地；
　　每年，1亿只打火机走下装配线，70％出口。温州的生产厂家打个喷嚏，全球打火机市场就得感冒。
　　小的就得相依为命，以扩张共同的生存空间。商品经济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原则，在被称作“蚂蚁军团”的温州企业群中得到了最为精致的体现。
　　今天，如果谁因为腰别“大哥大”而自命不凡，等待他的，肯定是耻笑和白眼。但是十多年前，倘若能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嗤嗤作响的防风打火机，那你就是爷。这种打火机的面壳上一般都印有亮晃晃的洋文“JAPAN”，售价二三百元算是差的。
　　没料想，仅仅几年后，防风打火机便被贬为平民。原因是售价去掉一个“零”的同类产品如潮水般迅速蚕食了市场份额。尽管这批后起之秀所标明的产地五花八门，实际上几乎100％来自温州。
　　1998年，日本一家世界著名打火机企业组成小型经贸考察团造访温州。目的只想揭开一个谜：中国人凭什么少了一个“零”。
　　在温州最负盛名的大虎打火机厂，老板周大虎的介绍令他们倒抽一口冷气：同样一个电子点火的小部件，日本公司生产一只成本为人民币1元，周大虎的进价是0?1元，为大虎厂跑龙套的家庭企业生产成本仅0?01元。而类似协作配套的作坊式小厂在周大虎手下竟有洋洋数百家。
　　据说，日本考察团离去时，每一个团员均脸色阴郁，心情沉重。
　　温州的一位朋友在向我们讲述这个故事时，连眉毛都兴奋得颤抖：这就是人民战争，用小米加步枪给“帝国主义”布下天罗地网。
　　20多年来，温州工商业微观细胞的组织结构几经裂变，家庭工业——私营企业——联户合伙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等，但从本质上说，家庭经济的基因内核犹在。有的虽然挂上了现代企业制度的牌子，事实上还是放大了的家庭经济。
　　最先提出“包产到户——实际上就是农业生产领域的家庭经济”的李云河复出后痴心不改。在他撰写的专著《中国农村户学》中，李云河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是农村还是由农村经济集聚而成的城镇，“户”都是生产“生产力”的基本单位。家庭经济具有长期性，它可以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人类生育单位的长期性，甚至和爱的永恒性相提并论。据此，他大胆推论：“家庭经济万岁。” 李丁富是外乡人，但与温州朝夕相处40年，担任过文成县委书记、市委党校校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如今在一家民办研究机构挂牌领衔。他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每一丝经脉都如数家珍。他从另一个角度把温州的草根经济现象形象地概括为“老百姓经济”。含义有两层：一是这种经济活动的参与面广，渗透力强；二是这种经济活动具有强烈的民间特性，明显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官营经济。 既然是“老百姓经济”，出身注定不“高贵”，就像农家的孩子取名叫“小毛”“二狗子”。不过它很随缘，自立性强，生命力空前旺盛，见土就长，有缝就钻。
　　史载，南宋年间，一名落魄贵族被贬温州任太守。当时地方百姓日子虽过得艰难，但皆勤勉，各忙各的生路，少有人找至衙门。这位太守百无聊赖，便令一小吏在方志上胡乱画了一笔：天下太平，半年无讼事。 生存在“老百姓经济”中的温州人至今也没有找政府的习惯。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来自温州的一则新闻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注意：温州国有及城镇集体企业职工下岗再就业难题不难，轻轻松松。
　　这可能吗？全国下岗职工有上千万，哪儿的地方官不是抓耳挠腮，一脸苦相？
　　温州市工商局的负责人证实了这则新闻的可靠性：“我们一直为难以贯彻执行国家和省里对下岗职工的诸多优惠政策而忧虑，原因是找不到下岗职工，几乎没有人来打听或申请享受这些优惠政策。”
　　是不是温州下岗职工为数寥寥？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当地国有经济历来羸弱，但加上个头不大、数量不少的城镇集体企业，下岗职工也相当可观。据温州失业保险机构1996年对全市国有、城镇集体企业抽样调查，下岗职工总数约10万人，下岗比例高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
　　那么，10万下岗职工究竟到哪里去了？原国家劳动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的专家们前往温州实地考察后恍然大悟：民营经济、老百姓经济的繁荣，使温州市提供的现有就业岗位至少超过200万个，这使全国各地包括相同规模的经济发达地区望尘莫及。
　　王麟权的创业史，为我们真正理解这200万个就业岗位的来龙去脉作出了再清晰不过的注解。 几年前，这位壮实的汉子悄悄辞别了已被兼并的南山陶瓷厂。在家呆久了，的确有点烦。一天，卫生间坐便器堵了，怎么也下不去，急得他乱捅一气。
　　突然，王麟权来了灵感。他一头扎进了自己的小屋。多少个日夜之后，只有初中文化的王麟权居然研制成功了专门用于厕所除垢、下水道疏通的化学制剂“洁厕精”与“塞通”，当时属国内首创，还获得了技术专利。由于他家住在水心新村杏2栋406室，王麟权为自己的产品申报的商标也就叫“406”。
　　向老妻借了几万元私房钱，招了6名工仔，一家像模像样的公司就算开张了。这些产品千家万户都离不了，却又很少有厂家关注，销路自然不成问题，还经常来不及生产。 “人家都说我是从厕所里掏出了黄金的人。”王麟权得意地哈哈大笑。
　　谁都知道，城里用于绿化的行道树是要花钱买的，有时还得费心劳神为它们灌溉。而城外的杂草只要有阳光，就会呼啦啦满山坡。当然，种草肯定不是我们的终极心愿，但能长草，就有生机，土地也注定会更加肥沃，林木茂盛是迟早的事。
　　温州经济发展的今天和明天也大抵如此。
主题帖子积分
举人, 积分 616, 距离下一级还需 84 积分
举人, 积分 616, 距离下一级还需 84 积分
谈论温州，就不能不谈论温州的市场。
　　许多学者考证后公认，温州早年的十大专业市场堪称中国市场最早的东方启动点。
　　让我们一起记住这些已落满历史尘埃的名字：
　　乐清县柳市低压电器市场；
　　乐清县虹桥综合农贸市场；
　　永嘉县桥头纽扣市场；
　　苍南县宜山再生纺织品市场；
　　苍南县金乡徽章标牌市场；
　　苍南县钱库综合商品市场；
　　平阳县水头兔毛市场；
　　平阳县萧江塑编市场；
　　瑞安县仙降塑革市场；
　　瑞安县塘下、莘塍塑料编织袋、松紧带市场。
　　这十大专业市场差不多都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的一两年，在它们身后，是温州400余家各类商品市场或产销基地，还有神通广大的10万购销员。温州五光十色的小商品正是借此编织起了庞大的触须——极为灵敏的营销网络。
　　许多温州专业市场是如何兴起的，连温州人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正由于说不清道不明，也就有了传奇故事。
桥头纽扣市场颇有些代表性。
　　据传在1979年，一对浪迹天涯的叶氏兄弟在外地一家纽扣厂门口捡到一堆次品纽扣。他们不经意地带回了桥头。扔了挺可惜，叶氏兄弟摆上了小摊，并开始自己动手制作低档纽扣。
　　谁知生意竟出奇的好，在远近乡村都出了名。 自此一发不可收，同镇人竞相跟随，数年之内，100多个家庭作坊式的纽扣工厂纷纷开张：
　　在一条宽仅几米的镇中心破旧的老街旁，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上千个摊位；
　　3000多人的供销大军奔波于29个省市自治区；
　　全国各地的商贩从四面八方涌来，挤进这条泥泞、窄小的纽扣街；
　　到1984年，桥头生产和经销的纽扣已达16大类、1500个品种，占全国一半以上，年经销额超过亿元。
　　我们曾努力试图寻找这对功勋卓著、造福一方的叶氏兄弟。有的桥头人说，这哥俩确有其人，但自己没见过；有的桥头人却十分肯定地告知，叶氏兄弟根本就不存在；还有的则热情地指点迷津：大概不姓叶，应该姓张，好像姓王……
　　我们陷入了茫茫人海。在眼前晃动的是一张张极普通的脸，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明天终日忙碌，疲惫然而快乐着。
　　这种寻找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正如温州整个江河浩荡的老百姓经济一样，这一方土地上专业市场的勃兴，是一场没有先知、没有英雄的百姓创世纪。
　　专业市场的空前繁荣对温州经济的发展所起的神奇作用，常常被人以“瞠目结舌”来形容。
　　苍南县宜山再生纺织品市场名扬全国。1988年，我们曾前往探访。
　　以下是我们赴宜山的行军图：
　　早晨从县城灵溪出发，坐着中巴车在乡间路上颠簸了差不多2个小时后，眼前淌着一条不知名的小河。
　　登船，两岸山峦十分清丽，没有顶棚、狭长得像条龙舟的小船在弯弯的河道拐过来又拐过去。
　　上岸，只见成串的农民“的士”——这是一种小型的柴油三卡，限定载客6人，实际常常达十几人，有的干脆蜘
蛛般半个人吊在车外——极热情地揽客，嘭嘭作响的柴油发动机让你心跳得别扭。
　　又是一条小河，又是一段对生意人来说无暇顾及的风光之旅。
　　下午，当你觉得似乎有点饿过了头的时候，宜山镇也就到了。
　　这是一片商品经济的海洋：当地各类纺织机达3?7万台，从业人员6?7万人，有4个专业乡，58个专业村，7个专业市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国有、集体企业吃剩的腈纶边脚料，在这里经过农妇们粗糙的大手开花纺线，数以亿计的再生腈纶衣裤又被销往大江南北。
　　有统计说，每年，流进宜山的腈纶边脚料达1700万公斤。
　　时任国家物资部部长的柳随年耳闻目睹了这一场面后算了一笔账：1700万公斤也就是1?7万吨，按一节车皮载重20吨——纺织品是?货，载重少于常规——每列火车挂30节车皮计，共需850个车皮、约30个专列。加工后再生腈纶产品外销，又是一个1700万公斤！
　　“就是我这个部长手里也一下子调不出这么多车皮指标，小小的宜山市场却做到了。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柳随年大为感慨。
　　感到不可思议的，不仅仅是柳随年。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市场的发育离不开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畅通，基本前提是交通的便捷。
　　而宜山再生纺织品市场可谓藏于深山，桥头纽扣市场也同样生长在崇岭夹峙的山岙，距104国道尚有3?5公里尘土飞扬的机耕路。
　　地处偏僻，先天不足，但市场经济却率先发育并生机盎然。这不能不让经济学家们大跌眼镜。
“事实上，这是一个研究视角的误区。”杭州商学院副院长张仁寿说，“和许多中国问题一样，研究温州不能只着眼于经济范畴。”
　　在这位温州籍的著述颇丰的中年学者的一篇论文中，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温州十大专业市场大多坐落在水陆交通都不是很便利的地方，惟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那些地方，‘左’的思潮相对薄弱，计划经济的束缚相对较小。否则，这些市场很可能在兴旺之前就遭取缔。中国改革的经验证明，对旧体制的最初突破，往往发生在旧体制最疏于防范的地方。”
　　张仁寿把这一现象概括为“边区效应”。
　　夹缝中乘虚而入，夹缝中遭受百般挤压。“边区效应”的背后是温州人的狡黠和酸楚。
　　时光走到了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浮出水面，“办市场、看温州”的口号响彻云天。温州人也似乎到了走出“边区”的时候。
　　但从温州传来的并不全是好消息。
　　1995年8月，北京著名的杂志《半月谈》刊登了一篇题为“落榜的温州”的记者调查。
　　文章的笔调是忧郁的：
　　今天，温州专业市场渐渐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一个个“落榜”的消息频频传来：
　　——1991年起全国三次评选“十大市场”，温州均落榜。1994年浙江省“十大超级市场”评选，龙虎榜上温州依然无名。 ——按全省各市、地市场总成交额计，1992年温州排列第三，1993年居第四，1994年更退至第七。
　　——除桥头纽扣等少数几个市场外，当年的温州十大专业市场中有的停步不前、发展缓慢，有的甚至早已销声匿迹。
　　这的确是令人费解的现象组合：
　　与大江南北的急起直追者相比，仅在距离温州200公里内就有年成交额超过100亿元的全国集贸市场巨无霸“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和“绍兴中国轻纺城”，温州专业市场的先发优势已不复存在，出现了明显的相对萎缩。而同时，20世纪90年代，温州经济恰恰进入了又一个高速发展期：1994年，全市乡村工业的总销售额猛增到了300多亿元，约为10年前的50倍。
　　温州长城鞋业公司的演变史，为我们揭开了谜底的一角。
　　1980年，郑秀康从当地国有机械企业辞职，凑起数千元开办了一家皮鞋小厂。和其他皮鞋作坊一样，他的产品几乎全部由商贩收购，摆上市区来福门鞋革市场的摊位，专业市场的沉浮维系着无数小企业的兴衰。
　　10年后，郑秀康与人联手投资100万元，挂出了长城鞋业公司的牌子。到1993年，长城公司已成为年产40万双皮鞋、总产值2500万元的经济“小巨人”。同年，该公司被中国质量检验协会评为全国首届“十大鞋王”之一，所注册的“康奈”品牌被评为浙江省男式皮鞋中惟一著名商标。不久，又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 郑秀康的事业火了，他的牛皮鞋也当仁不让，真地“牛”起来了：
　　在每年由中国百货协会举办的全国鞋帽订货会上，长城公司和为数不多的国有鞋类企业被排在了一起；
　　北京王府井、上海一百等著名商厦，纷纷邀请长城公司前去开设精品专柜；
　　广州、武汉、南京……一家家“康奈”专卖店先后攻城掠地。
　　由于有厚利可图，温州来福门鞋革市场的摊主仍千方百计争销“康奈”皮鞋，但其销售额已降至不足长城公司总产值的5％。
　　坐在气派的转椅里，郑秀康豪情万丈：“我们已经丢开了曾经赖以生存的专业市场这根拐棍。”
　　在温州，像长城鞋业公司这样的“命运两部曲”，绝非独一无二。
　　当年，撑起温州经济好大一爿天的家庭工业异常灵活，但单体狭小，如一盘散沙，企业的张力与产品辐射力都十分有限。千家万户的小生产选择千家万户商贩式的专业市场这一商品交换形式是历史的必然。
　　今天，一批批温州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崭露头角，日益壮大，雄厚的实力非昔日可比。它们已逐步有能力从最初有形的专业市场依托中脱胎而出，构筑起自己各具形态的有时往往是“看不见”的新型购销网络。
　　这一商品交换形式的质变，同样是历史的必然。
　　若干年后，仍不断有参观考察者涌到温州，兴致勃勃地期望破解市场之谜。
　　站在永远熙熙攘攘的商海人潮中，他们急切地东张西望：温州的市场到底在哪里？
　　他们得到的回答听起来更像一个谜：有商品流动的地方就有温州的市场。它如同空气，无所不在。
主题帖子积分
举人, 积分 616, 距离下一级还需 84 积分
举人, 积分 616, 距离下一级还需 84 积分
日，温州人和温州货第一次有幸走进了中央电视台大名鼎鼎的《实话实说》节目。节目的话题叫做“新鞋子旧鞋子”。
　　不幸的是，温州人和温州货又一次坐在了“被告席”。
　　下面的对话更像是关于温州人和温州货“作案嫌疑”的法庭调查——
　　崔永元：我最近听到了一个数字不太相信，说温州产的皮鞋每年有10亿只。我算了算，如果有10亿只的话我们每一个人脚下都应该有一只鞋是温州出产的。那我就在现场做个调查好不好？
　　观众甲：我原来买过温州的鞋，可是穿了也就没有几天吧，20来天就没了，就坏了。
　　崔永元：天天穿着它爬香山是吧？
　　观众甲：不是，因为我喜欢活动。我喜欢跳舞，我觉得那鞋样子挺好看的。结果跳了几场舞就完了。
　　崔永元：我跟您说，您是幸运的。我听说过这样的事，下着雨，穿着温州鞋走，后来，人还在继续走，鞋底不走了。您好，是哪儿的鞋，这个？
　　观众乙：我这鞋是上海的。温州鞋我没穿过。听说温州鞋不好，我就从来不穿那鞋。
　　崔永元：问问这位小伙子，穿过温州鞋吗？
　　观众丙：穿过。就是不好，穿穿就坏了，断底开胶。
　　崔永元：那以后还会不会再买温州鞋？
　　观众丙：再买就傻了。
　　播出几天后，崔永元对记者谈起了制作这档节目的想法。
　　“因为温州我去过，而且我也穿过温州的坏鞋。大概是在1989年，十几家单位组成的中央记者团到温州采访，每个人发一双鞋，特好看。那时也没什么好看的鞋。我记得是第3天坏的，其他人没穿多久也都坏了，反正没一个穿出温州。”他对此耿耿于怀，“直到做这个节目前，我对温州的鞋还是这个想法，就是差。除了鞋差，温州其他也没什么好东西。”
　　这是让温州人汗颜、震惊的45分钟。没想到，北京人对温州货的印象分还那么低；没想到，十多年前假冒伪劣的黑锅至今阴云难散。
　　的确，当年温州货触目惊心的假冒伪劣在中国人心中打下了太深的烙印。 还是接着说鞋吧。
　　温州人做鞋可是有传统的。“明代温州靴鞋即为贡品，进奉朝廷”；“全国第一双猪革皮鞋，第一双硫化、压模、粘胶皮鞋诞生于温州”；“我国第一双高跟女鞋的制造者也是温州人”。“皮鞋佬”差不多就是温州民间手工业者温馨的自称。
　　到了20世纪80年代，作为既有传统、投资又不大的致富产业，温州皮鞋业真正的春天来了。
全国最大的鞋革专业市场兴旺于温州鹿城区的来福门。仅鹿城一个区，冒出了大小皮鞋厂1254家。当时全市的皮鞋产量就达到2400万双，几乎占全国的一成。
　　价格低廉，款式新颖。温州鞋没有道理不所向披靡。 很快，有人发现上当了。
　　1985年，南京一位消费者投书《经济日报》，称她买了一双高跟鞋，谁知穿了一天就掉了跟。仔细瞧瞧，竟是用糨糊粘起来的，而所谓的真皮也是仿牛皮的合成革。
　　有记者进一步在报道中证实，亲眼看见温州“皮鞋佬”整桶整桶地往厂里搬糨糊。
　　舆论哗然。
　　一时间，“晨昏鞋”“礼拜鞋”“伪劣商品”“粗制滥造”等等“桂冠”铺天盖地。
　　全国各大中城市开始纷纷驱逐温州鞋。无数商场挂出“提高警惕，勿买温州鞋”或“本店无温州货”的招牌。那段时光，温州市市长经常哭笑不得。他三天两头会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邮包。到邮局取回一打开，是一双双温州产的破皮鞋。 高潮出现在日。杭州市商业中心的武林广场。工商局和愤怒的市民们将5000余双温州伪劣皮鞋扔进了熊熊大火，付之一炬。
　　臭名远扬的不仅是温州皮鞋。乐清柳市的劣质低压电器、苍南的假商标、永嘉的假广告……永嘉县瓯北一个小镇，那几年因假冒伪劣问题竟被各地媒体“曝光”达5000多次，可谓家喻户晓。温州货真正成了假冒伪劣的同义词。
　　日，国务院总理朱?基前往山西太原市太原商贸城考察。当陪同人员告之商贸城内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是由温州人办的，刚跨出车门的朱总理脱口而出：“温州的假冒伪劣商品很出名。”
　　朱总理向众人讲述了一段不堪回首的插曲。
　　几年前，朱镕基率团访问日本。在隆重的国宴上，随同的一位中方高级官员因喝了点啤酒，肚子一胀，皮带啪的一声撑断了。一看产地，上面赫然印着“浙江温州”。好在主人没曾留意，但那位官员已惊出一身冷汗。
丢人真是丢到家了。
　　很长时间，假冒伪劣这顶帽子一直是温州人心中的痛。当然，每每谈及此，他们的目光就左右躲闪，声调都会降低大半截。
　　当然，也有不服气的。温州海螺工业集团的总经理邵奇星就是其中一位。
　　199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考察温州。这位死不认输的温州人曾同李瑞环围绕伪劣皮鞋问题有过一番“经典探讨”。 那天，李瑞环来到海螺集团。在样品室，他拿起一双皮鞋里里外外摁摁、拧拧：“我这次是带着一个怎么看温州皮鞋质量的疑问来的。现在外面有两种观点，有的说温州皮鞋穿半年就坏，是坑人。也有的说温州皮鞋价格便宜，更新换代快，坏了就买新的。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邵奇星应声答道：“作为产品，质量当然要保证。但这里有一个价格和价值对等的问题。温州皮鞋才20来元一双，如果上海皮鞋也是这个价格，会不会也做出像温州这样的皮鞋？温州皮鞋本身价格比较低，至于中间商拿到北京卖六七十元一双，那是另一回事了。” 邵奇星的这番话，并非他的发明。在温州，这套逻辑十分深入人心，并成为他们生产低价低质产品的“理论支柱”。
　　1990年，我们在温州采访，见到街上有2元钱一条的“金利来真皮皮带”出售，不由得大惊。拿在手上翻来覆去看，竟看不太出破绽。那摊贩倒实在，朗声说：“别看了，马粪纸做的。买一条回去，有大场面时系系。花2元钱撑足面子，划算不？”
　　我们追问：“但是如果有人拿这2元钱的皮带到别处卖20元呢？”
　　摊贩睨视着我们，一笑：“那是他们的本事。”
　　言归正传，当时，李瑞环听邵奇星讲完，沉吟片刻：“对对，我听懂你的意思了。”
　　邵奇星接着阐述他的“理论”：“这种20多元的鞋，我如果半年穿坏一双，一年穿两双，也只四五十元，花的钱同外头那种60多元一双能穿一年的差不多。而我这样就可以穿两种款式了。问题是北方人拿过去卖到70元，那消费者当然会认为应该穿一年?。”
　　“假的就是假的，所以便宜。”
　　“假的当做真的卖，那是售假；假的只作假的卖，那就没错。”
　　一些温州人的逻辑似乎很正确，很理直气壮。
　　尽管邵奇星的“价格价值对等论”颇能够自圆其说，并道出了一定的事实。但是，这肯定不是事实的全部，也绝对无法使温州的假冒伪劣摇身一变成为真货。
　　我们在温州耳闻目睹的更多的事实是，在这片市场经济的海洋里率先跃跃欲试、大展身手的弄潮儿绝大部分是刚刚洗脚离田的农民。对他们来说，浓厚的法制意识暂时只能是一种奢望。同时，他们有一股被压抑已久的难以遏止的富裕冲动。要快速致富离不开资本。生产低劣产品甚至造假，往往是他们最容易想到、最可能实施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捷径。
　　在一些地方，在一定时候，假冒伪劣成为市场经济绿树最初萌发时形影相伴的养料。这是我们想极力回避却难以回避的现实。
　　超越规律，很多时候只能是美好的愿望。
　　初级阶段不完善，发展过程很难堪，负面效应总难免，问题就在怎么看，关键在于怎么干。当时担任温州市委书记的张友余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如祥林嫂一般向一批批参观者和传媒反反复复解释自己对假冒伪劣的基本态度。
　　当然，光解释是不够的。
　　1993年，温州市委、市政府觉得是做点什么的时候了。他们在全国最先树起了以“质量立市”为支点的“二次创业”的大旗，次年又制定了全国第一部有关质量立市的地方性法规。
　　沉疴用猛药。温州对假冒伪劣实行了严厉的“釜底抽薪”：各级政府所辖行政区域内如果出现面大量广的质量问题，将追究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三个层次主要负责人的共同责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被查获者，一次重罚，再次则逐出“业主”队伍，只准打工，不准在温州注册任何企业。
　　有一大堆资料足以证明严厉打击后的成效：
　　目前，温州鞋革行业总产值已达300亿元，“康奈”“东艺”两个皮鞋品牌入选中国驰名商标。温州市工商局称，现在最让他们挠头的工作之一，是如何查处越来越多的外地侵权者。因为，随着产品质量的稳步提高，不少温州皮鞋已开始从假冒变成了被假冒。于是，日，还是在杭州，又燃起了一把熊熊大火。和12年前不同的是，这次烧的是2000双外地假冒温州品牌的皮鞋。
　　继1999年任达华出任“报喜鸟”形象大使后，张柏芝、梁家辉、钟镇涛、周华健、温兆伦、黄日华等加盟温州服饰企业的港台演艺界靓女俊男差不多有一个排。他们甚至还请来了世界十个最漂亮的女人之一、冷艳绝伦的名模克劳蒂亚·希弗。2000年，全市服装行业产值超过200亿元，达到国家优等标准的企业35家，通过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的企业10家，均为全国之最。无论产量、质量、品牌，温州服装业已经与大连、宁波呈三足鼎立。
　　有机构粗略统计，温州企业在中央电视台的年度广告投放已逼近1个亿，涉及服装、鞋革、奶制品、电器等多个产业，品牌战略渐露峥嵘。人称“温州军团‘轰炸’CCTV”。
　　温州人从来不是喜欢被教育的一群。假冒伪劣在温州的退潮，与其说是政府良苦用心结出的善果，毋宁看做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这又一次是规律使然。
　　十多年过去了，假冒伪劣的“坏小孩”长大成人。但他好像还是开心不起来。
　　细心的媒体注意到，至今，许多质量无可挑剔的温州品牌甚至全国著名品牌，虽然已经红透半边天，却硬要打着“上海制造”“香港制造”，就是不敢堂堂正正地亮出“温州制造”。
　　在日《实话实说》节目中亮相的温州“皮鞋佬”的代表是王振滔，地处温州永嘉县的中国真皮鞋王“奥康”鞋业的老板。和别人相比，他是实在人，他在自己产品包装盒上打上的产地是“浙江永嘉”。 崔永元可不依不饶：“为什么不写上温州永嘉呢？是欺负我们不知道永嘉在温州吧？”
　　真是苦命的人。明明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却管别人叫“爹”，明明是自己的优质产品，别人用了却不知晓、不领情。温州假冒伪劣的“帽子”始终难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对温州老板们欲言又止的尴尬心态，参加该期《实话实说》对话的原中国消费者协会主席武高汉概括了两句话：一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二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温州不得不为自己当年的放纵付出长久的代价。”武高汉说，“知耻而后勇者只有不惧怕面对过去，才能真正有信心面对未来。”
　　当温州人仍在为如何彻底走出假冒伪劣的阴影而苦恼时，他们突然发现，自己身边聚起了一群有假冒伪劣之嫌的“难兄难弟”。
　　这些“难兄难弟”往往来自相对不发达地区。
　　中原大省河南似乎是这些相对不发达地区的“形象大使”。
　　今天的河南看起来和当年的温州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巩义市假电线泛滥案尚未冷却，2000年，一篇篇有关河南假冒伪劣严重问题的报道，又纷纷占据各地媒体的头版头条：
　　11月26日，尉氏县棉花造假大案被揭露。仅一个乡供销社加工厂销售假棉花就达240吨，涉案金额273?5万元。
　　 12月1日，广州市截获一批掺有矿物油的大米。经查，有毒大米来自河南原阳大米市场。其中46吨已售出，致使多人中毒。
　　这两起河南“假棉花、毒大米”案，被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北京15家新闻媒体评选为“2000年中国十大新闻”之一。
　　不仅商品是假的。
　　同年10月30日，新华网披露：“原本是河南商界学习典型的郑州百文股份有限公司因做假账虚假赢利，已濒临关门歇业。亏损超过15亿元，拖欠银行债务高达25亿元。2000多名员工生活难以为继。” ……
　　以致有人戏言：温州人是河南人假冒伪劣的“师傅”。
　　的确，这个“徒弟”的经济发展差不多滞后于“师傅”十多年。因此，也差不多正在重复十多年前那场强烈致富涌动下的“市场经济综合征”。
　　不同的是，河南假冒伪劣人文意识的根基更深，非经济性的情结更浓。
　　这种意识和情结是有渊源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1958年，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出在河南信阳地区遂平县，名为“?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该公社亩产仅一二百公斤的麦田被吹成1600公斤，全国性浮夸风由此而起。
　　不久，大炼钢铁再成时尚，河南商城县又一次率先号称日产钢铁6000吨。国务院冶金部还在商城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全国大炼钢铁现场会。
　　有鉴于此，许多人对根治河南假冒伪劣现象的前景更感忧虑。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经历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那么，假冒伪劣将伴随我们几代人恐怕就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了。
主题帖子积分
举人, 积分 616, 距离下一级还需 84 积分
举人, 积分 616, 距离下一级还需 84 积分
站在温州的大街上，你会得出这样几点深刻的印象：
　　茫茫人流中，目光游离者不多，形态倦怠者不多，无所事事者不多。
　　他们精力旺盛，活力四溢，脚步坚定且节奏很快。在你面前一晃就穿梭而过。
　　有传媒在报道中作了一个横向比较，温州人走路的频率基本上要比北京人快一拍，比上海人快半拍。
这是一座富有动感的城市，这是一群充满生命张力的人。他们日夜忙碌，就像一池永远活泼泼的海鲜大虾。
　　一位来自北方的观察细致的作家在目睹了温州街头即景后进一步得出结论：
　　温州大街小巷，穿着时尚、美艳可人的女子如云，堪称“温州街头丽人行”。 他在自己的一篇《南行记》中有根有据地考证说，另一座开放城市深圳，满街靓女毫无疑问大多是外来者。无论是令人羡慕的白领还是傍了富人成“小蜜”，她们往往是因为美丽而变得有钱。
　　在温州，街头的漂亮女子则差不多都来自本乡本土。她们有能力注重打扮并因此神采飞扬，缘于她们的家人用双手创下了一份可观的家业，或她们自己就是经商办厂的巾帼女杰。可以这么说，她们是因为有活力而变得有钱，然后，因为有活力、有钱而变得美丽。
　　这位言之凿凿的作家的“美女理论”是否真像那么回事我们姑且不谈。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温州人因为他们的鲜活，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舞台上抢尽先机，大大地露了一手。 温州人善于经商办厂是出了名的，以致被赞誉为“中国的犹太部落”。他们的这一禀性既有传统渊源，更多的是迫于生存的必然选择。
　　温州背山面海，历代战乱的大批难民纷纷南迁于此，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十分突出，人均耕地仅三分。土地难以养生，就只能远走他乡，在农业之外的工商业求活路。早在一两个世纪以前，成千上万的温州手工艺人和小商贩就背着黄杨木雕、石雕、瓯绣从故乡出发，跋山涉水、漂洋过海，一直到地中海沿岸的欧洲以及世界各地艰难谋生。这一点，与痛失家园的犹太人颇有相似之处。 饱受磨难、浪迹天涯，培育了温州人不安分、不守旧，“敢为天下先”的闯荡精神。
　　温州人的大胆有时只能用让人“瞠目结舌”来形容。关于这一点，无数媒体作过极充分的报道：
　　来自苍南县商标之乡金乡镇27岁的个体户王均瑶，承包了温州飞往全国各地的28条航线，开中国农民“胆大包天”的先河。
　　原永嘉县上塘镇镇委书记叶康松，年近不惑弃官下海，飞往大洋彼岸的美国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农业跨国公司。他不懂英文，口袋里揣着一叠小卡片，正面是汉语，背面是英语。在异国他乡，他逢人就掏出来一个劲比划。
在西安做了多年服装批发生意的温州文成县女子王月香筹资3600万元，跑到陕北延安地区承包开发30口油井。她成功了，而她的丈夫因疲劳过度，永远倒在了黄土高坡。
　　江泽民总书记对温州人有过一段中肯的评价：
　　“世界的人都知道温州人会做生意，沿海靠山赋予他们这种开放的精神，冒险的精神。最主要的是温州人能吃苦。”
　　当然，任何一位成功的商人都清楚，能吃苦只算是“入门必修课”，没有足够的机敏，在生意场上终将一事无成。
　　有好事者推论说，能吃苦的温州人头脑天然灵光，这与他们和大海为邻、喜食鱼虾有关。事实上，温州人在商战中的机敏，恰恰源于他们为求生存而永不停息的创业冲动。 温州的朋友向我们详细描述了一位机敏的温州商人和一份购销合同签约的全过程。
　　东北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循着广告，来温州找到了生产鞋革机械的张老板。在厂里一看货，东西不错，价格却比心理价位高出一大截。
　　照例又是一番寸土必争的讨价还价。你来我往4天后，张老板死咬210万元不肯再松口，双方尚有20万元的落差，眼看这笔生意要“黄”。
　　当晚，张老板死拉硬拽把东北客商“请”进酒楼，说：“生意不在缘分在。” 一桌丰盛的海鲜大餐。
　　东北客商酒酣耳热。只可惜肠胃不争气，后半夜连跑了4趟卫生间。再然后，就躺在了医院。
　　接下去的一幕是戏剧性的。
　　张老板捧着鲜花，三步并作两步奔到病床前，捶胸顿足：“是我害了兄弟啊！”他的眼角开始湿润。
　　张太太也准时出马，连着几天穿梭般送来人参鸡煲。
　　东北客商心中热浪滚滚，紧紧握住张老板的手：“大哥，都这份上了，钱算什么。210万，就这么着了。”
　　这位温州朋友在眉飞色舞地述说中几次强调，这顿海鲜大餐是“刻意安排”的，此后的进展是“预料之中”的。 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借题发挥、添油加醋，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样的商海片断，哈佛的MBA教案里也是无处查寻的。
　　在《走遍天下的温州人》一文中，作者李庆鹏提供了这样一段背景：
　　“中国历史悠久，中国人的头脑也不比任何民族差，只可惜中国人向来不重视数字。比如中国古代常常以三、六、九代表多数，古籍中的许多数字都以大约、左右等模糊不清的概念来描述。
　　“温州就不同。这地方容易出两种人。第一种自然是商人；另一种是数学家。温州素有‘数学家之乡’的美誉，姜立夫、苏步青、李锐夫三位当代数学界泰斗均出生于温州。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谷超豪、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陆善镇、西安交大的徐桂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杨政道等也都是名扬海内外的温州籍数学家。商人和数学家这两种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工于计算。”
　　许多人都知道温州人会算计。但他们很少注意到温州人不仅擅长于算数字账，还十分懂政治。
　　有关机构前不久曾在温州企业经营者中作了一次“温州老板与政治”的抽样调查。结果，有91％的被调查者表示“关心政治或非常关心政治”。
　　十多年来，温州人的确当怕了“政治被告”。但温州人深知，政治往往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和财富。
　　温州商人坚信，没人的地方，水草最为丰美，回报最为丰厚。这个规律显然适用于开采政治矿藏。
　　温州人的成功尝试始于1977年。
　　这一年，中国恢复高考。这是文化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标志性事件。温州苍南县的金乡人却另有盘算：全国上百所大学招收新生，每所学校少则数百，多则几千，一下子需要多少校徽啊，这里面又该有多少利润啊！
临近开学，大学校长们的办公室门口几乎都遭遇了同样的场面：一个乃至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金乡人鱼贯而入，胸前勋章般挂满了待价而沽的各式校徽。
　　据说，当年，金乡一个镇的校徽销售额就达100多万元，占了全国总量的50％。
　　小平逝世、香港回归、江泽民访美……大胆的金乡人甚至把订制纪念章的业务信直接寄到了中央办公厅和外交部。
　　放肆的金乡人在政治的钢丝绳上飞走如燕，一个年产值近十亿元的中国徽章商标第一城也在那片土地崛起。
还有玩得更绝的。
　　一次，温州人范鸣强携妻儿到北京旅游。徜徉在宽阔的天安门广场，范鸣强感慨万千，神思遐想。
　　突然，他来了灵感：为什么不能在天安门城楼开一家“马列书店”，店内以红黄“国旗色”为主色调，高处悬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画像，所售图书均为伟人著作。在这个万众景仰的地方，还怕没有销路？ 得知这个想法的朋友没有不笑他“太痴狂”的：“你就等着吃红灯吧。”
　　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00周年。范鸣强觉得是时候了。他神色肃穆地叩开了天安门城楼管理处的大门。
　结果是在范鸣强预料之中，许多人预料之外。
　　天安门城楼管理处当即拍板同意。为了表示对这块“红色阵地”的支持，还破例对这家书店免收分文租金。
用“天方夜谭”来形容温州人的创业故事往往并不为过。在本章节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很愿意再费点笔墨说说“克林顿事件”，这是集温州人的精明、大胆和灵敏的政治嗅觉于一身的最新商战版本。
　　2000年7月，国内几大著名网站的首页上纷纷亮出了一条颇具轰动性的新闻：
　　中国温州某企业向白宫发出一封E_mail，开价200万美元邀请克林顿总统在卸任后担任该公司的“形象大使”。
　　有消息说，美国主流媒体也迅速转发了这一新闻。毕竟，大选在即，政治炮弹十分稀缺。
　　这里提及的某企业正是组建没几年以西服为主导产品的温州法派服饰有限公司。
　　以下是电子邮件的全文。
　　尊敬的克林顿总统：
　　我们是用“真诚”和“敬意”给您写信。这封信凝聚了数千名法派员工的心愿和梦想。
　　我们给您写信，就是希望您卸任后做我们的“形象代言人”。我们公司的情况在此信中就不一一赘述。总之，“法派”企业是一个勃勃生机，不断向世界靠拢的中国服饰企业。
　　而您——一定对“中国”这个东方国家留下深刻印象吧。前些年您到过中国的西安、桂林，我们的一位员工曾亲眼目睹过您的容颜。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通过媒体关注您。
　　我们“法派”是把最精致的服饰奉献给热爱生活、追求卓越的人们。而您的气质、风度及丰富的人生内涵不正是我们寻找的最佳选择？
　　我们欲高薪聘请您担任法派的“形象代言人”，我们是极其真诚地对您发出邀请。望我们的愿望能实现。
　　再一次对您致以崇高的敬意！
　　法派服饰有限公司　　
　　日　　
　　几乎所有的同行都认为，即使用脚趾头想想就可以断定这“纯属炒作”，是一个“国际玩笑”。
　　此后，沉寂了大半年，许多人差不多已经淡忘。
　　然而，2001年3月，法派公司意外地接到了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的电子函件，明确表示已是自由身的夫君克林顿愿意认真考虑“法派”的邀请，并期待与公司方面就此事进一步洽谈面议。
　　克林顿真的会为温州服装吆喝吗？
　　法派公司的有关负责人表示了谨慎的乐观：
　　“为什么不呢？克林顿缺钱，为了莱温斯基的官司，前总统共欠下1100万美元的律师费，至今还有500万没买单。想当年，‘伟哥’正式上市时，克林顿曾半开玩笑说自己要给‘伟哥’做广告。法派是没有辉瑞（伟哥生产商）钱多，但总比‘蓝色小药丸’多点品位吧？”
　　这就是温州人。没有什么他们不敢想的，没有什么他们做不到的。
主题帖子积分
举人, 积分 616, 距离下一级还需 84 积分
举人, 积分 616, 距离下一级还需 84 积分
--------------------------------------------------------------------------------
　　档案一
　　温州新民谚
　　·50年代是前线（与台湾相隔不远，地处战争前线）；
　　·60年代是火线（“文化大革命”时期武斗不断，炮火连天）；
　　·70年代是短线（粉碎“四人帮”后又成经济建设短线）；
　　·80年代才奔上起跑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走上致富路）。
　　说温州“糟得很”：
　　·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贷款，永嘉单干，市区到处摆小摊，温州资本主义在泛滥。
　　·黑（走私）；
　　·白（漫山遍野建椅子坟使青山白化）；
　　·黄（淫秽书刊录像无所不在）；
　　·假（假冒伪劣商品多）；
　　·骗（诈骗行为屡禁难止）。
　　·十万购销大军=十万细菌
　　·温州=瘟州
　　说温州“好得很”：
　　·十万元是贫困户，百万元才起步，千万元才算富。
　　·看乡镇企业到苏南，看家庭工业到浙南。
　　·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
　　说“温州经验”：
　　·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
　　·多种成分一起上，多个轮子一起转，不惟成分看实践，不抠比例看发展。
　　·三天一小样，七天成批量。天天有新样，家家不一样。
　　说“温州人精神”：
　　·头发都是空心的，里面藏着智慧。
　　·跑千山万水，说千言万语，想千方百计，尝千辛万苦，挣千金万银。
　　·有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
　　·不找市长找市场，不说下岗言转岗。
　　档案二
　　寻根叶适——800年前的温州“摇滚”
　　一位有声望的经济学家从京城风尘仆仆赶到温州，放言要写一本精辟剖析温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宏篇巨作。
　　半个月后，老先生离开这片土地的时候，对温州人和林林总总的温州经济现象只丢下意味深长的寥寥四个字：浑然天成。
　　他进一步解释称，温州人的价值理念及所谓经济模式的选择，与其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的给予和再造，不如说是本原性发展冲动的天然释放，是一种渊源的自由流向。 既然是渊源，我们就有必要从社会历史“基因图谱”的角度作一番探寻。
　　一不小心，我们来到了800年前。
　　宋代，中国大儒家学说的浩浩军阵中斜杀出一彪革新派——永嘉学派，在当时与朱熹道学、陆九渊心学成鼎足之势。
　　永嘉学派起于北宋的周行己，此后还有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等，集大成于南宋的叶适。他们都是永嘉（历史上温州的别称）人，故称永嘉之学。
　　叶适（公元年），字正则，定居于永嘉城南水心村（今温州鹿城区水心街道），世称水心先生。叶适理论体系中最为后人侧目的是提倡功利之学，讲究经世致用：“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叶适：《习学纪言序目·汉书三》）。他提出不应“以义抑利”，而应“以利和义”，主张“以利与人……故道义光明”。这与千年以来早已深入中国人骨髓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及“谋道不谋食”的正统儒学大相径庭。
　　能让我们找到兴奋点的叶适经济思想还有：
　　一、 反对崇本（农业）抑末（工商业）。更确切地说，并不是反对崇本，只是反对为崇本而抑末，主张把国力的培育建立在繁荣工商业的基础上：“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 二、 在经济发展上，反对重官（政府）抑私（民营），国家不应对经济生活作过多的限制性干预，主张实行比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他认为“使民自养于中”，就能“法简而易周，力少而用博”。私营工商业应该拥有“开阖、轻重之权”以“自利”，政府切不可与民相争，“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
　　商品经济气息浓郁的永嘉事功学派在温州、在那个时代的异军突起，是极自然的事。
　　宋代正值温州发展的兴盛期，民族资本主义小荷初露。北宋咸平二年，温州、杭州、明州（今宁波）相继被朝廷辟为对外贸易口岸。温州的水稻、柑橘、蚕桑以及陶瓷、造纸、漆器、皮革、刺绣、绫、绢、绸在全国皆有一席之地，尤其是造船业竟名列全国之首。宋哲宗年间，温州每年造船600艘，且多为运粮船、出海使船、官家游览船等大型船只，可见气势之大。
　　南宋小朝廷仓皇迁都杭州，大批能工巧匠随之而来，温州更空前繁荣，以“其货纤靡，其人善贾”而闻名。当时温州设立了“市舶司”，专管海外贸易事项，与高丽（朝鲜）、日本、真腊（柬埔寨）都有商船往来。外国使节和商人熙熙攘攘，在“待贤驿”和“来远驿”里出没，官办的“八仙楼”日日夜宴各方宾朋。仅酒税一项，温州年征收额就达五万贯以上。 对永嘉学派的领军人物叶适，温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蔡克骄作了这样的圈点：
　　叶适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属于儒学，是主流派。但在主流里面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尤其是他的经济思想有强烈的反传统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异端。
　　蔡克骄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就当时而言，朱熹的道学是阳春白雪的美声，那叶适的事功学派不过是“北京”的地下音乐，比如摇滚。不登大雅之堂的摇滚必然是反叛的，边缘的，恰如在改革开放前十多年，难以被“正经人”理解的温州的反叛性和边缘性一样。
　　“自由中有那么点野，却充满生命的张力。这就是八百年前的叶适，和叶适之后八百年的温州。”蔡克骄说。
　　很令我们感到几分惊诧的是，叶适这位温州经济理论劳苦功高的开山鼻祖，至今也只能算是当地学术界的圈中人物，温州普通人好像没太给他面子，知之者少之又少。
　　骊谷服饰公司是温州服装界气势如虹的黑马，年轻的公司董事长钱维对叶适的看法颇具代表性：“知道叶适是蛮早的，小时候去海坦山玩，那上面就有个叶适墓。长大后做服装，倒确实没多想过叶适什么的。搞企业有一套自然的客观规律，没必要去深挖玄而又玄的思想理论依据。”
　　温州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对此也有自己独到的理解。
　　他认为，叶适的思想无疑是温州人精神的源头，是根。但叶适是先贤，不是先知，他的经济理论是对那个时代的经济发展实践富有洞察力的总结，而不是领跑。
　　“开个玩笑，如果叶适今天到温州大会堂作学术报告，门票恐怕也只能卖到5元一张。”作为温州人，洪振宁对家乡父老有真切的认知。
　　“温州人就是这样，不喜欢把哪怕是流淌在自己血脉里的理论思想当作供品一样摆上祭坛，凡事都把它拿出来比照一番、掐算一番，那样只能是教条和僵化。实际上，叶适的经济思想在温州人中间就像一把盐撒到水里，溶化了，但总有那么的一点儿咸味。”
　　洪振宁说：“恰恰如此，理论才是最鲜活的。”
主题帖子积分
举人, 积分 616, 距离下一级还需 84 积分
举人, 积分 616, 距离下一级还需 84 积分
学者眼里的温州
　　费孝通——小商品，大市场
　　温州地区的历史传统是“八仙过海”，是石刻、竹编、弹花、箍桶、缝纫、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的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乡，养家立业。
　　这次我在永嘉桥头镇遇到的生意郎，勾起了我对半个世纪前的一段往事的回忆。那是1937年的夏天，我从伦敦到柏林去和我的哥哥一起度假。一天，有人敲我们的房门，打开一看是一位拎着手提箱的中国人。异国遇乡人自然是大喜过望，可我们彼此的方言不同，话语不通。只见他极有礼貌地鞠了个躬，然后打开手提箱，一看里面都是一些日用小百货，看来他是请我们买东西的。他走后，哥哥对我说：“在柏林、巴黎等欧洲大陆的不少城市中，这样的小生意人数以万计。他们大多来自温州、青田一带。起初他们背着青田石漂洋过海，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做石刻手艺。待到石头用完了，就转而做小买卖。这些人靠着挨家挨户地送货上门和彬彬有礼的优良服务态度，经商赚钱。”1938年我回国时，打听到法国马赛有一些往返中国的轮船，有为欧洲华侨专设的低价统舱，我就买了这种船票。在统舱里我结识了一些语言相通的朋友，了解到他们千辛万苦的经历，可是从他们的脸上却看不出有丝毫痛苦的痕迹。
　　这样的历史传统，推动了今天温州农村经济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的格局的形成。
　　从这一特点看去，“温州模式”就超出了区域范围，而在全国范围带有普遍意义。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农村的商品生产迅速发展。商品生产本身就要求有相应的流通服务，在原来的体制下过于单一的渠道已远远不能适应农村商品生产的需要。由于这种流通渠道与生产脱节，这就迫使温州的农民自己行动起来组织流通网络。他们依靠自己传统的才能和遍及全国的手艺人，通过自己组织起来的这种流通网络，形成了面向全国的大市场，为流通体制的改革创造了新鲜经验，为从根本上解决买难卖难问题树立了一个标本。所以我认为“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倒不在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
　　钟朋荣——向温州人学什么？
　　中国有句俗话，“大活人不能被尿憋死”。然而，在我国由于思想禁锢比较严重，活人被尿憋死的事时有发生。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温州人可不这么做。温州人是否干某件事情，既不看伟人讲了没有，也不看别人做过没有，只是看实践中需要不需要，实践中能不能做得通。只要实践中需要的而且又能做通的，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地去做。农民手里有钱却没有城镇户口，进不了城，他们就集资建一个农民城；城里的国营商场不卖温州产品，他们就把国有商场的柜台租下来自己卖，在全国一下子就租了5万个；从外地回温州没有航班，他们就包飞机，自己开辟航线；国家银行不给贷款，他们就创办信用社、基金会，发展民间金融，实行浮动利率，自己给自己找资金；分散的家庭经济规模，而且被斥之为私有制的样板，他们就创造了股份合作制，既解决规模小的问题，又戴上了公有制的帽子。
　　可见，在温州的经济模式之后，隐藏着一个更重要的“模式”，即温州人的思维无模式。这个思维的特点是：不是从教条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不管什么事情，不管你旁人怎么讲，我都要试试看。试不成拉倒，试成了就要千方百计地坚持下去。同时，在温州人思维中，没有“等、靠、要”这一说。
最近几年，全国到温州学习取经的人不少。但人们似乎比较注重温州改革发展经济的具体措施和方法。我在前面也介绍了温州发展经济的一些方法，如“一乡一品”的产业模式、百万游商走遍全国的市场开发模式等等。然而，温州模式的核心或精髓，是温州人的精神。
　　“爱拼才会赢”，这是一首流行歌曲。这首歌曲描述了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人们共同的思维特征，而这一特征在温州人那里显得更加突出。 温州人精神可以概括为：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新精神。向温州学习，关键是要学习温州人的这种精神。在温州，正是由于有这种思维，才有一系列的创新，才有温州模式和温州的经济奇迹。可以说，温州的经济模式是温州人思维的产物。
　　杜润生——一个自发的秩序
　　温州经济，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
　　过去，社会上有两种主张：一种认为可以设计一个改造社会的蓝图。未来社会生产和分配是什么样子，文化是什么样子，政治组织是什么样子，人们的工作、生活、学习是什么样子，在蓝图中都可以设计得非常具体。持这种主张并作过这样设计的，不少人是一些伟大的学者。另一种主张认为，对于社会发展指出大方向和基本规律是可能的，但不应搞很具体的设计蓝图，而任由群众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合力增加社会福利，形成自发扩张秩序。历史证明，在社会发展领域，蓝图和实际往往会有很大的距离。预先设计得越具体，越难以符合实际，最终陷于空想。比如说，过去曾有过空想的社会主义，并没有成功，结果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代替，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尽管如此，社会主义事业毕竟还是在实践当中，人们受信息供给的限制，总难免犯理想主义式错误。比如说，我们曾要求全社会清一色的公有制和惟一的按劳分配形式并存，不容有其他的所有制和分配形式并存，这种设计至少是不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结果在实行了20年后，不得不进行改革。
　　历史表明，在自发秩序下，出现先行者的实践样板，产生诱导作用，通过相互博弈，不断扩张完善，形成新的体制、新的制度，这正是一般性规律。
　　温州经济就是一个实证。在本世纪50年代，永嘉县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得到中共永嘉县委的支持，温州地区千余村庄群起仿效。不料遭遇挫折，一度被打了下去，永嘉县委几位领导人都受了处分。但是温州人并不从此甘心，他们继续走永嘉县的道路，包产到户，几起几落，还把这种自发机制引到城市里面去，另辟蹊径。 浙江土地太少，人口太多。温州人从明清两代起就到外地经营，有的还出海渡洋，到外国去创业。新中国成立以后外出受到限制，他们只能就地在农业以外寻找就业机会。从此开始搞小商品生产，如服装、鞋帽、低压电器、眼镜、商标牌等。“小商品，大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主体。改革开放以后，实现了市场取向，家庭经营的个体经济私人企业因而获得大发展，结果形成了一个中小企业大群体。论其特色，它是一种高于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自发的、扩张的经济秩序。这个秩序从永嘉的农业开始，发展到温州全境，从温州、台州，一直扩展到全省，使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变成经济大省。现在浙江与广东并驾齐驱，国内生产总值达7000多亿元。
　　温州能有今天，我以为最值得注意的一条是，当地政府职能简化。政府对微观经济及其日常经营，始终不去直接干预，而把主要精力都用来改善宏观环境，搞好建设规划，制定游戏规则，依法实行社会监督，兴办公益事业，提供公共服务，完善税收制度，充实财政实力，搞好基础建设等方面。从前看到的那种荒凉、脏乱的景象已不复见。现在道路宽敞，市面干净、卫生，交通发达，电力供应、电信服务良好。这就实现了中央说的，真正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 中共浙江省委明确地提出了“三个放手”：放手发展市场经济，放手发展多种经营，放手发展比较优势。“三个放手”从宏观政策高度，肯定了自发的发展秩序，使之成为全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取向。现在大家都已看到浙江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同那里的个人经济收益协调均衡发展的新格局。可谓市场繁荣，社会稳定，前景广阔。
　　吴敬琏——民间力量的成长有利于改革
　　1998年，在全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从温州考察回来，写了一封信给朱?基总理，提出应当搞活民营中小企业。朱总理加了表示肯定的按语。一时间，学习温州发展中小企业成为风尚。
　　之后，国家经委主任曾培炎也到温州，沿着我去过的企业看了一圈。调查回来称“去晚了”“吓了一跳”“想不到”。过后不久，国家经委出台取消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政策。启动这一政策期间，全国还在“保八”，而当年上半年温州工业增长12％，这样的速度是令人惊讶的。
　　温州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是有竞争力的。温州让我得出结论：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具有很强活力的中小企业群，只要我们采取措施，支持它们的发展并积极加以引导，很快就会在全国形成一些或大或小的“增长极”。他们的投资和扩张活动所创造的需求，将拉动自身生产的进一步扩张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复苏，从而形成供给与需求相互拉动的良性循环局面。这样，国民经济这盘棋就能全局皆活。这正是我们要努力争取达到的。 全国每年有500万到1000万下岗工人，温州没有下岗人员。为什么？中小企业吸收了。温州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中小企业，是吸收消化劳动力的好途径。
　　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也希望各地能像温州那样，中小企业家和其他民间力量能够成长起来。如果他们成长起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一个有利于大众的改革。
主题帖子积分
举人, 积分 616, 距离下一级还需 84 积分
举人, 积分 616, 距离下一级还需 84 积分
在中国，不懂得政治，就难以成为一流的企业家；不懂得政治，就意味着危机四伏。
　　　　　　　　　　　　　　　　　　　　　　　　　　　　　　　　　　　　——题　记
　　　　　　　　　　　　　　　　　商人决战岂止在商场
　　柳市，最初是和造假一起出名的。
　　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雁荡山脉南麓的小镇就春江水暖。仿佛一夜之间，大小2300多家低压电器企业横空出世，丁丁当当的敲打声响作一片。
　　你随处可见这样的场面：
　　刚刚放下锄头把的庄稼汉们正在一台台斑驳陆离的机床边，把从全国各地国有企业收购来的废旧交流接触器肢解，用砂纸和鞋油将之擦得锃亮；
　　河边的埠头上挤满了一群群村妇，他们清洗着一筐筐电器，然后在河滩空地晒地瓜干似地晾开成片的电器零件；
　　炉火彤红的锅灶旁，老眼昏花的太婆们一面煮饭，一面慢悠悠地摇着漆包线。
　　市场混沌初开，欲望掺和着丑恶泥沙俱下。
　　——为了暴利，以稻糠换下熔断器的石英砂；以白铜甚至是铁片代替白银充当继电器触头。
　　——明明是柳市产品，却标北京、上海。
　　——国家规定低压电器必须凭许可证生产，而当地大批企业中，有证企业不到1％，有证产品不到0?1％。经多次检测，无证的产品全部不合格。
　　1989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在一份《打击伪劣低压电器活动的总结报告》中愤怒地写道：“这次全国共检查了近7000个经销单位，查出的伪劣低压电器产品超过170万件（台），价值3000多万元……各地在检查中发现，大多数伪劣低压电器，来源于浙江温州地区，特别是温州乐清县的柳市镇。”
　　在各地媒体上，小小柳市的曝光率越来越高。
　　黑龙江鸡西煤矿由于柳市产劣质电器漏电，引发严重的瓦斯爆炸，多人死伤；
　　新疆巴自治州工模具厂，因柳市产空气开关起火，一名电工烧伤致残；
　　河南某钢铁公司建成剪彩时，一包钢水正要倾倒却突然卡壳，上百万元的产品全部报废。一查，还是柳市假冒伪劣低压电器惹的祸。
　　县市政府脸上挂不住了，省委领导坐不住了，中南海震怒了。1990年，国务院办公厅史无前例地为柳市一个镇“单独发文”——《关于温州乐清县生产和销售无证伪劣产品的调查情况及处理建议的通知》。国家七部委、省市县三级政府联合组织了近200人的工作组、督查队开进柳市，进行了长达5个月的治理整顿。
　　公开的报道披露说，全镇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部全部关闭，1544家家庭生产工业户歇业，359个旧货经营执照被吊销。po.lice部门立案17起，涉及18人，检察院立案26起，涉及34人，工商部门立案144起。
　　此后，严厉的打假运动从未停息。柳市人的感觉是一年一小打，三年一大打。
风云激荡，大浪淘沙。打假打出了新柳市。
　　今天的柳市已成为温州经济名副其实的“第一强镇”。全镇有220多家企业通过了ISO9000系列质量认证，通过美国UL、欧共体CE等认证200余个，在全国同行业中独一无二。2000年，柳市低压电器总产值超过100亿元，占全国的半壁江山，把名噪一时的京津沪、佛山、遵义等六大基地硬是比了下去。年出口创汇3亿美元，居全国之首，在国际市场也稳稳地占据了公认的一席之地。
　　如此庞大的经济总量聚集于弹丸之地，800多家同一生产领域的企业、42家同一生产领域的大型企业集团林立于同一个小镇。极自然地，竞争在家门口拉开，惨烈的商战烽烟四起。
　　柳市的商战兵阵大体上经历了这样三个特征清晰的阶段：
　　——1978年至1990年，“农民起义”，揭竿而起。筹三五千元，聚三五个亲戚朋友，无数低压电器家庭专业户各立山头，八仙过海。
　　——1990年至1995年，春秋战国，纷争天下。一批实力不相上下的优秀企业日渐浮出水面，悄悄地却是紧锣密鼓地调整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兼并控股，招兵买马，为日后的大决战磨刀霍霍。
　　——1995年至今，楚汉争霸，风沙漫卷。
　　南存辉旗下的民营股份制企业正泰集团公司现有员工7300人，总资产8亿元，2000年产值42亿元，在全国各地开设500家加盟专卖店，在美国“硅谷”拥有自己的科研开发机构。综合实力居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第7位，缴税额第3位。
　　胡成中创办的德力西集团拥有员工6000名，企业资产11亿元，2000年产值40亿元，在大江南北密布600多家营销公司。综合实力跻身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第9位。
　　1999年，正泰、德力西分获全国低压电器行业目前仅有的两块“中国驰名商标”，创下了国内在同一镇、同一生产领域两个驰名商标比肩而立的先河。
　　有必要交代的是，南存辉和胡成中年龄只差两岁，是柳市、温州乃至全国企业界公认的少帅型创业精英。一位从修鞋起家，一位出身裁缝。1984年，共同创办了求精开关厂，迅速脱颖而出。1990年，两人友好分手，各谋大业。
　　在这两个不相上下的超级“巨无霸”身后，天正、新华、人民、耀华等几十家放到哪里都算得上重量级龙头的企业集团摩拳擦掌，不甘示弱。
　　斗实力、斗技术，斗智斗勇，有时候还得斗风水。
　　几年前，由南存辉执掌的正泰集团在低压电器企业最集中的104国道柳市段街北建起了集团总部大厦。楼不高，蓝、白相间，庄重典雅，气度不俗。一时间，正泰大厦风帆高悬的旗舰，成为柳市低压电器产业的标志性建筑。
　　没料想，不久之后，胡成中旗下的德力西大厦竟在正泰的“卧榻”旁昂然崛起。楼高20余层，不偏不倚坐落在正泰总部街对面的东南角，相去不足百米。
　　每天，太阳升起。阳光透过德力西的庞大身躯投下的长长的阴影，肆无忌惮地横在正泰的门楼前。
　　日复一日，没完没了。有点烦，有点烦，真的有点烦。
　　刀光剑影、明枪暗炮，中国新生代的农民企业家们为了生存、为了富裕、为了荣誉，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世纪大战。
　　小镇战事正酣，柳市也由此在热热闹闹的鼓点声中愈发兴旺起来。
　　有意思的是，商战的主角和配角们又在另一个战场上不期而遇。
　　有人称之为“政治角力赛”。没有硝烟，像雾、像雨又像风。但你可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分明闻到一股浓重的火药味。 我们不妨一起来摆一摆柳市新生经济力量的政治八卦图——
　　小镇大小企业家中，共有全国人大代表1人，全国政协委员1人；温州全市有浙江省人大代表89人，其中企业家13人，柳市独占3人；乐清市人大常委29人，其中企业家6人，柳市瓜分了3席。至于从县、市、省到全国乃至国际性协会、委员会的会长、执委、理事等等桂冠，更是车载斗量，难计其数。
这般阵容，在全国任何一个同等行政区域都是不多见的，很有震撼力的。
　　什么叫综合实力？柳市的企业经营者们自有深层次的理解：销售额、利税、市场占有率、品牌无形资产……对不起，还得加上掌舵人的种种政界头衔，以及头衔的含金量多少、成色如何。
　　否则，一边呆着去。
　　发生于1997年8月间的“征地风波”，在小镇的政治经济大事记中，无疑是值得用浓墨重彩涂抹的。
　　这一年，镇上一家颇有政治声望的著名企业集团规划征用蟾东村的118?64亩耕地建工业园区。不料，却由此引发了一场爆炸性的严重对立。
　　8月7日，天色阴郁，压得人透不过气。
　　这家企业集团的一辆辆推土机、填土车隆隆震响，宽大的履带在早稻刚刚收割后的水田里来回碾压、推填。
　　对面，是一排排企图奋起阻拦的村民。冲突，一触即发。
　　呼啸而至的，是乐清市派出的公检法干警及土地、规划等部门人员400多人，警车50余辆。
　　手枪、冲锋枪、电警棍在眼前令人战栗地挥动。
　　冲撞、推搡，两名村民当场休克、重伤。
　　8月12日，蟾东村102名村民联名具状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中纪委、监察部、国家土管局和农业部，并有51位村民代表组成上访团星夜直奔京城，控告村委会以上四级政府与该企业集团，违法审批，滥用警力，毁坏农田。
　　顿时，传闻如同瘟疫般在夏日的柳市四处蔓延开来。 传闻一：8月7日事发时，在征地现场附近楼房黑洞洞的窗户里，至少有数台摄像机正紧张地扫动，以留取“罪证”。而摄像机的主人，是幸灾乐祸的低压电器同行们。
　　传闻二：还是这些低压电器的同行们，充当了农民上访团的鼓动者和幕后“黑手”。他们为之提供了现场摄像带及各种证据，并许诺上访者每人每天特别津贴100元。
　　时任乐清市市长的陆光中说，“征地风波”不简单，背后牵涉到许多利益矛盾，夹杂着企业间激烈竞争的因素。
　　几年后，一位被普遍认为是幕后主谋之一的柳市企业经营者谈及此事，仍忿忿不平：“这哪是一般的企业经济利益之争？”
　　他连连反问：
　　出动那么多警力，用那么激烈的手段对付农民，没有政治背景，可能吗？
　　日，国家土管局发出《关于坚决制止突击审批耕地的紧急通知》，通知精神从次日起生效。而温州市有关部门及以上7道环节竟赶在4月10日10多个小时内为这家著名企业集团的征用土地办妥了全部审批手续，效率如此之高，没有政治背景，行吗？
　　“至少，我们面对的是经济和政治两个战场。”
　　在中国，不懂得政治，就不可能成为一流的企业家。不懂得政治，就意味着危机四伏。
柳市经营者们对这一点的普遍认知，缘于19年前发生在他们脚下的一场被称作“八大王事件”的“政治地震”。
　　19年了，他们记忆犹新。
主题帖子积分
举人, 积分 616, 距离下一级还需 84 积分
举人, 积分 616, 距离下一级还需 84 积分
商海横流，英雄辈出。
　　市场经济春情初发时，三教九流人欢鱼跃，成功者往往被尊奉为“大王”。
　　柳市“八大王”正是这样一拨流通领域的出类拔萃者，或者称之为购销能人。他们经营的，也无非是螺丝、矿灯、线圈、小五金等商品经济的“针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