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静静的沁河---国民党98军武士敏将军太岳山区殉国纪实【江雪】下
静静的沁河---国民党98军武士敏将军太岳山区殉国纪实【江雪】
10、沁河作战
久等不见回信的日军终于恼羞成怒。
为了“击破沁河河畔的共军，威逼98军使其归顺投降，以肃正这一地区”，日军第一军军部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沁河作战。
日，日军秘密派遣第一军所属第36、41师团，独立混成第16旅团等主力部队，独立混成第4、9旅团一部分兵力，拉开了对八路军的围剿作战，即“沁河作战”。日军此次作战的目的在于剿灭沁源及马壁地区附近的共产党部队，压制国军98军，促其归降或中立。另一个目的是，若98军态度仍旧“暧昧”，便消灭98军。
就在日军筹划围剿进攻之际，98军奉第一战区司令卫立煌的攻击命令，于9月18日凌晨在八路军的配合下突袭了日军驻守石哲镇的警备队。
石哲镇位于长治西，距长子县12公里，有高五六米的城墙。这里曾由98军驻守，后被日军占据。
驻守石哲镇的日军在9月16日换防，由小俣秀雄为队长共48人和伪县警备队约40人驻守。日警备队中有一个重机枪分队和一个大队炮（步兵炮）分队，火力比较充足。日晚，从沁源方向传来阵阵炮声；晚9点左右，石哲镇与长子县联系被切断。9月18日凌晨4点20分，石哲镇枪声大作，国军和八路军展开攻击，逼近北门的防马木排。然而，在日军极强的火力和援军的配合下，八路军和98军被迫退撤退，将主力隐蔽在黑虎岭、横水河一带。
这场战斗等于向侵华日军亮明了98军抗战到底的决心。
面对98军的抗日行动，日军改变原定作战计划，增加了歼灭国军98军的作战方案。
日，日军各作战部队完成准备。
9月22日傍晚，担负“沁河作战”任务的日军第36师团从南和东两面夹击合围，从沁水东村一线出击，步兵第222联队的两个大队在联队长葛目大佐指挥率领下从鲍店出发，第41师团从洪洞、临汾进发，其他日军也从驻地出动，避开东裕村周边国军98军驻守地，进发马壁村及南孔滩，准备歼灭当地所在的八路军386旅旅部和薄一波决死一纵队一部。
毛泽东主席早在1930年就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思想。窥出侵略者意图的共产党八路军部队灵活机动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9月24日到26日，不甘失败的日军两师团主力于在马壁村及南孔滩附近周边地区疯狂“扫荡”。一无所获的侵华日军恼羞成怒，调转枪口，撕下“狼外婆”的外衣，对98军举起了屠刀。
27日，日军第36师团、第41师团主力部队分14路完成了对98军的包围。
11、是否送过情报
日军对98军的包围消息，共产党八路军自然清楚。这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日桑曲会议上，武士敏曾经与八路军陈赓、薄一波双方口头协定其中有一条：双方互通情报。既然共产党跳出了日寇的包围圈，对于日军的排兵布阵，为什么不通知98军？如果通知了98军，98军为什么会全军覆没？
这个问题一直萦绕我的脑际，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无法继续写下去。
潘保安老师在电视连续剧《武士敏》中是这样解释这个原因的：陈赓率部突围后，亲自派刘参谋为98军送信。刘参谋赶到98军驻地东峪村时，恰逢98军中校团副王喜堂（石中立在《回忆将军武士敏》一文中提到此人，可知此人不是虚构）喝多了酒，因为收不上军粮而责打东峪村村长。刘参谋当即予以制止。知道武士敏治军严明，对残害百姓者必然军法处置的规定，王喜堂担心刘参谋向武士敏告状，便悄然尾随刘参谋，将他们三人杀害在村外，延误了情报的传递。当大难不死的刘参谋辗转将带血的情报传递到武士敏手中时，庞大的后勤机关已经来不及疏散，只得正面迎敌。
潘保安老师如此安排剧本符合情理，但我总觉得其中巧合因素太多。
网上有资料说，紧要关头，陈赓将军亲自率轻骑来到了98军驻地，见到了武士敏。他希望98军避敌锋芒，跳出包围圈，并将派骑兵进行掩护和策应。武士敏感谢八路军生死攸关的肝胆相照。但考虑到国民党部队对于游击战灵活机动、化整为零的游击战并不擅长，思虑再三，还是决定正面迎敌。
这个说法也不太可信。大敌当前，作为八路军指挥官的陈赓，冒着生命危险入敌人包围圈亲自送信，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使与武士敏将军、与98军情义在，还是应以大局为重，这一点，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不可能不清楚。
2009年7月，凤凰卫视播出《将军一去抗战将领殉国录》系列节目《华北抗战将领殉国录：武士敏舍小康赴国难》中，一位叫王艮的沁水专家说：八路军曾派人来给武士敏送情报，让武士敏撤到沁河西岸，向八路军那边靠拢，结果情报没送到。
武士敏是否接到了友军的情报，情报是否被延误？
后来的实际情况是，98军没有向西朝沁河西岸八路军方向转移，而是向东朝着马头岭方向移动。所以才有了98军在马头山与敌人展开的血肉决战。
这个说法与潘保安老师电视剧中“送情报——出意外——情报送达已晚”有些类似。
面对6万多敌人的包围，武士敏明白，正面作战对于装备差、战斗力尚未恢复的98军来说，无疑是以卵击石。为保全部队，武将军曾想把“招降之戏”再往深演一演。所以，丁伟的《浴血抗日的武士敏将军殉国始末》中有这样一个情节：9月27日，武士敏将军写好一封信，依旧派“信使”宁超到石哲镇面见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参谋长楠山少将。9月28日，驻守石哲镇日军警备队小野中尉和宁超赶到长子县，见到了日军特务机关长、河野参谋及日军第一军军参谋长楠山少将。又是一番劝降谈判。最后，长楠山将给武士敏的最后通牒书以及礼物依旧用一头毛驴驮运，让宁超疾速带回到驻地。
然而，一切为时已晚。
今天的交通方便，长子到沁水109公里，开车需要近3个小时。但那时长子到沁水多为崎岖山路，宁超即使快马加鞭，且还带着日军托运礼物的毛驴，半天之内赶回驻地非常困难。
那一刻，98军全军已经集结在东裕村马头山，做好了战斗准备。紧急关头，武士敏命令通讯员迅速向卫立煌报告所处状况，同时还将98军情势通报给附近驻扎的国军27军，希望救援。
其实，武士敏清楚，无论派信使再谈归顺延缓时间，还是请求27军支援，那一刻，98军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26日，敌人逐渐向98军驻地收缩，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包围圈。
27日，日军的包围圈缩小到以东峪村为中心的十六公里的范围。空气焦灼，一场迫在眉睫的大战即将开始。
面对着7000多将士，武士敏做最后一次战前动员。敌人以6万兵力包围了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办？束手就擒做俘虏？叛国求荣做汉奸？不，那不是我武士敏带出的兵！我们要与日寇“拼到底”！
对，拼到底！空旷的山谷回荡着98军势拔云天的誓言。
武士敏冷静地部署完部队作战计划，回到军部，再一次盯着地图仔细琢磨了起来。
12、两封遗书
一灯如豆，摇曳着那个不平常的夜晚。
98军陷入危难，武士敏清楚不过。
家是情感的依托、心灵的归属。那一刻的武士敏，一定想到了妻子，想到了儿子、女儿们。
他对孩子们要求严格，从不让以别人喊儿女“少爷”“小姐”，以至于勤务兵对武家兄妹养成了直呼其名的习惯。部队给他配置了一辆小汽车，他从来不让卫兵用汽车接送孩子上下学；即使天下大雨，他也要求他们步行到学校——不是他不心疼他们，而是，他不想让他们有超越平常百姓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对于他们的未来，不会有好处。
长子武镛已经长大。当年，武镛也想做一名军人，报效国家。当他得知陕西省政府决定以公费资送武镛东渡时，他再三沉痛地阻拦：“现在国内很多人都不自觉地以为自己是为国为民做的革命工作，事实上早已脱离轨道甚至是背道而驰，不过是成了野心政客争权夺利的工具，直接的间接的在不知不觉中做祸国殃民的事，所谓卫国不足祸国有余，这对国家前途和人民生活都播下很深远的恶劣影响。”最后，武镛打消了赴日本士官学校肄业的计划，弃武从文，报考国内大学，后到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业务检查处工作。
长女武盈嫁为人妇，人生尚算安稳。
武林少年好动，不爱读书。为了让他学习中国古文化，武士敏亲自教他学习《古文观止》。一次，武士敏命令武林背书，武林吞吞吐吐背不出，他抬手便要打向儿子的后脑勺……妻疼儿子，一把将武林拉到怀里，嗔怪地对他说：“孩子才多大，你就叫他背那么厚的一本书。”有妻子庇护，他的脸色温和起来：“我知道他读不懂，不过读读书总会知道一些古人的事，知道一点也好。”
一次，武林在自行车行看上了一辆小型脚踏车。那时的脚踏车还是稀罕物，价格非常贵。他缠着父亲的副官，执意要买。副官没有办法，只好将脚踏车买了回来。妻子见武林喜欢，二话不说，付了钱。他知道后，非常生气，狠狠踢了儿子一脚，命令退回去。妻子见儿子哭得可怜，便央求他：“算了，车子已经买回来了，就让他骑吧。”但他坚决地说：“不行，孩子从小要养成简朴的习惯，我们的孩子不能比别人的孩子特殊。”
如今，武林也长大了，上中学了。他的同学有的加入救亡组织，有的到延安读抗日大学。儿子自然长成了一个爱国少年。为了帮助自己的同学奔赴延安，白色恐怖中，武林曾给家里写信，让他的同学秘密住到了家里，躲过敌人监视，安全离开西安到达延安。
抗战爆发，他和部队开赴前线。西安遭到日机轰炸，妻携家人迁到岐山。岐山是一个小镇，只有一所小学校。二女儿武连刚入初中，岐山没有学校，便辍学在家。1940年10月，他奉命到西安开会，从前线回家，看到武连辍学，便劝说妻子，女孩子也好读书，不能耽误，否则将来只能依靠别人，而没独立生活的能力。在他重返前线时，就把武连带到了西安。不巧，西安中学外迁，他只好设法把女儿送到三原读书。
最小的儿子武铁刚上小学。武铁顽劣，需要严加管教，可惜他却不能陪在儿子身边……
此刻，他有千言万语想对他们说，可在一起的日子那么少，那么短暂，他甚至什么也没来得及说，或者，就要永别了。
他也说不清，这一次作战，他心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牵挂、不安！太岳山区的暮秋来临了，夜晚秋寒渗骨，98军将士一个个破衣烂衫，面黄肌瘦，他们还能经得起这场恶战吗？
那一刻，他的心一定很疼很疼！
妻子没有多少文化，没有官太太的做派，从不化妆，衣着朴素，但她深明大义，是难得的贤内助。曾经有人想给他撮合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做妾，他断然拒绝了。他与妻子伉俪情深，早已融为一体。她爱他，他怜惜她，夫唱妇随，儿女绕膝，这对于他，已经是幸福、幸运了。他戎马一生，与妻儿聚少离多，妻子却没有什么怨言。他的部下大多携带家属，他的妻子却安分地选择了持家教子。
他想起了杜甫的《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只怕，此生，陪在妻子身边，夫妻举案齐眉，举头望月，会是奢望了！
夜色苍凉，灯火昏黄。武士敏展开信纸，眼含热泪，挥笔写下：
止戈吾妻：
连年兵荒马乱，隔山阻绝，一项音稀，然为夫为父无不每每念慈在慈，常将夫妻情怀儿女关切深埋于心底。秋分乍起，风云突变，（9月）22日，凶险袭来，日寇以三万兵力铁壁合围东西峪。九十八军危矣！然身为中国军人，绝不放下武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已做好牺牲准备，倘我不幸捐躯，切勿悲伤。大丈夫生于世，当建功立业，生为国家，死为民族，正得其所在。所遗憾者，恐我再不能恭伺亲情，教育儿女，念此撕心裂肺！然先国后家这个道理你们是懂得的。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封穿越火线得以保存的珍贵的遗书，据武铁先生回忆，他并没有看到过。母亲翁止戈是否看到过，他不得而知。
擦掉悄然滑落的脸颊的泪珠，他将信装进了一个信封。那一刻，他似乎又完成了一个使命一般轻松。他是98军的军长，即使他心底有万般儿女情长，也只能化作一纸信笺，封存起来。
此刻，他还有很多要对将士们说的话。将士们跟随他浴血拼杀，而此刻，他给他们的只有鼓励和期盼。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希望他带出的兵，都不是孬种！想到连日来日军阴谋招降，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恨。小鬼子，你真的看错人了，武士敏不会卖国求荣，98军也不会卖国求荣！
如果他武士敏不幸杀身成仁，他希望自己的部队能亲身前赴后继，继续杀敌。想到这里，他挥笔疾书：
余率孤军，若闻力竭殉国，各级官兵务须本着国家民族利益来做，无论到任何时节，决不为敌利用。余之责任未完，深为遗憾，望尔等继续杀敌，贯彻此志！如有突围到达后方官兵，可将本军此次殉国经过声明。以励来慈，是为至嘱！
封好信，曙光已蒙蒙透过窗户。有鸡叫声传来，新的一天就要来了！
13、山重水复
连日来，我一直沉迷于有关武士敏的往事中，不能自拔。
98军为什么会全军覆灭？那是一场怎样的战斗？
武士敏的带兵经验，曾经得到过国民党政治家陈立夫的赞赏。1931年，陈立夫数度与武士敏长谈后，对“这样一个出生法律学校而投笔从戎殷切报国的同志更加钦佩”。事实上，武士敏以文人握兵符，经历过多年大大小小的战役后，一定不乏作战经验。
石中立也在回忆文章中说，武士敏有远见卓识，带兵有丰富经验。
既然武士敏有丰富经验，为什么这一次，98军会惨遭全军覆灭呢？
日，我生平第一次走进太行太岳烈士陵园，拜祭武士敏将军。
武士敏将军的墓穴在陵园东面。高高的平台上，矗立着高大的黑色墓碑，上书“武士敏将军之墓”；墓碑之后，是冬青围绕的白色的墓穴之穹。我绕着武将军的坟茔转了一圈，在他的墓碑前站了良久，希望他冥冥之中给我一个答案。
出了陵园，我接到了老师王占禹打来的电话，说中午请老作家沈坤等几位老师吃饭，让我也参加。席间，我说到了武士敏的事。沈坤老师说，你要写武士敏，就应该与潘保安联系一下。得知沈老师原来与潘保安老师熟识，我兴奋不已。之前，我并不知道潘保安的具体情况，更不知他是哪里人。沈老师告诉我，退休前，潘保安在沁水县文联工作。
在我的请求下，沈坤老师为我写了一封引荐信。沈坤老师写完信，嘴里咕噜了一句，不知道他在不在？有时候他会去太原。你最好与他提前联系一下。
沈坤老师多年未与潘保安老师联系，所以没有他的电话。沈老师只说，他大概住在文化馆家属院住，你去了打听打听。
我原本拟定于5月17日到沁河沿岸、东西峪村走走，拿到沈坤老师的引荐信，我决定先联系到潘老师再说，以免走了空路。
下午，我与晋城《太行日报》副刊主任张治中联系，想问他要潘老师电话。张老师说，他与潘老师认识，但不熟悉，所以，没有潘老师电话。末了，他说，你打114查一下沁水文联，他们肯定知道。
那天是星期六，沁水文联休息。
星期一上班后，我通过114查到了沁水文联电话。一位姓吴的工作人员接起了我的电话。我简单自我介绍后，说到了武士敏，希望能联系到潘老师。姓吴的工作人员说：“潘老师去新西兰看闺女去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他的电话。”
考虑到潘老师的电话要漂洋过海，我给潘老师发了一则信息，自我介绍一番，说到了武士敏的创作疑虑，希望能与潘老师聊聊。隔天，潘老师回了信息：真对不住，我在新西兰，回去再联系。
这一句“再联系”，就不知是什么时候了。
而武士敏的稿件，整日如影随形，让我欲罢不能，寝食难安。
既然联系不到潘老师，我决定再去采访长治市政协第六届副主席于太成。
5月16日下午，我借给于太成老送上一次采访合影照片为名，给于老打通了电话。电话里，于老非常爽快，你过来吧，我在外面，五六分钟就回去了。
这是我第二次采访于老。第一次是在3月29日，樱花绽放时节。当时因为要完成长治市政协的那篇报告文学，对于武士敏将军之事只是粗略提及。老于老是寻找武士敏遗骨事件的亲历者和执行者。老人已经八十多岁，但耳不聋、眼不花，精神矍铄，记忆清晰。他从柜子中找出一本相册，打开来，指着一张张合影对我说：这是武镛，武士敏的大儿子，这是1991年武镛来扫墓时与我的合影，这是武士敏副官武兆元与我的合影……
市政协稿件完成后，我开始沉迷在武士敏将军的故事中。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我的脑际——被日军俘获的武兆元是如何脱离虎口的？当年，许多国民党战俘被送去了太原集中营或者被送去做劳工而死于非命。武兆元是帮助寻找武将军的重要人证，可以说，没有他，即使找到了武将军的墓穴，因为不了解将军的伤势，也很难确定遗骨为何人。
后来，就这个问题我曾经委托长治市政协信息中心主任许元打电话向于太成老人求证。但没有结果。
通过博客，我联系到了武士敏将军的儿子81岁的武铁老先生。武先生的博客，名称就叫“武士敏将军之子武铁”。他的博文内容，几乎全部是父亲武士敏、母亲翁止戈生前事迹。武老先生已从国家审计署退休。他发来信息：武兆远被俘，参加了我父的安葬后，晚上乘日本人不备，逃跑了。他已故去。
之后，我多次与武铁老先生通了电话。老先生告诉我，武兆元逃跑后，曾在北京一家企业搞后勤工作。当时，与武兆元一起逃跑的还有武铁老先生的堂叔、军需官武士廉。武士廉，即文章开头写到的日参加日军为武士敏将军葬礼的两名国民党军官之一。遗憾的是，他们逃出魔窟的经过，他们也没有与他说起过。
其实，再次采访于老的目的，我还是想弄清武兆元逃出日军魔爪的细节。
在于老家，于老告诉我，“武兆元怎样逃出来的，我当时还问过，但武兆远没有答复。他大概不想说这段历史。那会儿更多精力在寻找武将军的遗骨上，他也没有深究这个问题。对了，武兆元当时留下一篇回忆文章，你知道吗？”
武兆元留下一篇回忆性文章？我顿时来了兴趣。
于老拿出了一本《长治文史资料选编》。翻开来，我找到了武兆元写的一篇文章《武士敏将军牺牲经过追记》。我粗略浏览了一遍这篇文章，心里敞亮起来。
14、喋血沁河
1984年，武兆元到长治帮助寻找武士敏将军遗骨，期间，他写下一篇文章《武士敏将军牺牲经过追记》。按照武兆元的回忆，共产党的确送来过作战情报。至于情报何时送到等细节，武兆元的文章没提。按照武兆元的回忆，共产党还做了策应98军突围的战略部署。
98军1010团3营少校营长武兆元，是武士敏的同乡，也是他的副官，还是沁河作战的幸存者，也是与武士敏将军最后在一起的人，我采信了他的说法。
日，沁河西岸的八路军386旅和薄一波决死一纵队灵活机动，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面对日军对98军形成的包围，陈赓将军派出轻骑，通知98军，建议98军做好战斗准备，避开锐敌转战外线，同时，命令周希汉率772团，直达中条山，开展游击战，配合98军迎击日军“扫荡”。在外线的八路军所属部队在同蒲、白晋南段积极开展活动，牵制日军对沁河一带的进攻，以减轻日军对98军的压力。
也许，正是与我的疑虑一样，才有了潘保安老师编剧的电视剧《武士敏》中刘参谋送情报、不幸遇害、情报延迟送到，98军来不及撤出包围圈只好正面迎敌的剧情。
武兆元回忆说，当时，武士敏考虑到国民党部队历来习惯于正面作战，对游击战灵活机动、化整为零的游击战并不擅长。加上98军思想基础薄弱，尤其中条山血战后，许多将士对蒋介石“苛待”98军意见颇多，他担心化整为零分散后，很难再集中统一指挥；而且，庞大的后勤机关已经来不及疏散，考虑再三，才决定破釜沉舟，正面与数倍于己的敌人作战。
98军全军覆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日军对于沁河作战则做了周密的部署，他们还秘密派出了一支特殊的部队。
擒贼先擒王，日军这次作战计划的第一步是破坏掉包围圈内的国军指挥系统。
日军第36师团所属步兵第222联队，组建了第3中队为核心、配合日军主力部队行动的的潜入斩首队(别名奇袭队、挺进队)，他们的任务是在主力部队行动前一日，秘密巧妙地潜入国军部队，突袭国军的指挥系统。
战后，担任突袭任务的日军户叶义雄中尉，对这次突袭写有回忆录。
掌握了98军军情的侵华日研讨了战斗要领，制定了奇袭国军的计划。奇袭队由中队长及其指挥班约10人、战斗第1、2小队各约30余人，两个短枪分队，加上一个掷弹筒(相当于迫击炮)分队，约70余人组成。他们假作一般宣抚活动，行军进发到日军和国军的前沿接触地域后，开始隐蔽行踪，秘密通过国军势力范围。如被国军哨位发现，立即撤往山中。夜晚，奇袭队将足袋套在脚上，悄无声息地行军。他们避开有灯火的村落，神不知鬼不觉地巧妙强行潜入国军阵地。逼近目的地后，他们占领有利地形，并派遣侦察员确定攻击目标后，做好了作战准备，寻找攻击时机。在完全确认国军阵地指挥部后，日军奇袭队突然往空中打出照明弹，小队队员趁机将愕然的国军哨兵刺杀，突进到国军住房近处，往屋中投掷手榴弹。其他小队对逃出的国军进行火力攻击，最后在混乱中撤退。
丁伟根据日军战后资料，在《浴血抗日的武士敏将军殉国始末》一文中讲到了这支特殊的部队；武兆元在《武士敏将军牺牲经过追记》中，也讲到了这支部队对98军的重挫。他写到：“28日，我们98军全体将士又在东西峪之间的山地和日军反复撕杀争夺，鏖战一个整天，终因寡不敌众，未能突出日军的重重包围。这天，战局急转直下，军部受到日军袭击，指挥系统被打散，全军陷入了混乱状态，失去了战斗力。”
98军全军覆灭，还有一个原因。石中立在文章中回忆说，敌人焚毁留守处军需物资后，他不得不率留守处人员南渡黄河。在河南铁门镇适遇42师副师长王宏业在此等接新兵。“不多日子就见到由前方突围过河来的苏聚和，他告诉我军长阵亡，部分官兵被俘，一部分阵亡，一部分失散。我听到这个消息，简直如雷轰顶，顿时思索万千。那时受训的受训，在后方接兵的接兵，在办事处的在办事处，军部大多是冯钦哉留下的几个人，所以军长和谁去商量作战呢？简直恨之莫及……”
石中立的回忆透露出当时98军军部情形：运筹帷幄间，当时的武士敏孤掌难鸣。
太岳前线，日军挟优势炮火，节节进逼。
9月27日傍晚时分，日军开始进攻。武士敏亲临一线指挥突围。
“拼到底”是武士敏最后对98军的号召；“拼到底”也是98军全体将士最后的誓言。武士敏率部奋勇抵抗，战况空前惨烈。炮声、枪声、爆炸声、分不清敌人还是98军将士中弹后凄惨的叫声，黄土飞扬，硝烟弥漫，青天白日旗被烈火焚烧着成了丝丝缕缕的惨烈的碎片。98军国军将士凭借山势，在东、西峪之间的马头山上筑成一座座血肉堡垒。
28日，日军竟然向马头山阵地派出了11架飞机、十余门大炮。激烈的战斗骤然升级。日军以势火力和飞机的狂轰乱炸，包围圈逐渐缩小。98军将士们鏖战一天，因为敌人火力太猛，终因寡不敌众，未能突出日军的重重包围。
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这天，98军军部被日军袭击，指挥系统被打乱，98军完全陷入混乱状态，失去了战斗力，战局急转直下。
危急时刻，武士敏见势孤援绝，弹药将尽，就将部队分为七个分队，命令大家分别向外突围。武士敏亲自率两营步兵，手拿机关枪，一路拼杀，从西峪村向东南方向猛冲。
枪声渐薄，白晋公里已在眼前。武士敏心里一阵欣喜，所率部队已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即将突围脱险。就在这时，他发现，169师突围方向枪声激烈，郭景唐（黄埔一期学生）部陷入重围。武士敏一生豪狭，怎肯舍弃生死兄弟？他毫不犹豫，率部队重返西峪村。
傍晚，日军停止进攻。98军乘机占领马头山高地，准备最后一搏。
29日拂晓，日军再次发动猛烈进攻。日军首先出动飞机在天空侦查，然后肆意轰炸，情况异常危急。马头山四周高地均陷敌手，武士敏头部、腰部均负重伤。但他奋力从地上爬起，手抡战刀，砍杀数名日军……日军飞机对98军阵地轮番轰炸，武士敏腿部受伤，卫兵给他简单包扎后，起身再战，率部冲锋七次，击毙日军三百余人。
那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每一个人都杀红了眼。马头山上，几乎没有一寸完整的土地，许多将士瞬间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将士们反复拼斗冲杀，阵地几易其手，伤亡极为惨重。
那天的太阳，成了昏黄色；清冷的秋色霜天，却似黄昏欲临。
这时，武士敏身边只剩两个卫兵了。卫兵劝他突围，他凛然一笑，说，我是一名军人，我应该死在抗日战场上。随即，他用手枪抵住了自己的下颚……
就在这时，武兆元急火火赶来了。武兆元身材高大，作战勇猛，曾经是169师骑兵连连长，后升任98军1010团3营营长。鏖战中，武兆元忽然想到了武士敏，心里顿时咯噔一下。以军长的性情和对日寇的仇恨，面对如蚁涌来的强敌，必然夺了机关枪，冲在一线。而军长毕竟不再年轻，且多数时候，在军部运筹帷幄，怎知保护自己？他有些不寒而栗。保卫长官是他的职责，此刻，军长在哪里？
他不顾炮火在满地焦土的阵地上疯子一般奔跑，见人就问：我们的军长呢，军长在哪里？最后，他终于在一个高地上找到了武士敏。武士敏自戕中弹，但被卫兵阻拦，未及要害。卫兵说：“军长不下火线，要自戕成仁。”武兆元恳求说：“军长，同志们在下面等着您。”
此刻的武士敏，不知是为战斗失利而痛心，还是连日来紧张战斗困乏、身负重伤，或是他杀身成仁去意已决，竟然没有了突围之意。武兆元急了，他顾不得再说什么，背起武士敏就往山下冲。
武士敏将军能安全突围吗？
15、将军殉国
关于武士敏将军的牺牲，也有多种说法。
台湾《中外杂志》创始人王成圣先生自《武士敏壮烈千秋》一文中写道：“武士敏腿部受伤，犹复振臂高呼，裹创再战，率部冲锋七次，毙敌三百余人。终以头腰两部一再受伤，无力支持，遂毅然自戕成仁。临终前商连呼‘绝不屈服’”。
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北支治安战》中则记载：“98军军长武士敏重伤后被日军送往潞安医院，不治，于10月1日殉国。”
武兆元是最后一位与武士敏将军生前在一起的人，他的说法应该准确。
武兆元一路打一路冲，跑到了山脚下。被日军打散的98军战士看到了武兆元背上的军长，顿时见到了主心骨一般，蜂拥跟在其后。这样一来，目标很大，武士敏很难突围。武兆元急了，命令跟随他的将士们：“你们先隐蔽，分散突围，等军长越过火力封锁线，大家再集结。”
武兆元背着武士敏在山涧中寻找着火力封锁网的薄弱之处，希望能安全突围出去。但是密集的炮火如冰雹一般落下，炸开一片片漫天黄尘。天昏地暗。武兆元躲闪着炮火，但毕竟负重，不太灵活。他从密集的炮火中终于寻觅到一线希望，他快速前行，再有十多米就能越过敌人炮火的封锁了！
别忘了，此刻，他的身后还有一群凶悍的日军。没等武兆元紧缩的心放下，从山上追击的日军已经瞄上了他。一颗子弹呼啸而来，悄无声息地击中了他背上的武军长。这颗子弹穿武士敏右耳，从下颌骨而出，打在了武兆元头部左侧。两人同时倒地，不省人事……
武兆元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的衣服、背心已经全被鲜血渗透。他用手试了一下军长的鼻息，还好，军长还活着。他半扶半拖将军长移到山脚下一个较为隐蔽的地方，简单包扎了一下。此时，武士敏已经不能说话了。武兆元不敢在这里多停留，复又背起军长向前奔跑，企图突围。
这时，追击的日军距离他们已经很近了，他甚至能清楚地听到日军的喊话声：“缴枪不杀！”
武兆元继续奔跑。在东峪村西岭上，日军终于追上了他。这时的武士敏已经气息奄奄了。
日军问武兆元：“你背的什么人？”
武兆元回答：“我们的武士敏军长。”
日军大喜过望，随机用无线电叽里呱啦一顿喊话。很快，日军的卫生兵赶了过来，先给武士敏注射药物，然后进行包扎。给武士敏包扎完，又简单给武兆元包扎了一下。日军很快找来一幅担架，仍旧让武兆元抬着，往东峪村走。
路上，武士敏一直流血不止。武兆元心如刀绞，眼睁睁看着将军最后一滴鲜血洒在太岳山区，永远阖上了双眼。
武士敏被抬到了日军指挥官面前。面对眼前山一般倒下去的中国将军，日军指挥官神情肃穆地给武士敏行了一个军礼。
这时，东峪村已经聚集了很多98军被俘的将士。日军指挥官让98军被俘将士给武士敏敬礼，之后又令武兆元等抬着将军的遗体上山。爬上马头山时，被俘的将士们都跪在路边，悲戚地哭喊着，迎接着他们军长的遗体。
29日下午6点，武兆元等被俘人员在东峪到长子县石哲镇之间的一个村庄宿营。武兆元默默陪在军长身边，度过了天人永隔的第一个夜晚。
30日，他们赶到了石哲镇的一条公路上。日军已经为武士敏准备好了一口白色的棺木。将武士敏装殓后，用汽车运往长治。
武兆元及98军俘虏也被押上汽车，运往长治。之后，这些俘虏被关在长治西门外一个兵营里受训。
日军为什么要将武士敏将军的遗体拉到长治呢？我们简单交代一下。
长治古称潞安府，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太行山深处，是晋东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抗日战争前期，长治是太行抗日根据地的中枢。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河北省武安、邯郸、涉县之后，把进攻目标指向山西长治。同年2月19日，日本侵略军第108师团苫米旅团3000余人围攻长治城，李家珏所率国民革命军第47军(简称川军)第734团11旅守城抵抗，与日军血战两日，长治城陷入敌手。日，也就是武士敏所率169师粉碎日军九路围攻那场战役中，中国抗日军民将日本侵略军第108师团赶出晋东南，长治城光复。日，日本侵略军第20、36、109三个师团入侵长治地区，长治城再次沦陷。沁河作战是日军第36师团和41师团参战，而长治为36师团驻地，所以日军将武士敏将军遗体运往了长治，且后来将他埋葬在了长治。
还有一个原因，1940年，日军在长治设立过一所陆军医院。这所医院旧址在今长治二中校址上。潞安陆军医院的任务是收容和治疗日军第进行培训，同时执行第一军军部向陆军发出的“应执行”之命令，即对中国人进行活体解剖的“手术演习”，培养细菌，为日军发动细菌战做准备。1940年，日军陆军医院建成后，还沁县等县城设立潞安陆军医院分院。按照日军说法，送武士敏到长治，或者日军还抱有一线希望，能将武士敏救活吧。
16、一封98军幸存老兵的信
日，一位叫“Qingdao”的新浪博客刊发上刊发了一封信。
到目前为止，这名博主仅刊发了《一位已逝老人留下的信件》这一篇文章。这封信的主人徐尚洁应是98军的幸存者，也是武士敏将军壮烈殉国的见证人。后武铁老先生将此文转载在他的博客。
博主并没有对这封信做任何说明。我将这封博文内容转录如下：
您好，敬祝健康！
我是一个兵，也是四一年仲秋太岳区武士敏军溃灭难中幸存的。
我的家在甘肃兰州市榆中县小康营乡彭家营村刘楮营社。念罢了书，大旱天炎，土匪四起，饥寒的生活难活下去，就抛妻子离父母，于异乡当了兵。当时，冯玉祥的二方面军在西北，三零年蒋冯战争时杨虎城打到西北就归入杨虎城部队，当时武士敏是旅长，我在二团当班长，营长见我有些文化送到师部干训队学习一年，学毕后就到（补充）团炮连当事务长，二年多后当排长，西安事变后部队扩充成军，武士敏成师长（169师），我到一〇一三团黄维华团长部下仍当连附。七七事变后开赴河北省平山县牛城镇浮沱河，战后，就撤到娘子关内阳泉一带，战后太原日军占领，队伍到晋西并编三个团由武士敏师长率领到了祁县子洪口和八路军386旅靠到一快了，黄维华团驻在武乡北关一带。
次年春天，日敌南进到了祁（）（）是年夏天，日敌进犯子洪口，我师撤到两边山里，放进了一个加强连队日敌，我师（沿）两边山猛击，血战了两天多，日敌覆灭，连队长由飞机移走。是夜乡亲们转移后我师也转移（屯留一带），休一天后（原教）我率一个排挺进到子洪口外祁县（）北村，由我军派人员侦察战地，明一切情况完成后我师就在上党阳城音平至垣曲一带活动。陕四（二）师，挺进纵队，169师第四团补充后就成了九十八军，武士敏将军当军长，我在黄维华团当副营长，在中条山东夏县垣曲一带，四一年春中条山大战时，我军突围出来来到了太岳区，在太岳区后方接济不上，在那困着坚持七月余到了八月初一（仲秋前后的一段），日敌围攻我军，初一就打上了，我带一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守防通向由李家庄至晋城的山口道路，初七日夜突围没有成功，只出去了一个团，人数不多，副军长（郭景唐）（）团长出去了。初八早晨，跟军长的两个营长一个叫武兆元，一个叫廖世望，这时我跟前只有五个兵，一个通讯兵背电话匣子，一个炊事兵，一个通讯兵，两个机枪手无子弹，一架轻机枪。见到了军长尸体，这时武营长（作者注：即武兆元）：你快隐蔽，廖营长已阵亡。我就找了林中隐蔽一天，到了夜里出来，收容了百十人，第二天夜里又来了骑兵二十余人，这时将二百余人白天山上周旋林里隐蔽。白天敌人扫荡搜山不停，夜间回到据点，到了15日中秋那天早晨，敌人不来搜山，老乡们说八路军沿北边打来，敌人都退走了，我们才下山找了些吃的，休息了一夜，十六日早晨集合南进向黄河沿前进。这时，遇上我八路军太岳支队五七团，团长姓李，政治主任姓曹，（二人我不名）曹主任陕西渭南口音，双方的部队停止前进，我和一个排，李团长、曹主任商议发话都把队伍带到支队指挥部，把队伍合编了，我和十余名人员（内有军部秘书）到司令部驻下，我和王参谋长住在一块，我俩交谈了很多话，王参谋长说叫我到路东学习，我是逃难异乡，家中还有父母，我是独子，不能授命，（）定送我们到黄河沿回去；就这样开了个武军长追悼会，给了些路费，派人员通过几道封锁线到了黄河沿，夜间对了暗号开过来一只船就过河了。
到了军部，军长易人（刘希呈），副军长走了（回家西安），乘机会离开了队伍回家了，在农村劳动生产，阖家团圆了，至今过着清贫生活也很好。
不忘历史，追忆纪念
为了追忆纪念今年的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60周年，杨虎城将军（19）30年8月仲秋进关率十七路军到西安，任西北行营主任，36年西安事变后牺牲在解放战争时。
为了追忆反法西斯战争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在敌寇大扫荡战争中在太行山区九十八军全军覆灭及武士敏将军殉难55周年。
在杨进关时，武士敏将军任42师124旅旅长，西安事变后任169师师长，七七事变后赴前线华北保定白马庄战役、平山县牛城镇战役、娘子关战役，突围到晋西蒲县整编仍任169师师长，开赴太古子洪口靠近了八路军，子洪口战役后到上党地区休整待补后就成为九十八军，任军长，全军覆灭牺牲时41年8月仲秋初8日上午8时半。
我是在反法西斯大扫荡战中及民族革命抗日战争中九十八军全军覆灭军长阵亡幸存者，也是在白色恐怖下辛（幸）存者，社教是定性按六种人对待，文革中县公安局存有案是营级，因为当时我的力量是两个连，一个骑兵排，交到陈谢兵团那一年后回到农村归田隐蔽。
追忆纪念词：
长城内外，大漠风沙，时起时落，一代又一代，黄沙遮不住宏功伟绩。
江河上下，千古兴衰，无休无止，时纪更时纪，浪涛淘不尽风流人物。
年已90初度，没有任何要求，谨以追念二位首长。兰州市榆中县上彭家营村七社。
这封信反映了国民革命军第98军的抗战历程，与历史事实基本相符。98军这支抗日部队从1937年9月底在河北平山县奇袭日军、参加了娘子关战役、子洪口反击日军九路围攻、十三路围攻，接着又进行天神山之战，中条山战役，直到1941年9月底为保卫岳南抗日根据地在东峪马头山抗击日军，全军覆没为止，一直坚持在抗日战争第一线。
无疑，这位已逝90岁老人留下的信件，是一件十分珍贵的革命文物。它见证了一段血与火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军队为抗敌御侮所作出的贡献与牺牲，也见证了幸存老战士生活的坎坷与无奈……
这封信还透露出：
第一、98军深入敌后，断了给养。
第二、武士敏将军的死亡时间是1941年8月仲秋初8日上午8时半，徐尚洁老人当时还看到了武士敏将军的遗体。徐尚洁老人的信佐证了武兆元的说法，武将军死于阵地而非日军陆军医院。
第三、八路军曾经从北边打过来，策应过98军的突围。
第四、这位老人是参加过武士敏将军的追悼会后离开部队，解甲归田的。
第五、这位反法西斯大扫荡战中及民族革命抗日战争中98军全军覆灭的幸存者，后来的半个多世纪一直“按六种人对待”。
武铁老先生博文中说，他曾沿着博客这条线索查找过博客主人，始得知，博客主人为徐尚洁的孙子徐正桥。随后他给徐正桥打了电话。徐正桥告诉武铁，他的爷爷已于1998年病故，弥留之际还叨念着为他落实政策的事。这大概是徐尚洁老人一生的痛和期望，否则他也不会90高龄，用颤抖的双手，为我们留下这样一份珍贵的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博客后面，有两位新浪网友留言。其一在日留言：你的爷爷文章中提到的副军长郭景唐是我的祖父，祖父在解放后以反革命罪被判刑，死在监狱。
另外一位新浪网友于日留言：1941年夏季，侵华日军大举进攻山西省境内的抗日军队，国民党在山西前线的19万军队，其中1万牺牲，2万降敌，4万被俘，10多万撤走。陕军98军在沁源县一带和日军对峙，不足6000人。9月下旬，日军2万人向98军驻地“扫荡”。98军将士浴血奋战，献身报国，全军覆没，军长武士敏阵亡。副军长郭景唐（黄埔一期，陕西武功人）率残部突围，返回陕西不足300人。其中，直属团长淮建新，左臂中枪，返回西安，因未及时救治，病死家中。随后，98军被中央裁撤，副军长闲居西安，解放后，郭以反革命罪，服刑华县监狱，1966年病故。
不知这两位新浪网友是不是一人，因为没有署名，无法查实。不过，在他（们）的留言中，我们可知一些98军幸存者的命运。
沁河作战，日军消灭了在山西的最后一支“正规军”。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北支治安战》中记载：98军国军遗尸1348名，俘3007名。
日军《步兵第二二二连队史》所载，参加作战的日军第36师团所属第222联队驻守在长子及石哲镇的机枪中队兵士下田勇的“沁河作战日记”中记载：“联队取得98军军长战死，42师王克敏师长负伤和约800人等俘虏的战果。9月30日师团取得捕获1600人的辉煌战果。午后回到石哲镇，17点30分俘虏纷纷而来，98军军长灵棺运往潞安。联队在附近搜索扫荡。”
17、举家悲痛
西安，安居巷19号（现西安城南安居巷8号）。
武士敏军长殉国，98军全军覆没！
举家悲痛。
翁止戈没哭。她是武士敏的妻子。选择军人做丈夫，而且是战乱年代，便意味着，这一天有可能出现在她的生命中。当然，她多么多么希望，这一天不会到来。
翁止戈夜夜无眠。这才多久啊，仿佛还在昨天，她让他为她重新取名。他想了一下，说，叫止戈吧。
“止戈”是一个“武”字，包含着他对她的深情爱恋，夫妻伉俪，永结同心；而“止戈”还是停止操戈的意思。戎马倥偬、血雨腥风，这样的日子，他过够了。
但他是一名军人，他无法缠绵于儿女私情。家国天下，没有国，何来家！
1930年冬，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第42师第124旅旅长兼任潼关警备司令。杨虎城将军亲自买来西安城南安居巷19号一处院落送给他，说，你不能再四海为家了，你应该将家安顿下来了。
从军二十多年，他从来不携带家眷。这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是极少见的。
武士敏的二女儿武连回忆说：“在旧社会，军人们大多是三妻四妾，就连他的部下，有的团长都一妻三妾。可我父亲却只有我母亲一人，而且是个农村没有文化的妇女。听母亲说，那时也有人给撮合，既年轻又漂亮，可我父亲一口就回绝了。他深知这会给家庭、子女带来什么影响……父亲虽是军人，但从不说粗话，对我总是和颜悦色，对母亲则是相敬如宾。”
武士敏是一个孝子。家安顿下来后，他将母亲从老家河北怀安接到了西安。每逢因公从潼关回西安，他就陪母亲聊天。母亲患半身不遂，一只胳膊不能动，只要回家，武士敏总要亲自给母亲按摩，用煮好的药水给母亲搓、擦。
他何尝不想侍奉母亲，教育女儿，同享天伦，然而，卢沟桥事变后，侵华日军长驱直入，对我中华国土的肆意践踏，遍地哀鸿，生灵涂炭。他是河北人，想到河北战火一片，许多姐妹兄弟无端被残杀，许多村庄都成了无人村……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作为军人，他还能坐的住吗？他主动请缨，走上了华北抗战一线，成为原杨虎城17路军中北上抗日的第一支部队。
长子武镛（已故前妻所生）、大女儿武盈（已故前妻所生）虽长大成人开始工作，但二儿子武林、二女儿武连和小儿子武铁都还小，武铁才上小学。今后这个家只能交给妻子打理了。
在武铁的记忆中，父亲赴前线作战后，只回过家两次。
武铁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1940年初冬。父亲移防中条山后，到西安参加军事会议。那一次，父亲在家里住了一星期左右。武铁那年6岁，在上小学。
那天，贪玩的小武铁逃了学。武士敏知道后，非常生气，他喊道：勤务兵，把他给我捉上来。父亲严厉的命令中，“捉”字说得很重。勤务兵便把挣扎的小武铁“捉”到了武士敏的书房。
小武铁不敢看父亲，低着头，等待父亲狠狠落下的大巴掌。正在写字的武士敏停下手，看着他，面色严肃。看了一会儿，他的脸上温和起来：你小子，不好好念书，却逃学，小心我揍你！父亲说着，果然抡起了大巴掌。武铁闭上眼，等着父亲的巴掌落在屁股上。然而，那巴掌并没有落下来，父亲的声音倒响起来：“你一定要好好念书，逃学是不行的，知道么？”
武士敏自幼攻读四书五经，对诗赋书法均有一定的造诣。武士敏写得一手好字，黄帝陵道路工程，就是他题的碑。石中立回忆说：“（武军长）喜好书法，尤工草书，常与于右任等老书法家研究切磋，获益匪浅。”
武士敏在书房写字时，便要儿子在一旁观看，希望耳濡目染，让儿子更多接触并喜欢中华文化。武铁好动，拿起父亲印泥盒好奇地把玩。他看到，父亲每写完字一幅作品，都会拿出大印，在印泥盒里沾一下，盖下去，红艳艳的，煞是好看。
武士敏抬起头，慈爱地看着儿子，问，你喜欢这个盒子？武铁点点头。武士敏说，好，那就送给你吧。你以后要好好写字，好好读书，将来要有出息。武士敏看着顽劣而可爱的儿子，忽然又问：“武铁，将来长大了，你想做什么？”武铁想都没想，脱口回答：当一名科学家。
这个回答让武士敏始料不及，又让他颇感欣慰。
他在前线浴血奋战，不就是为了赶走侵略者，给儿女们一个稳定的大后方，让他们沐浴和平之光，实现自己的理想吗！
武铁没想到，父亲那一去，会是永诀。而那个小小的印泥盒，会成为父亲留给他的唯一遗物。
1984年，武连到长治参加父亲武士敏迁葬仪式。她回忆说：“我的父亲离开我们已经43年了，由于那时我们年幼无知，对父亲戎马生涯知道的极少……”
生离死别，是人生长痛。武连记得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1940年秋，父亲设法送她上学，父女俩在西安住了几天。一天，有人请看戏，父亲便带她一起去看。那晚演的是评剧《珍珠衫》。那时候的戏剧为了迎合一些人的需要，庸俗、低级、不健康。戏只看了三分之一，父亲就带她走出了戏院。父亲对她说，“这种戏对你们是不好有好处的，以后这种戏不要看。”她也没想到，那会是她和父亲最后相聚的日子，那天的话，是父亲最后一次教诲。
翁止戈也没想到啊，他笑着与她告别，她以为会与以前一样，夫妻分别之后，还有相逢。
他说，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我便是那“龙城飞将”，我杀敌去了！
翁止戈听不懂丈夫文绉绉的词，但她眼睛红了。他握她的手，心里想说，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但这句话他并没有说出来。他是一位军人，血雨腥风练就了他一副铮铮铁骨。他说：照顾好家人，我在前线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其实，每一次告别，在心里，他都是与妻子做永别的。
没想到，那一次，却是真正的永别。
噩耗传来，翁止戈没哭。她是他的妻子，她懂自己的丈夫。丈夫为国捐躯，今后，她需要为他撑起这个家。
白天，她强忍悲痛安排追悼事宜，接待来访的追悼者。她表现出了他生前所希望的坚强、平静。
不久，西安各界在南郊一座寺院里为武士敏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翁止戈井井有条处理着追悼会各项事宜。
追悼会之后，家里恢复了平静。武镛上班、武盈回家，武林、武连上学，热闹的家里只剩下武铁和母亲，顿时冷冷清清。
武铁发现，母亲一个人常常坐在发呆。有一天，他放学回来，刚走到后院门口，便听到了悲恸欲绝的哭声。那是她母亲的声音。沉默多日的母亲终于哭出来了。武铁走进客堂，只见母亲坐在父亲的遗像旁，一边痛哭一边诉说着……
人间天堂、阴阳两界，这是亲人最远最绝望的距离。
18、简朴生活
武士敏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少有的清廉之官。应该说，这一点，在那个时代非常难得。
武铁回忆，父亲牺牲后，家里经济一下陷入困顿。
武士敏的老朋友米暂沉（杨虎城将军机要秘书）有一次对武铁说：“你爸一生不爱钱。”
石中立也回忆说：“武军长私人生活非常简朴艰苦，不论平时战时从未穿过一双皮鞋，从未穿过一套呢军服，始终是布衣布鞋。我们常说武先生有四件宝，水笔、毛毯、自动表，外带一件破皮袄。这就是他唯一的值钱货。他那件貉绒斗篷，不知是多少年前的老古董了，毛都磨短了。大号派克笔一支，自动手表一块，是冯钦哉送给他的。只有那块俄国毯子，大概是在西安自己花钱买的吧。除此之外，那就是他喜爱的几匹马，按说做了多少年旅、师、军长，有部小轿车是说得过去的，谁知他仅仅备用过两次冯钦哉的大轿车，他说他是老骑兵，还是骑骑马吧！吃得更简单，平时小厨房比我们多点鱼肉，战时和我们没有两样，煮带帽高粱，黑豆他也照吃，他是不讲究吃喝的。在经济上更是淡薄，从不考虑弄钱置产业，在潼关时，家属在的警备司令部的小跨院，在西安居住的房子是杨虎城将军给购置的，可以说是穷了一生。”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武士敏虽是一介书生，却性情豪放，颇重义气。在学校时，他就常常资助经济困难的同学；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山西五台人郭宗道因为起而护法反袁被逮捕。武士敏仗义疏财，四处奔走营救；1924年，他不顾北洋直系军阀的侦缉追捕，变卖家产，耗尽家资，在保定成立了国民军第三军骑兵第一中队。
武士敏牺牲后，留下的唯一的财产就是杨虎城将军为他的家人买的一处宅院。国民政府发给他们一笔抚恤金，这笔钱，一半被武镛及其妻子拿走，剩下的一半，翁止戈在城外置了一块地，收取租金精打细算用来维持偌大一个家的运转及供养三个尚在念书的孩子。
武铁在《我的母亲翁止戈》一文中写到了一件事：“我大哥结婚时，仪式办的非常隆重，排场很大。母亲给新娘，也就是我的大嫂段鹤书买了价值昂贵的钻戒，使得不少人羡慕不已。我二哥武林结婚时，她也要给新娘，也就是我的二嫂聂华买只钻戒……妈妈考虑良久，最后还是听了我二姐武连的意见，没有给二嫂买钻戒。我想她一定认为对自己亲生孩子应该要求更加严格，另外，家里的经济力量已今非昔比。”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自古多少热血男儿战死沙场，马革裹尸。骨肉分离之痛，只有亲人才能体会得深切，沉痛。
丈夫的遗体被日本人抢走，不知埋于何处，这成了翁止戈永远的心病。1951年，武铁离开西安到北京求学，临别，翁止戈对武铁说：“武铁，要找到你爸爸的遗骨，重新安葬啊！”
1959年年底，武铁被通知去民主德国学习，临行前，他去看望母亲。翁止戈为儿子能有出息而高兴，临别，还是叮咛他：“武铁，要找到你爸爸的遗骨，重新安葬呀！”
然而，那个动乱的年代，一家人谁还敢去寻找父亲的遗骨。武铁在《伴我一生的父亲遗照》中写道：“1980年，身在台湾的大哥武镛通过朋友捎话来说要一张父亲的照片，准备在1981年9月台湾纪念父亲抗战牺牲40周年时用。我写信给我的二哥武林，问他是否还有父亲的照片。因为在我离开西安后，家一直是由他操持着。他回信说：‘父亲的许多宝贵照片，在文革中因为怕造反派抄家，惹出麻烦，均被他付之一炬。’”
1961年，69岁的翁止戈在丈夫去世20年后，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她等了二十年，盼了二十年，最终，既没有等来活着的丈夫，也没盼来“死去的丈夫”。
19、为父“正名”
史无前例的动乱年代，武士敏同样受到了冲击。
1966年10月，北京外国语学院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道：“武铁是军阀的儿子……”当时，武铁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名教师。
武铁想不通，为抗战牺牲的父亲，一夜之间成了军阀？
带着疑惑，武铁到西安找到了杨虎城将军的秘书、陕西省民革主席王菊人。王菊人告诉他：“你父亲是进步人士，在洛川驻防时，你父亲是杨将军与红军联系的一个联络点负责人。在抗日战争中你的父亲为国捐躯了，怎么会是军阀呢？我给南汉宸、孔从洲、米暂沉分别写封信，你到北京后可找他们。”
然而，回到北京，武铁才发现，在“文革”的冲击下，南汉宸已自杀；孔从洲正接受审查，不便见他；虽然匆匆见到了米暂沉，但不久，他也被隔离审查。
为查找给父亲“平反”的资料，武铁在北京图书馆蹲守了一个月。皇天不负苦心人，一天，他在翻阅《解放日报》时，一则消息进入他的视线，这则消息的标题是“太岳区反扫荡中，武士敏军长光荣殉国，晋冀鲁豫各界筹开大会吊慰忠魂。”这是（《解放日报·延安版》于中华民国三十年十月十日（日）发表的一篇报道。
接着他又查到了“悼武士敏将军”——华北新华日报社论（中华民国三十年十月十五日，日）和华北人民呈请国府抚恤，并电武将军家属慰问（解放日报、延安、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一月四日，日）。
1975年，武铁被调到煤炭部。一次，他利用去太原出差的机会，专程到山西省图书馆查找了武士敏牺牲地沁水的资料。在“山西历史地名录”第164页上，他发现沁水县曾被称为“士敏县”，原文如下：“抗日战争时期沁水县东部为我抗日根据地。1941年为适应形势的需要，设立了士敏县，属太岳区三专署管辖，1947年与沁南县合并称沁水县。按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九十八军归属朱德总司令管制，1941年8月日寇围攻东西峪（原属沁水县，今归长子县）军长武士敏力敌不降，牺牲于此。我党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遂名士敏县。”
有了这些资料，武铁决定为父亲“正名”。然而，关于国民党抗日，不仅报章杂志只字不提，人们在平日言谈中对此也讳莫如深。所以，如何正确评价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的作用和许多为民族存亡、独立而英勇殉国的国民党爱国将士是一个大难题。如果不识时务，只怕弄巧成拙，引火烧身。他只好耐下性子，慢慢等待。
日，“四人帮”倒台。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华国锋在会上宣布：现已查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问题是一起重大错案，应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薄一波的复出，让武铁看到了为父亲“正名”的一线曙光。抗战时期薄一波曾在晋东南太岳区工作过，他应该了解父亲的情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让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海峡两岸交流的启动和开展，人们开始对历史进行反思，承认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1980年，我国原驻民主德国大使王国权被任命为民政部副部长。有一次武铁去探望他时，向他介绍了父亲武士敏的情况，希望写个报告，承认父亲为革命烈士。报告写好后交给王国权，等了三两个月却没有消息。后来王国权副部长告诉武铁：“民政部还未承办过给牺牲的国民党将领追认烈士的事，所以民政部未批准你的申请。”
1981年1月的一天，武铁巧遇了杨虎城将军的儿子、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拯民。他告诉武铁，郭增凯从香港回来了，他可以带武铁去见他。郭增凯是我党老地下党员、长期从事统战工作，曾是杨虎城将军的幕僚、武士敏的老朋友，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于是武铁去拜见了郭老，并将我给薄老写的信和给民政部的报告托他转交给薄一波副总理。大约一个礼拜后，武铁接到民政部的电话。民政部的同志告诉他说：“薄一波副总理证明，你父亲是我党早已承认的革命烈士，现根据薄一波副总理批示，补发你父亲革命烈士证书（部烈字000001号）。”
最后，民政部问武铁还有什么要求。武铁想起母亲临终嘱托，遂提出，希望找到父亲的遗骨并重新安葬，希望民政部向有关领导反映他们一家的意见。
在中央领导关心下，1984年3月，政协长治市委员会接手了寻找武士敏将军遗骨的任务。
20、寻找将军遗骨
承担寻找武士敏遗骨任务的是时任政协长治市第六、七届委员会秘书长燕景仪、时任政协副主席于成太、时任政协文化办副主任田志海。
当时，对于“武士敏”这个名字，别说长治百姓，就是长治文化系统，也是陌生的。
一位国民党的将军，怎么会埋葬在长治？
他们通过查阅记载武士敏将军英勇殉国和埋葬情况的文字与照片，开始大量走访群众。
根据已有线索，武士敏将军战死沁水县马头山附近，他们首先赶到了沁水县。
燕景仪、于成太等人一次次到沁水东、西峪村寻访，一些尚健在的百姓虽然依稀记得四十年前的那场大战，也知道沁水端氏镇曾被命名为“士敏”县，但对于这位将军的遗骨埋葬在哪里，都不知情。
既然武将军是在中条山战役中殉国的，为什么他遗体会远运长治并埋葬长治？燕景仪和田志海重新梳理思路，决定先去寻找武将军的后代和部属，首先弄清将军到底战死何地。
他们拿着日军埋葬武士敏将军遗体的现场照片，仔细辨认，确认了其中一位——武兆元。经过大量查证，得知武兆元是武士敏将军从牺牲到被安葬查证城内西南角、从始到终一直陪着将军身边的唯一一个见证人。
他们喜出望外，而又忧心忡忡。
武兆元还健在吗？如果武兆元辞世，那么，寻找武士敏将军墓穴的难度无疑会大大增加，甚至难以找到。
他们踏上了北上北京的火车。这一趟，他们没有白跑，他们不仅找到了武士敏将军的儿子武连和女儿武莲，还惊喜地得知，武将军的副官少校营长武兆元还健在！
带着满腔希望，他们敲开了武兆元老人的家门。
眼前的老人身材高大，身着蓝色中山装，面目安闲，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这是一位看似普通的老人，如果走到大街上，很难把他与残酷的战斗联想到一起。
得知来意，我们可以想象，40多年后，但昔日老部下得知要寻找将军的遗骨时，老人心情多么激动！拂去眼泪，老人欣然表示，愿一同回长治，帮着找寻将军的遗骨。
据武兆元老人回忆，日，日军在长治西南城墙角下一片荒野地上埋葬了武军长。封土后，坟墓前竖起一块长方形木质墓碑，墓碑上写着：“武士敏将军之墓”。
日，长治西南城墙角下一片荒芜的野地！这便是武兆元老人与武士敏将军永别的最后记忆！
沧海桑田四十多年，长治市容市貌早已今非昔比。对长治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东、西、南、北，长治周围的城墙早已颓倒，只留下了一道护城河。周围，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建筑。
一行人到现场转了一圈，都傻了眼。
武兆元老人在西南城墙的遗址位置上观察了一个上午。他一棵草一棵草地拨开，寻找着记忆中的蛛丝马迹。然而，写着“武士敏将军之墓”的木质墓碑早已不知去向；老人依稀记得墓地附近有一座砖结构的小塔，如今也杳无踪迹。
大致位置应该不会错。于是，他们请来专家，在长治城西南城墙的遗址处两千平方米的空地上开始了钻探。三天过去，甄别了十几处墓穴，但劳而无功。
大家面面相觑。毕竟武兆元对长治地理环境不熟悉，而他记忆中的标志均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消失殆尽。
想在方圆十几公里的“西南城”寻找一处墓穴，无疑大海捞针。
寻找将军遗骨工作陷入僵局。
21、重遇“将军”
1941年10月，得知武士敏殉国的石中立（1941年元月，由169师调到军部，任机要室秘书）曾经派副官刘熙化妆成小商贩，过黄河到山西长治察看过日军埋葬武将军的坟墓。刘熙大概记了一下方位和地理参照，回去后告诉石中立，坟墓完好。石中立将详情转告武士敏长子武镛。所以，武镛委托弟弟武铁寻找父亲坟墓，便记住了一个地标建筑五龙塔（其实是五龙庙）。
因为武镛并没有来过长治，长治市政协没有采纳他的说法。
他们只好继续走访居住在西南城附近的百姓。走访百余名百姓，但众说不一。不过，这次走访也有收获，阴阳先生王定清老人的说法似乎接近事实。王定清老人确认，日军在长治埋葬武将军时，是请他点的墓穴，并亲自参加了埋葬仪式。他在回忆中说到埋葬时有日本和尚念经，还看到武将军的两个部下在场，其中一人衣服上有大量血迹。老人说，他记得武将军是埋在距离六府塔约三丈远的东北角。
王定清的说法与武兆元的回忆有相似之处，现场有日本和尚念经，他和风水先生都下墓穴看过，彼此见过面。
燕景仪等让王定清与武兆元座谈，然而，43年过去，两人竟互不能确认对方模样。
燕景仪、于太成等于是邀请他们去六府塔附近实地观察。看着蔚然耸立的六府塔，武兆元说他不记得当时看到过六府塔；王定清也当场否认了原来说的当时看见过六府塔的话。
经过查询资料，在日伪时期，六府塔周围为日军兵营，仓库所在地，一般人进不去，在那里掩埋武将军遗体显然不太可能，更不可能允许群众围观（相片可见围观人群）。
王定清提供的武将军埋在六府塔附近的说法失去了依据。
毕竟年代久远，长治地貌变化大，说法不一，记忆不准确也难免。但他们提供的情况都是第一手资料，不能轻易否认。于是，根据王定清的指划，他们先后两次更换地点在5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探查，但还是一无所获。
寻找再次陷入僵局。
5月17日，武兆元与于太成在长治宾馆一边吃饭一边商讨下一步该往哪里寻找时，他们的谈话恰好被时任长治宾馆经理周建忠听到。得知大家是在苦苦寻找一位将军的墓穴，周建忠说，他就是长治西南街人，四十多年前，日军安葬武将军时，他还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孩子，曾到现场看过。当时有日本和尚做法事，所以，他对这段记忆非常清晰。他说，将军的墓穴不应该在六府塔附近，而是在城内西南角，就是现在华东菜场奶牛场附近一带。
有人还意外提供了一条线索，当时给武将军点穴的阴阳先生，不是王定清，而是他二哥。
周建忠不仅提供了线索，还陪同长治市政协的人到现场观察访问。有人说，这一带的情况，有一个叫裴贵迷的老汉比较熟悉。老汉一直住在五龙庙。
一行人又去找裴贵迷老人了解情况。当时的裴贵迷老人已经半瘫，但说起这事，老汉说，我记得有这样一回事。当时人们都说埋的是一个大官，有日本和尚念经，地面上还竖起一根大木桩。
老人的线索让大家低落的情绪有了缓和。
老人尽管偏瘫，还是热心地跟随长治市政协的工作人员亲自到现场指认了坟墓的方位。
燕景仪、于太成等一分析裴老人所说的情况，觉得他所讲的挺实在也具体，并且多处与武兆元老人说的相符，可能性比较大，于是当即停止六府塔一带探查，调考古勘探队到裴贵迷老人所说的地方施工。
施工第二天，裴贵迷老人赶到现场，说他前天指的地方有点出入，现在想清楚了。他一边指划一边说，是在一眼井的东南、一个高岸的南边，一条南北大路的西边。勘探队按照老人的指点的位置，重新开始探查。
5月17日上午九点十分，钻探机机头带上了腐烂的木屑，这说明下面果然有棺木。
四十多年过去，早年的墓穴早已坍塌瓷实。翻开厚厚的泥土，他们开始动手挖。5月19日下午五点，挖至三米深时，腐朽的棺木残片和一具白生生的遗骨完好无损地出土。
这会是武将军的遗骨吗？怎么确认死者的身份呢？
坟墓方位与文字记载、武兆元当时坐车到墓地线路回忆、裴贵迷老人、周建中经理提供的方位，三者完全吻合；安葬时现场见闻，武、裴、周都说有和尚站立两侧念经、背景有围观群众，幕前竖有大木桩，这与日本人拍摄照片完全一致。
至于棺木、墓形、墓质的验证，就需要下过墓穴的武兆元来辨认了。大家赶紧把暂住长治宾馆的武兆元老人接到现场。根据武兆元老人的回忆，将军的棺木为榆木材质，白色、三寸厚，这一点吻合；掘开的墓穴是土葬，这一点也吻合；将军被子弹射中，子弹由右耳后上侧向前穿过，还伤掉了将军的一颗牙齿。经过一番精心甄别，大家发现尸体颅骨上确有符合武兆元描述的枪眼和缺损的牙齿；这时，他们又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现场还有两枚没有腐烂的胶木军扣和金属裤带铲子一个！武兆元一眼就认出，那正是将军牺牲时所佩戴的腰带扣!
武将军的遗骨终于找到了！
故人相见，却是阴阳两隔。武兆元老泪纵横、失声痛哭。
22、移葬太行太岳烈士陵园
武将军的遗骨找到后，时任长治市委书记李慧春非常重视，指示长治市政协迅速与上级政协和统战部汇报。
燕景仪和田志海再赴北京，把找到武将军遗骸之事向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做了汇报。他们还找到武士敏的儿子武铁和女儿武连，希望让武将军永远留在长治。考虑到父亲是为保卫山西，保卫晋东南太岳抗日根据地，抗战四年，最后牺牲在太岳区，武铁和武连同意了长治市政协的请求。
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沙里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拯民听完汇报后做了几点指示：
1、你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要宣传给全社会；
2、武士敏将军时军级干部，又是抗日抗日功臣，应以山西省政府名义，举行一个既隆重又庄严更有社会影响的安葬仪式；
3、届时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民革中央等派人参加；
4、请薄一波起草一篇纪念文章，届时发表。
1984年9月，太行烈士陵园内，一座将军墓被重新修建，青石碑高耸在青翠的松柏丛中，上书“国民革命军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将军之墓”。与此同时，陵园内还修建了“武士敏纪念馆”。
日，山西省人民政府为武士敏将军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时任山西省省长王森浩、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杨拯民、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沙里、时任民革中央常委胡纪通、武士敏将军的儿子武林、武铁、女儿武盈、武连及武将军老部下石中立、刘鸣珊、武兆元等600多人参加了将军的安葬仪式。
此后，得知消息的武将军在美国的孙辈武宏先、武更生、武念祖给长治市政协发来了感谢信；1985年，武念祖在父亲武镛嘱咐下，专程从美国来到长治为祖父扫墓。之后，他们将安葬将军时的一套录像资料转交给了台湾的父亲武镛。
日，武镛在妻子段鹤书、次子武更生和外甥女朱洪的陪同下，专程到长治扫墓。当时的武镛已经八十多岁，患腰椎病，步履艰难。那时台湾和北京还未直航，必须在香港转机，在香港机场要坐等五个小时。到北京后他已是劳累不堪。武铁劝他，要不然长治就别去了，在北京找个好大夫看看病吧！他说那怎么行呢？去长治扫墓，在爹爹的坟上鞠躬、跪拜是我此行的最主要目的。日，武镛终于见到了父亲，完成了心愿。
共产党历尽艰辛寻找武士敏将军遗骸并举行安葬仪式，受到了武将军遗属及海内外人士的赞赏，对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3、98军命运
沁河作战，98军全军覆灭。
98军42师参谋处长余开纬、粮服科长燕云轩、上校参议王国士、团长楚宪曾全部牺牲。247团团长冯汉英被俘后，押在一个小房内，半夜挣脱绳索，乘看守敌兵熟睡之时，抽出敌人佩刀，杀死日军联队长、副队长各一人，后被敌人发现，枪杀于屋檐下。
由于八路军的策应，突围出去的一部分98军渡过黄河，聚集到了铁门镇。42师副师长王宏业在此接新兵。
石中立回忆，后来，169师郭景唐也突围赶到了铁门镇。他想在铁门镇重新组建98军军部。
1941年11月，中央派刘希程继任军长。1943年，98军开赴广西，参加了鄂西、桂柳会战。1944年12月，98军番号和第42师被裁减，所辖部队缩编为第169师，隶属第二十六军。
98军从此消亡。
从1939年7月组建到军消亡，可以说，98军是国民党队伍中没有打过一枪内战的军队。
日，八路军太岳南进支队由安泽县移驻沁水县东北部，司令部驻东峪村，政治部驻西峪村。晋豫区党委随同太岳南进支队由平顺县移驻沁水县满沟村。太岳南进支队在沁水县东北部十里至木兰殿一带，接管国民党98军领导的沁水县政府，建立沁东县（又称端氏县）抗日政府。
1942年，一支新的部队却在武士敏牺牲的地方诞生了。由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改编的八路军第772团，1941年10月进驻士敏县。1942年初，由772团派了一批骨干，先搭架子后征兵，士敏县抗日游击大队在端氏村组建。1943年，县大队被整编为士敏独立营。1944年，广大群众自愿参军，独立营发展成为独立团。
日，上党战役中，士敏独立团参加了战斗并立下了赫赫战功。独立团打出了声威。赶来慰问的军区首长说：“士敏独立团在这次大战中的确锻炼出来了，军区研究决定士敏独立团晋升为386旅的21团。”
之后，独立团接上级命令，追击长治守敌史泽波。独立团沿吾元、张店一线向西，到马壁、东、西峪村一带截住敌人，彻底消灭了敌人。
历史又回到了沁河沿岸，回到了东、西峪村。只是，这一次，是共产党解放全国的战争了。
24、一则迟到的消息
日，民政部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民政部门将符合条件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相应保障范围，借助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让符合条件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孤寡对象优先优惠进入敬老院、福利院。
正如《国民党老兵入社保：既要物质抚恤又要精神尊重》消息所讲，“这是一个让人嘘唏不已的消息。许多年过去了，那些已经进入人生暮年的国军抗战老兵终于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而言，曾经背负着历史的枷锁终于可以去掉了。”
“如今，这种迟来的关爱，对他们来说也算是一种历史的温情。在那场抗战中，虽然有许多值得全民族检讨反思之处，但国军‘焦土抗战’的态度，鼓励了许多士兵用血肉之躯，筑成了抗战正面战场，这是无法否认的史实。我们总说在善待历史、尊重历史，只有给那些已经风烛残年的历史功臣以善待与尊重，才是对民族记忆的尊重。”
这个消息，也可告慰已在天堂的徐尚洁等终生背负“六种人”枷锁带着遗憾而去的国民党抗战老兵了！
沁河在大山中静静流淌，蜿蜒向前。
中国的河流大多自西向东，而这条河，却是自北向南，穿越崇山峻岭，最终，汇入了浊浪翻滚的黄河。
河水带走了一切。战火、硝烟、如草一般黄了青青了黄的生灵以及那段英雄的往事。
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70多年前，这里曾经有过一场绞肉机一样的“沁河作战”，有一位国民党将军陨落此地，有一支孤悬敌后的国民党抗日军队在这里全军覆没。
今天的沁水县端氏镇便是晋冀鲁豫边区的士敏县。如今，这里还剩着名为“士敏”的药店、商店。
沁水县十里乡东、西峪村还在。黄发垂髫、鸡犬相闻，新房一座接着一座。落满弹洞的老屋在时光的尘埃里几乎全部倾毁。
马头山上长满了松柏，有风来，松涛阵阵。松柏的脚下，是那片渗透了无数鲜血的土地。
这片土地是肥沃的。
责任编辑/魏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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