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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十年，是国民党自吹吗？
年的中国，希望与绝望并存。
“黄金十年”一词，最早是驻华美军指挥官魏德迈（左一）提出来的，后被台湾史学界广泛使用国民政府战前十年（），到底算不算“黄金十年”？这是一个从论坛时代，一路撕吵到微信时代的历史话题。肯定者，认为在这10年间，中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建设成就，为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否定者，则认为这不过是国民党自吹自擂，实际上不少经济数据已倒退到了连北洋时代都不如的地步，“黄金十年”最后以南京大屠杀收场，只是个笑话。①那么，这两种看法，到底谁对谁错呢？一方面，魏德迈支撑“黄金十年”说法的三项事务，确有很大成绩“黄金十年”这个说法，最早见于魏德迈将军日在美国国会的演讲。魏德迈说：“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Golden Decade）。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进步的建制。”②就魏德迈所提到的交通进步、经济稳定、教育推广这三项事务而言，“黄金十年”似乎确实名副其实。交通方面，以公路为例――自1932年起，跟随中央军的对外扩张步伐，“各省联络公路”相继开工。1932年5月，开筑“苏浙皖三省联络公路”。11月，中央军入鄂豫皖，开筑“苏浙皖赣鄂湘豫七省联络公路”。1934年10月，中央军入西南，开筑“川黔湘鄂陕五省联络公路”。至1937年7月，已成功构筑起一条贯穿大半个中国的公路交通网，计有京闽桂、京黔滇、京川藏等干线21条，支线15条;总里程接近12万公里,较之1927年之前增长了一倍有余。③经济稳定，若仅就国家财政方面而言，也是成立的。北洋时代，国家财政主要靠借债度日，中央政府长期处于瘫痪状态。供职于北洋财政部之经济学者杨汝梅无奈感慨：“民国元、二年，中央绝无收入，……彼时维持之道，全恃外债。”袁世凯死后，军阀割据更甚，中央财政落魄到连日常开支都要借外债的程度。④南京国民政府继承了北洋政府遗留的所有外债，但因成功推动了收回关税主权、创设中央银行、实施币制改革……等措施，到1936年底，财政已实现正常运转――北洋时代外债的7成，用于支付军政费用和偿还旧债；国民政府“黄金十年”的外债，绝大部分用于铁路、棉麦、航运电讯等建设事务。⑤至于教育推广，据1936年的统计数据，这10年间，小学自212385所增至320080所；普通中学自945所增至1956所；师范学校自336所增至814所。专科及大学在数量上增幅不大，唯文科、理工科的分布，在当局的限招（文科）和鼓励（理工科）政策下，逐渐趋于平衡――1930年文科毕业生是理工科毕业生的两倍；1937年这一畸形比例被矫正至1U1。⑥国民政府“七省联络公路”示意图，全国经济委员会/绘制另一方面，农村连地主在内全面破产；工商业垂死挣扎，也是事实然而，30年代的中国，也还有另外一张面相。“农村破产”，是当年报端最常见的词汇。这种破产，不单单是指普通农民，连地主们也全都包括在内。红色经济学家薛暮桥1932年考察无锡礼社镇，惊讶地发现，当地中小地主几乎全都破产了――“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今年农民、新华两银行之抵押贷款，几全以地主为其对象，且所借款项，无一投资农业，多用于还债、押会及各种消费事项。”⑦江南农村全面衰败，北方农村的状况更恶劣。河北定县是当时著名的“乡村建设模范县”，但学者李景汉1934年的一份调查报告却显示，该县经济其实已经完全崩溃了：“目下定县欠债之家数，占全县总家数百分之六十七，约四万六千家，不欠债之家数，占百分之三十三。……有的实在无法生活，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另谋出路，……民十（1921）以来已渐有往关外谋生者，每年约在七百人左右。民国二十二年（1933）内生计困难之程度远过于从前，因此离家谋生者数目亦呈空前的陡增，竟超过一万人，今年春季出外谋生者亦已达七八千人，多系壮丁。”⑧据国民政府统计局局长刘大钧披露，从年间，中国的农业总产值下降了47%。工商业同样惨淡――截至1935年6月，全国92个华商纺织厂，有24个停产，12个在减产中垂死挣扎。⑨40年代四川农村，美国飞虎队队员拍摄经济全面溃败，主因乃世界经济大萧条；“黄金十年”说见仁见智这种各行业的全面溃败，原因固然很多。但除战乱、水旱天灾等“常规因素”（较之北洋时代，这一时期的战乱不算严重）外，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和中国特有的“白银危机”（因历史原因，中国当时的货币体系，仍实行银本位，极易受国际银价的变动冲击）。日本学者城山智子，对此有准确的描述：“1929年，世界市场上农产品价格开始暴跌，也殃及中国市场。1930年，中国原材料的价格持续下跌。……在大萧条的最初几年里，包括中国原棉、小麦、糖、丝以及大米在内的初级产品市场崩溃。……1931年，因为白银相对其他外国货币升值，使中国的农业部门更直接地暴露在了全球萧条之下。在外国市场，中国商品以当地货币计算要更昂贵。市场日益萎缩，而竞争又十分激烈，中国生产者不得不降低其出口价格。……（在国内市场）因外国货币贬值，进口产品价格更显低廉，……大量进口的粮食几乎足以取代国内产品。”农产品价格暴跌，直接导致很多地区的农村，无人愿意种地，也无人愿意买地做地主。⑩（由此不难理解，30年代盛行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远不足以解决当时的农村问题）工商业的衰败，也大致是相同的道理。至1934年，美国通过《白银收购法案》，抬高国际白银价格，更是直接将中国的“白银危机”推上了生死线。国民政府在1935年破釜沉舟，放弃银本位，改行法币后，经济才又渐有复苏气象。综上，略言之，年的中国，希望与绝望并存。至于“黄金十年”之说是否成立，则端看评价者以一种怎样的眼光与心态来打量这段往事了。国民政府当年发行的法币注释①肯定派，可参考台湾“教育部”主编之《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编《统一与建设》，1989年，P。否定派，可参考席亚洲《抗战十大谣言之民国军工“黄金十年”》，刊于观察者网。②《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 第1册 国民革命史》，1984年，P367。③可参见：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编，《督造苏浙皖三省联络公路报告书》，1932。赵祖康，《旧中国公路建设片段忆》；《各省全部联络公路状况一览表》，《公路杂志》1935年第4期；赵祖康，《全国经济委员会督造各省联络公路之经过》，《交通杂志》1934年第5期；……等。④杨汝梅，《民国财政论》，1927，商务印书馆，P12。⑤参见：金普森，《北洋时期的财政与外债》，收录于《近代中国外债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P100-107；郑会欣，《关于战前十年举借外债的基本估计》，《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九期；《中国近代经济史 》，人民出版社，2012，P；等。⑥参见：吕士朋，《训政时期的高等教育》，收录于《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
下》；《剑桥中华民国史
下》，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P443。⑦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刊于《新创造》第二卷，日。⑧李景汉，《定县农村经济现状》，《民间》1934年第1卷第1期。⑨可参见：（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P162-190。⑩（日）城山智子，《 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P92-93。农村土地荒弃的情形，可参考国民党人李天倪1934年在山东的调查――“鲁东向称富庶之区，地价每亩百元者，刻已低落至四五十元；鲁西、鲁南贫瘠之区，向之每亩五十元者，刻竟落至二十元或十元尚无人过问。农民破产之普通、痛苦之深刻，实为近古以来所未有。”（李天倪：《提高粮米价格救济农村破产案》，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1934年4月第11号）――――――――◎扫描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短史记”（微信id：tengxun_lishi），或在微信中搜索“短史记”，可以获取更多靠谱的历史资讯。◎近期推送文章（进入公众号首页，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金日成对彭德怀落井下石林彪读《红楼梦》，得出三大心得蒋介石反省丢失大陆：不该提前搞宪政林彪出逃前夕，曾有一封给毛泽东的密信庐山“操娘”公案中南海也曾允许普通百姓入内参观谁最该向“诺贝尔哥”道歉？林彪自己炼丹吃张学良“觉得没脸回大陆”是真的吗？张学良自曝的艳史不可信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鸦片战争惨败是因为带路党猖獗？音频：汪精卫汉奸演讲夜莺岛为何归了越南十三则真实的“林彪笔记”扫描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短史记”
直接将国民政府推入生死攸关的金融危机。
到明清两代，中国农村大地主已基本消失了。
近日，印度尼西亚史无前例地举行了一场关于印
当年的简体字改革方案，究竟粗糙到什么程度呢
把区块链与加密货币分开，有些一厢情愿了。
当艺术培养成为纯功利性的学习，跟应试教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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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输入140字宝塔倒塌现唐代地宫 深埋佛祖真身“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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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门寺下发现金碧辉煌的地宫，里面堆满了稀世珍宝，而且还有账碑对珍宝作详细记载。地宫曾有过多次修缮，而其间的珍宝却一件未少。奇迹！
1981年秋的一天，八百里秦川上空突然雷电交加，一场罕见的狂风暴雨，使
法门寺下发现金碧辉煌的地宫，里面堆满了稀世珍宝，而且还有账碑对珍宝作详细记载。地宫曾有过多次修缮，而其间的珍宝却一件未少。奇迹！
1981年秋的一天，八百里秦川上空突然雷电交加，一场罕见的狂风暴雨，使得位于陕西省扶风县的千年古刹法门寺里的佛祖真身塔塔顶，一下塌了三分之一。1987年春，陕西省政府开始组织推翻残塔按原样建新塔。让有幸成为此工程负责人之一的韩金科做梦都没想到的是，这次普通行动，竟让他和一个震惊世界的千年秘密不期而遇。
惊现唐代地宫
一、发现藏宝地宫
佛祖真身塔建于明代，在法门镇已矗立了几百年，和村民们祖辈相伴，共历风雨。平日里，大家习惯伴着塔上的风铃声劳作耕耘；佛教节日，这里更是人们祈求平安祥和的圣地。时任扶风县文化局局长的韩金科，是祖辈在塔下生活的老法门镇人。
在清理明代的塔基时，有人在土里发现一块石板，下面发出空洞声。石板下会有什么东西呢？韩金科想起小时听到的一种传说，当年奶奶背着他到法门寺拜佛时对他说：佛脚下有个万丈深井，里面有吃人的大蟒。神秘石板下真有大蟒吗？为何民间会流传如此说法？是否有人故意要隐藏下面的什么秘密？韩金科又想起另一种关于塔下的说法：法门寺塔下有井，井上有金池，池上泛金舟有佛指舍利。巨蟒与佛指舍利，这两种说法会否有什么关联？此事非同小可，韩金科赶紧与来自陕西省文物研究所，专门负责此次宝塔发掘工作的曹伟商定：马上停工，待选择合适时机，再来探寻塔底秘密。
翌日上午，韩金科请了法门派出所的干警及扶风县主管县长李红真，和有关的8、9个人一起发掘。大家断定：此石板下有个地宫。果然，从石板的缝隙中，曹伟用手电一照，洞里映出一片晃眼的亮光，他兴奋道：韩局长，里面全是金子。韩金科俯身向洞里望去，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场景呈现在眼前：地宫里弥漫起一股浓厚的水蒸气，在阳光的照射下五颜六色、绚丽缤纷，如同金银器一般金碧辉煌。
此景一时让韩金科的心情由兴奋变为沉重：本只是单纯的为了修塔，结果有了意外发现，此处竟存放着这么大一笔文化遗产。宝塔地宫里如何会藏有大批珍宝，它们从何而来？为何民间会有蟒蛇的传说？是否有人为了隐藏秘密，刻意编出这种说法？心里冒出一连串问号的韩金科，回想到历史上很多文物被盗墓者毁坏的事件，又为这批珍宝是否已被侵袭而担心。
法门寺发现神秘地宫的消息很快汇报到了陕西省政府。日，正在忙碌的原陕西省文物研究所科研室主任、我国著名的金银器专家韩伟，奉命前往法门寺指挥挖掘工作。据经验韩伟判断：塔基下的石板并不是通往地宫的正门。果然，按他所指，大家又在南边地面探到了一个石门。现场立刻沸腾起来，所有人都把期待的目光聚集在此：此地宫到底是明代的，还是唐代的？
根据门额上的两只凤图案和锁门的唐代大铁锁，韩伟判断：此地宫毫无疑问是唐代的，距今有一千多年历史。史料中明确记载：此宝塔曾经历过明代重建、民国修复，其间一定有人发现过地宫里的秘密。千年战乱世事变迁，石门背后会有大家期待的完美答案吗？
神秘佛指舍利重见天日
二、宝物震惊世界
当人们撬开锁，轻轻推开门，里面弥漫出一股奇异的香气。韩伟觉得自己仿佛闻到了千年前那个王朝的气息，感受到它脉搏的跳动。启开石门，一支长长的锡杖和一个精美的瓷碗赫然出现，细腻的工艺引起韩金科和韩伟的齐声赞叹。更令人惊喜的是：第二道门里，有一座记载当时随着真身舍利掩埋在地宫里所有物件详细账的物账碑。这是我国发现的唐代皇家最完整的一座物账碑，上面清楚地记载着地宫里2499件绝代珍宝的出处、质地、件数、重量等情况。
第二块是志文碑，记载着地宫中舍利的真假及来历：佛祖释迦牟尼80岁在印度圆寂后，信徒们将其火葬，其肉身烧成了八万四千个真身舍利。舍利是一种肉身火化后的结晶；舍利塔是一种佛陀舍利的塔。高僧大德后也有舍利，但佛陀可说是同神身的舍利。佛陀有发舍利、骨舍利、肉舍利等。佛教中，塔最初就是用来供奉安放佛祖舍利的。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统一印度后，为自己多年征战带来的杀戮而忏悔，最终皈依佛教。为弘扬佛法，他差遣鬼神在世界各地修建了八万四千座佛塔供奉佛祖舍利，其中19座在中国，佛祖唯一的一节指骨舍利就在法门寺宝塔内供奉。在佛教盛行的唐代，法门寺迎来了最辉煌时期：当时朝廷每隔30年，就把舍利迎回朝廷进行供奉，场面十分壮观。其时，法门寺的规模比现在大好几倍，其方圆15公里，内有僧人近万。
大家参照着物账碑，依次打开了地宫中封锁千年的四道石门，进入地宫的前室、中室和后室。地宫就像一条奇幻无比的时光隧道，通过一件件千年珍宝，逐渐将大唐盛世的传奇和辉煌，展现在世人面前。从日发现法门寺地宫，到4月9日打开地宫第一、二道门，清理出玳瑁避开元通宝、八百多件丝绸和一座阿育王塔。丝绸中早已失传的唐代工艺蹙金绣，上面细度只有头发丝三分之一的金丝，在千年后的今天仍熠熠生辉。人们又从地宫后室天井中取出大量金银器秘色瓷，琉璃器和八重宝函。
就在地宫发掘已至后室清理的收尾阶段时，又发现了大量开元钱及钱下一个被称为铁函的铁盒。铁盒里有个交叉系着丝带、周围立着一些菩萨、力士、子弟小雕像的白玉棺材。打开白玉棺，韩伟惊讶得瞠目结舌。一如他所判断：经当时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鉴定，在重重宝函的保护下，享用地宫无数珍宝供奉的，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真身指骨舍利。消息传开，在整个佛教界、考古界甚至全社会皆引起巨大轰动。
佛祖真身指骨舍利是法门寺地宫的最后一件出土的文物。地宫里共出土法器、金银器、秘色瓷、丝绸等各类文物2499件，这枚佛祖指骨舍利和三枚玉制影骨舍利的重现人间，震惊世界。可在此经历了一生中最辉煌时刻的考古专家韩伟，心中疑问难解：从明代建塔，到民国朱子桥修塔，再到后世僧侣护塔，其间到底有多少知情者？他们是怎样保守住地宫秘密的？
三、何以千年无虞
据资料记载：法门寺始建于东汉末年，自古就因为寺中塔内珍藏有佛教的至高圣物&&释迦牟尼真身舍利而远近驰名。盛行佛教的唐代，曾先后7次举行盛大的迎奉佛指舍利的活动，最后一次是公元873年。翌年，存放佛指舍利的法门寺塔地宫，被逐渐衰落唐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封埋，至1987年被考古专家曹伟及其同事们发现，其间整整隔了1113年，历经数朝更迭，外地入侵，佛教兴衰。那座物账碑详尽记载着公元874年随同地宫封存的每一件器物，两千多件器物在地宫中一件不少，说明这一千多年没人从中取走任何一件。难道此间就没人知道地宫的秘密？否则又到底是什么让他们能克制住这些无价之宝的巨大诱惑，没把它们据为己有呢？
很快曹伟在发掘中发现：明代的地基在唐代地基四周形成一个包围，明代地宫把唐代地宫完全围了起来。据记载：明代万历年间，当地僧人对法门寺塔进行过一次大规模修缮，把唐代的4层木制法门寺塔变成了47米高的13层8棱砖塔，整个工程历时30年。在这次彻底的修缮工程中，施工者不可能不知道地宫的秘密，但他们为何没有觊觎这些绝世珍宝呢？可能因为组织修塔者和施工者大多是佛教徒，才没有随意扰动地宫中的宝贝。那从唐代至今的一千多年中，知道法门寺地宫秘密的人都是佛教徒吗？
唐大历年间所刻的一座法门寺重修碑铭中记载：唐末五代时，李茂贞重修法门寺立下碑铭；另明代与清代也都刻下碑铭，大多提到迎奉舍利之事，虽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宝物，但关于舍利的记载皆非常清楚。既然如此多的历史文献都有关于宝物的记载，为什么宝物还能保存至今？
一千多年中，佛教在中国几度兴衰，数朝史料皆记载过法门寺地宫的秘密，看过资料或听说过此事者不可能都是佛教徒。那还有谁知道法门寺地宫的秘密，又因何故没把这些宝贝据为已有呢？在施工现场，一本从明代法门寺古塔上掉下来，名为《重修扶风法门寺真身宝塔纪略》的小册子，引起了韩金科的注意：此册呈比32开稍长的条型，民国时期印刷，灰色的封面，里面有一幅朱子桥的蓝色照片，其中详细记录了1938年至1940年，一个名叫朱子桥的人主持重修法门寺塔的情形；还记载了唐朝迎奉法门寺释迦牟尼指骨舍利的盛况和民间对法门寺塔内地宫的传说。朱子桥是谁？他是否知道法门寺地宫的秘密？
《陕西省文物志》总编纂、历史学者雒长安，经调查得知：朱子桥前后几十年，先从政从军，后主要做慈善事业，是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常委兼第五救济区特派员。自1928年起，陕西省连续发生严重自然灾害，饿殍遍野，十室九空，曾在辛亥革命前后叱咤风云的朱子桥将军亲赴陕西救灾，提出&三元救一命&的口号号召全国为陕西募捐救济灾民，同时在灾情严重地建立数个垦区和灾童教养院，安置灾民，有时忙得数日不寝，累得吐血。从1929年到1939年，他在陕西至少救活了500万人。救灾期间，朱子桥偶然发现扶风县法门寺塔已严重倾斜，随时可能倒塌，决定对其进行修缮。从1938年起，历时3年。此中他是否发现了法门寺地宫的秘密呢？
今年85岁的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居民王保华，当年曾参加了朱子桥将军组织的法门寺塔整修工程。1939年秋的一天，年仅16岁的王保华和每天都在工地上忙碌的工人们，发现了一个让他们惦记一生的秘密。
四、追溯历史根源
清理整修塔基时，他们发现了一块一米见方的石板。琢磨了半天，也想不出这块像个大碾盘的石头到底是做什么用的。难道这石板下面藏了什么东西？突然有人想起了那个流传了很久的&此塔下有井，以水为池，池上泛金船，船上有佛骨舍利&的传说。难道这石板就是那口井的井盖？
16岁的王保华好奇而迫切地想知道这巨石下到底有些什么。他们在这难以掀开的厚重石板的一角，发现了一个破损的缝隙。王保华不顾工头因当时主持修塔的朱子桥将军不在现场，而先封闭了此洞口，软磨硬泡地让工头答应了让自己看一眼。可那石板缝最宽处也只有三四公分，石板又厚，王保华先划了几根火柴及点了几张纸烧着，仍只见石板下漆黑一片；后来做了个小火把伸进洞里，没想到石板下一些金灿灿的亮光，晃得贴着石板缝隙的王保华半天都没看清，可心却快跳出了嗓子眼儿：难道那就是传说中的金船？他再次把眼睛贴近石板缝隙：看到里面有一根棍和一个罐，罐里放着一些金黄金黄的东西。
当年的王保华并不知道，让他看到一个神秘地宫和一堆金灿灿东西的石缝，据记载，是明代万历年间重修法门寺塔的工人们，为了一探此地宫的究竟而留下的。当时有人曾想把地宫后室顶上的石板盖撬开，却只是撬坏了一个角，也只能从这缝隙往下看。没人知道王保华之前300多年，同样修塔的那群佛教信徒从此缝隙里到底看到了什么，但能确定的是：他们很快把地宫原样封存，只留下一个塔下有井，井中水银池上泛金船的传说。
而在王保华之后近半个世纪的1987年，考古学家曹伟同样通过这个缝隙第一次见到了地宫里的神秘世界，从而揭开了法门寺地宫发掘最华彩的部分：2499件珍贵文物自此呈现在世人面前。
可同样的发现在1939年，却让16岁的王保华和他的工友们没了主意。当时那些工人谁也没想到这石板下竟藏着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正在西安救灾的朱子桥将军闻讯迅速赶来。工人们希望他下令砸开石板，让大家把这个神秘地宫看个究竟，好好地开开眼界，甚至兴许还能弄个什么金盆金碗补贴补贴家用。谁知朱将军看了地宫后沉默不语。
若看过资料记载，朱子桥修塔前就应知道法门寺塔下有佛子舍利，也有自唐代后历代皇帝的供奉物。他对地宫的了解，应远远多于王保华他们这些工人。他知道这石板下埋藏的是国之重宝，何尝不想在有生之年能亲眼见见这些神秘的宝贝，可当时的局势让他不得不对此慎之又慎。1939年，陕西的抗日战场战斗激烈，日本飞机轰炸西安，其军队已至西安周边。若让日本人知道了此事，后果不堪设想。
一边是一群眼巴巴望着自己的工人和心里渴望一睹宝物真容的强烈愿望，一边是纷乱复杂、战火硝烟步步紧逼的社会环境，朱子桥将军陷入两难抉择。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集《宝藏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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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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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3 年的小刀会起义成了房地产业的契机。租界华人从五百骤增至两万，外商趁机建起大量简陋的木板房出租，仅英租界就有八百幢，据称“利润达到30%以上”。 “华洋分居”的禁令就此成了一纸空文。第二年英、美、法领事便删改了《租地章程》中每家租地不得超过十亩、不得加价转租、不得建房租与华人等限制性条款，房地产业的发展脱离了封建体制的束缚。在法租界，1853年只有四处中国民房，十年后就有了四百幢新屋。　　1860年至1862年，太平军三次逼近上海，又对租界房地产起了推动作用。十年战事使不少江南城镇损失一半以上的人口。士绅望风而逃，有洋枪队保护的上海租界成了避难所。有钱没钱都要求生，大量平民也同时涌入。　　日《北华捷报》写道：“凡是能够逃难的人都纷纷涌进租界，致使租界成为……巨大的避难所。”华人一时多达五十万，仅英租界的木板房就盖了八千幢，战争财发得舒舒服服。　　开埠十几年之后，租界内的地价涨了十几倍。初期每亩土地押租只要银三四十两，到了1849年某法商租地就花了每亩130两；到1857年，法租界均价涨到每亩642两，又增了四倍；太平军逼近时更不用说。　　法国驻沪代理领事爱棠感慨：“法租界长期以来不被注意的地皮突然变得身价百倍，所有出卖的地皮都被争相购买”，“地皮价格抬得很高，最初每亩地卖200两已经被认为很贵了。现在即使卖1200两，买主还是争先恐后。”　　太平天国之后，租界发生了第一次房地产危机：避难华人如潮退去，总人口从几十万减少到十万，大批房屋空置，许多投机房地产的人破产。随后是1866年世界金融恐慌，上海亦遭波及，著名的颠地洋行倒闭。1870年代世界经济开始复苏，苏伊士运河开通、与伦敦间电讯开通等对上海的进出口贸易有很大推动。工业也开始发展，过去的贸易商开始加大直接投资、设立工厂，工商业繁荣导致租界内外的常住人口增加。
　　1920年代，现在的东风饭店、和平饭店、汇丰银行大楼、海关大楼等高楼大厦在外滩拔地而起，精美的花园别墅也大量增加。　　金融风潮 “黄金十年”（1927 - 1937）　　1935年的经济萧条引发了新一轮房地产危机。年关结账时，上海八个房地产大亨相继离沪避债，人称“八仙过海”。　　1927年至1937年，包括“八一三”淞沪抗战，被称为上海史上所谓的“黄金十年”。　　1927年7月成立的上海特别市政府制订了“大上海建设计划”，这项计划因“八一三”而中止，但是管理机构没有停止过规范房地产市场的努力，先后颁布的法规、举措有：　　禁止房东出租时私立名目；颁布土地征收法和《市民租用公地规则》；整理道契（永租土地的官方契据），停发华商道契；成立平民住所委员会，建成三处800余间住所；成立土地整理委员会，先后公布《土地法》、《土地法施行法》；改道契为永租契，统一规定契式、编号；公布不动产抵押注册规则；市中心住宅用地公开招投标……　　在这个时期，作为对内、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上海的工商业、邮电交通迅速发展。1931年外商在上海投资额达11.1亿美元，占当时外国资本对华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由此提升人气、拉动了房地产业的增长。在所谓“黄金十年”的初期，地价迅速上升。以中百一店基地为例，每亩地价由 1927年的银九万两涨到了1933年的十八万两；房地产交易总额也连创新高，1930年达到0.84亿元，1931年达到创纪录的1.83亿元；公共租界每年新建房屋六千多幢……　　如果没有战争会怎样？历史从来不能假设。　　开埠之初，战争曾促进了租界内房地产业的发展；到了战云密布的1930年代，租界再也不是可以隔岸观火的“世外桃源”了。
　　1932 年“一·二八”战争使上海遭受空前的打击。日军枪炮所及，工厂被毁损超过一半，店铺被毁损七成，房屋被毁达 85%，仅房屋一项就损失2亿银以上。战争造成租界内空置房增加，当年工部局统计：新建房屋少了一半。1932年全市房地产交易额只有2500万元，只有上年的13%。　　“屋漏偏逢连夜雨”。接着是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加上国内农村经济破产，工商业欲振乏力。还有一个重要因素：1934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购银法案，提高银价，大量收购白银，引发中国白银外流，币值不稳，造成了1935年的“金融风潮”，大量工厂、商店停工，华资银行倒闭、停业的达12家，钱庄也没了11 家。　　经济萧条引发了新一轮房地产危机。由于金融业银根收紧、只收不放，抵押活动停滞，导致多家中外房地产企业倒闭，年关结账时，上海八个房地产大亨相继离沪避债，人称“八仙过海”。到了1936年，公共租界的空置率达到10.9%，这就足以使得地价暴跌、房地产买卖一落千丈。房地产商无力偿还利息，又收不回放出去的款子，个个债台高筑。
　　游资趁乱 日伪时期（1938 - 1945）　　由于房地产是几乎惟一未被日军管制的行业，大批业外商人组建房地产公司，不建房屋，而是将房地产当作投机工具，“踢皮球”、“飞过海”盛极一时。自“八一三”至1941年12月，上海四周沦陷、仅存租界，史称“孤岛”。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公共租界，法租界因为法政府已向德国投降而未被占领。　　日伪时期兵荒马乱，老百姓本能地躲进相对安全的租界。1938年租界人口从两年前的167万涨到450万，每天收到汇款银20万元以上。人口、游资又一次聚集，使得上海房地产业进入了一轮畸形的繁荣期。　　此时英美房地产企业经营活动受到抑制，许多人见势不妙、就此退出中国。华商数量虽然超过了外商，规模仍是“小巫见大巫”。然而房地产商日子并不好过，用地、营造都发生了重大问题。首先是日军大肆强占民地。不到四年的时间，日军四十起圈地达30万亩；后来日伪“恒产公司”征地时又任意估价，付的还是“白条” ——不兑现的公司债券。　　新建房屋开展租赁本是上海房地产商的看家本领。然而1938年后，币值不断下跌，到1941年货币贬值十五倍以上，房东是做不下去了，与此相应，楼市炒作之风日盛。　　1942年6月，日伪一度下令取缔证券交易，导致巨额游资转向房地产，形成空前的房地产投机狂潮。当时除了同业公会三百家房地产商以外，还有兼营房地产业的企业三百家。1943年全市房地产成交额5亿元（日伪货币），达到了新的高峰。　　由于房地产是几乎惟一未被日军管制的行业，大批业外商人组建房地产公司，不建房屋，而是将房地产当作投机工具，“踢皮球”、“飞过海”盛极一时，依靠转手获取暴利，连过户、公告都免了。导致土地价格越炒越高，“定票”（相当于现在的预售合同）也是满天飞。市中心的房子有价无市，投机者转炒郊区，有家地产公司囤积了两百亩空地，盖了房子的土地还不到一亩。　　“综观现阶段的房地产投资，对于社会各业的贡献少、危害多。一言以蔽之：投机的恶果。”已故学者王季深在其1943年专著《上海之房地产业》中写道：“时隔数月，同一房地产已经数易其主，如此互相做踢皮球式的买卖，其价安得不愈踢愈高？……房地产业投机的最大恶果：间接刺激价格，陷民生于水深火热之境！”　　日，重庆国民政府代表分别在中美、中英关于取消两国在华治外法权、收回公共租界的文件上签字。中国租界始于战火，终于战火。　　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供求方方面面的作用下，日伪时期地价与房租的“均衡”发生了移动。　　1944 年伪地政局重估地价，原法租界地价与1940年相比增值40倍。按照1945年的房租标准，营业用房租金为战前基数的180倍，居住用房租金为战前基数的 140倍。租赁市场的拥挤可见一斑，而作为房地产基础的“买地建屋”、增大供给却“跟不上趟”，大批游资滞留在房产市场进行炒作而不是建设，泡沫吹到了惊人的地步。
　　（1946-）　　抗战胜利并没有为房地产业带来春天。随后的“接收”被百姓称为“劫收”，房地产业也在劫难逃，在不断加速的恶性通货膨胀中走向灭亡。　　1946 年后，有关当局虽然提出了《大上海区域计划总图草案》，但并未执行。由于“国统区”经济日趋崩溃，外商无心恋战、相继撤退，很多公司把总部由上海改到了香港。“在中国开展大规模业务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新沙逊洋行老板维克多·沙逊曾表示。他把所属华懋、远东、上海等地产公司改为上海分公司，设总公司于香港，资本额也改以港元计算。　　“从汪精卫的时候就开始通货膨胀。”那时候住在淮海中路的陈慰慈回忆，“抗战胜利以后，美国货来了，用国民党的钱一样也买不到，都要银元。买东西不讲价钱，讲一块银元买多少个，如果买碗那就买十个碗回去。不找钞票，因为钞票没有用。”　　物价飞涨之下，大家都忙着换黄金、银元，房屋建设陷于停顿，坎坷一生的近代上海房地产业油尽灯枯，只能静待来世了。
　　租赁市场在日伪时期的基础上进一步濒临崩溃：　　和1933年相比，地价涨了一千倍，而米价涨了五千倍，房租则是战前的七千倍。　　真正的房东收不到钱，收到了也是一堆废纸；　　在失去强制力量干预的情况下，“二房东” （从房东处租房后再进行分租的房客）喧宾夺主，随行就市大发其财，一幢楼塞进“七十二家房客”，都是“二房东”的功劳。
　　从历史记录看，租界、美帝反而成为保护伞，这让自干五情何以堪？　　大乱来时，房东傻眼，还是二房东（中介？地痞黑社会？）有生存空间
　　据说：　　当时每当战事吃紧就有很多房东恐慌性抛盘，但不怕死接盘的人更多，一旦平静下来房价就反弹，大捞一笔。解放前上海楼市始终没有出现崩盘的情况。　　当然，49年前夜接最后一棒的人算是倒了八辈子霉　　当年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炒楼，解放军放消息要总攻，他们就吸筹，然后又说不打了，他们再高位抛出
　　日，重庆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抢购黄金案。当时，黄金价格每两由法币2万元涨到3.5万元。突然在提价的前一天，一批高官和阔佬，抢购了1万多两黄金。报纸披露了黄金储蓄提价75%的消息后，许多人才恍然大悟。舆论纷纷指责财政部黄金加价舞弊，事前泄露消息，丑闻迅即传遍各地，重庆地方法院不得不立案审理。　　杜月笙率众抢购　　此次抢购黄金风潮来得非常突然，而且购买黄金的款项都是大数目，多经由各商业银行转账，或是中央银行直接划款。在提价的前一天，就被抢购了1万多两黄金。可想而知，抢购者并非普通市民。　　日晚，孔祥熙连夜去见蒋介石通报此事。蒋介石听后大为恼火，下令一定要严查此事。　　在重庆各界尤其是报界的追踪调查下，一切线索几乎全都指向了上海滩传奇人物杜月笙。当时，杜月笙正蛰居在重庆南岸的汪山一带，打点自己在那里的“中华实业信托公司”。　　28日，听闻黄金加价的小道消息后，杜月笙按捺不住了，他“率领”着自己控制的其他企业，一起前去抢购黄金。　　与杜月笙交情深厚的军火商李祖永，仅一人就购买了3300两黄金。至于杜月笙本人抢购了多少，由于人们可以查到的线索似乎都与杜月笙有关，便无法计算。　　杜月笙涉嫌推动黄金抢购，一时成为陪都重庆的头条新闻。一时间，重庆黄金抢购案由于杜月笙的特殊身份而变成了举国关注的重大案件。　　可是，杜月笙绝非等闲之辈。他狡猾、奸诈又重义气，出入红道、黑道，在政界和商界间游刃有余，许多军政要员都是他的同伙和兄弟，他与孔祥熙合办过公司，同时也是几十家银行、公司、企业的董事长，连军统局的戴老板也尊称他为“三哥”。况且这次“黄金案”事发前，孔祥熙也早已吃饱了“黄鱼”。鉴于此，蒋、孔只好默默地不再穷追细究了。当全国上下都在关注并期待真相和国民政府如何严查重处时，法庭到最后都没有公开传讯杜月笙。　　经查，国民政府最终认定是财政部总务司长王绍斋泄密，王绍斋遂被扣押，军火商李祖永等人也被拘禁待审。但让国统区人民气愤的是，这几个在押犯人，也在黄金抢购案的风潮平息后逐一恢复了自由，那些买了数百上千两黄金的达官显贵全部逍遥法外。迫于全国的舆论压力，国民政府只是抓了几个在银行工作、趁机买了几两黄金的职员，做了替罪羊。一场轰动重庆、震惊全国的黄金案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老舍“抢购”黄金　　在这次黄金抢购风潮中，还有一个人被莫名其妙地牵扯了进来。他就是作家老舍。　　1945年的老舍，正在重庆北碚苦写《四世同堂》的第二部《偷生》。当时，他虽已是远近闻名的著名作家，但经济依然十分拮据，穷到了“必须卖衣物才能养家糊口”的地步。　　在这次的抢购黄金案中，报纸公布了大量抢购黄金的户头，其中一个赫然写着：“舒舍予黄金150两。”　　老舍，原名舒庆春，舒字拆开来为舍予，老舍便用此作为常用名。看到报纸公开的消息，有些人忿忿地说：“别看老舍平日装穷，实际上暗地有那么多钱买黄金，而且，150两，一夜之间就赚250万啊。”　　也有些人纷纷质问老舍，老舍指着报纸幽默地说：“在重庆警察局人口登记中，叫舒舍予的就有7个之多。怎么知道抢购黄金的那个舒舍予就一定是我呢？”　　《新华日报》倒是耐不住性子，出面为老舍辟谣，并刊出消息称：“昨日各报所载黄金案中的舒舍予，与名作家老舍无关。老舍仍然在乡下过着穷作家的生活，靠着卖心血及衣服杂物维持全家衣食。”　　那么，这个抢购黄金的“舒舍予”到底是何许人呢？这个谜底一直显得迷雾重重，直到次年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后，真相才被揭开。原来，由于当时购买黄金有数量限制，孔祥熙家的孔二小姐在得到黄金提价的消息后，就马上命令手下人假造几个名字去中央银行抢购，“舒舍予”就是其中之一。　　孔祥熙被迫辞职　　其实，抢购黄金的风潮并非“一日之功”。早在1942年，重庆国民政府就推出“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即储蓄人按当日牌价在银行存款，到期取得黄金。由于这项存款的每日牌价不同，给了投机者很大的操作空间。早在日本投降前，宋子文就曾说过：“政府有力量在手，就黄金一项，就可稳定金融。”可见当时的国民政府对黄金的操控。　　1945年，这股暗涌达到了高潮。　　3月28日和29日发生的“黄金抢购案”轰动了整个重庆，由于事发突然，短时间内筹不到现金的一些人竟用空头支票订货，这使得全国一片哗然。迫于各方压力，开始还佯装视而不见的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彻查，勒令对相关人员严惩重处，但依然无法平息各方的愤怒。因此，孔祥熙也被迫辞职，但这根本无法浇灭高官富商们的舞弊气焰。　　当年6月，为收拾残局，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下令停止黄金储蓄，禁止黄金自由买卖。他当时认为，黄金投机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决定凡购买黄金存款的储户一律捐献四成给国库。　　但这个决定的受害者并非富商，而是无法尽快将黄金取走的中小储户。于是，很多人连本钱都没有收回，便纷纷破产。但陈立夫认为，让下层民众兑现一两黄金也要打6折，是否有些太说不过去了。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后说：“那这样好了，二两金子以下，全数还本，不打折扣。”　　就这样，“黄金存款”共219万两，国库从中就拿走了82万两。就连“四大家族”中的陈立夫也不得不感慨说：“我们已经先替共产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出现大肆抢购物资、囤积居奇的现象，由此形成了一股又一股的投机潮。　　再次证明，乱世只有高层权贵和黑社会可以发财。
　　民国三十年，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出版了《中国土地问题之统计分析》一书，该书第六章第一节列举了全国每一个省份的平均地价， 全部折合成大洋 ，贵州每亩地不到一块钱，甘肃每亩地不到十块钱，河南每亩地十三块钱，广东和浙江两省的平均地价最高，也才五十块大洋一亩。由此可见，那个时代地价低廉已经成了普遍现象。　　为什么土地那么便宜？因为在广大农村以及某些城市，土地的产出太少，而税费成本却太高，经营土地极不划算（这跟当今这个时期几年前的情况一样：农民种一年地赚的钱也不如做民工，到城里打工两三个月的工资高——楼主点评），故此买地的人不愿意出大价钱。吴组缃在短篇小说《一千八百担》里举过一个典型例子：南京城里一个商人贷给乡下某油坊主两千块大洋，每年收些利息，后来油坊破产，油坊主自杀，商人去要债，油坊主的家人说：“要钱没有，我们用土地还账好不好？”商人说：“我们家也有一百多亩地，去年反倒贴了几十块大洋来完粮纳税，我要的是钱，要你的地干嘛？”旁边一个律师跟着帮腔：“这年头，地是个倒霉东西，是个瘟神，谁见了谁怕！”您瞧瞧，一个谁见了谁怕的东西，当然只能便宜卖了。　　但也不是所有的土地都不值钱。民国时区域发展极不均衡，少数大城市畸形繁荣，其他地方基本破产，土地放在广大农村和死气沉沉的故都北京非常不值钱，放在上海、南京、广州、杭州等地方却是寸土寸金。以上海为例，从民国建立到抗战爆发，公共租界的地价差不多一年涨一倍，最贵时一亩地能卖三百万块大洋。还有广州，最繁华的惠爱路两边的商铺宅基，论井（折合十多个平方米）出售，每井高达四十万块大洋。
　　吴组缃在短篇小说《一千八百担》里举过一个典型例子：南京城里一个商人贷给乡下某油坊主两千块大洋　　从上头看，南京这样的二线城市房地产靠不住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一句富有哲理的话，是对中国历史的高度概括，是最大的中国特色。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即1949年到1978年是通货紧缩时期。建国后的后三十年，即1978年到2012年是通货膨胀时期。2013年之后十年将是通货紧缩时期。　　.　　最显著的标志性事件已经发生，2013年6月媒体热炒“银行钱紧”的话题，股市对此已经做出了及时的强烈的反映，6月24日25日连续2天盘中出现上百个股票“跌停”的状况。见微知著，一叶知秋，它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人们，2013年之后十年将是通货紧缩时期。　　.　　“银行资金短缺是暂时的现象”是错误的说法。为什么呢？还是从历史源头说起吧。不知道历史，就无法知道未来。　　.　　.　　一、1978年改革开放前，社会处于非常严重的通货紧缩状态　　.　　许多人介入炒房和恐慌买房，最主要原因是对过去35年印钞票437倍及其带动的房价大涨几百倍有强烈的感性认识，因为缺乏理性分析，用惯性思维和经验主义复制未来，产生了“房价永远大涨，投资房产永远跑赢通货膨胀”的错觉。　　.　　.　　1949年，中国改朝换代，把“蒋剥削”赶到台湾，把“帝剥削”赶出中国。毛诗词有：“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进行“土改”，打倒地主富农，免费分地分房。有10套房子的，留下1套够住的，无偿交出9套。没有房子的，每家免费分配1套。土地也是这样。也就是说，1951年之前把农村的富人的头发都理光了。1956年前后把城镇的富人的头发也基本上理光了。　　.　　1978年之前。因为旧中国的底子一穷二白，因为西方搞经济封锁，与国外在人员、产品和货币的联系极少，因为搞阶级斗争耽误经济生产，生活水平很低，因为实行半供给性半福利性分配，因为农民的生活还处于“自种粮食，自己织布，油灯过夜”的旧模式，所以人民币需要量很少。　　.　　1976年以前，老毛的工资最高，也只有404元；35岁左右的县长每月全部收入不超过70元。10年文革里搞得人人自危，基本上没有红色灰色收入，奖金和稿费被废除。1978年全国平均月工资28.6元，基本没有其他收入。1976年，许多家庭是3个学龄前孩子 + 2个在上学 + 夫妻2 = 一家7人，就一人在上班，月收入只有40元，仍然体面地生活着。说明那时币值低估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　　.　　1977年，全国人均存款只有20元。1984年，家庭资产达到1万元的称为万元户，在一个县也只有二三十个家庭，那时多数县级干部也达不到万元户标准。既然住房那么的保值增值，为什么你家18代祖宗几百年传下来的房子，在1978年的总市值在1万元以下呢?　　.　　日人民日报新闻评论：“一名大学生从参加工作起就日日节衣缩食，每月存款50元已是极致。”那些渲染“通货膨胀将使得富人变成穷人”的人，许多是在30+年大通胀中由大穷人变成大富人，由几百元发展到买入10套8套也是付全款。　　.　　.　　二、1978年到2000年是改革开放初期，补印钞票与国际接轨　　.　　什么是恶性通货膨胀？1948年到1949年，国军兵败如山倒，老蒋在大陆的交椅坐不下去了，即将败退台湾，于是破罐子破摔，用印钞机洗劫大众的钱包。人们发现，几个月里，纸币金圆券就多出了“几个0”，即通货膨胀“几个10倍”。许多人说“住房可以抵御严重通货膨胀”，可是，1949年逃到台湾去的几十万富人，全部是一个砖头也没有带走，全部被“土地改革”了。　　.　　为什么说1949年到1978年是严重通货紧缩？最重要的事件是1955年的货币改革，人民币去掉了“4个0”，即原来10000元老人民币只能换到1元新人民币，即通货紧缩“4个10倍”。　　.　　那时通货紧缩到什么程度？《陈云文选》：“一九六二年货币流通量达到一百三十亿元，而社会流通量只要七十亿元，另外六十亿元怎么办？就是搞了几种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六十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也就是说，被经济封锁，被闭关锁国的新中国，一个泱泱大国，在1962年货币总量才0.0130万亿元，总金额只相当于2013年上海一个小区的住房的总市值，总里用普通的算盘来计算就可以了。　　.　　2010年12月人民币广义货币总量M2为72.5852万亿元 / 1980年人民币货币总量为0.1661万亿元 = 437倍。有人看到这个数字会说：“2010年之前三十年里通货膨胀437倍，太可怕了”。错也错也。　　.　　扣除银行乘数，小于200倍。2010年12月广义货币总量M2为72.5852万亿元 / 银行乘数4倍 = 基础货币大约只有18万亿元。说明通货膨胀被炒房利益集团夸大了。改革开放从1978年12月三中全会开始，1980年尚未起步，所以银行乘数小于2倍。说明2010年之前三十年里通货膨胀不是437倍，而是小于218.5倍，可能只有190倍。　　.　　1980年，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仅为0.1661万亿。这个数字反映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土地、房地产、矿藏资源、股权、科学技术、机器设备、工农业产品、劳动力等等可交易商品被低估95％的状况。　　.　　2010年之前三十年，美国通货膨胀2.9倍，而人民币通货膨胀437倍。437 / 2.9 = 151倍。但2010年到美国旅游的人，并没有感觉中国的物价比美国有很大的差距。近十年，美国一直在逼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理由是人民币仍然低估。说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资产价值严重低估；1978年后补印钞票使资产价格与国际接轨。 　　.　　1978年之前，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禁止剥削，矿藏、森林、公路等资源处于“没有市场，极少交易，极其低价”的不正常状态。改革开放后，资源市场从无到有，总市值增多几十万亿元。这需要补印很多人民币。　　.　　1978年之前，原来个人不能开工厂开商店办公司，雇工是剥削要坐牢，整汽车卖东西犯投机倒把罪，企业公司商店全部是公有的。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从基本没有→到满天繁星”，各行各业发展迅速，市场总市值增多几十万亿元。这需要补印很多人民币。　　.　　1978年之前，没有股市、期货市场。改革开放后，股市、期货市场从无到有，总市值增多几十万亿元。这需要补印很多人民币。　　.　　1978年之前，基本上处于被闭关锁国的状态。改革开放后，与100个国家的贸易大增多，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需要补印很多人民币。　　.　　1978年之前，人民生活水平很低。改革开放后，生活大提高，逐步取消凭票供应，暗补变明补，工资和社保向国际靠拢。民生方面增多的货币流通量就有几十万亿元。这需要补印很多人民币。 　　.　　.
　　今后十年房市将是局部性通货紧缩　　.　　1、通货紧缩不是指印钞机印钞票大减少的情况。是指长期的“流动错配”将导致实体经济和房市等领域呈现流动性紧张的局部性通货紧缩的情况，是指到处缺钱，钱紧，货币流动减速，银行乘数降低的情况，是指资金链紧绷，三角债，地方政俯债务危机，房市债务危机。　　.　　2、金融危机情况下银行乘数降低会导致M2减少。2013年初在社会上流通的基础货币大约25万亿元 × 银行乘数大约4倍 = 2013年初广义货币M2为100万亿元。假设2015年进入房熊市，出现金融危机，假设那时在社会上流通的基础货币增多到30万亿元，但是经济危机使得房价大跌、股价大跌、矿产品大跌，导致各行各业呈现债务危机，使得银行乘数下降到2.5倍，那么，32万亿元 × 银行乘数2.5倍 = 广义货币M2降低到80万亿元。即减少20万亿元，呈现全局性通货紧缩。在此情况下，房市的局部性通货紧缩将最严重，因为房价跌跌不休导致资金源源不断流出房市。　　.　　3、2013年初全国住房的总市值大约190万亿元 × 一旦房价下跌50％ = 虚拟货币就会被消灭95万亿元。印钞机加班加点几年也无法弥补这么多的虚拟货币的减少。例如：王二经常夸耀自己是千万富翁，在房价下跌50％后，原来1000万元的住房总市值只剩下500万元 - 按揭余额501万元 = -1万元，即王二沦为负翁。那时，印钞机是否在“偷钱”，已经与大多数炒房囤房者无关，因为他们的口袋已经空空如也，无钱可偷。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特别是房市里呈现严重缺钱，到处资金链断裂，人人负债累累的通货紧缩状况。
　　不通，时代不同，再说不战争，没契机，战争是恐怖的吞金兽。
　　国民政府随后于日再次漠视市场规律，将法币与美元的外汇比价锁定为2020∶1，使法币价值再次被高估60%以上。　　由此造成进口暴增、出口暴减，国际收支迅速恶化。　　待官方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改为浮动汇率以后，法币的突然贬值引致物价大幅波动。
　　民国37年，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面额为1元、5元、10元等。规定黄金每两换金圆券200元；银元1枚换金圆券2.4元。并规定凡存有金、银、外币，均要向银行兑换，不得在市面流通。违者以妨害“勘乱”论罪。　　1948
　　楼主，这些都是你从哪里看的啊
　　1946年8月,我经堂兄胡章耀介绍进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上海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宁波路50号（江西路口），是一幢规模很大的大楼，楼上是管理部门，楼下为营业大厅及业务机构。设有存款部、储蓄部、内汇部、国外部、往来部、信托部、分行部、出纳部等。在全市主要地段设有分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实力雄厚的大银行。陈光甫以银行为基地，逐步拓展其他行业，投资创办宝丰保险公司，大业盐号，并首创旅游业，成立中国旅行社，旅行社在解放前不是一个热门行业，盈利不多。陈光甫的经营思路是在全国各地设旅行社，以此为先遣部队，通过它了解当地政治、经济资源，为上海银行设立分支机构、发展金融业务创造条件。　　上海银行对内推行西方现代化管理，广招各种人才，所有职工均考试录用，从练习生，办事员到职员，实行考核及升级加薪制度，每年的端午节、中秋节加发双薪，一日三餐免费供应，有家属宿舍，单身集体宿舍，上下班有班车接送，还有医务室，免费看病。平时宣传“行即是我，我即是行”，笼络员工感情。内部出版《海光》刊物，设有图书馆，阅览室，建立京剧社组织，京剧社各种乐器、行头设备齐全，我记得还有一套精致的脸谱，这些东西解放后都移交给人民银行京剧社。行方还不定期的在三楼会议室放映电影，组织职工外出旅游。由于待遇优厚，所以员工队伍比较稳定，一般职工都安分守已，一心捧牢“金饭碗”。　　我在出纳部汇划间工作，那时还天天回家住宿，银行班车开到西区只停靠在华山路武康路口，下车后回家还得步行很长一段路程。不久我就申请住集体宿舍了。　　这个宿舍地处静安寺，至今我还记得是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1760号，是一幢三层楼弄堂房子。静安寺周围环境我还是熟悉的。静安古寺就在十字路口，一路有轨电车在这里是始发站，人来人往，电车铃声叮叮当当，市面十分热闹。静安寺山门外马路中央原有一口沸井，即涌泉，有天下第六泉之称，据说井内泉水早晚沸腾，泉旁筑有花岗岩石栏，中间还有一根很高很高（像电线木杆一样高）的石柱，称为“梵幢”，是仿照印度阿育王时代石碑的形式。那时我好奇地沿着石栏往井里探望，只见是一坛死水，又脏又臭。后来马路拓宽，就把它填没了。解放前，这里是上海西区最热闹的地方，附近有全市闻名的百乐门舞厅，旁边是百乐门商场，还有有名的西区老大房，几爿大银行----上海银行、新华银行、交通银行都在这里设立分行。
　　我住宿在静安寺闹市区，但是也不大出去玩，同室居住的是人事处管教育的何陶如先生，晚上没事，他教我语文，有空还继续练毛笔字。我练字不得法，一忽儿练颜体，一忽儿练柳体，所以字体不伦不类，很不正规。宿舍隔壁是一座“新新电影院”，因为影院与宿舍贴得太近，晚上可以听听“隔壁戏”，有时对过窗户没关好还可以看看“白戏”。我小时候没上过电影院，现在电影院近在身边，开始看看电影了。记得看的第一部影片是“大破黑龙会”，是黑帮、枪杀之类的内容。后来看了不少好来坞影片如“芙容春色”“碧水良缘”“彩虹鸟”等等。这些电影从现在眼光看也谈不上什么黄色，比现在的爱情剧床上戏要保守些。　　我的业余生活除了看戏看电影，平时没有什么事。自己想想长期下去也不是办法，何不趁还年轻，多读点书，将来才有出头之日，要在银行捧住“金饭碗”，没有学历不行，从传习生升为助员、办事员到职员，不容易。有位老职工，干了一辈子还是一个小小的办事员。于是就萌发了读夜书的念头。先在联华补习学校，以后又到上海市商会去读书，可是这两所学校学习的都是单课，选读英语、数学之类，拿不到文凭。一同去夜校的好朋友金龙云，我们两人都想找一所有文凭的学校，在他努力下，两个一道进了一所中正夜中学。这所学校在石门路、山海关路口的育才中学内。育才中学是上海有名的学校，师资雄厚，校舍高大，设施齐全。中正夜中借用该校软硬件，课程也和日校一样，毕业后也有文凭。可是几个星期下来，课程负担实在太重，精力搭不够。一个晚上要上四节课。我们白天工作，晚上匆匆赶去上课，到了第二节课，上下眼皮已经开始“打架”，没有办法只得到走廊里用冷水冲冲脸，打起精神继续“战斗”。晚上总要到十时许下课，回到宿舍休息已是半夜了。那时集体宿舍已搬到虹口区同济路同济里。从石门路乘上一路有轨电车，从北京西路转向南京路向东到外滩，过了外白渡桥再折向四川路，经过海宁路，横浜桥，终点站是在四川路虹口公园。从西区到北区一路上电车铃声叮叮当当，总要化一个多小时，下车后再步行约二十分钟才到宿舍。　　在解放前的二年多时间里，我白天工作晚上读书，基本上还是一个学生，一个比较单纯的少年。生活在大城市，处在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到处是车水马龙，灯红酒绿。但这些对我影响不大，因为看看另一面，马路上拉黄包车的，拾垃圾的，路边讨饭的，真是可怜，尤是是在冬天看到普善山庄的车子在路边收尸，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旧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穷苦人的地狱。看了不少外国的、国产的电影，也没有受到什么坏的影响，同事朋友中许多人西装革履，我也不追求，也没有什么过高的欲望，只求多读书，学一点本领，能有朝一日出人头地。　　我虽然在银行工作，说来人们不相信，我那时却不懂储蓄积一点钱。但是确实也没有多余的钱，每月收支轧平。至今我还保存着解放前二本个人零用钱帐，举例来说，1948年全年收入包括奖金共2592.50元，其中个人零化主要用于夜校回来夜点心之类开支共184.86元,车费81.53元,杂项支出267.15元，包括洗衣费，书杂费，给宿舍工友赏金，给弟妹零用钱等，添置衣物868元（那时一件衬衫340元，一件汗衫210元）余下1190元全部贴补家用，占我的收入46%，那时我家人多，开支大，弟妹都在上学。我的工资收入除个人零用外，全部贴补家用。　　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政治危机四伏，经济趋于崩溃边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那时钞票不值钱，500万元面额的大钞也已问世。我的日记帐上记着1948年8月份工资收入数字为98,615,000元，快接近一个亿了。那时理发一次为100万元，一碗阳春面70万元，一支牙膏也要70万元。看到一份资料，有人列举1937年到元法币购买力的变化，作形象的比喻：元可以买二头牛，到1941年只能买一只猪，到1942年只能买一只火腿，到1945年只能买一条鱼，1946年时100元只能买一个鸡蛋，到1947年只能买五分之一根油条，成捆的法币只好糊墙壁了。所以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一提到通货膨胀，钞票贬值，都感心有余悸。记得有位德国专家讲过，搞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就是掠夺。过去我听说有些人包括一些所谓经济学家，主张搞货币贬值，想以此来刺激经济。听到这些论调真是令人后怕。　　1948年下半年，物价飞涨，货币大量贬值，市场一片紊乱。到了8月19日蒋介石政府不得不宣布“法币”崩溃，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发行“金元券”。说什么金元券代表黄金，规定以300万元老法币换一元金元券。办法还规定老百姓手中的黄金白银都要限期向中央银行兑换成金元券。解放前黄金白银是可以自由买卖的，许多金店银楼既买卖金银首饰，也经营大条小条（也称为大黄鱼小黄鱼），有钱人家买房子、顶租房子都讲大条多少多少根（因为法币不值钱，一天一个价，说不清楚），普通老百姓有一点钱也买一二块小黄鱼（一块重一两）。国民党政府就用“币制改革”这个办法搜括民旨民膏，想以此来挽救它的经济危机。可是事隔不久，金元券也大量贬值，老百姓为了保值，就争着用金元券购买黄金，当时在外滩的中央银行（现在中山东一路24号工行市分行营业部）门前及周围马路上挤满了抢购黄金的人群，当时报纸上称之为“抢购黄金风潮”。　　那时银行内钞票大进大出，银行本票满天飞，我们工作忙得不得了，天天加班加点。晚上读书时间也没有了。办公室里大家议论的也是物价问题，为了保值，有的人搞私营拆放（放高利贷），买点大头小头（银元，袁世凯头像的称大头，孙中山头像的称小头）。据我的日记帐记戴，当时我买进银元一枚，买进价为250万元。银行当局也采取一些应急措施，稳定职工人心，发一些面粉、生油等实物。当时社会上物资短缺，抢购风潮不断，工厂罢工，学生罢课，几个大学的游行队伍走到外滩一带，我看到白底黑字横幅标语写着：“要民主，要自由”，还有画上一只破饭碗，写上“要吃饭”。我们也听到江西路对面新华银行职工也举行罢工，但上海银行没有动静。解放后才知道上海银行那时地下党员只有陈曰熹一人，他是以银行为掩护，在外搞学生运动，上海银行进步力量太弱。1948年底上海银行高层根据形势已在采取应变措施，董事长陈光甫已把大量外汇抽逃国外，银行业务采取收缩、维持，一时营业厅内冷冷清清，员工上班实行AB制，隔天休息。陈光甫本人也借口去了香港，一去不返。　　陈光甫在上海的公馆是一幢西班牙式的三层楼花园洋房，地址在福开森路（现在叫武康路）22号。资方怕解放后被“共产”，就叫我们一批单身汉前去居住。我也就从虹口同济里宿舍搬进陈公馆。我和同事三人住在二楼原女主人的一间起居室。有两位工友留下来照料，为我们烧饭，烧开水，反正有大炉，天天供应热水洗澡。一条大狼狗，没有随主人跑掉，在大草坪上溜达溜达，伴着我们热闹热闹。　　“山雨欲来风满楼”，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横渡长江，上海已处在解放军包围之中。此时上海正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我们在外滩一带常常听到“飞行堡垒”飞驶而过，刺耳的铃声不断，大批爱国志士被捕被杀。据说那时有位老百姓在外滩等乘电车，不知何故被便衣特务叮上，问他在等什么，回答“等八路”，于是认定他在等共产党而被捕，实际上他在等八路电车（杨树浦至十六铺的有轨电车），真让人哭笑不得。我们心中也明白，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气数已尽。坐在我对面的陆姓同事，经常拿些进步杂志给我看，里面有介绍中共领导人的材料，我也知道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文武全才，根本不是什么“共匪”，回到宿舍夜深人静，我也与同室好友“偷听”新华社广播，了解时局发展。　　那时，国民党节节败退，有些散兵游勇到银行来要钱要物，到我们出纳部汇划间也来过几人，有的也可怜，受了伤拐了脚，没有去处，到处流浪。我们深居简出，下了班就回宿舍，武康路一带平时已很冷静，此时更是行人稀少。所以我回到宿舍就闭门不出静待变化。说来也快，一天清晨我在睡梦中被一阵阵枪声惊醒，同事们也陆续起身，一打听原来解放军已从七宝地区攻进市区。一大早我站在二楼阳台上看东方红日升起，上海解放了。那天是日。解放军进入市区，苏州河北还有国民党残部在顽抗，战斗相当激烈，到5月27日才解决战斗，上海全部解放。　　（胡海章口述，邢建榕整理）　　
　　抗战开始，上海租界房屋有限，租房价大涨，而且通货膨胀，房产业主不能月月增租，不能撵房客搬家。租房住户紧缩居室，转租别人以营利。便出现二房东、三房东。花大价买别人居住权，便出现顶费。至胜利后、解放前，则均以金条计预费矣。友人于1948年以四根大条(即四十两黄金)顶下(这里指转让或取得房屋或土地租赁权)复兴公园对面巴黎公寓一套公寓，也不过两间房加厨房、洗澡间，连厅也没有，只一段过道而已。　　通胀年代，旧上海以黄金为保值工具
　　从1945年8月至1948年8月，法币发行量增加了1191.8倍。日的发行量为1937年6月的42882.5倍。从1945年8月至日，发行量平均每月以20.79％的速度增长。由于法币发行量以天文数字激增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国民政府乃在日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在其所附的《人民所有金钱外币处理办法》中规定：自本办法公布之日起，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货券，在中华民国境内，禁止流通买卖或持有。并强制人民于9月30日以前向中央银行或其委托银行兑换金圆券。这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对国统区人民的一次大洗劫。据统计，此次共搜刮到民间的黄金1667163盎司，白银8881373盎司，银元 枚，美元元，港币元，菲币785907比索，外币存款美元。总值约17961万美元①，约占国内金、银、外币存量的20％弱。　　同时，政府又以限价和取缔囤积为借口，大肆搜括私人企业的物资，将大批私人存货没收。　　据粗略估计，国民政府垮台之时，官僚资本的资产至少在200亿美元左右。　　自1947年2月，国民政府实行紧急措施方案后，即出现资金逃流海外现象。随着军事上的惨败，逃资更加剧。据日联合社报道，国民政府的金银外汇准备2.75亿美元，在上海保管者不过1/3，约0.73亿美元的准备已运台湾，余均存国外。据美国华盛顿州议员沙瓦治称，中国官场要人在美国存款有10至20亿美元②。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两次下令用轮船从上海运走国库黄金 2775358两、银元1520万枚、美元1537万元、珠宝以及大量外汇，总价值约5亿美元。①
　　如果按照官方汇率，47年2月间国民党宣布的官方汇率是1美元兑换1.2万法币，而1948年1月黑市价格早突破1美元兑换17万法币。1948年第一季度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以官方汇率计算为165万美元，黑市汇率计算为12万美元。　　崩溃时，官方牌价和黑市价差十几倍
　　陈立夫：我们已先替共产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　　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拥有600万盎司黄金，9亿美元，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法币10万亿元，相当于当时法币发行额5569亿元的20倍。此外，还有美国给予的剩余物资约20亿美元，这些完全可以用于整顿税收、平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国民党政府没能抓住机会，反而昏招迭出。　　当时，上海物资奇缺，同时由于道路破坏，法币也奇缺，导致暂时性的通货紧缩。市场上出现了1法币兑换200储备券（汪伪政权的货币）的情况。上海官方乘机建议将法币和储备券的兑换比率定为1:200，当时任经济部次长的何廉极力反对。何廉指出货币兑换应该以各地的物价指数为基础，以局部市场的价格来定官方货币比率，实际会造成货币贬值，使沦陷区人民一夜之间破财丢产。结果是何廉的意见最后没有人搭理。　　日，财政部公布了《伪中央储蓄银行钞票收换办法》，还是将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率定为1:200。如此政策就意味着沦陷区数亿民众的动产价值，一夜之间变成了只有1/200，这无疑是对沦陷区民众财产的一次洗劫，真是“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实际上，这一经济政策也动摇了正常的国家经济秩序。中储券的购买力显然被严重低估了，而法币的购买力无形中增加了好几倍。当时，国统区来的人，一个个都成了腰缠万贯的大员，凭着本已不值钱的法币在沦陷区大发横财，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回忆说，他随郑洞国从昆明取道柳州，飞上海前领取了薪俸，一下飞机就发现手中的法币突然成了硬通货，在柳州理一次发的法币，够在上海高级理发店理上一年，在重庆只能购买2根油条的法币，到了上海竟可以在上好的酒楼摆上两桌酒席。　　资金自然向最有利可图的地方流动，于是重庆的法币纷纷流往上海，沦陷区人民竞相抢购，形成供不应求之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大量增加法币以应急，大量的法币充盈市场，物价为之飞速上涨，法币信用自此开始丧失。沦陷区发生了急剧的通货膨胀，不到8个月，南京城里最基本的生活物资，如稻米，暴涨500倍之多！ 经济秩序几近崩溃。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陈立夫曾经总结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日本投降以后，收复地区人民自然欢迎使用法币，但财政当局宋部长（宋子文）竟规定200元伪币换取1元法币，以为这样一来，就可用少数法币把伪币都收了回来，其实害了老百姓。有5000元伪币的人只能换到25元法币了，战前，一个富有的人经过这场战争，他的财产贬值了几百倍，这不是替共产党铺路吗？我们已先替共产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　　到1946年7月，敌伪产业接收大体完成。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当局混乱无序的经济接收，给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大批工厂、企业、商店在接收中倒闭、停工，使战后经济丧失了恢复活力的能力，也为之后的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　　另一个导致国统区经济混乱、物价飞涨的原因是南京政府在国民经济尚未恢复、国内经济秩序还处于极其混乱的时候，便急急忙忙地把战时所采取的各项管制措施一律予以废除。可以想见，在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尚未恢复常态以前，过早地放弃对物价、分配、资金等管制是极为有害的，这使社会久久不能走出无序状态。　　此时，中共控制的地区却实行强硬的政府管制，资源调配、人力动员上均处于有组织的状态中。虽然在整体实力上，共产党所控制的地区不及国统区富有，但有力的动员使中共在资源控制能力上远比国民党有效得多。可以说共产党把解放区的每一分钱都用在了战争中，而国民党却由于经济秩序混乱，无法有效调动资源用于内战。内战初期，国民党政府仰仗手中的外汇存底和美国的军事援助还能支撑大局，但是在外汇用尽、外援渐无的情况下，财政便吃紧起来，最后只能滥发纸币应急，恶性通货膨胀就一发不可收拾。　　这一点美国人看得清楚，驻华大使司徒雷登1947年9月下旬给马歇尔的内部报告中称：“到8月底，通货比5月底膨胀了64%，比去年初膨胀了27%。1947年的头5个月一直维持着这样高的通货膨胀率，从年初始，预算赤字与通货膨胀几乎同步上升，政府处境继续恶化，行政上仍旧无能，这仍属于基本趋势。现在，中央政府犹如病入膏肓之人，衰弱不堪。”
　　印钞票！先印法币，后印金圆券　　打仗是世界上最费钱的事情。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计划3-6个月剿灭“共匪”。可是事与愿违，内战打了2年，仍没有很快结束的迹象，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反而逐渐处于被动。军费高居不下，政府已无法通过发行公债筹措军政费用，弥补财政赤字。于是政府便更多地倾向于由国家银行垫款。为应付政府垫款，中央银行不得不大量增发纸币。1946年财政部长俞鸿钧就坦言，“从1月到5月……税收仅有25000万元，约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额的财政赤字，由发行补足”。　　内战打到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已然是处处被动，战场的失利，使政府的信用濒临破产。法币的发行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法币的发行量由抗战胜利时的5万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造成了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有的造纸厂干脆以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的原料，比用其他纸成本还低。　　1948年5月行宪选举后，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王云五任财政部长，开始筹划货币改革。7月29日，蒋介石在浙江莫干山召见翁文灏、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王云五等人，商讨币制改革案，以图重整经济，恢复国家的经济秩序。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通过币改方案，发行金圆券。　　金圆券的发行初期，在没收法令的威胁下，大部分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众皆服从政令，将积蓄之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试图冻结物价，以法令强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价供应货物，禁止抬价或囤积。蒋经国一个个地召见上海的大资本家，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手下说：“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曾为国民政府赴美奔波借款，颇受蒋介石赏识，此时也不得不向中央银行移存现金外汇114万美元。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不敢住在家里， 几乎每晚换个地方，后装病住在虹桥疗养院，“警察局曾派人来行要周具结，非经批准，不准擅离上海”。　　这些强硬的行政手段，虽然一时奏效，但却非长久之计。国民政府中那些喝了洋墨水的经济学家早就看出其中问题。著名经济学家蒋硕杰在口述自传里提到，当时随蒋经国、熊式辉等在东北行辕视察的时候，政府官僚还用的是一套汉代桑弘羊的平准盐铁的法子恢复经济，他当时感到触目惊心。果然，上海物价并没有因为蒋太子的雷霆手段而真正得到控制。　　法币、金圆券下的人民　　由于生活费用不断上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两个反映时代特点的概念，即所谓“底薪”和“实际薪津（金）”，意思就是基本薪水加上物价津贴。“实际薪金”的计算，是以底薪为基数，定出“薪金加成倍数”，再加“生活补助费基本数”。薪金加成的倍数和生活补助费，随着物价上涨每季度作调整，所以“实际薪金”也应该随之不断提高。　　实际　　薪金 ＝ 底薪基数 × 薪金加成倍数 + 生活补助费　　1946年3月，国民政府通知：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法币5万元，物价加成倍数为150倍。1946年12月，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法币17万元，物价加成1100倍。所以底薪为600元的教授实领薪金83万元法币，可买23袋面粉。可是到了1947年5月上旬，由于内战军费激增，国统区物价猛涨。这时虽然又进行了调整，“物价加成倍数”是18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增加到34万，一个教授所领的薪金142万元，不够买10袋（440斤）面粉，反而相当一个清洁工的水平。以后虽每隔一两月调整一次薪金，但与物价上涨速度相比，还是望尘莫及。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记者招待会上抱怨：“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谈都是白费”！日，胡适校长致电政府，说平津物价高昂，教员生活清苦，“请求发给实物；如不能配给实物，请按实际物价，提高实物差额金标准”。1948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公教人员待遇调整办法，可即便是教授的薪水也不够买5袋面粉。　　1948年9月币制改革后，政府规定：文武公教人员之待遇，一律以金圆券支给。一个刚参加工作的知识青年，按照抗战前标准领取40元月薪，这时得到金圆券40元，购买力相当于战前的标准银币20元，实际收入比战前降低一半。而照抗战前标准领取600元薪水的教授、高级知识分子等，这时得月薪为金圆券122元，相当于战前银币61元；实际收入为战前标准的十分之一。　　日上海市米价每斤金圆券1角3分、面粉每袋7元6角、猪肉每斤7角3分、生油每斤6角，表面上看物价还可以接受，可是从10月以后市面上就没有“限价”商品了，人们只能在黑市高价购买生活用品。由于国民经济没有恢复，战场局势每况愈下，再加上蒋经国上海“打老虎”行动不了了之，人民对政府残存的最后一点信心也顷刻瓦解。物价刚刚稳定不久，便又急速上涨。　　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日记录：“海甸、成府（注：即在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之间及周围地区，中关村一带）交通如常。国军撤、中共来，都无扰乱。商店渐开门，东西很贵。中共所用长城银行的纸币出现了。” 这时候偶尔能买菜也很昂贵，12月22日的物价又涨到：肉60元（金圆券）一斤，鸡蛋10元一只，青菜4元一斤，冻豆腐4元一块，金圆券发了没几天就花光了。浦江清的日记中写道：“不知中共何时把北平攻下，方始得到安定。”到12月28日，肉价还是金圆券60余元，纸烟40元20支，花生米涨到50多元一斤，浦江清“舍不得买”，跑了多家，只买了些黄豆（18元一斤）、黑豆（20元一斤）。
　　如果说北平天津地区因为战事紧张而物资奇缺的话，作为大后方的杭州也好不到哪里去。1949年上半年，浙江大学教授夏承焘，也几乎无日不为柴米油盐而操心，他在日记中记载： “1月4日，米价已至700元一石”、“6日，午后买食物，费百余元。”、“7日，过大街购一帽，金圆百元。物价猛涨惊人，午后过珠宝巷口，买金买银洋者甚拥挤。金圆券，将成废物矣。”、“9 日，午后与家人进城购日用衣物，费600元。物价一日数变，金圆券亟须脱手。”、“14日，剪发付13元，前次仅3元”。　　煤荒也是困扰百姓的一大难题。1947年9月北大的教授宿舍“每家窗前的存煤石栏里大多空空如也，只有少数‘节余’，而且小心地洒上石灰防贼”。研究西域史的向达教授，为了购买冬天的三四吨煤，“他说要在休假一年中到南京中央博物院去坐坐办公室，多拿一份薪水，来供家里还债过冬”。季羡林在回忆往事时说，在政治经济完全崩溃的解放前夕，“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　　1947年5月中旬一篇来自河南开封的报道，真实地反映了物价飞涨下的民不聊生：“汴垣从本月起，红粮每市斗已从5000元涨到11500元，除了少数官僚资本家和收钞票或经手钞票的机关的主官或主管等人外，都深感到了‘活’的困难。求活声掩蔽了纸烟大王周锦堂吸食鸦片被捕的新闻；压小了省参议会大会的民意表现，顾不到过问国共两军的谁胜谁败”。人们互相在探问：“天不会快塌了吧？”政府的威信，就在这忽视百姓饭碗的过程中逐渐丢失了。　　总崩溃：金圆券变成废纸　　金圆券政策失败源于发行限额无法严守。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战时的赤字，每月达数亿元至数十亿元，主要以发行钞票填补。这年秋冬之际，东北、平津先后失守，中原会战惨败，国军精锐丧尽，内战的军事急速逆转，而国民党曾希望得到的美国贷款援助却从来没有落实。军事上的失败和金融上的崩溃互为因果，通货进一步膨胀。由于无法解决财政问题，金圆券发行仅1个月后就发行到12亿元，至11月9日则增至19亿元，接近初订上限之数。10月28日，政府决定粮食可自由买卖，货物可计本定价，11月1日，又颁布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放弃限价政策。11月11日，行政院修定金圆券发行法，取消金圆券发行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但兑换额由原来1美元兑4金圆券立即贬值5倍，降至1美金兑20金圆券。从此金圆券价值江河日下，一泻千里。　　至1948年12月底，金圆券发行量增至81亿元。至1949年4月时增至5万亿；至6月更增至130万亿；比10个月前初发行时增加24万倍。金圆券钞票面额不断升高，最终出面值100万元的大钞，但仍不足以应付交易之需，各式买卖经常要以大捆钞票进行。5月，一石大米竟要4亿多金圆券。当时流行着这样的笑谈：“在中国唯一仍然在全力开动的工业是印刷钞票。”　　进入1949年，国民党政权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时有覆灭的可能，由政府信用支撑的金圆券自然急速贬值。贬值速度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机关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一个办公室十来个人，管生活的人领取工资后，先不发给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场换成银元、港币或美钞，再来按人分发。普通百姓拿到金圆券马上就兑换金银或抢购东西。抢购风潮一浪高过一浪。许多商店的店主、店员破天荒地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劝阻顾客别买，顾客哪管那么多，见什么买什么，有一苦力从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主吃了一惊，问他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　　许多地区干脆拒用金圆券了。中央银行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康定、宝鸡、吉安、南昌、哈密、兰州等地分行先后电陈总部：“各该地市面及机关行使银元，拒用金圆券。”最后连军队也不要金圆券了，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电陈：“5月份发出薪饷金圆券，各部队以市场拒收，均原封退还。他请求财政部改发银元，以免运送金圆券徒增机费负担。”　　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6月5日下令禁止金圆券流通。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甚至广州，所有交易非港币莫属，金圆券则完全拒用。广州国民政府终于在7月3日停发金圆券，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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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年内就不得不卖出非自住房，如何抵御二十年后才可能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　　.　　.　　一、恶性通货膨胀有二种情况：　　.　　一种是国家分裂。例如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分裂为15个国家，执正党下野，正权失控，虽然军事工业、重工业发达，但是民生用品十分缺乏，商店空空如也，连蔬菜、衣服、肥皂、电池都成为紧俏物资，主权货币被美元喧宾夺主。苏联解体后，卢布对美元贬值到惊心动魄的程度，1988年汇率为1.6:1，到1998年跌至1:20000一带。　　.　　一种是长期战乱，经济崩溃。例如旧中国，几十年烽火连绵，老百姓饥寒交迫，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国军兵败如山倒，在蒋介石逃往台弯前几个月，正权失控，主权货币被银元喧宾夺主，金圆券发生成千上万倍的通货膨胀。　　.　　.　　二、多军有二张互相矛盾的理论王牌　　.　　1、房市多军说，正俯强大到无所不能，不可能让房价跌。同时说，正俯无能到只能让印钞机加班加点，现在够买到3房的钱，将来买不到1个厨房。多军的逻辑多么的混乱啊。不是无知，就是忽悠。　　.　　2、既然你相信中国正俯有巨大的利益和强大的控制力，就不应该相信正俯会搞恶性通货膨胀　　.　　5000年的历史表明，货币的寿命 = 正权的寿命。货币是正俯的饭碗、命根子，除非民怨沸腾，兵匪一家，正俯失控、穷途末路，走投无路，万不得已才会将纸币“破罐子破摔”，才会出现自杀性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国1921年在南湖游船上产生反对谠，在26年之后才发生正权摇摇欲坠的情况，政权还持续28年。中国的反对谠连影子都没有。所以，至少二十年以内不会有恶性通货膨胀的问题。　　.　　.　　三、中国的政权很强大，所以至少二十年以内不会有恶性通货膨胀的问题　　.　　1、中国从秦始皇开始，就是中央集权制，不断完善，所以正俯有超强的控制力和稳定性，处理危机的能力特别强。太平天国1851年起义，到1911年清朝被推翻， 政权还持续60年。　　.　　2、中国不但执正党一当独大，而且老毛发明党指挥枪（政俯）和支部建在连队（基层），所以正党具有超强的组织力和拨乱反正能力，即使是遵义会议前的溃败，即使是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即使是十年大浩劫，都能够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民主党派拥护执正党，团结一心，肝胆相照。　　.　　3、中国一直强调自己是社会主义，仍然含有计划经济的成分，即使是股份制了的国有企业仍然在垄断控制，所以银行只会半倒闭，不会轰然倒下。　　.　　4、实行严格的货币管制，在境内不允许任何非主权货币流通，外币只能兑换成人民币才能流通。改革开放初期，甚至只能兑换成“外汇兑换券”，只能在特定的商场使用。直到90年代，还禁止黄金买卖，火车站民警查到黄金贩卖者，不但全部没收，还要给予治安处罚。一旦货币大波动，严格的管制就会再现。　　.　　.　　四、目前的人民丰衣足食，所以至少二十年以内不会有恶性通货膨胀的问题　　.　　历朝历代都为饥寒交迫而不断动荡，根本原因是吃不饱，穿不暖。那时，百姓每人只有半套衣服，家里经常没有隔夜粮，冬天一到，冻死的饿死的不计其数，所以见面的问候语是“吃了吗”。即使到了1976年，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人还是数以万计。现在，随着改革开放，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丰衣足食，宴席上的问候语是“买房了吗？”“买车了吗？” 　　.　　恶性通货膨胀的特征是抢购。中国是世界工厂，具有超强的生活物资的生产能力，产能严重过剩，钞票虽然多，物品也多，所以没有必要去抢购。没有抢购，货币就会各就各位，正俯就很容易调控。　　.　　.　　五、中国很强大，但是印钞机受到地球村老大的制约　　.　　近100年，美国平均每年货币增发在3％以下，如果中国的货币增发没有“与国际接轨”，没有保持相对稳定，就会被“坐过山车”，所以政俯印钞票是有底线，有原则的。　　.　　2013年13％的货币增发仍然是西方国家难以接受的。于是，大问题出现了，如果继续二位数大印钞票，后果是人民币对美元最终会从升值到贬值，热钱就会带头出走，从而引爆一系列经济泡沫；如果进一步减少货币增发的速度，就是通货紧缩刺破经济泡沫。这就是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都进退维谷。
　　.　　如果发生金融危机，就是2008年那个样子，房价股价大跌，消灭大量流动性，大家不敢投资。看到大家缺钱，就在2009年大印钞票，造成目前经济决策上诸多的进退两难，吃了一次白粉，得不偿失，折腾得够呛，怨声载道。管理层还敢再“来一桶”吗？规律帝和西方食利集团正在虎视眈眈，张网以待呢。　　.　　假如人民币被“坐过山车”，在初中期，外汇银行一手卖出美元，一手收回人民币入金裤，是通货紧缩的表现。　　.　　.　　六、有人说：“你看，苏联卢布最终变成草纸，但目前莫斯科的房子仍然非常值钱。”非也，非也　　.　　假设中国像苏联那样分裂为几个国家，或者改朝换代，就是革命，就是“万马战犹酣”“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房子越多就越是革命的对象，越是大祸临头。那种情况下，就会杀幅济贫，脑袋难保，就要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所以最值钱的是食物。1948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最值钱的是美元、黄金、白银、食物，比房子更能抵御通货膨胀。为了生存，许多人卖出房子去换成这些更需要、更实用的东东。这说明，即使在恶劣情况下，房子也不是抵御恶性通货膨胀的最佳品种。　　.　　1948年，老蒋面对大战争大动乱，随便印金圆券，结果就是纸币失去信誉。大众不得不换成美元等外币。外币被限制进口，就以物易物，用工业品跟农民换粮食吃。一领到工资，不敢过夜，立即到街上换成生活用品。失业的，吃不饱的，就去偷，就去抢，就去投奔游击队，就去上山当土匪。总之，设会动荡，能够活着就是万幸，待购者还有钱去买房吗？　　.　　等到政治台风过去的那一天，房东已经换人了。“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唐诗)。1949年改朝换代，国民谠的倌员逃到台湾，带走财宝，房子卖不出去也带不走。1951年大陆进行“土地改革”，打倒地主富农，免费平均分地分房。有10套房子的，留下1套够住的，无偿交出9套。没有土地房子的，免费得到土地和住房。　　.　　顺便说。子不嫌母丑。中国人不要养成骂老祖宗（毛、邓）的习惯，否则一代骂一代，否则形成社会分裂。到2013年拥有三五套以上的家庭，大多数是1949年翻身的贫下中农。富人骂老毛是忘本，是没有良心，如果没有他，目前的富人大多数仍然是种田的农民。　　.　　.　　七、恶性通货膨胀的时候铸币税损失得不到弥补　　.　　住房能够抵御通货膨胀，不是说印钞机对住房不收取铸币税，而是住房能够通过价格上涨来“堤内损失堤外补”。假设2年纸币贬值50％，那么你的房子也就贬值50％，这是通货膨胀造成的“堤内损失”。　　.　　在恶劣情况下铸币税损失无法“堤外补”。人民币变成草纸，可能是大战争大动乱。一旦打仗，最安全的是地广人稀的农村，谁还往导弹瞄准的城市跑，找死啊。这种情况是在极端恶劣的形势下发生的，必然是社会动荡，鸡飞狗跳，脑袋难保，必然是企业倒闭，农民工吃饭成为问题，付不起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