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航线解密——半个多世纪前活跃于印尼与新加坡之间的一条地下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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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航线解密——半个多世纪前活跃于印尼与新加坡之间的一条地下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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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航线解密——半个多世纪前活跃于印尼与新加坡之间的一条地下航线
[编者的话]据了解，《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先前仅以影印本出现，且有许多来历不明之版本，在新马一带私下流传。2006年，才有铅印本面市，书名《浪尖逐梦——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马来西亚策略研究中心出版，陈剑作序）。无论如何，这部口述历史“档案”之可信程度，至今无人说得清楚。
&&& 由于口述者余柱业，乃大名鼎鼎的前马来亚民主同盟秘书长、前马共新加坡市委负责人，前后担任过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驻印尼代表处和北京代表处副团长，以及《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党委、华语部主任等职务，他在叙述自己的一生当中，不可避免地提到许多与他相关的人和事、他个人回归新加坡后对马共及其斗争以及对自己追求的理想的反思，等等。因此，很自然地吸引了新马讲华语的社会人士（包括他的旧友新知以及对新马独立斗争和马共历史感兴趣的人士）极大的注意和关怀。
&&& 余柱业也提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马共新加坡地下组织曾通过一位在新加坡念书来自印尼名叫小张或张泰泉的学生和他的母亲（即张伯母），经营了一条秘密地下航线，通过往来于棉兰——新加坡——雅加达的轮船，把包括余柱业及其夫人曾爱善以及黄明强、陈蒙洲等在内的一批新加坡马共重要干部撤退到印尼的鲜为人知的秘密。许多同时代的友人读了“档案”之后，对小张是“何许人”？张伯母又是“何方神圣”？小张和张伯母为什么敢于冒触犯印尼和英殖民地法律因而有可能被逮捕和坐牢的极大风险做这等事？与这个秘密相关的人和事是否属实和全面？这条地下航线又是由马共那一级负责人在主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档案”似乎还留下许多耐人寻味的“谜团”，尚未解开，着实让读者颇费“猜疑”。
&&& 岁月不饶人，故事的主角张伯母已于上个世纪90年代逝世，当事人之一的小张，也早已踏入古稀之年，幸运的是，小张于2007年3月底，写成了一篇题为《地下航线解密》的回忆文章，把深藏在心里达半个多世纪之久连他的上司也未必完全掌握的这段充满神奇色彩的经历，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否则，这个属于“绝密”资料的真相和读者心中的许多“谜团”，恐将石沉大海，永远无法打开，成为一件无可弥补的历史憾事。
&&& 以下便是年多前小张本人所写的关于半个多世纪前活跃于印尼与新加坡之间的一条地下航线的绝密故事，谨发表于此，以飨读者：
&&&&&&&&&&&&&&&&& && 一、 小张“何许人也”？
我原名叫张大永，1934年出生于印尼（当时叫荷属东印度）苏门答腊北部（Sumatra Utara，简称苏北））离棉兰（Medan）约120公里的美丽小山城——先达（Pematang Siantar）。
父亲张建源，出生于19世纪末封建落后、贪污腐败的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统治下的旧中国粤东一个贫瘠山区——梅县（现已改称为梅州）。由于家穷，13岁的他，就像同乡的许多大人那样，迫于无奈，离乡背井，冒着极大的风险，漂洋过海，远赴南洋谋生。他先是来到20世纪初英国人统治下的新加坡，原本想投靠一位亲戚，谁知遭到白眼，吃了个闭门羹。但他年纪虽小，可人穷志不穷，绝不向这个亲戚恳求，便转身走人。
20世纪初的新加坡，刚开埠不久，经济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由唐山输入的劳工（猪仔）大把，找工作不易。可是，正当他深感前路茫茫，苦无立锥之地之际，遇到了一位“贵人”，一位在鞋铺里当鞋匠的乡亲阿钦叔，帮他在鞋铺里找到一分临时工——当“火头军”。年幼的他，每天一大早就得背着一个比自己个头还高大的箩筐上巴杀买菜。就这样做了一些时日之后，南来时就立志要闯出一番事业和寻找父亲（即我的祖父）的他，又不畏艰险地来到与新马只有一衣带水之隔的荷兰统治下的位于苏门答腊北部的先达打拼。
来到苏北后，他终于与日夜思念的祖父团聚，同时在他极力劝说和帮助下，南来后染上鸦片烟瘾的祖父，终于把抽鸦片的恶习戒掉了，这是他一生中引以为荣的一件事，而他自己一生中，在生意场上应酬打滚，从不抽烟，也不到风月场中“逢场作戏”。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原本在家乡就惯于吃苦耐劳的他，不怕人生地不熟，不怕日晒雨淋，赤手空拳，骑着脚车（即自行车），到先达附近地区的乡村，走村串寨，做些小买卖，赚取蝇头小利。几经艰辛，努力拼搏，终于使他积累了用于发展生意的“第一桶金”，并在先达站稳脚跟。
据说，1920年代经济好景时（即美国经济大萧条发生之前），他在先达开了三间经营洋杂货的商店。随着事业有成，他也于1920年代中后期，经“媒妁之言”，与母亲（即张伯母）缔结良缘，从此，父母亲除了要为自己的营生继续努力拼搏之外，也开始了为养育自己的8个儿女而操劳一生的努力。特别是1929——1931年席卷全球的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由于资金周转不灵，债台高筑，父亲拥有的三间店，最后只剩下一间勉强维持。从此，父亲的生意，从上坡走向下坡，风光不再。
父亲虽出生在“男人读书、女人种田”、有“文化之乡”美誉的梅县，但由于家里非常穷，一位姑姑从小因为养不起，就送人当童养媳；祖父出洋谋生没有路费，把祖上留下的一间小房间典当给乡亲来做盘缠；父亲和他唯一的弟弟，从小就没条件上学念书，因此，父亲南来谋生后，深感不识字、没文化之苦，在为生活拼搏之余，也在读书方面，狠下工夫。他发挥勤奋好学的精神，靠着辞源、辞海等工具书，终于自学成才，学会了识字，成为会看书，看报，会写，会算的一位生意人。
他经常挂在嘴边鞭策自己的一句口头禅，是孔夫子的“不耻下问”。他不断激励自己奋发图强的“偶像”，是靠自学成才最后当上商务印书馆老板的王云五。他最爱看的一本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是《三国演义》。而当孩子们稍为长大时，他有空就经常给我们讲《三国演义》里“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三顾茅芦”、“煮酒论英雄”、“张飞大战长板坡”、“火烧赤壁”、“孔明借箭、”、“三气周瑜”、“曹丕逼曹植七步成诗”的故事。他说得绘声绘色，我们听得非常入神，此情此景，至今难忘。
此外，由于出生于有“足球之乡”之称的梅县，他也喜欢踢足球，后来因为看到一位队友的脚被踢致重伤，他害怕了，便改打羽毛球。那个年代，身为小老板的他，不要说出门坐小轿车，就连摩托车也欠奉，只有骑脚车的份（当然出远门，得乘坐火车或汽车）。正因为他深知，运动是强身壮体独一无二之道，所以，他在我们兄弟孩提时期，就鼓励我们要多运动，不怕吃苦，不要娇生惯养。在他的言传身教影响下，我们几兄弟的确都非常好动，爱玩孩子们喜欢的各式各样的游戏和玩意，也爱打球、游泳和骑脚车，或走路到郊外去捉非常漂亮又非常好斗的打架鱼，摘各种果子吃，红毛丹、柚子、芒果、番石榴等，应有尽有，到先达附近连绵数十公里的树胶园里挖橡胶籽玩。
不过，有一次，大哥、我和三弟跟着一位年长的大孩子，偷偷摸摸跑到流经先达一家制冰厂的河里(Sungai Pabrik Es)游泳，当时我并不谙水性，差一点儿没溺死，多亏那位年长的大孩子，在千钧一发之际，奋力把我推回岸边，否则，那时候（日寇占领时期），我早就向阎王爷报到去了。父亲知道后，狠狠教训了我一顿（吃藤条）。其实,他曾一再警告过我们，就算学会了游泳，也不准到河里游泳，只准到泳池里游，因为，河里暗涌多，水流喘急，一不留神，就可能被水卷走。长大后，有关游泳遇溺或到海边戏水被浪卷走的事或报道，听多了，看多了，而且，其中还有几位是认识的好人，转眼就没了，令我不胜唏嘘，对水产生了敬畏的心理，才知晓“欺山莫欺水”、“水能载舟，也能复舟”，实在是必须认真对待的至理名言。
母亲（即张伯母）姓梁名欢（欢妹），也是客家人，祖籍松口（现属梅州地区），出生于1909年位于苏门答腊北部的亚齐（Aceh）一个叫南必力的小市镇，比父亲小约10岁。外祖父虽是大户人家，但并不富有，加上家里人口众多，母亲小时候，只上过一两年荷兰小学，便辍学了，所以，母亲只懂点荷文和印尼文，中文斗大的字一个不识。和父亲成亲后，夫妻恩爱，相敬如宾，而且在父亲的点拨下，靠着自己的聪慧伶俐和勤奋学习，很快就学会看、会写中印文书信和会算的“贤内助”。
凡是认识母亲的亲朋戚友都公认，母亲智慧和美貌双全，贤良淑德，说话斯文，举止大方，为人随和，通情达理，而且富于同情心，乐于助人。她不仅对待自己亲人如此，对待邻里邻居如此，甚至对待店里的伙计（店员）也如此。记得，店里一位簿记的婚事，就是母亲特意撮合成的；一位伙计得了肺痨病住院治疗，母亲不仅给他弄饭菜，有时还带着我和小妹去探望。当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母亲的某些做法，也许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母亲虽说是在当地出生的第二代华人，但她的举止言行，穿着打扮，一点都不像一般的娘惹（Nyonya），而更像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影响的中国妇女。她“十八般武艺”——从协助父亲做生意、操持家务、烧饭做菜（客家菜、印尼菜、西菜）到制作各类糕点、酿酒、缝纫、刺绣都有一手，尤其是她烹饪的菜肴，酿造的米酒，在先达客家人圈子里，有口皆碑。而她的待人接物，热情好客，落落大方，不亢不卑，也为人称赞。正因为如此，二战后，有“小延安”美称的先达，左派妇女团体成立后，曾想请她“走出厨房”，参加妇女会的爱国民主进步活动；1970年代，李凡同志（1980年代末，泰王国、马来西亚政府与马共三方在泰南普吉岛举行和谈时，任马共代表团顾问之陈再润女士，原名伍瑞霭）和她见面谈话后，不无惊奇地对我说：想不到你母亲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
更为难得的是，母亲全无不良的嗜好和习惯，当时，许多客家妇女喜欢玩纸牌（我所知道的至少有两种），但她和乡亲邻里相聚一起时，从不玩牌，直至她最后离开人世。她虽信神拜佛，是虔诚的佛教徒，但不完全迷信，而且她之所以信佛，主要是在超自然力面前，感觉到人的渺小和无奈，希冀通过祈求菩萨，保佑自己家人一切顺遂，身体健康，无灾无难，平平安安，以减低心里的忧虑和恐惧。值得一提的是，她自己信神拜佛，但绝不强加于人，对自己儿女也是如此。小时候，我曾问过她：究竟有没有神？她的回答是，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不仅如此，她原来拜的是“观世音菩萨”，但也不排斥“如来佛”或其它的神和菩萨，同时与信仰其它宗教（如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的人，也能友好相处，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习俗。
印象中，母亲绝少发脾气，不论对任何人都是晓之以理，耐心说服。她和邻居邻里相聚时，经常津津乐道各种古代动人的故事，如“木兰从军”、“孟姜女哭长城”、“岳母刺字”、“杨门女将”、“梁祝”、“西厢记”、“红楼梦”、“梁红玉击鼓抗金兵”、“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秦香莲”、“孟丽君”等或宣扬尽忠报国，或歌颂巾帼英雄，或赞颂敢爱敢恨、忠贞不渝爱情的传说，反映出她爱憎分明，感情丰富，对年幼的我们，影响深远，不仅使我们从小就对具有悠久历史、内容丰富多彩的中国古典文学、戏剧、音乐，深感兴趣，而且教育了儿女爱什么、恨什么。
还记得，1950年代，《梁山伯祝英台》（越剧）、《天仙配》（黄梅戏）、《刘三姐》等新中国电影在新加坡上映时，轰动一时，父母亲也和当地男女老少一样，成了这些电影的“粉丝”，其热爱程度丝毫不逊于年轻人。当时，难得唱歌的母亲，不仅会哼《天仙配》里的几句：“树上的鸟儿，双双对对,夫妻恩爱,把家还……”，而且还哼的有滋有味，喜形于色，同时还特意买了一张《天仙配》唱片带回印尼给我们欣赏。
我们姐妹兄弟共8人，我之上有一个大姐和一个大哥，之下有四个弟弟和一个小妹。因为男的数下来，排第二，所以，姐妹兄弟们都叫我老二或二哥。除小弟出生于二战后，我们各姐妹兄弟都是出生于1930年代至1940年代初，经历了战前荷兰殖民统治时期相对稳定的和平年代，也经历了日本入侵时期的战乱年代以及战后荷兰殖民者卷土重来的动乱年代。可以说，我们在孩提时代，曾沐浴在和平阳光下，也遭受逃难、恐惧、血腥和战火的洗礼。
跟许多老一辈的中国人一样，父母亲本想一索得男，谁知来的却是一个“好”字，所以，就给大姐取名桂招，企盼大姐像月桂树那样开枝散叶，把一众弟妹招来。上苍果然不负有心人，第二年大哥就呱呱坠地，来到了人间，父亲给取名大有，既包涵大富大贵的意头，也蕴涵着大的有了，希望小的跟着接踵而来的意思。随后我、三弟、四弟、五弟就像是跑400米接力赛那样，一个又一个跑出了娘胎。父亲给我们取名时，曾请算命先生算过命，我因为“命”里缺水，就取名大永；三弟取名大荣，可能是缺火；四弟取名大松，可能也是缺火；五弟取名大淼，看来是严重缺水。小妹取名宜招，蕴涵“来不来总相宜”的意思，不再强求了。然而，二战结束后第三年，比小妹小7岁的小弟大江，还是姗姗来迟，使父母亲的添丁事业终于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父母亲对儿女（包括我的一个堂姐和一个堂弟）的热爱，尤其表现在对儿女教育和学习的重视。我们到了入学年龄，个个都有机会背着书包上学堂。必要时，还专门请家教来给我们补习功课，练字，学书法。此外，有什么好吃的，母亲除了亲力亲为，总是留给老人、父亲和儿女们吃，自己却情愿不吃或少吃。但是，父母亲对自己的子女，决不溺爱，犯了错，照罚不误，绝不袒护，尤其是涉及跟外面的孩子的纠纷时，对自己子女的要求更为严格。
父母亲也爱听歌，记忆中1930年代，家里就有一部小狗嘜（His Master Voice）留声机，几乎天天都在播放那个年代“百代唱片公司”发行的由周旋、姚莉等歌星演唱的流行曲的唱片，其中有《马路天使》、《渔光曲》、《木兰从军》等电影里的插曲，我还隐隐约约记得，《木兰从军》里一首插曲开头的歌词是这样唱的：“月亮在哪里，月亮在哪厢，它照进我的窗，它照进我的房……”。还有一首《夜半歌声》里的主题曲：“空庭飞着流萤……”，给我留下深深的记忆。
在这种“艺术氛围”影响下，大姐对音乐很有兴趣，她当时还定期到奉教堂（即基督教堂）学风琴；我有时还陪她去，看她弹琴。我们兄弟妹则在她的带动下，都爱听歌，爱唱歌。“我的家庭真可爱，美丽清洁又安祥，姐妹兄弟很和气，父亲母亲都健康，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虽然没有后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这优美温馨的歌声，经常缭绕在我家的上空。当我们尽情欢歌的时候，我那慈祥的外婆和母亲，就会喜滋滋地站在一旁，望着我们，倾听我们的“大合唱”。此情此景，真是其乐融融，令我们姐妹兄弟经过漫长岁月的艰苦奋斗，与母亲重聚香江一起同声再唱这支歌时，回味无穷。
父母亲爱家，也热爱家乡，热爱自己的祖国，尽管那时候的祖国和人民，正处于内忧外患、贫穷落后、国难当头的时刻。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件爆发，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开始了全民抗战。位于地球偏僻一隅的小山城——先达的上空，也响起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九一八’，‘九一八’！……”抗日救亡的歌声。父母亲像众多华侨一样，不愿当“亡国奴”，密切关注国内时局的发展，关注国家的前途、中华民族的命运，并且响应当时“国民政府”的号召，踊跃捐输，支持国家抗战，打日本鬼子。
日寇投降后，二战期间藏匿在先达乡间从事抗日秘密活动的著名进步人士，如巴人（即王任叔，中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小说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印尼大使）等以及在他们培养和影响下的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纷纷出来进行各种活动，同时担任当时先达唯一的华文学校的教师。在他们的努力下，民主爱国进步的团体，职工会、妇女会、青年会一个又一个浮出水面，精彩夺目的文艺演出和体育活动精彩纷呈，革命歌曲（《延安颂》、《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和抗战歌曲（《歌八百壮士》、《新加坡河》、《长城谣》、《救国军歌》、《旗正飘飘》）激越嘹亮的歌声，响彻先达上空。
说实在的，我那时候，就爱上了这些歌曲。学校举行歌咏比赛，我的参赛歌曲，就是《歌八百壮士》。记得当我站在台上，张开喉咙激动地放声高唱：“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引得台下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高兴地笑了起来。《新加坡河》这首动天地的悲歌：“暮色下新加坡河，悄悄地流，暗暗地诉，你啊，可知道，多少惨泪冤血，滴入你心中，……”，以及上面提到的那些鼓舞人心、激昂慷慨、旋律优美的革命歌曲，我也很喜欢唱了。
先达的进步活动红遍了整个苏北地区，“小延安”之美称，由此而来。影响所及，我家“与时俱进”，由支持蒋委员长抗战转而支持共产党解放全中国，从此以后，我家一众大人孩子都成了“红屁股”，除了堂弟和我留在海外闹革命，大哥早早就病故，其余姐弟妹（包括堂姐），都先后回中国学习和参加工作，外婆和父母亲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回国养老。
值得一提的是，当我变成一个热烈的“红屁股”的时候，外婆曾幽默地对我说：“小心啊，阿永，不要由‘红屁股’又变成‘赤屁股’了！”由于年幼的缘故吧，那时候我对这句话，并不理解，只当是外婆开我的玩笑说的话。其实，现在想来，这句话富于哲理，是她对从小就热衷于政治的小外孫未来人生旅途发出的“预警”：千万不要由极左变极右。
二战后，战争带来的严重创伤未愈，先达社会百业凋零，百废待兴。与此同时，荷兰殖民者又妄图卷土重来，恢复其在印尼的殖民统治，它在美英帝国主义支持下，派遣殖民军重新占领了棉兰及其周边地区，并且严密封锁了棉兰与以外地区的交通往来。父亲为了打开一条生路，不惜冒着这一带海域的风高浪急以及有可能被海盗抢劫或杀害的危险，乘坐机动木船，从亚沙汉（Tanjung Balai）港出发，到新加坡或槟城走水（跑单帮），然后从这些地方带回苏北地方上稀缺的商品销售，以赚钱养家糊口，供儿女读书上学。
由于跟外界接触多了，拓宽了“国际视野”，让他看到要想培养儿女成才，必需让儿女到新马“经风雨，见世面”，接受进一步的良好教育，于是和母亲商量后，决定让他们的掌上明珠——大姐，第一个到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上学。此事发生于1946年，对当时还相对封闭的先达社会来说，不少左派人士都认为，这不失为一件开明和大胆的举措。
1947年中，荷兰侵略军终于按捺不住，从其占领区棉兰出发，出动飞机、大炮、装甲车，向苏北地区印尼人民军防守阵地发动了所谓“第一次警卫行动”（实际上，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侵略战争），企图恢复其在印尼（包括整个苏门答腊）的殖民统治。由于印尼人民军武器落后，寡不敌众，先达最后也被攻陷。刹那间，有“小延安”之称的先达，犹如变了天日：家家户户被逼重新升挂红白蓝荷兰国旗；印尼人民抗荷运动遭到残酷镇压；被俘的印尼人民军将士惨遭枪杀；华侨社会进步势力（红屁股）也同时遭到荷兰殖民当局的打压，而国民党反动势力(蓝屁股)则气焰嚣张，与殖民当局紧密勾结，企图抢夺我入读的中华学校的控制权，迫害和排挤在校任教的进步教师，当时在先达活动和任教的巴人被逮捕。先达社会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学校最后被迫停课，孩子们像“无业游民”，整天无所事事，四处游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有意要把儿女送到新马受教育的父母亲，当机立断，下定决心，立即把我和三弟送到马来亚霹雳州首府怡保，托付给一位堂兄管教和照顾。其时，我13岁，三弟12岁。顺便说一句，这样一来，我家就有三个子女在新马求学了。对我家来说，这恐怕是父亲财力上所能负担的“极限”了。
&&&&&&&&&&&& 二、情牵马来亚锡都——怡保
月，我和三弟在父亲亲自带领下，坐上当时普通老百姓到棉兰所能乘坐的唯一交通工具——荷兰殖民军军车，离开了哺育我们成长正处于动乱的出生地——先达，告别了十多年来无时无刻关爱我们成长的慈祥勤劳的外婆，告别了费尽心机、无微不至地关怀和教养我们成长的母亲，以及从小就和我们磕磕碰碰一起长大的一众兄弟妹（包括堂姐弟），踏上了人生新的征途，没有眼泪，没有悲伤，除了外婆眼眶里强忍着的那把热泪。真可谓“少年不识愁滋味”。
我和三弟先是由离棉兰约数十公里的勿老湾（Belawan）港乘船前往新加坡，然后从新加坡坐火车途经吉隆坡到达马来亚锡都、霹雳州首府——怡保。由于我们兄弟俩都是在战前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先达出生，持有荷兰殖民当局发出的出生证，属“荷兰臣民”，因此，由荷属殖民地到英属殖民地在那个年代并不太难。这两个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在开拓殖民地、争夺“蛮荒之地”的丰富自然资源的历史上，本来就是一对既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的“欢喜冤家”。还记得，我们一路上通行无阻，到达怡保不久，就领到了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签发的居住证件（后来包括身份证）。
在我们兄弟俩眼里，新马华人社会的风俗习惯，以及当地马来人的风土人情，跟原居地大同小异，不同的是，新马的印度人和各色人种要多得多，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环境卫生，交通运输和市面的繁华热闹景象，在殖民历史上后来居上的英国人统治下，要比由位处欧洲西部、北海之滨的老殖民主义小国荷兰统治了350年的印尼强得多。
我们来到马来亚的时候，正是二战后，英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恢复其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而且，为了解救其国内的经济困境，对马来亚和人民进行更加疯狂的剥削和掠夺的时候。当时，战争带来的重创未愈，经济一蹶不振，失业严重，工人、农民要求改善生活和待遇的斗争此起彼伏，各族人民要求独立和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不过，对于初来乍到的我们，在幼小的心灵中，却看不到什么动荡，市面上似乎是那么平静，而且一切是那么新奇，丝毫觉察不出那是一场风暴前夕的宁静，反而觉得可以在怡保这座美丽城市的绿水青山和奇秀岩洞间，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尽情呼吸异乡的新鲜空气。
怡保的堂兄名叫张泰英，我们后来一直亲热地叫他“阿英哥”。他的祖父和我们的祖父是亲兄弟。堂兄也是出生于老家梅县。与父亲一样，为了摆脱贫困，二战前就漂洋过海来到马来亚谋生，投奔在怡保开了一家小锡矿场的三舅公。
堂兄是读书人，当年约二十来岁，用今天的话说，长得很帅，是标准的美男子，穿着得体，出门或拍照，都爱打领带。虽然年届“谈婚论嫁”之龄，依然是“孤家寡人”一个。其实，看上他的女子不少，但他很有志气，不愿靠三舅公相助，要靠自己事业有成，才“谈婚论嫁”。这是他给人的外在印象，而更重要的是，他很有气节，不畏强暴，为人正直，不趋炎附势。据说，日寇占领时期，三舅公遭到日寇迫害，是他挺身而出，救了三舅公一命，所以，三舅公为了报答相救之恩吧，就让堂兄和他家人一起住。后来，我到新加坡华侨中学念书时，为了表示报答他管教爱护之恩，曾写信问他想看什么书，不久，他写来回信，要我给他买一本邹韬奋的《经历》。寄给他之前，我“先睹为快”。没想到，看了之后，深深为先生的为人和道德文章所打动，对日后我从事文化出版事业和为人处事有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也使我进一步认识了堂兄的为人和思想。
正如上面所述，我原来的名字叫大永，三弟叫大荣，这是父亲在孩子出世时，按“大”字辈给取的。可是，我们兄弟俩甫到怡保，好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发现堂兄叫泰英，都觉得“泰”字好，“大”字“老土”，所以，未征得父亲同意，便迫不及待地决定向堂兄学习，把自己的名字由大永改为泰永，大荣改为泰荣。影响所及，就连尚留在先达老家的兄弟，也“有样学样”，通通改为“泰”字。奇怪的是，父母亲非但不生气，也没表示异议。其时，我们也不当一回事，所以并未“深究”。时隔半个多世纪，当我们有机会回乡——梅州祭祖，才知道按张家族谱，堂兄和我们这一世子孙，应是以“泰”字辈取名。我们同时发现，家乡里同族堂兄弟，也都是以“泰”字取名。我想，这大概是父母亲之所以对我们私自改为“泰”字，一直保持沉默的缘故吧。
不过，如此一来，我虽做到“坐不改姓”，却做不到“行不改名”，所以，往往把朋友们弄糊涂了，例如，新马的友人就只知道有个叫“泰永”的同学，而老家先达的朋友则只知道有个叫“大永”的孩子。至于“泰泉”这个名字，则是我由新加坡重返印尼执行任务和做事时，重新取的新名字。职是之故，如果不加以解释，各方友好，直至今天，就算我站在他们面前，也未必知道“小张是何许人也”！
记忆中，当年堂兄所寄居的三舅公的屋宇，位于怡保新街场“宝石戏院”附近的高温街。那里有一排双层楼房（洋楼），三舅公拥有其中尽头的两间。一间给他姓李的妻舅一家人住，另一间三舅公一家人自己住。三舅公住的一间比较大，房子背后有一个庭院，还有一座矮屋，里面有两个小房，堂兄就住在这座矮屋里，我们兄弟俩去后，堂兄让我们睡里面一间，自己睡靠门口的外间。在主屋后面，还有一个不小的车房，里面摆放着三辆汽车，一辆是三舅公的“坐驾”——英国产的黑色奥斯丁（Austin）小轿车，一辆是供他妻舅巡视锡矿场用的老式英国敞蓬车，一辆是美国产的Buick（Chevrolet？）大轿车（这輛车是个“庞然大物”，耗油量大，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很少见三舅公使用过）。
三舅公一家有十多口人，夫妇俩已届四五十岁的年纪，膝下有三个长得如花似玉的女儿，两个风度翩翩的儿子。他们的大儿子，非常聪明，很会读书，受英文教育，已经读“九号位”了，为人很随和，也不骄傲，平等待人，一点架子也没有，也没有一点公子哥儿的坏脾气。日后，我和三弟转到新加坡读书，他来新加坡出差时，还特意约我们到新加坡中华游泳俱乐部相聚，留给我和三弟非常难忘的印象。他的弟弟，跟我们差不多同龄，不怎么会读书。我和三弟常常和他一块玩，有时，不免争吵，甚至打架，为此，曾挨三舅公的藤条。
三舅公的大小姐，我们到怡保读书时，已在国内上大学。回来时，带回一个“金龟婿”。夫妇俩，几乎“足不出房”，天天关在房子里，难得一见他们的“风姿”。据说，他们无烟无酒不欢，三舅公后来的矿场生意，破产收场，部分原因与他们有关。二小姐身材窈窕，非常斯文，当时还在槟城钟灵中学念高中。三小姐像是小家碧玉，在怡保一间女子中学念初中，不上学时，也差不多天天关在楼上的房子里，读书温习功课。她有一个女孩子家常有的习惯：爱吃零嘴。而且，每次买零嘴，偏偏选中了我。她最爱的零嘴，就是世界最大的糖果制造商生产的“吉百列朱古力”。每次我把她的“至爱”，买回来交给她时，她只会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既不请我分享，也不说声谢字。
有趣的是，1949年她也来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念书。那一年中秋，华中和南中寄宿生联合起来举行联欢晚会，应了一句“不是冤家不聚头”的谚语，没想到她就和我坐在同一个桌子，令我“大吃一惊”，才知道她来了新加坡，就在南中读书。犹记得，我们当时相对而坐，互不相认，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都不愿开第一“腔”。更妙的是，每逢假日，我会搭绿巴到坡底买书或看电影，好几次都与她“不期而遇”，但我们还是互不理睬，我们都想在对方面前保持骄矜，她不愿放下大小姐的架子，我又不愿在她面前低下头来。所以，我和她一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不要看三舅公是一个矿场主，一家人吃饭时，厨子端出来一碟炒得火侯十足、香喷喷的生菜，总是摆放在他面前，只许他一个人享用，其余同桌吃饭的大人小孩，只能眼巴巴望着那碟生菜。日后，每每吃生菜时，我就会想起这件事，心里总觉得奇怪，怡保离盛产蔬菜和水果的金马仑很近，是不是那时候的生菜很昂贵，只有洋人和大老板才吃得起，普通人吃不起？或者，因为当时国际市场不景气，商品（包括锡和树胶）价格低迷，三舅公锡矿场出产的锡不值钱。因此，贵为小矿场主的他，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好“量入为出”，“撙节用度”。后来的发展说明，情况的确如此。据说，在我们离开怡保不久，三舅公的矿场就难于经营下去了，他差不多到了破产的地步，夫妇俩最后的际遇，相当凄凉和悲惨。
回说我和三弟来到怡保的时候，堂兄先是安排我们到当地一间著名华校——育才学校，念小学五年级下学期。其时，离年终考试只有两三个月了。我们的程度，中文没问题，但英文方面，由于在老家仍在念“Boy，I am a boy。Girl ，you are a girl”的程度，赶不上当地水平，所以考试结束，成绩单发下来，我们的英文都不及格，不能升级，要留班。但是，如果勉强在育才继续读下去，英文又不行的话，堂兄怕误了我们的学习前途，便当机立断，让我们到位于怡保旧街场那一头的英华英文学校念下午班的“standard one”（一年级），以提高我们的英文水平。
犹记得，当年每天中午上学，我们头顶烈日，或不顾风吹雨打，背着书包，从高温街（在宝石戏院附近）的住处出发，徒步走过静悄悄地流经怡保市中心的近打河到学校。全程少说，也需十多二十分钟。放学时，太阳快落山了，天气没那么热了，我们又由原路步行回家。
英华英文学校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国际学校”，各色人种都有。记忆中老师除了英国人，有很多是印度籍淡米尔人。我们的班主任是个男老师，一位全身肌肤跟黑人无异的淡米尔人。同学全是男生，有马来人、印度人（淡米尔人、锡克人）和华人，白人也有，不过念程度较高的上午班。
此时是1948年初，我和三弟对全英文教学，虽说一时还不能完全适应，所幸我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英文书”，因此，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出乎堂兄、各亲友的意料，我们这两个到了怡保后依旧贪玩调皮的孩子，年终考试成绩居然名列前茅，我得第一，三弟第二，连我们自己也不无怀疑是不是在做梦。
另外，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话说有一天，上完一节课，我在教室里闷得无聊，不知是喉咙“痒痒”，还是怎么的，竟引吭高歌：“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one wonderful morning in May，you told me……”，不料刚唱了几句，一个同学急急忙忙地走进教室对我说：隔邻教室的老师叫我过去。我不知就里，以为干扰了老师的休息时间，心里有点慌。谁知一进教室，看见一位淡米尔籍的中年女教师面露笑容地坐在那里，随后带着惊奇的口吻问我：“你怎么会唱这首歌的？是哪里听来的？”我结结巴巴回答说：“是听来的。不过，我不知道是从哪里听来的。”接着，她又要我在她面前再唱一遍。我照做了，虽然只会唱那几句，她也觉得满意了，便让我回自己的教室。
不过，坦白说，我其实就会唱开头的几句歌词，大概是在老家先达听来的，也不知这支歌的“来头”，后来这类歌又被我打入“冷宫”数十载，所以，也没再引起我的留意。进入新世纪，偶尔读到一篇介绍有“国母”之称的宋庆龄生平的文章，才知道她年轻时，在美国留学，就喜欢上这首歌。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她和这支歌也“阔别”了数十载，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据说，她突然很想重温这支歌，特意请落难美国的妹妹宋美龄，把这支歌的唱碟找来寄给她。所以，我才知晓，这支歌的中文译名叫“当我们年轻时”（英文名叫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是1938年美国经典音乐剧The Great Walts（中文译名“翠堤春晓”）里的主题曲。
由于年终考试成绩优异，校方特批我和三弟下一年度转读上午班，并且允许我们跳班，念“standard three”（三年级）。堂兄为此高兴得不得了，为了奖励我们，亲自带我们到怡保附近的著名景点——霹雳洞玩了一天。
如今回想起来，如果按这个“良好势头”发展下去，我们很可能就会一直在这里受英文教育了。我们的人生之旅，很可能也要改写了。不过，俗话说，世事难料，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堂兄写信给父亲，表示不愿再寄人篱下，想另谋发展（出外教书，事实上后来他一直在北马各地教书，还在接近马泰边境的高乌一间华校当过校长），不能再照管我们了，要求父亲设法把我们接回去教养。
在这种情况下，比我们早一年（1946年）到新加坡入读南洋女子中学的大姐，受父母亲的嘱咐，于1948年底来到怡保，把我们接去新加坡上学，由她亲自照管这两个年龄“大不算大，小不算小”、几乎天天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向”的弟弟。
屈指一算，从1947年8月至1948年底，我和三弟在怡保生活了一年零三个月左右，时间不算长，但我们对怡保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很有感情，至今难于忘怀。
兴许与年纪小，而且是生活在城市的小圈子里有关吧，我们对这期间发生于马来亚的政局变化，并不知情。甚至6月20日，英帝国主义者宣布马来亚实施“紧急状态”，马来亚共产党为了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实现马来亚的独立和民族解放，领导马来亚人民再次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斗争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是在6-20事件后的一天，偶尔在阅读槟城出版的一家报纸（《中兴日报》？《光华日报》？）时，看到一则题为“昔日梁山好汉重上梁山”的新闻，才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可以说，我那时候，并不怎么关心时事，对马来亚的政治和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马来亚人民的斗争，并没有认识，对英帝的殖民统治说不上厌恶，不过，像许多华人一样，对这些高高在上的白人统治者并无好感。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怡保，虽没有今天的繁华热闹，但戏院至少也有四间。放映的电影，不少是至今仍脍炙人口的好片子，如“宝石戏院”上映的由白杨、陶金、舒绣文主演、反映“国统区”人民在抗战年代悲欢离合、抗日胜利国民党“接收大员”争抢财富、堕落腐化、中国何去何从的史诗式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集（“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优秀演员秦怡主演的《遥远的爱》，以及旧街场一家戏院上映的西片《三剑客》等。从小就是一个“标准影迷”的我，自然不会错过每部好片子。
此外，约于1948年中旬，著名文化人丁波（解放后，丁返回中国，曾担任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率领的香港“中国歌舞剧艺社”（简称“中艺”）南来新马巡回演出，曾莅临怡保表演。堂兄特地带我和三弟前往捧场观看。没想到，“中艺”的精彩演出，使我“茅塞顿开”，第一次欣赏到王洛宾多首如此美妙动听、充满中国西北地方浪漫生活气息而又容易上口的民歌：《马车夫之恋》、《在那遥远的地方》等。真个是“绕粱之音，三日不绝”，令人至今回味无穷。
学校放假，除了郊游，堂兄还经常安排我们和一些亲友的孩子，一起坐上三舅公那辆旧式敞蓬老爷车，前往他在怡保附近地区的矿场（佛琅潭）游玩。车子沿途要经过哪些市镇（朱毛、务边、金宝？），早已淡忘，奇怪的是，路过江沙的情景，却久久难忘。如果没记错，那里是苏丹皇宫所在地，是马来人聚居地。市面闹中有静，秩序井然，马来人熙来攘往，马来学校众多。
至于三舅公锡矿场的具体位置在哪里，我当时也没搞清楚，只记得锡矿场里的铁船（即采锡矿船）、金山沟和琉琅女（淘洗锡米的妇女），对我们来说，都是未曾一见的“新鲜事物”，尤其是琉琅女，一身恰似“唐山”妇女的穿着打扮，晒得全身黝黑、粗糙的肌肤，令我们感到很好奇。她们好像都是客家人（广东客？）。不过，令我们这些孩子更感兴趣的，莫过于下到佛琅潭里戏水。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们，如果不是矿场的管事劝阻，还真想脱下裤子，在冰凉的潭水里游泳呢。
我和三弟在怡保期间，一如在老家时一样，热衷于体育运动。不过，回想起来，有点奇怪的是，当年在怡保好像找不到什么场地让我们打篮球和羽毛球，相反，我们倒是常常有机会跟当地孩子一起，到怡保郊外公路旁随处可见的绿草如茵的草地上踢足球。说来也真凑巧，60年前的那一年，即1948年，也是奥运年，没搞错的话，那一年的奥运会，应是第14届，于英国伦敦举行。那时候，电视机还没面世，要想追踪奥运会的赛事，只能靠听收音机和看报。不过，实话实说，当年我们最关心的，只是中国“国手”（篮球）和“国脚”（足球）的比赛。
无独有偶，当年“国手”的成绩也不错，好像也打入了8强。这支“国手”里，有几个是来自菲律宾华人篮球界的好手，记得其中有一个打左边锋的，名叫李世乔，投篮很准，一个打中锋的，名叫蔡文华，以及他的一个兄弟蔡文章，球艺都非常出众。这支菲华篮球队在奥运会之前，曾到新加坡比赛，所向披靡，特别是他们的“拉务拉务”（车轮战）战术，在新马引起轰动，好评如潮。殊料，原本入选为“国手”之一的蔡文章，却因为鼻子有缺陷（扁鼻梁），竟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有关方面取消参赛资格，理由是有损“国家形象”。消息传来，当时海外华人社会和舆论界，一片哗然，对国民党政府有关方面以貌取人的做法非常不满。我们虽少不更事，心里也愤愤不平。
另外，还有一件事，伤透了“国人”的心，话说那一届奥运会曲终人散，各国运动健儿踏上归途的时候，中国的“国脚”却因为没有盘缠，滞留伦敦，贪污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借口“穷”，没钱发路费，结果“国脚”们只好变卖球鞋、衣物以及身上所有能卖的东西，才筹集到一笔路费回国。也有人说，当“国脚”们有家归不得的时候，是当地华侨华人看不过眼，踊跃捐助，给他们买船票回国。
不过，话得说回来，1948年，蒋家王朝，已然危如累卵，朝不保夕，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正准备“过大江”，直捣蒋家王朝盘踞了约二十载的老巢——南京。在此垂危的紧急时刻，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保不了了，何来美金银元供运动员玩奥运呢？！印象中，这支“国脚”主要是由沪港两地的足球员组成，其中有位来自上海，担任门将（守门员）的，名叫张邦伦，给我印象较深。后来在报章上看到，解放后，他仍然披甲上阵，为上海队效劳。
三、初到狮城 报读华中
如上所述，1948年末，大姐特意来怡保带着我和三弟坐火车，南下新加坡读书。沿途经过的城市，跟一年多前父亲带我们北上怡保时并无两样。不过，记忆中，第一次与父亲途经吉隆坡时，曾稍作停留，对吉隆坡火车站这座别具风格的建筑物留下深刻印象。日后才知，它建于1910年，深受摩尔式（Moresque）建筑风格的影响。据说，1980年代，曾修缮一新，风采依旧，与其它几座历史性建筑物以及独立后所建的高耸入云、比纽约帝国大厦还要高的国油双峰塔楼一起，相得益彰，成为吉隆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而这一次，跟我们从怡保一起南下的，还有一位陪大姐而来的南中同学，她是芙蓉（Seremban）人，所以，当列车驶经该地时，她心情激动，兴致勃勃。令她不无遗憾的是，她当时也要赶回新加坡，不能下车回家看望亲人。承她介绍，芙蓉也是个绿树成荫的美丽城市，附近有不少风景如画的景点，最著名的是叫“不叻士热水湖”（Pedas Hot Spring）的地方。可惜得很，我们日后都没机会“到此一游”。
我和三弟重临新加坡，就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进到大观园似的，看得眼花缭乱。当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加坡，根本不能与今日新加坡同日而语。不过，比起苏北首府棉兰和马来亚锡都怡保，比起20世纪初父亲初次由家乡梅县踏上新加坡时，已然变为“国际城市”：经济发达，转口贸易和金融服务业，位居东南亚前列；政府机关和高楼大厦林立；各大商店、酒楼食肆，鳞次栉比；教育卫生事业比较先进，各种源流的语文学校、书店、戏院和娱乐场所，随处皆是。唯一未变的是，它仍然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下。
实际上，新加坡自19世纪初开埠以来，由于位处马来半岛的南端，扼太平洋与印度洋咽喉，地理位置重要，经过近百年变迁，从20世纪初开始，已摆脱一个荒芜小渔村的影子，并已逐步发展为马来亚和整个东南亚的商业中心。其间，虽然经历了二战的洗劫和破坏，不过，随着战后周边国家和一些欧美国家经济复苏，它进一步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转口港，欧、亚和大洋洲海空交通枢纽。
与此同时，由于国际政治舞台上，东西方相互对立的两大集团的形成和崛起，随着对峙的日益加剧，新加坡在军事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就算到了所谓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它实际上在暗地里依然是“兵家必争之地”，虽然，印尼方面有些人称它不过是“地图上的一个小红点”，民进党执政时代台湾当局有人曾反唇相讥它只是“鼻屎”般那样大的国家，我们的同志老方，也曾在写给新加坡当局的信上，语出惊人，把它称为一个“怪胎”，令新加坡当局非常不满并加以指责。不过，有趣的是，近日读报，发现李资政自己也承认新加坡为“怪胎”了。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我们抵新后，由于大姐已由南中转到位于加东附近的中正中学（总校）念高中，所以，我和三弟便被她安排到面临加东勿落海滨一所叫东岭英文学校的英校就读。我还清楚记得，这所学校是座不大的建筑物，学生也不多，校长是一位华人。学校里还有好几间房子出租给各色人等居住：有一家数口的猶太人，跟我们姐弟三人住在学校的楼上；还有一家数口完全不懂华文的侨生（Baba和Nyonya）住在楼下。因此，这所英文学校，给我的印象不佳，像是一所“野鸡学校”（即私人办的杂牌学校，不是卖春学校，请勿误会），比起我们在怡保入读的英华英文学校，简直没法比。它唯一的好处，是因为靠海边，闲暇时可以到海滩散散步，吹吹海风；附近还有一个建在海滩上的茶座，晚上营业，不少在炎热的南国生活和工作的人，就会在此时乘车从市里前来光顾，一边吃喝，一边吹海风，听涛声，放松一天的疲劳。
不料没过多久（大概有两三个月吧），大姐受到国内形势和多方面的鼓励和影响，下决心要回国内解放区读书了。还记得1949年初的某一天，她突然神秘兮兮的把我和三弟带到楼下学校旁的一个小房子里谈话。她开门见山就说，她要离开我们，准备在日内动身回国了。而且，千叮嘱万叮嘱，要我们保守秘密，绝对不可以告诉父母亲。我不知道三弟当时听了有何感想，不过，我却一点也不吃惊，而且心里头暗下决心，要“步姐后尘”。
后来，父亲来新加坡见我们时，发现他的“掌上明珠”失去踪影，便再三追问我们，我们只好坦白交代，把事情原委和盘托出。父亲听了后，又气又急。气的是，大姐为什么那么傻，一声不讲，就走了，连父母亲都信不过；急的是，大姐一个女孩子家，远走高飞，既担心她的安全，又怕她没钱用。不过，等气稍稍平息下来，父亲爱女心切，一面设法四处打听她的下落，以便取得联系，一面赶紧托香港的熟人，寄钱给大姐，以便她应付不时之需。
好久之后，据大姐告诉我，父亲最后和她联系上了，但父亲寄给她的那笔钱却莫名其妙地“没”了。幸好她到了香港，便顺利地与先期抵达香港、先知先觉的新加坡同学联系上，并由他们安排，在全国解放的硝烟未散之前，与一批来自各地的爱国人士，乘坐轮船，冒着风险，经台湾和南韩的仁川，转赴位于渤海湾的塘沽港登陆，回到了她眷念的祖国。
这边厢，父亲前来收拾“残局”，问我们怎么办？大姐不在了，你们是想继续留在学校读下去呢？还是有什么想法？父亲在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对这所学校本来印象就不好，而且，我也渴望读中文（原因是什么，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所以，我要求父亲想办法让我去读华文中学；三弟则想继续留在学校读英文。就这样，处事有“民主作风”的父亲，尊重我们的选择，让三弟留校跟楼下那一家人一块住，继续读英文，与此同时，通过他在狮城的社会关系，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介绍我到华侨中学去面见校长。其时，已是月，学校早已开学，一般情况下，是不招收新生的。
顺便说一句，从此，三弟和我“分道扬镳”，他先是按自己的愿望在那所学校（随后又转到另一间英校）读英文，后来返回印尼读中文，最后，又回国读北京体育学院篮球系。由于进入体院后，理论和实践同时并举，球艺突飞猛进，被吸收到北京队，先后代表北京队参加了第一、第二届全国运动会的篮球比赛。而在第二届全国运动会的篮球比赛中，北京队力克对手，荣获冠军，他个人也获得了“国家运动健将”级的荣誉称号。后来，柬埔寨国家篮球队随西哈努克亲王访华时与北京队交手，赛后双方球员曾与当时两国领导人刘少奇主席和西哈努克亲王合影留念。父母亲当时已回国定居养老，亲眼观看了他们的爱子的球艺和与国家领导人合照的情景，欣慰、激动、兴奋，都无法形容他们当时的心情。
而我则揣着父亲老乡给开的介绍信，独自一人前往建于武吉智马路五英里的小山坡上的华侨中学，带着“生死未卜”的心情，走上华中地标建筑物——钟楼校长办公室，晋见校长。接见我的是学校教育长郑安仑，校长薛永黍和一批进步教师由于遭到英殖民当局迫害，已然“靠边站”。郑教育长（后来任校长）看了介绍信，二话没说，就接受我当走读生，念初中一上半个学期余下的三个月时间，条件是三个月后，要是学期考试不及格，就只能说Bye！Bye！了。
幸好三个月后，我的考试成绩，虽说不是名列前茅，但各门功课都及格。就这样，我就凭自己的“实力”，取得了在华中立足的资格，从“走读生”成为和其他同学一样的“正式生”。说起来，真有点像是“天助我也！”。因为如前所说，我小学6年级都没上，就跑去念英校，有一年多的时间荒废了中文的学习。
坦白说，那时我并不知道华中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最高学府，更不知道华中和中正这两所新加坡华文中学，在李资政眼里是可以与以“精英摇篮”和“绅士文化”闻名于世的两所英国贵族学校——“伊顿公学”(Eton College)和“哈罗公学”(Harrow Public School)相提并论的学校。对当时的我来说，我不是慕名而来的，所以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并不重要，我只知道一心想读书，想读中文书。而且，作为外地生，可以在学校校园里住宿，成为一名寄宿生，使我一踏入校园，非但不感到陌生，反而觉得这里是可以让我德、智、体获得全面发展的新天地。
二战后，马来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日益高涨，亚非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特别是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这时代的强音，一直在华中校园内回荡。
尽管英殖民当局在1950年代初，把马共新加坡市委领导机关破坏得荡然无存，尽管英殖民当局用尽各种办法，企图消灭校园里地下流淌着的反殖铁流，一批又一批的进步老师遭到迫害，甚至驱逐，一个又一个进步同学被开除、逮捕，甚至驱逐，英国人的政治部特务似乎也知道，马共新加坡学委的负责人，就在华中校园里“兴风作浪”，但是正如白居易一个名句所说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我打从进入华中校园，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和校园的氛围影响下，与一批好友，尤其是福华一起，从1949年念初一一直到1951年8月念初三，经历了新加坡社会和校园内的风风雨雨，有幸成了初三班&#条好汉”里的一员，一名英国人要除掉的活跃分子，并终于成为反殖爱国、争取新马独立的斗士。
&&&&&&&&&&&& 四、 转入地下 当小贩和教师
记得1951年8月某一天，英国人决定采取行动，逮捕一批华中同学，包括林清祥、曾福华、龚清泉、周密、张泰永等，企图镇压刚刚露出反殖苗头的新加坡学生运动。清祥在前一天晚上就被逮捕了，政治部特务事实上也曾在同一天晚上到我身份证上的地址（福建街上段父亲同乡的商店）搜捕我。幸好我不住在那里，而是和福华等来自关丹的同学住在华中附近的一处出租屋里，不然，我将被逮个正着，其后果不堪设想：不但不可能在华中继续读下去，而且很可能被立即遣返印尼，因为我在那间店里一个用练乳箱做成的私人衣物箱子里，秘密藏着好几本马列经典著作，其中一本是解放出版社出版的“干部必读丛书”之一：《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如今回想起来，事情如果是那样的话，上个世纪50年代活跃于印新之间的地下航线的经历就要改写了，小张和张伯母也不可能成为一出充满神秘、惊险色彩的“话剧”的主角了。
我在好几篇回忆文章里曾提及，福华和我就是在1951年8月的一天，眼看初三就要毕业了，由于英殖民当局派警察和特务到学校要捉人，我们不甘于被捕，逃离学校，从此转入地下，开始了一个崭新的人生斗争之旅。福华和我都到当时经济还相当落后的农村匿藏。我幸好得到老龚的帮助，随后跟他一家人到樟宜6英里处的胶园内生活。作为职业掩护，白天我和小赵（又称“拳头师父”）在当地一间学校（平仪小学）的小卖部开店做生意。他负责采购，我负责看店，和炒米粉卖给小学生吃。
想起来也很有趣，我那时刚从学校出来，何曾炒过米粉，而且，一炒就炒一大锅，除放些豆芽和甜酱油，其它什么料也没放，没想到居然受学校里小学生欢迎，每天都卖得精光。有一天，在附近群众家里租了一间房子住的傅楫炎，神色匆匆走到小卖部对我说，转移到他那里躲藏的一位领导，肚子饿了，想吃我炒的米粉。可是米粉早已卖光，豆芽也没了，于是我拿出一粒蛋，当即炒了一碟米粉交给傅（按照保密制度，我是不能见他的）。
同样出乎我的意料，这位领导吃完后，居然跑上来小卖部，向我表示谢意，并赞我炒得好！我一看，他原来是我的学长——黄明强。当时，我约莫猜到他是学委负责人，不过，我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组织关系。那时，我们谁都没料到，日后，我这个默默无闻的普通“读者”，会成为他直接领导下去完成地下航线任务的干部，可以说，他是敢于使用我这个“马仔”的第一个“伯乐”。不过，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就这样，我转入地下后，在樟宜老龚家藏匿了约半年多左右，即从月到月。我“日出而作”——到学校小卖部帮小赵看店、炒米粉，“日落而息”——中午过后就回老龚胶园深处的家，看书、做些抄写工作，几乎日日如是。
由于我当时失去组织关系，身份不明确，只能阅读和抄写一般的组织文件。后来，幸得老卢（即卢业勋）的帮助，我才得以恢复组织关系。没想到来联系我的，也是我的学长阿坚（即张允伏），他与黄明强、詹忠谦是同级同学。而他从事航运业的哥哥，后来，有新加坡“希腊船王—奥纳西斯”之称。据说，我岳父在风光的时候（1940年代后期），跟他过从甚密，一度是他的“酒肉朋友”。
这个“阿坚哥”，笑容可掬，穿着比我们许多干部都整洁、讲究，当时，我们几个属他联系的下级，都很尊重他。我后来转到三巴旺励德小学当地下教师，就是由他安排的。原因是什么，我并不清楚。在老龚家藏匿期间，曾发生一次令人啼笑皆非的经历。
话说，有一天，老龚家人全都去了坡底，老龚和后来也转移过来这里的傅楫炎，也双双结伴到坡底“办事”去了，并且和我约好晚上就会回来，留下我一个人独守空屋。不料，左等右等，从黄昏等到黑夜，从黑夜等到天明，又从天明等到中午，始终不见他俩的踪影。我越等越觉得不对头，是不是出了事，否则，为什么不见他们回来，而且，连他家里人也没人回来。
严重的是，傅楫炎有一批重要的组织文件藏在屋子里的米桶内，我担心万一他们出了事，敌人来搜查，一旦被发现，将暴露组织的秘密。我思前想后，越想越不安，越想越着急。最后，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赶快取出这批文件包好，并把它藏在脚车坐椅背后的包里，然后穿好衣服，把门锁好，骑上几个月前，我还在学校读书时买的一辆簇新的英国名牌（莱利）脚车，从胶园里老龚家出发，骑到樟宜6英里的路口，然后神态悠闲地从那里径直往坡底方向骑下来。
当时容不得我考虑太多，我只想把组织文件安全转移，交到可靠的人手上。与此同时，我也很想了解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研究一下对策。一路上，幸好无惊无险，我的坐骑直奔至奎因街一位同学家才停下来。没想到，这位同学一见到我，好像见到“鬼”似的，竟然不信眼前的这个人是“小张”。他带着又怕又惊的表情对我说，你不是被捉了吗！？怎么现在会跑来这里？老龚和傅楫炎昨晚回家时明明看见，家的周围人声嘈杂，灯火通明，他们肯定家已被敌人包围，你已被捕了，你现在却安然无恙出现在我面前，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听他这一说，我才知道老龚和傅闹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笑话”。于是，我把实际情况告诉他：昨晚，在家周围的确有几个人坐在地上，高声谈话，而且，点上“大光灯”用以照明，以便修理汽车，根本就没什么“敌情”。我也根本就没被捕。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情况了解清楚，由于紧张，凭想象编造出来的故事。
同学听我解释清楚，立即设法通知各有关方面，以解除没必要的“误会”。这场“风波”平息之后，我和老龚和傅见了面。据他们说，那天晚上，当他们快走到家时，老远听到人声鼎沸，灯光很亮，就以为有“敌情”，家已被包围，我已被捕，于是赶紧扭转身，三步做两步往回跑，不管前面是路还是沟，总之，越快离开“是非之地”越好。由于当晚既没有月亮又没星星，胶园内漆黑一团，什么都看不清，特别是老龚，又是深度近视，结果一路上，跌跌爬爬地往前跑。最后，终于让他们跑到公路上，回头张望，也没发现有“人”跟踪过来，于是赶快登上一辆行走樟宜到加东的巴士车去坡底。
更为有趣的是，他俩上了车，惊魂甫定，老龚才发现自己脚上有一只袜子不见了，鞋子也穿错了，赶紧用双脚遮盖。不仅如此，他们一下到坡底，出于好心，立即通知有关各方，说：糟糕，小张已经被捕了！累得一些关心我的朋友为我担心，掉下了眼泪。
最后，这件事，原来只是”虚惊一场”。值得庆幸的是，也没因此“横生枝节”，实在是皆大欢喜。随后，我们都回到那里居住。不过，不久后，组织便安排我转移到三巴旺附近的励德小学当地下教师。于是，我告别了老龚和他一家人，遗憾的是，从此就没有机会再见面。至于傅楫炎，日后与我几乎可说是“如影随形”，我去哪，他随后也去哪，直到他最后回了中国。
励德小学位于靠近西山三巴旺地区的胶园内，从大路徒步走到学校也要花十分钟时间。学校不大，只有两间课室，有一个泥地篮球场，就一间乡间小学来说，有这样一个篮球场，应该是很难得的了。对我个人来说，却使我有了一个联络群众感情的“用武之地”。当时，担任校长的是我入读华中初一时，正在念高三毕业班的学长——梁景胜。不过，大家虽然认识，但彼此都不相认，“心照不宣”就是了。还有一个老师，就是带我去学校的“自己人”——王钦。我就是在他们的掩护下，在这所学校当了地下教师约半年时间。
在我调离励德前不久，来了一位师范毕业、人称“野象”的女教师——李淑芬，她是南中“野”的一群中、不爱抛头露面、较为低调的一个。我们对这次的“不期而遇”，颇感意外。她白天来学校上课，并不住校。后来我离开后，她在学校跟王钦相处久了，日久生情，结为连理。
在励德期间，可说是我革命生涯的转折点，其间发生了两件具决定性意义的事：
第一件是，我在樟宜老龚家藏匿时候，由于老卢的帮助，恢复了组织关系，所以，我在励德，除了应付教学工作，还可以为组织做些抄写和刻写文件的工作，因此，获得阅读和学习组织秘密文件的机会。这些文件当中，有《人民民主共和国纲领》、《马来亚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莱特事件真相》、《柔南事件》以及《解放丛刊》等。
中国出版的革命理论书籍和革命小说，看的也不少。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洛甫、凯丰等所写收录在《整风文献》里谈党员标准和修养的文章。正因为如此，当我在阅读了“解放丛刊”有位叫马坚写的关于作为一个革命者要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终身的文章时，感触颇深，于是，有感而发，写了一篇表示自己愿为这一最崇高事业而奋斗的学习心得，交给了“阿坚哥”，我当时的联系人。
出乎意料，我这第一次写的很不成熟的东西，居然得到组织上的赏识，加上我来到励德学校后，在联系和团结群众方面，在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方面，表现可以，因此，我就在励德学校教书的很短时间内被吸收为党的同情者。这点，令个别比我资历老的同志，甚至心态一时失去平衡。
第二件是，自从母亲于1951年代替父亲走水（跑单帮）做生意以来，她便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定期往来于棉兰——新加坡——雅加达。实际上，当我还在读书期间，应我的请求，她就已从印尼秘密带革命书籍（包括理论、小说、歌曲）给我。1951年8月，英殖民当局要逮捕我，我因此被迫放弃学业，转入地下，父母亲才知道，我已参加当地反殖爱国运动，为此，连书都读不成了，辜负了他们想栽培儿子成才的一片苦心，不过，他们一句怪罪的话都没有，而是把它当作既成事实接受下来。
更为难得的是，他们并没有劝我远走高飞，放弃理想，母亲依然继续冒着危险为我不断补充在当时新加坡环境下非常珍贵的革命精神粮食，而父亲则一直保持沉默，而且见我转入地下后，没有比较像样的衣服装饰自己，还特意亲自带我到有一定名气的裁缝铺，给我做了面料上乘的两条西裤和两件短袖上衣。惭愧的是，当时，对于父母亲如此关爱自己的用心，并没有深刻体会，觉得一切都很平常。而他们的确做得如此自然，并没有希冀儿子说什么，给他们什么回报。如今回想起来，才感受到父母亲的举动，不仅用心良苦，弥足珍贵，而且很伟大，他们实际上是用自己的方式在支持儿子闹革命！
&五、潜回印尼 先行探路
约于1952年底，正当我在励德小学的各项工作开展得相当顺利的时候，有一天，母亲像往常一样，走水（即跑单帮）途经新加坡，又给我带来一些非常难得的革命精神粮食，我如约到坡底她下榻的旅店见她。在这次见面过程中，母亲随意问我，离开老家那么久（从年，已有5年）了，想不想回家看看外婆和弟妹们，看看这几年来老家和印尼的变化，顺便还可选购一些革命书籍带回来。
母亲告诉我，凭她从1951年开始走水，挑起养家糊口的生活重担起，经过两年时间的仔细观察，发现往来于棉兰至雅加达的航船，途经新加坡时都会作短暂停留，水客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到岸上做买卖。而水客（包括其它乘客）当中，有些是有签证，可以正式上岸的，也有一些是没有签证偷偷摸摸上岸的。也就是说，新加坡这方面，上下岸是有漏洞可以加以利用。因此，只要她事先买好船票、痘证和居民证，从新加坡安全下到船上后，我们的身份便跟其它搭客无异，到了目的地（棉兰或雅加达）后，一样可以顺利出关。母亲保证，安全方面基本上没什么问题，我完全可以来去自如。
我听了后，的确有些心动，而且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建议，于是对母亲说，容我考虑。之后，我回到学校如常工作。过了不久，“阿坚哥”来联系我时，我把母亲提出的这一大胆建议，详细地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他听了后，什么话也没说，既不表示同意，也没表示反对。不料，他随后再来联系我时，便通知我，组织要把我立即调离学校，而且，把我的组织关系转给其他负责人直接联系。就这样，我便离开了一生中当地下教师约半年的励德学校，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朝夕相处、给了我许多帮助和支持的同事以及一群天真、活泼、烂漫、无邪的农村学生，当然，还有那一支实力越战越强的励德校友篮球队。
下到坡底后，我跟随父亲一起暂时寄居在谐街（High Street）附近一位山东商人的住所，等待组织联系和安排。白天无所事事，父亲要我到这个商人在莱佛士坊开的一间经营出入口生意的小店里帮出纳。作为职业掩护，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我自然乐意接受。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要我去这间店帮出纳的目的，是因为他听信了原来在福建街上段宗亲店里当会计的一位同乡的推荐，把自己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数万元血汗钱投资到这间所谓的做出入口生意的商店，以为可以获得应有的回报，给他日益拮据的经济困境，增加一点收入。殊不知，这位后来转到那间店里当会计的同乡，为了一己的私利（能继续获得薪金），竟然向父亲隐瞒了那间店的生意，实际上已到了完全亏空的地步。
父亲的这笔投资，结果血本无归，只好坚持赖在店里不走，企望有一天，能拿回多少算多少。与此同时，父亲不得已而求其次，要这位商人同意父亲住在他家里，租金就从他欠的债里扣除。然而，令我非常气愤的，不是这位山东商人，而是那位令父亲上当受骗的梅县同乡。据他亲口告诉我，6-20事件爆发之前，他是怡保一家左派报纸（已忘记它的报名）编辑。事件爆发后，为了逃避英帝的逮捕，跑来新加坡做事。此人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我在华中读书的时候，每个月都会到福建街上段父亲宗亲开的店里，向他支取父亲给我的生活费。那时候，我要多一点，他都会有意见，要我省着用。因此，印象中，原以为他是个和蔼的老实人，而且，跟我算得上“同是天涯沦落人”，可万万没想到，隐瞒真相，弄虚作假，坑害自己同乡、熟朋友的，竟会是他！有时侯，真个是到了“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地步啊！
就在这段日子，终于与新的领导人接上关系。见面时，才知道这位领导人，原来是半年多前在樟宜赞我米粉炒得好的新加坡马共学委负责人——黄明强。我把母亲提出的建议又向他详细述说了一遍。他对这一建议非常感兴趣和重视，并想了解多一些情况。看来，组织上早就有一个计划，准备把在新加坡暴露了身份，不能再从事公开活动的干部，撤到印尼或其它安全的地方，以减轻组织负担和保存革命力量。不过，为了慎重起见，他要我个人先回去探路，进一步把情况弄清楚。另一方面，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我本人也必需先返回老家——先达一趟，重新办理好各种合法的证件（护照、出生证），以策安全。
于是，1953年初的某一天，母亲从雅加达回棉兰途经新加坡时，我在她的掩护下，跟着她下到停泊在新加坡河边随处可见的接载水客的机动小木船，前往抛锚在防坡堤外的海域、随时准备开往棉兰的轮船。
从新加坡到棉兰的航程，轮船都是在马六甲海峡的海域内航行，风浪不大，如果加快马力，只需10个小时，就可抵达离棉兰数十公里的勿老湾（Belawan）港。情况正像母亲说的那样顺利，特别是有她应付各种场面，我只要听从她的安排和嘱咐就行了。就这样，我在几天的时间内，就从生活在白色恐怖阴影笼罩下的新加坡，回到了阔别了整整5年的出生地——先达，见到了日夜思念我的外婆和众弟妹。大哥因患牙癌，正在雅加达就医，这件事令为生活奔波操劳的母亲，精神上经受更大痛苦和折磨。
父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的那间老店还在，不过，“景物依然，人事全非”了。店里的货架上差不多“空空如也”，原来的店员都另谋出路了，基本上可说是由堂弟一人在演“独脚戏”，生意每况愈下，只是在苟延残喘，能拖多久算多久。家里，慈祥的外婆身子骨还算硬朗，视力却越来越模糊；老三已回国念体育；老四、老五、小妹和小弟还在当地左派学校上学。
此时，荷兰殖民主义者，在印尼人民长期英勇斗争面前，在1950年代“四海翻腾云水怒”的国际形势下，在一两年前被迫承认自日宣告独立的印尼共和国的合法地位，结束了它在印尼长达350年的殖民统治。小延安——先达，已然“旧貌换新颜”。想当初，小小少年的我离开时，那是“乌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如今却似“解放区的天，明朗的天”的新气象。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左派团体的铜乐队，坐在大车上，为办喜事的人家，沿街轮番吹奏起“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等激动人心的革命乐曲，热热闹闹的在迎送新婚夫妇上战场似的。电影院里放映着许多新中国和苏联出品的电影，书店里销售着新中国和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革命书籍和唱片，令你目不暇接。我就像久旱的大地似的，拼命吮吸着这久违了的甘露。
犹记得，当我在先达的“日里戏院”观看一部1950年代初国庆纪录片时，从银幕上看到了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向从他们面前走过的群众队伍和接受他们检阅的人民解放军队伍，挥手致意的情景，“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歌唱祖国》雄浑的歌声和乐声，交织一起，在北京上空回响，令坐在观众座位上的我，热泪不禁夺眶而出，心里不禁欢呼：我终于见到了毛主席！见到了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真正的、英雄的、正义的、人民的革命军队！
虽然那时候，这支毛主席亲手缔造、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指挥下的人民军队，没有那么多先进的飞机大炮，没有原子弹、核弹、导弹，武器装备相对落后，也没有军衔，没有五颜六色的军服，看起来也没有像西方国家的军队那样“威武”、“文明”、“先进”，但是真正较量起来的时候，又有哪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敢于小看这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都亲切地称为“最可爱的人”的武装力量呢！？
由于时间紧迫，任务在身，尽管珠玉当前，好看的东西很多，我也无暇多看。在母亲的协助下，我赶紧去见过去父亲店里的员工，以及非见不可的亲朋好友，并请其中个别员工为我补领出生证明文件作证。就这样，我终于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领到了我的新的出生证。这张证明文件，跟我旧的出生证，有几个“新”：第一，“新”在出生证是用印尼文，而不用荷文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变迁；第二，“新”在名字，填写时我已用新名字Tjang Tai Tjan，打字员却打成Tjang Tjai Tjan，我一时不察，没立即要求改正，等我发现后，恐怕时间来不及，所以就接受下来，反正是新名字就行。谁知，正如广东人说的：“错有错着”。9-30事件发生后，印尼军方登报要通缉Tjang Tjai Tjan这个人，除我自己认识这个名字外，周围的人（包括我爱人）也不认识这个名字到底是谁。
下到棉兰，又是在母亲的带领下，去见一位专门办理各种证件（包括护照、出生证、税单）的熟人。说起这位熟人，可说是棉兰的“地头蛇”（这里的意思，是指他对当地情况很熟悉，关系很广，不是说他是当地的一霸，专门欺压老百姓的坏人）。据说，从战前荷兰统治时代起，他就给苏北地区的许多华侨华人办理各种证件，所以跟“衙门”和社会上三教九流的人都很熟。父亲要办理的一切证件，都是由他代劳。
实际上，1947年我和三弟前往马新求学的出国证件，也是他一手办理的。后来，老余撤退到棉兰时所买来的出生证，就是母亲通过他想办法取得的。那是一张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出生证，据说是从一个死者那里（家人或有关机构）买来的。当然，因为是通过母亲出面，这位“地头蛇”相信父母亲是殷实的生意人，所以也不疑有“他”，顶多怀疑买这份出生证的人，是从对面偷渡过来的生意人。
我的新护照、痘证等必需证件，很快就办理好，接着，又由母亲带我到KPM轮船公司买船票。由于这条航线为KPM独家行走，每月最多往返行走三、四次，而想乘搭这条航线，顺便到新加坡的水客和游客很多，所以为了能买到船票，也要有熟人，也要花点小钱，特别是想买到二等舱的房位。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后来的事实说明，能买到房位，对完成任务，带来很多方便，关键时刻，还能保障撤退干部的安全。
一如前面所说，从棉兰开往雅加达的轮船，都停泊在离棉兰约40公里的勿老湾港，我们来也好，走也好，都得坐当地的“公交车”到这个港口上下船。后来，我才发现，这里的治安环境和秩序，要比雅加达附近的丹绒不绿（Tanjong Priok）港，好一些。我这次随母亲出发，途经新加坡时，跟上次已不相同。现在，我已有正式证件，可以正正式式、大大方方上岸。上岸后，我立即按照事前约好的联系办法，与我的顶头上司黄明强接头。见面时，我把这次回印尼的经过和各方面情况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他听了以后，立即决定，下次我由雅加达返回棉兰途经新加坡时，就开始启用这条撤退干部的地下秘密航线。
就这样，从那时起，我又“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水客，混杂在为了生计，不得已过着舟车劳顿、奔波劳碌、担心受怕、收入又不稳定的特定人群中。他们中间不仅有许多年龄不同、籍贯不同、阶层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的男女华人和印尼人，而更令人側目的，是那些来自多峇湖（Danau Toba）和马达山（Brastagi）地区，男的以凶悍、女的以“巾帼不让须眉”著称的马达族人。值得庆幸的是，母亲在近两年的水客生涯中，跟这群人的关系，可说是搞得很熟了。
此外，虽然荷兰殖民主义者已经承认印尼的独立，但在经济上它仍然牢牢的控制着印尼的经济命脉，印尼的空中和海上交通，都为KLM（即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和KPM（即荷兰皇家轮船公司）所垄断。KPM行走于这条航线的轮船，有好几艘，都是两三千吨吨位以上的大船，即可载客，又可装卸货物。母亲跟各条船上的船员（包括一些荷籍大副、二副）、海南籍茶房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经过两年时间的打交道，关系也比较熟。
说起来，KPM船上的海员或茶房，表面上很风光，实际并不像外表看到的那样。他们在船上工作，四处航行，几乎天天面对大海，生活单调，枯燥、乏味，也很苦闷。当轮船到达某个地方停留时，不用值班的，都会争着上岸游逛。另外，他们作为海员，都可以买到一些名牌免税烟，自己如果不抽烟的话，他们都会主动向认识的搭客兜售，捞取一些外快。母亲虽然不抽烟，不喝酒，遇到这种情况都会照顾他们。而母亲买了之后，又可以作为“过关斩将”之用，真可谓“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因此，就连棉兰和雅加达的海关人员、码头搬运工、一些“牛鬼蛇神”，以及新加坡专门接待水客的商店（帮水客办货、解决住宿、上下船）及其老板、工头和普通人员，无不认识母亲。中国人不分老幼都叫她：“阿源姆”！，印尼人则叫她“Nyonya”！试想一想，要不是有母亲已然建立的这一良好群众关系网，并且在她亲自掩护和带领下，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又有“何德何能”，可以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混迹于这伙特殊人群中，开始执行组织安排的撤退地下干部到印尼的任务！？
&&&&&&&&&&&&&& 六、 万事具备 只欠东风&&&
记忆中，我们的秘密地下航线启动前后的日子，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人斯大林不幸离开人世的日子。噩耗传来，我们的心情都非常沉重和悲痛。为了向这位世纪巨人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组织上发了一个学习提纲，要求同志们在适当时候和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举行悼念仪式，向巨人的离世默哀，学习巨人的思想，继承巨人的遗志。
令人愤慨的是，巨人尸骨未寒，就遭到赫鲁晓夫式的侏儒们异口同声的口诛笔伐，对巨人的一生全盘否定，结果，引起国际共运的一场轩然大波，最后导致世界上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如今，时移世异，历史最终作出有力的证明：巨人就是巨人，侏儒就是侏儒，岂能鱼目混珠！？
如今回想起来，1930-40年代，当希特勒德国法西斯强盗的铁蹄在整个欧洲战场上肆虐、蹂躏，其上百万大军，数十万辆的坦克，十数万架的飞机和大炮，兵临莫斯科城下，狂攻滥炸的时候，要不是有像斯大林那样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巨人在领导和指挥英雄的苏联红军和苏联人民，日日夜夜，奋勇抵抗，英勇杀敌，并在最危难、最严峻的时刻，扭转战局，把人类最凶恶、最残暴的公敌——不可一世的希特勒法西斯军队打垮，最后攻克柏林，彻底端掉它的老巢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的历史，无疑将会是另一种样子。
毋庸讳言，斯大林也有缺点、错误，甚至是严重的缺点、错误，出过错误意见，但是，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在毫无“前车可鉴”的历史条件下，面对着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充满敌意的包围、封锁、颠覆和进攻，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中国有句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还有句成语说：“瑕不掩瑜”，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在如何对待和认识一个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巨人的功过问题上，需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各种客观因素进行具体分析，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事实上，视共产主义为终身敌人，并以消灭共产主义为己任、如今受许多人顶礼膜拜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对斯大林的贡献曾作出较为中肯、客观和形象的评价，他说：“当他接过俄国的时候，俄国只是手扶木犁的国家，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有了核武器。”（大意如此）
上面这段话，似是题外话，其实不然，我们的地下航线正是在这一日后对国际共运的发展将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背景下启动的。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重大课题，跟我第一次执行撤干任务时，要撤退到印尼的这个干部有关。这点，容我稍后详谈。
顺便说一句，这个时期，仅仅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回来印尼执行任务，可说是组织在印尼的草创时期，用“一穷二白”四个字来形容，恰如其分。还记得，1950年中旬，英帝勒令华中暂停开课时，为了不荒废学业，我曾暂别福华回到雅加达，就读于巴城中学。那时，父亲的经济情况还过得去，在雅加达一条叫Gang Mocui小巷里的Pasar Gelap买了一间两层楼房子，我回来时就住在这个房子，与此同时，我才知道外婆和众弟妹（除大哥、堂弟等留守先达老家），也都已移居这里。
但是，正如一首歌里唱的：“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常）在”，后来父亲由于生意失败，不得已把房子卖了，外婆和众弟妹们又搬回先达老家去了，所以，如今我回印尼执行任务时，已经没有家可以落脚了。而且，我也才了解到，这一两年来，母亲走水往来于这条航线，到达雅加达的时候，也只能寄人篱下，住在父亲原来在Pasar Gelap房子对面居住的一位跟母亲有点亲戚关系、我叫她“伍叔婆”的家。有句话说：“人到中年，万事足”，不过，此时的母亲，人到中年，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依然要如此奔波劳碌，对儿女毫无要求，更无责怪，还乐意协助组织完成撤退干部的危险任务，也没要求回报，的确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加上那时候组织上并没有拨什么专款给我们，解决住宿问题，甚至连我的生活费和其它一些开销，我都是慷母亲的慨，因此，当时，我也和母亲一起，寄居在伍叔婆的家。到了晚上，不要说睡房间，就连想有一张床睡，也是一种奢望，只能将就睡在一张帆布床上，白天折起来，晚上才打开。母亲则挤在伍叔婆房间里睡。日后，老余来到雅加达的时候，也曾一度睡在这家人租给一个裁缝师傅作为剪裁衣裤的桌子上过夜。
尽管如此，这里毕竟曾经是组织在印尼草创时期的一个重要据点，留下了我和老余夫妇的足迹，值得回忆。而且，我想在这里说明的是，早期撤退到印尼的同志，在执行任务和开展工作时所面对的情况和生活条件，决不是像10年后撤退过来的一些同志所想象的那样舒适和风光。
月，我如期随同母亲从雅加达的丹绒不碌港，乘搭KPM一艘轮船出发，执行首次撤干任务。出发前，母亲亲自带着我到卫生署做多一张痘字，以应付过关检疫时使用；又到船公司买多一张船票。另外她又想法给弄来一张居民证，以备证明身份。这一切准备就绪，可说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
从雅加达丹绒不碌港往新加坡开的KPM轮船，经爪哇海（Laut Jawa），穿过卡里马塔海峡（Selat Karimata）向北行驶，一路是碧蓝的大海，乘客在甲板上可遥望勿里洞岛（Pulau Belitung）、邦加岛（Pulau Bangka）朦胧的身影，再航行约十数小时，轮船就进入新加坡海域，此时，船长会一面下令放慢航速，一面叫人发电报通知新加坡海事处，请对方派领航员前来把船驶入新加坡防坡堤外的水域抛锚停在海面上。
接下来，就轮到新加坡移民厅的快艇，把移民厅人员送上大船，为乘客检查、办理签证事宜。就我所见，船方对新方人员都非常客气，好烟好酒好茶相待。等到他们检查完毕，抽足、喝足，回到移民厅的快艇走人之际，早就站立一旁等候多时整装待发的乘客，尤其是水客们，纷纷争先恐后，从舷梯走下停在大船周围海面的小舢舨，赶赴红灯码头或新加坡河岸边上岸，或做生意，或观光游玩、或探亲访友。
我和母亲不急不忙，等候熟人的驳船，混杂在这群人当中上岸。到了岸上，我和母亲“兵分两路”，我先到爱人处落脚，按照约定的联系办法，通知我的上级，我已到达，准备和他接头。母亲则如常先到她下榻的旅店安顿下来，然后，把从雅加达带来的货物（主要是质量上乘的峇迪布），拿到熟悉的客户那里去卖。
幸好，母亲此时下榻的旅店，已不再是原来福建街上段先达熟人开的那一家。否则，对我的活动很不方便，因为年多前，英殖民当局的警察和特务搜捕我的地点，就在这家旅店对面的一家商店。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可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件“好事”，却一下子在福建街上段认识父母亲和我的人当中传开了。所以，那些熟人一见我后来还敢于到这家旅店去找父母亲，便会一面对我微笑，一面用一种手势警告我：“你这个小鬼，小心啊！别给英国佬抓了”。
之后，母亲为了出入方便，就改在谐街附近、正对着一家规模较大的（皇家）警署的华商旅店下榻。旅店一侧就是可供乘客上下船的新加坡河，走过河上那条桥，就进入大坡二马路，同济医院和珍珠巴刹近在咫尺；警察署一旁的那条马路，则可通到皇家山和端蒙学校。据我所知，母亲后来一直在这家旅店下榻，直到她不再走水，和父亲在南天旁边、与芳林公园相对的同济医院楼上租了一间房间居住为止。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父母亲终于决心回国养老，结束了在狮城度过的令他们终身难忘的酸甜苦辣岁月。
记得，翌日，我就和黄明强联系上。他通常都会约我到郊外比较偏僻和人少的地方碰面，而且，边走边谈。由于是处于地下斗争环境，我们的碰面，首先第一条，就是必须提高警惕，注意有没有“尾巴”；其次，一定要准时赴会；再其次，就是要长话短说，言简意赅，把话说清楚，把任务交代清楚，把下次碰面的地点和联络办法约好，便立即分手道别。因此，这一次也不例外，他简单地告诉我，第一个要撤退的干部，是陈蒙洲，至于其他问题就按情况处理。
说起陈蒙洲，我们那一代人都知道，他是英帝悬赏一万元叻币，要通缉的重要人物。印象中，他的赏格是英帝在新加坡要通缉的人物当中，名列榜首；大名鼎鼎的马来亚民主同盟秘书长余柱业5000，“全权代表”方壮璧2000，律师林建才5000，至于有没有后来居上者，我就不得而知了。
尽管这次要转移的是英帝出了那么高的赏格要捉拿的重要人物，黄明强和我都不紧张。他放心地告诉我，你不用去带路，他会自己上门来找。其实，陈蒙洲也是华中生，比我高两班，1950年我上初二，他已上高一，所以不用特别介绍，我也认识他。不过，在校时，彼此之间甚少接触，只知道，他长得不很高，肌肤特别白皙，架着近视眼镜，一副风度翩翩的书生样子。
还记得，他按约好的时间准时到达旅店，我也早就站在楼上楼梯口处等候，只见他头戴礼帽，一只手拿着一罐555牌香烟，神态自若，由楼下拾级而上，大家一见面，相视而笑。于是，我们就随母亲一起坐驳船前往停在防坡堤外的KPM轮船。
可以说，他这次转移不但达到“安全标准”，而且是一次惬意的旅途……。
&&&&&&&&&&&&&&&&&& 七、一心一意& 肝胆相照
话说，当年母亲和我非常顺利地掩护蒙洲上到停在新加坡防坡堤外的KPM轮船。记忆中，这艘KPM轮船名叫“Bauld”（？），那时我也没去深究这个名字的意思，不过，据我日后所见所闻，这艘船是行走于这条航线的KPM船中较新的一艘。这些KPM船的吨位都相差无几，有的3千多吨，有的2千多吨，而且都是既可载客，又可装卸货物的两用船。
母亲这次给我们买的是三等舱船票，按等级比统舱高一级，平时三等舱是六个人一间房，像集体宿舍，睡的是帆布床似的床铺。不过，出乎意料，上船后才知道，我们不是睡在普通的三等舱，而是睡在母亲给我们争取到位于船尾甲板上单独的一间三等舱，里面有仅供两人睡的舒适床位。我们自然喜出望外，因为这样一来，这个船舱，就成了我们俩一个自由的小天地，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因此，当轮船的汽笛声发出三次沉重的巨响，开始往马六甲海峡的公海方向缓慢地航行时，我们便把房门一关，神侃一通。
要知道，当年我们还是20未出头的年轻小伙子。在他面前，我是“学弟”，他作为“学长”,又是受英帝出那么高赏格通缉的重要人物，他没有“等级观念”，而又很健谈，因此，作为”学弟”的我，自然乐意聆听他讲话，向他学习。就这样，我们俩天南地北地谈个不停，直至用晚餐时才中止了我们之间初次见面的谈兴。
如今回想起来，当时我们聊了什么，已无印象，只有两件趣事却始终难忘。第一件，就是上文提过的当他独自一人大摇大摆地走到华商旅店和我会合时，手上拿着的那罐50支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