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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监管只有“最严法规”还不够
本报记者 李松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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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天消耗的蔬菜就将近3000万公斤。用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张志宽的话来说，北京每天消耗的蔬菜就像一座山一样，管理难度非常大。&&&&同样鲜为人知的数据还有餐饮企业的规模。按照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冯恩援提供的数字，仅仅北京、上海两个城市就各有6万多家拿到餐饮服务许可证的单位。&&&&“这意味着，仅北京一个城市，每天就有6万多个餐饮服务场所的餐饮具需要清洗消毒，这还不包括小的食品摊贩。”冯恩援说，如果行业不自律，企业不严格要求餐饮具清洗消毒操作过程，很难保证餐饮食品安全。&&&&生产经营链条长、参与企业个人多、互联网交易平台兴起…这些都在给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出难题。&&&&食品安全怎么监管？在近日开幕的2015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上，这个话题依然是众多专家关注的重点。&&&&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就是要建立全国统一高效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在他看来，无论是从发达国家的做法来看，还是从学理上来说，食品药品监管机构保持统一性、专业性、系统性，以及上下的一致性都是必须的，因为食品药品安全是公共安全，不是一般的市场秩序。&&&&“但是现在一些地方所进行的综合执法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些走偏。”胡颖廉说，不能因为综合执法改革而打击或者削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专业性的监管能力。一定要把食品药品安全的监管作为市场监管部门的首要职责来抓，无论是在编制的配备上，内设机构的设置上，还是工作机构的分配上，至少要分配一半以上的精力。&&&&张志宽对此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不太能理解，为什么一些地方的改革把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改没了。&&&&“刚刚卸任的美国FDA的前任局长经常说一句话，她说强大的监管通常催生强大的产业，强大的产业通常以强大的监管为基础，产业和监管是相互促进的。”胡颖廉说，这样的理念如果能落实到政府职能转变当中，通过事前准入门槛的调整和优化，来让企业更好地承担起主体责任，让监管部门释放出更多的监管资源，用于事中事后的监管，食品安全的保障会有新气象。&&&&胡颖廉曾做过一项研究，他发现，各级监管部门，尤其是区县地级市的监管部门，把30%～40%的监管精力用在行政审批上，也就是发证。但是一次性的发证，不代表企业以后所有的生产经营活动都能够满足发证时的要求，监管部门一次抽检合格，不代表企业以后所有的产品都合格。&&&&“监管是全链条的，必须是动态的，所以行政审批跟现代化的监管理念，尤其是全程控制风险的理念是不相符的。”胡颖廉说。&&&&类似的监管理念调整已经在新版《食品安全法》中有所体现，这部法律将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必要的时候才进行现场检查，而过去则是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在现场检查上。&&&&新版《食品安全法》规定，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而不是每个人都要获得健康证。&&&&再比如，对特殊食品监管实行备案制和注册制相结合的管理办法。&&&&胡颖廉注意到，2009年版的《食品安全法》中，“鼓励”两个字总共出现了7次，而新版《食品安全法》出现了10次。&&&&“鼓励两个字，意味着监管部门更试图、更希望用市场的机制来调动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的积极性，而不是给他们增加更多的路障。”胡颖廉说。&&&&就在5月，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食品生产企业生产许可证进行改革，对同一生产企业统一发放一张许可证书。新办企业同时申办多张证书的，实行一次性审查、一次性发证。&&&&而在过去，食品生产企业分28大类，根据类别颁发许可证，有的大企业可能需要申请一堆生产许可证。&&&&“宽进的目的不是为了降低门槛、放松监管，而是为了更多的调动监管资源往事中事后倾斜，同时要让企业更多的承担起主体责任。”胡颖廉说。&&&&在众多专家看来，新版《食品安全法》已经对食品安全作出了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规定。&&&&冯恩援表示，新法已经从“如何做”，“不做，会有怎样的处罚”两个方面作了空前细致的规定，但其成功落地实施还需要多方助力。不仅要求执法监管部门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行业自律必不可少。&&&&“再严的法律也要靠实施。”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说，如果一个法律不能得到实施，制定的再好都形同虚设。要让生产企业明白，法律是底线，如果违反法律可能要承担30倍的处罚，严重的还有刑事责任。&&&&本报北京6月17日电
<INPUT type=checkbox value=0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如何看待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问题_百度知道
如何看待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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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问题是关系到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可是在我们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峻，令人心惊胆战。对中国的食品安全现状，有资料描述道：“中国食品安全标准目前采用国际标准的比列仅为23%，二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英法德国家农业出产品采用国际标准已达到80%以上。”而对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网上流传着这样的的话：中国在食品中完成了科普：从大米中我们认识了石蜡；从火腿肠中我们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中我们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从木耳中我们认识了硫酸铜；最近我们又从奶粉中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为了除虫害，有人大量使用高毒，甚至剧毒农药，致使蔬菜、果品农药残留严重超标；为了提高产量，有人盲目使用违禁激素；为了增加猪的瘦肉率，有人竟在饲料中掺上“瘦肉精”；为了使面粉和粉丝增白，有人胆敢把有毒化学品“吊白块”掺和其中；为了骗钱，有人用稻草沤水兑上色素和盐当酱油卖；为了赚取高额利润，有人把含有黄曲霉素的霉变陈大米抛光上腊充新大米出售，食品安全问题令人担忧。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不断发生，再次敲响了食品安全问题的警钟。食品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为什么在我国家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从中国发展的历史来说，长期以来，我国食品生产的总体水平不高，我国国民的食品安全意识薄弱，一次事件过后，往往不会去思考它深层次的原因。　　同时，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制度与法制建设正在完善中，技术、法律和管理跟不上，环境污染导致食品安全风险性居高不下，人们的功利主义思想比较严重等原因，造成了食品安全问题屡现。
2、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来说, 一是现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这是国内国外企业存在大量不诚信的现象的主因。政府之前没发现是因为监管力量不均衡造成的，而监管不到位，就不会给企业提供诚信的土壤。二是目前中国经济体制面临转型，过去粗放不完善的经营模式，迟早会遭遇滑铁卢，企业早一点觉醒和发现问题，可为品牌再造达成好的基础。　　3、从中国产业和企业发展现状来说，食品产业规模化、组织化、规范化程度不高，行业自律约束机制不健全，企业质量安全管理能力较低，是食品安全处于风险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的重要原因。　　从当前情况看，高度重视食品安全的意愿、举措还没能传递到基层农场、工厂、市场和监管层。在各地，食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受制于薄弱的产业基础依然散乱，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难以计数，而在基层特别是广大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监管能力显得捉襟见肘：人手不够，资金短缺，监管乏力。再加上GDP至上的惯性思维，一些地方为了带动税收、拉动就业，纵容食品生产企业违规经营，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助长了企业逃避监管的侥幸心理，使一些小隐患积累成大问题。　　4、从管理来说, 食品安全的监管和奖惩机制的不健全无疑也是造成食品问题频发的重要原因。　　农业部、质检局、工商局、卫生部等监管部门的多头管理和分工不明确、协调不力等让投机分子有机可乘。而食品监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贪污、受贿等问题也助长了不法商家的气焰。不健全的法制和相关规定也为不法商家提供了机会。由于法律体系不健全和执法不严等原因，大量的食品生产和加工企业处在法律监督的“盲区”。同时，检测标准的缺失。　　5 、科技水平仍相对落后, 食品行业标准相对滞后。　　6、 道德滑坡、诚信缺失助推了中国当前的食品安全问题。食品生产的确是个良心活。
投毒式的生产加工已经是业内的潜规则，生产无处不在，你很难设想每个食品生产加工点都存在一个监管者，不可能食品的整个流通链都安插了监管者。每一个生产步骤都是经过人一项项完成的，他们应该受到良心和道德的审视，才会使这条罪恶的链条中断。诚信的严重缺失和道德的严重滑坡才是食品问题的本源。重建基本信用，特别是生产商的道德准则，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道德败坏者受到法律的严惩和社会的唾弃，食品安全才有望得到切实保障。　　那该如何解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呢，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出路又在哪？我认为应从一些几个方面入手：　　1.转变管理理念与模式。　　从传统的“危机管理模式”转向“风险管理模式”，不是发生危机后才处理，而是在问题之前预测到风险，提前做好法律与管理的制度建设，实现“管理前移”，将问题解决在萌芽之中。　　2．规范食品产业链，降低各种税费。　　有人说“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凡是大面积出现的问题，一般不是道德性问题；凡是反复出现的问题，一定是在机制体制出了问题；凡是这种问题怎么治也不见效的时候，很可能与生产力有关系。”　所以说，从&改变管理体制、转变生产方式、降低成本费用&三个方面着手，研究保障食品安全的治本之策。　　3．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监管工作要重点突破，以点带面。　　重点规范管理好直接影响民生的几大食品问题，以点带面，推进整个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4．强化食品技术体系建设　5．建立健全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6．强化食品安全的宣传与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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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毒大米里，认识了石蜡（石油中提取的白色固体，能翻新霉变致癌的大米），从毒火腿里，认识了敌敌畏杀虫剂，从红心鸭蛋 、辣椒酱里，认识了苏丹红染色剂（一种化学染色剂，含有一种叫萘的化合物，该物质具有偶氮结构，具有致癌性，对人体的肝肾器官具有明显的毒性作用。），从毒银耳、毒蜜枣里，认识了硫磺（杀虫杀菌剂），从毒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俗称明矾，用作杀菌剂，属于重金属盐，有毒，成人致死剂量0.9g/kg），从毒奶粉中，认识了三聚氰胺（俗称蛋白精，能提高蛋白质的检测值，三鹿集团事件证明该成分将直接导致婴儿肾结石等毒性反应，受害人数4万人，死亡4人，据此72岁的集团董事长被判处无期徒刑，现在减刑为17年徒刑），而“人造鸡蛋”的曝光，又让我们知道了“海藻酸钠、明矾和明胶”（破坏神经系统等全身伤害，果冻的成分也含有明胶以及色素）。近期，反式脂肪酸（广泛存在于饼干、巧克力等含有植物油的食品中）危害健康的报道引起了强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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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标准不一、进口检验检疫缺失 跨境食品难监管
在这种并不清晰的监管路线之下，正规的跨境电商、网络平台的个人代购，依然被消费驱动，推着往前走。
2016年，全国网购的保税进口商品总额为256亿元，近1/3是食品，主要包括约20%的保健食品和约10%的奶粉。但隐藏在其中的安全隐患却难以监管。
&对跨境电商的监管，一是贸易政策，二是关税政策，第三层面才是风险安全的管理。国内的食品监管部门没有执外法权，因此只能在进入国门之后，跟把关部门进行配合和联动。现在从国内买进来的国外食品有两类，一种是走贸易货物进来的，第二是零售个人物品的跨境电商，它的监管应该怎么管目前并不是特别的明晰。&国家食药监总局食安监管二司副司长刘洪彬在2017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跨境食品安全监管的挑战与创新&论坛上表示。
在这种并不清晰的监管路线之下，正规的跨境电商、网络平台的个人代购，依然被消费驱动，推着往前走。
&我们平台是直接定向邀约消费者出国必买清单当中的商家到我们平台上开店的模式运营，我们是跨境进口的第一大平台，从数据来讲增长非常的迅速，过去一年达到75%以上。其中保健食品加上婴幼儿的奶粉占平台35%以上的比例。&天猫国际副总经理邢悦在上述论坛上表示。
安纯集团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张祖军认为，跨境电商的驱动力来自于真正意义的消费升级，特别是中产阶层这些消费群体渴望得到全球最新最先进的最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因为有电商作为平台，中国消费品可以享受跟国外非常接近的价格，加上商品极大丰富、品质同步，因此跨境保健品愈发受到欢迎。
但跨境的食品电商有一些独特的问题不容被忽视，比如国内外标准不一致，进口的时候检验检疫缺失，工艺链条太长。
&在各国标准的差异下，对消费者来讲，往回背食品有比较大的风险。消费者对标签的信息和警示信息是很难充分了解的，买这个食品对这个信息掌握也是不充分的，这是一个风险。再有食品安全没有零风险，国外也有食品的召回，但是个人买回的食品难以得到召回信息，这个风险比我们标准之间的差异更大。&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食品所研究室副主任李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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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 | 炫图新《食品安全法》执法落地难 小作坊等监管难度大
“违法成本低”曾一度被认为是食品安全难以保证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大幅提高违法成本，才能真正起到震慑作用。随着修订后的《食品安全法》的贯彻实施，“违法成本低”的现状正在改变。“最严厉的处罚”如何才能落到实处？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又对我国食品安全现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报记者展开调查。
筑牢安全防火墙
“早产”企业“5年内禁止入行”，扭转以往处罚力度太小太软太模糊局面
杜伟利是北京市通州区食品药品监管局稽查大队队长，说起不久前查办的“万全居”案件，他深有感触，“此案的处理体现了新《食品安全法》背景下‘最严厉的处罚’，扭转了以往处罚力度太小、太软、太模糊的局面。”
据介绍，因为标注虚假生产日期，北京万全居食品公司不但被吊销了食品生产许可证，公司法人也受到“5年内禁止入行”的严厉处罚。据了解，这也是全国食药监部门依据新《食品安全法》做出的首例“吊证”和对当事人予以从业资格处罚的案件。
2015年11月，北京市通州区食药监局根据案件线索举报，对位于通州区的北京万全居食品工贸有限公司食品标签“早产”等问题进行了检查，发现该企业标注虚假生产日期共涉及12个品种，货值金额9000余元，违法所得2000余元。
违法货值金额不到1万元，为何会导致吊销生产许可证？北京市食药监局法制处处长冀玮表示，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对于是否处以“吊证”的行政处罚，主要是依据其违法情节的严重性，并不仅限于违法货值金额和违法所得的数额。
“标签造假丧失了食品生产者的基本底线，”冀玮解释说，该企业十余个品种长期存在着标签造假的违法行为，这种行为本质上属于主观故意违法行为。由于企业未能履行《食品安全法》第四条关于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诚信自律，对社会和公众负责”的基本主体责任，其行为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因而处以“吊证”的处罚。
此外，今年5月，新修订的《北京市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公布，举报食品药品违法行为最高可得30万元奖励。北京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福义表示，对举报的线索一经查实，将依法作出最严厉的处罚，通过提高违法成本，震慑违法犯罪分子，筑牢食品安全防火墙……
有力震慑违法者
一年来北京依据新法查处食品安全类违法案件4000余件，居民满意度上升16个百分点
毒大米、地沟油、问题奶粉、瘦肉精猪肉……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董文勇认为，食品安全问题频出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在于未能体现出最严厉的处罚，“企业商家违法成本过低，难以形成震慑效果，在立法层面建立最严处罚制度十分必要”。
我国新修改的《食品安全法》于去年10月1日起施行，进一步加大了对食品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食品药品安全是人命关天的事，食品药品行业是良心行业。”董文勇表示，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也应引以为戒，切实履行企业的主体责任。
冀玮说，新《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北京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共依据新法查处食品安全类违法案件4000余件。2015年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系统移送或配合公安机关办理食品安全类案件及移送违法犯罪案件线索170余件，公安机关立案140余件，刑拘150余人。
通过深入贯彻新《食品安全法》，首都的食品安全保障水平也稳步提升。在2015年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组织的全国食品药品安全工作考核评价中，北京排在全国首位。在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2015年抽样调查中，居民对北京市食药安全满意度达到85.4%，比2014年上升16个百分点。
配套法规待完善
基层执法遭遇“执行难”，小作坊、小摊贩监管难度大
不过，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基层执法人员也遇到一些尴尬。一位基层食药监局的工作人员举了个例子，一家小食品店无意中卖了一瓶售价为3元的过期饮料，该怎么处罚？
按照新《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最低也要罚款5万元。而这家食品店售卖的全部货品，加起来也只有几千元。最低5万元的处罚尽管有足够的惩处和震慑作用，但小摊贩们很可能无法接受这个处罚，导致基层执法人员难以执行。
董文勇分析说，“究其原因，在设定法律责任时，没有将生产和经营者的法律责任区分开，对不少经营者而言，处罚后果与违法行为不相适应。”他建议，国家立法部门应就此问题展开专题调研，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可以适时修改法律。同时也建议国务院针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在制定相关配套法规时予以考虑。
此外，除1100多万家有许可证的食品企业之外，我国还存在大量食品小作坊、小摊贩，呈现出“多、小、散、乱”的局面，监管难度很大。对食品小作坊、小摊贩的监管，新《食品安全法》明确要求，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
对此，北京市食药监局负责人表示，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正在积极推动《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的修订起草。针对新《食品安全法》预留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食品摊贩的监管与法律责任、互联网食品经营等食品经营新兴业态和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的监管等地方立法空间，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将积极开展调研工作。
别让执法落地难(短评)
新《食品安全法》实施以后，从全国各地一年来的执法情况看，基层执法部门普遍遭遇“最严厉的处罚”落地难的问题。
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在行政处罚方面课以货值金额的高倍数罚款及在刑事处罚方面降低入罪门槛，均是“最严厉的处罚”的重要体现。然而，不少基层执法人员反映：法律规定的起罚数额太高，弄得不敢立案了；对一般情节不太严重的违法行为，干脆教育了事，立了案，反而处理不了。
法律的权威关键在于实施。只有严格执法，法律的尊严与效力才能在人们心中渐渐建立起来，敬畏意识与底线意识才能真正落地生根。面对执法“落地难”的现状，一方面应对从业者加大宣传、培训的力度，避免因不知法而违法；另一方面，在监管执法中也要协调好“法”与“情”的关系，避免粗暴执法、激化矛盾，从而真正构筑起食品安全的坚固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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