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一生的南征北战 元世祖忽必烈简介
元世祖忽必烈一生的南征北战 元世祖忽必烈简介
　　日，长兄登基成为大蒙古国即蒙古帝国大汗，是为，因为忽必烈在蒙哥的同母弟中“最长且贤”，蒙哥即位后不久即任命忽必烈负责总领漠南汉地事务。忽必烈在这段时间内任用了大批幕僚和儒士，如刘秉忠、许衡、姚枢、郝经、张文谦、窦默、赵璧等等，并提出了“行汉法”的主张。儒士元好问和张德辉还请求忽必烈接受“儒教大宗师”的称号，忽必烈悦而受之。忽必烈尊崇儒学，“圣度优宏，开白炳烺，好儒术，喜衣冠，崇礼让。”　　1252年，宋军攻打河南边地。忽必烈请准蒙哥在河南设经略司，任命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经略使。6月，忽必烈前往草原觐见蒙哥，奉命率军征云南。　　1253年，蒙哥分赏诸王，忽必烈得到京兆封地。忽必烈建立京兆宣抚司。忽必烈率领大军在六盘山度夏。秋天，大军经过临洮进入地区，到达忒刺(今四川松潘)地方。8月，忽必烈率军从陕西出发，进攻位于今云南等地的大理国;日，忽必烈攻克大理城，国王段兴智投降，忽必烈灭大理国。云南地区并入大蒙古国版图。　　1256年，忽必烈又增受怀孟州封地。1256年夏天，以扣押蒙古使者为理由，蒙哥正式宣布了攻击南宋的意向。忽必烈势力的发展，引起蒙哥的疑忌。& &1257年，蒙哥命阿蓝答儿等在关中设钩考局，查核京兆、河南财赋。阿蓝答儿等从河南经略司、京兆宣抚司的官员中，罗织一百余条罪状，旨在除灭忽必烈所信用的官员，削弱他的势力。十二月，又亲自去朝见蒙哥。蒙哥见忽必烈来朝，相对泣下，要他不必再作表白。　　1258年农历七月，蒙哥率大军攻入四川北部，一路所向披靡，攻克四川北部大部分地区，1259年初，在合州城下攻势受阻。　　日，根据蒙哥的旨意，忽必烈在开平东北行祭旗礼，正式出兵行南下攻宋，于次年8月2日，忽必烈率军抵达河南汝南，继续向南宋进发，并派命杨惟中、郝经宣抚江淮。日，忽必烈统领中路军渡过淮河，攻入南宋境内，随后一路向南，在湖北开辟新的战场，进攻长江中游的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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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元朝微集
作者：余东海阅读数：5642发表时间：
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历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现居广西。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出版有学术著作：《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儒家大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论语点睛》（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春秋精神》（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四书要义》（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大人启蒙读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版）。
&&&元朝微集作者：余东海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日&&&自题“元朝微博系列”朝来驰马夜弯弓，乳酒难消战血红。吾道幸从江汉复，胡风浩荡起儒风。余东海&注：元贵族喜马奶酒和葡萄酒。《元史》载，元世祖至元年间祭宗庙时，所用酒采用乳、葡萄酒。乳即马奶酒。江汉，赵复，世称江汉先生，程朱之学自其始北传。&要目&一、元朝时空二、尊孔尊儒三、忽必烈汗四、元朝刑法五、元朝税负六、元与南宋七、元儒风范八、心向大元九、明眼看元一十、西人看元一一、败亡探因一二、伸冤辩诬一三、元朝定位&一、元朝时空&【1】说元朝，必须知道一个时间框架。它是1271年由忽必烈所建之国，号大元，都大都（今北京市），忽必烈为元世祖。元世祖之前和之外的蒙古汗国，与元朝不是一回事。元朝从世祖始到顺帝终。1368年明军北伐，元顺宗北逃，元朝结束。元廷退居漠北的北元，依惯例也不纳入元朝范畴。&【2】不知是无知还是故意，反元派常将元朝与蒙古帝国混在一起扯，殊不知两者大异。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大陆，开国者是铁木真，在1260年左右彻底分裂。元朝是成吉思汗之后四大汗国之一，地域限于原来辽金宋的国土，创业者是忽必烈。其政权和“汉法”都遭到漠北和西域蒙古贵族的激烈反对。&【3】说到元朝，必须知道它与蒙古帝国的不同。蒙古帝国又称蒙古汗国，包括大汗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等等，元朝是大汗汗国发展而来。元世祖忽必烈因违背大汗传统选举法和“行汉法”，四大汗国纷纷反对和脱离，各自为政。各自的文化、政治、制度、法律都大不相同。&【4】儒家之用大矣哉。在蒙古诸汗国中，元朝历时虽非最久，却最文明稳定和强大。其它汗国成立后大多战乱不断，迅速衰弱分裂乃至灭亡，如窝阔台汗国1309年被察合台汗国和元朝瓜分，察合台汗国和术赤汗国、伊儿汗国等名义上都尊元帝为蒙古帝国大汗。察合台汗国于1369年分裂，伊儿汗国于1357年灭亡…&【5】蒙古帝国及其大小各汗国，其兴也勃，其衰其亡也速，原因错综复杂，如各汗国之间相互战争、各汗国内部内斗频繁、统治术低政治松懈，人祸天灾疾疫流行等等，最根本原因应是杀孽过重。相对而言，元朝杀人最少，维持最好，平和繁荣，但在武力征服时仍不免血腥杀戮之惨--这是其统欠正的要因之一。&【6】金帐汗国初建伊始就分裂成多个家族，其中拔都家族势力最大，故代表金帐汗国。该国内乱频繁，时常分裂，稳定文明和经济发展程度皆逊于元朝，为元朝名义上的藩国。该国在诸汗国中名义上历时最久，实质上与元朝差不多，因为元朝被明朝推翻时，金帐汗国亦被新兴起的白帐汗国所取代。&二、尊孔尊儒&【7】元朝儒化有相当的真诚度和深广度，从意识形态、制度设置、学校教育到官员队伍建设，可谓全方位多层次。窝阔台在设立儒户之前，即令各地选拔官员有以“儒通吏事”与“吏通经术”为条件；平定南宋不久，忽必烈就下令从南方士人中选拔官员。在恢复科举制之前，以儒户为官员后备队。&【8】元朝尊儒尊孔，可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元世祖登基前就高度崇儒，“圣度优宏，开白炳烺，好儒术，喜衣冠，崇礼让。”大量任用儒士，登基后崇文兴学，政治和官群都颇为儒化。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彻底完成儒家的政治化和制度化。元政宽松，良有以也。&【9】元朝以儒立国无疑。黄宗羲之子百家为《宋元学案》之《静修学案》按语说：“鲁斋(许衡)、静修(刘因)，盖元之所藉以立国者也。二子之中鲁斋之功甚大，数十牟彬彬号称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门人，于是国人始知有圣贤之学。”认为许衡和刘因二儒是“元之所藉以立国者”，立国是立制度，更是立文化。&【10】陶宗仪《辍耕录》载：许衡应征赴都，刘因问：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则道不行。后来刘因不受集贤学士之职，或问之，答曰：不如此，则道不尊。两位大儒一个速起而使道得以行，一个不起使道得以尊，以截然不同的态度和方式，同样从文化道德上给了忽必烈和元帝国以深度影响。&【11】元成宗制加孔子号曰大成。制曰：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于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12】仁宗自幼熟读儒籍，曾师从太子詹事王约，四库全书《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卷二十四评论：“君子观王约告仁宗之言，可谓不负厥职者矣。然而仁宗之善政屡见于史册者，谓非王约辅导于其始可乎。若王约者贻仁宗之哲命者也。”元世祖曾议定而未及推行的科举新制，就是由仁宗落实的。&【13】元仁宗曾命王约等将《大学衍义》节而译之为蒙文赐臣下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他特别重视翰林、集贤两院的儒臣，亲自选拔。他说：“人言御史台任重，朕谓国史院尤重；御史台是一时公论，国史院实万世公论也。”&【14】“仁宗天性慈孝，聪明恭俭，通达儒术，妙悟释典，尝曰：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平居服御质素，澹然无欲，不事游畋，不喜征伐，不崇货利。事皇太后，终身不违颜色；待宗戚勋旧，始终以礼。大臣亲老，时加恩赉…”云。（《元史》）&【15】仁宗即位后勤施善政，如选用儒臣，增国子生额及其廪膳，整顿机构撙节经费等等，离不开李孟的影响和辅佐。仁宗曾说：“道复以道德相朕，致天下蒙泽。”根据李孟“四方儒士成才者，请擢任国学、翰林、秘书、太常或儒学提举等职”的建议，仁宗诏“自今勿限资级，果才而贤，虽白身亦用之。”&【16】元朝一些蒙古官员不识汉字，却非常尊孔崇儒，哈剌哈孙就是典型。此人成宗时位至中书右丞相，武宗时位至太傅并录军国重事。为人仁义正直，为官节用爱民，致力革弊兴利。“有大事故，必召引诸儒臣聚议。大都孔子庙未备，国子学寄寓他署，他为申奏建立，挑选名儒施教，以近臣子弟入学。”云。&【17】《辍耕录》中有一个小故事介绍“达鲁花赤古笃鲁丁”。此人为人宽厚为官清廉，家贫，朋友们常分财接济他。他介绍一个姓丘的老部下给临江总管，被即日录用，该总管让丘转交俸钞五十锭，结果被丘贪没了。事发后，古笃鲁丁“为隐其恶，未尝与人言”，也不要丘归还。陶宗仪誉之为“厚德君子”。&【18】李孟在朝有古大臣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除却病民的苛政，罢免渎职害民的地方官，生平最大的贡献是劝说仁宗恢复科举。他做过元武宗和元仁宗的老师，使得元仁宗一生崇爱儒家，登基后扩充国子监，培养大量蒙古子弟和汉人南人子弟；曾命人将孝经、列女传、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译成蒙文。&【19】顺帝时佛教帝师对东宫太子习儒提出异议，向太子母后告状。母后说：“我虽居于深宫，不知道德。尝闻自古及今，治天下者须用孔子之道，舍此它求，即为异端。佛法虽好，乃余事耳，不可以治天下。安可使太子不读书?”帝师听后赧服而退”（《辍耕录》）五四以后多少大学者见识不如这位皇后。&【20】或以为元朝设立“儒户”是对儒家的贬低，“无视儒本身只是一种信仰和文化”云，外行话也。诸色户计中也有僧道等户。佛道两教是元朝最盛行的宗教，僧人道士数量众多且地位很高。成吉思汗西征时曾封全真教主丘处机为国师，忽必烈登基后以儒为主，佛道为辅，佛道两家中又更倾向佛教。&三、忽必烈汗&【21】忽必烈在潜邸时曾以时人“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观点询问张德辉。张氏对曰：“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见。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皆不使预闻。其内外杂职，以儒进者三十之一，不过阅簿书听讼理财而已！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岭北纪行）&【22】可见，金朝也尊儒，但儒化程度很低，并不真正亲信儒土。张德辉曾经久仕金朝，与元好问李治为友，所以很了解金朝朝廷内幕，说的中肯，忽必烈当时已有意于以儒治天下，故听了很高兴。忽必烈时为诸王，但雄心勃勃，“思大有为於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学之士，问以治道。”（元史世祖本纪）&【23】忽必烈召见张德辉问的第一个问题可不简单。“既见，王从容问曰：孔子殁已久，今其性安在？对曰：圣人与天地终始，无所往而不在。殿下能行圣人之道，即为圣人，性固在此帐殿中矣。”（元史（一六三）本传作：性即在是矣。）问得深刻，答得到位，君臣都不愧人中之龙也。&【24】忽必烈又向张德辉访问中国人材，张举荐了二十余人。忽必烈屈指数之，间有能道其姓名者，可见留意中土人材久矣。张《岭北纪行》中特别提及魏璠、元裕、李治三人。魏璠元史无传，张首先举荐他，理由不明；元裕即元好问，与李治都是张德辉好友，为元史张氏传中所说“封龙山三老”之二老。&【25】“王又问：农家亦劳，何衣食之不赡？德辉对曰：农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从出；男耕女织终岁勤苦，择其精美者输之官，余粗恶者将以仰事俯畜。而亲民之吏复横歛以尽之，则民鲜有不冻馁者矣！”（《岭北纪行》）可见忽必烈对汉地农家的了解和农业问题的重视，张的回答体现了对民生疾苦的关心。&【26】张德辉与忽必烈的第二次谈话在戊申春释奠之后。“戊申春，德辉释奠，致胙於王。王曰：孔子庙食之礼何居？对曰：孔子为万代王者师，有国者尊之，则严其庙貌，修其时祀。其崇与否，於圣人无所损益，但以此见时君尊崇儒道之心何如耳。王曰：自今而后，此礼不废。”忽必烈表示祀孔大典要持之永久。&【27】“王又问曰：今之典兵与宰民者，为害孰甚？对曰：典兵者，军无纪律，纵使残暴，所得不偿所失，罪固为重。若司民者，头会箕歛，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为害尤其。王默然良久，曰：然则奈何？德辉曰：莫若更选族人之贤如口温不花者使掌兵，勋旧则如忽都虎者使主民政，则天下皆受其赐矣！”&【28】张德辉提到的口温不花，蒙古亲王，治军严明；忽都虎（忽突忽），蒙古贵族和元老，被元太宗任命为中州断事官，上任后，认真整理汉地乱象，致力重建地方秩序，并与耶律楚材一起，商定汉地赋税制度和勋臣贵戚分地的管理制度，保全中原传统的地方州县行政制度，民蒙其惠。&【29】忽必烈在潜邸时，“思大有为于天下”，金朝是否因儒而亡这个问题至关重要。若“金以儒亡”结论成立，忽必烈即使最喜欢儒家，也不可能以之为治国之道。他“延藩府旧臣及四方学之士问以治道”，这是核心问题。他后来力推儒化，当然是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充分认识到儒家对他的国家“大有利”。&【30】宪宗时代，忽必烈总领中原军政时即推崇儒家，认识到“帝中国当行中国之法”，局部实验，大收其效，即位后全面儒化，首诏即强调：“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关心民生，重农劝农，减轻民众负担，禁止扰民科派。故至元年间，“家给人足”、“民庶晏然，年谷丰衍”良有以也。&【31】忽必烈即位诏写得很诚恳很儒家，开头指出：“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与此矣。…先皇帝即位之初，风飞雷厉，将大有为，忧国忧民之心虽切于己，尊贤使能之道未得其人。”结尾宣布：“爱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务施实德,不尚虚文”云。&【32】元世祖即位伊始，即诏立国史翰林院招揽儒学人才；诏十路宣抚使举文学才识、可以从政及茂材异等列名上闻；诏立诸路学校提举官，擢用博学老儒；重用姚枢、许衡、窦默诸大儒，民本原则得到一定程度贯彻。经济得到恢复，民众生活改善。江南偶有反元斗争，但都是小规模的。&【33】忽必烈即位后，“采取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主要沿袭了宋金制度。宋朝是儒家王朝和中华正统，金国政治亦颇儒化，故元朝制度整体上是儒化的。当然，元朝毕竟是异族政权，某些政策性和制度性的民族歧视又很不文明，故虽然高度儒化，终究非正统也。&【34】屠城是各蒙古汗国一大恶习暴行。但忽必烈成立元朝后，一反蒙古常态，时时以戒杀为教。在进兵南宋之前，忽必烈谆谆告诫，希望伯颜学习宋朝下江南时“不杀一人”的曹斌精神。但伯颜还是下令屠了扬州城。扬州原已降元，后又反正，杀尽原先进驻的元军。伯颜招降不成，攻破后怒开杀戒。&【35】神武不杀。儒家没有杀戒。在以直报怨、诛一夫、复仇、革命的时候，在义刑义杀义战的时候，往往不能不杀，不得不以杀止杀，或者以杀体现世法、自然法和天理良知的公道。但是，儒家最怕误杀，最忌滥杀，特别慎杀。宋太祖明太祖及元世祖在这方面都颇受儒家影响。&【36】朱元璋还是吴国公的时候，曾召见儒生唐仲实询问汉高帝、汉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平定天下之道。对曰：“此数君者，皆以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唐仲实是元末明初名儒，被时人誉为“东南学者之师”。也可见明太祖对元世祖的推崇始终一贯，在造元朝之反时也一样。&【37】任何战争和王朝的建立都难免杀戮流血。夏启应天顺人而建国，也不得不“与有虞氏大战于甘”；汤武吊民伐罪而革命，书亦云流血漂杵，以致孟子有尽信书不如无书之叹。汉武唐宗宋祖明祖无不“双手沾满鲜血”。元世祖一再告诫“将士毋得妄加杀掠”，以“不杀一人”的曹斌为榜样，此番用心已是难得。&【38】其它蒙古国好屠城，唯元朝相反。在诸儒臣辅导影响下，忽必烈总是谆谆勉励将士莫妄杀人。其伐宋的《兴师征南诏》，特别告诫“将士毋得妄加杀掠”。忽必烈又专门当面戒谕伯颜，要他向“不杀一人”取江南的宋朝曹彬学习：“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元史》）&【39】《元史》载：“丙戌，伯颜下令禁军士入城，违者以军法从事。遣吕文焕赍黄榜安谕临安中外军民，俾按堵如故。时宋三司卫兵白昼杀人，张世杰部曲尤横闾里，小民乘时剽杀。令下，民大悦。”《明太祖实录》载：“伯颜之有祠堂，因其初入临安，市不易肆，有德于民，故庙食焉。”&【40】忽必烈发布《归附安民诏》，诏谕江南一带新附府州司县官吏士民军卒人等，相当宽大仁民：“尔等各守职业，其勿妄生疑畏。凡归附前犯罪，悉从原免；公私逋欠，不得征理。一应抗拒王师及逃亡啸聚者，并赦其罪。…鳏寡孤独不能自存之人，量加赡给。”云&【41】驱口，意为“被俘获驱使之人”。蒙古统治北方之初和灭金过程中，“以俘为奴”现象非常严重，主人还可任意杀害驱口。对忽必烈来说，奴隶问题堪称“历史遗留问题”，忽必烈不可能像林肯一样解放奴隶。但他登基后“禁止掠夺人口为奴”（北师大版历史教科书），对“驱口”作了一定的法律保护。&【42】北师大版历史教科书写道：“忽必烈推行重农政策，即位之初就下令…把许多牧场重新恢复为农田，禁止掠夺人口为奴；设立专门管理农业的机构“司农司”，规定以“户口增”“田野辟”“赋役平”作为衡量官吏政绩好坏的标准；诏令司农司编写《农桑辑要》，刊行四方”云，颇为实事求是。&【43】元世祖时，蒙古官兵劫掠群众，会受严惩。至元十六年（1279年）己巳，“枢密院臣言：有唐兀带者冒禁引军千余人，于辰溪、沅州等处劫掠新附人千余口及牛马、金银、币帛等，而麻阳县达鲁花赤武伯不花为之乡导。敕斩唐兀带、武伯不花，余减死论，以所掠者还其民。”（《元史-世祖七》）&【44】王立是南宋钓鱼城最后一任守将，为保护城中百姓而献城降安西王相李德辉。但东川元军在李德辉离开后，诬告了一状。元世祖批准处死王立。安西王上奏章说明情况，枢密院臣也表示前奏有诬。世祖怒曰：“卿视人命若戏耶？前遣使计杀立久矣，今追悔何及？卿等妄杀人，其归待罪！”&【45】元世祖中统元年至三年共有16位丞相，其中汉人（南人）7，蒙古5，回回1，契丹1，女真1。汉人为史天泽（右丞相），王文统、赵璧（平章政事），张启元（右丞），张文谦（左丞），商挺、杨果（参知政事）。《元典章-吏部》“内外诸官数”载有元朝中期官员情况，其中汉人南人所占比例亦高于蒙古色目人。&【46】贬元朝为蛮夷政权者，其实不了解儒家文化真理和道德良知的潜在大力。可以说忽必烈假借利用儒家，是“以力假仁者”，但儒家对他思想行为的影响无疑极大，通过他直接推动了元朝政治社会全方位的儒化。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47】如果像忽必烈那样尊孔尊儒，儒家仍然影响不了元朝政治社会；如果大量儒生进入仕途，与汉人成为各地与达鲁花赤平级的总管（元世祖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如果诸多大儒置身中央政府高位尊爵，依然不能影响政治，元朝依然蛮夷，还要儒家干什么？&【48】假如（纯属假如）马帮像元朝一样尊孔尊儒，尊孔子为“大臣至圣先师”，以国家级典礼祭孔，尊道统于宪法地位，以儒学为第一学科和最高指导思想，指导政治文明和制度法律建设，同时佛道并尊，政治宽松，文化多元，信仰自由，并且轻税负，重福利，马帮还是马帮和蛮夷吗？&【49】对比江青之辈，看看忽必烈皇后察必的仁厚。“一日，四怯薛官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马，帝既允，方以图进。后至帝前，将谏，先阳责太保刘秉忠曰：汝汉人聪明者，言则帝听，汝何为不谏？向初到定都时，若以地牧马则可，今军蘸俱分业已定，夺之可乎？帝默然，命寝其事。”（《元史》）&【50】“平宋，幼主朝于上都。大宴，众皆欢甚，唯后不乐…跪奏曰：妾闻自古无千岁之国，毋使吾子孙及此，则幸矣。帝以宋府库故物各聚置殿庭上，召后视之，后遍视即去。帝遣宦者追问后，欲何所取。后曰：宋人贮蓄以遗其子孙，子孙不能守，而归于我，我何忍取一物耶！”&【51】“时宋太后全氏至京，不习北方风土，后为奏令回江南。帝不允，至三奏，帝乃答曰：尔妇人无远虑，若使之南还，或浮言一动，即废其家，非所以爱之也。苟能爱之，时加存恤，使之便安可也。后退，益厚待之。…后性明敏，达于事机，国家初政，左右匡正，当时与有力焉。”（《元史·后妃传》）&【52】魏源《元史新编》说：“自塞外三帝，中原七帝，皆英武踵立，无一童昏暴谬之主。而又内无宫闱阉宦之蛊，外无强臣夷狄之扰，其肃清宽厚，亦过于汉唐。”过誉了，元朝十帝鱼龙混杂，并非都很英武；宫闱之乱、强臣之扰也非罕见。元政宽则有之，肃清则无，或过于明清，却逊于汉唐。&【53】忽必烈朱元璋作为准中华的开国帝王，值得尊重；但他们一个是灭我正统的异族，一个不够尊儒而政治苛刻，又不值得太尊重。故有时尊称为元世祖明太祖有时直呼其名。以“忽必烈汗”为《元朝微言》的篇题，一是整齐，与其它篇题字数同，二是此称谓中性（于蒙古为尊称），正好暗示我的态度。&四、元朝刑法&【54】儒家慎刑思想在元朝司法中得到高度体现，尤其是死刑，除了经过逐级严格审理，还须经过中央政府的覆核，最后经皇帝钦定才能执行。《元史》：“元因之，更用轻典，盖亦仁矣。世祖谓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杀，汝勿杀，必迟回一二日乃覆奏。”&【55】宋濂接说：“自后继体之君，惟刑之恤，凡郡国有疑狱，必遣官覆谳而从轻，死罪审录无冤者，亦必待报，然后加刑。”“此其君臣之间，唯知轻典之为尚，百年之间，天下乂宁，亦岂偶然而致哉！”同时指出：“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缓弛而不知检也。”（《元史刑法志》）&【56】《元史·刑法志》云：“君臣之间，唯知轻典之为尚。”事实确实如此，元朝言论自由度之高，只怕出乎很多人意料。孔齐《至正直记》载：宋遗民梁栋作诗，被人告发讪谤朝廷有思宋之心。礼部判决：“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57】《春明梦余录》：“天下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自后惟秦王伯颜出天下死囚，始一加刑，故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覩斩戮,及见一死人头,辄相惊骇.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中矣。”此段资料另见于《草木子》卷3上《杂制篇》。&【58】元末明初叶子奇称：“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草木子》卷三）&【59】元律注重保护未成年少女，《元史·刑法志》规定：“诸强奸人幼女者处死，虽和同强，女不坐。”虽和同强，即使对方愿意也等同于强奸；“诸年老奸人幼女，杖一百七，不听赎。”“诸十五岁未成丁男，和奸十岁以下女，虽和同强，减死，杖一百七，女不坐。”老人和少年强奸可免死，处最重杖刑。&【60】《元史刑法志》有一条规定颇有意思：“诸奏决天下囚，值上怒，勿辄奏。上欲有所诛，必迟回一二日，乃覆奏。”这是元世祖所说，原话是：“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杀，汝勿杀，必迟回一二日乃覆奏。”他怕自己发怒时控制不住乱杀人，故有是命。明儒宋濂评价说：“斯言也，虽古仁君，何以过之。”&【61】宋亡，一些不认元朝的宋朝遗民并未受迫害。最典型的是郑思肖，创作了大量痛斥元朝的诗文，所画兰均无土和根，宣称土地沦丧，无从扎根。“贵要者求其兰，尤靳不与。邑宰求之不得，知其有田，因胁以赋役取。先生怒曰：头可断，兰不可画！”（宋遗民录）那些权贵和县长无奈之何，任他逍遥到寿终。&【62】戴良在《皇元风雅序》里说：“祖宗以深仁厚德，涵养天下五六十年之久，而戴白之老，重髫之童，相于欢呼鼓舞于闾巷间，熙熙然有非汉唐宋可及。故一时作者，悉皆餐淳茹和以鸣太平之盛治。”云。戴良曾任元朝儒学提举，元亡隐居，朱元璋欲官之，托病固辞，因此入狱，卒于狱中，或说系自裁。&【63】元朝政治环境颇为宽松，朱元璋曾引以为戒说：“其失在于纵驰”、“宋元宽纵，今宜肃纪纲”（《明会要》）元朝孔齐《至正直记》载，宋遗民梁栋因作诗被仇家诬告，说他“讪谤朝廷，有思宋之心”，礼部判决说：“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64】可以说元朝政治颟顸，但不能说暴虐。元朝之亡，有土地兼并、金融危机和民族矛盾多重原因，过度轻徭薄赋和政治放任也是重要原因，法律过于宽松，导致民不畏法。朱元璋就是有鉴于此而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与元朝相比，明朝政治和法律（大明律）极其严酷，言论和宗教自由度严重下降。&【65】秦王朝短命是因为太严酷残暴，元朝短命则是太宽松放纵，某种意义上是“太仁慈”（仁而不义，其实还是不仁，责任感不够。）暴虐和宽纵，都会造成“民不畏法”的后果。儒家中道政治，礼乐刑政并重。不教而诛谓之虐，教而不诛同样不行。元朝动辄大赦和纵放死囚，就有“教而不诛”之嫌。&【66】说元朝宽仁，不确。仁政必宽，宽未必仁，元朝之宽就是宽纵，赋税轻薄，貉道也；文化迟钝，法度松弛，亦失政治之正。自忽必烈建元至顺帝初年七八十年间，天下死囚审谳已定,却不执行死刑，皆老死于囹圄。这么做，宽容有余，但伤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导致民不畏法，不可取也。&【67】1宽纵似仁近仁，毕竟非仁，非中道故。元朝政治过宽，其优点在此，弊端也在此。2赵显是原宋帝，其被杀与一般文字狱不同。3当时金和西夏，都有一定程度的儒化，又以元朝儒化程度为高，而且越来越高，特别是忽必烈，幕僚中有大量儒者。元政宽纵主要也是儒学影响所致。&五、元朝税负&【68】清初史家谈迁曾宋、元、明三朝在苏松地区的征赋数目加以比较说：宋时赋征八分，版曹往催其赋。平江粟二百万，元人减之仅百万。……当元之初，闽广稍警，旋即安枕，吴浙晏然。（苏松人）以苦宋公田之累，如释重负，有祝而无诅，则轻徭薄赋，实以招徕而深结之也。（《上大司农陈素庵书》）&【69】清潘耒说：“自唐以来，江南号为殷富。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亩三升，吴民大乐业，元统至元之间，吴中富盛闻天下。自明初没入张氏故臣及土豪田，按其私租籍征之，亩至八斗，而民始困。…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莫困于明，非治有升降，田赋轻重使然也。”（《送汤潜庵巡抚江南序》）&【70】潘耒是顾炎武学生，参与过《明史食货志》撰稿。“莫乐于元，莫困于明”是他通过对宋元明江南征赋情况的比较得出的结论，非虚语也。元末明初大儒叶子奇说：“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草木子》）&【71】万历后期秀水人沈德符承认：“前元取民最轻”。（补遗卷二《岁入》）认为元朝的做法“固不可法”。《元史》卷十六《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壬申中书省臣言：“江南在宋时，差徭为名七十有余，归附元朝后一切未征。”这不仅是元初的记述，元末情况也如此。&【72】元朝盛时不仅赋税轻，农民所负徭役也比宋代少。《元史卷十六》：“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二月壬申，中书省臣言：江南在宋时，差徭为名七十有余，归附元朝后一切未征”。元人杜仁杰在《耍孩儿》曲中写道：“风调雨顺民安乐，都不似俺庄家快活。桑蚕五谷十分收，官司无甚差科。”&【73】明李开先《西野春游词序》说：“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明朝史家谈迁在《国榷·卷一》中甚至将元末大乱归咎于元政府“赋税甚轻，徭役极省”。他说：“又其时赋税甚轻，徭役极省，侈汰狂惑，酿成臃肿之势，于是群盗叠起，几遍天下”云。&【74】孟子称“二十而取一”的轻税为貉道，又称貊道。清范濂 《云间据目抄》卷四：“元入中国，定天下田税：上田每亩三升，中田二升五合，下田两升，水田五升。以此貊道治天下，赋虽轻，不足法也。”郎咸平说“中国税负是全世界自从有人类以来最高的”。不知该称为什么“道”。狼道如何？&【75】元将居民按职业划分种户，称诸色户计，有民户匠户冶炼户茶户盐户儒户驱户僧道等等。其中数量最大的是民户，有研究者认为民户占全国总户数的80%左右，是元代诸色户计中最基本的户计，也是元朝赋役的主要承担者。但很多学者不知道或故意隐瞒了一个事实：元朝赋税很低，远低于宋明。&【76】或问：孟子为什么说赋税过低不好？赋税越低，人民负担就越低，不是很好么？答：孟子说“二十而取一”的低税收是貉道，又称貊道，貉貊都是北方夷狄。落实各种礼乐典章制度，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物质开发、国防军备等等都有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税负太轻，办事无力，是政府失职也，夷狄之道也。&六、元与南宋&【77】历史地看，明灭元、清灭明、民灭清，都是中华内斗。因为元明清民国都是中华偏统。元清两朝，是夷狄向中华文明靠拢和升进，“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明朝和民国，虽汉人政权，但都偏离了儒家正道，故偏之。它们都不够正统，但也非野蛮，非夷狄，本质上仍可纳入中华范畴。&【78】元灭宋，偏胜正，是一次历史性的倒车，然复须知：1宋中晚期奸臣奸相昏君昏招频出，常自伤根本（如查禁朱学），而元朝新兴气象万千，能尊中华文化，此消彼长，宋虽正统已无优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宋仍是元最强大的对手。2元朝初兴野蛮文明并存，但文明很快占上风，故能迅速儒化。&【79】南宋小朝廷犯了大量错误，有取灭之道。大端有四：一是文化自残，居然曾将程朱学诬为伪学而严禁；二是政治自残，如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之类人物前仆后继；三是军事自残，如杀岳；四是诚信自残，如与金辽蒙古交往中出尔反尔时卑时亢，卑时低三下四怯懦奴性，亢时不自量力轻率毁约…&【80】南宋的大量错误，其实是家天下君主制的痼疾所致。家天下的政治架构制度设置，很容易将民本原则异化为君本实践。尤其是昏君主政或王朝晚期，君主个人和家族的利益必然高高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他们与国偕亡，也不愿牺牲家族或部族的利益。儒家王朝的灭亡，归根结底无不因为违背了儒家原则。&【81】南宋多昏君奸臣，令人气结。尤其是贾似道时代，正人端士，斥罢殆尽，贪风大炽，贿赂公行，将叛于外，民怨于下。小朝廷以这个狗贼为“师相”，便是气数已尽，该灭亡了。相比之下，元世祖论德论才，比唐宗宋祖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尊儒尊孔重贤重道，帐下大儒大德成群，何等朝气，取代南宋，理所当然。&【82】元朝讨宋檄文《下江南檄》中列举了贾似道之罪，批判了宋政治之苛，自称“先谓吊民而伐罪，盖将用夏而变夷，欲制江浙以削平，极汝海隅而混一。”表示“合宇宙以清宁，苏人民而镇抚，恩宽幼主以下，罪止元恶之身。”颇为义正辞严。灭宋后，元朝很快下令废除南宋经制总制等一百多项苛捐杂税。&【83】宋末元初，宋臣理当忠君，平民不妨顺元；保宋固是忠臣，助元亦非反动。忽必烈和元朝的迅速儒化，使统一战争的残酷和当时人民的苦难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缩减。比起其它蒙古汗国来，元朝政治制度法律文明度最高，社会谐度和言论信仰自由度最大，经济最繁荣，这一切无疑是拜儒家所赐。&【84】宋朝虽中华正统，但南宋昏君奸相辈出，越来越堕落，到了贾似道，南宋夷狄化倾向极严重，民不聊生官不聊生，人怨天怒天命已改。元取代宋，亡的是赵家小朝廷，站在民本角度和儒家立场看，属中华政权非正常转移，政统改变，道统依旧。元承宋统，明承元统，都是“中统”—中华政统。&【85】把元朝成就都说成宋朝所遗，是很无知的说法。元朝确在文化政治方面很好地继承发展了宋朝，正因如此，才能进一步物质繁荣，经济发展，国民富庶，科技整体水平领先当时世界，天文历法数学化学地理医学农学乃至棉纺织业、制瓷业等各个领域都相当先进，尤以天文学、数学为最。&【86】元朝成功，乃是南宋失道，天命归元。但天命不可能归日。日本虽儒味尚存，但朝野皆无大儒，军国主义当道，武力推销王道，严重违背儒政原则。而中国社会倒孔反儒已成气候，在扭转这种趋势之前任何尊孔势力都难大成，蒋公日寇都一样。蒋公于儒不无尊重但不能及早弘儒遏马，小成大败亦属必然。&【87】自古总有主战主和两派，又总是主战派受欢迎。其实面对异族武装，是战是和因时而异，主战未必忠，主和未必奸。韩侂胄推崇岳飞贬斥秦桧，主战派也，却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政治赌徒和祸国殃民的大奸，当权时曾制造庆元党禁，为保权固位，又以国家利益和命运为赌注挑起战端，让宋朝付出惨重代价。&【88】从蒙军首次南侵算起，南宋与蒙古或战或和相持四十多年。拜儒家所赐，上天给南宋的时间机会不可谓不长不多。奈何宋家小朝廷君昏臣奸相续，内政外交昏招叠出，“不想活了”似的乱折腾，甚至一度禁理学为伪学--这种愚恶兼备之事，连偏统政权都不会干的。宋朝之统，实属自绝，亦即天绝！&【89】蔡京的崇宁党禁、秦桧的绍兴党禁和韩侂胄的庆元党禁，是宋朝三次大规模的政治、文化和道德自残。这种政治恶象发生于中华正统王朝，只能归结于家天下君主制中晚期的恶性病变。史称庆元党禁之后，“世俗毁方为圆，变真为佞，而流风之弊有不可胜言者矣！”从此，天弃宋朝而天命转移矣。&【90】南宋在制造“庆元党案”时，就自绝道统和天命了。在宋朝，程朱是儒家的最高代表，理学是儒学的与时偕宜，居然被斥为伪师伪学，等于是宋廷自绝于儒了，灭天理纵人欲就是必然的结果。后来虽弛“伪学逆党”之禁，但人心已乱，恶势已成，不可挽矣。&【91】“庆元党案”最疯狂的是让儒经成为世之大禁。“叶翥和刘德秀奏言：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乞将语录之类尽行除毁。故是科取士，稍涉义理者悉皆黜落，六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宋史纪事本末）“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92】儒经“为世大禁”的结果是，世风士气愈趋愈下。“于是谤议朋兴，以学为伪；盖谓贪黩放肆，乃人真情，其廉洁好修者伪也。从游之士，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道学。”（《中国文学史》钱基博）这是自废文功也是自废武功。如此倒行逆施，不亡何待。&【93】“奏禁语孟学庸等书”（宋元学案）总策划是韩侂胄，操盘手是吏部尚书叶翥。当时会稽郡赋税奇重，民不聊生。叶翥曾奏准减免会稽郡绢三万余匹，民得稍宽。可见此人对民生并非毫不关心。可与“禁经”大恶相比，这些小功德便微不足道了。况身为朝廷高官，民不聊生，岂无责任。&【94】西人云人权高于主权，剥夺人权就成为恶国；儒家说道统高于政统，背叛道统就沦为恶政。毁程朱理学，禁四书五经，这是南宋自动去儒家化、去中华化。这种欺师灭祖丧心病狂的事都干得出来，其灭也宜。东海常说，家天下君主制有先天性缺陷，中晚期弊端会越来越多。宋朝就是典型的例子。&七、元儒风范&【95】或说：所谓的元儒无非伪儒小人儒，真正的大儒不可能卖身投靠忽必烈这种强盗。答：好大的口气，试图将全部元儒一口吹倒。孔孟周游列国游说列国君主，孔子还差点应“以中牟畔”的佛肸和“以费畔”的公山弗扰之召。难道孔孟也想卖身投靠？难道佛肸公山弗扰比忽必烈更尊儒更民本？&【96】元儒也颇多优秀者。元明帝崇佛，以西僧辇贞吃剌思为帝师。“帝师至，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进觞，帝师不为动；惟国子祭酒孛木鲁翀举觞立进曰：“帝师释迦之徒，天下僧人师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师也。请各不为礼。”帝师笑而起，举觞卒饮，众为栗然。”（《纲鉴易知录》）&【97】众所周知，张弘范是灭宋的大罪人，却不知他是师仇在身。其师郝经，曾作为蒙古国使赴宋议和，被南宋丞相贾似道暗囚于真州十五年之久。至元十一年，元世祖遣使赴宋“问执行人之罪”，正式发兵灭宋，于十二年进占建康。贾似道震恐，才派人礼送郝经归元。郝经当年病故。&【98】郝经是一代大儒，自述其志说：“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忧患秽，不为利益拘，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在漫长的囚徒生涯中，郝经笔耕不辍，除上书数十万言与宋廷交涉外，还撰有《续后汉书》、《易春秋外传》、《太极演》、《原古录》、《玉衡贞观》、《通鉴书法》等著作。&【99】滞真州期间，面对宋方一再劝降，郝经对下属说：“一入宋境,死生进退,听其在彼,我终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死以待。揆之天时人事，宋祚殆不久矣。” 郝被恩将仇报地无理囚禁，对其入室弟子张弘范的刺激无疑很大。郝被囚期间，元先后派出五批使者往南宋议和，全被南宋守将或暴民杀害。&【100】元儒郝经使宋之前，友人忧有危险，劝他推辞。他说：“南北构难，兵连祸结久矣。圣上一视同仁，通两国之好，虽以微躯蹈不测，苟能弭兵靖乱，活百万生灵于锋镝之下，吾学为有用矣。”（《宋元学案》）郝经完全是为了避免生灵涂炭，希望缔结两国和平盟约，可惜被奸贼贾似道暗中囚禁而坏了大事。&【101】元儒都源于江汉先生赵复。《宋元学案》黄百家案：“自石晋燕云十六州之割，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虽有宋诸儒叠出，声教不通。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如吴澄之经学，姚燧之文学，指不胜屈，皆彬彬郁郁矣。”&【102】《元史》载：“自复至燕，学子从者百余人。世祖在潜邸，尝召见，问曰：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对曰：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悦，因不强之仕。”可见赵复视南宋为父母之邦，深怀故土之情。其讲友学侣门生弟子，无论是否仕元，对南宋的态度和感情多少受其影响。&【103】或说“阿合马用事”如何如何，此不足论。况时有大儒许衡在。“阿合马领尚书省六部事，大臣多阿附之，先生每议，必正色不少让。”后来阿合马被刺杀，忽必烈数其罪而剖棺裂尸。其实别说元朝偏统，就是夏商周汉唐宋这些中华正统政权，同样时有权臣奸臣出。家天下君主制有其局限和弊端也。&【104】姚枢是许衡讲友，亦元初名儒和重臣，提过很多好建议，佐世祖定天下，力劝其“上答天心，下结民心，睦亲族以固本，建储副以重祚，定大臣以当国，开经筵以格心，修边备以防虞，蓄粮饷以待欠，立学校以育才，劝农桑以厚生”。（《元史姚枢传》）世祖对之亦极其信赖，“凡内修外攘之政咸委任焉”。&【105】征大理时，姚枢讲了宋太祖大将曹彬攻占南唐后不杀一人的故事，忽必烈第二天表示：“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但大理杀害元朝使臣却激怒了忽必烈，下令屠城。后在姚枢、郝经、刘秉忠劝导下改为止杀令。“裂帛为旗，书止杀之令，分号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云。&【106】元世祖派伯颜率军攻取南宋时，亦讲曹彬南征事，告诫伯颜不得滥杀。伯颜基本上做到了这条要求，唯在打常州时，因蒙军伤亡较大，一时失控，大开杀戒。1276年，元军攻取南宋临安前，姚枢再次建议元世祖“宜申止杀之诏，使赏罚必立，恩信必行”，同时禁绝宋朝鞭背、黥面等刑罚。&【107】刘秉忠，元初大儒和大政治家，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四年，又命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八年，奏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他如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自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堪称元朝制度和元大都的大设计师。元都是历代都城中最接近周礼标准的。&【108】史称刘秉忠从元世祖出征大理、云南时，“每赞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杀，故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己未，从伐宋，复以云南所言力赞于上，所至全活不可胜计。”又：“秉忠自幼好学，至老不衰，虽位极人臣，而斋居蔬食，终日淡然，不异平昔。自号藏春散人。每以吟咏自适”云。&【109】元儒苏天爵言：“当至元大德间，民庶晏然，年谷丰衍，朝野中外，号称治平。公卿大夫咸安其职，为士者或退藏于家，优游文艺，乐以终日，而世亦高仰之。此其承平人物之美，后世不可及矣。”（《滋溪文稿》卷14《张文季墓碣铭》）或有过誉，但苏天爵绝不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人。&【110】苏天爵任监察御史时，考察湖北狱案，“事无巨细必尽心焉”，平反八事，揭发豪右与蠹吏勾结枉法又数事，声名远播。“元统元年，复拜监察御史，在官四阅月，章疏凡四十五上，自人君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礼文、闾阎幽隐，其关乎大体、系乎得失者，知无不言。所劾者五人，所荐举者百有九人。”&【111】“元统元年，复拜监察御史，在官四阅月，章疏凡四十五上，自人君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礼文、闾阎幽隐，其关乎大体、系乎得失者，知无不言。所劾者五人，所荐举者百有九人。”元统五年，出为淮东道肃政廉访使，“宪纲大振，一道肃然。”（《元史》）&【112】“复为吏部尚书，升参议中书省事…天爵知无不言，言无顾忌，夙夜谋画，须发尽白。”“出为山东道肃政廉访使，寻召还集贤，充京畿奉使宣抚。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奸贪，其兴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纠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包、韩之誉，然以忤时相意，竟坐不称职罢归。”（《元史》）&八、心向大元&【113】为元朝殉难、殉节之官吏和土人都很多，其中儒士最多，仅进士出身者就有几十人。《元史忠义传》、《新元史》、《元史类编》、《江西通志》皆有记载。横跨元明两朝的陶宗仪，其纪实著作《辍耕录》中有《忠烈》篇详载元末殉节人士，结曰：“是亦深仁厚泽涵养所致，孰谓百年之国而无人哉!”&【114】吴川历史名人刘承忠将军塑像揭幕。刘是元朝吴川白沙刘屋人。少年从戎，忠诚骁勇屡立战功，猛誉远播，、授江淮指挥使。任上平靖江淮匪盗，保一方百姓安宁。元亡时以身殉职，百姓自发为他立庙。明朝洪武初年，刘承忠被封“刘猛将军”。事迹载《吴川县志》等多种志书和《辞源》。&【115】余阙，元顺帝时进士，元末大儒和儒将，有文集《青阳集》传世。至正十二年被任为淮西宣尉副史，驻兵安庆，后升任都元帅，又拜淮南行省左丞。至正十七年十月，陈友谅攻城，余阙与诸将日夜督战，受伤十多处。至正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城破，余阙自刎死，妻子女投井死。陈友谅厚葬之。&【116】伯颜子中，回族。其祖父官江南，遂定居进贤。幼好汉文典籍，史载“五举有司不第”。《元诗选》收有其诗。至正二十八年被明将廖永忠俘后义释，遂头戴黄冠，遁迹江湖。明洪武十二年，朝廷使者“携礼来聘”。当晚，子中以儒礼具牲酒祭奠先祖与死国诸臣，作《七哀诗》七首，饮鸩而死。&【117】周霆震，元儒，江西人。生于元至元28年，卒于明洪武12年，亲,历元朝鼎盛和衰亡。其诗文，忧时伤乱寄慨遥深，被清四库馆臣称为“元末之诗史”。《登城》云：世祖艰难德泽深，风悲城郭怕登临。九朝天下俄川决，七载江南竟陆沉。马骨空传当日价，鸡声不到暮年心。雨余门外青青草，过客魂销泪满襟。&【118】郑玉，徽州歙县人。博通六经，尤精春秋。教授于乡，门人甚众，学者称师山先生，且既其地造师山书院。至正间，徵拜翰林待制，奏议大夫，辞疾不起，日以著述为事。十七年，朱元璋下徽州，守将要之使出，玉曰：吾岂仕二姓者耶！北向再拜自经死。&【119】王翰，安徽庐州人，好读书史，遇事明断果决，生活刻苦节俭，居官廉洁爱民，仕宦廿载，家无余积。元室灭亡后，偕刘夫人与三子王偁移居永福县观猎山，自号友石山人。明洪武十年，府县上书荐王翰之贤，迫其上路，翰留诗引刃自杀，卒年四十六岁。后人慕翰忠烈，改所居观猎村为官烈村。&【120】王逢，江阴人，元儒，学诗于延陵陈汉卿。高官举荐其出仕，以病辞，但他始终心系元朝。明洪武年间，以文学征召，谢辞。明人钱谦益谈及王逢，将王原吉（王逢字原吉）与宋遗民谢翱相提并论，以为王逢之于元，与“夷齐之不忘殷”，“其志一也”。&【121】萧启庆《元明之际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择》统计，各族进士殉元的忠义之士与守节遗民比率高达60.4%。忠于元朝的官员和怀念元朝的士民就更多了，不少人宁死不仕明朝，如贵溪儒士夏伯启，苏州文人姚润、王谟等等。朱元璋因此将“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作为“死罪”和“应合抄札家属”之一写进其《大诰》。&【122】李黼，元泰定四年左榜状元。任江州路总管时，徐寿辉反。李黼巷战阵亡，临终大呼：“杀我，勿杀百姓！”郡民相率具棺葬于东门外，朝廷下诏立庙江州，赐“崇烈”匾额。后来朱元璋亦赞李黼：“忠臣义士，舍生取义，身殁而名存，有以垂训于天下后世。”令“有司建祠肖像，岁时祀之。”&【123】明刘伯温曾有诗《吊李江州》：“江州太守文儒宗，骂贼就义真从容。天翻地覆元气在，斯人万古其犹龙”李江州即李黼。值得一提的是，李黼侄子李秉昭（李冕第三子）亦从战阵亡。李黼之兄李冕，在李黼死前一年因率众抵抗刘福通而死，史称忠节萃于一门。&【124】元末，死于忠义殉身元朝的烈士层出不穷。卞琛：“我国子生也。视汝逆贼，真狗彘也。吾宁义死，不从贼生！”韩因：“汝辈好百姓，何不出降归田里，而甘从逆贼驱使耶！”吴德新：“我生为皇元人，死作皇元鬼，誓不从尔贼！”曹彦可：“我儒者，知有君父，宁死耳，岂为汝写旗者耶！”&【125】颜瑜：“尔大元百姓，天下乱，募尔为兵，而反为叛逆。我腕可断，岂能为尔写旗从逆乎！”张桓：“吾恨不能手斩逆首，肯听汝诱胁而折腰哉！”李齐：“吾膝如铁，岂肯为贼屈！”萧景茂：“狗盗，我生为大元民，死作隔州鬼，岂从汝为逆耶！”&【126】有守淮安五年，大小数百战，人比之张巡的褚不华；有受到解缙高度赞美的大元烈士陈友定；有被宋濂讴歌为国杀身成仁的元之小臣黄殷士；有顽强抗元、始终不屈，被朱元璋称为“当世奇男子”的王保保…&【127】元亡，不少并未仕元的汉族儒士，却以大元遗民自居，拒绝明朝征召。如陈亮自命“故元儒生”，累诏不出；李祁隐居永新山，自称“不二心老人”；王翰被征，声言“义不仕二姓”自尽；另，元亡后蒙古色目人在汉地或仕或商或教学或行医卖卜，到处都不受歧视，这些现象都从侧面说明元朝自有好处。&【128】元末明初士民普遍怀念元朝。元末明初大儒叶子奇说：“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覩斩戮，及见一死人头，辄相惊骇。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之中矣。”（《草木子》）&【129】张三丰，一生跨越宋元明三朝。《辞源》说是武当丹士，宋代技击家，道教学者朱越利说他“生于宋淳七年。关于他的传说很多，但他谢绝朱元璋两度诏请和以大元遗老是真是的。其《无根树》词后自注“大元遗老张三丰自记于武当天柱峰之草庐，作此《无根树》。”（《张三丰全集》）&【130】文天祥有三弟弟：文壁、文霆、文璋。文霆早卒，文壁与文天祥同登进土第，南宋景定年间任广东惠州知府，于1278年冬献城投降；文璋随文壁降，后隐居不仕。文天祥继子文升，元仁宗时官授奉训大夫、集贤学士，后改广东海北道廉访副使。文升之子文富，即文天祥的孙子，曾为福建延平府太守等官。&【131】明叶盛《水东日记》中有一则“文丞相子升”载：“文丞相一子，至元中出仕，行数驿即死。人挽之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间读史各君臣。…丞相之子，即元仁宗皇庆中集贤直学士升，云至元中，误也。升仕不二三年，奉使，卒于赣州道中耳。”陶宗仪《辍耕录》亦有类似记载。&【132】元初有人赋诗讽刺文天祥弟弟：“江南见说好溪山，兄也难时弟也难；可惜梅花如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溪山指兄弟两人：文天祥号文山，文壁号文溪；南枝北枝也指兄弟俩，文天祥有诗：“江上梅花都自好，莫分枝北与枝南”。但文天祥自己对弟弟降元至少是理解的。&【133】1281年文天祥写信给继子文升：“汝生父(文壁)与汝叔(文璋)，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 文壁降元时，南宋已亡，自己尽忠报国，选择一死；两个弟弟留下来以奉宗祀以尽孝道。当时文天祥母亲身死他乡，灵柩有待归葬。又写信给三弟文璋，只劝勉他不仕。&【134】史载文天祥二子皆早亡。但现有证据证明文公还有第三子文环生。1984年东方市在全市普查家谱时在四更镇驸马村文永安家中找到《历代祖宗亲若妣》。其中写到：“宋太始祖讳状元丞相文天祥，生下三男，长道生，次佛生，三男环生。宋二世祖讳举人文环生生下男（翰林院）文大鹏。”云。我相信。&【135】赞美文天祥的义烈和肯定元世祖的文治不矛盾，范畴不同故；文天祥自己成仁取义和他认同弟弟降元不矛盾，一尽忠一尽孝，一为国一为家，各尽其责；朱元璋驱逐元朝又推崇元太祖和承认元朝的正统不矛盾，就像汤武革桀纣之命又承认夏商正统一样。这些道理不是皇汉们的小脑瓜能够理解的，嘿嘿。&【136】崇敬文天祥和肯定元儒毫无矛盾。元初元儒“来源”很多，大要有三：一本为元人，二来自金辽宋西夏各国，三来自宋朝。宋来的亦有区别，1平民，2降臣。除了降臣要具体分析，其余儒者归元仕元都不牵涉品格问题。即使平民宋儒，难免“哀宋”情结，但没有效忠南宋小朝廷的义务。&九、明眼看元&【137】朱元璋灭元起家，但对元朝的评价颇为客观如实。洪武二年六月，杨宪等请以故元诸孙买的里八刺等献俘于庙。太祖曰：“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虽古有献俘之礼，不忍加之。”乃赐买的里八刺第宅于龙山，封为崇礼侯。（见《明太祖宝训》）&【138】《明史太祖本纪》所载略有不同，但对元朝有所肯定是一致的：“六月，买的里八刺至京师，群臣请献俘，太祖不许。又以捷报多侈辞，谓宰相曰：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封买的里八刺为崇礼侯。七年，买的里八刺已长，依礼遣回漠北。”&【139】朱元璋尤尊忽必烈。洪武六年建历代帝王庙於钦天山之阳，祀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将元与夏商周汉唐宋并列为正统，黜秦晋及隋而不与。宋讷《勅建历代帝王庙碑》云：“汉唐之迭兴，以至於元，皆能混一寰宇，绍正大统，以承天休，而为民极，右之序之，不亦宜乎。”云（明文衡卷六十三）&【140】《明太祖实录》中，朱元璋对元朝颇多正面评价，如：“元本胡人，起自沙漠，一旦据有中国，混一海内。建国之初，辅弼之臣，率皆贤达，进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观。”、“昔元世祖东征西讨，混一华夏，是能勤于政事，至顺帝偷惰荒淫，天厌人离，遂至丧灭。”诸如此类，连篇累牍。&【141】《元史》（明朝官修正史）评价元世祖：“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世称元之治以至元、大德为首。……。故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明太祖将元世祖与三皇五帝唐宗宋祖等十七位帝王同祀，在祭文中予以高度赞颂。&【142】明太祖评价元太祖世祖：“昔中国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一十余年，后其子孙不能敬天爱民，故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达达回回诸番君长尽平定之，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百年之间，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143】可以肯定朱元璋奉元朝为正朔，完全发自内心，绝非政治策略，毫无必要故。朱以反元起家，若论政治需要，承接宋统更加名正言顺。《元史》也不可能美化元朝。孙中山都知道：“中国历代编纂国史之机关均系独立，不受他机关之干涉，所以示好恶之公，昭是非之正，使秉笔者据事直书。”&【144】即使对敌方，中华人也能给予相当公正客观的评价。反元和灭元的明太祖和明朝诸儒，与元朝无疑是敌我矛盾，但对元朝的评价基本如实，不会趁掌握话语权故意抹黑。这方面忽必烈和元朝亦颇有中华风范。文天祥是宋末抗元重要领导，杀过不少元兵，有血仇，但元朝对文天祥始终保持相当人格尊重。&【145】朱元璋一再声称他的天下并非取之于元。他说：“当元之季…天怒人怨，盗贼蠭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及兵力日盛，乃东征西讨，削除渠魁，开拓疆宇。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太祖实录》）&【146】相比对元世祖的崇敬和对元朝的好感，朱元璋对反元“义军”似特别厌恶，说：“昔者朕被妖人逼起山野。”（与元臣秃鲁书）说：“朕本淮右布衣，暴兵忽至，误入其中。”（洪武实录）说：“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何有乎仁良。”（皇陵碑）这里的妖人、暴兵、豪杰皆指红巾义军。&【147】朱元璋说：“当元之季，君晏安于上，臣跋扈于下，国用不经，征敛日促，水旱灾荒，频年不绝，天怒人怨，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及兵力日盛，凡东征西讨，削除渠魁，开拓疆宇。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有。…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之手。”（《皇明典故纪闻》）&【148】朱元璋强调“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确非虚言。黄河以南的元军大部灭于其他“义军”之手，朱所部打的最少。朱攻下南京后继续向南，打到金华衢州，此后在南方一直和其他反元武装打。徐达北伐，一路风顺，兵近北京时，元军和元顺帝毫无抵抗意志，“知顺天命，退避而去”。&【149】均贫富从来是农民军最富吸引力的口号。至正十二年（1352），江西宜黄红巾军首领涂一涂佑，新城红巾军首领童远，“扬言摧富益贫，以诱村氓从逆。凡窭者之欲财，贱者之欲位，与凡子弟之素无赖者，皆群起趋之。旬日间，聚至数万，掠富民家，散入山谷搜劫，无获免者”。（嘉靖《邵武府志》卷二）&【150】或说朱元璋崇元是“把元朝当作一个正统朝代来体现自己合法性。”这种猜测何其愚蠢乃尔。明朝的合法性完全用不着元朝来保障，就像汉朝合法性用不着秦王朝保障一样。若朱元璋厌恶元朝，完全可以撇开元朝上承宋统。其实朱元璋最轻鄙的是那些与他前后一起“起义”的群豪。傻了吧。&【152】朱元璋以元朝为正统而承之，这件事也从侧面说明元政并不苛暴。因为，如果元政苛暴，朱元璋这么做风险极大，会犯众怒，导致民心军心不稳；如果元政苛暴，民心必然思宋，作为推翻元朝的朱元璋，直承宋统才是最佳选择，上合天心，下合民意，何乐不为！&【153】元史是中华正史，可信度较高。正史的编修有两大特点，一是“国亡史成”，每一部正史都由后一朝代编修。如元儒王鄂所说：“前代史书，必代兴者与修。盖是非与夺，待后世而可公故也。”二是由大儒主持。这两点既可以避免美化、又可以避免抹黑前朝，最大程度地坚持实事求是原则。&【154】元史成书太速，质量不高，但史料价值高于其它正史。1369年初，明太祖说：“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纪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明实录》）元史以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有山林隐逸汪克宽、胡翰、赵埙等十六人参加纂修。&【155】元史以元十三朝实录和元代修的典章制度史《经世大典》为基础。这否定不了元史的真实性。主持者宋濂、参加纂修的儒者和山林隐逸之士，对真假自有一定判断能力。他们也不可能美化元朝---对元朝初中期和元世祖的肯定，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若正史都一概否定，一切便无从谈起。&【156】或将元史及大量纪实著作等同于红朝的官样文章，将肯定或局部肯定元朝的元明清诸儒蔑为郭沫若辈，是不知儒家的君子性，不知这个群体实事求是实话实说的特性。就算这个群体普遍本质恶劣如郭氏，元时赞元，元亡后还会纷纷怀念赞元？元儒赞元尚可理解，明清儒和西方人赞元何为？想投靠元朝吗？&【157】或说：“大量元朝的恶政在中国正史中并无提及，这正像本月四号的事情被抹掉一样。”这种恶意猜测，把明太祖和明儒当成马帮了，而且即使是马帮，对前朝也只有抹黑而不会为之讳恶歌功。何况除了元朝遗留史料，元史及明太祖实录编撰者包括明太祖本人，多在元朝生活过相当长时间，对元朝颇了解。&一十、西人看元&【158】看看同时代西人的评价。《马可波罗游记》1：“自有人类祖先亚当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来未见如此广有人民、土地、财货的强大君主。”庶矣富矣；“他们完全以公平忠厚的品德，经营自己的工商业。他们彼此和睦相处，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男女因为邻里关系，而亲密如同家人。”民德良好社会和谐。&【159】《马可波罗游记》2：“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它任何地方都要多，因为仅马车和驴马运载生丝到这里的，每天就不下千次”、“城内和相邻城门的十二个近郊的居民的人数之多，以及房屋的鳞次栉比，是世人想象不到的”、“凡是世界各地最稀奇最有价值的东西也都会集中在这个城里。”&【160】元政府并不因为商业发达、民众富裕而放弃赈济责任。“所有向朝廷要求食物的人，都不会被拒绝。每天都有官吏分发二万桶米、粟和稷。人民因为大汗对于贫民有这样可敬和惊人的义举，都十分爱戴他。”可见某个阶段元朝福利之优、赈济之普遍和官民关系之融洽。&【161】《马可波罗游记》4：“共有娼妓二万五千人。无数商人和其他旅客为京都所吸引，不断地往来，所以这样多的娼妓并没有供过于求。”妓业发达可以见仁见智，但这一条反映了元大都的繁荣昌盛和贸易自由。其实，元朝的言论、信仰之自由度也是秦汉以后历代王朝中最高的。&【162】《伊本白图泰游记》记录了作者伊本白图泰从杭州到大都一路的感受：“这里是世界上房舍最美好的地区。全境无一寸荒地。沿河两岸皆是花园、村落和田禾。从汗沙（即杭州）至汗八里（即大都）城，为六十四日程。……一路都是田地,生产水果和蔗糖。我在世界各地从未见有如此好的地方。”&【163】法国教士鲁布鲁乞由路易九世派赴东方宣传基督教义，《鲁布鲁乞东游记》为研究当时蒙古国和元朝的重要史料：“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礼貌、文雅和恭敬中的亲热，这是他们社交上的特征。在欧洲常见的争闹、打斗和流血的事，这里却不会发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样的。忠厚是随处可见的品质。”&【164】《鲁布鲁乞东游记》：“他们的车子和其它财物既不用锁，也无须看管，并没有人会偷窃。他们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会帮着寻找，很快就能物归原主。粮食虽然常见匮乏，但他们对于救济贫民，却十分慷慨。”&【165】方济各会修士鄂多立克（和徳理）从意大利抵达中国旅行，后在病榻上口述东游经历，由他人笔录成书《鄂多立克东游录》。他对元朝赞叹不已：“这样多不同种族的人能够平安地相居于唯一权力的管理之下，这一事件在我看来是世间一大奇迹。”&【166】美国学者杰克·威泽弗德在《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一书中说：“忽必烈汗的政府确保地主的财产所有权，降低赋税，修建道路、改善交通。为了进一步收揽民心，蒙古人减少了宋朝严酷的刑律。他们减少了中国近一半的罪名数量，从两百三十三条减少为一百三十五条。&【167】杰克·威泽弗德：“即使对保留下来的罪名，忽必烈汗也很少允许使用死刑。他在位三十四年，有四个年份没有死刑记录。死刑数量最高的年份是在1283年，共两百七十八例。最低的是在1263年，仅七例，四个年份没有死刑记录，可能是因为那几年根本不存在死刑的刑罚。&【168】杰克：“在忽必烈三十多年的统治中，共有不到两千五百名罪犯被处死，每年的死刑数大大少于现代国家，如中国或美国。忽必烈全面建立了一套比宋朝更稳定的刑法体系，它也要比宋律更温和、更人道。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他规定可以用罚金来代替体罚，他制定各种程序，准予特赦那些悔过自新的犯人。3&【169】杰克：“同样地，蒙古当局也试图根除酷刑，或者说至少是严格限制其运用。蒙古法律详细地指出，当一个人犯了重罪，需要用酷刑来迫使其招供时，官员必须在这之前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而不能仅凭怀疑。1291年的蒙古法典特别强调，官员必须‘首先要理智地分析和推断案情，而不应该滥施酷刑’”。&一一、败亡探因&【170】朱元璋为吴王时，曾指出元朝衰败的一大原因是纪纲失正法度不严，对左相国徐达等强调吸取教训。他说：“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今将相大臣辅相与我，当鉴其失，宜协心为治，以成功业。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明太祖实录）&【171】关于元朝衰败原因，朱元璋又说：“元本胡人，起自沙漠，一旦据有中国，混一海内。建国之初，辅弼之臣，率皆贤达进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观。及其后也，小人擅权，奸邪竞进，举用亲旧，结为朋党，中外百司贪婪无话，由是法度日弛，纪纲不振，至于土崩瓦解，卒不可救。”&【172】元寿不逾百年，蒙古主义之政治倾向，“貉道”色彩之经济政策，各汗国之间争战不断元气大伤等等，都是重要原因，还有我以为与其列祖列宗杀孽太重有关。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刺后人受伤。孔夫子周游列国心切救世，德泽后裔；铁木真强暴列国勇于杀戮，贻害后人，乃理之常也。&【173】元朝虽然高度尊儒，但有关政策措施并不中道。比如税赋，儒家强调合理，畸轻畸重都不行。孟子曾认为“二十取一”的税率太低，斥之为“貉道”。明朝万历初年华亭人范濂记述元明两代松江田赋的情况时就认为元朝是“以貉道治天下”，说“元入中国……赋虽轻，不足法也”。&【174】赋税太轻是元朝亡国要因之一。谈迁在《国榷》卷一中引朱国桢话曰：“又其时赋税甚轻，徭役极省，侈汰狂惑，酿成臃肿之势，于是群盗叠起几遍天下。”黄仁宇说元朝赋税显著低于宋朝，使得后世面临财政危机时，因不能改变忽必烈的成法，只好增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175】王道仁政，不宽不严，宽严统一。如果说，明清政治过严，元朝就是过宽，近乎松弛。甚至对“义军”镇压和抵抗意志亦颇软弱。元朝的灭亡和国民党的失败有点类似，松松垮垮管理不良，财政困难社会混乱。连通货膨胀都类似，晚期愈演愈烈，导致货币政策的破产，加速了政权的崩溃。&【176】赋税之轻、言论和宗教自由度之高，堪称空前，其政失在过于宽纵。明朝则相反，趋向另一个极端，过于严猛。朱元璋说：“元以宽失天下，朕救之以猛。”（《明通鉴》）他对贪官污吏和开国功臣猛，对儒家对言论和宗教也猛，以致政治社会各方面自由度比元朝低得多多，大大小小文字狱不断。&【177】蒙古名伯颜者众，最有名者二：一是元世祖时平南宋者，一是元顺帝时的中书右丞相。伯颜“独秉国钧，专权自恣，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权势熏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天下贡赋多入伯颜家”云。值得一提的是其官衔长达二百四十六个字--不仅是元朝最长，可怕古今中外都是最长了。&【178】元朝晚年的这个权臣伯颜，极为凶恶和蒙族主义，曾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好在元顺帝不从。他还要顺帝惩罚自己的亲侄加养子：“脱脱虽臣之子，然其心专护汉人，宜罪之。”脱脱时任禁宫侍卫长，受教于大儒吴直方。至元六年二月，顺帝与脱脱等合谋，定计贬黜伯颜于外。不久伯颜病死于驿舍。&【179】或问：既然宋辽夏金等王朝都尊儒并以儒学为“帝道之纲”，为何被蒙元所灭？答：蒙古新兴，天下没有一国能当其锋。宋辽夏金虽尊儒，但比忽必烈差远了，到了末期，“家或家族天下”各种弊端痼疾集中爆发，行政措施更是违反儒家政治原则和民本精神，不得人心，被“天”抛弃，理所当然。&【180】儒家爱民族但不认同民族主义，就像爱社会但反对社会本位一样。蒙族主义、满族主义、汉族主义，与儒家民本原则和王道精神都是格格不入的。《尚书》开头就强调尧帝尧政的仁爱无疆：“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才是儒家政治的真谛。&一二、伸冤辩诬&【181】元朝是一个被严重误读和栽赃的王朝。元朝言论和信仰的自由度很高，没有文字狱，同时税赋很轻---应该是历代王朝中最轻的。仅凭这两点就很了不起。元朝以武力开国，但政治上迅速汉化和儒化，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其尊孔尊儒的程度和真诚度，至少高于后来的明清两朝。&【182】历代王朝中元朝受到捕风捉影的攻击最多，元朝时就不少。盖元朝言论自由度颇高，作为异族又为汉人反感。其中最流行的属“初夜权”说，即“汉人女子婚前须同元里长睡三天”云。此事正史无载，明人所编《元史》《新元史》皆无，野史如《蒙古秘史》亦无载。纯属无中生有，仅民间传说耳。&【183】最无耻的诬蔑是所谓的“初夜权”—不仅诬蔑了元朝，更诬蔑了广大汉人和南人。汉人南人最怯懦最恐惧，也不可能接受这种极致的侮辱，让元朝维持数十年升平。这也诬蔑了朱元璋和所有明朝开国文武大臣以及广大明军。难道他们和他们的兄弟父祖都是毫无血性的懦夫并懦到猪羊不如的地步？&【184】“初夜权”之类攻击，毫无学术含量，不负文化责任，纯属恶意猜测和想当然。愚民无知，这么说可以理解，知识人这么说，就不仅无知而已。道听途说，信口开河，撒谎传谣，为师则误人子弟，作文则误导社会。末流文人或下流学者的“桂冠”，对他们应该是恰如其分的。&【185】“初夜权”这种事发生于以中共人为主的红朝马邦，或许可能；发生于元朝则完全不可能。元朝居民中，不仅宋人，辽人金人西夏人也都接受过儒家教化，有一定的羞耻感。其实，即使无知无畏、毫无儒味的物人，只要没有无耻到“中共人”的地步，都不可能接受“初夜权”这种羞辱！&【186】“九儒十丐”说是南宋人的戏说。谢枋得《叠山集》《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云：“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吾人品岂在娼之下丐之上乎！”明明说了“滑稽之雄以儒为戏”，开儒者玩笑的。&【187】元朝并未将国民等级性地分为“四等人”。《蒙古学信息》第2期船田善之（日）《色目人与元代制度、社会--重新探讨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划分的位置》中，引用大量史料得出结论：直到元朝中期连执法官吏也不清楚对色目人的明确界定；在户籍制度上没有划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之四个分类方式。&【188】黄仁宇说：“元朝人之种族观念，事诚有之。可是刘秉忠、姚枢、许衡以文学侍从之臣替世祖忽必烈创设典章制度，史天泽、董文炳为元朝开国打江山前后数十年，范文虎以宋朝降将征日本又失败之后仍以中书右丞商议枢密院事，可见得汉人并未完全被歧视。”（《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189】说元朝“以草原主奴关系拟化君臣关系”，不尽然。1忽必烈即位后在文化政治经济各方面以“汉法”取代蒙古旧俗，史称忽必烈改制，其中就包括禁止掠夺汉人为奴；2元朝“刑常上大夫”甚至体罚大臣，且有同罪异罚现象：蒙古臣所受惩罚重于汉臣。在尊重礼遇大臣方面确比汉唐宋差，但比明清好得多。&【190】元朝“诸色户计”是参考和继承宋朝的户籍制度的，宋代文献中有几十种户籍的名称，元朝在其基础上有所扩大而已，如“儒户”宋朝就没有。宋元的户籍种类繁多是社会发展多元化的表现。户籍有稳定性，但并不凝固，职业更可重新选择。元仁宗恢复科举，就规定“举人从本贯官司于诸色户内推举”云。&【191】户籍一经确定，不能随意变更，但并非不能变更，更不意味着职业不能变更。典型例子如关汉卿，著名元代杂剧作家，户籍却是“太医院户”。“太医院户”隶属太医院管辖，以行医为业。关汉卿则从未行医。类似现在不少人早已不务农了，但户籍上还是农民。&【192】元朝儒佛道诸家都颇受尊重优待，儒户与释道可以免除赋役。元人张铉在《至正金陵新志》中记载：“大德十一年，系籍儒户，杂泛差役并行蠲免。至大二年，儒人免差。延佑元年设科取士，儒风大振。其明年再诏，隶籍在学儒人，毋得非礼科役烦扰。是后有司奉行，不至儒者杂于编户。”云。&【193】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元朝和清朝一样都有严重的民族主义倾向，将本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和全体民众利益之上。但是，由于高度儒化，其政治也有相当文明化的一面。元朝的儒化包括意识形态和制度法律各个层面，并非“任命几个儒官”那么简单。&【194】元朝毕竟是偏统和异族政权，对汉人难免有所歧视，但绝非二三流学者所说的那样严重。如程钜夫任职御史台时，有大臣说他是南人且年少，不宜重用。忽必烈斥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规定各部院必须选用南人。程钜夫历仕四朝，终成名臣。&【195】以汉字书写诏书，自程钜夫奉诏往江南求贤始。程钜夫还朝，荐举了赵孟頫、吴澄等20余人，皆得重用。又奏陈五事：取会江南仕籍，通南北之选，立考功历，置贪赃籍，供给江南官吏棒禄。都得到朝廷采纳，使南人（江南一带的汉族人）与北人享有同等的权益和选拔提升的机会。&【196】宋太祖十一世孙赵孟頫，被程钜夫引荐入元廷，元世祖誉之为“神仙中人”，授与兵部郎中职，经常召之进宫，或说赵是“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忽必烈“不听”。赵氏在元仁宗时写诗怀念赞美忽必烈“先帝昔在御，如日行虚空。六合仰照耀，一方顾颛蒙。”赵氏诗文中对元朝升平时的盛况多有描绘。&【197】将元朝诸色户计中的民户匠户冶炼户茶户盐户儒户等等，说成人身依附的奴隶，是“反元派”的无知或诡计。朱元璋祖父朱初一是淘金户，元初家在金陵句容，至元26年迁至泗州盱眙垦荒并置田置产。可见迁徙自由和职业自由。朱成功后多次表达对元朝的感激，表示“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198】朱元璋在元朝生活了40年，目睹和经历了元从盛至衰的过程，《明太祖实录》中对元朝数十年的升平盛况多有描述，如“如予父母生于元初定天下之时，彼时法度严明，使愚顽畏威怀德，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在民则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安其生，惠莫大焉！”，也提到后期的天灾：“水旱灾荒，频年不绝”。&【199】汉民族主义都崇明，但他们无法理解和解释，明太祖何以灭元却又对元世祖高度推崇并承认元朝为正统，只好说是政治策略。既小看了明太祖也低估了道统问题的严肃性。其实明太祖的做法正是儒家“惯例”。如汤武，始终以夏商为正朔，以夏启商汤为榜样，之所以革桀纣之命，是因为桀纣违背了先王之道。 &【200】抹黑异族是民族主义惯技。纳粹抹黑犹太人，洪杨帮抹黑清朝，义和团抹黑洋人，“汉圈”抹黑元清两朝，都是这种惯技的运用。对元朝的抹黑始于明朝中后期。随着与北方蒙古人矛盾尖锐化，朝野间汉民族主义情绪渐趋高涨，难免迁怒于元朝。但是，公道自在人心，实事求是地说公道话的学者仍然不少。&【201】要抹黑元朝很容易，或利用各种野史演义小说戏剧民间传说，或抓住一点无限上纲---元朝本来问题重重。但是，汉民族主义的抹黑者必然捉襟见肘自相矛盾而无法自洽。例如，如果为元帝说实话、认元朝为偏统就是“不明正统不辨华夷”和汉奸，他们认可或尊崇的朱元璋蒋介石马英九都成了大大的汉奸。&【202】历史不能假设，元日不能相比；元朝能够灭宋，日本不能灭华。此中有天意，不足为外人道也。作为学术讨论，将日本等同元朝，断定“日本侵华成功”对方便会“想混个儒户歌颂皇军”云云，是很下流的行径，也等于将肯定元朝和元世祖的明太祖、明初诸儒、民国政府领导层全部“断定”了。&【203】学术问题学术解决，不能诉诸于情绪化的假设攻击和咒骂。那丝毫无补于事实的澄清和问题的解决，也丝毫伤不到对方，反而伤害了自己的形象。吴钩作为尊儒者，不应该示这种范、丢这个脸。所谓学术解决，就是有如理如实，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依据，以道理为准绳。这才是正确态度。&【204】或问：“若仲尼复生，以先生度之，其将左衽而事元酋欤？”答：1忽必烈高推汉法力倡儒化，虽然元酋已非“左衽”；2孔子是圣之时者，无可无不可。他对元酋态度如何不敢妄断，但可以告诉你，他曾经想应佛肸和公孙弗扰之召。不知忽必烈比佛肸两位如何；3“事元酋”的大儒很多，蒙古辽金宋之儒都有。&【205】或问“假如日本建成了大东亚共荣圈”如何如何。这是个伪问题，完全不可能成立。王道政治是以民为本，必须得民心、得到人民欢迎才行，不是靠武力可以推销成功的。日本入寇虽打着王道和吊伐的名义，但领土野心显而易见，自欺乎欺人乎欺天乎？失败理所当然，被任何势力所灭都是天灭！&【206】或问：蒙元就不是靠武力、没有领土野心？要论制度，小日本比蒙元先进得多。答：时代不同，没有可比性。古代战争大多伴随着领土争夺，或成或败，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而在现代，任何为了领土而发动的侵略战争必败无疑，希特勒和日本皆如是。至于制度先进与否，更应横向比较。&【207】论制度，说日本侵华时比元朝灭宋时先进得多，很无知。忽必烈登基前已经充分做好儒家人才储备和政治制度法律各方面的准备工作，1260年登基后不顾各地蒙古贵族强烈反对，迅速推行汉法（儒化），16年后攻灭南宋时，政治、制度和君臣越来越儒化。而日本侵华时是军国主义政治，军人说了算。&【208】元朝对民间女子自愿殉夫的行为如“夫死自缢殉葬”、“夫亡以身殉葬”等有过旌表，但从元世祖到元顺帝，没有任何皇帝以人殉葬。《元史-祭祀志》有关于元帝葬祀的记载：“凡宫车晏驾，棺用香南木…殓用貂皮袄…殉以金壶瓶二、盏一、碗碟、匙筋各一，殉讫，用黄金为箍四条以束之。”云。&【209】元朝蒙族主义最严重的是表现是其刑法中这条规定：“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东海早就以明清为偏统，但迟迟不愿将元列入，要因在此。若非通过信史和有关实录对元朝政治已有整体把握，仅凭这条，就不可能让元朝取得偏统地位。另外，这条元法也值得深入分析。&【210】《元史o刑法志四o杀伤》第一条是：“诸杀人者死，仍于家属征烧埋银五十两给苦主，无银者征中统钞一十锭，会赦免罪者倍之。”后面所有法条不能违背这一条。“诸杀人者死”是硬性规定，不分族别。蒙古人若是犯故意杀人罪，同样是死罪。“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只能属于“伤害致死罪”。&【211】易言之，“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事出有因：因争及醉；殴打致死。不属于故意杀人。当然，这一规定明显偏向蒙古人，一是争执和醉酒的界限不易界定，为蒙古人脱罪提供了方便，二是“因争及乘醉”殴人致死，与过失杀人毕竟不同，不应纳入宽减其罪行的范畴。&【212】“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断罚出征，就是判罚充军，虽可不死，惩罚非轻。“全征烧埋银”属于附加的刑罚，相当于“刑事责任附带民事责任”。元制，凡属人命案，均需徵收烧埋银，徵收对象也并无民族身份规定。全征烧埋银，就是要以最高标准进行赔偿。&【213】或说：“《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总一千三百多页，平均每页至少记载二三件民变。”答：此不足以否定元初（从世祖到成宗）“风景这边较好”和元朝的偏统地位。一是元代和元朝概念不同，两者时间空间范围不同；二是角度不同。把夏商周汉唐宋的农民战争和民变编集成书，也会很可观。&【214】“反元”（完全否定元朝）是最没意思、最难得逞的一件事。1要抹黑大多数元儒和明儒，2要推翻《元史》、《明太祖实录》和众多纪实资料，3要否定西人赞美元朝的多本游记，4要将朱元璋蒋介石马英九们统统打成“汉奸”，因为他们比东海更“无耻”地以元朝为正统，对忽必烈成吉思汗都高度推崇…&【215】东海《元朝微言》是一大系列，构成了扎实的证据链逻辑链，所有资料都来源于相对可靠的正史和纪实著作。看完整个系列，很多疑问自然烟消云散。仅选择其中几条出来批判毫无意义，反而容易自相矛盾。如赋税过低、政治松弛是公认的元朝大弊，若承认这个事实，对元朝苛捐杂税之类批判就难成立了。&【216】元朝诗曲，对元朝褒贬赞骂的都不少。元朝言论自由度高，文人习惯于嬉笑怒骂。诗曲作品有其特殊性，可以形容夸张，与严肃的史料和纪实著作不是同一个重量级的，无论褒贬赞骂，只能供参考，不能作定论。&【217】元非奴隶制。白寿彝等《论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关系》；“官奴婢在第二个时期(从唐中叶到明末)的官手工业中是越来越没有地位了。就是在元代的官手工业中，官奴婢也是不重要的。新发展起来的是和雇。和雇，明代叫作招募”。《元史》：“近制，和雇和买不及军家，今一切与民同。”&【218】BT帕舒托《蒙古统治时期的俄国史略》介绍：早在十二世纪蒙古社会已出现了早期封建的游牧贵族阶级—寅勒，即个体豪富牧户，当时有那颜、蔑儿干、薛禅种种称号，这是蒙古社会由氏族社会转入早期封建制的开始。到了十三世纪初，蒙古人还在进入中原之前，便已完成了向早期封建制的过渡…&【219】《通制条格》卷18《关市》门“和雇和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