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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常识集萃【贰】——传统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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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精神的内在动力。如果一个民族忽略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将意味着失去了这个民族的根 ；如果一个民族忽略了对下一代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这个民族的发展将失去内在的动力。中国文化既是中国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和文化基础，也是历史、现代和未来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
　　社会的日新月异，使人们不断地去接授新事物、新知识、新文化，从而疏远了古代的文化以及常识，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们辑录了部分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以供读者回顾学习。此辑文化常识涵盖了宗族文化、风俗礼仪、节日、古代民族、古代地理、衣冠服饰、神话传说、饮食习惯、日用器物、传统风俗、称谓、信仰、职官衙门、科举教育、哲学礼教、礼制政事、社会阶层、宗法家庭、天文历法、宫廷、中国家谱、姓氏等诸多方面......
& & 本贴主要介绍传统风俗。
& && & ——另，本贴内容来自互联网，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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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风俗总览
男尊女卑& & & && && &&&男女授受不亲& && &贞洁崇拜& && && & 早婚
同姓不婚& && && && & 良贱禁婚& && && && && &媵妾婚& && && && && &&&烝报婚
收继婚& & & && && &&&赘婿婚& & & && && && &门阀婚姻& & & && && &&&纳妾
童养媳& & & && && &&&一妻多夫& & & && && && &面首& & & && && && && && & 指腹为婚
冥婚& & & && && && && && & 典妻& & & && && && && && &&&太监娶妻& & & && && &&&跳月
不落夫家& & & && && &&&金兰契& & & && && && &守节& & & && && && && && & 殉夫
陪妆奁& & & && && &&&催妆& & & && && && && && &&&障车& & & && && && && && & 跨马鞍
牵巾& & & && && && && && & 花烛& & & && && && && && &&&闹房& & & && && && && && & 谑郎
坐床撒帐& & & && && &&&验红& & & && && && && && &&&回门& & & && && && && && & 溺女婴
麒麟送子& & & && && &&&抓周& & & && && && && && &&&冠礼& & & && && && && && & 笄礼
做生日& & & && && &&&做寿& & & && && && && && &&&招魂& & & && && && && && & 叫魂
停柩& & & && && && && && & 土葬& & & && && && && && &&&悬棺葬& & & && && &&&鸟葬
火葬& & & && && && && && & 纸钱& & & && && && && && &&&做七& & & && && && && && & 避煞
盗墓& & & && && && && && & 凿齿& & & && && && && && &&&刺花& & & && && && && && & 檀唇
画眉& & & && && && && && & 穿耳& & & && && && && && &&&熏衣& & & && && && && && & 男子傅粉
戴幂蓠帷帽& && & 佩香囊& & & && && && &缠足& & & && && && && && & 蓄家妓
好男色& & & && && &&&手帕姊妹& & & && && && &香火兄弟& & & && && &&&供白眉神
船妓& & & && && && && && & 江山船& & & && && && &盒子会& & & && && &&&老郎会
戴绿头巾& & & && && &&&尚左尚右& & & && && && &脱履袜& & & && && &&&养宾客
结拜& & & && && && && && & 认同宗& & & && && && &清谈& & & && && && && && & 宦游
寒食散& & & && && &&&行卷& & & && && && && && &&&诗文社& & & && && &&&游说
乡谊& & & && && && && && & 饯行送别& & & && && && &折柳赠别& & & && && &&&隐居
上梁& & & && && && && && & 望子& & & && && && && && &&&津鼓& & & && && && && && & 捣衣
采莲& & & && && && && && & 放生& & & && && && && && &&&社会& & & && && && && && & 庙会
花会& & & && && && && && & 十二属相& & & && && && &贴聻字& & & && && &&&巫蛊
木工厌胜& & & && && &&&头陀报晓& & & && && && &供奉行业神& & & & 立生祠
狐妖&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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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尊女卑：
旧时社会风俗。上古母系氏族社会，母亲受到尊敬和崇拜，人群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妇女在氏族公社中居于支配地位，实行母系继承制及男嫁女、从妇居的婚姻居住制度。此时，大约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期。及至父系氏族社会确立，男子逐渐在主要生产部门占据重要地位，妇女在生产中退居次要地位，母系按父系计算，开始实行父系继承制及女嫁男=从夫居的婚居住制度。此时大约相当于青铜器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乃逐渐从女阴崇拜过渡为男根崇拜，男尊女卑意识乃因之而萌生。中国华夏民族至周代，宗法社会形成，男子从属于家族，女子从属于男子。东周以后，贵族阶级实行多妻的妾媵制，严格分别嫡庶，儒家的礼教对女子的行为作了种种的规定。汉代进一步有衍律褒扬贞节，东汉女学者班昭著《女诫》七篇系统地阐扬男尊女卑的观念、夫为妻纲的道理及三从之道、四德之仪，从此男尊女卑观念深入全社会，广泛表现在观念形态及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给妇女带来深重的压迫、歧视及无穷的痛苦。直至近代，启蒙思想产生，西方民主主义思想输入，才逐渐打破这一思想禁锢。《周易.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者道成男，坤道成女。”汉班昭《女诫.夫妇》：“夫有再娶之义，妇夫二适之父，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违也......故事夫如妻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列子.天瑞》：“男女之别，男尊女卑。”
男女授受不亲：
古代交际礼俗。上古男女交际自由，进入宗法社会后，女性逐渐沦为男性的附庸。然直至西周时的中原地区，华夏民族仍多少保留原始氏族的遗风，仲春之月，男女自由相会，尽情欢娱。至战国时期，儒家经典规定的贵族家礼，强调男女隔离与疏远，严防非夫妇关系的两性有过多的接触，不戏允许女子与非自己丈夫的任何男子发生爱情与性关系。在家庭内部，也严格区别男妇，即使递东西也不允许。自宋代以后，士大夫之家，男女之分更为严格，将妇女囚禁于一个狭小的天地，不仅限制压抑和摧残了女性对理想异性的爱慕之情，而且扭曲她们的思想、感情与欲望，使其自觉变成封建道德力量的驯服工具。市井小民等下层社会，虽宽松得多，但也受到较深的影响。《孟子.离娄上》：“男女授受不亲，礼也。”《礼记.曲礼》：“男女不杂坐，不同施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嫂叔不通向，......外言不入于梱，内言不出于梱。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返），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宋司马光《涑水家仪》：“凡为宫室，必辨内外，深宫固门内外不共井，不共浴室，不共厕。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男子夜行以烛，妇人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男仆非有缮修，及有大故，不入中门，入中门，妇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仆无故，不出中门，有故出中门，亦必拥蔽其面。铃下苍头但主通内外宫，传致内外之物。”明沈采《千金记》第十一出：“多谢客官。自古道‘男女授受不亲’，侍奴家放在地下，客官自取。”
贞节崇拜：
中国古代传统意识及习俗。群婚时代，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无所谓“贞洁”。母系氏族社会性，男女两性婚恋同居依然相当自由。原始社会末期，父权制建立，形成男子占统治地位的一夫一妻制。为保证财产传给亲生之子，乃产生要求妇女保持贞操的强制措施。商代，已有嫡庶之分，至周形成严密的宗法制，妇女成为家长的附属物及财产的一部分。在整个封建社会，贞洁崇拜表现为：女性从小被限制在家庭范围内，不得自由接触男性和发生恋爱，从父母之命而嫁，从一而终，夫死则守节不嫁，如遇强暴，要以死殉之；性行为仅仅是为了生育后代；性能交为不洁之事；等等。由此而产生对女子童贞的极端重视，对处女的病态嗜好，对守寡的赞颂和对“烈女”、“节妇”的表彰。周秦至北宋，贞洁仅是对贵族士大夫家族中妇女的道德要求。事实上，宫廷及统治阶级内部离婚再嫁，私通乱伦之事史不绝书。唐人贞节观念颇为薄弱，公主再嫁者达二十三人；虽韩愈之女，也听其再嫁；杨贵妃则原为玄宗之媳，寿王之妃；宋代，王安石将寡媳嫁与门生，二程家有再醮之妇，公主帝姬改适者、丧夫者皆可再婚。及程姬主张“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朱熹进一步阐扬之，明清推尊程朱理学，对贞洁的崇拜才达到神圣和宗教代的地步。因而有夫死守节、未嫁尽节、室女守志、殉夫自尽等普遍现象。另一方面，则是男子多妻、娼妓大量存在及才智之士向妓女中寻求爱情的事实。至清代，有毛奇龄、钱大昕、汪中、李汝珍、俞正燮等学者，发表同情妇女命运的见解，对贞洁崇拜有所怀疑和破除。民间对女性贞洁的观念与实践，则一向较为薄弱。《汉书.宣帝纪》：“[神爵四年]夏四月......（赐颍川）贞妇顺女帛。”汉班昭《女诫.夫妇》：“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父。”《后汉书.安帝纪》：“元初六年二月，诏赐贞妇有节义者谷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近思录》：“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已失节也。”清俞正燮《贞女说》：“尝见一诗云：‘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作烈女。婿死无端女亦亡，鸩酒在尊绳在梁。女儿贪生奈逼迫，断肠幽怨填胸臆。族人欢笑女儿死，请旌藉以传姓氏......’呜呼！男儿以忠义自责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之荣也！”
旧时婚姻风俗。即男女未成年而结婚。古代法定婚龄不一，《周礼.地官.媒氏》：“规定，男不超过三十而娶，女不超过二十而嫁。统治者为增殖人口，多征赋算，或为及早承断帝位，传宗接代，往往下令民间早婚，并亲身实行之。民间从增添家庭劳力，保证财产后继有人等因素考虑，也普遍实行早婚。各代，早婚从未得到真正的控制，因而童幼许婚、指腹为婚等成为普遍的事实。汉代王吉、宋代司马光曾对此提出严厉批评，指明其危害。据统计，历代婚龄如下。战国齐桓公令：男三十，女十五。战国越王勾践令：男二十，女十七。汉惠帝令：女十五。晋武帝令：女十七。北周武帝令：男十五，女十三。唐太宗贞观令：男二十，女十五。唐玄宗开元令：男十五，女十三。宋仁宗天圣令：男十五，女十三。宋宁宗嘉定令：男十六，女十四。宋司马光《书仪》：男十六，女十四。宋朱熹《家礼》：男十六，女十四。明太祖洪武令：男十六，女十四。清《大清通礼》：男十六，女十四。事实上，汉昭帝八岁断位，时上官后才六岁，十岁时册立为皇后；昭帝死，皇后才十四五岁；汉平帝九岁继位，权臣王莽以九岁之女嫁他为皇后。民间，早婚之俗一直为历代所崇尚。汉乐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十六知礼仪，十七遗汝嫁。”《汉书.王吉传》：“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代不明而民多夭。”南朝梁武帝《河中水之歌》：“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婚为卢郎妇，十六生儿字阿侯。”唐李白《长干行》：“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宋司马光《家范》：“及其长成，或不肖无赖，或身有恶疾，或家贫冻馁，或丧服相仍，或从宦远方，遂致弃信负约，速狱致讼者多矣。”
同姓不婚：
古代婚姻制度及风俗。即同一姓之男女不相嫁娶，始于西周初期，是周民族实行族外婚时遗留下的规定。春秋时，人们同姓婚会造成后代畸型及不育已有进一步认识，但同姓婚配仍在贵族中时有发生。战国后，以氏为姓，汉代以后，姓氏不分，因而同姓不婚多有不禁。至唐代，对同姓婚又循古制，予以禁止。宋、元一宗唐律，同姓为婚乾杖而离之。明、清时地域更大，人口众多，早成为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取代了原先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故《明律例》与《清律例》均分同姓、同宗为二，中表面规定两者皆禁止通婚，实际同姓而不同宗也可以结婚。清末册律，将同姓不婚与亲属不婚合并，只禁止同宗结婚。《礼记.大传》：“系之以姓......虽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男女同姓，其生不繁。”《国语.晋语》：“同姓不昏，惧不殖也。”又《郑语》：“气同则不继。”《论语.述而》：“君（指鲁昭公）取（娶）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唐律》：“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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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贱禁婚：
古代关于禁止良民与贱民之间通婚的法令与习俗。古代奴隶、百姓平民与贵族互不通婚姻。秦、汉以后，齐民（平民）与贱民虽有区分，通婚受到影响，但限制仍属礼的约束，法律上尚未有明确规定。汉代帝王后妃中出身微贱者为数不少，如汉武帝皇后卫子夫、李夫人、汉成帝皇后赵飞燕、汉末曹操夫人卞氏，俱出身歌舞倡。自北魏文帝拓跋濬时发布诏书，始明文禁止良贱退婚。唐以后，法令更为完备，严厉规定良贱婚娶为犯罪行为。明代沿之。历代贱民的范围包括官私奴婢、僮仆、官户、杂户、部曲、工乐百户、倡优、隶率、伴当、世仆、惰民、丐户、浙江九姓渔民、广东等地疍民等。雍正初，陆续废除良贱之分，不再禁止通婚，但积习难于骤改，直至1911年后，才有所转变。此种不平等的习俗制度，曾造成男女之间无数悲剧。妓女身在乐藉，属于贱民，非脱藉为良，不能嫁人。婢女为家内奴隶，无人身自由，不能自行择偶或匹配士人，古典文学中的《霍小玉传》、《诈妮子调风月》、《红楼梦》等，深刻反映了这种制度习俗的不合理性。《方言》：“燕北之郊，民而婿婵，谓之藏（也仆臧），女而归奴谓之获。”臧、获皆贱民。《魏女.高宗文成帝纪》：“夫婚姻者，人道之始......尊卑高下宜令区别......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技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唐律疏议.户令》：“人各有偶，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配合？”《唐律.户婚》：“诸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宋刑统.户令》：“奴诈称良，娶良为家女为婚者，所生子孙女从良，女方知男方为奴者，从奴。”《元典章》十八：“妄从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妇，徒二年。奴婢自娶者亦同，各还正之。”又“良家女愿与奴为婚者，即为奴婢；奴收主妻者，以奸论；强收主女者，处死。”《明律.婚姻》：“凡家长与奴娶良人为妻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不知者不坐......若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婚者，杖九十，各离异改正。”
古代婚姻制度的一种风俗。周代，诸侯娶一国之女为夫人，女方须以侄（兄弟之女）娣（妹妹）随嫁，同时还须从另两个与女方同姓之国各请一位女子陪嫁，亦各以侄、娣相从，一共九人，只有夫人处于正妻地位，其余都属于贵妾。媵，相送，引申指陪嫁。诸侯和正妻如亡故或被休径，不可再娶，应由众妾中依次递补，此种制度称为媵妾或媵婚制度。天子媵嫁，与诸侯相似，唯媵嫁数目更多，连正妻共十二人。这一制度，体现了周人对嫡庶的严格区分，但同时也是对多妻的现像的承认，使其明确化和合理化。随着周王室权威的下降，战国时代有的诸侯行天子之制，一娶十二女，表示对周天子的蔑视，但仍被视作“僭越”的行为。至后来，有的甚至娶得更多，或一娶再娶，至此，媵妾制即走向没落。《分羊传.庄公十九年》：“媵者何？诸侯娶一国而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伺一聘九女。”《左传.成公八年》：“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九则否。”
中国古代婚俗的一种。古藉中所说“烝”是指父亲死后，儿子娶庶母；“报”兄、叔死后，弟娶寡嫂，侄娶婶母。起源于奴隶制社会，曾经是符合上层社会道德规范的制度与习俗。春秋时，鲁国受儒家重名分和“夫妇之别”思想的影响，未见有“烝”、“报”的记载，《左传》中“烝”、“报”的实例出自秦、齐、楚、晋、郑、卫各国。烝、报是合法婚配，所生子女，享受应有地位，能够立为诸侯世子或嫡夫人，而“私通”所生子女则受到社会歧视，属于非法。“烝”、“报”有时并非出于男方的意愿，而是贵族集团出于宗族利益考虑的结果，如宋国公子鲍之娶襄夫人，公子鲍为其庶孙，后来襄夫人派人杀死嫡孙昭公，立公子鲍为宋君。烝、报具有奴隶制时代的野蛮特性，上层女性被男方聘娶以后，作为财产，夫死她必须按规矩转房给夫族中另一男子，因而后代法律文献中也称“收继”或“转房”。在地主阶级的封建制确立以后，烝、报渐被视为“乱伦”的淫行，成为偶然发生的现像，要受到谴责 和治罪，不再具有合法性和普遍性，由汉至清，历代王朝都在不同程度上禁止烝报婚，有的还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汉族周围的少数民族，则仍然实行奴隶制的烝、报婚俗，如匈奴、乌孙、突厥、党项羌、蒙古族等。汉成帝嫁宫人王昭君给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生子二人，呼韩邪死，依俗须嫁给单于阏氏（王后）之子为妻，即子妻庶母，昭君上书汉廷求归，成帝勒令其从胡俗，后来昭君与嗣君复株累单于又生二女。又如蒙古瓦刺部女首领三娘子，被其外祖父俺答娶为妻，她劝说俺答与明王朝友好往来；俺答去世，她转房嫁俺答长子黄台吉，为舅父娶甥女；后黄台吉死，又嫁其子撦力克，为舅表兄妹婚。明王朝三次封她为“忠顺夫人”。《楚辞.天问》：“惟浇在户，何求于嫂？女歧缝裳，而同爰止？”浇与女歧是叔接嫂。《左传.闵公二年》：“初，[卫，]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室，不可。强子，生齐子、戴公、父、公、宋桓夫人、秦穆夫人。宣姜是齐国女子，嫁卫宣公为夫人，子为卫惠公。宣公死，齐国贵族逼迫惠公的庶兄昭伯将她收继。又《左传.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鲍礼于国人。宋饥，竭其粟而贷之......公子鲍美而艳，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夫人助之施。昭公无道，未至，夫人王姬使甸帅攻而杀之。”《史记.匈奴列传》：“匈奴之俗，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通志.四夷传》：“党项羌......妻其庶母及伯庶母、兄嫂、弟妇，淫秽烝报，诸夷中尤甚。”《明律集解.户婚》：“若收祖父妾及伯叔母者，各斩。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妇者，皆绞。”
中国旧时婚俗的一种。多数是兄弟亡故收其寡妻为已妻，包括兄收弟媳和弟收兄嫂。个别亦有子收庶母（父妾）为妻者。前者源于古代群婚时期兄弟共妻的现像。进入父系社会以后，父妾作为继承遗产的一部分，往往为嫡子所娶。春秋时期，天子诸侯乱伦之事，每见于史记载。民间，兄收弟妻、弟继兄妻相习成风，直至近代。在盛行买卖婚姻的社会中，贫者无力娶妻，故有鳏寡两相将就之事。明、清法律禁止收继兄弟之妻，但民间实际上并不遵行。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如匈奴等，亦多收继婚现象。《史记.匈奴列传》：“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明律集解.附例.户婚》：“兄亡收嫂，弟亡收妇者，各绞。”
旧时婚姻形式的一种。即女子不出嫁，而招男子入女家为婿。也称作“入赘”、“招女婿”、“招养老女婿”等。是从妻居服役婚的遗留与发展。行赘婿婚之家，大多是因家中有女无男，招婿是为生孙以承继家业。也有因钟受女儿不愿其出嫁，或招女婿奉养自己，依靠其管理产业者。从男方说，一种是家贫无力为子娶妻，借此为子成家，一种是贪图女方富豪，将子入赘于女家。赘婿历史甚古，史称周初之太公望为齐之逐夫，《史记》谓淳于髡为齐之赘婿。秦国商君当政时，贫困之家，男子成年则出赘，令增加赋税收入。秦始皇时，贱视赘婿 ，在政策上予以歧视，曾令赘婿 及囚徒一起赴边屯戌，汉武帝时沿用其制。唐宋时，蔑视赘婿，称为“疣赘”，与儒学思想认为赘婿不能承继本姓为嗣有关。元代法律将赘婿分四种情况。各代政策不一：有的改从妻姓，有的不改姓，有的子女从妻姓；有的可以单独继承妻家财产，有的与女家嗣子均分，有的不承认有继承权。赘婿与其父家，有的视为不再有家族关系，无继承权，有的仍承认有继承权。元、明时，除终身居妻家，赡养妻之父母的“养老女婿”外，也有规定一定年限携妻归男家或与妻家分居的。中国的少数民族如唐代之室韦，近现代南方之壮、瑶、拉祜、傣、彝、纳西、布朗、侗、水、景颇等少数民族，都曾实行赘婿婚，甘肃陇南康县山区至今还普遍存在赘婚习俗。《汉书.贾谊传》：“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王先谦补注引钱大昕曰：“卖子与人作奴，名曰赘子......立有年限取赎者，去奴婢仅一间耳......其赘而不赎，主家以女匹之，则谓之赘婿，故当时贱之。”《旧唐书.室书传》：“婚嫁之法，男先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亲迎其归。役日已满，女家分其财物，夫妇同车而载，鼓舞共归。”宋范政明《岳阳风土记》：“湖湘之民，生男往往作赘，生女及招赘舍居。然男子为其妇家承门户，不惮劳苦，无复怨悔。”《稗史汇编》：“冯布小时有才干，赘于孙氏，其外父（妻父）有烦恼事辄曰：‘俾布代之。’”
门阀婚姻：
古代婚俗现象的一种。自魏晋以下，世代高官的家族成为士族，普遍的农工商之家称为庶族。士族在政治上占有统治地位，形成门阀阶层，高门望族之间互为婚姻，不与庶族通婚，逐渐制度化，造成“士庶不婚”的局面。如有豪门名族与卑门低户（寒族）通婚姻，即被视为有辱士类。南齐永明间，士族王源贪财，嫁女与满璋之，受到沈约弹劾。赵翼《陔余丛考》谓，南朝王、谢之家，女为皇后、男尚公主与皇室结亲者有十人之多。至唐代，太宗抑制中原旧族，重修《氏族志》，降其等第，又诏禁七姓、十家之间互为婚配，同时规定皇家宗室不得娶其女。至高宗时，又严令不得在勋贵、名臣、世族范围内嫁娶，不与庶族通婚，甚至以“禁婚家”自矜门第。经安史之乱后，族谱散失，门阀衰落，士庶不婚的习俗才有所改变。至此，士族内婚之制及风俗乃告废止。然婚姻必须“门当户对”已成固习，宋元以下，虽无士庶通婚的禁令，但官宦之家与平民百姓仍很少通婚，此一现象的形成，关系到家族利益、文化素养、价值观念、生活习尚等复杂因素。南朝梁沈约《奏弹王源》：“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内侍帷幄。而托姻结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辈，莫斯为甚。窃寻璋之姓族，士庶莫辨。其为虚托，不言自眯，王满连姻，实骇物听。此风弗剪，其源遂开，点世尘家，将被比屋，宜置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污之族，永愧于昔辰，力媾之党，革心于来日。臣等参议，请以见事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北齐书.白建传》：“男婚女嫁，皆得胜流，当世以为荣宠之极。”《新唐书.李义府传》：“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孙为婚姻，后虽益衰，犹相夸尚。”《馀姚县志》卷五：“家矜谱系，推门第，品次甲乙。非大族类，即富贵不通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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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婚姻制度的一种。指男子除主要配偶外还要有次要配偶。大约五千多年以前，我国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先后进入父氏族社会，产生了最早的一夫一妻制。随着男子支配的年青貌美的女奴隶的存在，即产生了男子公开或秘密的多配偶现象。甲骨文表明，商王武丁先后有妻三人，宠幸女子六十余人。女奴是贵族男子次要配偶的主要来源，久之即成为事实上的妾。主人去世，则由主人的嫡子垄断承享用，有的则被出卖或赠给别人。周制规定，天子、诸侯皆有媵妾；卿大夫一般有一妻二妾，允许妻死再娶；士阶层，一妻一妾；至于庶民，只允许一夫一妻，因而称为“匹夫匹妇”。妾的来源主要有买而为妾、奔而为妾（未经过六礼的手续而形成的婚姻关系）、夺而为妾、“烝”而为妾（诸侯与庶母或婶母通奸，娶以为妾）、收婢为妾等手段。士大夫之妾，也称小妇、小妻、傍（旁）妻、下妻、侧室等。后世或规定各阶级层纳妾数目，自亲王至庶人递减，庶人须四十以上无子，方听娶妾，违者处笞刑。然事实上很少严格遵守。纳妾的婚姻制度，直至现代才被废除。《汉书.元后传》：“王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多娶傍妻。”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三：“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明会典.刑部律例四》：“民年四十以无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笞四十。”
亦称“养媳”。旧时婚俗的一种。即收养幼女进门，待长成后给子弟作妻子的婚姻形式。周代所实行的媵制，其中夫人之妹与侄女往往年尚幼即随同出嫁；秦汉以后，帝王每选贵戚之劝女进宫，成年后为帝王妃嫔，或赐予子弟为妻妾，皆为童养媳的一种表现。《宋史.后妃传》载，仁宗的所宠幸。“童养媳”的名称，起于宋代。元、明、清时，养媳从帝王家普及于社会，小地主或平民，往往花少许钱财买来，以节省聘礼。由于女家贫寒，养媳年幼，多有遭受虐待者。元关汉卿《窦娥冤》第一折：“老身蔡婆婆......不幸夫主亡逝已过，止有一个孩儿，年长八岁......这里一个窦秀才，从去年问我借了二十两银子，如今本利该银四十两，我数次索取，那窦秀才只说贫难，没有还我。他有一个女儿今年七岁，生得可喜，长得可爱，我有心看上他，与我家做个媳妇，就准了这四十两银子，岂不两得其便？”按，年幼的窦娥，即因其父父债，而入蔡婆婆家为养媳妇。
一妻多夫：
中国古代婚俗的一种。即妇女有一个以上的丈夫。少数民族地区，如西藏，旧时亦有兄弟共妻或朋友共妻的现象。汉族民间，因穷困所迫，或妇女稀少，也有兄弟几人合娶一妻或另请男子帮自己养家的现象，后者称为“招夫养圾”，俗称“拉帮套的”。此外，又有“挂账十年”的名目，为贫苦妇女经丈夫同意，由媒人再介绍一夫，为期十年，聘金归本夫的做法。均属于一妻多夫。现代作家许地山小说《春桃》中女主人公的婚姻，即属‘招夫养夫”、“拉帮套”的形式。《周书.异域传》：“厌哒国位于阗之西......兄弟共娶一妻，夫无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数各加帽角焉。”《隋书.西域传》载：“挹担国（即厌哒国）......兄弟同妻，妇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兄弟多者其数为角。”清赵翼《薝曝杂记》：“甘肃省多男少女，往往有兄弟数人合娶一妻者。”
古代上层社会特殊风俗。女皇帝、太后或公主丧夫或为满足情欲公开地有一个或几个情夫，以其美姿容，故称“面首”。如南朝宋山阴公主有面首三十人；唐代女皇武则天，临朝称制，改国号周，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薛怀义等皆其“面首”。参阅《宋书.前废帝纪》、《新唐书.外戚传.薛怀义》等。
指腹为婚：
旧时婚姻风俗。流行于全国广大地区。即双方家长，于孩子尚未出身之时，即约定为婚姻。又有怕男女长成后，互不相认，或一方不守信诺，将衣襟裁为两幅，各执一幅为凭证者，称“指腹裁襟”或“指腹割衿”。统治者时或禁止，但无实际效用。《魏书.王宝兴传》：“尚书卢遐妻，崔浩女也。初，宝兴母与遐妻俱孕，浩谓曰：‘汝等将来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为亲。”《元史.刑法志二》：“诸男女议婚，有以指腹割衿为定者，禁之。”元关汉卿《绯衣梦》第一折：“俺两家指腹成亲，后来我家生了个女儿，唤做国香，今年十七岁；他家得了个小厮，唤做庆安，他如今穷了也。”清俞樾《右台仙馆笔记.衢州傅翁》：“汝在孕时，与某氏指腹为婚，今其女长成，当为汝娶之。”
亦称“阴婚”。旧时婚姻习俗的一种。即男女两家为死亡的未婚子女联姻。周代民间已有流传，官方曾加以禁止，称为“嫁殇”，嫁殇及娶殇之家，将合婚男女迁葬在一处。，上于统治阶级自身的迷信与提倡，历代盛行不衰。如东汉末曹操幼子曹冲十三岁而卒，为聘甄氏亡女与之合葬；北魏穆崇玄孙平城早卒，追赠驸马都尉，与孝文帝时死于宫中的始平公主冥婚；唐代韦后亡弟洵与萧至宗亡女冥婚，合葬。五代时，郑余庆所作《书仪》，以冥婚为定制，因后唐明宗明删定而未颁行，然可见当时风气所尚。至宋代，专为未婚早亡男女两家说合联姻以赚取财帛的人，称为“鬼媒人”。此种习俗反映了古代灵魂不灭的观念及对幽冥世界的想象。人们普遍相信，不为死去的未婚子女做冥婚礼，死者的鬼魂就会作崇，使全家不得安宁，出于慰藉死者、保全生者的动机，因而形成此种迷信风俗。其残余，在农村至今未绝。《周礼.地官》：“禁迁葬者与嫁殇者。”宋康誉之《昨梦录》：“北俗，年当嫁娶未婚而死者，两家令媒互求之，谓之鬼媒人。通家状细帖，各以父母命祷而卜之。得卜，即制服冥衣，男带女裙帔等毕备，媒者就墓备酒果，祭以合婚。设二人座相并，各立小幡长尺余者于座后。其未奠也，二幡凝然直垂不动。奠毕，祝请男女相就，若合丞焉。其相喜者，则二幡微动，以致相合若一；不喜者，幡不为动且合也。又有虑男女年幼或未闻都教训，男即取先生已死者书其姓名生时以荐之，使受教；女即作冥器充保母使婢。云既已成婚，则或梦新妇谒翁姑，婿谒外舅（岳父）也......鬼媒每岁察乡里男女之死者而议，资以养生焉。”
中国旧时婚俗的一种。即将妻子议价典给他人，典约期满，以价赎回，一般为三年至五年。典妻之外，又有雇妻，即将妻出租，按期收取雇金（租金）。典妻、雇妻与卖妻不同处于暂别人占有，而非永离。多出于下层社会，因饥馑贫病不得已而为。典雇他人妻子者，往往以生子为目的。其俗起于宋、元，尤流行于江浙一带，封建王朝曾以法律加以禁止，无效，乃采取听任态度。现代作家柔石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所述即浙江农村的一典妻故事。
太监娶妻：
古代宫廷风俗。起源甚早。封建皇帝以阉人供奔走厮役，杂治宫中之事，乃至纳妾者。唐代大宦官高力士、李辅国权势煊赫，受诏娶名门女为妻。至明代，宦官擅权，尤成为一时风气，甚且有逼奸民女，夺人之妻、谋杀亲夫，嫖妓纵淫之事。幸亥革命后，清宫太监小德张，居天津租界，时犹有妻妾数人。明沈德符《野获编.内监.宦寺宣淫》：“比来宦寺，多蓄姬妾。以余所识三数人，至纳平康歌妓。今京师坊曲，所谓西院者，专作宦者外宅，以故同类俱贱之，不屑与齿。然皆废退失职及年少佻达者为之。若用事贵珰，极讳其事，名下有犯者必痛治，或致毙乃已，则犹愈于高力士之娶李元晤女，李辅国之娶元擢女也。”又“镇守右少监韦力转，恨军妻不与奸宿，杖死其军，又与养子妻淫戏射死养子。”又《内监.对食》：“太祖驭内官极严，凡椓人（指宦官）娶妻者，有剥皮之刑。然至英宗朝之吴诚、宪宗朝之龙闰辈，已违禁者多矣。今中贵授室者甚众，亦有与娼妇交好，因而娶归者。至于配耦宫人，则无人不然。”
民族婚姻礼俗。居于我国中南部鄂、湘、粤、桂、滇、黔及四川的苗族同胞，自古即有通过“跳月”互相选择配偶的风俗。大多在仲春时节举行，至时，各村寨男女青年酣歌狂舞，各择所欢，相爱以后，始遣媒论婚嫁。明王圻《续文献通考》：“苗人休春，刻木为马，祭以牛酒。老人之马箕踞，未婚男女，吹芦笙以和歌词，谓之跳月。”清赵翼《檐曝杂记边.郡风俗》：“粤西士民及滇、黔苗、倮风俗，大概皆淳朴......每春月趁墟唱歌，男女各坐一边，其歌皆男女相悦之词。其不合者，亦有歌拒之，如‘你爱我，我不爱你’之类。若两相悦，则歌毕辄携手就酒棚，并坐而饮，彼此各赠物以定情，订期相会，甚有酒后即潜入山洞中相昵者。”清陈鼎《黔游记》：“跳月为婚者，立标于野，大会男女。男吹芦笙于前，女振金铎于后，盘旋跳舞，各有行列。讴歌互答，有洽于心即奔之。越月送归母家，然后遣媒妁、请聘价等。”
不落夫家：
亦称“不乐家”、“坐家”、“坐娘家”、“长住娘家”。我国婚姻风俗的一种。起源于古代的对偶婚阶段，兴盛于父权制初期，古代各民族普遍存在，近现代流行于南方少数民族及一部分汉族地区。其表现为，新娘婚后数日，即返娘家长住，短则一二年，长则七八年至二十年以上，待怀孕时才移住夫家。在长住娘家期间，已婚女子与婚前一样，仍然为娘家家庭成员，与父兄一起参加劳动，并享有姑娘的权力，自由与男子交往乃至发生性关系，生儿育女。只有在年节与农忙期间才到夫家小住。夫妻双方皆有性生活自由，彼此不加干涉，都是群婚生活中的一员，于自己的配偶则往往敬而远之。一般女子至怀孕或生育后，年龄已大，丧失了爱情生活的优势，才真正定居夫家。有的民族，新郎接妻子，接几次逃回几次，有“三回九转”及“不跑不是好媳妇”之谚。各民族表现形式与程度不一。史载及民俗调查，实行此俗的有汉族的广东番禺、顺德地区，福建惠安地区，以及黎族、布依族、壮族、门巴族、普米族、羌族、彝族、仫佬族、苗族、侗族、壮族、水族、仡佬族、景颇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鄂伦春族等。此外，汉、满、蒙等民族夫妻婚后即同居，但须至娘家住几天的“回门”礼俗，其原生形态，即群婚时代的“为落夫家”之俗。“不落夫家”是对偶婚家庭向一夫一妻制家庭过渡时的婚姻形式，反映了母系制对父系制的顽强斗争。《后汉书.东夷列传》：“[挹娄族]其婚姻皆就妇家，生子长大，然后将还”。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广东》：“乡中女子，习染归宁不返之风，回转即返母家，及将满月，再回夫家数日。此后则元旦、端午、中秋照例须回夫家过节。有不愿者，先时避匿，谓之走节。节后数日，便归母家。”又“女子出阁后，约留夫家数日，即回转。自是除过年过节外，以在母家之日为多，必俟有子，始肯乐家，否则迟至十年八年者有之。若逼之太甚，则往往轻生服毒死......乡人因女子乐家迟，故早婚者多。中人之家，大约十七八岁（指男子）便置家，盖待新妇乐家，亦已二三十矣。若贫寒之家，则娶者迟，嫁者亦迟，而乐家更迟，往往四十乃有子。”又：“顺邑（指顺德）常有娶妻数年，而不识其妻之面者。每岁翁姑寿辰，或度岁度节，非遣仆役于女家恭接数次，不能望其妇一来，即来亦数日即返。见其夫婿，若遇仇雠，夫妇之道若矣......娶妇非数年后，不能望其常来也。”参阅宋兆麟《共夫制与共妻制》。
若我战死，勿埋我骨；汝心之内，容我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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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称“金兰会”。旧时汉族妇女婚姻习俗及组织。流行于广东广州、顺德、南海、番禺等地。据史载，这些地区的少女，二人或多人结为异姓姐妹者，称为结“金兰契”。她们相互依恋，誓不肯嫁人，即使嫁人，亦必久居娘家而不落夫家。有的被迫在夫家暂住数日，但严密设防，百般抗拒，不与丈夫同寝处。甚至有欲加害于强迫成婚的丈夫，致其于死者。结契者，情同夫妇，誓不相负，也有富于积蓄，而择“嗣女”以继承其财产者。以后，其嗣女复结一金兰契，如血统之关系。此俗以顺德最盛，不仅具有同性恋之性质，且与“不落夫家”亦有直接关系。此种女子，称为“自梳女”。这一风俗，是女性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和夫权压迫的畸形反映。其形成当在清以前，广东地处南方，儒教影响薄弱，遂得寝以成俗。清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四：“广州顺德村落女子，多以拜盟结姊妹，名金兰会。女出嫁后归宁，恒不返夫家。若促之过甚，则众姊妹相约自尽。此等弊习，虽贤有司弗能禁也。”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广东》：“金兰契俗名夸相知，又名识朋友，其俗不知始于何时......如双方颇有意，其一方必先备花生糖、蜜枣等物为致敬品，以为意思之表示。若其他方既受纳，好为承诺，否则为拒绝。至履行契约时，如有积蓄者，或遍请朋侪作长夜饮，而其朋侪，亦群往贺之。写后坐卧起居，无不形影相随，曾梁鸿、孟光不足比其乐也。契约既经成立，或有异志，即以为背约，必兴娘子军为问罪之师，常备殴辱，几成一种习惯法。”又“金兰契之风，以顺德为最盛......女子嫁期有日，必召集一群女子，作秦庭七日之哭，如丧考妣，其金兰友亦在焉。临过门之夕，嫁者必被带束缚，其状若死尸之将入殓。复饱喂以白果等物，使小便非常收缩。及归宁后，其兰友必亲自相验，若其束缚之物，稍有移动，是为失节，群皆耻之，其女必受辱不堪。”又“以故，新婚之夕，新妇每因抗拒其夫之行使夫权，恒至用武，相视如仇。”
古代社会风俗的一种。即妇女在丈夫死后守贞不再嫁人，如翁姑在堂及有子，则需奉老扶孤。起源于周代萌芽的贞操观念。远在秦始皇会稽立石，称“有子而嫁，倍死不贞”及表彰巴寡妇清之前，已有妇女守节的现象。东汉时，统治者对守节妇女往往给予“甄表门闾，旌显厥行”及赏赐谷米的奖励；思想上，班昭《女诫》强调“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然而，汉代至北宋，上自帝室公主、官宦之女，下至平民之妇，夫死再嫁仍是普通的现象，卓文君、蔡文姬、范仲淹之母、李清照，皆曾再嫁。及二程、朱熹等理学家出，提出“明天理，灭人欲”，始将夫死守节强调到“天理人欲之分”的地步，要求妇女自觉、麻木、柔顺地服从封建伦理，走贞节、守节乃至死节的道路。明、清变本加历，加以道德的说教，朝廷的旌表，榜样的劝诱，文人的赞颂，舆论的压力，宗族的需要，遂使“守节”的行为由上层家庭普及于全社会，成为一种潮流和大部分“守”节妇女的“自觉”的行为；成千上万妇女的青春与幸福亦随之葬送，而永远生活在“节烈”的黑暗之中。宋朱熹《知南康榜文》：“婺女陈氏，守节不嫁，遂蒙太宗皇帝赐以宸翰，宠以官资旌表，门闾蠲除徭役，此足见其风俗之美也。”《明史.列女传》：“明兴，著为规条，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照耀井闾，乃至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砥。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虽间有以文艺显，要之节烈为多。”参见“贞洁崇拜”、“殉夫”。
古代社会风俗的一种。自宋儒对于妇女贞节的态度加严后，夫死守节成为妇女的义务及崇高的道德行为，发灰至极端，贞节观念宗教化，即变成夫死而妻以身殉，称为“殉夫”、“殉节”或“节烈”。自尽而死的妇女称为“烈妇”。其方式有绝食、自刎、投水火、吞金、服毒，最常见者为自缢。一般，殉夫的妇女多无子嗣（包括过继之子）或未生育者，有子嗣乾则须抚孤成人。由于明代统治阶级的有意提倡，明代开始出现大量“节妇”以及殉夫而死的烈妇。在教代典簇方面，成祖孝文皇后编有《内训》、解缙等编有《古今列女传》提倡妇德，奖劝贞节；在法制方面，洪武元年，明太祖即下诏，“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 ，除免本家差役，”因而，家族为逃避差役，往往强迫妇女守节（《明会典》）。其间，最为惨痛者为未过门之室女因未婚夫死亡而“殉节”，此种野蛮做法曾遭到明归有光、清毛奇龄、钱寺昕、汪中、俞正燮等进法步学者的批判与谴责 。入清后，康熙帝曾以人命至重为理由，指出不可提倡殉清，然积重难返，由于封建家族利益、社会舆论，妇女自身的内在压力等复杂原因，大量妇女惨死于殉夫的陋俗中。前人统计，二十四史中，《宋史》以前，《列女传》、《后汉书.列女传》等所传妇女，多取才德出众过人的女婿生，虽被掳至匈奴、生子赎归、再嫁董祀的蔡文姬亦得列入，不专着眼于贞节，至《宋史》始专注于不屈于强暴、不再嫁而守贞的事迹，共记录女性五十五人，《元史》记一百八十七人，《明史》记三百零八人，而实际上修史时发现明代“节烈”传记不下万余人。直至辛亥革命前后至“五四”运动，强迫和提倡妇女“节烈”的封建礼教才遭到较为有力的揭露与批判。《北史.列女传》：“盖女人之德虽在于温柔，主节垂名咸资于贞烈。”《元史.列女传》：“衣氏，汴梁儒生孟志刚妻。志刚卒，贫而无子......是夕，衣氏具鸟黍祭其夫，家之所有悉散之邻里及同居防媪，曰：‘吾闻一马不被二鞍，吾夫既死，与之同棺共穴可也。’遂自刎死。”《清史稿.列女传序》：“清制，礼部掌旌格孝妇、孝女、烈妇、烈女守节、殉节、未婚守节，岁会而上，都数千人。”“[钱塘林邦基妻]曾，名如兰，邦基卒，曾立其兄子为后，葬舅姑毕，具牒上具请死，知县慰止之。后十日，题辞，吞金卒。”又“[曲承麟妻袁]嫁未百日，承麟卒，袁仰药殉。”此外，甚至有家族搭台，父母兄弟迫女自尽者。参阅清周亮工《闽杂记》卷七。
亦称“资装”、“陪嫁妆”。旧时婚姻风俗的一种。因女子在母家无财产继承权，贵族官僚嫁女时，除接受男家人大量聘礼财物外，尚须以大量财物赠女带往夫家，以此为荣耀。历代统治阶级嫁女竟尚奢侈，自梳妆镜匣（奁）中脂粉、膏泽、钗梳等物，至衣被用品、金银器皿、珍玩宝物，无所不陪。民间亦染此风，穷苦之民因无妆奁，女大或不能嫁，以至产生不愿生女的心理。唯少数儒家者娶嫁双方，能以俭朴为德。宋司马光《司马氏家仪》：“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是乃驵侩鬻奴婢之法，岂得谓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被欺绐，则残虐其妇，以摅其忿，由是爱其女者，务其资装以悦其舅姑。”明王祎《善俗要义》：“近年婚姻之家，贪慕富贵权势，不为男女远图。故结婚后，随即乖争，计较聘财多寡，责望资装厚薄，兴讼连紊官府，以致男大不婚，女大不嫁。”清张伯行《饬禁婚嫁丧葬华侈示》：“其人省会，唯夸嫁妆......排箱倒笥，照耀街市，铺纨披锦，辉煌里闾，一不物备，女不登车。婿家责备其丰，并且勒索随车田业，折仪银两，痴人变产以应。或勉强无措，稽延年月，女至逾笄，不得出阁......翁姑不问妇之贤淑，但以嫁妆厚薄为爱憎，非所以示慈也；父母不训女以顺正，第欲女挟所有以骄其夫，非所以教义也。”
汉族古代婚礼习俗。盛行于唐代上层社会。新娘出嫁之日，新郎作诗，派人传达至女方催妆，称为“催妆诗”。亦可由宾相代作，诗为五七言近体，多颂赞吉利语。唐陆畅《云安公主下降奉诏作催妆诗》：“云安公主贵，出嫁五侯家。天母亲调粉，日兄怜赐花。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车。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原注：“顺宗女下嫁刘士经，百僚举觞为宾相。”唐卢储《催妆》诗：“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原注：“李翱曲郡江淮，储以进士投卷。翱置几案间，其女见之，谓小青衣曰：‘此人必为状头（状元）。’翱闻，选以为婿。明年，果第一人及第。”
汉族古代婚礼民俗。盛行于唐代。亲迎之日，女方集众人于道途，迎新妇之车至，喧呼作乐，至不能行，必须男方馈以大量财物及酒食，始予放行。称为“障车”。其俗本在惜女，转而变为索财物。障车文，则为女方请人代作，多祝颂之语。唐司空图有《障车文》。唐杜佑《通典.嘉礼三.公侯大夫士婚礼》引唐左司郎中唐绍上表曰：“士庶亲迎之礼，备诸六礼，所以承宗庙，事舅姑，当须昏以为期，诘朝谒见。往者下俚庸鄙，时有障车，邀共酒食，以为戏乐，近日此风转盛，上及王公。乃广奏音乐，多集徒侣，遮佣道路，留滞淹时，邀致财物，动踰万计；遂使障车礼贶，过于聘财，歌舞喧哗，殊非助感，既亏名教，又蠹风猷，诸请一切禁断。”清俞樾《茶香室续钞》卷十：“明张萱《疑耀》云：‘世知有催妆诗，不知有障车文。唐天祐中，南平王钟传女，适江夏杜洪子，时及昏暝，今人走乞障车文于汤员，员命小吏四人各执纸笔，倚马而成。其文不传，想亦催妆之类也。’余谓催妆诗婿氏为之，障车文母氏为之，味其名义可见。”
古代婚俗的一种。流行于汉族地区，尤以唐、宋为盛，后世沿之。即新娘被迎娶至夫家，于入门之时，须在观鞍上象征式地乘坐。“鞍”“安”同声，取其“平安”长久之义。至北宋，又有女婿坐以鞍之俗，近代，趋向一致，于新娘进大门后，先跨马鞍，再登堂行礼。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谓与北朝胡人尚鞍马习俗有关，唐初受其影响。此后在小说戏曲中，常有“一马一鞍”、“好女不嫁二夫，好马不配二鞍”诗语，亦源于此。宋欧阳修《归田录》：“刘岳《书仪》：婚礼有女坐婿之马鞍，父母为之合髻之礼......当时流俗之之所以为尔......今之士族当婚夕，以两倚（椅）相背鞍成，反令婿坐其上，饮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请而后下，乃成婚礼，谓之‘上高坐’。凡婚家举族内外姻亲与其男女宾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视者，惟婿‘上高’坐为盛礼尔。或有偶不及设者，则相对怅然，咨嗟以为阙礼，其转失乖谬至于如此。今虽名儒巨公、衣冠旧族，莫不皆然。”
古代婚俗的一种。宋代，新郎迎新娘到家，成礼后由新房复出，同去家庙参拜祖先时，礼官（赞礼者）授绾有“同心结”之彩绸给新人，各执一端，相向而行，谓牵巾。表示夫妇已连成一体，象征两人从此紧紧结合。其源或谓起于晋升武帝选妃时，对中意者以绛纱系臂。然从其男牵女的形式看，似由奴隶制时代抢亲遗俗演变而成，系臂、牵巾皆对待女俘虏之法。《晋书.胡贵嫔传》：“泰始九年，帝多简良家子女以充内职，自择其美者，以绛纱系臂。”宋赵令寺《侯鲭录》：“晋武帝选女子有姿色者，以绯彩系其臂。大将军奋女不伏系臂。后定亲之家，亦有系臂，续古事也。”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娶妇》：“婿于床前请新妇出，二家各出彩优，绾一同心，谓之牵巾，男挂于笏，女搭于手，男倒行出，面皆相向，至家庙前参拜毕，女复倒行，扶手房讲拜。”宋自吴牧《梦梁录》所记杭州婚俗相同。
旧时汉族婚俗的一种。即在婚仪中使用大红色的成对蜡烛，点燃于厅堂及洞房之内。因其上多有金银龙彩饰，故称“花烛”。六朝时已有花烛，南朝梁时用于新，至唐以后，乃成风俗。其起源似与周代嫁女之家三日不熄烛、以寄离思有关。南朝梁何逊《看伏郎新婚》诗：“何如花烛夜，轻扇掩红妆。”唐张说《乐安公主花烛行》：“罽茵饰地承周履，花烛分阶移锦帐。”
[]: 肖嵘在丐帮树林检到一只叫花鸡，自己吃掉，结果食物中毒，医治后纹银-1 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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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称“闹新房”、“暖房”、“弄新妇”、“戏妇”、“谑亲”等。婚姻风俗的一种。即新婚之夕，男女入洞房后，亲友宾客至房中围观新娘，并以言语行动调戏作弄之。起源于上古，汉代已见记载。自晋代至现代，虽受到学者的严厉批评，却流行日广，花样愈多。近代，南方闹新房以男宾客为首，北方则男女都参加，有“三日无大小”的俗谚。贺客往往集体提出形形色色的苛刻要求，要新人当众作各种羞涩难为情的举动，闹到兴高采烈之时，或将新人引至厅堂，于大庭广众之中，尽情戏谑哄笑。其猥亵粗俗、凶狠无聊，至有闹出人命，酿成悲剧者。少数民族也多有此种风俗。人类学者认为，它属于原始社会掠夺婚的遗迹，成亲以前，凡参与抢亲的男性，皆有肆意戏弄新娘的权利。以新郎为戏弄对象，则称为“谑郎”。汉应劭《风俗通》：“汝南张妙，会杜士家娶妇，酒后相戏，杜士捶二十，又悬足趾，致死。鲍昱决事，减死。”汉仲长统《昌言》：“今嫁娶之会，捶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趋之情欲，宣淫佚于广众之中，显阴私于族亲之间，污风诡俗，生淫长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断者也。”晋葛漆《抱朴子.疾谬》：“俗间有戏妇之法，于稠众之中，亲属之前，问以丑言，责以慢对，其为鄙黩不可忍论，或蹙以楚挞，或系脚倒悬，酒客酗炎，不知限齐，至使有伤于流血、跻折支体者，可叹者也......民间行之日久，莫觉其非。”宋庄季裕《鸡肋编》卷上：“礼文亡阙，无若近时，而婚丧尤为乖舛......如民家女子，不用大盖，放人纵观。处子则坐于榻上，再适者坐于榻前。其观者若称欢美好，虽男子怜抚之，亦喜之而不以为非也。”明杨慎《丹铅续录》：“今此俗世尚多有之，娶妇之家，亲婿避匿，群男子竞作戏调，以弄新妇，谓之谑亲。或寒裳而针其肤，或脱履而规其足，以庙见之妇，同于倚门之倡，诚所谓敝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则晋世已然矣，历千余年而不以变，可怪哉！”参见“谑郎”。
旧时婚姻风俗的一种。与“戏妇”相对。也属“谑亲”的范围。即新郎至女家亲迎或谒拜岳父母，女家亲友戏弄刁难或多所需索，甚至施以鞭棰之苦，以为初婚女子受婆家轻侮的示威报复。人类学家认为，此俗或起于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对于男性以暴力掠夺成婚的反抗。南北朝时，北方此俗尤盛。后世沿之，安徽、湖北等皆有。如合肥亲迎之际，女家于新郎押花轿抵达门前时，必闭门峻拒，多方推阻，及至进门，则要他拜遍姻亲戚友，必使其疲于奔命而后快。到坐席时，众多女眷躲在屏风之后，偷看新郎人品举止，议论纷纷，甚且吹毛求疵，蜚语讪笑，稍一不慎，则哄然大笑，使新郎面红耳赤，情面难堪。广东则在新郎初谒丈人之时，新娘归宁，新郎接踵前来，岳家飨以盛馔，称为“待新女婿”。席间，新娘女伴及姑表叔伯姊妹群集，多方戏谑新郎，或故出难题，让其作答，答不出或不满意时，则由众姐妹议罚。近代西南、西北少数民族也有此俗。如西北新娘出嫁，女嫁亲属多人追随，入洞房时环立于新娘之侧，一人拘新郎作阶下囚状，令跪于新娘之前听审，女家亲属则从旁多方刁难困扰之，必待新娘说“请起”，方始罢休。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礼异》：“婿拜阁日，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杖打婿为戏乐，至有大委顿者。”又：“律有甲娶，乙丙共戏甲，旁有柜，比之为狱，举置柜中，覆之，甲因气绝，论当鬼薪。”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引《黄陂风俗志》：“婿偕媒同至女宅，女宅闭门，请知宾立于户左右迎婿。婿下舆，鼓乐齐作，佑以炮仗，烟雾迷慢，迟之又久，女宅启门纳婿。婿逢门必行跪叩礼，所谓门下子婿是也。至厅婿行谒岳礼，铺以红毡，毡 下必实以三角磁瓦等类以戏之。岳虽不欲，诸姑伯叔不从焉。拜已升座，进三元汤，取八股时连中三元之意，其三元，鱼圆、肉圆；汤圆焉，必重油汤圆，心必重糖，使难于下咽而以笑焉。食已，新娘上舆。”
坐床撒帐：
古代婚俗的一种。流行于汉族地区。形成因时因地而异。即新郎引新娘进洞房，夫妇对拜后，男女左坐于床沿，一群伴娘向之撒金钱彩果，渲染喜庆气氛，并祝愿新人早生贵子，多子多福。其源起于汉武帝迎李夫人之事，目的在祈子。唐代大多往新人身上撒钱。后世或用五谷，或用谷豆，或用谷米，或用麦子掺以花瓣，也有夹杂铜钱者。撒帐时，赞礼者并诵念歌词，称“撒帐歌”。《戊辰杂钞》：“撒帐始于汉武帝。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帐中共坐，饮合卺酒，预戒官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帝与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多得多子也。”吕程玉《言鲭》卷下：“唐景龙中，中宗出降睿宗女荆山公时，铸撒帐金钱，含径寸，重六钱，肉好背面皆有周郭，其形五出，穿亦随之，文曰‘长命守富贵’，每十文系一彩绦。”宋吴自牧《梦梁录.嫁娶》：“礼官以金银盘盛金银钱，彩钱、杂果，撒帐次。”《清平山堂话本.愉嘴李翠莲记》中《撒帐歌》：“撒帐东，帘幕深闺烛影红。佳气郁葱长不散，画堂日日是春风......撒帐下，见说黄金光照社。今宵吉梦便相随，来岁生男定声价......撒帐后，夫妇和谐长保宁。从来夫唱妇相随，莫作河东狮子吼。”
旧时汉族婚俗的一种。流行全国许多地区。即出于贞洁崇拜的心理，要求女子在婚前保持童贞，肉体不受男性侵犯，于成婚之夕检验是否处女。其初行房事时所用之巾，称为“喜帕”。如发现新娘非处女，不举鼓乐，有于次日即交媒人遣返母家者。明人托名汉代所著《杂事秘辛》，记载东汉桓帝时世族女子梁实为明人观念的反映，可与验红之俗相映证。清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南隶永平府某县，其地闺范极严。凡女子初嫁，母家必使侦探。成婚之次日，夫家鼓乐喧阗，贺客杂沓，则大喜。若是日阒然，则女家为之丧气，女之留否，惟夫家为政，不敢与争矣。积习相传如此，虽其意甚善，然亦敝俗也。有王姓，嫁女于李氏。却扇之夕，李以新妇貌陋嫌之，次日托言非处子，不举乐，仍呼媒妁送归母家。女幼失母，随其嫂以居，嫂知小姑无他，乃问昨夜洞房事，则固未合欢也。嫂曰：‘然则安知其不贞欤？’力言于翁，使翁讼于官。官命验之，果守礼谨严之处子也！乃判李姓仍以鼓乐迎归。”林纾《畏庐琐记》：“粤人则重验红，试之果处子，则明日必广取小豚，炙而遍饷亲知，否则阒然，人争耻之。”
旧时汉族婚姻风俗。即成婚后三、六、七、九、十日或满月，女婿携礼品，随新娘返回娘家，拜蝎妻子子的父母及亲属。自亲迎始的成婿之礼，至此完成。此俗起于上古，泛称“归宁”，为婚后回家探视父母之意。后世各地名称不一，宋代称“拜门”，清代北方称“双回门”南方称“会亲”，河北某些地区称“唤姑爷”，杭州称“回郎”。近代通鲍在婚后第三天，又称“三朝回门”。此为婚事的最后一项仪式，有女儿不忘父母养育之恩赐，女婿感谢岳父母及新婚夫妇恩爱和美等意义，一般，女家皆设宴款待，新女婿入席上座，由女族尊长陪饮。新婚夫妇或当日返回，或留住数日，若留住时，则不同宿一室。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娶妇》：“婿往参妇家，谓之拜门。有力能趣办，次日即往，谓之复面拜门。不然三日、七日皆可，赏贺亦如女家之礼。”宋吴自牧《梦梁录.嫁娶》：“三日，女家送冠花、彩段、鹅蛋，以金银缸儿盛油蜜，顿于盘中......并以茶饼鹅羊果物等合送去婿家，谓之‘送三朝礼’也。其两新人于三日或七朝、九日，往女家行拜门记，女亲家广设华宴，款待新婿，名曰会郎。”《再生缘》第七五回：“迅速光阴无几日，姑娘满月要回门。”钟毓龙《说杭州.婚姻.回郎》：“女家邀请亲之喜帖曰：某月某日小女于归，小婿即日庭谒。此即所友谓庭谒也。也名回郎。有单回郎与双回郎、灯彩回郎与不用灯彩之分......双回郎者，新娘亦去。”
汉族旧时民间恶俗。流行于全国大部分地区。女婴生下后，置于水中溺死而不育，先秦时已有，历代史不绝书。少数有识者曾予禁止，并加以反对，然贫民出于经济与劳力上的原因及普遍的重男轻女意识，始终不能根绝。解放后，基本上消除了这一愚昧、残酷的现象，但极个别的情况，仍有发生。《韩非子.六反》：“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不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的便，计之利也。”《南史.刘湛传》：“湛每生女，辄杀之，甚为时流所怪。”宋苏轼《与朱鄂州》：“岳、鄂之间，田野小人，便养二男一女，过此即杀。尤讳养女，[养]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之，率常闭目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宋得臣《麈史》卷上：“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率多不举，为其资产不足以赡也。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则溺之，谓之‘洗儿’，建、剑尤甚。四明俞仲宽，宰剑之顺昌，尝作《戒杀子文》，召诸乡父老，使归谕毋得杀子。岁月之间，全活者以千计。”清陆心源《宋史翼.罗钦若传》：“绍兴间，通判赣州。州俗憎女，生则溺之。乃下《诫溺女文》，下于十邑，禁民之溺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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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送子：
中国旧时生育民俗。祈子法的一种。传说中，麒麟为仁兽，是吉祥的象征，能为人带来子嗣。相传孔子将生之夕，有麒麟吐玉书于其家，上写“水精之子孙，衰周而素王”，意谓他有帝王之德而未居其位。此虽纬说，实为“麒麟送子”之本，见载于王充《论衡.定贤》及晋王嘉《拾遗记》。民间有“麒麟儿”、“麟儿”之美称。南北朝时，对聪颖可爱的男孩，人们常呼为“吾家麒麟”。此后“麒麟送子图”之作。作为木板画，上刻对联“天上麒麟儿，地上状元郎”，以此为佳兆。民间普遍认为，求拜麒麟可以生育得子。唐杜甫《徐卿二子歌》：“君不见徐卿二子多绝奇。感应吉梦相追随。孔子释氏亲抱送，并是天上麒麟儿。”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湖南》引《长治新年纪俗诗》：“妇女围龙可受胎，痴心求子亦奇哉。真龙不及纸龙好，能作麟麟送子来。”原注：“妇人多年不生育者，每于龙灯到家时，加送封仪，以龙身围绕妇人一次，又将龙身缩短，上骑一小孩，在堂前行绕一周，谓之麟麒送子。”按麟麒属于龙族，此乃以龙灯代麒麒者。
又称“试晬”、“试周”、“试儿”。古代人生仪礼发俗。于婴孩达周岁之日举行，以此占其将来志向。《颜氏家训.风操》：“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一年），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岛廉愚智，名之为试儿。”王利器集解：“今四川试儿谓之抓周。”宋楼钥《阿虞试晬戏作》诗：“阿虞匍匐晬盘中，事事都拿要学翁。”《宋史.曹杉传》：“彬始生周岁，父母以百玩之具罗于席，观其所取，杉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须取一印，他无所视，人皆异之。后以武功官至检校太师兼侍中。封鲁国公。”《红楼梦》第二回：“那年周岁时，政老爷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件，摆了无数，与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政老爷便大怒了，说：‘将来酒色之徒耳！’因此便不大喜悦。”参阅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育子》。
古代嘉礼的一种。为汉族男子的成年礼。成年礼起源于原始社会，表示男女青年至一定年龄，性已经成熟，可以婚嫁，并从此作为氏族的一个成年人，参加各项活动。成年礼（也称成丁礼）由氏族长辈依据传统为青成人举行一定的仪式，才能获得承认。华夏族的成年礼，为男子冠礼，女子笄礼。经书记载，实行于周代。按周制，男子二十岁行冠礼，然天子诸侯为早日执掌国政，多提早行礼。传说周文五十二岁而冠，成王十五岁而冠。古代冠礼在宗庙内举行，日期为二月，冠前十天内，受冠者要先卜筮吉日，十日内无吉日，则筮选下一旬的吉日。然后将吉日告知亲友。及冠礼前三日，又用筮法选择主持冠礼的大宾，并选一位“赞冠”者协助冠礼仪式。行礼时，主人（一般是受冠者之父）、大宾及受冠者都穿礼服。先加缁布冠，次授以皮弁，最后授以爵弁。每次加冠毕，皆由大宾对受冠者读祝辞。祝辞大意谓：在这美好吉祥的日子，给你加上成年人的服饰；请放弃你少年儿童的志超，造就成年人的情操；保持威仪，培养美德；祝你万寿无疆，大福大禄。然后，受礼者拜见其母。再由大宾为他取字，周代通常取字称为“伯某甫”（伯、仲、叔、季，视排行而定）。然后主人送大宾至庙门外，敬酒，同时以束帛俪皮（帛五匹、鹿皮两张）作报酬，另外再馈赠牲肉。受冠者则改服礼帽礼服去拜见君，又执礼贽（野雉等）拜见乡大夫等。若父亲已殁，受冠者则需向父亲神主祭祀，表示在父亲前完成冠礼。祭后拜见伯、叔，然后飨食。此加冠、取字、拜见君长之礼，后世因时因地而有变化，民间自十五岁至二十岁举行，各地不一。清中期以后，多移至娶妇前数日或前一日举行。某些地区自宋代以来，仪式简易，不宴请宾客，仅在本家或自家范围内进行。《仪礼.士冠礼》贾公彦疏：“诸侯十二而冠也。若天子，亦与诸侯同，十二而冠......《大戴礼》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左传》云：‘冠而生子，礼也。’”又《仪礼.士冠礼》：“始加（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尔服，敬尔威仪，淑慎尔德。眉寿万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黄老无疆，受天之庆。’”宋朱熹《朱子语类》卷八九：“[冠礼]是自家屋里事，有甚难行？关了门，将巾冠与子弟戴，有甚难？”
古代嘉礼的一种。为汉族女子的成年礼。俗称“上头”、“上头礼”。笄，即簪子。自周代起，规定贵族女子在订婚（许嫁）以后出嫁之前行笄礼。一般在十五岁举行，如果一直待嫁未许人，则年至二十也行笄礼。受笄即在行笄礼时改变幼年的发式，将头发绾成一个髻，然后用一块黑布将发髻包住，随即以簪插定发髻。主行笄礼者为女性家长，由约请的女宾为少女的加笄，表示女子成年可以结婚。贵族女子受笄后，一般要在公宫或宗室接受成人教育，授以“妇德、妇容、妇功、妇言”等，作为媳妇必须具备的待人接物及侍奉舅姑的品德礼貌与女红劳作等技巧本颂。后世改为由少女之母申以戒辞，教之以礼，称为“教茶”。女子年十五岁，则称为“及笄”。《仪礼.士婚礼》：“女子许嫁，笄而礼之，称字。”《礼记.内则》“女子......十有五年而笄。”
亦称“过生日”。汉族寿诞风俗。即庆贺诞生日。起于南朝幼儿生日之宴客，至唐朝渐成习俗。此后，自天子至庶人无不做生日。一般岁数的生日多从简，而逢十的岁数，则比较隆重，称为“大生日”或“大寿”。二十岁前，是大人给孩子庆贺，父母长辈送予礼物，以资纪念；五十岁前是自贺，若小辈已成年，也买礼物庆贺；五十岁在上则是后辈给长辈贺寿，以示孝心，称为“做寿”。此俗之形成，与汉族尊老敬老的民族心理、道德观念有关，因古代寿命越长，越受人尊敬，因而老年人的生日都称为“寿辰”、“寿诞”，过生日为“做寿”，贺生日为“祝寿”等。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自兹已后，二亲若在，生至经日，尝有酒食之事耳。无教之徒，虽已孤露（父死曰孤），其日皆为供顿，酣畅声乐，不知有所感伤。梁孝元帝年少之时，每八月六日载诞之辰，常设斋讲。”唐封演《封氏闻见记.降诞》：“近代风俗，人子在膝下，每生日有酒食之会。孤露之后，不宜复以此曰为欢会。”宋无名氏《爱日斋丛钞》五：“唐太宗谓长孙无忌曰：‘是朕生日，世俗皆为欢乐，在朕翻为感伤；今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颜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负米之恨也！’......泣数行下，群臣皆流涕。则前世人主未以生日为重，而庆贺成俗已久矣。”钟毓龙《说杭州.说风俗.生日》：“有三种不同。其一自出请帖邀客者，其文曰：某月某日贱子几十初度，治筵敬请。其二由子孙出名请客者，其文曰：家严或家慈几十寿辰（如父母同庚而合做生日者，则曰双庆），桃觞敬请。亦有并不出帖，亲友知之而群来祝寿者。出请帖者有意做生日，排场大。不出帖者无排场，备面备席，不过敷衍亲戚。是日竟或他出，但令子孙招待，名曰避寿。”
亦称“祝寿”。汉族民间寿诞风俗。流行于全国广大地区。指为老年人举办庆贺生日的活动。古代有持酒祝人长寿之礼，然并非行于诞日。于诞日做寿起于南朝，盛于唐代以后。一般自五十岁开始。民间重视逢十的诞辰，称寿诞。部分地区，男子逢九之数，提前举行。年满六十岁、八十岁，举行诞生日庆贺礼仪，称“做大寿”。五十以下之诞生日庆贺礼仪，则称为“做生日”。其为老人举行的祝寿活动，有繁有简，视生活条件及本人社会地位而定。一般人家皆发帖邀亲友来贺，礼品有寿桃、寿面、寿联、寿幛等。隆重者需设寿堂，燃烛结彩，做寿者称为“寿星”，于中堂，受亲友的祝贺与晚辈的叩拜。献寿礼毕，入席共饮寿酒，吃寿面。豪富之家，多有令戏班来家，演戏娱宾者。《诗经.豳风.七月》：“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史记.项羽本纪》：“沛公奉卮酒为寿。”《儿女英雄传》第三九回：“有的献过寿文的，有的道句寿词的，无非拜寿祝贺，祝寿翁的百年长寿。”参见“做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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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婚姻风俗。即男女未成年而结婚。古代法定婚龄不一，《周礼.地官.媒氏》：“规定，男不超过三十而娶，女不超过二十而嫁。统治者为增殖人口，多征赋算，或为及早承断帝位，传宗接代，往往下令民间早婚，并亲身实行之。民间从增添家庭劳力，保证财产后继有人等因素考虑，也普遍实行早婚。各代，早婚从未得到真正的控制，因而童幼许婚、指腹为婚等成为普遍的事实。汉代王吉、宋代司马光曾对此提出严厉批评，指明其危害。据统计，历代婚龄如下。战国齐桓公令：男三十，女十五。战国越王勾践令：男二十，女十七。汉惠帝令：女十五。晋武帝令：女十七。北周武帝令：男十五，女十三。唐太宗贞观令：男二十，女十五。唐玄宗开元令：男十五，女十三。宋仁宗天圣令：男十五，女十三。宋宁宗嘉定令：男十六，女十四。宋司马光《书仪》：男十六，女十四。宋朱熹《家礼》：男十六，女十四。明太祖洪武令：男十六，女十四。清《大清通礼》：男十六，女十四。事实上，汉昭帝八岁断位，时上官后才六岁，十岁时册立为皇后；昭帝死，皇后才十四五岁；汉平帝九岁继位，权臣王莽以九岁之女嫁他为皇后。民间，早婚之俗一直为历代所崇尚。汉乐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十六知礼仪，十七遗汝嫁。”《汉书.王吉传》：“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代不明而民多夭。”南朝梁武帝《河中水之歌》：“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婚为卢郎妇，十六生儿字阿侯。”唐李白《长干行》：“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宋司马光《家范》：“及其长成，或不肖无赖，或身有恶疾，或家贫冻馁，或丧服相仍，或从宦远方，遂致弃信负约，速狱致讼者多矣。”
亦称“喊惊”、“喊魂”等。旧时汉族信仰民俗。流行于全国大多数地区。古代认为，人有疾病将死，魂魄离散，须招魂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因而有“招魂”之俗。《楚辞》中《招魂》篇，即与此俗的关。后世婴孩儿童若惊吓所致，以致魂不附体，此时即须叫魂收惊，使魂魄归来，除病消灾。各地方式不一。近代广东东莞风俗，于檐下、床头或受吓的地方，烧几支香及冥纸，将孩子衣服在火焰上方前后摆动，手拿菜刀或剪，在地上拍响，再将米粒撒向四方，口中呼喊：“东方米粮，西方米粮，南方米粮，北方米粮，四大五方米粮。某月某日某某（小孩名）童年来归啊！请到九天玄女、接魄童郎，畀返某某肚胆来归啊！”等等。上海朱家角地区，则以小孩的年纪月生（八字）写在红纸上，置于灶台，纸上放一碗水，并点香烛叩头。然后取一个斗，遮以包袱，点火寻觅社脚下的蟢蛛，并连喊“某官（老大为大官，老二为二官）归来！”直至找到二三个蟢蛛，放在斗中，捧至小孩枕这，边走边喊，放下蚊帐后毕。数分钟后，方可揭开帐子。东北、华北、南京等地，则由家人认定其惊悸失魂之处。一人持呼孩童之名，一人叫“回来吧！”一呼一喊，行至彼处。持衣履者张开衣履，象征性地一张一闭，然后挟于腋下，高呼孩童之名，另一人则答以“回来了！”表示魂魄已被系住。一路上复呼应一遍，则认为灵魂已经复体。此类均自古代传承而来。参阅江绍原《礼俗迷信之研究》。
亦称“殡”。旧时汉族丧葬风俗。流行于全国各地。即死者入棺后，灵柩停放待葬。大多停柩于中家中中堂，设孝堂日夜守灵，在三日内殡葬，有的隔旬安葬。也有移棺于宗祠或寺院之空屋者。周代根据死者社会地位的高低规定殡的时期长短不同。后世官宦豪富之家为择“风水”好地，有将灵柩停殡数年者。也有因战乱不能归葬故乡或财力困乏，暂厝三五年至十余年者。老家去极为普遍。《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又《僖公三十三年》：“四月癸巳，葬晋文公。”按；四月葬晋文公，其间停殡数月。《宋史.后妃传.李宸妃》：“明道元年，疾革，进位宸妃，薨，年四十六......用一品礼，殡洪福院......陪葬永定陵。”元王实甫《西厢记》一本二折：“见今崔夫人领着家眷扶柩回博陵，因路阻暂寓本寺西厢之下，待路通回博陵迁葬。”《西湖遗事诗》：“[张忠烈公]至九月初七就义......释问石，先生同郡人也，买棺殓之，厝于宝石山僧舍，久不得葬。”
丧葬习俗之一。即将死者遗体埋进土中的葬法。普遍流行于世界各民族，始于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土葬墓一般葬一个遗体，也有数人或氏族“家族，成员合葬者。原始公社时期，氏族皆有固定的墓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宗族，通常也有固定的墓葬场，称为祖茔。”土葬以质地不同的棺盛放遗体，并附有殉葬品。我国商代时为厚葬高峰期，不仅殉葬品奢侈，并迫使大量奴隶殉葬。西周时，墓葬大小、棺椁层数、随葬品的种类及多省，都按礼制作了规定。战国中晚期，又产生了以国君为中心的陵墓制度，秦始皇陵于即位后即开始营建，规模巨大。汉代盛兴选择风水的墓地之说，以人殉葬之俗语基本废止，随藜则以陶器、漆器为主。至三国、魏晋南北朝，渐演变为薄葬。自春秋时开始，出现在墓上封土建坟丘的习俗，汉代以下普遍行之。我国汉族、回族等民族实行土葬。土葬的主要形式有：竖穴墓、大石墓、瓮棺葬、石棺葬、砖石室墓、洞室墓、木椁墓、船棺葬等。夫妻合葬的形式起于先秦，汉以后一直流行到近代。《诗.王风.大车》：“穀则异室，死则同穴。”《礼记.檀弓上》：“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又“孔子既得合葬（父母）于防。曰：‘吾闻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
中国古代葬式的一种。即人死后，亲属殓遗体入棺，将木棺悬置于插入悬崖绝壁的木桩上，或置于崖洞中、崖缝内，或半悬于崖外。往往陡峭高危，下临深溪，无从攀登。其俗流行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悬置越高，表示对死者越是尊敬。依据文献及实地考察，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福建、台湾、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区，均有此种葬俗。江西贵溪仙岩、福建武夷山、四川忠县卧马函、四川奉节县夔峡、风箱峡、四川珙县麻塘坝螃蟹溪山崖等地，曾发现大批战国至秦、汉之际的古代悬棺葬遗物。三国吴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父母死亡，杀犬祭之，作四方函以盛尸。饮酒歌舞毕，仍悬着高山岩石之间，不埋土中作冢也。”唐张鷟《朝野佥载》卷十四：“五溪蛮父母死......尽产为棺，于临江高山半肋凿龛以葬之。自山上悬索大柩，弥高者以为至殓死有棺而不葬，置之岩穴间，高者绝地千尺，或临大河，不施蔽盖。”
丧葬方式的一种。即人死后，弃尸郊野或高山巅，使鸟啄食，认为可使死者魂升入天界。我国古代南方、内蒙及西藏、青海等地有此俗。弃尸郊野者也称“弃葬”、“野葬”。掷尸空中者也称“天葬”。《南史.夷貊传.扶南国》：“国俗，居丧则剃除须发。死者有四葬：水葬则投之江流，火葬则焚为灰烬，土葬则瘗埋之，鸟葬则弃之中野。”《太平广记.蛮夷.顿逊》：“其俗，人死后鸟葬。将死，亲宾歌舞送于郭外，有鸟如鹅而色红，飞来万万.家人避之，鸟啄肉尽，乃去。即烧骨而沉水中也。”胡朴字《中华全国风俗志.西藏.藏民丧葬之仪式》：“天葬与地葬稍别，掷尸于空中，使喂鸢鸟，肉尽则碎其骨，同于地葬。肉骨皆尽，然后家人互相庆贺，以为死者升天矣。”
传统丧葬风俗之一。即在人死后，用柴薪将遗体火化，其骨灰或藏或埋，安放之。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1945年在甘肃临洮县寺洼山曾出土盛有人类骨灰的大陶罐。先秦至汉，最初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先秦的仪渠、氐羌、北朝时的突厥等，皆实行火葬东汉时佛教传入，佛教僧侣死后火葬之俗影响到佛教信徒，进一步扩大到民间，以至皇室成员也有火葬者。经唐至宋，更加盛行，江浙、四川等地尤普遍，焚尸之地称为“化人亭”。由于此俗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家伦理道德及经书中的丧葬仪规相悖，宋、元、明、清历代统治者皆曾下诏或颁布法律禁止火葬，违者治罪，因而至明代转衰。然对佛教徒、少数民族不禁。我国实行过火葬葬俗的少数民族有羌、彝、白、纳西、哈尼、怒、布朗、土、拉祜、瑶等。明清以后，唯羌、彝及少数地区的拉祜、纳西等族仍行火葬。此外，藏族的活佛、上层喇嘛或部落头人实行火葬；傣族土葬、水葬、火葬兼行；赫哲族最普遍的葬俗。《墨子.节葬下》：“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北史.突厥传》：”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宋史.礼志》：“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则奉养之具惟恐不至，死则燔熟而捐弃之......河东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宋周辉《清波杂志》卷十二：“渐右水乡风俗，人死，虽富有力者，不办蕞尔之土以安，亦致焚如。”
若我战死，勿埋我骨；汝心之内，容我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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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荆湖路
◇随侍◇卫三
亦称“寓钱”、“冥镪”、“纸镪”、“楮币”等。祭祀时烧化给死者或鬼神的物品。为铜钱形的圆纸片，中有方孔。也有较大的纸，上凿若干钱形者。古代祭祀，原用玉币（帛），然汉代多以真钱随葬，称为“瘗钱”，又祭祀当用驹时皆以木寓马（木制马形）代替，故魏晋以下民间渐以纸寓钱代“瘗钱”之用。至唐代开元时，始用于朝廷祠典。宋初陶穀《清异录》载，周世宗崩，发引之日所用金银钱宝，均为纸钱，其大如碗口，黄色的印“泉台上宝”，白色的上印“冥游亚宝”，为后世黄白纸钱之始。后民间又产生纸上涂薄锡的锡箔，用时叠或糊成元宝形，以纸袋盛装烧化，与纸钱同为民间祭祀必用之物。反映了世俗对“幽冥世界”的普遍信仰，对财富的占有欲和托庇于祖先的心理。唐封演《封氏闻见记.纸钱》：“纸钱今代送葬，为凿纸钱，积氏为山，盛加雕饰，异以引柩。按古者享祀鬼神，有圭壁币帛，事毕则埋之，后代既宝钱货，遂以钱送死，《汉书》称盗发孝文园瘗钱是也。率易从简，更用纸钱......魏晋以来，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于匹庶，通行之矣。”《资治通鉴.唐玄宗开元十五年》：“时上颇好祠神鬼......[侍御史王璵]领祠祭使。璵祈祷或焚纸钱，类巫觋。习礼者羞之。”宋洪迈《夷坚支志.孔雀逐疠鬼》：“日将暮，一小鬼来告曰：‘我辈佩佛敕，行当去此，但公头上有钉未拔，愿多烧冥钱与我，便相为除之。’于是呼干修养饶山散买楮币，聚焚于庭......登时豁然如失，平旦既能起。”
亦称“斋七”、“理七”、“烧七”、“作七”、“做一日”、“七七”等。旧时汉族丧葬风俗，流行于全国各地。即人死后（或出殡后），于“头七”起即设立灵座，供木主，每日哭拜，早晚供祭，每隔七日作一次佛事，设斋祭奠，依次至“七七”四十九日除灵止。此俗汉代尚无记载，大约与佛教传入中国有关，南北朝时已多行之，后世沿而不改。佛教《瑜珈论》谓人死后，为寻求生缘，以七日为一期，如七日终，不得生缘，则更续七日，至第七个七日终，必生一处，以故有“七七”之期及逢七追荐之俗。一说，人初生以七月为腊，一腊而一魄成，经七七四十九而七魄具；死则以七日为忌，一忌而一魄散，经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泯，此为道教魂魄聚散之说。第七个七日，民间又称为“断七”、“尽七”、“满七”。比较受重视的是头七、五七与尽七。《北史.胡国珍传》：“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北齐书.孙灵晖传》：“（南阳王）绰死后，每至七日至百日终，灵晖恒为绰请僧设斋。”《牡丹亭.遇母》：“空和他做七做中元，怎知他成双成爱眷？”《儒林外史》第五回：“自此，修斋、理七、开丧、出殡，用了四五千两银子。”又第四回：“光阴弹指，七七之期已过。”参阅明田艺蘅《春雨逸响》。
亦称“避衰”、“逃煞”等。煞，也写作“杀”。古代丧葬风俗之一。民间相传曰人死后，其魄凶煞复归其家，一次或两次，称为“回煞”或“归杀”，谓能有害生人，因请阴阳家推算其回归之日，届时事家出外避之。其起源当在原始社会，即原始人送葬归，惧鬼魂复返，多设计以阻之之俗。六朝时已见记载，后世沿之，流行于各地，近世犹然，一般丧家于凶煞之日，皆置备酒脯食物，燃插香烛，在灵堂地上撒满草灰，在房门口倚放竹竿，竿上粘以纸钱，然后全家人员避入邻近亲故家中。俟煞期一过，即鸣放爆竹，开门进房视望灰地上是否留有印迹。世俗往往以鼠、猫、犬等动物踪迹误为凶煞。南方又称此举为“接煞”。《三国志.魏志.陈群传》：“后皇女淑薨，追封谥平原懿公主。群上疏曰：‘......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于便处移殿舍......臣以为吉凶有命，祸福由人，移徙求安，则亦无益。’”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偏傍之书，死有归杀。子孙逃窜，莫肯在家；画瓦书符，作诸厌胜；丧出之日，门前然（燃）火，户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断注连。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弹议所当加也。”卢文绍注：“北人逃煞，南人接煞。余在江宁，其俗不知有煞。”《太平广记》卷三六三引唐皇甫氏《原化记》：“韦滂求宿。主人曰：‘此宅邻家有丧，俗云防煞，入宅当损人物。今将家口于侧近亲故家避之，明日即归，不可不以奉白也。’韦曰：‘但许寄宿，复何害也。煞鬼吾自当之。’主人遂引韦入宅。”参阅宋洪迈《妻坚忆志.韩氏放鬼》。
周秦以后社会风习。远古之时，丧葬简单，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阶级竞尚奢侈，讲究厚葬。至秦汉时，随葬品中珠玉珍宝等重物品大量增加，凡生人所用之器，无不列为随葬之物。因而，有专事发掘冢墓，巧为盗取其中珍宝器物以获利者，此风至今未绝。《庄子.外物》：“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苦？’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即指其事。《吕氏春秋.安死》：“惮耕稼采薪之劳，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乐，智巧究屈，无以为之。于是乎聚群多之徒......又视名丘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掘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与分之。”毕沅注：“有人自关中来者，言奸人掘墓，率于古贵人冢旁，相距数百步外，为屋以居。人即于屋中穿地道以达于葬所。故从其外观之，未见有发掘之形也，而藏已空矣。”《汉书.刘向传》：“秦惠文、武、昭、严、襄五王，皆大作丘垅，多其瘗臧，咸尽发掘暴露。”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七：“寿州张侍中、抚州晏丞相俱葬阳翟地，相去数里，有发冢盗，先筑室于二冢之间，自其家窍穴以通其隧道，始发张墓，得金珠宝玉甚多......次发晏公墓......及穿衬椁，殊无所有，供设之器，皆陶甓为之。”
亦称“拔牙”。古代成年仪礼民俗。上古居住今山东、苏北等沿海地区的东夷人，长江中游地区的古荆蛮人，云南边境的濮人及其后裔与东南地区的古越人，皆曾流行拔牙风俗。主要拔除上颌侧门齿左右中主要的一种。考古发掘表明，在青莲岗文化的早期遗址中，即距今约六千五百年，此俗已十分盛行。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是古越人的先民文化遗存，属于这一文化的常州圩墩遗址出土的最早拔牙标本，约比青莲岗文化出土的骨标本共四五二例，可证明越人拔牙之俗大致源于东夷人。其实行的原因，有成年礼说、忌夫说、殉葬说、装饰说、防病说、爱美说等。古越人此一习俗，为其后裔高山族所沿袭。现代，闽、赣等地部分地区、男女青年，有结婚前上下大齿或侧门齿上镶金牙的风气，应是古代越族拔牙习俗的遗风和象征。古越族此俗亦当与男女成年婚配有密切关系，属于成年礼的一种。三国吴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夷洲]女已嫁，皆缺去前上齿。”夷洲，指台湾岛。清郁永河《裨海纪游》：“女择所爱者，乃与挽手，挽手者，以明私许之意也。明日女告其父，召挽手少年至，凿上腭门牙二齿授，女亦二齿付男，期某日就妇完婚，终身归以处。”清黄叔敬《台湾使槎录.番俗六考》：“成婚，男女俱去上齿各二，彼此谨藏，以矢终身不易。”
亦称“黥”、“肤扎”、“点青”、“扎青”等。旧时社会生活风俗。流行于全国大部分地区。即请人用针有身上刻划出各种花图案，涂以青色，使永久不去。所刺形象有植物、动物、人物、景物甚至诗句等。唐、宋时盛行民间，有专门为人刺花的工匠。刺花者多为士兵、市井少年、江湖豪杰之属，借此表示其标悍勇健。其源来自古代南方越族文身以象蛟龙之俗及罪人以墨黥面之刑。《水浒传》中刺花乾有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浪子燕青及阮小五、杨雄等。后世，下层社会中流行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文身断发。”唐段成式《酉阳杂俎.黥》：“蜀人工于刺，分明如画。”又：“上都街市恶少，率髡而肤扎，备众物形状。恃诸军，张拳强劫，至有以蛇集酒家。京光薛公元赏，上三日，令里长潜捕，约三十余人，悉杖杀，尸于市。市人有点青者，皆炙灭之。时大宁坊力者张斡，扎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阎罗王’。又有王力奴，以钱五千召扎工，可胸腹为山、亭院、池榭、草木、鸟兽，无不悉具，细若设色。公悉杖杀之。”又“成式门下驺路神通，每军较力，能戴石簦靸六百斤石，啮破石粟数十。背刺天王，入场神助之则力生。常至朔望日，具乳麋，焚香袒坐，使妻儿供养其背面拜焉。”宋庄季裕《鸡肋编》卷下：“张俊一军，常从行在，择卒之少壮长大者，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谓之花腿。”《水浒传》第六十回：“为见他（指燕青）一身雪练也似白肉，卢员外叫一个高手匠人与他刺了一身遍体花绣。”
古代妇女化妆习俗。即红嘴唇。唐宋宫廷贵族妇女及教坊歌妓习尚以檀（赭红）色注唇。后世沿之。《渊鉴类函.服饰燕支二》引明陈仁锡《潜确居类书》：“唐僖、昭时，都下竞事妆唇，以此分妍否；其点缀之工，名字差繁。”敦煌词《破阵子》：“雪落庭梅愁地，香檀柱汪歌唇。”又《柳青娘》：“故着胭脂轻轻染，淡施檀色注歌唇。”南唐李煜《一斛珠》词：“晓妆初过，沉檀轻注些儿个。”宋秦观《南歌子》词：“揉蓝衫子杏黄裙，独倚玉阑无语点檀唇。”
汉族古代妇女化妆习俗。女子为使眉目分明，容颜美丽，多以青黛等画眉毛，在先秦时已见记载。历汉魏六朝，浸以成俗。至唐五代，画眉的方法与式样繁多，且列绘成图，宋世以后沿之，每见于诗人之吟咏。其具体样式今多已不传，然其俗犹存。《韩非子.显学》：“故善毛啬、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楚辞.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泽只。”《释名》：“黛，代也；灭眉毛去之，以此画代其处也。”《汉书.张敞传》：“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怃。”怃，通“妩”。宋陶穀《清异录.胶煤变相》：“莹姐，平康妓也，玉净花明，尤善梳掠画眉，日作一样。唐斯立戏之曰：‘西蜀有《十眉图》，汝眉癖若是，可作百眉图。更假以年岁，当率同志为修眉史矣。’”明王世贞《宛委馀篇》：“唐明皇令画工画《十眉图》。一曰鸳鸯眉，又名八字眉，二曰小山眉，又名远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峰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稜眉，又名却月眉，七曰分梢眉，八曰涵烟眉，九曰拂云眉，又名横烟眉，十曰倒晕眉。”
古代妇女妆饰习俗。在耳垂上穿上孔，以佩耳环、珠玉等。其俗起自远古，先秦时始见记载。一说起于南方少数民族。《庄子.德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