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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资本主义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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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有关问题集锦 1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 概念：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始形态。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是 指“处在萌芽状态的雇佣关系”，它的发展方向是资本主义。毛泽东在《中国革 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 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 会。” 研究时间：中国学者对本题的研究主要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的， 近年来仍盛。 产生和发展： 有人认为它出现于北宋，也有人上溯至唐，以至更早。多数 学者是把它作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过程，或其起点，认为它产生于明 中叶，到清中叶有了发展。 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考察，一般是从生产力水平、产品的商品性、自由雇佣劳 动的规模等几方面进行的。但因史料多简略，学者在考证、解释上有不同见解， 因而对萌芽经济实体的确认互有参差。比较严谨的看法，认为明中叶，在苏州、 杭州的丝织业，广东佛山的冶铁、锻铁业中，已见多少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 作坊。到清中叶，继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有：江南一些地区的丝织业，陕西南 部的冶铁、锻铁和木材采伐业，云南的铜矿业，山东博山和北京西部的煤矿业， 四川的井盐业，山西河东的池盐业，江西景德镇和广东石湾的制瓷业，一些地方 的制茶、制烟、蔗糖、榨油等农产品加工业，一些地方的染坊、踹坊、纸坊和木 版印刷业，上海的沙船运输业等，共约 20 个行业。又是指这些行业的部分业户， 如景德镇制瓷业， 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只是制坯户中的少数大户， 而窑户中未见。 不过，这是根据史料考察的结果，尚未发现直接史料的行业和地区，不能断定其 必无萌芽。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也是产值和商品值最大的棉纺织手工业，仍属 农家副业，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则可肯定。 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学者中意见更不一致。比较严谨的看法是：在明代 尚只见端倪；到清中叶略可观察到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些事例，主要是经营经济作 物和玉米的业户，又多是在新垦区和山区。 形式和规模 手工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形式是工场手工业。最具规模 的是四川的井盐业。该业在宋代卓筒井基础上，改革凿井、造井、汲卤技术，创造管道运输系统，利用天然气作能源，达到传统手工业可能有的技术水平。一套 井灶约雇有固定工人 100 人。富荣盐场的王三畏堂有固定工 1200 余人，李四友 堂三大灶有固定工 500 余人，大约是当时最大的工场手工业了。云南铜矿虽规 模颇大，但采硐尖分包制度，在一个资本指挥下的工人并不多。煤窑亦然。其他 矿多露天挖掘，史料常记百千以至万人，大约多是商人资本支配下的个体生产者 或农民，非工资劳动者。若冶铁业，一个大炉所需固定工不过 50 人。制造业的 工场手工业一般规模不大，多者不过二三十人。又史料所记常将业主及家属劳动 包括在内，故不足 10 人者尚难确定其资本主义性质。萌芽中的工场手工业，场 内分工不发达。有的工序虽多，但常一人兼作。有的则场外分工甚细，各户互相 协作，工场手工业内部却没有什么分工。 在农产品加工业中，常见有商人雇工生产，与工场手工业相仿，但其经营资 本尚未从商业资本中独立出来。陕西南部的圆木厂、枋板厂规模较大，但亦属木 商附设的加工厂，非独立经营。 包买商形式仅在清代的丝织业中见到，规模颇大。其余如制钉、制针和烧釉 上彩的红炉业中也有一些，但只是锻铁、制瓷业中工场手工业的附属物。 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富裕农民或富裕佃农雇工经营商品性生产、地主 雇工经营商品性生产和商人租地经营农业三种形式， 其中以佃农雇工经营的事例 较多。雇工（折合长工）一般只三四人，多的达 10 人左右。地主有雇工数十人 者，但其中多系供贵族大家庭消费用的庄田，非商品性生产。 作用和后果 以明中叶即 15 世纪来说，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间并不 太迟。但其发展缓慢，直到 19 世纪鸦片战争前，仍只是稀疏地存在，未能象西 欧那样导致一个工场手工业时代，在农业中更属微不足道。它发展缓慢的原因， 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性的原因基本上是一致的， 因而这项研究成为近年来中 国史学界十分重视的课题。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又常是作为 20 世纪初国内外 流行的“外铄论”的对立面提出的， 该种理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只是由于 外在力量或由外国移植而来。因而这项研究有利于澄清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过 程，以及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转化中的有关问题，诸如租佃关系的演变、市场 的适应性、货币资本的积累、行会的作用等。学者们在研究中对这些问题都有探 讨。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很微弱。 但在长期发展中它毕竟已建立了 一种新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制度。以至战后外国资本侵入中国时，它所面临的不 是象它在某些殖民地所遇到的那样一块“反抗资本迁入”的处女地， 而是可以找 到现成的雇佣劳动者包括技艺高超的熟练工人和女工， 以及相应的市场。 事实上， 第一家外资工厂就是在原来中国的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建立的。 第一家洋务派的 军工厂也是这样。民族资本工厂中，从工场手工业发展起来的就更多，在矿业中 尤其多。原来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主要形式的工场手工业， 在鸦片战争后发展日益 迅速，到 20 世纪初期，所有重要手工行业，包括棉纺织业，都已有了工场手工 业户。工场手工业的产值大约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5％。包买商形式也是在战后有 较大发展。农业中，经营地主是在战后才见显著，而富农增长更快，已形成一个 阶层。不过，这时中国已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已不再称为资本主义萌 芽了。但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它们在鸦片战争后的发展，仍是萌芽的继承。 与西欧的比较：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和西欧几乎是同时出现的。然而， 它们的命运却戳然不同。在西欧，资本主义萌芽迅速发展、壮大，强有力地推动 着自己的国家冲破封建牢笼，步入近代社会的门槛。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终究 难以冲破自然经济的藩篱。原因何在？资本主义能在西欧腾飞，得力于重商主义 的推行，而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前提。资本主义萌芽在 中国不断遭受摧残，要归罪于重农抑商政策。重农抑商政策在明清两代表现形式 多种多样。如明清两代屡次颁布禁海令，严禁人民私自出海贸易。明神宗派宦官 充当矿监税使，在工矿业发达地区、广设关卡，处处征税。清朝在全国城镇、交 通要道，遍设税局，征税范围几乎包括全部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明政府还建立 岁办和采办制度来盘剥商人。由于从事工商业必须承担风险，封建地租、高利贷 就有更大吸引力。在明清两代，那些徽商、晋商发财以后，都广置田地，开办当 铺，认为田地是最可靠的产业，放高利贷可以安坐获益。这就大大阻碍着社会财 富向产业资本转化，困而限制了资本主义的成长。 【史界研究】对于我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何时，大体有以下几种看法： 史界研究】对于我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何时，大体有以下几种看法： 战国说。胡寄窗在《中国封建经济成熟甚久瓦解特慢的原因》一文中，认为 如果认为在明清时期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话， 那么认为在战国后期中国已经出 现资本主义萌芽也并没有什么不妥。后者的合理程度并不会低于前者。他的原话 是：“如照多数学者的意见将萌芽时期定在明、清，且不言战国、秦、汉间商人 资本已甚猖獗，而且对唐宋时代手工行业分工之细密、国内外贸易之发达以及货 币信用发展的高度水平等等事实，也将无法解释。且所谓‘明清’，也长达六百 多年之久，约相当于西欧从商业城镇之出现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全时期， 这样笼统的结论，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如将萌芽时期推早到唐、宋或以前，在理 论上亦无违反马克思主义分析之处”。[1] 西汉说。饶会林在 1980 年的时候说：“我国史学界五十年代曾经开展了中国资 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我以为这个讨论未必最后接近了真理，明清萌芽之说也 未必已臻完善。我近年来的学习体会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上限，不在明清， 也不在唐宋，而在两汉。”“根据两汉生产力发展所达到的总的水平看，它是比 西欧资本主义最早萌芽时期（十四、十五世纪）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大约与西欧 十七世纪相当。那么为什么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西欧可以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 马克思肯定的），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国（两汉及明清以前）就不会有 资本主义萌芽呢？”[2]邓福秋在《西汉前期的市场经济和我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一文中， 他从“市场广阔”、“市场机制充满活力”、“资产阶级兴起”、“货币地租通 行”、“信用制度发达”、“平均利润率形成”、“关于‘节驵侩’”（西汉时 期资本的平均周转次数问题）、“关于‘僮手指千’”（西汉时期的童工使用） 八个方面比较详细论证了中国早在西汉时期甚至战国时期就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3]此外，还有 我们比较熟悉的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经过十几年的教育， 在我们的意识中已经形成了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 那么为什么现在出现了这 么多的说法呢？ 在我们受的教育中，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历史条件包括以下四点：第一，生 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切社会生产方式出现与转化的前提，中国资本主 义萌芽的出现和发展也需要生产力在某些方面的突破。第二，商品经济的发展。 马克思说：“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 提。”[4]第三，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是自由雇佣 劳动与资本的结合。到明初开始废除主佃条例，开始了雇工人身解放的过程。第 四，货币资本的积累。资本主义生产是以一定数量的货币资本的积累为前提的。 16 世纪以来，中国外贸大量入超，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条件。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产生了 分歧。 在我们的认识中资本主义萌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经济结 构中的稀疏出现。马克思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的基本特征是拥 有货币资本的企业主使用雇佣劳动从事价值生产，并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 [5]我们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认识就是从这里获得的。此外对资本主义的解释比较 有影响的还有：以韦伯和桑巴特为代表的定性学派，他们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把 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企业精神”， “市民精神”和“以合理而系统的方式追求 利润的态度”。[6]以皮雷纳和罗伯逊为代表的商业学派则认为资本主义即是一 种商业的运动和扩张， 是建立在经济自由和私人财产基础上的“个人主义”[7]。 而《大英百科全书》所下的定义是：“资本主义是一种产品生产属于个人或私有 企业的经济制度”。然而西方史学界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是争论不休，至今也没 有一个让大家都接受的定义。而我国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来自于西方，所以我国 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萌芽”这两个概念的理解也是各有不同， 这又导致 了我们对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间的各种说法。 最近一段时间， 史学界内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一些提 出了许多新颖的看法： 如李伯重： 学术界有一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 就是“别 人有，我们也要有”的“争气”心态。（即情节说）[8]；王家范：资本主义萌 芽问题的研究是一个“死节”。（即死结说）[9]；王学典：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是一个假问题。（即假问题说）[10]。此外，曹树基的《清代台湾拓垦过程中的股份制经营――兼论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不成立》，科大卫的《中国的 资本主义萌芽》论文中也提出了一些了新的观点。 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出现，萌发尚未定型形成气候，而产生在某种意义 上体现出规范性与规模 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不仅要从微观上研究，还要从宏观上考 察，才能定性。 第一，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厂一店，因而不能用举 例子的方法来论证。它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个别人之间的关系。这种生 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时产生的。在这以前， 像在自然和社会史中许多事物一样，它会有一些偶发的、先现的现象，但不能因 此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 这就是说，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必须把考察的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 之中，看这个地方、这个行业有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气候。同时，考察的 对象必须有一定的量，不能相信孤证。必然性是存在于偶然性之中，社会性是存 在于个别事物之中，所以，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总是具有多发性，是可以重复 观察到的。 唐代何明远的丝织厂，仙君册的茶园，即使《太平广记》是可信的话，也只 是一种偶发的、先现的现象。因为那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还不允许新的生产关系出 现。宋代经济有很大发展，当时的中国，在农业、基本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许多 部门，都居于世界先进水平。我想，单从生产力来看，宋代已经有了出现资本主 义萌芽的物质基础。但是，从生产关系和社会条件来看，租佃关系、徭役赋税和 工商业等方面的封建束缚，还未见松弛，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僵硬， 较唐代尤甚。因而，它只能说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准备阶段。 第二，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 的生命力。它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导向新 的生产方式。因而，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应具有延续性和导向性。 这就是说， 我们考察资本主义萌芽， 是要探讨它的历史作用。 任何经济现象， 都是一个过程， 不会突然发生， 也不会蓦地消灭， 必有它的继承性和发展阶段性。 如果我们瞻前顾后，不满足于就事论事，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史，只能从明代后 期， 或者说从十六世纪写起。 这以前， 确也有些个别事例， 如徐州利国监的冶铁， 徐一夔《织工对》中的丝织工场，但都后不见来者，不能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 的起点。我们所考察的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都延续到清代鸦片战争前，并 有发展，看出明显的阶段性。清代前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也要在鸦片战争后 有个交代，看出它们的历史作用。生 产 力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不能用一句话回答。但归根到底，还是要社会生 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力。“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切资 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 （《资本论》第 3 卷，第 885 页） 我国农业，从生产技术来说，大约宋代达于高峰。江南（这个近代中国最富 庶地区）水田的开发，引起绿色革命。耕犁制造的多用途化，可锻铸铁之应用于 农具，早熟稻的引进以及农艺学的进步，使传统农业达于成熟。 明清两代，我国人口和粮食产量都增加约五倍。农产品的增加，主要是由于 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扩大耕地面积所致，属于量的变化。农具和耕作技术，基本 上还是宋代水平。不过，先进地区耕作方法向落后地区传播，稻麦间作和双季稻 的种植， 以及玉米、 番薯的引进和经济作物的显著发展， 引起一定的地域性分工， 这些也都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总之，这期间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适应 人口增加而来的量的扩大，甚少质的变化。因而还不足以突破耕织结合的、小农 经营的封建经济结构，也不足以使农业经营利润从封建地租中解放出来。这大约 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根本原因之一。 明清两代，尽管在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上的封建束缚有了松弛，农业中的资 本主义萌芽却极稀微。据我们看，主要是在某些经济作物中、在新垦区以及在富 裕棚民中，有了一些雇工经营。力农致富的人家曾不断涌出，但他们也不断地转 化为新的地主和旧式富农。这种旧式富农以至佃富农，还不能算是资本主义，或 者只是小业主经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于工业， 只是到后来才使农业从属于自己。 （ ” 《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三册，第 443 页）手工业和农业不同，须分行业 来逐一考察它们的生产力状况。 晚近发展经济学认为， 影响一国经济发展最大的， 往往不是总的生产水平，而是当时起主导作用的工业部门，如十八世纪末的纺织 业，十九世纪末的钢铁业，后来的汽车、电子工业等。 商 品 经 济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 生的历史前提。”（《资本论》第 1 卷，第 167 页） 但是， 不能从商品流通直接引伸出资本主义萌芽。 商品流通不决定生产方式。 这要看：第一，它是否能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大市场；第二，它是否能积累大量 的货币资本。最后还要看，它是否有助于改变自然经济结构。在这些条件下，小 商品生产才能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 我国由于较早地废除领主制割据，贸易一向比较发达。但是，对史不绝书的 商贾盛况，须按不同性质的市场区别不同性质的流通。第一，地方小市场，如墟集贸易。作为小生产者品种调剂的场所，它原是自 然经济的内容之一。只是在资本主义性的商业兴起后，它才具有某些商品的集散 市场的作用。 第二，城市市场。和西方中世纪城市不同，我国的城市原来都是封建政权的 各级统治中心，消费人口大量集中，所以零售商业以及饮食、服务等业一向比较 发达。但是，这种商业（在近代消费社会兴起以前）并不是执行流通任务的职能 商业资本， 而是一种“不执行职能或半执行职能”的“杂种”商业。 《资本论》 （ 第 3 卷，第 320、347 页）象《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繁荣景象， 只不过反映封建经济的高度发达而已。其后，沿交通要道工商业城市的兴起，才 真正反映商品流通的扩大。 这主要是在明清两代。 而县以下的工商业镇市的兴起， 尤具重要意义。 第三，区域市场，如通常“岭南”“淮北”这些要领以及一般省区范围内的 市场。它们是由同一自然条件和共同生活习惯形成的，一般不反映生产的地域分 工，而可视为自然经济的延伸。原来所谓自然经济，并不是一家一户的自给自足 （那从来是不可能的），而是指氏族、村社、封建领地这种“单一的经济单位”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161 页），因为绝大部分经济条件可以“直接从本经 济单们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 （《资本论》第 3 卷，第 896 页）不过， 就一个省区范围来说，究竟它已为商品交换所补充了，尤其是区域内城乡之间的 交换，反映一定的社会分工。但反过来，区域内自给自足的发展，有时也可招致 封建性割据，而不利于商品流通。 第四，突破区域界限的大市场，亦可称为全国性市场，相当于西欧的民族市 场。这种市场的流通，也就是长距离贩运贸易，包括海外贸易。这种贸易才是资 本主义产生的最重要的前提。不过，我国从来不是个海上国家，资本主义的产生 和发展，基本上依靠国内市场。 我国很早就有了比较发达的长距离贩运贸易。但在宋以前，主要是香料宝货 等奢侈品贸易和土贡式的地方特产贸易。这两种贸易，其对象是已生产出来的东 西，不因商业的有无而影响生产方式；其消费又限于皇室和贵族，纵有影响亦微 不足道。明中叶以后，贩运贸易才逐渐以民生用品为主了。 我国几条千公里以上的贸易路线，除从闽、浙出海的南洋航线开通较早外， 南北大运河是明初才全部开通，从上海到华北、东北的北洋商运（非指官漕）到 明后期才居重要地位，而长江航运是清代才畅达上游，汉水和西南水运也是清代 发展起来的。 商人资本的大规模货币积累，也要靠长距离贸易。小地区内的剥削可以积累 财富，但不能积累资本。所谓里有人君之尊，邑有公侯之富，但出不了资本家， 资本家的腿要长些。即使是封建性的大商人资本，如徽商、山西商、陕西商、海 商等，也都是在明后期才显赫，是在、茶、布、木等长距离贩运贸易中发展起来的。 据我们考察， 这些所谓大商人的资本， 在明后期还是 50－100 万银两的规模， 到清中叶以后，有些就可以 1，000 万两计了。 尽管如此，总的看来，明清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仍然是相当薄弱的，自然经 济仍占统治地位。试分析一下鸦片战争前的国内市场。 直到鸦片战争前，我国市场上占第一位的商品是粮食，占第二位的是棉布。 但如除去农民在地方小市场上的粮食调剂，也除去非商品性的田赋和返销粮，则 粮食的市场价值略与棉布相等。粮食的商品量约有 220 亿斤，占产量的 10％， 价值约 1.4 亿两。其中绝大部分是在区域市场销给非农业人口，进入长距离运销 的，主要是运往江浙和闽广的经济作物区，不过 30－35 亿斤。棉布的商品量约 有 3 亿匹（按土布第匹 3.633 平方码计），占产量的 50％左右，价值约 1.5 亿 两。它是分散在全国近半数的农民家庭生产的，因而其销售也主要是在区域市场 和地方市场，进入长距离运销的，不过 3,000 万匹，价值较粮食为小。 市场上最大量的商品是粮和布， 国民经济中最大量的交换也就是粮和布的交 换。这种交换，看来是工农业产品的交换，而实际是农民之间的劳动交换。可以 设想这样一幅图景：几乎每两家农户中即有一家织布，他织的布，除自用外，拿 去换取邻人的余粮。这实际是我国“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基本状态，也是这 种状态下市场结构的基本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双方都是小生产者，朝阳 把自 给有余的东西拿去交换，都是为了谋生，而不是为了牟利。因而，尽管他们有的 已是小商品生产者，也不能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 我国很早就存在着盐民、渔民、樵户、猎户，他们也是小商品生产者，但不 如把他们叫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经济。他们是因为盐不能当饭吃才进入 交换的。纺织农户也有类似之处，因土地不足，或租税过重，以织代耕，概属常 见。马克思论封建时代的城市手工业说，虽然他们是为交换而生产的，但生产的 直接目的是为了维持生活，“因而是使用价值，不是发财致富，不是作为交换价 值的交换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第 516 页） 当然，这是就市场主要部分说的。粮和布已有了一些长距离贩运，但还不能 改变生产方式（尤其遗憾的是没有能在棉纺织业中引起资本主义萌芽），但它有 力地支持了经济作物的发展。在经济作物的加工中，长距离贸易的作用就十分明 显了。如茶、烟、甘蔗的加工，以及竹、楮造纸，商品量都不大，在市场上所占 比重甚小，但都有商人长途运销，并都有海运，茶、糖还出口外洋；在生产上， 它们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反之， 如酒， 酿造量很大， 但和西方葡萄酿酒不同， 随地可以生产，没有远销，也未见资本主义萌芽。 自由雇佣劳动 自由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但是，不能从自由雇佣劳动直接 引伸出资本主义萌芽来。我国历代都有大量的流民，他们已摆脱土地束缚，并且是“无族姓之联缀， 无礼教之防维”，除乞讨寇盗外，就形成自由的雇工。当资本主义出现时，就遇 到这种雇工的“现成形式”。 对于封建社会的这种自由雇工，马克思曾讲过三种情况。（1）他们不是被 用于生产劳动，而是用于增加雇主享受的服务。（2）他们已被用于生产劳动， 但是为了生产使用价值，而不是生产价值。（3）雇主也出卖产品，“因而自由 劳动者为他创造了价值”，但出卖的只是多余的产品，以换取奢侈的消费，因而 只是“伪装的”劳动力购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第 468 页）在这三种情况下，支付给雇工的都不是垫支资本，而是雇主的收入，因而不 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 到清代，雇工已多半是“无主仆名分”“同座共食”了，但上述三种情况， 尤其是在农业雇工上，都还值得考虑。 郭老（沫若）说了研究奴隶制和封建制，先看劳动者，分不很清，因为奴隶 和农奴都很苦，史料记载差不多。后来看奴隶主和地方，倒比较容易辨别。我想 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也是这样。不能单看劳动者是否人身自由，还要看雇主。“资 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雇佣劳动与资本》第 29 页）就是说，要看他们是受雇于资本呢，还是受雇于别的东西。 资本的古老形式是商人资本，它作为货币财产，在历史上是与地产权力相对 立的。所以，如果雇主是商人，问题比较简单。如果是地主，就麻烦了。凭土地 权力雇工， 无论工人自由与否， 都与资本主义不沾边。 原则上讲， 地主作为地主， 不能变为资本家。 因为土地不是资本， 也不能转化为资本， 只能转化为虚拟资本。 马克思讲产生资本主义的二个途径、三重过渡，都没有地主变资本家一条。地主 变资本家，比他们进天堂还难。 然而，我们所遇到的，往往不是单凭土地权力，而是凭他们积累的财富来雇 工的。这就涉及到经济史上的国民积累与消费的问题。近来国外颇有人研究，有 人认为，到乾嘉时代，我国的国民积累已趋于零；有人则认为，乾嘉以来，积累 增至国民收入的 22％。据我看，关键在于他们都没能区别不同性质的积累： （1） 封建积累－地租及其转化形态；（2）货币积累－主要是商人资本；（3）资本的 原始积累－马克思称为真正的积累。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萌芽不同，它不 是一个渐进过程，而一个爆发过程，在鸦片战争前，这个过程还没有开始。资本 主义萌芽主要依靠货币积累，而封建积累是使用价值，很难转化为资本。 鸦片战争后我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时期，确有不少地主投资于近代工业，我 们考察到的有 113 人。但是，其中没有一个是土地主，他们大都与洋务、税政、 通商有关，并有某种官衔，他们的投资也主要不是来自地租，而带有原始积累性 质。农业资本家并不是把地租转化为资本，而是依靠货币积累，其条件是地租之 外，出现经营利润。地租转化为资本（经营地主），也需要同一条件，而这个条 件直到二十世纪还很微弱。前面我说旧式富农不是资本主义，就因为他们的财富 （和新式富农不同）大半还未转化为资本。不仅在农业上，在采矿业、山林业以 至四川井盐业中，有些人的投资也是不能作资本看待的。乃在农产品加工中，也 有这个考虑， 如甘蔗制糖， 台湾有富户开设的“头家廓”， 广东有上农开设的“一 人一寮”，文献未详，只好存疑。 在富户以及小生产者分化出来的富裕户雇工中，还有个雇工数量问题。过去 我们常把自己参加劳动、雇工不多的小业主，即所谓上层小资产阶级，划入资产 阶级，这是不科学的。1980 年才把他们划出来，“资产阶级”一下子少了四、 五十万人。最近，又有雇用师傅一人、学徒三人、帮工二人都不算资本主义的规 定。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更要注意，因为当时的手工劳动中剩余价值率是很低 的。史料往往不分业主、家属和雇工，笼统提若干人，我想如所讲在十人以下， 可以不去考虑它。 在小生产者分化的场合，还有一种情况。有个大家熟悉的材料，即苏州丝织 业中，“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数百人，嗷嗷相聚玄庙口， 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飧计。”（蒋从化：《西台漫记》卷四）这些小户， 虽出卖劳动力，仍然是机户，不过是失业户。大户也是机户。大小户之间的关系 是临时性的，今天你呼我织，明天另走他家。“在那里也存在着对资本的依附和 雇佣劳动， 但还未形成任何牢固的形式”， “业主同工人之间的差别较小”。 （ 《列 宁全集》第 3 卷，第 393 页）这种雇佣劳动，我看不能算资本主义。这是明代的 事。依此，元末《织工对》中的织工竟那样来去自由，也就不足为怪了。自由， 自由，正因为他们还未牢固地依附于资本。 另一方面，也有雇工不很自由以至很不自由的情况。其一是许多雇工并没有 脱离土地，有些还是一到耕种季节就要回家去种地。“因为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 业的资本主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使工人完全离开土地，可是，它丝毫 也不因此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189 页）事实上， 直到二十世纪，我国许多近代产业工人仍然没有完全脱离土地。其二是行帮的束 缚。不入帮的不能就业，入了帮的又不能自由就业。行帮以清代为盛。它当然有 封建性质。但它是由雇工组织的，是因有雇佣劳动制度才产生的，只能说是资本 主义中的封建主义。后来，在民族资本的大机器工业中，以至在外国资本的大机 器工业中，也都存在。其三是把头制，走到极端的如煤矿业的关门锅伙，“一经 诓入，即同黑狱”。这也延续到后来的外资企业和华资企业中。它不仅是封建性 的东西，还有奴隶制的东西。这只能依靠具体分析。如清前期北京西部的煤矿， 有关门锅伙，有开门锅伙，也有自由雇工。就我们所见材料，自由雇工还是主要 的， 总的说， 仍然可算是资本主义萌芽。 但是别的地方的煤矿， 就不能一概而论。 资本主义萌芽的形式撇开农业上经营地主和富农，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大体可归结为两种形式，一 是商人支配生产，一是工场手工业。这实际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两个途径。 马克思称之为“商人直接支配生产”，直接一词未悉何意。不过，象列宁在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所列包买商的五种形式，其前三种我看不能算是资本 主义萌芽。这里，商人是通过买卖关系、借贷关系、交换关系来支配生产，尽管 可以控制市场、价格以至原料供应，并没有改变小生产者的生产关系。否则，买 青苗的情况非常普遍，亿万农民都进入资本主义了。其比较直接的，如江西纸坊 的压槽，广东糖房的贷本，也还是停留在借贷关系上。以棉纺织业而论，明代嘉 兴已有商人“以棉换布”之事，清代续有发展。但这种交换是“较其中幅以时估 之”（《南浔镇志》卷二四记 1809 年左右事），即先估时价，只是成效时免除 秤银找钱手续而已。并且布产区多在棉产区，商人亦无垄断作用。大约在棉纺织 业中，“以棉换布”不能形成资本主义萌芽，到“放纱收布”阶段，才产生真正 的包买主；而“放纱收布”和“放机”是在二十世纪有了洋纱（机纱）之后才出 现的，土纱不能放（甚至在洋经土纬时还不能放机）。这也是我国棉纺织业未能 出现萌芽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代丝织业中的帐房可称为包买主的典型。它不仅支配织绸的机户，而且支 配染坊、掉经娘、络纬工，牵经接头工等，并且大多是计发工资形式。因而掌握 全部生产过程，是相当完备的资本主义。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丝织业在明后期 已有工场手工业出现，而到清前期反而基本消失；它被较完备的包买主制所代替 了。和过去我们的想法不同，在资本主义萌芽中，并没有一条由商人支配生产向 工场手工业发展的规律。 善于包买主的言论虽然很多，但作为资本主义萌芽，我产还只是在丝织业中 看到；另外，佛山的铁钉、土针业，景德镇和石湾的红炉业（釉上彩）中有一些， 只不过是冶铁、瓷器中工场手工业的附属物。在农业和农家副业中的包买主制， 主要还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发展起来的，我们不作萌芽讨论。这大约和明清两代的 牙行制度有关，商人不能和小生产者直接打交道，也就无由产生包买主。 在资本主义萌芽中所见的商人支配生产，主要不是包买主制，而是商人雇主 制，即商人雇工生产。 商人雇工生产，在农产品加工中最为普遍，从砻、磨直到油、酒、酱、醋。 它们多半是前店后厂， 也有的是附设作坊。 按说既是商人雇工， 即是受雇于资本， 为市场而生产。但是，要确定它资本主义性质，还必须有雇工规模和生产关系的 具体材料。据我们考察，还只有某些地方的制茶、刨烟二项比较肯定。此外，棉 布加工中的踹房， 虽已独立出来， 但实际是布商发工资， 仍可视作商人支配生产。 至于商人开设的纸槽、糖房，则多半已独立成为工场手工业了。 商人投资设厂和商人雇主制的区别，在于他们的投资是否转化为产业资本。 例如商人在陕南开设的园木厂、枋板厂，投资颇巨，但所产木料，一般仍是由该 商人运出山来， 以至运往外省销售。 这里， 投于木厂的资本并未转化为产业资本，其利润也主要是运销利润， 并由信在大城市的商号统一核算。 反之， 如京西煤矿， 也是商人投资，而所产的煤大都是就地卖给贩运商，煤矿的资本也就转化为产业 资本，它就不是商人支配生产，而工场手工业了。 商人支配生产，还有一种形式，即商人租地种植茶、果木、蔬菜，以及如在陕南 所见的木耳厂、黄连厂之类，也都是雇工生产。并且，商人是把种植、加工、运 销联合起来，统一经营，可说是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一种高级形式。它和经营地 主不同的是，它已摆脱土地权力，单凭资本权力来经营的（也有商人购买茶园之 例，但那也是资本购买生产资料）。 说商人支配生产不改变生产方式，那是指包买主而言，在商人雇工生产的场 合，就多少改变生产方式了。不过，更多的革命作用，还是工场手工业。在我国 的资本主义萌芽中，也是以工场手工业为主。 工场手工业的一个特征是劳动分工，这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恐怕 不能过于强调，不能和《资本论》中所述西方工场手工业时代（而非萌芽时期） 的情况并论。 有些行业， 如采矿以至航运业， 本来没有多少劳动分工。 有些行业， 如造纸，虽说“过手七十二”，实际一人可兼不同工种。而更多的是，由于场外 分工发达，场内分工反而简化。如景德镇的瓷器业，即因过分专业化，窑、作、 行、店林立，乃至一行只生产一种产品，其工场手工业的规模也就十分可怜。重 型的如四川井盐业，轻巧的如苏州丝织业，都有类似情况。一方面，小生产的专 业化协作妨碍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另方面，不能把场内分工多少作为工场手工 业的标志。 恐怕最重要的还是看一个资本雇佣下的劳动者的数量。这需要具体分析。例 如采矿业，史料记载，动辄几千人、数万人。若说一个矿场上，几千人几万人都 有人给他们发工资， 那是不可想象的。 他们很可能是小生产者或从事副业的农民， 矿商或冶坊主收购其矿砂而已。煤矿例外，因一般需开竖井，金属矿则多是挖窿 或采散砂。又如冶铁业，常有“每炉聚集二三百人”，“一炉多至五七百人”的 记载。哪会有那么大的资本家？这是把采矿、烧炭、运输的人夫都算进去了。矿 砂和炭，很可能是向小生产者收购，运输可能是按件向个体劳动者付运价。一个 冶铁炉，所需不过 50 人，这也够成为工场手工业了，但在铜、银、铅等冶炼上 则未必。四川井盐业是工场手工业中规模最大的。但它用工最多的是“担盐之 夫”、“盐船之夫”，其次是“挑水（卤）之夫”。前两种都可用按件或按程计 价的办法解决；担水夫则史料有记载，都是临时工。一套井灶所雇用的固定工人 大约不超过 100 人。富荣盐场头号资本家族王三畏堂雇用的固定工人共 1，200 余人，二号资本家族李四友堂三大灶共雇用固定工人 500 余人。这恐怕是当时最 大的工场手工业主了。 结 论 本世纪初，曾有一种理论，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 义的作用下产生的，即所谓外铄论或移植论。最初，这是因为，在《资本论》介 绍到中国以前，人们并不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含义，而以为资本主义就是那些有高大烟囱和机器隆隆作响的工厂。这样，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就只能在精 神上去找原因了。其后，人们了解到资本主义三阶段的历史，但是，中国并没有 一个象西欧那样长达二、三百年的工场手工业阶段。因而，外铄论又助长了否定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论断，成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理论根据。 1936 年，吕振羽同志在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首次提出中国资本主义 萌芽（工场手工业的原始形态）的概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关于中国 社会性质的论战中讨论到这个问题。1939 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 共产党》中明确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 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 会。”经过五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努力，这个问题应当说已基本解决 了。 历史上有移植的资本主义。《资本论》第一卷有一章《现代殖民理论》讲的 就是这个。当时，欧洲殖民主义者要把机器、生活资料连同工人一起运到澳洲或 美洲，才能建立工厂。而到那里后最大的苦恼是找不到工人，甚至带去的工人也 离开工厂，去做拥有自己土地的独立农民去了。“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殖民地，即 自由移民所开拓的处女地。” 但中国不是这样一块“反抗资本迁入”的处女地。当西方侵略者来到中国 时，他们遇到的是现成的工人，包括技术高超的熟炼工人。事实上，第一家外资 工厂，即 1845 年广州的柯拜船坞，就是收买原来中国手工船厂的泥坞建立的。 后来在上海建立的外资船厂也是这样，它们并通过行帮，利用中国技术工人，实 行包工制。第一家洋务派的军工业，即 1861 年的安庆内军械所，也是在工场手 工业的基础上建立的。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即上海发昌机器厂，原来也 是一家工场手工业，1869 年采用车床，就变成机器工业了。无论外商、洋务派 或民族资本家，当他们建立丝厂、棉纺织厂时，都毫无困难地找到女工。因为妇 女离家进厂，已由资本主义萌芽铺平了道路，并于光绪初清政府的一场廷议中解 决了。 然而，理论斗争并没有结束。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国外，曾流行一种中国封 建社会长期停滞的理论。这种理论，多是基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偏见，也有的是出 于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误解。其结果，都是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中国的 近代化，寄望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这种停滞论彻底破 产了。但是，在六、七十年代，在国外，主要在美国，随着发展经济学的流行， 又出现多种关于旧中国的“不发展经济学”。其中有些理论如“传统平衡” （Traditional equilibrium）的理论，“高度平衡制约”(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的理论，实际是停滞论的翻版。因“平衡”失去内部动力， 中国经济的“起飞”或打破平衡，就只有依靠外国资本主义到来了。 这些理论，一般是只注意生产力，忽视生产关系的演变。但也启发我们，应 当从生产力、积累与消费，以至人口与环境，特别是从计量分析方面，进行深入 的研究。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规模、结构和发展速度，要有正确估计。我以为，过去是有些夸大了。总的看，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直到鸦片战争前仍 是十分微弱的。农业和棉纺织业中缺乏资本主义萌芽，尤为致命伤。 近年来国外有一种理论，认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在不同地方几度出现， 兔起鹘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并无直接关系。在中国，也有人认为，明 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后来中断了；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并不是萌芽 的继承和发展。这可称为中断论。 本文开始时说过， 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 具有延续性和导向性， 除非有不可抗力量，它不会夭折。在西欧，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和北欧低地国家 某些城市的资本主义萌芽，后来衰落了。这是因为东西方贸易的航路改变了，或 是因为荷兰的舰队败绩，为英国所代替。对于这些城市的工商业来说，这都是不 可抗力量，因为这些城市的资本主义萌芽，本来是在海外贸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 在中国，如佛山的冶铁业，后来衰落了，那是因为广东的铁矿枯竭了。云南 的铜矿业也是这样， 至今不能恢复。 再如陕西南部的木材采伐业， 由于只伐不植， 老林砍尽，并由于生态破坏，连同当地的药厂、纸厂，一起衰亡了。这都是不可 抗力量。 我国的传统手工业，在鸦片战争后，受到帝国主义商品入侵的破坏，原来的 资本主义萌芽也同归于尽。但这一点，常是被夸大了。据我们考察，这种破坏， 主要是在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农民家庭手工业方面，尤其是手工棉纺业，而不是 在独立手工业方面。有人考察了 32 个传统手工行业，鸦片战争后衰落的有 7 个， 继续维持的有 10 个，发展并向机器工业过渡的有 15 个，另外还有新兴的手工行 业 1 个。 并且可以看出， 在我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中， 简单协作、 工场手工业、 大机器工业这一过程，同样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形成一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而已。 近代纱厂，是另起炉灶，面粉厂就不完全如此，机器厂大部分是继承来的，轮船 业也有原来沙船业的资本。 我们考察在清代前期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 行业，它们在鸦片战争后，只有踹布和刨烟两业被外国商品所代替了，蓁都继续 维持下来，并有 9 个向机器生产过渡，它们代表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主流。 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不仅是研究历史，也是一场理论斗争。资本主义萌芽 的历史作用不容否定，但绝不能夸大。当前，应当重视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 缓的原因的研究，因为，这大半也就是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 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这样告诉我们：“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末。” 其理由是明末出现了雇佣劳动和手工作坊。 但我认为明代的环境不适合资本主义 的产生，即便是萌芽。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常被认为是君主专制的几千年，固然有道理，但其实是一 个君权不断弱化的过程。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中国 2000 年的封建统治，到 唐为止，中国的君主制度，以皇帝和天命直接统治国家，中层（即政府）脆弱， 法制简单，政府力量不及，出现“皇帝即政府”的现象。李世民设三省六部，有 了政府的雏形，但皇权凝聚于上，皇帝仍是大权独揽。直到明朝，洪武、永乐二 帝之后，君权有明显弱化的趋势，而政府（内阁）却在不断加强，政令往往出于 内阁而非皇帝（当中还有宦官的掣肘）。在权力的顶峰出现了三个利益集团：皇 室、太监和政府。终明一代，这三个集团都在不断的斗争之中，而到了明晚期万 历皇帝，张居正掌权时，这三个利益集团几乎达到了平衡的状态，即彼此相互依 靠， 对权利分配感到满意， 这种均衡几乎一直延续到明亡。 我们学经济的都知道， 一种均衡状态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因此在明朝那种均衡下，是不会有重新分配权 力的要求的，也就是说，要求变革的力量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从政治条件上 说，明朝没有资本主义产生的政治基础。 数千年以来，中国封建社会都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的，到明朝 也不例外，万历朝，张居正曾推行“新政”，而他的“新政”则是把“重农”作 为重中之重。因此，说明朝仍然是农业社会毫不过分，并且这种农业社会的程度 还相当深。突出表现是，明朝社会中，商人的地位并不高，商人也没有聚集大量 社会财富，并形成一个阶级，因此无法演变成早期的资产阶级。值得一提的是， 明朝在思想启蒙方面超过了前朝，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徐光启，他钻研西学，但并 没有提出任何改革的建议和主张，这也是符合当时政治经济条件的一种必然。至 于雇佣劳动和手工作坊，那只是伴随着技术进步而出现的必然现象，只能作为中 国技术进步的见证罢了。 所以， 在我看来，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间应该向后推 200 年左右， 到清同、 光年间的洋务运动。 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的清政府元气大伤， 在平定太平军的战斗中洋人的实力 又给了清军强烈的刺激，为富国强兵，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一批有识之士发 起了所谓“洋务运动”，而在洋务运动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则是曾、李所 意料不到的。 这个时候的中国，从政治上看，内忧外患，皇室衰微，政府无能，国内要求变革 的声音一日高过一日，封建君主专制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太平天国运动更 是沉重打击了满洲贵族的统治基础，满汉矛盾日益尖锐；从经济上看，洋货大量 涌入中国， 其价廉物美的机械化大生产的产品大大冲击了自给自足的中国传统农 业，使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摇摇欲坠；一批留洋归来的青年带来了国外的先进思 想、技术和管理方法，也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发芽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同时，有 一批通过和洋人作生意发了财的商人手中聚敛了大量财富， 他们渴望拥有与他们 的财富相适应的政治地位，他们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提供了阶级条件，尽管我 们尚不能称他们“资产阶级”。在这些背景和条件下，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悄悄 出现了。提到洋务运动，就不能不说一个人，这个人和我们学校也有着特殊的关系，他就 是张之洞。他在湖北推行的洋务，应该说是当时最具典型性和最有成效的。 现代工业的雏形 就任湖广总督后，张之洞办了一系列的工厂，如汉阳铁厂、汉阳枪炮厂等，这些 都采用了国外同期最先进的技术，其规模、效益在当时的亚洲都首屈一指，堪称 中国最早的现代工业的雏形。和其他洋务大臣不同的是，张之洞的工厂也在一定 程度上采用了西方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组织形式，比如在铁厂的建设中，当时的中 国第一实业家盛宣怀为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曾向张之洞提出招集商股，即发行 股份，用以聚集商人手中的钱来办事（这实际上带有现代股份制的一些特点）， 但被张之洞拒绝了， 理由是官家办事是为民造福， 和商人搅在一起则带有功利性， 后来采用了折中的“官督商办”，即商人出钱，管理工厂，但要接受总督衙门的 监督。 张之洞的做法在具有鲜明的进步性的同时，也带有明显的局限性。最重要的是， 他不把这些工厂作为一个赢利性的企业，而是作为政府部门，不追求利润，而我 们都知道，现代企业，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张之 洞认不清这一点，所以他的厂办不下去，最后还得依靠盛宣怀。这也是我把它称 做现代工业的“雏形”的原因。 融资方式的变化 应当指出， 这里说的“融资”仅仅指筹集资金， 而与今天说的“融资”有所不同。 除了上文指出的，以股份制筹集资金之外，张之洞还巧妙的运用了发行劣币的手 段。在湖北出现资金短缺时，他下令铸造一种铜圆，含铜量约相当于 2 文铜钱， 总督衙门强行规定一枚铜圆值 10 文铜钱，这样政府净赚 8 文，由于银价固定， 湖北每年可增加不少收入。应该说，这种手段已经超出了中国传统经济的范畴， 明显的带有西方资本主义的色彩。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失败的，因为铜圆发行的多了，对政府没什 么影响，老百姓就不一样了，久而久之，铜圆就相当于铜钱了，因为太多，这就 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通货膨胀”，一时间，湖北物价飞涨，人民怨声载道，这些 情况， 已经入阁拜相的张之洞当然无从知晓。 因此， 我说它是融资手段的“变化” 而不是“创新”。 新思想的出现 与其他守旧的贵族大臣相比，张之洞的思想算是比较新的，出身清流的张之洞对 西方的东西具有浓厚的兴趣，他强调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并用之以强国。他网罗 洋务人才，一时之间，两湖人才之盛冠绝天下，后来著名的六君子中的杨锐、杨 深秀，学贯中西的怪才辜鸿铭等都出于张之洞幕中，他以出格之礼待梁启超，他 资助康有为办强学会，他的总督衙门是唯一订阅维新派报纸的政府机构。但是，张之洞毕竟是一个传统的中国读书人，通过科举正途出身的他心中那些纲 常伦理是不可改变的，他主张学习洋人，但只是学其技术而非政治，学其技术的 目的恰恰用来维护封建统治，他和康梁不同，他不希望对中国政治有所变革，所 以康梁的报纸屡次被他查封，在戊戌年的变法中，张之洞发表了《劝学篇》，提 出了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核心在于“中学为体”，他说：“新 者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在他心中，中国的传统纲纪、君主朝廷远比洋 务来得重要。 所以，张之洞，不仅是他，还有以他为代表的中国洋务运动，其实只是资本主义 的萌芽而已，仅有其型，而内里不一，是中国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过 度和混合体。百日维新的失败则彻底断送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之路，只能陷入半殖 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了。 从中西方比较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 江苏丹阳高级中学 许萍14、15 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率先出现了资本主义的 萌芽，随后，在尼德兰，法国南部，莱茵河畔等地的一些城市也出现了资本主义 的萌芽并迅速发展，使得欧洲在短短的三个世纪内就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中国 虽然在明朝中后期 （即１６世纪） 也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但它的发展异常艰难， 速度缓慢，范围狭窄，在历经三个世纪后，中国仍然在封建道路上徘徊。为何情 况如此不同呢？本文试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需若干条件的角度对比分析。 一、政策条件： 在西方，重商主义政策是１６－１８世纪欧洲盛行的一种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 他们认为金银富足是国家富裕的标志，因此，政府积极鼓励发展工商业，拓展对 外贸易，这些政策，虽然主观目的是为了增加国家的实力，但是客观上有助于资 本的积累，促进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实行的是传统的重农 抑商政策，并且，在一些时期，这种政策规定十分严格。例如：《江宁府志》记 载：&机户不得逾百张，张纳税当五十金，织造批准造册，给文凭然后敢织。& 可见，政府不仅严限制手工工场的规模，而且对其课以重税。这既影响到&机户& 的积极性，当然也就影响到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正是针对这种情 况，明代末期黄宗羲才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要求解除封建的束缚，发展商 品经济。 二、资本条件： 西方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政府甚至不 惜使用行政命令，强行剥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此外，政府积极支持和鼓励对外殖民扩张，抢夺财富，或者通过奴隶贸易，积聚大量血腥的 资本。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资产阶级，非常崇尚节俭，他们认为，俭省、节 俭甚至吝啬都是美德， 只有这样， 才能创造资本。 例如巴尔扎克小说中的葛朗台。 而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中，土地是财富的主要象征，地主和商人往往把剥削来的 钱财用来购买田地，加上封建的地租剥削一直很重，拥有土地可以榨取更多的财 富，并且地租收入稳定，是发家的好手段。因此清朝时，就有人说&凡置产业， 自当以土地为主，市廛次之，典与铺又次之&，这样的一种投资意向使得手工业 扩大再生产缺乏必要的观念支持和资金准备。 三、市场条件： 在西方， 政府通过一些改革措施， 积极建立和拓展国内市场， 并且通过殖民扩张， 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把殖民地做为其原料产地和商品的销售市场。而中国，首 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占统治地位，这使得中国的国内市场非常狭窄；其 次，封建地租沉重，造成农民极端贫困，无力从市场上购买手工业品，这就必然 限制着市场的规模；再次，从明中后期开始，政府开始实行闭关政策，清朝时， 几次下令禁止海外贸易，使中国丧失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丧失了广阔的海外市 场。 四、技术条件： 文艺复兴后，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逐渐发展起来，这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又反过来推动经济发展。中国古代的传说科技在明朝时虽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出现了象 《本草纲目》 这样的总结性科学著作， 但终究没有步入近代科学的范畴， 更没有产生与欧洲相似的近代科学。在当时的中国，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不能 对发展科学技术提出迫切要求和提供推动力； 重农抑商政策又不利于科技成果的 推广、 应用； 专制的文化政策更窒息了学术空气， 不利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发展； 再加上对外闭关，阻碍了正常的中外文化交流，使中国又失去了吸收外来先进科 技文化的机会。科技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工商业进一步发展。 综上所述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而终未形成成熟的资 本主义经济 吴晗谈明朝资本主义萌芽抄自吴晗讲稿《明史四讲》最后一部分。嘉靖朝是从 。明朝虽然有很 多大问题，但发展还是很先进的，只是运气太不好，又处在时代变化找不着更好 出路的堕落心态中。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现在学术界还在争论，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认为 资本主义萌芽很早，有的人认为很晚。所提供的史料的时间性都很不肯定，从八世纪到十六、十七世纪都有。特别是关于《红楼梦》的社会背景的讨论展开以后 更是如此。 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了 《红楼梦》 这部作品呢？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反对科举、尊重妇女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骂念书人， 骂那些举人、秀才都是禄蠹，说女孩子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这样的思想认 识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 各有各 的论据。而且关于“萌芽”这个词的意义也有不同的理解。比如种树，种子种下 去以后，慢慢地露出了头，这叫萌芽；又如泡豆芽菜，把豆子放在水里，长出一 点东西，这也叫萌芽。既然只是萌芽，它就不是已经成熟了的东西，还只是那么 一点点。假如是整棵的菜，那就不是萌芽；至于开了花、结了果的东西就更不是 萌芽了。所以要把这些情况区别开。可是现在在某些讨论中存在有这样的问题： 将萌芽看成是已经开花结果的东西。这实际上就不是资本主义萌芽，而是资本主 义的成熟阶段了。还有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早已经成熟了，中国社会早已经进入 了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来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大问题，中国既然早已进入资本主 义社会， 那么怎么解释一八四零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一百 年来我们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怎么解释？ 关于这个问题，我自己有些看法，也不一定成熟，提出来大家讨论。我想，要说 明某个时期有某个事物萌芽，必须要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是什么呢？就是要具 体地指出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是以往的时期所不可能发生的和没有发生过的，只 有到了这个时候才能发生的。没有这个界限就会把历史一般化了。试问，这个时 期发生过，一百年以前发生过，五百年以前也发生过，这怎么能说明问题？而且 这些新发生的东西不应该是个别的。仅仅只在某个时期、某个地区出现的个别的 东西能不能说明问题呢？不能说明问题。因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经济发展不平 衡，有先进的，有落后的，沿海和内地不同，平原和山区也不同。不要说别的地 方，就说北京吧，全市面积有一万七千平方公里，市内和郊区就不同，因此，个 别时期所发生的个别的事情也会有所不同。所以作为一个事物的萌芽，必须是这 个东西过去没有发生过， 现在发生了， 而且不是个别的。 只有这样看才比较科学。 现在我们根据这个精神来看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我想把问题局限在十四世纪到十 六世纪这个人自己已感觉到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 郑重提出那些在这时期以前所 没有发生，或虽已发生而很不显著，这个时期以后成为比较普遍、比较显著的一 些问题。 第一，关于手工工场。 在明朝初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徐一夔，他写了一本书叫《始丰稿》。这本书里 有一篇文章叫《织工对》。这篇文章讲到元末明初，在浙江杭州地方有许多手工 业纺织工场。这些纺织工场的经营方式是怎样的呢？有若干间房子和若干部织 机，工人都是雇工，他们不占有生产工具。生产工具是谁的呢？是工场老板的。 老板出房子、出机器、出原料。工人出劳动力。工人在劳动以后可以取得若干计 日工资，工资随着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不同而有高有低，其中有一些技术水平比 较高的，可以得到比一般工人加倍的工资，假如这家工场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别的工场可以拿更高的工资把他请去，劳动强度很高，工人弄得面黄肌瘦。这是元 末明初（十四世纪）的情况，当时这样的工场在杭州不止一个。 但是， 能不能说在十四世纪就已经普遍地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呢？因为只有这一个 地区的资料，我看不能。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十四世纪中期，个别地区已经 有了这样相当大的手工工场， 老板通过这样的生产手段来剥削雇佣工人的历史事 实。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转化成城市雇佣劳动者。这种情况在十 四世纪以前是没有的。 第二，新的商业城市兴起。 在讨论中有不少文章笼统地提到明朝有南京、北京、苏州等三十三个新的商业城 市， 来说这个时期商业的发展。 有三十三个商业城市是不错的， 但是时间有问题。 因为并不是整个明朝都是这样的情况。事实上，这些城市之成为商业城市是在明 成祖以后。当明成祖建都北京以后，为了解决粮食的运输问题，把运河挖深、加 宽了。这样，通过水运不仅保证了粮食的运输，其他商品的运输也畅通了，因而 促进了南北物资的交流。这样，到了宣宗（十五世纪中期）时期，沿运河一带的 许多城市开始繁荣起来。这时候，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国内市场扩大了。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时为了保证货物的流通，沿长江、运河及布政使司所 在地建立了三十三个钞关。 明朝用的货币叫宝钞 （纸币） 关于纸币的情况这里不能详细说了， 。 只说明一条， 明朝的纸币很不合理，它不兑现，开头拿一张钞票还能换到一些物资，后来就不 行了。政府只发钞票，越发越多，超过了实际物资的几百倍。在这种情况下，钞 票就贬值了。 明朝政府为了提高钞票的信用， 采取收回钞票的政策。 怎样收回呢？ 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增加税额。因此就在各个商业城市设立一个机构，叫做“钞 关”。一共设立了三十三个钞关。钞关干什么呢？就是向来往的货物收税。纳税 时就用钞票交纳。钞关设在商业城市，有三十三个钞关就有三十三个商业城市， 这是不错的。但有些人就根据这个数字说整个明朝只有三十三个商业城市，这就 不确切了。因为设立钞关是明宣宗时候的事情，宣宗以前没有。而就商业城市来 说， 在明成祖的时候就不止三十三个， 后来又有所增加。 因此不标明确切的时间， 以一个时期的情况来概括整个明朝，是不符合当时存在的客观事实的。 随着商业城市的增加， 商人、 手工业工人也增加了， 这就形成了一个市民阶层 （这 个阶层主要是指手工业者、中小商人）。这些人为了保卫他们自己的利益，建立 了很多行会，有事情共同商量，采取一致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明朝末 年的市民暴动。这里应该指出：所谓“市民”这个概念不能乱用。有些人把当时 的进士、举人、秀才等官僚都算作市民，这就模糊了阶级界限。这些人都是当时 的统治者，不是被统治者。把市民阶层扩大化，混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界 限，这是不对的。 第三，倭寇、葡萄牙海盗和沿海通商问题。明朝中叶，以朱纨为中心的一派人反对对外通商，对海盗采取镇压的政策，因而 引起沿海地主阶级的反对，开成一个政治上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朱纨最后失 败了。这种性质的斗争在以往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汉朝、唐朝、元朝都有 过对外通商，有时还很繁盛，大量的中国人到海外去经商；不但如此，国内有不 少地方还住有许多外国商人。在唐朝的时候，广州就有数量众多的蕃商。其中主 要是阿拉伯人，他们住的地方叫蕃坊。其他如扬州、长安等地方也住了不少的外 国商人，对外通商也很频繁。但是像明朝那样，代表通商利益的官僚地主在政治 上形成一种力量，和内地一些反对通商的地主进行斗争；这种斗争并影响到政府 的政策，这种情况却是以往的历史上所没有的。 为什么明朝会出现这种新的情况呢？因为明朝国内、国外的市场日益扩大，商业 资本日益发展，商人地主在政府里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商人地主在政治上有了地 位，这在历史上是个新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近年来也有人持不同的意见。北京 大学有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说朱纨镇压海盗是爱国的行为。朱纨是个爱国者， 这观点是没有问题的，朱纨确实是爱国者，可是不能拿这个来否认当时在政治上 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当时已经出现了代表沿海通商地主利益的政治活动家，这和 朱纨是否爱国是两回事。我们并没有说朱纨不爱国。这点不必争论。问题在于这 个时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通商；一种意见反对通商，这是历 史事实，是过去所没有的。 第四，内地的某些官僚地主也参加商业活动和经营手工工场。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大家所熟悉的《游龙戏凤》中的正德皇帝（明武宗），他就 开了许多皇店。这是十六世纪初期的事情。嘉靖时有个贵族叫郭勋（三国演义最 早的刻本是他搞的），在北京开了许多店铺。另外有个外戚叫周瑛，在河西务开 店肆做买卖。 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很萧条了。 可是在明朝的时候， 由于南方的粮食、 物资运到北方都要经过这里，因此是个很繁华的地方。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在 地方上，明朝四品以上的官到处经商。四品有多大呢？知府就是四品，知县是七 品。原来明朝有一条规定，禁止四品以上的官员做买卖。但是行不通，事实上官 做的越大，买卖也做的越多越大。特别是像苏州这样的地方，很多退休官员开各 种各样的铺子，有的发了大财，成了百万富翁。 官员经商过去也有， 但是在明初还多半是武官， 到了明朝中叶这种情况就改变了， 不但武官经商，文官也经商；不但小官经商，大官也经商；不但经商，而且还经 营手工工场。华亭人除阶做宰相时，“家中多蓄织妇，岁计所织，与市为贾”。 这种现象也是过去没有过的。过去的官僚认为做买卖有失身份，社会上看不起。 士农工商，商放在最后。孟子就骂商人是“垄断”，认为他们不花劳动，出卖别 人生产的东西人中取利，是不道德的事情，有身份的人不干这种事。 汉朝以来，各个历史时期都曾不同程度地实行过重农抑商的政策。当时社会上一 般是看不起商人的， 当然也有个别地区有个别例外的情况。 但是到十六世纪以后， 这种看法就改变了，不只武官，就连皇帝、贵族、官僚都抢着做买卖，商人的社 会地位也提高了。第五，当时的人对这个时期社会情况变化的总结。 十六世纪中期社会经济情况发生的变化，明朝人看得很清楚，有不少人就各方面 变化的情况做出了总结。 首先，从社会风俗方面来说。明朝人认为嘉靖以前和嘉靖以后是两个显著不同的 时代。有不少著书的人指出了正德嘉靖以后社会风俗的变化。在嘉靖以前，妇女 的服装很朴素，嘉靖以后变了，很华丽，讲究漂亮了。宴会请客，原来一般是四 碗菜一碗汤，后来变成六碗、八碗，以至十二碗、十六碗菜。山东《郓城县志》 记载在嘉靖以前老百姓很朴素，很老实，嘉靖以后变了，讲捧场了，普通老百姓 穿衣服向官僚看齐，向知识分子看齐。穷人饭都吃不上，找人家借点钱也要讲捧 场。总之，从吃饭、娱乐到家庭用具都不像过去了。这个时候，看到一些老实、 朴素的人，大家认为不好，耻笑他。《博平县志》讲嘉靖以后过去好的风气没有 了，过去乡村里没有酒店，也没有游民，嘉靖中期以后变了，到处都有酒店，二 流子很多。当时有一种风气，一个人有名，有字，还要起别号。嘉靖皇帝就有很 多别号。不但知识分子起别号，就连乞丐也有别号。 其次， 在文化娱乐方面。 嘉靖以前唱的歌曲主要是北曲， 嘉靖以后南曲也流行了， 而且唱的歌词主要是讲男女恋爱的。嘉靖以前不大讲究园亭建筑，嘉靖以后，到 处修假山、 建花园， 光南京就有园亭一百多所， 苏州有好几十所， 北方就更多了， 清华园这些地方都是过去的园亭。明朝前期有一条规定，官员禁止嫖娼妓，嘉靖 以后，这个纪律不生效了，文人捧妓女成为风气，为她们写诗、写文章，甚至选 妓女为状元、榜眼、探花。戏剧方面，过去只有男戏，嘉靖以后就有女戏了。很 多作为大官的人写剧本，像《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就是一个官。元曲的作者没 有一个是高级官员，都是一些下层社会的人，有的在衙门里当一个小办事员，有 的做医生；可是明朝戏曲的作者，大部分都是举人、进士，有些还是高级官员。 明朝后期盛行赌博，官吏、士人以不会赌博、打纸牌为耻。 再次，从政治方面来看。《明史?循吏传》序提到嘉靖以前一百多年，一方面休 养生息， 发展生产； 另一方面政治上比较清明， 好官比较多。 譬如大家知道的 《十 五贯》里面有个况钟，连做十几年的苏州知府，是个好官。另外一个周忱也是个 好官，他作苏州巡抚二十一年，在《十五贯》里被刻划坏了，这是不对的。此外， 像于谦连作河南、山西巡抚十九年。嘉靖以前，有好些巡抚连任几年甚至十几年 的，这是明朝后期所没有的情况。明朝后期好官就少了。 作官讲资格，一讲资格就坏事了，只要活的长就可以作大官。相反，真正能给老 百姓作点事情的人就到处碰壁。像海瑞就是这样，到处遭到大地主阶级的反对， 办不了好事情。 明朝后期有个知识分子陈帮彦对吏治的这种变化作了总结， 他说， 在嘉靖以前，做官的人还讲个名节，做官回到家里，人家问他赚多少钱，他要生 气，嘉靖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做官等于作买卖，计较做了这个官赚钱多还 是赚钱少，在这个地方做官赚钱多，另外换一个赚钱少的地方就不愿意去。到富 庶的地方去做官，亲友设宴庆祝；如果到穷地方去，大家就叹息。做官和发财联 起来了。念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当时升官是凭什么呢？一个是凭资格， 一个是凭贿赂。 当时叫送礼。 地主官三年期满要进京， 朝廷要考核他的成绩。 这时就是他送礼的时候了，送了礼就可以升官。所谓送上黄米、白米若干担，即 指黄金白银若干两。后来改为送书若干册，书的后面附上金子、银子，叫作“书 帕”。所以明朝后期的地方官上任以后先刻书，但是他们又没有什么学问，于是 粗制滥造，乱抄一气。 以上这些情况说明，由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变化，即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 业的繁荣，影响到了社会各方面。一些大地主把一部分从土地剥削所得的财产投 资于手工业和商业，这样过去被社会上所歧视的商人的地位就提高了。国家的高 级官员有不少人变成了商人。经商成为社会风气。商人赚了钱就奢侈学杂费，造 成社会上的虚假繁荣现象。封建秩序、封建礼法开始受到冲击、从而在文学艺术 方面也出现了反映这种社会生活的作品。 第六，货币经济的发展。 在明朝以前，白银已经部分使用，但是还不普遍，还没有作为正式的货币。元朝 使用钞票，明朝初年还用铜钱，由于老百姓已经有了用钞票的习惯，反而不习惯 用铜钱，只好仍然用钞票。但是由于明朝对钞票管理不善无限制的发行，又不兑 现，因而引起通货膨胀，钞价贬值，由一贯钞值银一两贬至只值一两个钱，钞票 的经济意义逐渐没有了。 钞票不能用， 铜钱的重量又太大， 短途进行交易还可以， 像从南到北的远距离交易，带大量的铜钱就不行，几万、几十万铜钱很重，不方 便。在这种情况下白银就日渐流通于市场。白银有它的优点，它的质量不会变， 既能侵害，化整为零，又能把一些分散的银子铸成一锭，化零为整；白银价值比 较高，一两白银可以抵一千钱。因此社会上对白银的需要越来越迫切。 上次讲过，明朝建都北京，粮食主要从南方运来。四、五百万石粮食的运费要农 民负担，运费超过粮食价格的几倍，农民负担很重。所以到明英宗时，逐渐改变 了这种办法。有些地方税收开始改折“金花银”，像这个地区应该送四石粮食， 现在不要你交粮食了，改交一两银子，政府用一两银子同样可以买到四石粮食。 由于国内市场的扩大和税收折银的结果，银子的需要量大大增加了，原有的银子 不够市场上的需要，因此在万历时期就出现了采银的高潮，政府征发许多人，到 处开银矿，苛征暴敛，引起国内人民的反对。 通过对外贸易的入超，大量的白银输入了。西班牙人从墨西哥运白银到吕宋，由 吕宋转运中国，以换取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到后期，墨西哥的银元也大量流入 中国。这样，国内白银数量逐渐增加。所以到万历初年，赋役制度大改变，把原 来的田赋制度改为“一条鞭法”，使赋役合一，从此大部分地区的赋税和徭役改 折银两。 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商品流通的客观需要，远距离的大量的交易需要共同 的货币作媒介，因而白银普遍地应用起来了。这种情况也是以往历史上所没有发 生过的。第七，文学作品上的反映。 唐朝、宋朝也有传奇小说，里面的主角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官僚、士大夫、文人 等等。写市井人物的作品很少。到明代中叶以后出现了以市井人物为主人公的作 品。例如《白蛇传》的故事，在《西湖三塔记》中的三怪是乌鸡、水獭和白蛇， 男主角是将门之后──奚宣赞 （岳飞部下的将官奚统制之子） 而 。 《洛阳三怪记》 的三怪是赤斑蛇、白猫精和白鸡精，男主角是开金银铺的老板潘松了。流传到现 在的白蛇传只剩下二怪，白蛇和青蛇，男主角则是开生药铺的许仙。故事的主角 从将门之后的奚宣赞变为生药铺的许仙，这一变化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又如《金瓶梅》，是万历二十二年以后的作品，写嘉靖、万历年间的事。主角西 门庆也是开生药铺的。与西门庆来往的蔑片、清客都是官僚地主的后人，原来的 地位比西门庆高，后来没落了，成为西门庆的门客。以这样的一些人物为中心的 小说，在过去是没有的。 此外，在“三言两拍”中，如《卖油O独占花魁》、《倒运汉巧遇洞庭红》等， 主角是卖油小贩和偶然发财的穷汉， 这也都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在文艺作品中的具 体反映。 第八，明朝后期有了一些替商人说话的政治家。 譬如徐光启，了是上海人，是最早接受西洋科学，介绍和传播西洋科学，如物理 学、化学、天文学的一个人。他家里原来是地主，后来兼营商业。他本人中了进 士，作为宰相。在他的思想中，反映了保护商人特权的要求，他提出了维护商人 利益的具体建议。当时国家财政困难，西北有许多荒地，他就主张政府允许各地 的地主阶级招募农民来开垦荒地。开垦荒地多的，除了粮食给他外，还可以允许 这个地主家里的子弟有多少人考秀才，多少人上学，给他以政治保证。从他这种 主张来看，他是当时从地主转为商人的这一集团的代表人物。 总的来说，上面所讲的这些问题是明朝以前没有发生过的，或者虽然发生过，但 并不显著。当时的人也认识到了嘉靖前和嘉靖后所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当然， 他们还不能理解这叫作资本主义萌芽。从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变化是旧的东西改 变了，新的东西露出了头。这些例子都可以作为资本主义萌芽来看。但是这些萌 芽并没有成长，以后又遭到了压力，因此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还不能进入资本主 义社会。资本主义还处在萌芽状态。 这方面的材料直到现在还是不够完备的，还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上面谈的只是 个人的看法，不一定对，更不一定成熟，只供同志们参考。 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时代， 有好几种版本。 史界并非只有明朝产生说。 还有：宋朝产生说、清朝产生说。但是，普遍被人接受认同的，是明朝说。所以， 今天就从明朝说起。 据徐一菱的 《织工对》 来看， 在明初就好像有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 因为在那时， 织工为雇主工作到深夜二鼓，计日派资。因此，此种类似西方那种作坊式的小资本家。这个观点，是深得吴晗的认同，但是，此说也少一定的说服力，所以，未 进入历史课本。虽然，佐证并不多，但是，也不能否认其可信程度。 据史学家侯外庐的观点，在明代正统到万历年间。江南地区的手工业部门特别是 纺织业，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虽然，明中期不像西方社会，有理论，有实 践。但社会上，的的确确是产生了这一类似资本主义的佣工劳作方式。特别是嘉 靖到万历那段时间， 此现象最为现著。 三言小说中就有那种记载。 冯梦龙是明人， 所以他的小说描写，可信性还是有的。而且，在明中后期，手工业部门，更是突 破了封建生产关系。在苏杭地区，普遍形成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明 中期出现说，被普遍采纳，进入了历史课本，只是描写并不全面。因为，还有别 的人持有不同观点。 有位叫做吴承明的史学家则是持明后期论。 并且， 他驳斥了吴晗的观点。 《织 因为 工对》只是孤证，不见史载，而且，也不可能在初期与中期之间的那段，是历史 空白，少了延续性。所以，他认为初期是不对的。但是明后期论，也是史证不多。 吴承明是想证明一个完全符合资本主义条件的论点，但是，事实证明，他的观点 成立的系数并不高。 再就是一个范围问题，其实，范围并不只是纺织业，还有别的行业，但成立说也 是有疑问的。 一、矿冶业。明代官矿衰落，民矿兴起，并且在矿场里而还形成了，类似行会的 组织。只是有个问题出现了，那就是矿主大多是与官僚相勾结的。所以，这种资 本主义与西方矿业的资本主义只是形似。而且，还有一点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所 局限。那就是雇工在一定的时间内，人格、人身自由，完全属于雇主，并且，劳 动方式以及雇主在那段时间里的作为， 又类似于农奴制度， 一定时间也没有定论， 有些雇工到死也为雇主卖命。所以，矿冶业是存疑的。 二、农业。秦佩珩先生曾经指出，在明中期，有些地区的地主，经营方式很特别， 那就是雇佣长工，是以货币的方式结算，干完活，拿钱走人。但是，那位叫朱宗 宙的史学者，却认为此说不成立。因为地主是为了经营，而资本家是追求最高利 润，所以不应叫做资本主义，而叫做封建性的雇佣关系。其实，个人比较倾向于 秦先生的观点，因为，那时以货币方式结算，还是比较新颖的。以那种资本主义 的萌芽在里面。 还有一点，我认为张居正的作用也很重要。 因为在他的一条鞭法里面，有这么两点，是有利于货币的流能与资本主义萌芽的 产生。 一、以银代役。这条在北宋时，王安石变法已经进行过，只是推行面不广，而且 时间仓促， 不太成熟。 而张居正却实实在在的推行开， 而且利于国库的收入增加。 也利于了货币的流通性。二、赋税征银。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货币，又转过来促进商品经济的发 展。 张居正的改革，的确使明朝的税收制度转向一元化发展。 但是，发展程度也只是初期阶段，有数方面原因阻止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封建制度下的封建经济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矛盾。 二、政府的腐败，以及之后的战争。 三、清承明制，但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对商品经济进行打压。 所以，也只是初级阶段。虽未影响到中国的政治制度，但是在一方面，造成了阶 级的变化。 以上只是个人的一些看法，以及资料中查到的一些论据，如有不到之处，见谅！ 研史就是如此，正事很枯燥的，所以，大家耐住性子看到这里，也算是对我的支 持了！ “资本主义萌芽情结” 现代中国史学的永恒主题和中国史家的执着信念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我国史学工作者着力最多、争议最久的重要问题之一。早 在现代中国史学创立之初，这个问题就已被提出。尔后对此问题展开的讨论和论 争，至今已延续了大半个世纪，尽管近来讨论热度有所下降，但仍未有接近尾声 的迹象。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历时长久，而且波及面广阔。仅就过去四十 年中的情况而言，不仅专门的研究论著汗牛充栋，而且但凡涉及中国近数百年历 史的文章著作，也无不提到萌芽问题。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士，更远远超出专业史 学工作者的范围。此外，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还引发了八十年代后期的关 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大争论， 并且对九十年代的中国现代化问题 的大讨论也具有重大影响。对一个问题的争论延续如此之长，论著如此之丰，参 加者如此之多，影响面如此之广，在史学研究中实不多见。 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随着讨论的进展，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似乎不是越 来越一致，反而是越来越分歧。例如，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间的判定方面，在 五十年代的第一次讨论高潮中，大致还只有“宋元说”和“明清说”两种，而到 八十年代的第二次讨论高潮中， 却出现了“战国说”、 “西汉说”、 “唐代说”、 “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等多种说法。而在资本主义 萌芽的具体表现方面， 过去多指手工工场， 但在后来的一些论著中， “泛萌芽化” 的现象却越来越甚，以至形成“十步之内，必有萌芽”的盛况。尽管严谨的学者 一再告诫资本主义萌芽不是指一事一物，一店一厂，但在许多论著中，但凡有雇工或市场，都被冠以“萌芽”之名，以至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麦拿去卖，作坊主多 雇了几个帮工在家织布，都被指为“萌芽”。马克思曾嘲笑“像摩姆孙先生那样 的人”，在每一个货币经济里都可以发现已有资本主义，然而在我们的资本主义 萌芽研究中，“像摩姆孙先生那样的人”，却远非一二。既然百家争鸣到了如此 的程度，要达到一种定于一尊的共识，看来还不是短期之内可以做到的。争论越 久、分歧越大，遂使人们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认识也越来越混乱。一个对中国历 史有兴趣的外行人读了各家的论著之后，不免如堕九里雾中：既然从战国到鸦片 战争的两千多年中，时时处处可见这个萌芽，而这个萌芽又一直长不成树，那么 中国的水土是不是太过特殊？如果真是水土不宜， 那么我们又有什么根据来乐观 地断定这个萌芽以后将一定会变成参天之木？因此对萌芽的讨论， 必然转向对水 土（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经济条件）的讨论；而对水土的讨论，又势必再转 向对外力（西方资本主义）作用的讨论。然而，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出发点，是 证明中国自己能够产生资本主义 （典型的表述即毛泽东“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 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之语）。因此，上述一系列讨论 的最后结果，却与初衷相违，因为它最后不得不承认外力在决定中国资本主义的 命运上起了决定作用。正是因为讨论越深入、认识越糊涂，因此讨论也越有必要 继续下去。因此之故，一位学者风趣地说：资本主义萌芽之于现代中国史学，即 如生与死、爱与恨之于文学，殆已成为永恒的主题。 绝大多数参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学者， 都对“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 本主义萌芽”坚信不移。海外有人认为国内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源于 毛泽东一九三九年所写的一段话：“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 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 本主义社会”，因此是一种“奉命史学”或“御用史学”。但是这种看法是不公 正的，因为这段话所表述的观点并非毛泽东的个人见解，而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 代的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共同看法。不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邓拓、翦伯赞、吕 振羽、李达、华岗等）提倡这种观点，而且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的爱国学者也默 认这种观点，因为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学者都深信：近代以前的中国已具有资本主 义发展的因素，只要通过革命或改良，就必然会像欧美国家那样发展，成为近代 化的强国。因此，毛泽东并没有“发明”出这种观点，而是采纳了当时大多数马 克思主义学者以及爱国学者的共同看法。也正是因为如此，到了新中国建立后， 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和外国长期侵略的结束， 上述观点也很快成了史坛共 识。到了九十年代，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热度有所下降，但是对“中国历 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观点的确信，在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心中，仍然 一如既往。因此在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近代化等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仍然能够看 到这种信念常常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没有西人东来，中国也能出现 自己的工业革命；“如果”中国自身的历史进程没有被打断，中国也会发展出自 己的经济近代化，等等）。因此，相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已成 为几代中国学者坚定不移的信念。 为什么说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信念只是一种情结？“情结”一词，本是一心理学术语，指的是一种深藏于无意识状态之中、以本能 冲动为核心的愿望。但现在这个词汇的使用已超出心理学之外，可以用来泛指各 种我们没有自觉意识到的内心强烈愿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对于某一事物 的执着信念，也可以说只是一种情结，因为它可能只是一种我们没有自觉意识到 的内心强烈愿望，而不一定是事实。例如，我们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 义萌芽，可能只是我们强烈地希望如此，而不一定真是如此。在此意义上而言， 我们对萌芽的信念，也就只是一种情结。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中国历史上确实没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而是因 为直到今天，我们甚至连“资本主义萌芽到底是什么”还未完全弄清。没有首先 弄清这一关键概念，自然也就无法正确地判断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无资本主义萌 芽。在此情况下，“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命题，也只能说是 一种尚待证实的假设。以假设作为基础的信念，当然也就只能是一种主观愿望， 或一种情结。 可能有人会批评我们的这种说法是无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探索，“中国历史 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早已成为全民共识， 怎么可能到了现在连“资本主义 萌芽是什么”这一基本概念都还未弄清呢？！然而事实确是如此。 无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解释有多大的分歧，它毕竟指的是最早状态的资本主义。 不清楚资本主义是什么，当然也就无从谈论资本主义萌芽是什么。然而，资本主 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到今日，在国际学坛上仍然是一个聚讼甚多、争论不休 的问题。 尽管资本主义自产生之日到今天， 在西方已存在了好几个世纪， 但是到今天为止， 西方学术界还没有人能够说清什么是资本主义。根据费南德?布劳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考证，资本主义（Capitalism）一词，尽管是当代世界政治语汇中 最重要和最常用的术语之一，但其涵义却一向不很明确。此词最早出现于一七五 三年版的法国《百科全书》，尔后又于一八四二年、一八五○年和一八六一年分 别出现于 J.B.理查德（J.B.Richard）、路易?布兰克（Lewis Blanc）和普鲁东 等人的著作中，但各人给它下的定义都各不相同。最令人惊诧的是，马克思本人 从未使用过这个词。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初，这个词才忽然流行了起来，但是主要 是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来使用，所以保守的西方经济学家一直反对用它。此后，这 个词的运用越来越广泛， 但是对它所下的定义仍然颇有分歧， 莫能一是。 在西方，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定义， 是一九五八年版 《大英百科全书》 所下的定义， “ 即： （资 本主义）是一种产品生产属于个人或私有企业的经济制度”。但是即使是这个颇 为含糊的定义，也未被学者们普遍接受。一九七九年布劳代尔讨论这个问题时， 仍认为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尔后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 在西方史坛上，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论争仍然在继续，但是直到如今也还 没有出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因此，在资本主义的西方，迄今为止，到底 什么是资本主义？仍然还是一个谁也说不清的概念。我国学术界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以前大多是沿袭西方，因此西方学术界在此问 题上的含混不清，也同样出现在中国。后来从苏联引入了新的概念，但是从今天 的眼光来看，苏联以及一九七九年以前的我国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在许多重要 的方面是很成问题的，甚至是有严重错误的。例如，过去把资本主义和高度发达 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视为一对孪生兄弟；认为经济现代化（或近代化）是 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雇佣劳动也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等等。一直到了晚 近，随着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也才能把那些本不是资 本主义的东西和资本主义分开来。总而言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和理论都 已表明：即使到了今天，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也还是一个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 的大课题，我们还不能说我们对这个问题已经完全弄清了。 由于对“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清，那么对于“什么 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目前当然也不可能已经有完满的答案。在过去很长一 段时间内我国极“左”思潮的流行，更把我们对资本主义认识的错误推到极端， 从而大大加剧了我们对“资本主义萌芽”理解的缺失。 在那个连农村老太太到集 市上卖几个鸡蛋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时代，商品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