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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山西国投资合作项目洽谈会参会外商公司简介及参会意向项目.doc 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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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山西国投资合作项目洽谈会参会外商公司简介及参会意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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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山西国际投资合作项目洽谈会
参会外商公司简介及参会意向项目
[洽谈席位序号
美国艾斯卡设斯有限公司
ASCOT CHASE, INC. U.S.A.
本公司创建于1980年，总部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帮助北美及亚洲（中国）客户开展跨国界业务，包括战略联盟，合资伙伴等，同时为多数客户提供财务投资资金。
艾斯卡设斯公司的中国业务开始于1994年，设立在上海的办事处主要职责是代表美国多数投资人在中国选择并调查具有一定经营历史，有销售业绩，有管理经验的私营企业进行投资。我公司通常只开展股份投资，不要求企业偿还投资资金，但要求拥有企业一定的股份。多数情况下，我们会要求企业进行挂牌上市，以方便投资人选择适当的时机退出。
对接项目：
汽车零配件加工项目
年产3万吨高强度铸件项目
寻求项目：
（1）传统制造业，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或新的技术工艺。包括汽车
零配件、光电产品、化工产品、机械制造等。
（2）食品、蔬菜深加工项目。
[洽谈席位序号
美国环球动力开发公司
USA INTERNATIONAL POWER LTD.
美国环球动力开发公司（IPC）是一家富有经验的环保工程项目开发公司。在环保项目－－煤矸石发电资金及设备配套引进焦化厂（捣固焦）融资及配套设备引进风力发电资金设备配套引进等大型工程项目上在中国同多个省市有个广泛成功的合作。IPC的前身是环球国际贸易集团公司ITC，曾以为许多国际知名设备供应商、金融机构带来成功的合作和贷款机会，向中国和其他国家电力工业和环保事业提供包括设备供应、设计、融资安排等一整套方案。
为进一步配套在中国地区的发展和长久规划，IPC美国环球动力开发公司和具有丰富融资经验的西班牙迪胜诺金融集团组建了IPC集团，负责在中国地区煤矸石发电厂和焦碳厂项目的融资和项目投资工作，对经过政府支持和有偿还能力的环保项目（煤矸石发电厂及焦碳厂）提供类如项目融资，混合贷款、出口信贷、风险投资、补偿贸易等多项目服务。
美国环球动力开发公司在中国曾经成功完成了江苏利港电厂项目；天津乙稀工程融资项目；山东枣庄发电厂山东日照电厂等工程项目的设备引进和融资工作，并基本完成山东枣庄总项目投资六亿两千万的焦化厂项目。
IPC美国环球动力开发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方向及提供资金条件。
对接项目：
年产16万吨煤基合成油项目
城市集中供热、供汽项目
煤矸石热电联产项目
[洽谈席位序号
美国牛津投资集团-中国
The Oxford Investment Group-China
牛津投资集团公司是一家从事私募投资及致力于企业发展的集团，代表其主要合伙人采用取得多数控股权的方式, 收购工业产品制造、金融服务、利基市场分销、硬件消费品制造及其他行业公司。
牛津投资成立于1985年，已完成了超过60笔的公司收并购交易，收购公司的总销售额超过20亿美元。这些交易的共同目的是发展企业，为股东、管理层、雇员及当地社会创造长远价值。牛津投资不单是依靠资本运作, 而是通过制定并实施精心确定的商业计划、融资计划，以及凭借其管理层的卓越领导力来创造价值。
牛津投资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通过与管理层及卖方合作，富有创意地设计交易结构，满足所有参与方的需求，使收购的公司得以增长。公司寻求绩效欠佳或增长型的公司，不仅提供资本，还可以为它们提供战略性视野及所需的领导管理能力。牛津投资倾向于选择销售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公司。收购股权所需的资金由牛津投资的合伙委托人、关联公司、私人投资者及部分金融机构提供。投资多为长期投资，而非出于“速战速决”的心态。
寻求项目：
（1）牛津投资集团上海代表处从事中国的公司及房地产投资，以及资产公司的外包与市场进入活动。牛津投资集团投资方式灵活，能够发现并把握中国各种广泛的投资机会。
（2）牛津投资寻求绩效欠佳或增长型的公司，倾向于选择销售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公司。
[洽谈席位序号
美国富兰克林基金集团
USA FRANKLIN FUND GROUP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成立的富兰克林基金集团，是在拥有一套核心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至今这些原则仍然是我们集团投资理念的支柱。其中这些原则包括在广阔范围领域内的投资，认识和理解新兴市场和产品的方法，通过美国富兰克林基金集团员工们勤奋努力，取得了辉煌业绩，同时也成为了美国最优秀基金集团之一。
美国富兰克林基金集团是著名的金融公司。我们对于各个行业、各个成长阶段的公司都进行投资。在整个投资周期内，我们的投资范围是50万美元到5亿美元，同时我们的投资范围包括所有的行业，其中主要的投资方向包括：农、林、牧、渔业的生产及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必发指数：门兴成交赔率相对正常 三场德乙均不稳_彩票_新浪竞技风暴_新浪网
必发指数：门兴成交赔率相对正常 三场德乙均不稳
　　上期回顾：周二欧冠胜负彩头奖开出40余万，虽然赛果普遍正路，但社会和切尔西的冷负，以及尤文客场的冷平还是有很强的杀伤力。从当期必发成交数据来看，主场位的社会是热门方，但社会毕竟是欧冠新军，而矿工在欧冠赛场已是久经沙场，一场理应热度均衡的比赛，却转变成了主队偏热，这场冷负并不意外。尤文和切尔西都是欧洲顶级豪门，而对手无论形象还是实力都与两强相差很远，两强大热不难理解，但从成交赔率来看，两强赢球赔付都未显低调，这也是出冷的主要原因。那不勒斯VS多特则是一场典型的强强对话，在死亡之组，主场位的强队拿分理应被寄予厚望，但这场投注形势却呈现出多特偏热的局面，客胜成交率已近七成，显然是与这场对阵的本身投注形势相悖，那么打出主胜也不难理解。
　　本轮异常提示：周五彩早期成交数据较少，德甲的门兴是大热投注方，但毕竟在德甲门兴并非豪门，主胜成交赔率也相对正常，主胜仍可信。德乙的成交有异常表现，卡尔斯、科隆和柏林联三支主队都是大热，主胜成交率都超过了九成以上，但三场主胜成交赔率都无一低于2.00，这样看来三场德乙都存在着潜在的冷门。法甲的埃蒂安VS图卢兹同样是主胜大热，埃蒂安新赛季开局走势出色，理应受到普遍玩家关注，但以两队的形象与状态差异，1.87的成交胜赔明显偏高，这场同样有出冷的可能性。至于南锡VS特鲁瓦，主队迄今主场1平2负未尝胜绩，但早早主胜便有录得大热走势，看来南锡主场首胜依然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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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太灵光的市场——《经济学的著名寓言：市场失灵的神话》导读
【按：这是我应邀为该书写的导读，同时我也获得了该书运营商『聚出版』的友情分销授权，下面是购书链接和二维码，点击链接或长按二维码即可购买该书导读版，每个购买会给我带来若干元人民币的收益。】
和保健品厂商一样，记者们总是热衷于使用一些偶尔从专家嘴里听来，自己却不太弄得明白的高深术语，诸如博弈，囚徒困境，自私基因，悖论，伪命题……，在众多此类术语中，『市场失灵』是颇受欢迎的一个，大概是因为它有着恰到好处的似懂非懂性——既显得足够高深，又不至于完全不知所云，很适合为进一步的社会批评、政策呼吁，乃至道义铁肩的展示做铺垫。
那么，当人们说市场失灵时，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呢？在经济学家那里，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是指一组特定的经济现象，它们大多在本书各章中得到了讨论，包括：因所有权缺失而导致的公地悲剧，因搭便车问题而造成的公共品供给不足（第1、2章），外部性带来的无效率（第3章），因资产特化和网络效应而造成的低水平均衡（或者叫路径锁入，第4、5、6章），因单方面资产特化而造成的合约套牢（第7、8章），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柠檬市场或委托代理无效（第9章），因掠夺性定价、网络效应或先行优势而造成的自然垄断（第10、11、12章），由非理性行为导致的价格泡沫（第13章）。
何以将这些十分不同的现象归为一类？理由并不明确，常见的说法是，它们都偏离了帕累托最优，即存在帕累托优化的余地，但实际上，其中大部分跟帕累托最优无关，比如旨在消除外部性的庇古税，被征税者的福利显然减损了，所以即便我们接受基数效用论，也充其量只能在理论上实现庇古优化，而非帕累托优化，类似的，即便我们相信某种外力能够将市场从低水平均衡中拉出，或避免合约套牢，或打破自然垄断，结果也只是改进了消费者和部分生产者的福利，而低水平均衡中的特化资产持有者、合约套牢中的讹诈者、自然垄断厂商的利益，无疑都减损了，因而这些改变都不是帕累托优化。
此外，正如各章作者所指出，经济学家基于这些现象所构造的模型在理论上是否成立，它们在现实世界中有多普遍，其影响有多重要，都是相当可疑的，而那些长久以来被视为这组模型之经典案例，被广为援引和传播的故事，则多半只是信口捏造或以讹传讹，对此，本书各章已有详尽论述。
不过，无论理论地位是否脆弱，现实重要性多么可疑，当经济学家说市场失灵时，他们的意思至少是明确的，相比之下，在非专业场合，这个词的用法就变得极为狂野，我在这里打算重点讨论的，正是这一状况；还是让我从语言分析开始吧。
假如我们发现某人未能完成某项视觉任务，并说：“视觉系统失灵”——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句话的语义太含混了，有太多种可能的解读：
1）此人的（原本好好的）视觉系统此时此刻失灵了。或许是某种疾病（比如视网膜动脉栓塞）发作让他暂时失明；
2）此人的视觉系统向来不灵。或许他是个盲人，或者色盲，或者深度近视，等等；
和保健品厂商一样，记者们总是热衷于使用一些偶尔从专家嘴里听来，自己却不太弄得明白的高深术语，诸如博弈，囚徒困境，自私基因，悖论，伪命题……，在众多此类术语中，『市场失灵』是颇受欢迎的一个，大概是因为它有着恰到好处的似懂非懂性——既显得足够高深，又不至于完全不知所云，很适合为进一步的社会批评、政策呼吁，乃至道义铁肩的展示做铺垫。
那么，当人们说市场失灵时，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呢？在经济学家那里，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是指一组特定的经济现象，它们大多在本书各章中得到了讨论，包括：因所有权缺失而导致的公地悲剧，因搭便车问题而造成的公共品供给不足（第1、2章），外部性带来的无效率（第3章），因资产特化和网络效应而造成的低水平均衡（或者叫路径锁入，第4、5、6章），因单方面资产特化而造成的合约套牢（第7、8章），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柠檬市场或委托代理无效（第9章），因掠夺性定价、网络效应或先行优势而造成的自然垄断（第10、11、12章），由非理性行为导致的价格泡沫（第13章）。
何以将这些十分不同的现象归为一类？理由并不明确，常见的说法是，它们都偏离了帕累托最优，即存在帕累托优化的余地，但实际上，其中大部分跟帕累托最优无关，比如旨在消除外部性的庇古税，被征税者的福利显然减损了，所以即便我们接受基数效用论，也充其量只能在理论上实现庇古优化，而非帕累托优化，类似的，即便我们相信某种外力能够将市场从低水平均衡中拉出，或避免合约套牢，或打破自然垄断，结果也只是改进了消费者和部分生产者的福利，而低水平均衡中的特化资产持有者、合约套牢中的讹诈者、自然垄断厂商的利益，无疑都减损了，因而这些改变都不是帕累托优化。
此外，正如各章作者所指出，经济学家基于这些现象所构造的模型在理论上是否成立，它们在现实世界中有多普遍，其影响有多重要，都是相当可疑的，而那些长久以来被视为这组模型之经典案例，被广为援引和传播的故事，则多半只是信口捏造或以讹传讹，对此，本书各章已有详尽论述。
不过，无论理论地位是否脆弱，现实重要性多么可疑，当经济学家说市场失灵时，他们的意思至少是明确的，相比之下，在非专业场合，这个词的用法就变得极为狂野，我在这里打算重点讨论的，正是这一状况；还是让我从语言分析开始吧。
假如我们发现某人未能完成某项视觉任务，并说：“视觉系统失灵”——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句话的语义太含混了，有太多种可能的解读：
1）此人的（原本好好的）视觉系统此时此刻失灵了。或许是某种疾病（比如视网膜动脉栓塞）发作让他暂时失明；
2）此人的视觉系统向来不灵。或许他是个盲人，或者色盲，或者深度近视，等等；
3）人类的视觉系统不灵。双眼布局造成的视野局限让人类无法（像毛驴那样）完成要求视野角度超过180度的任务，分辨率局限也让我们无法像老鹰那样看清那么远的东西；
4）脊椎动物的视觉不灵。脊椎动物视觉系统的结构缺陷造成的盲点，让我们无法完成某些特殊的视觉任务；
5）无论何种视觉系统都不灵，或，视觉系统这种东西就是不灵。比如视觉系统的定向性令它无法像听觉或嗅觉系统那样随时接收处理来自任意方向的信号，而且光信号绕开障碍物的能力也极差。
类似的，当有人说市场不灵时，其言下之意可能是：
1）这个市场本来有着某种功能，但这个市场的这一功能此时此地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表现出来，或表现不佳，一定是某种缺陷、状况或外力导致了其功能障碍，就像视网膜动脉栓塞发作时，或眼球长时间受压迫之后，出现的视觉障碍；
2）这个经济体的市场缺乏某些典型市场都有的功能，或者虽有却表现不佳，比如希腊的市场相比美国的市场，表现十分不同，就像色盲患者的视觉障碍；
3）相比其他类型的市场，这种类型的市场缺乏某些功能，或者虽有却表现不佳，比如有着中央银行、价格管制、福利制度或最低工资法的市场，和没有这些制度的市场相比，表现十分不同，就像人眼和驴眼或鹰眼的不同，脊椎动物眼睛和乌贼眼睛的不同；
4）相比人类组织协调其经济活动的其他系统（比如熟人互惠，效忠/庇护网络，封建系统，行政管制，中央计划），无论何种市场都缺乏某些功能，或者虽有却表现不佳，就像眼睛的定向性局限和频宽局限。
重要的不是这些可能性是否存在——对应失灵之不同含义的案例，在现实中或许都可以找到——，而是人们在谈论市场失灵时，总是将这些含义不加区别的混为一谈，当所描述的情况只能支持一种含义时，谈论者试图传达的，听众所领会到的，却是另一种含义，看到某个经济体的市场某时某刻在某件事情上有某项功能表现不佳，就轻易得出“（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不行，得试试其他系统（往往是指政府）”的结论。
想象一下，假如我们在谈论眼睛时也这么做，会有多荒唐：因为某人午休打瞌睡时手臂压迫眼球导致20分钟内无法阅读，就说他是个瞎子，发现有些人是色盲，就说人类视觉系统的颜色分辨力实在糟糕，听说存在盲点、视野局限、定向性问题，就宣称视觉比起嗅觉来简直弱爆了。
还有比这些更狂野的用法，有些人在说市场失灵时，首先暗自为它指派了一项来路不明的任务，然后指责它未能完成：市场没能让所有人脱贫致富，让人人变得积极乐观、心想事成、幸福感十足，让坏人从世间消失，再也没有纠纷、冲突、天灾、事故和疾病，创造出零污染没成本且人人喜爱的梦幻能源……可是凭什么市场必须要有这些功能呢？
让我们看几个具体例子吧，在下文将谈论的一些事情中[1]，对市场失灵的惊呼声不绝于耳，然而惊呼者从来没有说清楚，失灵的究竟是某个特定市场，或是某类市场，还是任何或全部市场，更没有讨论过它们各自可能引出的政策含义有何不同。
为何私人企业在某些产业表现如此糟糕？[2]
2011年4月，云南玉溪一家幼儿园，一位儿童因异物阻塞气管窒息，送医抢救无效死亡，园主竟伙同雇员偷偷将尸体埋到山上。
此事令舆论一时哗然，如同往常一样，记者们也迅速找出了事件中的污点：这所幼儿园是民营的，且属非法办学，缺乏“资质”、未经教育局批准，且已屡次被责令停办。
实际上，类似污点在以往各种质量和安全事件中屡屡占据显著地位，黑心私人作坊、黑心摊贩、黑心民营医院，等等，似乎民营与黑心总是天然的联系在一起，而缺乏资质、许可和执照本身便成了认定其责任的难逃罪状。
可问题是，在我们听到的幼儿园事故中，国营的并不少见，比如2001年南昌广电中心艺术幼儿园烧死13个孩子的火灾，该幼儿园背景又红又正，资质更是健全而雄厚；民营幼儿园在总体上是否比国营的更不安全，我们还没有统计数字可供判断。
不过，难以否认的是，确实存在一些行业，民营企业在质量和安全上的表现明显不如国营的，比如，到处散发欺骗性医疗广告的，多半是民营医院，在民营加油站加到劣质油的概率，也远高于国营连锁油站。
这一相关性，似乎支持了行业准入限制、管制、甚至国有化的必要性：瞧，这些敏感行业国家就应该管起来，否则消费者面对的将是和黑医院黑油站一样的黑心商家；果真如此吗？首先，民营/缺乏资质和质量/安全之间表现出的相关性并不是因果关系，况且，这一相关性本身就是可疑的，看看别的行业，食品和餐饮同样是质量安全高度敏感的，但在麦当劳和国营食堂之间，消费者对哪个更放心？即便在医疗业，私人经营的长庚医院，其服务质量和口碑也为绝大多数国营医院所难以企及。
假如我们对比各个行业的情况，不难发现，那些早已拆除准入门槛、开放私人投资、国企基本退出或不拥有特权的行业，民营企业在规模化、产品质量、服务水平和安全性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其表现与开放之前国企的长期麻木和停滞形成了鲜明对照，而民企黑幕重重、事故频仍、欺诈横行且长期看不到改善的领域，通常都是准入门槛高企、管制重重、国企享有特权或垄断关键资源的行业。
这一对照强烈暗示着另一种因果关系：正是管制将民企长期压制在地下或半地下的灰色状态，随时可能面临清理整顿、打击恶性竞争、优化组合、被国企强行兼并的命运，投资经营者朝不保夕，才让行业陷于黑暗低劣的状态，比如发生埋尸案的幼儿园，因没有牌照而屡屡被责令关闭，不断更名和搬迁以躲避检查，处于这种状态下，他们怎么会愿意在规模化、经营管理规范化和品牌形象建设上做长期而持续的投入？
朝不保夕状态下的理性策略，就是将投资规模控制在最低水平，以降低被关闭的代价，其中当然包括管理、质量和安全上的投入，低调不张扬以免惹来关注，而这与品牌建设恰好背道而驰；同时，将资源转而投入于寻求与官员和黑社会建立庇护关系，这样既可逃避管制，同时也补偿了质量安全上的低投入所带来的风险，因为这些庇护资源可以帮他们在需要时摆平事情。
这是一个逆向淘汰机制，把那些愿意长期投入、有志于建立百年品牌的企业家赶出了这些行业，也让善良诚实守法、不屑与黑暗势力为伍、以东躲西藏苟且屈膝胯下求生为耻的公民避之犹恐不及，因而，管制先创造了一个浑水泥潭，然后以其浑浊为理由论证管制的必要性，这是又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更不幸的是，由于管制将经营者预先置于非法状态，当事故发生时，他们丧失了循正当途径解决的条件，而倾向于更黑的手段，或寻求庇护势力摆平，或自己铤而走险；学龄前儿童原本就处于高危年龄段，事故死亡率比青少年高许多，尤其是在不发达社会，所以幼儿园经营者无不日夜提心吊胆，从事发后的恐慌反应看，本案的经营者在避免事故上有着足够的激励，可同样的激励却将其行为引向了不同于常理的方向，他们知道因为没有牌照，诉讼结果会很不利，而在事先，非法状态也让他们无法购买保险，只好选择了最恶劣的做法。
在上文的情境中，市场确实失败了，它败于政府强制之手，因为政府根本不让它光明正大的发育。一个产业若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就无法指望它会健康发展，因为地下状态妨碍了信息的充分流动，而这正是品质提升所需要的，地下状态也会形成对参与者的逆向淘汰：驱逐良民，吸引恶棍。
娼妓业是个典型的例子，禁娼制度下的娼业往往被黑帮（还有与之合作的腐败官员）所控制，妓女处境常十分悲惨，有时近乎于奴役状态，然而在娼业合法的经济体中，妓女的处境并不比其他服务业从业者差多少，顾客被讹诈勒索的机会也并不更高。
为何虚假医疗广告如此肆无忌惮？[3]
2009年初，卫生部和广电总局等五个部门联合发布通告，用四个以“一律不准播放”结尾的排比句，重申了对医疗健康类电视广播节目这种变相医疗广告的禁令。类似的禁令我们已见过多次了，最显著的一次是在2006年8月，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对医疗广告全面宣战。后来，战火又蔓延到了互联网，2008年的百度危机便发端于医疗广告（同样的危机在2016年以更大规模暴发）。然而，对于医疗广告泛滥和欺诈横行的局面，这一次又一次语气强硬的禁令和声势浩大的扫荡，恰恰显露了政策执行的失败。
画面恶俗、言辞蛊惑、称述充满误导和欺诈的医疗广告，充斥着各种媒体，这场面确实恶劣而难堪；然而情况恶化到这步田地，却不是因为缺少法规和禁令，我们从不缺少三令五申、严厉打击和彻底杜绝；关于医疗广告，我们有着全世界最严厉的限制：除了通常被印在名片正面的那些信息之外，医疗广告不得包含任何内容，甚至不得提及疾病名称、药物和治疗手段，更不能提及与疗效有关的任何字眼。这些条文带给人们的期待，与现实情景形成天壤之别。
虚假医疗广告轻则骗人钱财，重则夺人性命，无论何种都是刑事犯罪，如今其泛滥之势既已严重到各大部委屡屡联合打击的地步，想必大量虚假陈述已经做出，众多患者已经被误导，不少伤害已经造成，奇怪的是，我们却很少听到有谁为此而坐牢，更没有听说刊登这些广告的媒体因此而赔到破产，甚至很少有诉讼被提起（这些四处打广告的家伙，莫非执法部门比患者更难找到他们？）；相反，我们听到的只是一道又一道的禁令。
如同其他领域常见的那样，每当一种不良现象出现时，有关部门不是去找出那些侵权和犯罪者，作出处罚或提起诉讼，而总是选择对产生该现象的行业颁布一刀切式的禁令，对依靠这一行谋生的人群施加集体惩罚。这种做法，使得秩序的维持依赖于持续的行政压力，一旦风头过去，不良现象便重新泛滥；更严重的是，一刀切的行政管制，摒弃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机会，将越来越多的社会纠纷引入到行政命令而非法治的框架之下，与建立现代法治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
医疗广告之所以敏感而需要慎重管理，不是因为患者不需要信息，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太需要信息，过度急切的心情常常让他们忽视了对信息质量的关注，所谓病急乱投医，使得他们很容易被虚假广告所欺骗；然而，帮助他们的办法不是蒙上他们的耳朵，相反，应该让他们多听，有机会获得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是他们提高鉴别力的前提。
广告是企业实施产品和服务差异化，建立品牌认知的必要手段，如果这一手段被剥夺，所有企业都会向可能的最低标准靠拢，最终市场上充斥着无差异产品；以广告为基础的品牌进化过程，是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消费者不断走向成熟所依赖的市场机制，也是有远见、负责任的企业获得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当然，广告还有另一个作用，它也是那些频繁改头换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蒙一票算一票的江湖骗子用来招摇撞骗的手段。
那么，一刀切禁令打击了哪一种呢？显然前者遭受的打击更大，那些踏实经营、忠厚本分的企业，在设备、人员、技术、产品研发上作出了巨大的投入和长期的积累，现在被告知不得向消费者宣扬这些优势；更无奈的是，已经积累的巨大资产迫使他们避免冒犯法律的风险，对他们来说，勒令停业、吊销执照、甚至仅仅是通报谴责，其代价都是无法承受的。相反，对于江湖游医，这方面的机会成本低得多，他们原本就没有长远打算，设备场地都是租来的，随时准备跑。
结果是，大医院、大药厂被驱逐出了医疗广告市场，只剩下游医在那里招摇撞骗，令他们惊喜的是，没有大医院跟他们竞争报纸版面、电视时段和患者的眼球，广告费更便宜了，而他们的覆盖率也更高了。这一结果自然不是管理部门所期望的，开放医疗广告，同时惩罚和起诉误导和诈骗者，才能改变当前糟糕的局面。大企业或许也会不负责任，拿自己的品牌开玩笑，但市场自会惩罚他们，三鹿蒙牛的例子已经表明了，数十亿投入打造的品牌，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负资产的；而这一惩罚，绝非来自禁令，而仅仅是因为信息可以畅通无阻的传递到每个消费者。
市场不是飘在太空中的一团空气，它需要一整套深厚的制度基础来支撑，财产权要得到保护，契约要能够执行，债务能够追索，责任能够认定，侵权会被矫正，自愿交易不被强行压制，信息被允许传播……这些条件从未完美成立，但有些经济体比另一些要好得多，其市场表现自然不同，在此意义上，某些特定市场确实很失败，那是因为它们赖以发育成长的文化/制度环境过于糟糕，这就好比，缺乏某些微量元素（比如硒）会造成视力发育不良，所以某些人确实视觉失灵了，但不能因此就说视觉比嗅觉弱爆了。
在上文所涉及的场景中，那些发布虚假广告、欺诈消费者的厂商，其实很少被起诉和定罪，执法机构所做的，只是在场面变得过于难看时，抡起棍子将整个行业不分良奸痛打一顿，这显然不是市场发育的好环境。
服务业的格雷欣法则[4]
2011年春节期间，接连在香港和澳门各发生了一起游客与导游之间的冲突事件，第一起是双方互殴，结果旅行社破财消灾、息事宁人，第二起据说是游客单方面殴打导游，结果引发导游同行群情激愤，恐怕要打一场官司了；受此事件震动，一些呼吁行业自律和自保机制的声音再度在港澳旅游业界出现，甚至包括了建立游客黑名单之类的提议。
自2002、03年内地赴港澳旅游的限制逐步解除以来，内地游客大量涌入港澳，导致港澳旅游、博彩和零售业的迅速增长；伴随这一增长，内地游客与导游间的冲突和暴露港澳导游不良言行的丑闻也在不断增加；对此状况，有人哀叹香港旅游服务的品质正在随规模的扩大而下降，要求加强自律的呼声不断，而政治家也不失时机的跳出来，断言仅凭自律不够，要引入行政监管。
对于急切寻求制度性措施来避免冲突、改进行业状况的人们，重要的是要弄清导致上述变化和冲突的原因和机理；在我看来，变化的主线，是伴随消费群的变化而发生的一个劣币逐良币过程，或者说是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在起作用；劣币逐良币的意思是，商品的某项品质，若分布于一个消费者无法分辨、或即便有所分辨也不影响其选择的区间，那么，该品质最终将下降到这一区间的下限，即，品质高于该水平的商品将从市场消失。
格雷欣法则的原理很简单，创造和提供品质都是有成本的，若额外的品质不能影响消费选择，厂商自然不愿意负担这项成本；但格雷欣法则的现实表现却十分复杂，要判断消费者能或不能分辨哪些信息，哪些环节导致了信息障碍，信息最终如何影响消费选择，并不容易。
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当一个市场突然涌入大批缺乏经验和辨别力的新手时，格雷欣法则便会启动，此时，我们通常都会听到那些老达人们哀叹：行业被做滥了；在餐饮、影视、新闻、教育等行业，当消费群突然扩大时，我们都看到过类似的过程，港澳旅游业遭遇的不同只是，市场并非原地放大，而是从外部涌入，或许澳洲的国际教育业是个恰当的参照。
一个对格雷欣法则的普遍误解是，它会导致行业品质的全面恶化，其实这只有当仅存在一个可识别的品质区间时才会发生；显然，便士铜币不会驱逐先令银币，而只会驱逐成色比它好的便士铜币，每个品质区间都向其底部靠拢，最终行业将分化成几个泾渭分明的品质档次；所以，格雷欣过程并非悲剧，相反，它恰恰是质量和价格信号体系得以演化的关键机制。
起初，随着市场突然放大，许多旅行社发现扩大业务规模比确保服务品质更有利可图，当其他旅行社发现他们的品质坚守并未获得消费者亲睐时，格雷欣过程便启动了，一段时间内鱼龙混杂，似乎一切都在恶化，然后抱怨、冲突、丑闻开始泛滥，但恰是这时候，建立品质鸿沟的机会来了。
一些商家会适时跳出来宣布：我们只做高端业务；假如他们是认真的，将会从商业模式、形象识别、价格水平、业务渠道等方面，构筑全面的隔离栅栏，甚至旅行社这种名字都可以放弃；格雷欣过程所导致的局部一致化，和不同档次之间刻意拉开距离的努力，将共同完成质量符号体系的构建，通过品质离散化，消除了庞杂和连续性带给消费者的识别障碍，这期间将伴随着同质厂商之间的联盟和兼并过程，或许行业协会也会随之而分裂。
那些致力于产业制度改良的人们，需要明白的是，好的产业不必是创造最优品质的产业，而是最能满足需求的产业，抱怨和纠纷并不是品质差的结果，而是品质不符合预期的结果，你不会因为在地摊上买到低档货、或在大排档里吃出根头发而恼羞成怒，所以，重要的是让市场发展出鲜明清晰、不易混淆的质量识别符号系统；上面描述的演化过程，尽管只是设想的，但其他产业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这是值得期待的。
有些人将某个产业在某个时期商品质量或服务水准下降，或者他苦苦期待的品质提升始终没有出现，也称为市场失灵，可是，厂商是为消费者愿意为之付钱的真实需求而生产的，假如消费者收入太低，或宁愿将有限预算留给他们认为更重要的事情，或对某类商品尚缺乏消费经验和鉴别力，尚未养成挑剔口味，那么，他们可能都不会像评论者所想象的那样将品质列为优先考虑，不愿为之多掏很多钱，为此而痛心疾首，不过是何不食肉糜的另一个版本而已。
有时候，某一行业品质普遍下降甚至是市场表现良好的反映，仅仅二十年前，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出国旅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而现在连许多中低收入者也能负担得起欧洲十日游了，当这一大群低预算、无经验、鉴别力缺乏的消费者迅速涌入该市场时，行业的服务品质当然需要拉低，否则如何能以与其支付愿意相匹配的价格提供服务？
博傻游戏中的失败者[5]
2011年初，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的炒家们，又给我们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博傻游戏（greater fool），首批上市的份额化艺术品中的两件画作，价格在50天内被推高了17倍，其中《黄河咆哮》市值一度达到令人乍舌的1.03亿元，随后，在经过9天停牌之后，前天复牌首日又双双跌停。
大概极少有人会相信一位二三流画家的作品的市场价格会长期维持在上亿的水平，每个在此价位买入的炒家，只是相信他能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另一个炒家，换句话说，我犯傻没关系，只要我不是最后那个傻瓜就行；这样的博傻游戏在市场上屡见不鲜，特别是那些新开辟的市场，商品期货市场、收藏品市场、权证和A股创业板，都上演过类似的疯狂。
每每这样的情景出现，我们总会听到“市场变赌场”的惊呼和“强化管理”和“规范市场”的呼吁，许多人认为，任由这样的非理性行为存在，会恶化市场环境，降低市场的投资价值，最终使市场丧失创造流动性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然而，这些担忧是多余的，确实有许多因素会破坏市场的功能和价值，比如信息的不透明和产品的非标准化，但博傻游戏不在其列，这是因为，博傻是不可持续的游戏，博傻策略的取利对象，并不是价值投资者，而是他们的同道——其他博傻者，因而从长期看，它会自动将自己从市场的策略分布中驱逐出去，而即便它能继续存在或卷土重来，也伤害不到理性的价值投资者，因而也伤害不到市场的健康发展。
每一个回合的博傻游戏最终都会崩溃，而崩溃点是高度不确定的，所以该游戏的效果实际上相当于俄罗斯轮盘赌（Russian roulette）：每次从博傻者中随机挑出一批倒霉蛋，他们的尸体被搬走，剩下的博傻者瓜分他们的遗产；在充满风险的市场上，无论如何每天总会有若干具尸体被搬走，那么，希望市场健康发展的人们，难道不希望被抬出去的，是那些主动采用非理性策略的参与者？
显然，对于奉行价值策略的投资者来说，一个存在众多博傻者的市场，（用格雷汉姆（Benjamin Graham）的话说）是更友善的“市场先生”（Mr. Market），因为它会时不时以远远出乎你意料的高价格，送给你一个个超额实现投资价值的机会；有人或许会问，假如博傻者总是将价格推高在离谱的水平，价值投资者就没有机会进入，市场怎么健康发展？
但这不是博傻游戏的特点，泡沫总是短命的，一旦有风吹草动，博傻者比的就是谁跑得快，由此造成的恐慌常常将价格拉到低的离谱的水平，而这时，市场先生又从另一个方向对价值投资者表现出其慷慨和友善：送给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低价买入的机会；对此，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所以，呼吁对博傻行为进行管制的，不会是价值投资者，他们没有理由为此担忧，面对价格泡沫，假如他们手里有货，理应大喜过望，假如没货，也乐得看个热闹；有理由大声疾呼的，只能是俄罗斯轮盘里那些不幸躺下的倒霉蛋，他们既要享受豪赌的快感，又不愿面对输个精光的后果，这就好比那些毫无道理的疯狂抢购囤积食盐的家伙，事后却要求超市接受原价退货，天下岂有此等好事。
任何交易制度和监管政策，当然不应满足这样的无理要求，那些一心只想着丰厚的回报，却将最起码的风险原则抛诸脑后，指望交易所和监管当局替他们挡开所有危险，最好在输掉后还能讨回本钱的所谓“投资者”，理应被横着抬出市场，幸好，博傻者们会自己干这份累活儿，他们是市场的义务清道夫，这也是每出博傻游戏的美妙结局所在。
有人好赌，并且赌了，然后输光了，这有什么不对吗？或者考虑更纯粹的情形：有人不想活，并为此而行动了——找了根绳子把自己吊起来，然后死了，这有什么不对吗？如果你觉得这也算市场失灵，那只是暗中为市场假设了它本不具备的功能，毕竟没有人宣称“拯救所有不想活的人”是市场之必备功能，市场可以让不想活的人方便的买到价廉物美的绳子，当然，如果他回心转意，也可让他更容易找到一家心理诊所。
市场并不担保所有人都获得成功，相反，通过创造性毁灭过程将失败者清除出系统，倒是市场的标准功能。
[1] 以下内容摘自我年间写的几篇评论文章，稍有改动，原文可在我的博客上找到：
[2] 原文《从埋尸案看民企的逼仄地位》
[3] 原文《医疗广告宜疏不宜堵》
[4] 原文《港澳旅游业的劣币逐良币过程》
[5] 原文《博傻游戏伤不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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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解耦#8：普世的，太普世的
在部落社会，人们在与自己人（即所在部落的其他成员）和外人交往时，奉行着完全不同的伦理标准，对外人的痛苦与不幸所抱的同情心，伤害或欺骗他们时产生的负罪感，都要弱得多，在目睹他们被欺凌时，更少出手相助匡扶正义的义务感，当他们做出（在自己看来）有悖伦理的事情时，也更少施以惩罚、加以阻止或纠正的冲动（这是一种基于蔑视的宽容——他们根本不算人，所以有此非人举动我也不必大惊小怪）。
随着群体间交往增多，大范围和平秩序的建立，伦理上的内外之别已逐渐削弱，但它从未完全消除，即便到近现代，一些历史上国家权力鞭长莫及或法律不彰的地区，西西里，巴尔干，闽南，菲律宾，索马里，宗族组织和部落主义仍然盛行，这些地方因而也盛产组织严密的黑帮，其特点是内部有着良好规范，充满合作互助友情关爱，对外则冷酷无情毫无底线。
这些反面案例提醒我们，不分亲疏的普遍正义感是晚近才出现的道德情感，是自文明起源以来人们在流动性大社会长期生活的产物，并非由人类古老天性所保证。
对陌生人态度的改变，首先源自安全感的提升；对特定事物的恐惧是可以习得的，多数灵长类都怕蛇，但并不都是天生就怕，有些猴类幼年时不怕蛇，直到有一天看到成年猴对蛇做出惊恐反应，从此学会，但并不是说这些猴类对蛇没有某种先天倾向，它们很容易学会怕蛇，一次观察即可学会，却不容易以同样方式学会怕其他东西；事实上，一些实验显示，灵长类头脑中似乎有一个“蛇探测器”，让它们能够敏锐的从杂乱背景中发现蛇形物，远比发现其他形状的物体更敏锐，这也解释了为何它们在看到长辈的惊恐反应时，能迅速领会到惊恐的对象是什么。
对人类来说，最危险的动物显然是其他人类，但同时，最亲密的伙伴也是其他人类，因而关键在于如何区分安全的和不安全的人类；在游团或村庄这样的小型社会，这问题可以通过熟识关系轻松解决，谁是朋友，谁是仇家，谁是性格乖张凶暴的恶人，大家都很清楚，偶尔有陌生人到来，也可依据将他带进来的那个人对他的态度而判定，如果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友善的，就一律视为危险分子。
秩序的解耦#8：普世的，太普世的
在部落社会，人们在与自己人（即所在部落的其他成员）和外人交往时，奉行着完全不同的伦理标准，对外人的痛苦与不幸所抱的同情心，伤害或欺骗他们时产生的负罪感，都要弱得多，在目睹他们被欺凌时，更少出手相助匡扶正义的义务感，当他们做出（在自己看来）有悖伦理的事情时，也更少施以惩罚、加以阻止或纠正的冲动（这是一种基于蔑视的宽容——他们根本不算人，所以有此非人举动我也不必大惊小怪）。
随着群体间交往增多，大范围和平秩序的建立，伦理上的内外之别已逐渐削弱，但它从未完全消除，即便到近现代，一些历史上国家权力鞭长莫及或法律不彰的地区，西西里，巴尔干，闽南，菲律宾，索马里，宗族组织和部落主义仍然盛行，这些地方因而也盛产组织严密的黑帮，其特点是内部有着良好规范，充满合作互助友情关爱，对外则冷酷无情毫无底线。
这些反面案例提醒我们，不分亲疏的普遍正义感是晚近才出现的道德情感，是自文明起源以来人们在流动性大社会长期生活的产物，并非由人类古老天性所保证。
对陌生人态度的改变，首先源自安全感的提升；对特定事物的恐惧是可以习得的，多数灵长类都怕蛇，但并不都是天生就怕，有些猴类幼年时不怕蛇，直到有一天看到成年猴对蛇做出惊恐反应，从此学会，但并不是说这些猴类对蛇没有某种先天倾向，它们很容易学会怕蛇，一次观察即可学会，却不容易以同样方式学会怕其他东西；事实上，一些实验显示，灵长类头脑中似乎有一个“蛇探测器”，让它们能够敏锐的从杂乱背景中发现蛇形物，远比发现其他形状的物体更敏锐，这也解释了为何它们在看到长辈的惊恐反应时，能迅速领会到惊恐的对象是什么。
对人类来说，最危险的动物显然是其他人类，但同时，最亲密的伙伴也是其他人类，因而关键在于如何区分安全的和不安全的人类；在游团或村庄这样的小型社会，这问题可以通过熟识关系轻松解决，谁是朋友，谁是仇家，谁是性格乖张凶暴的恶人，大家都很清楚，偶尔有陌生人到来，也可依据将他带进来的那个人对他的态度而判定，如果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友善的，就一律视为危险分子。
所以小社会的人总是对新来者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小孩会躲到大人身后，直到从大人的态度中重新获得安全感，新人到来的消息会迅速传遍整个村庄，人们贴在门缝上扒在窗户上，急切捕捉任何有助于弄清其底细的线索，热烈讨论每个细节，主人也会觉得有义务向邻居们说明客人的背景，人们如此积极的获取有关一个人的信息，就是为了将他做出适当的归类，以便采用适当的策略处理与他的关系（戒备，攻击，示好，漠视）。
可是在更大的社会中，这套方法就不怎么管用了，你没工夫弄清那么多人的背景，就算弄清了也记不住，于是我们转而采用贴标签归大类的省力办法，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类别，就是我们文化上的同类，即和我们有着相同的语言、背景知识、信仰、历史记忆、亲属系统，遵循着同样的习俗、交往礼仪和其他社会规范的人类。
当我们将一个人认定为文化同类，那么即便与他未曾谋面，也可相信能够从他的举止中推断其动机和信念，通过交谈了解其意图和需要，即便有分歧冲突也有协商的可能，总之，他们是可以沟通的，可以被我们的理由与愿景打动的，有道理可讲的，可以理喻的。
和蛇探测器一样，我们头脑中也有一个文化同类探测器；当小型社会向部落、酋邦和早期国家发展时，各种身份符号被创造出来，以方便人们将共同体伙伴识别为同类，随着共同体扩大，被归为同类的人越来越多，遍及人们能够感知的整个世界，而异类只存在于遥远的边疆，或那些被征服而未被同化的少数族群之中，多数时候，他们只是一面可以从中照出文化自我的镜子，而不再是一种需要时刻警惕的威胁。
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时间上可粗略对应于卡尔·雅斯培（[[Karl Jaspers]]）所称的轴心时代（[[Axial Age]]）——，人类道德心理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向，一种新的道德情感首先在流动的精英阶层中浮现，随后又因他们的影响力而主导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氛围。
这些精英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未能继承家业或权力的王族或贵族子弟，虽然他们在族内的地位有所跌落，但仍有机会获得良好的教育并建立广泛的社交网络（因为贵族的通婚和社交圈子都比平民更广泛更有价值），家族的财富和社会资本让他们得以自如的游走于各城邦或小国之间，或以一技之长服务于大小君主，或自立门户，招纳门徒，行侠仗义，传道授业，著书立说。
他们于是面临一个问题：在脱离了原有的家族和地方社区之后，如何为自己建立声望，以获得合作伙伴（特别是他们所服务的君主）的尊敬与信任？在以往的低流动社会，这些很大程度上是由共同体成员身份自动保证的：因为我成长并生活于这样的群体中，必定会被教会遵循这些规范，任何偏离都会立即遭受其他成员的惩罚或孤立，你可以相信我不会那么做，是因为我从未被允许那么做，我对这些禁忌的恐惧如此强烈，以至于我根本不会那么做，这跟我个人的品性关系不大。
对于游走四方的精英士子和工商业者，这些因素（群体所强加的义务和禁忌，对神灵的畏惧，从小沉浸在特定文化中所养成的习惯）仍然起作用，但越来越缺乏说服力，因为他们各自出身群体的不同习俗和信仰，各自畏惧的不同神灵，对个体行为究竟有多大约束力，在他人眼里都是可疑的，更可疑的是，在脱离原有群体之后，这些约束是否还会延续？那些据说如此偏爱和眷顾特定群体的神灵，其法力真的会超出信奉它的地方吗？
为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必须寻找一种新的、无关特定文化的理由来博取他人的尊敬与信任，他们找到的是普遍人性与个人品德，逻辑是这样的：无论来自何方，我们都有着相似的情感，都能理解同情他人的欲望和痛苦，所以只要一个人心地善良，通情达理，便可按一些极为简单、并且从人类同情心可自然引出的原则——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指导自己该如何行事，才不会伤害到他人。
于是问题转向：如何让人相信你果真拥有这样的品德？为此，人们创造出了各种美德展示（[[virtue signalling]]）系统，向饥民施粥，为乞丐洗脚，替病人吸脓血，以展示自己的同情心，戒断肉食，禁欲独身，衣衫褴褛甚至裸身跣足，以展示自己克制贪欲（这被认为是众多恶行的根源）的能力，主动置身险境，承受痛苦，残毁肢体，以展示自己的坚忍和毅力：我连这样的痛苦都能忍受，还有什么原则不能坚持？什么誓言不能遵守？什么使命会被我辱没？
展示信号的成本必须足够高才显得可信，和动物的禀赋展示信号（比如羚羊通过炫耀性跳跃告诉捕食者：看，我身手这么敏捷，劝你还是去追别人吧）一样，美德展示也会引发军备竞赛，竞相攀比令其变得越来越极端，当然，绝大部分人无法负担那些极端的形式，但他们可以将其作为代理展示手段，通过赞美、追随、资助、膜拜践行这些极端方式的僧侣和圣徒，可以在众人心目中营造一种自己和他们共享着同样价值与美德的印象。
美德展示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假或夸大的，但无论它是否真实，都会推动舆论氛围的转变，被颂扬的美德成为新的评价标准，通过社会压力而改变人们的行为，最终将其确立为社会规范。
从习惯性的循规蹈矩到自觉的善行义举，从群体强加的义务到个人的品德展示，从基于恐惧的顺服到主动的原则坚守，从功利性的泛灵信仰到非功利性的道德神崇拜，从不同文化孕育的多样习俗到基于一般原则的普遍伦理，从亲疏有别的部落主义到一视同仁的一般正义感，这一系列转变导致了人类道德体系的升级，变得更为普世化，这一体系（连同国家所维持的法律秩序）让文化各异的地方社区得以结成大型共同体。
普世化转变与社会流动的关系，从各大文明的历史中不难看出，希腊哲学的兴起于学者在各城邦间的流动，儒家学说形成的时间也与士人阶层开始周游列国相契合，基督教向普世宗教的转变正是基于散布于希腊罗马世界的犹太社区摆脱旧习俗的需要，这些犹太人都聚居于高流动性的大城市，并以流动性职业为生，近代欧洲启蒙运动中普世主义的再度兴起，与商业繁荣、城市扩张、印刷术，以及知识精英经由旅行、沙龙和通信所结成的交流网络（所谓[[Republic of Letters]]）脱不了关系，当今西方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和特殊主义的较量中，前者在大都市赢得了最多的支持者。
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中功不可没，一个容易观察到的例证，是文明地区残酷行为的普遍减少和慈善活动的普遍增加，早期国家极为盛行的人牲献祭和人殉，到古典时代已基本废止，肉刑也逐渐减少直至销声匿迹，各大宗教都倡导慈善义举，无论是否真心诚意，统治者们也都努力将自己装扮成普世道德的守护者，早期宗教中那些暴戾乖张的神灵逐渐被改造得面目和善。
然而，尽管有这些好处，普世主义往往会走过头，裹进一些不切实际乃至有害的想法；诚然，人类有着许多共同天性，这些共性让有着不同族群渊源和文化背景的人们有可能在一些基本道德原则上达成一致，进而基于这些原则发展出让共同生活成为可能的伦理与法律体系，或者将既已存在的体系变得相互兼容，假如普世主义的含义到此为止，那是可以成立的，并且恰好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历程。
但事实上它已被赋予了更多内涵，首先是性善论：人类天性是善良的，一些社会之所以陷于罪恶与黑暗之中，只是因为良心被无知所蒙蔽，所以，只要多一些教育，长一些见识，多一些理性与科学，去除一些蒙昧，让人类天性充分发展，那么个体良心就会自动汇集成公共之善，实现普遍正义。
其次是自然权利论：一些基本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一些基本的道德与法律规则（包括上述自然权利的内容）是不言自明的，这两者都不是任何人类制度所创造的，而是依自然与人类的本性而自动确立，有些地方权利遭受践踏，道德原则被破坏，只是因为世间（不知何故）还有一些坏蛋恶棍、暴君、邪恶势力，以及善良人的无知与软弱，所以，只要除掉一些恶人，推翻几个暴君，增加一些理性，权利便可得到保护，正义即可得以伸张。
从以上两点，又顺理成章的推演出政治上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全体人类，无论源自哪个种族或民族，有着何种文化背景，身处何种社会，都拥有同样的善良天性，保有同样的天赋权利，认可并乐意遵守同样的基本规则，赞赏同样的普世价值，所以，只要给他们机会（这通常意味着只须解除殖民者或专制暴君的压制），都能建立起效果相似的法律与政治制度，来维护这些权利与规则。
这进而意味着，保护自然权利与普世规则的宪政与法律制度，是文化中性的，它们在一些国家首先建立，并不是因为那里的人民在心理和文化上有何特殊之处，只不过各民族在走向人类终极命运的道路上有些快慢先后而已，所以，那些先行一步的国家大可听任其人口之种族与文化构成被任意替换，而不必担心现有制度会因此而被侵蚀垮塌。
这一切听上去很美好，却是完全错误的；孤立的看，人人都爱权利与自由，列出一份权利清单去问他们喜不喜欢，或许会听到异口同声一片亚克西，但一个人热爱自己的权利，并不等于他会尊重他人的权利，在人类相互杀戮了几十万年之后，说他们突然变得如此善良，以至出于本性（而非制度约束）就愿意尊重他人权利了，这断难让人相信。
权利并非由天而降，而是从人类个体与群体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博弈均衡中浮现，并由一整套制度确立和保障（这一过程并未完结，新型权利仍在不断创生），其中由国家权力所支持的司法系统起了关键作用，但国家同时也是侵犯个人权利的最危险组织；如何建立一个足够强大，有能力抵御外敌，维持和平，执行法律的国家，同时又将其随时可能伸进私人生活的手牢牢捆住，并确保其巨大权力不落入独夫或帮派之手？
国家起源之后的数千年中，这问题始终未被解决，直到宪政在金雀花王朝的英格兰得以建立；近代以来，钦羡或震惊于英美的成就，各国群起效仿，但在英语国家之外，复制成功者只是少数，有些仿制品在现实中达到了近似的效果，但并未证明能够自我维持，因为它们始终寄生于先由英国后由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一旦这一秩序瓦解，其宪政能否延续，至少是可疑的。
建立和维持宪政之所以困难，一是因为达成权力制衡结构本身就是小概率事件，二是因为制衡结构必须长期存在才能成为各方的可靠预期，才能制度化为宪政，才能培养出温和保守、善于妥协的政治传统，以及珍视并积极捍卫这些传统的舆论氛围和公民美德——特别是在社会精英中间。
重要的是，这些作为宪政与法治之土壤的美德，与各大文明中普遍受推崇的那些美德十分不同，有些甚至在直觉上相互冲突；劫富济贫的佐罗，支持穷人赖账的法官，绕过司法程序惩治贪官的明君，在几乎所有文明中都广受赞誉，为平息民怨而插手地方事务破坏其自治权，动用强权的废除鄙俗陋习，不顾议事程序雷厉风行的推进受民众欢迎的改革，也同样备受称颂。
同情弱者，温和谦让，诚实守信，友爱互助，痛恨贪腐，这些能直接带来可欲结果的一阶美德，是容易被理解和赞赏的，因而不难成为普世价值，然而推动和维护宪政所需要的，更多的是二阶美德，它们首先为良好的制度创造条件，然后由这些制度产生可欲结果，这一间接迂回的关系不容易凭常识得到理解或为直觉所接受，只有长期沉浸于孕育它们的特定文化传统之中，才能加以赞赏和珍视，并内化为信仰和价值观。
就算能帮穷人摆脱困苦，也不能支持他赖账，就算法官做出了被众人视为不公的裁决，也要支持司法独立，就算地方政府昏庸无能，也要支持地方自治，就算某本著作充斥着错误荒唐庸俗乏味的无稽之谈，也要支持言论与出版自由，就算灾民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未经州长请求也不能把军队开进灾区，就算你相信强迫制药厂低价卖药可以拯救大批病人，也要反对政府剥夺私人财产权，就算你认为阿米绪孩子受教育太少，也要支持宗教自由，也要反对政府将监护权从父母手中夺走……
正因为需要这些远非普世的特殊美德，宪政体制并不是文化中性的，许多守护着美国人自由的美德——比如对持枪权的热爱与执着——，在美国以外很少得到同情，世人对宪政这棵果树结出的果实大流口水（在这一点上，普世主义确实没错），却常常对果树之根和它深植于其中的文化土壤懵然无知甚或嗤之以鼻，这样你就很难相信，他们仅仅依靠自己也同样能把果树种活养好。
过去二十多年的全球化浪潮曾让许多人产生了世界大同即将到来的感觉，可不是嘛，跨越数万公里的远洋运输成本甚至已低于数十公里的陆地运送，高速互联网完全消除了通信的距离差异，来自千百个民族的数十亿人，有史以来首次真切体会到共同生活在一个高度流动性的全球社会中的感觉，呼吸着同一片自由空气，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繁荣，谁会不喜欢？谁又肯放弃这样的美好？
也许不会放弃，但可能会丢失，与澳洲大陆隔绝之后的塔斯马尼亚人，逐渐丢失了几乎所有工具制作技能，那显然不是他们想要放弃的，他们只是不具备保有这些文化元素的条件，甚至有意识、有组织、真心诚意的努力维护也未必成功，高举《人权宣言》的法国革命政府很快变成了一部恐怖专政机器，雅各宾党人对自由与权利的热情、真诚，其个人品格的廉正无私，都是毋庸置疑的，罗伯斯庇尔在年轻时还为坚守反对死刑原则而辞去了刑事法庭法官的职务，可是在掌握权力之后，实现美好理想的努力一步步发展成对反对者的血腥屠杀，短短一年内将四万多人送上了断头台。
当今全球市场的运行，端赖于美国霸权所保障的世界和平秩序，只有宪政国家才会将霸权用于支持市场秩序，而非用于掠夺和征服，然而也正因此，世人常常无视或遗忘这一基础的存在，因为掠夺征服是看得见的，对市场秩序的基础性支持则不容易看见，而且越是可靠就越不容易被看见，或许只有当这一支持被撤回时，人们才会在一片惊恐中恍然大悟，就好比静静躺在大洋深处的海底光缆，只有当它断掉时才会引起世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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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gzhou: 铁取代青铜可能从两方面削弱了对长距离贸易的需求：1）铁矿分布广泛，2）青铜的两种主原料铜和锡很少共存一地，而冶铁只须一种矿物。这一削弱，加上铁器的廉价易得，或许部分解释了青铜文明在地中海世界的崩溃，因为铁器普及让旧精英阶层对矿产地和贸易路线的控制变得一文不值，也不再能独占武器优势。
@太文公_96861: 廉价技术普及进而贵族精英阶层遭受打击。步兵取代骑士好像也这样。是不是伴随着政治平民化
@whigzhou: 铁取代青铜可能从两方面削弱了对长距离贸易的需求：1）铁矿分布广泛，2）青铜的两种主原料铜和锡很少共存一地，而冶铁只须一种矿物。这一削弱，加上铁器的廉价易得，或许部分解释了青铜文明在地中海世界的崩溃，因为铁器普及让旧精英阶层对矿产地和贸易路线的控制变得一文不值，也不再能独占武器优势。
@太文公_96861: 廉价技术普及进而贵族精英阶层遭受打击。步兵取代骑士好像也这样。是不是伴随着政治平民化的过程？然后海上民族入侵了。
@whigzhou: 对。有人确实认为希腊民主和铁代铜有关系，无论这一点是否成立，对大规模步兵的需求与政治平民化的关系是明确的
@whigzhou: 在考虑人工智能的制度后果时，这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条线索，普选权和福利制度曾经是换取大规模动员能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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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gzhou: 澳洲的强制投票制创造了很多娱乐性政党。
@熊也餐厅:不去登记就可以不用投票。登记了不投以前是罚款五十澳元，现在怎么样就不知道。
@whigzhou: 不登记只是让政府可能开不了罚单而已，没有这样的豁免，我查过
@空的发狂WALLE:强制公民履行政治义务，为什么？
@whigzhou: 从实际效果上看，明显的结果是提高左派得票率，比民主党用大巴将本来不会投票的人一车车拉到投票站的效果好5倍，瑞士的一个案例
@whigzhou: 澳洲的强制投票制创造了很多娱乐性政党。
@熊也餐厅:不去登记就可以不用投票。登记了不投以前是罚款五十澳元，现在怎么样就不知道。
@whigzhou: 不登记只是让政府可能开不了罚单而已，没有这样的豁免，我查过
@空的发狂WALLE:强制公民履行政治义务，为什么？
@whigzhou: 从实际效果上看，明显的结果是提高左派得票率，比民主党用大巴将本来不会投票的人一车车拉到投票站的效果好5倍，瑞士的一个案例显示，强制投票可将左派得票率提高20%
@whigzhou: 澳洲各州中，政治倾向最左的塔斯马尼亚也是执行义务投票法最起劲的州，2010年大选后开出了5000张罚单
@熊也餐厅: 懒惰的右派不会因此而获利吗？
@whigzhou: 总体上不会，投票意愿低的人里总体上左派比例高得多，否则为啥民主党出动大巴共和党不这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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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二公知苗 不少人在讲移民问题时，都忽略社会，文化和政治成本，只讲纯经济收益。讲经济收益时，理论上，无论是受高等教育的合法移民还是从事低端工作的非法移民带来的纯经济收益理论上都是正的。但是这种收益不是一些人描绘的帕累托改进。相反，这种收益实际上带有很强的再分配性质。尤其是考虑到非法移民增加了低端工作岗位的供给，压低了低端岗位的工资，实际上是一种带有劫贫济富性质的再分配。
@whigzhou: 你说的是分配效应，distributive effec
@研二公知苗 不少人在讲移民问题时，都忽略社会，文化和政治成本，只讲纯经济收益。讲经济收益时，理论上，无论是受高等教育的合法移民还是从事低端工作的非法移民带来的纯经济收益理论上都是正的。但是这种收益不是一些人描绘的帕累托改进。相反，这种收益实际上带有很强的再分配性质。尤其是考虑到非法移民增加了低端工作岗位的供给，压低了低端岗位的工资，实际上是一种带有劫贫济富性质的再分配。
@whigzhou: 你说的是分配效应，distributive effect，不是再分配，后面这个词要难听得多
@whigzhou: 贸易开放、技术进步、资源发现，都有很强的分配效应，但不是再分配，后者是对由市场机制分配的要素报酬通过非市场手段进行人际转移
@whigzhou: 制度和政策上无视分配效应，是自由市场原则的要点之一，否则贸易保护、卢德分子、行会特权、工会垄断，就都有了位置
@研二公知苗: 但现实中，自由市场的运行还是需要政治上的保障。对受损者的补偿就是为了使得自由市场的基本原则在政治上具有可持续性。
@whigzhou: 妥协让步当然可以，但让步不能通过修改自己的是非观来进行，『你欠我100，还不起？好吧，那就免掉你30』vs『你欠我100，还不起？好吧，那就算你只借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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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gzhou: 如果让你列出五件东西，没了它们美国（在你眼里）就不再是美国了，你会选哪五件？我的选择：持枪权，，陪审团，最高法院，州权。
@都市学派:宪法必须排第一。
@whigzhou: 宪法很难判定怎么算『没了』，我列的五件都很容易判别
@慕容飞宇gg:辉总的意思是没了其中一件还是全部没了？
@whigzhou: 每少一件就更远离一点啊（幸亏我不是本质主义者）
@whigzhou: 如果让你列出五件东西，没了它们美国（在你眼里）就不再是美国了，你会选哪五件？我的选择：持枪权，[[stand your ground]]，陪审团，最高法院，州权。
@都市学派:宪法必须排第一。
@whigzhou: 宪法很难判定怎么算『没了』，我列的五件都很容易判别
@慕容飞宇gg:辉总的意思是没了其中一件还是全部没了？
@whigzhou: 每少一件就更远离一点啊（幸亏我不是本质主义者）
@银色子弹V5: 那不也很好嘛，变成加拿大了
@whigzhou: 说到点子上了，没这些就是加拿大了，我之所以选这几件，不是说其他（比如言论自由、私人财产权）不重要，而是认为这些才是让美国比盎格鲁世界乃至自由世界的其他部分更自由的东西，是特别美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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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 and Politics
援助与政治
作者:Angus Deaton @
译者:沈沉(@你在何地-sxy)
校对:辉格(@whigzhou)
来源: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o understand how aid works we nee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d and politics. Political and legal institutions play a central role in setting the environment that can nurture prosperity and economic growth. Foreign aid, especially when there is a lot of it, affects how institutions function and how they change. Politics has often choked off economic growth, and even in the world before aid, there were good and bad political systems.
要理解援助是如何运作的，我们需要对援助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做一番研究。在创造恰当环境以促进繁荣和经济增长方面，政治和法律制度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外国援助，特别是大额外国援助，会影响制度的运作及其变迁。政治向来能阻碍经济增长，即便是在援助流行以前，世上也既有好的政治体系，也有坏的。
But large inflows of foreign aid change local politics for the worse and undercut the institutions needed to foster long-run growth. Aid also undermines democracy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a direct loss over and above the losses that come from undermin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se harms of aid need to be balanced against the good
Aid and Politics
援助与政治
作者:Angus Deaton @
译者:沈沉(@你在何地-sxy)
校对:辉格(@whigzhou)
来源: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o understand how aid works we nee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d and politics. Political and legal institutions play a central role in setting the environment that can nurture prosperity and economic growth. Foreign aid, especially when there is a lot of it, affects how institutions function and how they change. Politics has often choked off economic growth, and even in the world before aid, there were good and bad political systems.
要理解援助是如何运作的，我们需要对援助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做一番研究。在创造恰当环境以促进繁荣和经济增长方面，政治和法律制度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外国援助，特别是大额外国援助，会影响制度的运作及其变迁。政治向来能阻碍经济增长，即便是在援助流行以前，世上也既有好的政治体系，也有坏的。
But large inflows of foreign aid change local politics for the worse and undercut the institutions needed to foster long-run growth. Aid also undermines democracy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a direct loss over and above the losses that come from undermin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se harms of aid need to be balanced against the good that aid does, whether educating children who would not otherwise have gone to school or saving the lives of those who would otherwise have died.
但是，外国援助的大规模流入恶化了地方政治，损害了促进长期增长所必须的体制。援助还会破坏民主和公民参与，这种直接损失比破坏经济发展所导致的损失更为严重。援助的这些危害需要与援助所带来的好处进行平衡考量，不管这些好处是给那些原本无法上学的孩子提供教育，还是挽救原本会死去的生命。
From its beginnings after World War II, development economics saw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as technical problems. Economists would provide the knowledge that would tell the newly independent rulers how to bring prosperity to their people. If development economists thought about politics at all, they saw politicians as the guardians of their people, motivated by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welfare. Politics as an end in itself, as a means of civic participation, or as a way of managing conflict was not part of their operations manual.
自二战结束后发展经济学建立伊始，这门学科就将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视为技术问题。经济学家会向新近获得独立的统治者们提供知识，告诉他们如何为自己的人民带去繁荣。如果说发展经济学家思考过任何政治问题，那就是将政客们看作是人民的守护人，他们的动机是促进社会福利。政治，无论作为目的本身、作为公民参与手段，还是作为冲突管理方式，都不曾体现于他们的操作手册中。
Nor would development experts much concern themselves with the fact that, in many cases, the governments through which they were working had interests of their own that made them improbable partners in a broad-based development effort. There have been dissenting voices over the years, but it is only relatively recently that mainstream development economics has focused on the importance of institutions, including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on politics itself.
发展专家们也不太关心这一事实：在许多情形下，他们的工作所需借力的那个政府，自身也拥有利益诉求，因而不太可能在一个牵涉广泛的发展计划中当好合作伙伴。历年来，持不同意见的声音一直都存在，但直到相对晚近时，主流的发展经济学才开始集中关注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制度的重要性以及政治本身。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not take place without some sort of contract between those who govern and those who are governed. The government needs resources to carry out its functions—preserving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maintaining its monopoly of violence, at the very least, and beyond that providing a legal system, public safety, national defense, and other public goods—and the resources that these functions require must be raised in taxes from the governed. It is this need to raise taxes, and the difficulty of doing so without the participation of those who are taxed, that places constraints on the government and to some extent protects the interests of taxpayers.
如果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不存在某种形式的契约，那么经济就不太可能得到发展。政府需要资源才能执行其功能——至少需要保持领土完整、维持垄断暴力，更进一步则需要提供法律体系、公共安全、国防和其他公共物品。而维持这些功能所需要的资源则必须从被统治者头上以税收形式获得。正是这种征税需求，再加上如果没有征税对象参与，税收很难征得，这就给政府施加了约束，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纳税人的利益。
In a democracy, direct feedback from the electorate evaluates the government’s performance, in effect a sort of project evaluation on the programs that are carried out using taxpayers’ money. While this sort of feedback works best in a democracy, the need to raise funds exists every where, and it will often constrain the ruler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emands of at least some of the population. One of the strongest arguments against large aid flows is that they undermine these constraints, removing the need to raise money with consent and in the limit turning what should be beneficial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to toxic ones.
在民主国家，直接来自选民的反馈可以评估政府的表现，实际上就是对那些用纳税人的钱实施的项目进行评估。虽然这种反馈只在民主国家才运作得最好，但是筹集资金的需要到处都存在，而这通常都会约束统治者，迫使他们关心至少人口中一部分人的需求。反对巨额援助涌入的最强论点之一就是：援助会破坏这种约束，移除征得同意以筹集资金的必要性，在极端情况下还会将本来有益的政治制度变成有害的。
Without an adequate capacity to tax, a state denies its citizens many of the protections that are taken for granted in the rich world. They may lack the protection of the law, because the courts do not work or are corrupt, and the police may harass or exploit poor people instead of protecting them. People may be unable to start businesses, because debts are not paid and contracts are not enforced or because civil “servants” extort bribes. They may face threats of violence from gangs or warlords. They may lack clean water or minimal sanitation facilities. There may be local endemic pests that threaten them and especially their children with medically preventable but potentially fatal diseases. They may lack access to electricity, to functioning schools, or to a decent health service. All of these risks are part of what it means to be poor in much of the world, all are causes of poverty, and all are attributable to the lack of state capacity. Anything that threatens that capacity is inconsistent with improving the lives of poor people.
如果缺乏足够的征税能力，国家就不会向其国民提供富裕世界的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许多保护措施。他们可能会缺少法律保护，因为法院不起作用或者腐败不堪。警察也可能骚扰或剥削穷苦人群，而不是给他们提供保护。人们可能没法做生意，因为欠债可以不还、契约无法执行，或者因为人民“公仆”会索取贿赂。他们还可能面临黑社会或军阀分子的暴力威胁，可能缺少淡水或最基本的卫生设施。也可能存在地方性的病害虫，给他们、特别是他们的孩子带来潜在致命的疾病威胁，尽管它们医学上完全可以预防。他们可能得不到电力供应，没有学校，或者适当的医疗服务。在世界的许多地区，所有这些风险正是贫穷这一词汇的部分内涵所在，也都是贫困的原因所在，并且都可归因于国家能力的缺乏。所有一切损害这一能力的事物，都与改善穷人生活这一目的相悖。
The argument that aid threatens institutions depends on the amount of aid being large. In China, India, or South Africa, where ODA in recent years has been less than 0.5 percent of national income, and only occasionally more than 1 percent of tot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aid is not important in affecting government behavior or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 The situation is quite different in much of Africa. Thirty-six (out of forty-nine) countries in sub-Saharan Africa have received at least 10 percent of their national income as ODA for three decades or more.
援助危及制度这一论点能否成立，取决于援助量的大小。在中国、印度或南非，近年来的政府开发援助（ODA）都只相当于国民收入的不到0.5%，而且只是偶尔才会占到政府财政支出总量的1%以上，因此援助在影响政府行为或者制度变迁方面并不重要。但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情况则截然不同。撒哈拉以南非洲（49国之中）有36国的国民收入中至少10%来自于ODA，这种情况已延续长达三十年甚至更久。
Given that ODA comes to governments, the ratio of aid to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s larger still. Benin, Burkina Faso, the DRC, Ethiopia, Madagascar, Mali, Niger, Sierra Leone, Togo, and Uganda are among the countries where aid has exceeded 75 percent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for a run of recent years. In Kenya and Zambia, ODA is a quarter and a half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respectively.
考虑到ODA是流向政府的，因此援助在政府支出中所占比例会更高。贝宁、布基纳法索、刚果（金）、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马里、尼日尔、塞拉利昂、多哥和乌干达等国所接受的援助最近连续多年占到政府开支的75%以上。在肯尼亚和赞比亚，ODA分别是政府开支的四分之一和二分之一。
Given that much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s pre-committed and almost impossible to change in the short run, for these countries (and others for which the data are not available) discretionary expenditures by governments are almost entirely dependent on funds from foreign donors. As we shall see,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donors are dictating what governments spend—far from it. Yet the behavior of both donors and recipients is fundamentally affected by the existence and magnitude of these aid flows.
考虑到大部分政府开支都有预定用途，短期内不太可能改变，因此这些国家（以及数据尚不可得的其他一些国家）政府的自由开支几乎就全部依赖于外国援助者手中的资金。我们将看到，这并不意味着援助者能够决定政府把钱花在哪里——远非如此。不过，援助者和受援者的行为都从根本上受到这类援助资金的存在与规模的影响。
Aid is not the only way in which rulers can rule without consent. A commodity price boom is another. One famous example comes from Egypt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hen, at the height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ith its insatiable demand for cotton, the two main sources were the American South and Egypt, and Egypt’s sales of cotton accounted for most of its trade with the outside world. Egypt’s ruler, Muhammad Ali Pasha, often described as the founder of modern Egypt, paid only a fraction of the world price to the fellaheen who produced the cotton, and he and his court became fabulously wealthy on the proceeds.
援助并不是统治者不经同意而实现统治的唯一途径。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也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是19世纪中期的埃及。在这个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市场对棉花的需求无穷无尽，主要的棉花产地有美国南部和埃及，而埃及的棉花销售占了该国对外贸易的绝大部分。当时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常被称为现代埃及的奠基人）只给种植棉花的农民支付世界市场价格的一个零头，自己及朝廷则因棉花收益而富得流油。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ripled the world price in only three years, and under Ali’s successor Isma’il Pasha, this led to what a British report later described as “fantastic extravagance,” while “immense sums were expended on public works in the manner of the East, and on productive works carried out in the wrong way or too soon,” including the Suez Canal. The scale of the spending was so great that it could not be supported even by the wartime cotton price, and Isma’il borrowed on the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 When the price of cotton collapsed after the war, there were riots, armed intervention, and ultimately foreign occupation by Britain.
因美国发生内战，世界棉花价格三年内翻了三倍。在阿里的继任者伊斯梅尔帕夏治下，这种价格飙升导致了一份英国报告后来所称的“极端挥霍”，“发挥东方国家风格，公共工程靡费巨资，生产性项目上的巨额开销要么方向错误，要么上马太快”，其中包括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开支规模如此巨大，以至于连战时棉花价格都难以支撑，伊斯梅尔只能向国际资本市场借款。随着战后棉花价格暴跌，埃及出现暴乱，接受武装调停，最后引来英国的占领。
Cotton prices rose from $9.00 for 112 pounds in 1853 to $14.00 in 1860, to a peak of $33.25 in 1865, and they fell to $15.75 in 1870. One might have thought that the foreign lenders—if not Isma’il—would have understood the trouble that lay ahead, but then, as now, the lenders could rely on another government—Britain—to protect and recover their investments. Yet this story of catastrophe is not wit the Suez Canal, after all, was a useful investment whose benefits need to be counted.
棉花价格从1853年的每112磅9美元上升到1860年的14美元，再于1865年攀至最高价33.25美元，然后在1870年回落到15.75美元。你也许会想，即便伊斯梅尔想不到，那外国放款人本来总该能认清即将发生的麻烦。但那个时候跟现在一样，放款人可以依靠另外一个国家——英国——来保护和收回自己的投资。当然，这场灾难并非全无是处；苏伊士运河毕竟是个有用的投资，其好处需要承认。
There are many parallels between commodity price booms and foreign aid. One is that cash flows come and go in a way that is divorced from domestic needs or domestic politics. In the cotton boom, the cause was the Civil War in A with aid, it is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in the donor countries, or international events such as the Cold War, or the war on terror. That aid stimulates government expenditure has been repeatedly documented, and, as in the Egyptian case, the government is freed of the need to consult or to gain the approval of its people.
大宗商品价格和外国援助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其中之一就是：现金流的进出与国内需求或国内政治脱节。棉花热的原因是美国内战；援助则视乎援助国的经济政治状况，或如冷战一类的国际事件，或反恐战争。援助会刺激政府开支，此类事例史载不绝，如埃及案例所显示的，此时政府已不再需要征询民众意见或寻求民众认可。
With state-owned mines, a high world price, an unlimited supply of poor workers, or a well-funded army, a ruler can stay in power without the consent of his people. With sufficient foreign aid, the ruler can even do without the mines, as eventually happened in Zaire under Mobutu. Aid from abroad kept the regime in business, and most of the aid went to doing so, so that when the regime eventually fell, there was little left, in Swiss bank accounts or elsewhere.
如果统治者拥有国有矿藏，国际市场价格高企，贫穷工人源源不断，或军队资金充裕，那他就能无需其人民同意而掌握大权。若有充足的外国援助，统治者甚至可以无需占有矿藏，蒙博托治下的扎伊尔最终就是如此。外国援助维持着政权运转，而且绝大多数援助款都被用在这方面，所以最终政权垮台时，不管是瑞士的银行账户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全都所剩无几。
Of course, with aid the government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the donors, and, unlike in the Mobutu case, which was driven by Cold War geopolitics, one might hope that the donors have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in mind. But as we shall see, there are good reasons why this does
the motivation of the donors helps much less than one might think.
当然，接受援助的政府对援助者负有责任，而且与冷战地缘政治所导致的蒙博托案例不同，你可能觉得，援助者心中会考虑人民的利益。但我们将看到，有很多可信的理由使得实情并非如此。援助者的动机助益不大，比你想象的要小得多。
Aid, like commodity price booms, can have other unhappy effects on local institutions. Without unrestricted inflows, governments not only need taxes, but also need to be able to collect them. The huge oil revenues in the Middle East are partly responsible for poo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 the oil-producing countries. In Africa, presidential systems are common, and an externally funded president can govern through patronage or military repression. Parliament they are rarely consul and neither parliaments nor judiciaries have power to rein in the presidency. There are no checks and balances. In extreme cases, large external flows, from aid or commodity sales, can increase the risk of civil war, because rulers have the means to avoid sharing power, and because the value of the inflows gives both sides a prize that is worth fighting over.
跟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一样，援助可能对当地制度造成不幸的影响。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政府不仅仅需要税收，而且需要有能力征税。中东地区产油国缺少民主，部分原因就在于它们拥有巨额石油收入。总统制在非洲很流行，一个得到外部资金支持的总统能够通过政治分赃或军事镇压维持统治。议会权力有限；总统很少征求其意见；不管是议会还是司法机关都无力约束总统。没有分权制衡。在极端情况下，大额的外部资金流入，不管是来自援助还是来自商品销售，都可能增加内战之危，因为统治者有办法拒绝分享权力，也因为流入资金庞大到值得双方不惜为之一战。
Why does accountability to the donors not replace accountability to the local population? Why can’t the donors withhold aid if the president refuses to consult parliament, declines to reform a corrupt police force, or uses aid flows to bolster his own political position?
那么，为什么受援国统治者对本国人民负责的必要性（因外国援助而放松之后）无法由他们对援助者负责的必要性所取代呢？如果总统拒绝与议会磋商，拒不改革腐败的警察机关，或者使用援助资金来巩固自身政治地位，为什么援助者不能暂停援助呢？
One problem is that the donor governments and their constituents—the ultimate donors—can’t make the right calls because they do not experience the effects of aid on the ground. Even when the crunch comes, and the donors see what is happening, it is rarely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donor countries to withhold aid, even in the face of egregious violations of agreements, however much they may have wished to do so in advance.
困难之一是：援助国政府及其选民——也就是最终的援助者——并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因为他们并没有亲自体验援助的影响。即便危机降临，援助者看清了正在发生的事，哪怕恶性违反协议的行为当面发生，暂停援助也很少会符合援助国的利益——无论事前他们是多么渴望这么做。
It is the local people, not the donors, who have direct experience of the projects on which aid is spent and who are in a position to form a judgment. Such judgments will not always be well informed, and there will always be domestic debate on cause and effect and on the value of specific g but the political process can mediate these normal divergences of views. For foreign donors or their constituents—who do not live in the recipient countries—there is no such feedback. They have no direct inf they must rely on the reports of the agencies disbursing the aid, and so tend to focus on the volume of aid, not its effectiveness.
只有当地人民，而不是援助者，才能直接体验援助款所支持的那些项目，也才有资格做出判断。这类判断并不总是信息周全的，对于特定政府活动的原因结果及其价值，国内也总是存在争议，但政治进程能够调和这类常规的观点分歧。然而对于外援国或他们的选民而言，由于他们并不生活在受援国，就不存在这种反馈。对于结果，他们没有直接的信息来源，他们必须依赖负责分配援助的各种机构所提供的报告，所以会倾向于更加关注援助的体量，而不是其效力。
The aid agencies, in turn, are accountable to their ultimate donors, and there is no mechanism that holds them responsible if things go wrong for the recipients. I once asked an official of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non-governmental aid agencies in which part of the world she spent most of her time. “The West Coast”—which turned out not to be Africa, but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several of the agency’s largest donors lived. As we have already seen, World Bank offic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