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沙河服装市场拍照10元哪里有?我要找这样拍照的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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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7:倾听·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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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沙祖芳
整理 曹晓波
年轻时的沙祖芳
“钱塘江”牌小车
打乒乓球的泥塑娃娃
沙祖芳近照
王老板被镇压(枪毙)后,“大华”由公安局接手 我当了一辈子照相师傅,从没读过“专业”,也没上过培训,小学生料儿,17岁烧香、磕头拜师(沙老做作揖动作),师父是“佛佛”照相馆出来(学艺得道)的。现在人不晓得“佛佛”,老杭州名声大嘞,在“旗下”仁和路。 “佛佛”出来的技术过硬,大部分自撑门面开店。中山中路的“虹鹤”,湖滨旅馆隔壁的“斌记”,都是“佛佛”出来的,有名气。 那时,我爸爸是布店倌(伙计),经人介绍,我师父才肯收我。我拜了师,师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只要肯学,照相行当本小利大,以后你自己好开店。这句话,对我动力蛮大。 日本佬手里(日伪时期),拍全家福的少了,拍“良民证”单身照,都得有“靠山”。我师父文化不高,回到老家江苏吴江上达镇,盘了一爿门面,开了一个小照相馆。说说蛮简单,一台“富士”木壳相机,放进玻璃底版,黑布一蒙,头钻进去,皮老虎(手控开关)一捏,好嘞! 相纸、药水都是日本“樱花”牌。日本兵也有来照相的,寄回东洋去,偷偷摸摸的,当官的要晓得,吃生活嘞。照相是师父“抲大”,你想上手,想都嫑(biao)想。为啥?材料不便宜,洗坏一张,师父要肉疼好几天。我每天帮师娘做家务,只有师傅外出了,才跟师兄偷几“拳头”。 学满三年,背了相机簏(lu)儿跟师父跑乡下。跑到德清的一个部队营房,当兵的都出来拍,都说家人好几年没看到自己相貌儿了。钞票没少挣,师父开心煞。 在德清,大师兄介绍我进了“老宝记”照相馆,我同老板说,我想学手艺,你多少给点儿零用钱就可以。那时讲究“三年学徒,四年半作”,第四年拿一半薪水。后来社会稳定,我回到杭州,进了“斌记”照相馆,老板是我师父的师兄,我叫“师伯”。照相,洗印,就上手了。 当时的“大华”照相馆,不得了的,杭州照相业里最亨。 “大华”的老板叫王嵩泉(音),敌伪时期担任过职务,1949年后,属于“内控”对象。“三反五反”,(抓)进去了。为啥?有命案哎。当时,每一张照片洗出,一过夜会卷起,要用熨斗一张一张熨平。有个小学徒操作时,熨斗没及时拔出电源,熨斗冒烟了。王老板大骂:“你这小鬼,你说炮(烫)不炮”,拿起熨斗就朝他脸上摁过去。结果,半爿脸烫伤,没及时医,发炎,烂死。 王老板被镇压(枪毙)后,“大华”由公安局接手。 所以,“大华”是全杭州最早的“地方国营”,比“公私合营”的店还要早。“大华”要招人,就严格嘞。爸爸做啥的?爹爹(爷爷)做啥的?祖宗三代查过。我全符合哎,进了“大华”。工资是上面拨的指标,48块5角,算高的。我相当珍惜,兢兢业业,技术要比“斌记”捏捏“皮老虎”,修修底片,好多了。 当时“大华”30多名职工,杭州没有比它再大的照相馆。我先到冲印部,整天暗室,外头锣鼓敲破都不晓得。后来调到营业部,跟班外出拍照片,背三脚架,抬相机。偷偷观察师父怎么操作,不明白的,回来翻书看资料。那时的“大华”吃香哦,部队、机关、工厂、学校、医院,要拍照,提前预约。只要不落雨,天天有任务。 五几年时,中央、省市领导拍集体照,“刻板”(肯定)要“大华”去的。等到我调到营业部,这种场合轮不到了。连犯人拍照,都极少叫“大华”。市公安局“八处”配了专业照相,器材比我们好几“刨花”(层次)。 1957年,拍梅兰芳和张英杰(盖叫天)。一个花旦一个武生,还不是演出,是他们在胜利剧院看戏,聊得投机,一高兴,说要合影。一个电话过来,我赶紧扛了照相簏儿跟师父赶过去。三脚架竖起,梅兰芳与盖叫天站好,两人手握牢,摆姿势,眼睛瞪出,英姿焕发。“一二三”,“皮老虎”一捏,咔嚓! 这种照片你想放进橱窗打宣传,要经过梅兰芳、盖叫天同意的。 三年哦,大会小会,每一次会议都抖一抖我,抖得我头都抬不起。 室外拍照,光线比室内好,但也要凭经验,搞不好,“触霉头”,不大有人愿意去的。挡不牢预约的人多,一到毕业季,两台相机两拨人,大学、中校、技校,上午、下午排满,集体照拍得头头转,甚至还有托人挤日子的。“浙大”、“杭大”、“医大”、“农大”,拍得连总务主任都熟悉了。 最厉害一次,就是恢复高考后“浙大”第一批毕业生拍集体照。他们来预约,我就赶去看场地。校领导说,这届学生多嘞,18个系,2000多人,九溪的“之江”分部都要过来一起拍的。省市领导也要来,照片要存档,不好失败的。 我一听,“包袱儿”(压力)重的。要是现在小年轻,一听噶“勒克”(苛刻),说推就会推的:“哦,我吃不落拍”。当时哪敢哦,我说噶(这么)大场面,你们要帮我指挥。 我去了好几趟哎,同总务、体育老师商量,场地啊,角度啊,队形啊,背景肯定是“浙大”主楼。我按人数计算照片拍摄长度,计算队形的层次。最后决定站六排:第一排席地,第二排坐椅子,第三排站立,第四排站椅子,第五排站桌子,第六排嘛,桌子上头放凳儿,人站上去。多少椅子、桌子一算出,总务老师去张罗,一共用了两个食堂的吃饭桌。 嫑(biao)看学生嘻嘻哈哈乱哄哄,我镜头一摇过去,他们马上毕恭毕正。不像后来的中学生、技校生,我说“一二三”,他们就开始装怪相,摆手势,你推我拉。 这一天,徒弟帮我把40来(市)斤重的照相机架好,我凭经验皮尺一拉,石灰画好弧度,体育老师就指挥学生排好。等省长、市长、教育厅长一坐下,我的心就“嘣嘣”跳了。不是我见了领导胆怯,也不是怕学生场面大,我是怕这台360度旋转的美国柯达相机,万一“烤潮烟”(出差错)。 我查过资料,这台柯达相机1903年造的,老职工传落来说,当时“大华”买了两台,交的是金条。相机用了八十多年,齿轮已经磨损。我进“大华”后,有一台相机坏过,写信到柯达公司。他们回信说,这种型号的相机是祖辈造的,光设计镜头,就用了三年。不像现在,电脑设计,数据出得快。他说这相机早停产了,没有零部件留存。没办法,只有修。 那年头你去照相馆拍照片,一坐落,照相机是固定的,“来,笑一笑”,咔嚓,好了。这台柯达相机复杂,光镜头,就三只,根据现场情况,决定选用哪只镜头。机子内的齿轮一共九只,分公转和自转。公转齿轮移动镜头,自转齿轮转动胶片,两者要绝对同步。现场目测拍摄距离,算出用哪一对齿轮,提前转换好。像“浙大”2000多人,队伍的弧度有300度,两头几乎接近了。齿轮一选好,怕就怕相机在这么长的时间拍摄中,齿轮出一点毛病。“克顿”(停顿),公转自转接不上,“搞岔”(拍不成)!有点紧张的。 现在说这张照片是1米33长,30多厘米宽,当时我们叫120英寸,是我拍过最长的一张照片。回来一冲洗,好的!一颗心放落。洗印,是用“大华”最大的灯柜。“浙大”说只印一张好嘞,档案室保存。 说老实话,当时我还有一个怕。怕啥?怕胶卷。这台柯达相机用的胶卷,每一筒,百米多长。放进去,拍多少,用多少,自动展开。那时候外汇缺啊,用的是国产胶卷,上海牌,质量是好不到哪里。拍短距离队形还好,这么长的范围,万一胶卷出毛病,哑巴吃黄连,说都说不清。 就几年以前,现在的浙江展览馆,当时叫“红太阳”(注:全称“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馆”)。刚改革开放嘛,不晓得是商品展览还是商业会议,下午两点多钟来电话,要在展览馆门口拍集体照。局领导来的电话,要我老手儿出马。我一听100来人,正好太阳西斜,光线“顺”的。赶紧,手上生活停掉,扛了相机出门。 都是商业系统的领导哎,“来了,来了”,大家赶紧顺了台阶站好队伍,最前面是我们的省、市领导。我竖好相机,调整好齿轮、镜头,对了排排立好的领导,我说“准备噢!”哪晓得,“一二三”刚说完,相机停了,不工作了。 哎呀,急得汗都嗒嗒滴。一查,是放在密封筒里的上海胶卷粘住了,“忒”不开了(“忒”tei,杭州话:展开,逸出)。就是一个黄梅天啊,国产胶卷的解潮性差哎。拍照的,站队的,叽叽喳喳乱了。 我说马上赶到店里去换一筒。商业厅领导摆了脸孔说,算了,来不及了。远地的当晚要赶飞机,邻省、邻市的,都要“打道回府”。 我悔煞啊!省厅领导批评市局,市局领导批评“大华”:“你这个领导怎么当的?”“大华”头儿连牢几天脸孔铁青,找我到办公室训话。后来几天,商业局领导、公安系统领导,搞业务的、搞政治的、搞人事的,个个找我谈话,都上纲上线的噢。 我反思了半个月,触及灵魂。三年哦,大会小会,每一次会议都抖一抖我,抖得我头都抬不起。先进、奖金,想都嫑想。 我这个人做事,其实是蛮仔细的。再后来出门拍照,先在暗室检查胶卷。下部队、下工厂,连光源都考虑到了,自带灯泡。到中村、湖州的野战军部队,到浙江省军区,拍会议集体照,再三小心。去工厂也一样,背景的窗门、电灯,只要影响照相光源,我都要徒弟用返光板、白布挡牢。处处小心,没出过纰漏。 简单一点说,就是在底片上把行车玻璃“挖”掉,行车工的帽儿就煞清爽了。 去保密工厂也有,闲林埠522厂,来电话,指名要“大华”去,车子来接的。其实就去拍一只电话交换机,说可以控制960门电话。说是要送到上级去展示。我说室内光线不好,他说不好拿到露天拍的,这是军工厂,技术要保密的。只有自己动脑筋了。当时的这种照片,洗好,印好,底片全部上交。 去一般的厂,主要拍新产品。杭州机床厂去得最多,拍静止的产品,拍它的操作性能。有的机床拍摄要求高,又不能搬到室外,只有从照相的技术上努力了。拍汽车最好,想什么背景、角度,轮子动动就好。最早的杭州汽车厂,“钱塘江”牌客车、货车,我都拍过。“钱塘江”牌嘛,当然钱塘江做背景,车子开到江边。“钱塘江”轿车也拍过一辆,工厂的人说,发动机是进口的,车壳儿手工敲的。尼克松来杭州,这轿车还打过头阵(曹:这照片我收藏了一张)。 要说创作,我还真有过。1968年国家搞“乒乓球外交”,有一天,我看见一对打乒乓球的泥塑娃娃,灵机一动,买了。我做了一张小乒乓桌,球网一粘,乒乓球用线吊起,一头一个泥娃娃,拍了一张黑白照。本来是放橱窗宣传的,经理一声不响寄到《人民画报》去了,还真登报了。 画报我没看到,稿费是寄给经理的,他说材料是店里的,稿费归公。我无所谓,到现在都不晓得稿费是多少。再后来时兴出年历片,上海出了一套,里面就有这张。 去外地拍照片,也有。上海有个厂指名要我去拍产品。一个厂的翻砂车间,搞了一台“电子共振器”,要拍现场照片上报成果。翻砂车间太脏,上海师傅怎么拍,照片总是灰不溜秋,不满意。 有认识的人说,叫杭州“大华”的沙祖芳来拍。领导说,你去试试看。 “电子共振器”,翻砂后的铸件清砂用的。老底子清砂全靠手工,“当啷当啷”敲,还要刷干净。用“电子共振器”,就是“全自动”,不得了嘞。我到了一看,翻砂车间上上下下灰蓬蓬一片,比现在说的雾霾还要厉害。要求我爬到行车上去拍,连行车工都要拍进的。行车上的玻璃窗,也雾蒙蒙的。 拍出来一看,确实不来事。我说我拿回去处理。简单一点说,就是在底片上把行车玻璃“挖”掉,行车工的帽儿就煞清爽了。再将现场的灰沙在底片上一点一点处理干净,上下对接,全景照片一美化,大家看得很满意。后来有电脑软件,搞这种照片,小事情。 我最远去过广州,拍了两个礼拜的照片。是杭州工人文化馆要去的,馆长以前是中苏友谊馆的,和我们经理熟。他得到命令,要举办一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图片展,毛主席的“农讲所”哎,政治任务哦,蛮自豪的。 我拍了200多张照片,把“农讲所”的全景、门面、一展区、二展区,一张张拍好,编号。不能拍坏的哦,杭州市政府介绍信,广州市政府同意,你说过几天我再来重拍,都不高兴的。回到杭州,根据编号,一张张布展。要有一点差错,政治生活,吃不落的。 上千人的场面,只要我站在旁边,他们胆子要大不少 其实,我没退休时,就发现“大华”的柯达相机落后了。大概是“文化革命”后期的一次国庆游行,我抢位子,立三脚架,相机装上。游行队伍过来,我拍了一张照片,取景框里是两部彩车。我的旁边,一个市委宣传部的人,相机捏在手上,同一个角度,他的取景框是五部彩车。我晓得落伍了。后来“长枪短炮”一出来,大场面就轮不到我们了。 技术再好,搞不过器材。照相师傅,摄影师,两个等级。我们只有去医院,去科研单位拍拍静止的标本啊、设备啊。这时候,聪明的小年轻,弄个暗室,老早会搞黑白照片洗印了。 到我退休,“大华”这台柯达相机还在用。日本的全自动相机,彩色胶片,慢慢普及。我就不相信,中国连原子弹都造得出,会造不出好照相机?“文革”后期,杭州都有照相机厂了,上海照相机四厂还制造出了和“大华”的柯达一式一样的旋转式全景相机,我听听都蛮高兴。中央一机部在那厂里开了一个全国照相行业会议,论证性能。浙江省就去了“大华”一家,我是代表。我一看这只仿柯达相机,功能单一,笨重。柯达是三套镜头,九只齿轮;上海是一套镜头,两只齿轮。我是直说的,这只相机我是不会用的,60公斤重,要两个壮劳动力抬到三脚架上,还无法应对各种现场,不实用的。 其实,“浙大”2000多人的照片拍好没多少日子,我就退休了。“大华”不让我走,几个徒弟都说“师父,千万不要掼掉我们,带带我们”。小青年慌的,上千人的场面,只要我站在旁边,他们胆子要大不少。 我一直“帮”到“大华”关门。杭州要建“市文化中心”,老的大世界位置,还有东坡剧院,再到仁和路,连“大华”一起征用。大概1985年,“大华”20多名职工,提前退休,拿了补偿自谋职业,或者由文化系统再安排。 我肯定回家的,家庭已经蛮好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全成家。女儿当老师,儿子在区政府工作。 你现在到大马路看看,黄金地段,还有没有照相馆?没有。偏僻路段个体店,也就搞搞艺术照。时代发展快啦,照相机都普及了,进照相馆的,蛮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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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沙祖芳
整理 曹晓波
年轻时的沙祖芳
“钱塘江”牌小车
打乒乓球的泥塑娃娃
沙祖芳近照
王老板被镇压(枪毙)后,“大华”由公安局接手 我当了一辈子照相师傅,从没读过“专业”,也没上过培训,小学生料儿,17岁烧香、磕头拜师(沙老做作揖动作),师父是“佛佛”照相馆出来(学艺得道)的。现在人不晓得“佛佛”,老杭州名声大嘞,在“旗下”仁和路。 “佛佛”出来的技术过硬,大部分自撑门面开店。中山中路的“虹鹤”,湖滨旅馆隔壁的“斌记”,都是“佛佛”出来的,有名气。 那时,我爸爸是布店倌(伙计),经人介绍,我师父才肯收我。我拜了师,师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只要肯学,照相行当本小利大,以后你自己好开店。这句话,对我动力蛮大。 日本佬手里(日伪时期),拍全家福的少了,拍“良民证”单身照,都得有“靠山”。我师父文化不高,回到老家江苏吴江上达镇,盘了一爿门面,开了一个小照相馆。说说蛮简单,一台“富士”木壳相机,放进玻璃底版,黑布一蒙,头钻进去,皮老虎(手控开关)一捏,好嘞! 相纸、药水都是日本“樱花”牌。日本兵也有来照相的,寄回东洋去,偷偷摸摸的,当官的要晓得,吃生活嘞。照相是师父“抲大”,你想上手,想都嫑(biao)想。为啥?材料不便宜,洗坏一张,师父要肉疼好几天。我每天帮师娘做家务,只有师傅外出了,才跟师兄偷几“拳头”。 学满三年,背了相机簏(lu)儿跟师父跑乡下。跑到德清的一个部队营房,当兵的都出来拍,都说家人好几年没看到自己相貌儿了。钞票没少挣,师父开心煞。 在德清,大师兄介绍我进了“老宝记”照相馆,我同老板说,我想学手艺,你多少给点儿零用钱就可以。那时讲究“三年学徒,四年半作”,第四年拿一半薪水。后来社会稳定,我回到杭州,进了“斌记”照相馆,老板是我师父的师兄,我叫“师伯”。照相,洗印,就上手了。 当时的“大华”照相馆,不得了的,杭州照相业里最亨。 “大华”的老板叫王嵩泉(音),敌伪时期担任过职务,1949年后,属于“内控”对象。“三反五反”,(抓)进去了。为啥?有命案哎。当时,每一张照片洗出,一过夜会卷起,要用熨斗一张一张熨平。有个小学徒操作时,熨斗没及时拔出电源,熨斗冒烟了。王老板大骂:“你这小鬼,你说炮(烫)不炮”,拿起熨斗就朝他脸上摁过去。结果,半爿脸烫伤,没及时医,发炎,烂死。 王老板被镇压(枪毙)后,“大华”由公安局接手。 所以,“大华”是全杭州最早的“地方国营”,比“公私合营”的店还要早。“大华”要招人,就严格嘞。爸爸做啥的?爹爹(爷爷)做啥的?祖宗三代查过。我全符合哎,进了“大华”。工资是上面拨的指标,48块5角,算高的。我相当珍惜,兢兢业业,技术要比“斌记”捏捏“皮老虎”,修修底片,好多了。 当时“大华”30多名职工,杭州没有比它再大的照相馆。我先到冲印部,整天暗室,外头锣鼓敲破都不晓得。后来调到营业部,跟班外出拍照片,背三脚架,抬相机。偷偷观察师父怎么操作,不明白的,回来翻书看资料。那时的“大华”吃香哦,部队、机关、工厂、学校、医院,要拍照,提前预约。只要不落雨,天天有任务。 五几年时,中央、省市领导拍集体照,“刻板”(肯定)要“大华”去的。等到我调到营业部,这种场合轮不到了。连犯人拍照,都极少叫“大华”。市公安局“八处”配了专业照相,器材比我们好几“刨花”(层次)。 1957年,拍梅兰芳和张英杰(盖叫天)。一个花旦一个武生,还不是演出,是他们在胜利剧院看戏,聊得投机,一高兴,说要合影。一个电话过来,我赶紧扛了照相簏儿跟师父赶过去。三脚架竖起,梅兰芳与盖叫天站好,两人手握牢,摆姿势,眼睛瞪出,英姿焕发。“一二三”,“皮老虎”一捏,咔嚓! 这种照片你想放进橱窗打宣传,要经过梅兰芳、盖叫天同意的。 三年哦,大会小会,每一次会议都抖一抖我,抖得我头都抬不起。 室外拍照,光线比室内好,但也要凭经验,搞不好,“触霉头”,不大有人愿意去的。挡不牢预约的人多,一到毕业季,两台相机两拨人,大学、中校、技校,上午、下午排满,集体照拍得头头转,甚至还有托人挤日子的。“浙大”、“杭大”、“医大”、“农大”,拍得连总务主任都熟悉了。 最厉害一次,就是恢复高考后“浙大”第一批毕业生拍集体照。他们来预约,我就赶去看场地。校领导说,这届学生多嘞,18个系,2000多人,九溪的“之江”分部都要过来一起拍的。省市领导也要来,照片要存档,不好失败的。 我一听,“包袱儿”(压力)重的。要是现在小年轻,一听噶“勒克”(苛刻),说推就会推的:“哦,我吃不落拍”。当时哪敢哦,我说噶(这么)大场面,你们要帮我指挥。 我去了好几趟哎,同总务、体育老师商量,场地啊,角度啊,队形啊,背景肯定是“浙大”主楼。我按人数计算照片拍摄长度,计算队形的层次。最后决定站六排:第一排席地,第二排坐椅子,第三排站立,第四排站椅子,第五排站桌子,第六排嘛,桌子上头放凳儿,人站上去。多少椅子、桌子一算出,总务老师去张罗,一共用了两个食堂的吃饭桌。 嫑(biao)看学生嘻嘻哈哈乱哄哄,我镜头一摇过去,他们马上毕恭毕正。不像后来的中学生、技校生,我说“一二三”,他们就开始装怪相,摆手势,你推我拉。 这一天,徒弟帮我把40来(市)斤重的照相机架好,我凭经验皮尺一拉,石灰画好弧度,体育老师就指挥学生排好。等省长、市长、教育厅长一坐下,我的心就“嘣嘣”跳了。不是我见了领导胆怯,也不是怕学生场面大,我是怕这台360度旋转的美国柯达相机,万一“烤潮烟”(出差错)。 我查过资料,这台柯达相机1903年造的,老职工传落来说,当时“大华”买了两台,交的是金条。相机用了八十多年,齿轮已经磨损。我进“大华”后,有一台相机坏过,写信到柯达公司。他们回信说,这种型号的相机是祖辈造的,光设计镜头,就用了三年。不像现在,电脑设计,数据出得快。他说这相机早停产了,没有零部件留存。没办法,只有修。 那年头你去照相馆拍照片,一坐落,照相机是固定的,“来,笑一笑”,咔嚓,好了。这台柯达相机复杂,光镜头,就三只,根据现场情况,决定选用哪只镜头。机子内的齿轮一共九只,分公转和自转。公转齿轮移动镜头,自转齿轮转动胶片,两者要绝对同步。现场目测拍摄距离,算出用哪一对齿轮,提前转换好。像“浙大”2000多人,队伍的弧度有300度,两头几乎接近了。齿轮一选好,怕就怕相机在这么长的时间拍摄中,齿轮出一点毛病。“克顿”(停顿),公转自转接不上,“搞岔”(拍不成)!有点紧张的。 现在说这张照片是1米33长,30多厘米宽,当时我们叫120英寸,是我拍过最长的一张照片。回来一冲洗,好的!一颗心放落。洗印,是用“大华”最大的灯柜。“浙大”说只印一张好嘞,档案室保存。 说老实话,当时我还有一个怕。怕啥?怕胶卷。这台柯达相机用的胶卷,每一筒,百米多长。放进去,拍多少,用多少,自动展开。那时候外汇缺啊,用的是国产胶卷,上海牌,质量是好不到哪里。拍短距离队形还好,这么长的范围,万一胶卷出毛病,哑巴吃黄连,说都说不清。 就几年以前,现在的浙江展览馆,当时叫“红太阳”(注:全称“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馆”)。刚改革开放嘛,不晓得是商品展览还是商业会议,下午两点多钟来电话,要在展览馆门口拍集体照。局领导来的电话,要我老手儿出马。我一听100来人,正好太阳西斜,光线“顺”的。赶紧,手上生活停掉,扛了相机出门。 都是商业系统的领导哎,“来了,来了”,大家赶紧顺了台阶站好队伍,最前面是我们的省、市领导。我竖好相机,调整好齿轮、镜头,对了排排立好的领导,我说“准备噢!”哪晓得,“一二三”刚说完,相机停了,不工作了。 哎呀,急得汗都嗒嗒滴。一查,是放在密封筒里的上海胶卷粘住了,“忒”不开了(“忒”tei,杭州话:展开,逸出)。就是一个黄梅天啊,国产胶卷的解潮性差哎。拍照的,站队的,叽叽喳喳乱了。 我说马上赶到店里去换一筒。商业厅领导摆了脸孔说,算了,来不及了。远地的当晚要赶飞机,邻省、邻市的,都要“打道回府”。 我悔煞啊!省厅领导批评市局,市局领导批评“大华”:“你这个领导怎么当的?”“大华”头儿连牢几天脸孔铁青,找我到办公室训话。后来几天,商业局领导、公安系统领导,搞业务的、搞政治的、搞人事的,个个找我谈话,都上纲上线的噢。 我反思了半个月,触及灵魂。三年哦,大会小会,每一次会议都抖一抖我,抖得我头都抬不起。先进、奖金,想都嫑想。 我这个人做事,其实是蛮仔细的。再后来出门拍照,先在暗室检查胶卷。下部队、下工厂,连光源都考虑到了,自带灯泡。到中村、湖州的野战军部队,到浙江省军区,拍会议集体照,再三小心。去工厂也一样,背景的窗门、电灯,只要影响照相光源,我都要徒弟用返光板、白布挡牢。处处小心,没出过纰漏。 简单一点说,就是在底片上把行车玻璃“挖”掉,行车工的帽儿就煞清爽了。 去保密工厂也有,闲林埠522厂,来电话,指名要“大华”去,车子来接的。其实就去拍一只电话交换机,说可以控制960门电话。说是要送到上级去展示。我说室内光线不好,他说不好拿到露天拍的,这是军工厂,技术要保密的。只有自己动脑筋了。当时的这种照片,洗好,印好,底片全部上交。 去一般的厂,主要拍新产品。杭州机床厂去得最多,拍静止的产品,拍它的操作性能。有的机床拍摄要求高,又不能搬到室外,只有从照相的技术上努力了。拍汽车最好,想什么背景、角度,轮子动动就好。最早的杭州汽车厂,“钱塘江”牌客车、货车,我都拍过。“钱塘江”牌嘛,当然钱塘江做背景,车子开到江边。“钱塘江”轿车也拍过一辆,工厂的人说,发动机是进口的,车壳儿手工敲的。尼克松来杭州,这轿车还打过头阵(曹:这照片我收藏了一张)。 要说创作,我还真有过。1968年国家搞“乒乓球外交”,有一天,我看见一对打乒乓球的泥塑娃娃,灵机一动,买了。我做了一张小乒乓桌,球网一粘,乒乓球用线吊起,一头一个泥娃娃,拍了一张黑白照。本来是放橱窗宣传的,经理一声不响寄到《人民画报》去了,还真登报了。 画报我没看到,稿费是寄给经理的,他说材料是店里的,稿费归公。我无所谓,到现在都不晓得稿费是多少。再后来时兴出年历片,上海出了一套,里面就有这张。 去外地拍照片,也有。上海有个厂指名要我去拍产品。一个厂的翻砂车间,搞了一台“电子共振器”,要拍现场照片上报成果。翻砂车间太脏,上海师傅怎么拍,照片总是灰不溜秋,不满意。 有认识的人说,叫杭州“大华”的沙祖芳来拍。领导说,你去试试看。 “电子共振器”,翻砂后的铸件清砂用的。老底子清砂全靠手工,“当啷当啷”敲,还要刷干净。用“电子共振器”,就是“全自动”,不得了嘞。我到了一看,翻砂车间上上下下灰蓬蓬一片,比现在说的雾霾还要厉害。要求我爬到行车上去拍,连行车工都要拍进的。行车上的玻璃窗,也雾蒙蒙的。 拍出来一看,确实不来事。我说我拿回去处理。简单一点说,就是在底片上把行车玻璃“挖”掉,行车工的帽儿就煞清爽了。再将现场的灰沙在底片上一点一点处理干净,上下对接,全景照片一美化,大家看得很满意。后来有电脑软件,搞这种照片,小事情。 我最远去过广州,拍了两个礼拜的照片。是杭州工人文化馆要去的,馆长以前是中苏友谊馆的,和我们经理熟。他得到命令,要举办一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图片展,毛主席的“农讲所”哎,政治任务哦,蛮自豪的。 我拍了200多张照片,把“农讲所”的全景、门面、一展区、二展区,一张张拍好,编号。不能拍坏的哦,杭州市政府介绍信,广州市政府同意,你说过几天我再来重拍,都不高兴的。回到杭州,根据编号,一张张布展。要有一点差错,政治生活,吃不落的。 上千人的场面,只要我站在旁边,他们胆子要大不少 其实,我没退休时,就发现“大华”的柯达相机落后了。大概是“文化革命”后期的一次国庆游行,我抢位子,立三脚架,相机装上。游行队伍过来,我拍了一张照片,取景框里是两部彩车。我的旁边,一个市委宣传部的人,相机捏在手上,同一个角度,他的取景框是五部彩车。我晓得落伍了。后来“长枪短炮”一出来,大场面就轮不到我们了。 技术再好,搞不过器材。照相师傅,摄影师,两个等级。我们只有去医院,去科研单位拍拍静止的标本啊、设备啊。这时候,聪明的小年轻,弄个暗室,老早会搞黑白照片洗印了。 到我退休,“大华”这台柯达相机还在用。日本的全自动相机,彩色胶片,慢慢普及。我就不相信,中国连原子弹都造得出,会造不出好照相机?“文革”后期,杭州都有照相机厂了,上海照相机四厂还制造出了和“大华”的柯达一式一样的旋转式全景相机,我听听都蛮高兴。中央一机部在那厂里开了一个全国照相行业会议,论证性能。浙江省就去了“大华”一家,我是代表。我一看这只仿柯达相机,功能单一,笨重。柯达是三套镜头,九只齿轮;上海是一套镜头,两只齿轮。我是直说的,这只相机我是不会用的,60公斤重,要两个壮劳动力抬到三脚架上,还无法应对各种现场,不实用的。 其实,“浙大”2000多人的照片拍好没多少日子,我就退休了。“大华”不让我走,几个徒弟都说“师父,千万不要掼掉我们,带带我们”。小青年慌的,上千人的场面,只要我站在旁边,他们胆子要大不少。 我一直“帮”到“大华”关门。杭州要建“市文化中心”,老的大世界位置,还有东坡剧院,再到仁和路,连“大华”一起征用。大概1985年,“大华”20多名职工,提前退休,拿了补偿自谋职业,或者由文化系统再安排。 我肯定回家的,家庭已经蛮好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全成家。女儿当老师,儿子在区政府工作。 你现在到大马路看看,黄金地段,还有没有照相馆?没有。偏僻路段个体店,也就搞搞艺术照。时代发展快啦,照相机都普及了,进照相馆的,蛮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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