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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经：中国的官办经济－－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转)
　　中国的官办经济--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一）中国经济是个顶有意思的东西。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经济正在以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发展。一切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官办经济。所以，中国的官办经济，称得上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现象。　　　　官办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也不同于市场经济，它的精确定义应该由中国各级政府的经济行为构成。这首先就是个奇怪透顶的事，中国政府，居然在用市场的方法搞经济！这一条导致了许多影响重大的后果，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大奇观，推翻了很多经济学“规律”。　　　　例如，按照某种经验主义的观察，“一个国家不可能连续经济增长30年”。这个“规律”，将被中国的官办经济轻而易举地终结，现在人们谈论的是再增长20年。　　　　再如，按照各种合理的标准，中国是个不折不扣的穷国。然而，中国在国际经济环境里是个顶级阔佬，这两年财大气粗的气势实在令很多人震惊甚至无法接受，想不通。这也是个前所未有的现象，根源也在于中国搞出来的官办经济。　　　　再比如，中国金融机构的坏账数据，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外国的估计，都超过了任何合理的界限，任何常规财经理论都不允许这种令人发指的数据出现。按照某种猜想，如果中国人民知道了“真相”，银行将被挤提打爆，中国政府立刻就会有大麻烦了。的确，麻烦很大，不过是相反方向的麻烦，中国人民拼命把钱存到坏账高得吓人的中国银行里，现在还多了一些“不明真相”的外国人也在这么干添乱。这也是中国的官办经济造成的奇观。　　　　再如中国的股市。十五期间，中国经济年年以世界第一的速度增长，如果这种事情发生的别的国家，股市无疑会是一轮超级大牛市。然而，中国的股市却是一个四年多的大熊市，股指从数值上只剩一半，被认为不可能的“千点论”真的成为现实了。如果除去发新股把股指带高的效应，实际上跌到三分之一。这种奇怪的情形，也是官办经济搞出的好事。　　　　如果要把这些奇怪的现象一直列下去，还可以列很长。我想应该可以说明一个概念了：中国经济是个超级怪异的东西。近年来，中外对此都有足够的教训与认识。一方面，西方的崩溃论不断破产，实在不好意思，慢慢知道要用不同的方法看待中国了，不能胡乱预测。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自己也吃亏，不知道如何预测自己搞出来的官办经济，一不小心就弄出了损失巨大的缺电。　　　　一些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觉悟得算是比较早，知道官办经济的厉害与深不可测了。他们当智囊影响到了中央政府，祭出了一个“宏观调控”的老套名词。不过，这次中央政府搞的更应该叫“官办经济运行大法”，将是一个长期的磨合过程，而不是短期的救火行为。　　　　　　　　（二）官办进出口：从“十个大庆”到八千亿美元外汇储备　　　　1976年后，华国锋上台搞经济。当时大庆油田稳产5000万吨，全国石油有富余，出口日本等国挣到不少外汇，华国锋很高兴。他推出了一个“建十个大庆，十个开栾，三十个电站，引进二十二项工程”的经济计划。这里的核心是“十个大庆”，有了十个大庆，外汇不成问题，正好西方发达国家阵营要拉中国对抗苏联，遍地都是引进技朮的机会。现在有些人回头问，当时中国哪来的外汇引进技朮？不要幻想，靠的是出口原材料。　　　　事实证明这个后来被称为“洋跃进”的经济路线非常危险。引进技朮并没有错，任何派别都是赞成的。从年，主要是由于引进花钱较多，有了外贸逆差，分别为11亿、20亿、13亿美元，80年外汇储备成了负数（当时10亿美元是个很大的数字）。预想中的“十个大庆”成了泡影，地质勘探数据不支持这样的幻想，国际油价也不高（美国人打击苏联的阴谋，因为苏联当时也靠出口石油挣外汇）。81到83年就不太敢花外汇了，搞了三年顺差。　　　　这一段的石油出口战略遗留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有少部分石油出口日本，因为是长期协议。日本还把中国当作重要石油进口来源地，似乎没有料想到中国这么快就和日本开始抢油。石油价格到是走牛了，可惜中国反成了第二大进口国。本来早就该涨高了，90年代末20世纪初那几年萨达姆同志做活雷锋在“石油换食品”配额之外大量低价出口石油捞点私房钱，硬是打低了油价。　　　　靠出口原材料挣外汇，是个人都知道这条路走不通了，可引进又要花钱。小平同志想通了，下了决心，从84年开始“大规模”引进外资、借外债，搞出口加工！说大规模，其实也就是一年十几二十亿美元。但这是对“没有外债”“姓资姓社”的一种颠覆，外资进来还想让它搞社会主义？　　　　而且照现在的认识，就算不管姓资姓社，好多发展中国家这样搞不折不扣是灾难的开始。　　　　可见当时中国的经济情况是真的不好，旧的计划经济遇到了“工业化轻松阶段”后的麻烦，新的发展模式还不知在哪里，所以就走上了一天“摸路”。但是，奇妙的事情也就开始了，中国“官办经济”的威力真正开始发挥了。　　　　　　　　（三）官办经济威力初级分析　　　　小平同志搞的招数，从最大面上来说，其实不新鲜。开放一下，引进一下，搞搞出口加工，借些外债，引进FDI。这有什么新鲜的？发展中国家基本都是这一套，很多都倒大霉了。　　　　不过呢，就象一个班上的学生，都是上一样的课，考一样的题目，学习成绩差别就是很大。所以发展中国家一起上课（到国际经济环境里来捞食），经济成就却有很大的差异性。　　　　因为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数据，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断定，搞这一套，发展中国家都会被中国甩得老远的。基本上所有要抢的产业都被中国抢光了。开放引进出口加工这条道路对不对另说，至少在这条道路上中国走得最远。如果要问中国是如何搞定其它发展中国家的，那就要具体描述官办经济的威力了。　　　　老毛同志是个超级牛人，他改造中国社会的能力真的是无人能比。改造的结果，以中国政府为首的中国社会结构成了一个人类上绝无仅有的组织结构。老毛在朝鲜干完美军以后，社会结构改造顺利地推进下去了。这以后的中国人民，有非常严密的组织性，真象老毛所说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最近有人怀疑是不是经济发展二十多年，组织性解体了。正好来个非典，一测试，嗯，中央发严令，下面坚决执行这一套，还是玩得转的。以前组织性更好，就算是全党全社会很多人觉得有问题的，象反右大跃进文革，政府里想不通的人都很多，但也能坚决推下去。现在的组织性是，政府想得通，那就肯定能推下去，老百姓想不通挡不住。如果政府里有人想不通了，那么一般就不容易实施了。　　　　所以说老毛真的是非常厉害。以前中国人那种状态，短短二十来年，能够组织到这种程度，除了老毛，看不出谁有这个本事。上任何朝代都没有达到这个组织程度，所以，老毛干的事，不仅仅是推翻了蒋家王朝，而是使中国人民达到前所未有的组织性。以前就是汉唐的好时候，组织能力也不行，所以在极盛时期面对游牧民族也经常吃败仗。组织能力一旦崩溃，立刻就是亡国的危险。老毛干成的事，解决了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无论是经济还是科技人文社会，只要有组织性，都是次要问题。　　　　可惜的是，毛同志对经济很不了解，把这种组织性胡乱使用。结果中国社会这么好的资质，二十多年搞下来，文革结束后，相当多数据上和坏典型印度混得差不多惨了。　　　　　　　　（四）官办经济--不懂具体经济的老毛同志　　　　这一节后面全文照贴以前写的“毛泽东自己承认不懂具体经济”。我认为这些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老毛是个不懂具体经济的外行。很多人无法接受这点，说有这样那样的成就，怎么能说老毛不懂经济？其实这只是一个心态问题，看人愿不愿意接受最合逻辑的事实。有成就，是因为中国社会改造得不错，总会有些成就的，这么大个国家，成就列一下不巨大都不可能。但是具体到一些经济事务上来，老毛的错误是极其明显的，无可辩驳的。只要肯承认毛同志也有不懂的东西，也会犯愚蠢的错误，那么没什么好争的。　　　　如果按照应有的期望来看，前面三十年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我们对经济增长稍有概念，就知道，只要政局稳定，从零开始，即使只大挖原材料，搞最原始的工业化，增长率都绝不会低。结果却是和印度差不多，工农业指标都大致可比，就是社会指标好些。可见印度以那么差的条件，那么差的社会指标都和中国发展得差不多，只能说中国那些年出了太多乱子。　　　　前三十年搞经济的错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计划经济本身有一些内在缺陷，这个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的问题，不独中国不行。另一个老毛同志脱不了干系，只能归因于他，计划经济都干得不算好，出得乱子特别多。就是说仅论计划经济的成就，比苏联差远了，斯大林同志在经济建设上比老毛表现好多了。但是，斯大林的继任者不争气，输给了老毛的继任者。因为苏联在计划经济上走得太远了，成就固然大，吃计划经济的亏也会比中国大。后面章节具体分析这些概念。　　　　　　从陈云管经济的经历看，毛泽东自己承认不懂具体经济　　　　从现在的资料来看，1949年到1956年主要是陈云在管经济，作为财经委员会主任，是经济工作的一把手。这一阶段，陈云可以说是创造了经济奇迹。一方面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三年就从烂摊子恢复了，各项经济活动恢复正常；另一方面，还有了新发展，一五计划，各项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主要因为这一阶段的工作，陈云获得了很高声望。象王桂五（检查学专家、体改委理事）这样的，直接把陈云捧到“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这种程度。　　　　这一阶段毛泽东的作用，应该是一种精神与形式上的领导，具体操作基本没管。毛泽东本人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这个问题的描述如下：　　　　“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过去这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作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这说明陈云当时的经济权力是比较独立的，各项计划操作也与毛泽东关系不大，以至于只是形式上尊重毛泽东的领导权。毛泽东这个阶段主要是全面领导，经济上干涉得很少。我怀疑陈云、周恩来等人私下认为毛泽东对具体经济不在行，干脆架空了事。　　　　毛泽东对这种与他无关的经济建设领导局面很不满，从1957年“反反冒进”开始，主动插手具体经济政策。　　　　日人民日报的“反冒进”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应该说是正确的。毛泽东对此有意见，批示是“不看了”，暗含不满。一年多以后，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评了“反冒进”，经过几年的发展，就此酿成大祸。　　　　日，当毛泽东约“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谈话时，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就在前面提到的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陈云不得不就“反冒进”作了检查。毛泽东的话放得很重，他明显要插手具体经济政策，由于他的权威，别人只能配合。　　　　因为对具体经济不懂，他第一次出手就是一个荒唐的“万吨钢计划”。由于1957年只有535万吨钢，这是个无可辩解的外行目标。因为1962年要3000万吨，1958年怎么也得增长多些，就定了个1070万吨的翻倍目标。具体执行的人为大炼钢铁使出各种荒唐招数，只完成800万吨，又胡搞出200多万吨不能使用的废钢，人民日报就此吹说已经完成。　　　　1958年底毛泽东看到1958年计划“完成了”，进一步显出对经济完全外行，他要求1959年就完成3000万吨钢！这一下搞具体经济工作的人终于受不了了。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陈云都明确表示完成不了，毛泽东这时也意识到这个指标太过分了，讨价还价之后，降到了1800万吨。实际上这也是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因为1958年的1100万吨本来就是非常虚的。中央全会的公报如下，全都是不可能完成的“大跃进”目标。　　　　“钢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１１００万吨左右增加到１８００万吨左右，煤炭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二亿七千万吨左右增加到三亿八千万吨左右，粮食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７５００亿斤左右增加到１０５００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６７００万担左右，增加到１亿担左右。”　　　　经过陈云的劝说，毛泽东终于冷静下来一段时间，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上宣布了最新的调整目标：1300万吨。最后，1959年钢产量的公布数字是1387万吨，掺了很多水份后勉强算是完成了。　　　　这是毛泽东不懂具体经济的最好证明，拼死都只能完成1300万，他却要搞到3000万去！陈云就估算得非常准，确实只能完成1300万。　　　　1959年5月，陈云得冠心病，长期休养，把工作交给了李富春，和腿受伤的邓小平一样，没参加庐山会议。这次会议完全是中国政治经济工作的大败仗。毛泽东出于各种心理因素，一意孤行，本来是反左的搞成反右，接下来几年彻底把中国经济搞成了一锅粥。从经济增长率来看，几年都是负增长，直到1964年才恢复1959年水平。当然这并不是说五年就白干了，而是造成了很大混乱。要知道负增长对中国这样基数很低的国家来说是不得了的经济灾难，现在要是经济增长只有6%了，那都是极大的经济困难。毛泽东连搞了几年负增长出来，饿死人虽然3000万的数字肯定是夸大，但百万以上肯定是有的。这不可以用情况复杂，左右为难，选择错了，经济工作失误来解释。实际上情况并不复杂，完全就是因为不懂具体经济，左倾狂热造成极大经济灾难。而且内部人也大部分知道问题所在，只是无法对抗毛泽东的个人行为。　　　　最后乱子闹大了，毛泽东只好回头收拾局面。他直接承认了失败，承认了不懂具体经济。日至2月7日，北京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说：“凡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为收拾局面，毛泽东让别人接手搞调整。刘少奇说，“左了那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作为经济专家，陈云很快分析清楚了局面，拿出了办法，作出了指导性贡献。可惜的是，因为“包产到户”问题，陈云与毛泽东意见不合，1962年9月就受到了不点名批评。从此陈云受到冷遇，从经济工作战线消失长达11年，直到1973年才重新出来工作。所以，文革前的经济调整工作，主要是刘少奇在抓，也取得了不小成就。　　　　以上这些证据，可以直接证明毛泽东对于经济的具体操作是不懂的，连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因为他不懂又乱来，造成了极大的经济灾难，这是无可推诿的。下面也有些人跟着闹腾，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但是主要责任只能是毛泽东的。　　　　关于一些经济建设原则，如自力更生，一定要造出什么什么东西，这个可以算是贡献。但这些经济原则上的贡献并不象他领导军队与党的组织建设、指挥作战、社会改造这些有极高的独创性，也不是非他不可的。实际上当时世界发展中国家普遍地有这样的指导原则，拉美就是“进口替代”，也是要工业化自力更生造东西。中国取得更高成就，主要是社会改造比较成功，有强力政府土改搞掉地主，普及教育，又有苏联大规模技术转移，推进工业化自然会取得较大成就。　　　　这也正如改革开放中国取得成就，主要不是因为中国有什么奇妙的经济政策比发展中国家高出一筹，而是因为政府执行操作能力强它们太多，操作上不出现重大失误，肯定会比它们强很多。当初说开放，说改革，其实到底怎么搞并不清楚，就这么试着过来了。说邓小平搞经济厉害，让他到印度去搞肯定完蛋。　　　　再比如说现在世界各国都知道要靠科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国家要有技术，要知道怎么造东西，要现代化，要知识经济。受过教育的发展中国家民众都知道这些东西。但真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难处就很多很多，连俄罗斯都去卖原材料了。这就是操作水平的问题。　　　　综合以上因素，就知道为什么毛泽东搞经济的声誉远不如他在其他方面得到的评价那样高。我认为如果毛泽东不干预，放手让他的战友们搞经济，他去抓社会改造方面，成就会高得多。实际上他的战友们抓得相当不错，证明是个相当能战斗的团体，陈云、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抓经济都有不错的表现。　　　　至于说毛泽东有什么远比搞经济目光远大的崇高目标，要改造全球，这也是可能的。但这不是为不懂具体经济造成大祸辩护的理由，不能说因此就情有可原了。　　　　　　　　（五）官办经济--中国苏联经济模式进阶分析　　　　毛同志的经济失误影响深远。某种意义上，老毛得算是计划经济的破坏者。老毛经常性地或者直接提出荒唐的经济指示，或者发动政治动运冲击经济计划。对于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这样做具体工作的好手，老毛天马行空式的指示与打着老毛旗号的政治冲击，对他们的计划如同噩梦一般。周恩来曾经长期陷于各种保护打捞手下重要工作人员的事务中，一些重要工程与科研项目经常性地需要“上头”的强力干涉才能正常运转（这种强力干涉往往还被当作以前的好体制“重视”科技的证据）。邓小平与陈云就干脆长期靠边站了。　　　　毛同志去世以后，中国领导们终于可以开始考虑一些高层次的经济问题了。首先，结束政治运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必然的。全国人民包括各级政府对政治运动基本都疲了，还想搞的四人帮都住在号子里。怎么搞经济，需要停下来好好想想，认真选择。国际环境，还算有利，没有现实的危机，西方阵营想拉中国对抗苏联，苏联也想改善关系，算是比较顺心的一段时间。这种局面，有点类似于古罗马立国之初派官员去考察希腊民主制的时候。　　　　中国政府官员们其实知道计划经济的厉害之处。由于一五计划算得上十分成功，后面也建成了不少项目，官员们对有组织有计划地搞经济并不排斥，只要没有老毛式的经常冲击与胡乱指示，这样并非不可行。所以说，计划经济是有很多支持者的，陈云是核心（奇怪的是，现在左派连陈云也骂），完全否定计划经济的，是少数。另一方面，二战后西方国家阵营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其成就如果不考虑对发展中国家剥削，是好过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不然不可能把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演变过来。老邓开个头，高层官员纷纷出国考察，看到与西方国家那种未曾料想到的巨大差距，思想上受到了极大冲击。　　　　这时的中国官员们，从观察角度来说，处于一个较为有利的地位。一方面，对计划经济没有完全失望，优点与弱点都有了解；另一方面，又承认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有可取之处，不能蒙上眼睛批判了事。这样的观察角度，导致了官办经济的出台。从此，中国政府采取了彻底的实用主义，放低姿态，不断尝试各种方法，一直摸到了现行的“宏观调控”经济，经济模式基本稳定下来，成为众多经济学家看不懂的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　　　　相对的，苏联就比较不走运。其实分析计划经济的本质缺陷，更应该看苏联。中国的计划经济受老毛冲击太大，还没等到计划经济的本质缺陷来害人，就出很大问题了。苏联人搞计划经济那比中国长太多时间了，成就大得多，可是对计划经济往下搞会怎么样的认识也要深得多。　　　　与中国类似，苏联也把人民组织起来大搞建设，威力发挥出来，逼得美国都要拉中国了，取得的成就实在是惊人。当苏联抢先发射卫星，最先把人送到太空时，对人心的震慎非常大，美国人都慌了。应该说苏联人干科技的体制较少受政治冲击，民族又多才多艺，搞出很多先进科技非常了不起。这一点上，中国比苏联差不少。中国的武器研发，还是差苏联很多的。苏联人连图纸都给中国了，由于中国的科研体系建得很不好，又受很大冲击，十多年开发不出新机型（造好飞机比造原子弹的难度要高一个数量级）。由于中国科技体系一开始就是一种引进追赶模式，有本质的弱点，这些后面再谈。　　　　但是苏联经济有一个最本质的弱点，就是不知道市场需求是什么东西，这也是中苏等所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根本弱点。国家的科研人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有精神力量支持的时候，上面发个指示，确实可以创造人间奇迹。但是他们都没有竞争压力，只有来自上面的指令压力。老毛发出万吨钢的指令压力时，中国人民创造了人间奇迹，真的搞出了1100万吨钢。人无压力轻飘飘，江泽民在工厂里干活的时候也曾经没日没夜地完成上面的指令。　　　　这就造成了两个极大危险：一个是上面的指令错得离谱，也会得到执行，造成大错，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以中国最为典型。这个如果说不是本质困难的话，另一个就无法可解了，经济与科技进步的推动力量不是来自真实的需求，而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我认为区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不是看企业的组织形式，而是看需求模式。例如日本的企业和大锅饭一样，很多人就把日本当计划经济了。但是日本的企业的运作是以市场需求为目标的，并不是什么人创造的指令性需求。而中国苏联的企业需求就真的是指令性的需求了，是货真价实的“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　　　　就象苏联的军事工业，是一个典型的“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的例子。这些需求真的形成了推动力，苏联军工人员不断创造人间奇迹，各种好东西让现在的中国军方还流口水。然而这些需求终究不是市场来的，来自某些人的头脑。所以苏联搞出了上万颗核弹，连带美国也是上万颗。我认为按照经济模式分析，如果苏联不搞这么多，或者停在几千颗上，美国也会停住的。人类上一大奇观：美苏军备竞赛就这么搞下来了。　　　　当计划经济有明确目标时，它的效率与成就是惊人的。斯大林要快速工业化，要成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他做到了。中国共产党建国后目标类似，虽然出了很多乱子，但也算是成就惊人。但是这之后呢？社会主义国家陷入了危机。　　　　工业化了，都核恐怖平衡了，军事上危机不致命了（到现在美国都不敢打朝鲜）。接下来要管人民生活了，总不能把军事上占领全球或者赤化全球当目标吧？到不是不能这么想，主要是西方阵营不是吃干饭的会死顶，这么干有现实困难。中国搞全球输出革命，受到很大挫折，东南亚死了很多共产党与华侨。苏联陷在了阿富汗。所以，不能干革命了，回头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民生经济。　　　　除了军事需求，苏联人民也有需求，要吃好用好玩好，由于没有市场经济，这些需求很难用市场的方法合理表达出来。苏联官员们也知道，所以也会搞些民生。然而，这仍然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官员们说，我认为苏联人民需要1000万台黑白电视机，于是就造出来了。也许苏联人更需要1亿公斤水果，或者想要500万台彩电，只要100万台黑白电视机，但苏联官员没有办法猜中这些数字。　　　　这样，就是经济学名词“资源配置失效”所说的现象。这是计划经济的本质弱点。相对的，市场经济有一个“市场失效”的问题，就是说靠市场调节反而是坏结果，资源没有得到合理使用。然而，市场失效的情况相对于市场成功的情况，是少数的，不是常态，也可以想办法应对。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不合理就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至少目前没有谁有办法，而且失效是常态，偶尔合理了，那得靠天纵英才的官员撞大运作出完美的计划。这既有很多理论结果（一般人根本不了解），也有铁一样的事实说明。　　　　苏联奋斗了这么多年，那么多才多艺的一个民族，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结果到国际市场上一看，居然是个完全的失败者。除了卖原材料与军工，还有什么东西有竞争力？这不仅是现在俄罗斯的状况，苏联没解体前就是这样了，所以苏联才欠了西方国家很多钱。而美国人针对苏联经济这个特点，特别打击国际原材料价格。苏联经济从进出口角度来说，已经破产。这就说明了，不按市场真实的需求搞经济，最终是会完蛋的。　　　　对中国来说，幸运的是，认识这个道理还不算晚。对苏联来说，他们的计划经济已经走得太远，即使认识到了问题，最后还是堕入了深渊。中苏二国的转型，一个走向了官办经济，一个走向了寡头经济。　　　　　　　　（六）官办经济--邓小平比拼戈尔巴乔夫　　　　看了前面的分析，就知道社会主义国家都要改革了。不是领导人高瞻远瞩或者发神经，是现实情况逼得要改。80年代最大的国际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除了中国苏联，其它都是小喽罗。中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苏联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实用，没有理论。虽然号称有“邓小平理论”，还有文选，但我看来全是大白话，都是些实际问题，以及一些朴素观点。这些朴素观点并非什么创见，无非是因为以前的思想框架太不合理，讲些大白话捅掉窗户纸。例如“凡是论”，从与科学上看不可能是正确的，却要经过真理大讨论权利斗争才能搞掉。黑猫白猫论是朴素的典型代表，只是放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显出有价值。经济学政治学上面复杂精微的理论多得是，老邓牛就牛在能够统统不管，就用最简单的逻辑解决问题。　　　　相对的，戈尔巴乔夫要有学识得多，视野也要广得多。他的思考方向类似于老毛，会考虑一些很“大”的问题，如民主之类的“普世价值”（老毛会考虑世界革命，经常自己出钱支援世界革命，对于苏联和美国搞缓和有很大意见）。　　　　也就是说，邓小平是个做事的人，而戈尔巴乔夫是个思想家。邓小平最关注的是做事，为此用什么手段并不太在乎。他自己觉得有把握了，立刻就动手做，根本不理对方想不想得通，也不作姿态收买人心浪费时间。所以他就发明了著名的“不争论”，一举干掉了想不通的左派。当然，他不是乱来，一个是让别人想办法，一个是放手让人做（周恩来这一点不行）。我看他自己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改革办法，全是别人想的，什么经济特区，承包责任制，都不是他的贡献。从做事上来讲，这是最有效的。这又是一个很牛的地方，非常人所能为。　　　　相比之下，老戈这个人作为一个影响重大的政治人物就太nice了，有点搞理论走火入魔的感觉，权力没抓牢，还写书推销思想，真去搞什么人类价值。在实际操作上，戈尔巴乔夫是爬苏共阶梯上来的，不象中共那样血雨腥风十分艰苦，受的考验与政治经济建设斗争经验比邓小平差太远了。最怕的就是这种实际手段上并不高明，然而搞理论吹得震天响的。　　　　从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说，也是一个容易让人上当的东西。经济学的成果，绝大多数是对已有的稳定的经济现象的解释，预测上很不可靠。作为理论成果而言，对经济现象有一种适用的解释，预测上比瞎猜好，都算是很好的成果了，搞个诺贝尔经济学家都是有道理的。然而，要把经济学成果用到实际经济建设上来一定要小心，首先要有一个经济学并不那么可靠的基本认识才能用，不然早晚是个死。死的最快的，是把别人用不同背景总结出来的经济规律用到自己独有的经济环境里。　　　　由于中国与苏联那种转型经济环境都是前所未有的独特环境，任何既有经济理论都是不合适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不行，社会主义那一套传统经济学也不行。那么，什么是管用的？就是最朴素最简单的，无招胜有招。最朴素最简单的东西，拥有最高的可靠性与实用性。复杂精微的中国或者苏联转型经济学，可以以后慢慢发展出来，并不是就一直靠简单逻辑打天下。所以说，我认为邓小平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经济学家，根本不懂什么经济学大道理，也不是思想家，就是一个最简单做事的人，除了做事，没有什么才能（诗文都写得不怎么样）。戈尔巴乔夫是聪明人懂不少理论，和邓小平吹经济学，一定是他厉害，就这样反而坏了事。　　　　这样，从领导人的角度，中国占了很大优势。当然后来中国的发展还有很多因素，苏联垮成那样，也要具体分析，不是一两个领导人能决定的。　　　　　　　　　　（七）官办经济--“猫摸”二论体现的实验方法与认识态度　　　　邓小平开始搞改革的时候，他的做法是前无古人的，也很可能是后无来者的。上任何一次改革都没有这样的。　　　　首先，要改成什么样子？邓小平说，你们去试，老子也不晓得。我们看无论是商鞅还是王安石变法，都是有天才型的能人搞出一套套的理论与路线设计，俄罗斯干脆就请来大经济学家精心设计。这种是常规的改革思路。　　　　如果我们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它的特点是政策资源等要素输入得到各项经济数据输出，那么应该然而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它。而研究科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理论，一种是实验。科学界有时也挺不象话的，重理论轻实验的倾向有时没法避免（理论省事），但无论如何，实验结果是最终决定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　　　　如果我们把转型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那么我们显然可以看到，邓小平的态度是正确的。他不把自己当经济大师。跑到日本西欧看了一圈，肯定是受到震动的，但只是一种要追赶的紧迫感，没有失去思想听西方人摆布。邓小平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所以就去“摸”，去做实验，然后看实验结果再定下面的行动，看猫有没有抓到老鼠。如果我们不是在说经济，可以看出这完全是一种搞科学的态度。　　　　所以，邓小平最大层面上的贡献其实是一个转型经济实验方法。这在国家层面上是史无前例的。　　　　现在有一些人攻击中国的改革开放，上来就是阶级对立分析，说中国是按照精英阶级自由主义的梦想改革的。这种分析方法，我认为落了下乘。结果扯来扯去就是那一套，无法深入，也搞不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无论是解释过去的事还是预测未来的事漏洞都很多。如果是写阶级斗争文章，由于语言与逻辑可以被操纵，无论什么观点都可以写得长篇大论气势磅礴。但是观点要有对比，才能看出哪个更合理。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是精英阶级的代表肥了先富害了穷人，胡锦涛温家宝看来是向着人民的。但说不定哪天胡温让人不高兴了也成了精英代表了。不是说不可以这样理解，而是这样理解太简单，没意思。另外一种解读是，他们不过是正常人，就是试图去解决一些实际的经济问题，并不是招集精英集团开大会商量怎么压迫剥削工人农民。　　　　当邓小平把“猫摸”二论在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行下去以后，中国走到官办经济这一步，就成为必然了。很多事情都是必然发生的。　　　　例如，当绝对平均主义放弃以后，先富的会是些什么人？这个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是以官僚为核心的利益集团。不这样，难道还是工人农民先发家致富？　　　　对这种事情的态度，有两种。一种是不要多想了，就让原始的同情心与正义感支配自己的行为，骂利益集团同情普通民众。这样很正常，很可以理解。另外一种是不要想太多了，就把人当物质看，承认这象物理定律一样不可避免。　　　　我觉得社会上两种态度都需要。一部分负责正义感与道德压力，一部分去搞些深入的本原分析。但是负责正义感的人不能捞过界。如果用道德诉求或者其它压力去影响经济的本原分析，以取得本来没有的逻辑正确性，那么就是捞过界了，上证明，会造成“左”的错误。　　　　从邓小平的“猫摸”二论开始，中国人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今的中国，如果从正义道德的角度去看，是怎么也想不通的。但是当我把道德摆在一边后，一切都是那样有道理，逻辑是那样简单有力，真是很有意思。如果你不想当简单的“好人”了，想换个角度看世界，那么我下面对官办经济方方面面的分析，会是有所帮助的（写了好多，还没有具体谈到官办经济到底是怎么样的，萨苏挖坑大法之一）。　　　　　　　　　　（八）官办经济--中国政府的SWOT分析　　　　前面作了很多大方向的理论准备，分析了计划经济的弱点，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改革的大气候。对于中国，剖析了邓小平相当了得的朴素。但是，具体如何改革，如何搞经济，还需要一些具体层面的探讨。借一个时髦的名词，我们对中国政府作一个SWOT分析，中国政府搞经济有哪些Strenth（优势），有哪些Weakness（弱点），又有哪些Opportunity（机会），哪些Threat（威胁）。　　　　首先必须指出，我们说的主要是搞经济。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既然不得不改革了，那么就一定是以搞经济为主。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是在干“事业”，对钱很看不上，考虑的是人类解放的大事，国民经济只是大事业中的一个环节，要从属于大事业。所以造出厉害武器或在某国逼退美军的priority是高于国民经济的。后来发现造武器或者在全球争地盘不解决问题，人民生活水平差很远，才不得不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结束政治运动搞经济建设，并没有特殊之处，不这么干反而很奇怪。朝鲜就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奇怪了很多年。　　　　1. Strenth　　　　搞经济的话，中国政府很有优势。我们选几个大的说。　　　　中国普通民众是中国经济真正的力量所在，这绝不是一句套话。实际上世界各国人民的素质就是千差万别，搞经济的本事当然也差很远。东亚人民普遍比较积极向上，自强不息，工作态度是全球是最优秀的。以前中国人普遍在国企里混事，现在也不少，因为没压力。但是如果逼到头上来，那还是能拼出来的。就是去搞歪门斜道都会想出很多办法，所以中国的骗术最多（我们暂且把这当作另类的积极向上）。而且中国人喜欢往上面看，出名发财致富的愿望是赤裸裸的。而世界人民很多并不是这样的，安身乐命，搞搞宗教，幸福感比中国强多了。以前老毛领着中国人的架势是去搞全球解放的大事业，实际上这不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要搞经济传统文化就很有用了，四小龙的例子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中国政府的实质权力顶天大，大到通管一切。这个按照某些理想主义的观察，是一种罪恶，个人没有自由了。然而要搞经济，如果能够把这种权力用对地方，那不是一般国家挡得住的。实际上搞经济靠政府强推经济是可以创造奇迹的，象香港那样当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混饭吃是特例，都自由主义肯定是灾难。现在韩国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中国以后也会成为成功实例。这里说的强推不是计划经济通管的那一套，而是一种以“市场需求”为核心进行国家级投入的产业发展计划。　　　　中国的土地都是国有的，中央或者地方政府说要动哪块地，不说完全没有阻力，至少全球能象中国政府这样圈地的很少。一般发展中国家私有化了，要用地就很麻烦，或者贫民窟乱占地，也没办法。　　　　中国政府刚开始改革的时候号称没有内外债。这其实是个很另类的经济观念，只有很独特的国家才会追求这样一种理想状态。因为国家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就如企业的发展运营一样，过程中借债是完全正常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中国政府没有外债，不值得称道，因为代价是以前经济发展慢了。另一方面，也就是比那些借债太多却没什么发展的国家要好些。要是中国政府想通了，早就借了，这不能称为strenth。　　　　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时应该去搞技术，就会比现在好很多。但搞技术并不是当时中国政府的优势所在。如果考察建国前三十年中国的技术进步，会发现中国政府的计划是以引进仿造为根基的，只有在无法引进的情况下才自己搞，大部分工业化成果是别人早就做到了的，这和现在说的自主创新完全是两回事，这个后面再详论。不是说不该搞技术，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去搞技术并没有优势。　　　　2. Weakness　　　　按照中国人民的素质，中国人搞不好经济是没有道理的。但这是一个过程，具体到改革开放时，中国人民搞经济的形势很严峻。　　　　一个是搞了三十年计划经济，没有商业人才。这个不是中国人没有商业潜能。不管是自我封闭还是被人封锁，国际贸易没怎么干。内部是计划经济，商业就是管分派物资式的流通，也谈不上培养人才。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差西方发达国家很远的地方，连阿拉伯人这方面都不错，阿联酋搞商业非常厉害。并不是说商业就可以包打天下了，还要许多方面的配合，但是没有商业确实是不行的。特别是到国际上，商业竞争非常激烈，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人才不行就没有办法。　　　　一个是技术上完全落后，而且一段时间内被越拉越远不可避免。这个不是和非洲比，而是和发达国家比。国际经济当时的现实是，技术比非洲强不管事，比发达国家差就没用（现在的国际经济局面是，技术比非洲强不管事，比中国差就没用）。这一点上值得深入论述。　　　　中国当时的一个极大问题，是劳动生产率离西方差太远了。而且这种差距，是硬的差距，不象现在，是一种从事不同产业曲折的产值差距。例如，中国能够生产汽车，但是跟人海战术一样，100个人顶日本1个人的产量。这种劳动生产率背后的主要问题，就是极大的技术差距。这不是有无的问题。实际上解决有无是属于“工业化轻松阶段”的事。　　　　工业化轻松阶段，拉美人民是比较有经验的。开始的工业化，发达国家都做过了，开个矿，搞个小高炉，发展中国家照葫芦画瓢就行了。中国干脆就是苏联把156家工厂搬过来了。所以，要解决有无的问题，只要把这些转移的技术学会就行了，公开的资料也很多。　　　　中国在解决有无问题以后，进行的是全国推广。苏联转移过来的技术项目与工厂，学会了，就一变二，二变四，全国到处布点。所以中国那么多钢厂，很多都是以苏联技术转移项目为源头的。中国的工业化，就是以这个路线为典型。　　　　应该说，推广这项工作也是较容易的。把人拉到厂子里干活，一个人带几个徒弟，学会了就把一些人组织一下，国家安排一个地方另开一个新厂，有问题老厂来人帮，并没有本质的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推广工作当然是应该做的。　　　　问题是，如果只推广，不深化，那么问题是很大的。这方面中国与苏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联的国企系统，是4万家大企业集团。而中国建国30年后，是38万家大中小国企遍地开花。苏联的大企业集团的技术水平是中国企业无法比的，各种飞机等先进武器不断出来，它们是真的在不断自主创新。而中国的企业不少是30年干一个型号。在引进告一段落后，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十分缓慢。如果与过去对比，从无到有，当然是进步。　　　　但是与人家比，就看出差距来了，别人是新产品新技术层出不穷，我们是在低水平重复。歼六歼七造了好几千架，新机老出不来。大解放卡车一个型号用了很多年。　　　　这还是和苏联比。如果和美国西欧日本比，那差距就更大了。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发达国家的研发人员在进行创新型的研发工作。而中国的技术人员人数虽然凑凑也不少了，但是大多数是普通操作员水平，他知道对于这个型号的东西应该这么干，按照这样的步骤可以做出工业产品，但要创新就很困难。因为中国政府对科技人员的安排就是这样的，先解决有无，再推广，创新的要求很少。　　　　当然，苏联的4万家大国企在改革按统一的模式改造，基本完蛋了。而中国的38万家企业就要灵活得多，死了不少，也搞活了不少，各有各的办法。这也是辩证法，坏事不一定是坏事。　　　　　　　　　　（九）扯几句闲话，继续SWOT分析　　　　有人说我是乐观派，唱赞歌之类的，这个其实值得说一说。唱赞歌其实和骂政府一样，都是没啥油盐个人以为没什么意思的。我的兴趣在于找出真相，无论是好是坏，都找出背后管用的逻辑。如果不能肯定，就找出最合理的解释。　　　　如果非要贬褒，这里有个标准问题。例如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相比，无疑是个牛人。但是他显然有很多不足之处，并不是万能的，改革开放中也出过一些乱子，现在也还有不少深层次矛盾。所以，用某些人心目中完美的标准，完全可以把他说成一个罪人。贫富不均，腐败这两条比原来严重了，这一条就可以把所有主事者说成罪人。所以，这种贬褒评价都是自洽的，都是自说自话。这是主观标准。　　　　客观标准那就不能乱来了。这个也可以绕来绕去，但一般还得硬碰硬，高下之别也就在这里。两个大头，数据事实与预测判断，这两个就不能靠语言与逻辑混了。这方面需要下功夫，考验人的认识水平。你坚信中国农民收入这些年下降了，我拿出数据来证明反而是增长最快，你就没话了。你说中国没技术在国际贸易里没法混，我把外贸数据一列就可以了，等千亿美元顺差出来这种数据出来，道理不言自明，你当初说得再可怕都是虚的。　　　　这种事很多，一些人非要把中国往死里说，什么加入WTO一定完，左边一团，右边一团。本来拿些干巴语言抒情骂政府赞民主或者赞主席，我都没意见，骂完赞完了能满足某种情绪，是个好事。但经常就是客观标准瞎来，胡乱预测，一错再错，撞在我手里的就好几出。这我一般都指出来，硬碰硬别人没法辩驳，就此得罪了不少人。于是显得好象我是在为中国政府辩护一样。　　　　但实际上不是。要批评中国政府的话，把柄多得很，我说得保证能比一般人深刻得多。我有些预测是明显说中国要吃亏的。非典，铜期货，我都提前明确说要吃大亏。　　　　但是在大方向上，不能含糊。一方面中国政府有许多弱点，另一方面，中国兴旺发达腾飞崛起一定会成功。所以说我是乐观派也行，可不是唱赞歌。我相信，如果把中国崛起的各方面优势与弱点都摆明，真正理解情势的人是会同意我的，而且会很有信心。　　　　下面继续说中国的weakness。　　　　已经说了两个weakness，没商业人才，技术不行。　　　　其实政府里也没有经济人才。如果把政府业务当作一种专业，中国政府官员们没学到什么东西。以前包括中央官员在内，对现代经济都没什么知识，现在中央官员好些了，地方官员还是不通。　　　　人才问题是最关键的。这不是一两个天才能解决问题的，很多时候得靠全社会的common sense。所以，对当时的中国不能有任何幻想，发展目标不能放得多高，任何理想主义的发展道路都是幻想。中国当时要是当官的能艰苦朴素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狠抓技术，造了火车造飞机，占领全球市场靠知识换东西，比现在当个世界工厂不好太多了？这个就是理想主义。现在中国钱这么多，人的认识也要好多了，要搞个自主创新都很费劲，改革开放初就更不要想了，能不搞成全盘西化已经是很幸运了。　　　　人素质不行吧，数量还特多。这也给中国的发展打了个上限。比方说中国几个产业相对发展得好些，电信造船之类的都还成。这些产业要是放在中小国家，立刻就能管大用，GDP翻个番不成问题。可是在中国，就是个小泡沫，人均加个几百块的，没人注意到。要搞出明显的效应，得成百上千个产业都取得很大成就。就好象印度的IT外包搞得不错，就业人员可以算是混成小资了。可是对整个印度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就是个不到百分之一的零头，只能吹，一大选，就不行了。　　　　人多，国土也大。对于搞经济的某些阶段来说，有时这是个弱点，基础设施难搞啊。一个中小发展中国家投个千把亿美元那基础设施能建成世界一流。中国得投多少钱，要建的东西太多了。基础设施这种东西，也是玩不得虚的。不行，就是全瞎。连个电都没有，再扯什么经济发展就是搞笑了。这个还急不得。不能说我今天修路盖房，明天拉电，后天农民就住进去了。那需要的资源都是硬的，多少水泥，多少钢，都得造工厂搞出来。相对来说，GDP就好炒得多了。基础设施搞好了，GDP要炒上去办法太多了。通俗地说，GDP就是基础设施+产业+炒作。最后数字上，炒作占绝对大头，以至于基础设施与产业都象看不见一样，看到的都是些fancy的东西。但是就发展过程来说，基础设施需要的年头最多，国土越大，越不好搞，是没有奇迹的。产业如果运气好，地下都是油，那么好办，否则也不好搞，需要真功夫。不过搞产业需要的年头并不多，有了基础设施，搞对了路子一个产业忽拉一下就起来了。　　　　改革开放以前，基础设施没搞好。到不是说没成就，比起解放前当然还是好的。也不是计划经济的问题，计划经济搞基础设施与市场经济相比各有长处。主要是计划也没安排好，老出乱子。一下子超级过热，增长20%以上，少的也有15%以上。一下子又大乱，负增长。建个坝，号称边施工边设计，费用后来翻了四倍。好多厂子从这个省搬到那个省，中间浪费了很多人力物力。搞来搞去，和自己比是有进步的，可人家升级换代的速度快太多了，就显得很落后，只好去和坏典型印度比。那一代建设者热情是不错的，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出得乱子实在太多了，干得很不合理，不能说令人满意。　　　　大弱点基本就这些。人均资源少之类的，不能算。能买到足够资源就不算弱点。主要还是人素质不行。不是说不勤劳善良，而是眼界不开，世界上很多事情没见识过，没什么特别管用的专业技能。　　　　这个时候的中国，真的很危机，很着急。有些人都搞起人种论的什么海洋文明先进论，又是什么开除球籍。西方拉你对抗苏联的时候，说你的好话。等不想说好话了，那什么坏事都出来，天天崩溃论宣传攻势。　　　　综合看中国的优势，人肯干，有奋进的心，政府能组织干事。其它的，就什么都差了。所以，我们知道，中国一定会干些事，可这些事都不会是什么了不起的高明的事，没有奇迹，有点子猛往前傻干的意思。干事的时候，经常吃亏，因为不懂啊，经常走错道，要是叫发达国家的聪明人看了，一定会说你们该这么这么干。后来，照聪明人意思干的国家陆续没有好结果，中国人也慢慢学精了，这才客气了些。　　　　讲strenth与weakness，到底是为了干事，为了opportunity，为了对付threat。所以，往下还得分析机会与危机。　　　　（待续）　　　　　　（十）机会与危机　　　　中国当初开始搞改革的时候，从机会与危机的角度来看，算是搞上了时候。改革搞得最早，面对的问题也最多，当然，也有不少机会。　　　　当时说要改革，是一种着急的情绪。人家都发展成那样了，即使想不太明白这么大差距是怎么回事，也知道不改是不行了。至于说有什么机会，也没功夫去细想。　　　　但是现在回头一看，机会还是不错的。从中国开始，全世界好多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陆续投身国际经济大环境捞食吃，两大阵营觉得打仗不是办法还是搞经济算了，全球经济进入全面转型发展期。发达国家也不全面围堵了，大公司挑头搞起了全球化。虽然这里面没有一个善男信女，陷阱无数，可要混好了，是有不少机会的。中国抓住了机会，把纺织品与机电产品两大块占了。所以，现在还能有闲心讲讲发展道路选择之类的，想想当初是不是做得不好，以后该怎么走，都还有得说。要是不占住几块，那整个就是抓瞎，尽想着怎么维持生计维持政权，哪有功夫想道路问题。　　　　本来中国政府对全球化根本没什么感觉，那时考虑的问题现在看看都有些邪性。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居然能炒上好几年。后来“姓资姓社”问题又争了十多年，都不明白在争些什么。有一段时间居然连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优缺点都成了政治问题，得靠“南巡”搞出个“市场经济姓社”的搞笑方案解决了问题。那时中国人的话语与思维环境太政治化，不能从本原去分析经济问题，说话写文章得用政治语言包装，局外人根本闹不清关键问题是什么。　　　　要说中国利用上了全球化的机会，这个根源很奇怪，得归到拎着包来内地招摇撞骗的港台商人头上。我们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商人不是什么好东西，不少坏事都是他们带进来的。可再怎么说，这些商人算是见过点世面的，确实比内地中国人更知道商业与全球化是什么东西。曹操用人，不管人品只看本事，中国政府就此把港台商人请进来了。港台商人借着内地的各种资源，大发特发，连带台湾香港经济飞速发展上层次。回头还到内地欺男霸女，还闹台独。这都是些窝心事。但没有办法，你没有商业人才，只好让这些“侨胞”挣你的钱了。　　　　连机会都利用得这么窝心，要说起危机来，真是太多了。头一个危机是翻船。大气候小气候地一闹，要是没搞好，就比苏东波更早吃大亏了。这是政权问题，非常重要，但本贴主要从经济角度分析，因此不细论。　　　　从经济角度论，一个大危机是不改革或者改革又退回去，总是想搞计划经济。不要看现在论坛上左派反市场经济或者反臆想中的“自由主义精英”反得很热闹，其实在政治上根本不值一提，“主流”或者根本不理，或者居高临下扔几句话。因为市场经济派已经全面大胜，牢牢掌控了经济权力。但十几年前还不是这样，那时连说“市场经济也姓社”还得老邓在背后硬挺才行。而且老江刚上台没想通的时候确实搞了一阵子计划经济，是有退回去的危险的。这还是对经济发展的本原动力认识不清，就是不信最基本的经济道理，总是迷信人为规划能胜过市场。原先因为有政治框框，市场经济派没法把话说透，又有些人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了自由化派，反而损害了市场经济的说服力。最后还得靠老邓的“不争论”，狠狠地干了几年以后，实践解决，这才把情势倒转。现在有了这些年的实践经验，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已经完全两样，深入了许多，话语环境也好多了，可以把道理讲得很透。计划经济的道理已经完全讲不过了，以至于搞市场经济的主流都懒得去辩论了。　　　　另一个大危机是对市场经济瞎幻想，其实就知道个皮毛，却迷信市场经济万能，其实不知道后果如何，却“敢想敢干”，这就比退回去搞计划经济还要坏。在政治上就配合“自由民主”，用一些衷惑人心的宣传哄骗头脑简单对现实不满的人。这也曾经是现实的危机，赵紫阳弄得那一群人，现在看真是些ＳＢ，却个个专家学者一样眼睛只望着洋人，转头教育低等中国人要转向海洋文明搞民主自由。经济政策上就理想化，削足适履，发达国家怎么办，中国就怎么办，以为一切就都好了。这种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实际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粗浅认识，发达国家经济好，发达国家搞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好。但真正管用的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市场经济怎么样用到具体环境特别是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里来，这些绝对是要对经济有精深的理解才能领会到的。例如一定先要知道，引入市场经济的目的不是为了搞市场经济，而是为了解决资源利用率的问题，是因为计划经济资源配置会失效，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比发达国家穷。那么就要时刻去考察最根本的微观生产过程，而不是只看形式上市场与计划的架构。　　　　只有把两大危机防住了，那才能真正提高资源利用率这个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才能胜过那些投身到国际经济环境里的国家，在全球化中捞到些汤喝。　　　　就是两大危机，保守了不行，激进了也不行。这个时候，老邓最初初定的实验方案就显出了厉害来了。以老邓多年的经验，他一定知道会出乱子。他一点也不理想化，知道改革肯定会犯错误。甚至他自己说的话有些看起来也很可笑。我记得邓选里面说过“不能扭屁股跳舞”之类的话。后来我明白了，老邓他不可能什么话都有道理，他当然可以有很多模糊错误的认识。他厉害不在于说的话全是圣人一样的超级真理，我认为从经济学角度上看，老邓的话没有任何值得一提之处。但是他有一套做事的方法，错了去纠正，改革停滞了就去推动，这个相当了得，因缘际会之下，可能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做实验的级别非常大，总书计接班人都换了两次，居然商量着把老江推上了台。所以，如果他认为错了，那是没有二话会改正的，开枪驱散人民群众这种事都做。到８８岁上，居然以一普通党员身分亲自出马威胁老江“谁不改革谁下台”。又出奇着隔代指定了十年后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他不是说小胡你来当常委，而是叫组织部海选给我找出这么一个人来，于是找出了小胡）。最后，还都实现了。这应该是世界政治史上绝无仅有的奇事了。　　　　就这么奇奇怪怪的没什么理论不断出错地搞经济，搞到后来官办经济基本有了个样子，请看下一节“官办经济运行大法－－网中央的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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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穷政府　　　　政府搞改革开放的初衷，或者说推动力，的确有相当程度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现在一些人称为“改革黄金时代”的80年代初期，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确实有实际性的提高，这是得到一致公认的，是改革开放前期矛盾较少的主因。这一段时期政府的财力，却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　　　　一方面，在国际上没有钱。外汇储备到90年代早期也不过一二百亿美元。和美国结伙对抗苏联时，美国人说你出个把亿美元，我干脆帮你把战斗机的电子系统全改造了。但那时就觉得美国人黑，要钱太多。其实现在来看这点钱真不算啥，买个预警机都不够，就是那时没钱不大敢花。另一方面，国内也没钱。到处都要花钱，预算做起来是捉襟见肘。老邓出头把国防科研等经费砍了很多，先顾着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现在有人一边骂邓小平压国防，一边又说老毛有钱留给老邓改善生活。其实就是二难选择，钱就那么多，无论怎幺做都是压这个保那个。那时还是计划经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并非象宣传说的那样弄些“好政策”就做得到。除了靠纠正过去对谁都没好处的极端政策（如让农民搞副业），还得靠真金白银地预算倾斜。因为穷，想弄点钱搞改革，印了一些钱，就“剧烈”通货膨胀了（其实不算啥，老百姓没见识过，买一澡盆肥皂放家里），是动乱的原因之一。那时候贪污犯想弄点钱都不容易，到处都是计划里的钱，不好弄。我印象中确实觉得城市建设很慢，跟后来没法比，这都是因为没钱。　　　　为什幺国际国内都没有钱？国际上没钱，道理很简单，一是卖原材料弄不到多少钱，二是没有按比较优势挣外汇。中国到是肯卖原材料，原油木材煤都卖过。但是中国资源不多，这样做弄不到多少钱，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十个大庆”梦想破灭了。这第二个，就很值得说一说了。按比较优势挣外汇，就是你生产的东西有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就能有来钱的路数。一些国家卖原材料可以算是比较优势，但中国肯定不能把卖原材料当比较优势。中国也还是有比较优势的，十亿人，还有一定工程技朮实力，这劳动力配上工程师一定有不少类别的商品生产是有国际竞争力的。但以前就是因为封闭，没怎幺去做。香港这么小个地方按比较优势发展起来了，开始也不过做一些低档的加工业。你有从长计议的宏伟计划，不能全国都按比较优势干，但分很少一部分人去用比较优势去国际上挣钱，总没有太多困难，挣来外汇了还可以帮助全国干大事。1973年代陈云又出来工作，建议搞些手工艺品出口，就是这个思路。但以前就是管得太死了，农村资本主义尾巴都要割掉，根本就是太政治化。其实美苏封锁也不是说就完全封锁，搞些优势产品出口还是有门的，后来外交破局完全可以搞出规模了，但自己没想到。最后搞得靠卖原材料换外汇进口技朮设备，也弄不到多少钱，后来外汇不够都不敢进口了。好几亿农民在田里混工分，香港农民比深圳农民收入高一百倍，都是一样的中国人，这还怎幺让人相信社会主义？你说要忍耐等全国建成四个现代化，好多深圳农民已经忍耐不住逃到香港去了。社会主义国家忍耐不住基本和平演变了。　　　　我认为这是一个无可推诿的失误，哪怕分出一千万农民来国际市场抢活都要好得多。难道还少这一千万农民干四化？那段时间，世界经济发展很快，周边国家与中国内地明显拉开了差距，城市外观也好，居民收入也好都进步很大。所以说中国错过了一次经济机会，指的就是这个。说句实话，如果那时中国去与四小龙抢国际经济机会，哪有后来港台商人到内地欺男霸女的事？当然这是马后炮，中国在政治运动，没人去想这种事，就是想到了，谁提这个不被打死才怪。　　　　有些人幻想搞技朮搞着搞着一步登天忽然就发达了。这都经不起实践检验，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日本韩国都是从把简单的东西卖到国际市场上做起，后来才技朮进步走向发达的。把话说明白一些，从简单做起一步步接受国际国内市场检验更容易形成技朮开发与经济收益的正循环，是以战养战。只要人肯奋斗，一路技朮进步伴着经济发达就成功了。不靠侵略剥削其它国家的话，这是后进国家走向发达的正路。不接受市场检验搞“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的技朮积累，比啥也不干光卖资源要好，但不如市场导向的技朮进步合理。特别的麻烦在于，技朮积累与经济收益无法形成正循环，得从其它地方压榨资源投入到技朮积累里。　　　　现在有一种理论，说压榨农民收取农业剩余给工业积累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道理，一穷二白，开始只能这样做。但这种理论的极端错误在于，忽视了其它挣钱手段的作用。靠农业积累是最慢的方式，因为搞农业实在不是来钱的好方法。如果有条件了，一定要发展工商业，有条件出口商品一定要搞，还要尽量创造条件去搞。在国际上占住了一个产业，哪怕就是做最次等的衣服，也比种田的积累要多得多。陈云就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坚持要搞一点出口搞一些工商业，他其实只是要求松动一点点，可惜连这也做不到，老毛让陈云长年靠边站。结果中国多年来都是农业工业两头转，没想到靠其它方式去积累挣钱，全国大多数劳动力在地里做着收益不大的工作，后来都干得没精神了。七亿人种地和六亿人种田的粮食产量能有多大区别？工业吸收不了足够就业人口，不能发展其它产业么？弄些手工艺人搞点三产对经济能有什幺坏影响？非得把人限在农村，连知识青年都要到农村去讨口饭吃。现代社会能够创造巨大财富的商业，在中国变成了计划经济里无关紧要的分配环节。这都是过于僵化的错误，哪怕你就是干计划经济也可以灵活一些，干陈云的鸟笼经济都会好得多。什幺辩解的理由都不管用，就是犯了僵化的错误。　　　　就这样弄了快三十年，结果国家还是很穷，政府穷，人民穷。老邓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实在是非常痛心的。人民穷一百倍，这么大个国家的政府靠卖资源挣外汇，还怎幺跟周边的资本主义斗？现在一些人对以前的经济建设进行美好的空想，要为犯了极大错误的僵化经济政策辩护，这是不知最基本的经济道理。　　　　痛定思痛，老邓还是整出了办法，政府先变成了全球顶级阔佬。　　　　　　　　[闲话] 关于改革前后评价问题，以及本文的分析模式　　　　因为中国是大国，无论改革前后，都做过很多事，做对做错的都有，所以成就与缺陷在两个时代都是非常巨大的。　　　　一种方式是定性式的二元评价。定性式二元评价，就是好坏两种，简单，易懂，如果合了几意就很痛快。说好，就把成就反复强调，这个那个，于是就是好了。说坏，就把缺陷反复强调这么来，于是就是坏了。对于心目中的“好”时代的缺陷，就找理由去不当回事，代价牺牲之类的，总是可以放过去的。认识层次低一些的甚至否认事实编造数据（未必是故意，而是选择性相信虚假宣传或者错误谎言），还有时就会生造一些并非常识的特殊标准，靠语言与逻辑玩花样辩论。二元式评价，总要论证出某时代是“好”的，或者“坏”的，最后都陷入这种模式。对立的两边都会有这种情况。　　　　这种评价方式没有什幺不可以，你管它是幻想还是真实经历，人就喜欢心目中的东西了，心里就喜欢某个时代，别人能怎幺样？但我个人觉得这是很没有意思的一种方式，这个叫表态，价值就是表表态，发现有同道了，信心增强。二元评价相关的论证一般都无甚可观之处。我因为对数据事实比较熟，就发现了不少人有很多靠语言与逻辑都绕不过去的硬问题，更是对二元评价相当不喜欢。所以，我希望有心想了解更多更深入愿意多想想的读者，能够认识到二元评价的问题所在，从二元评价中走出来。当然，就是喜欢二元评价简单定性也行，这是个人自由。　　　　我写《官办经济》这个文章，的确是想尽量避免二元评价的。所以分析起来相当复杂，篇幅长得很，很多问题还是讲不完。我追求的分析模式，是事实数据陈述与理论阐述，希望读者了解更多的事实，也对经济方面的分析方法有所了解。事实数据陈述就只有两种，就是错误的事实数据，或者正确的事实数据，这个硬梆梆，拿出证据证明出错了，就只有认。至于这些事实与数据代表的是“好”还是“坏”，这个属于意义不大的问题，喜欢二元评价的人可自行选择。理论阐述就是一些因果链条，如果用什幺样的方式搞经济，就会有什幺样的结果，如计划经济会效率低，市场经济会过剩。如果不是死缠（如有人可以自己定义一套标准说计划经济效率也高得很），这应该不难接受。至于这些结果是“好”是“坏”，那么又是二元评价的事了，我并不去作这样的结论。例如人说计划经济贫富差距不大，所以好，这个我知道是二元评价了就行了，并没有更多意见。　　　　虽然如此，评价问题，仍然是重要的。对一国政策能有实质影响的人心中的评价，至为关键。我们可以明显发现，搞改革开放的那些上层人物，对以前时代的许多缺陷评价相当低，所以迫切搞起了改革。如果民众群体呼声能对政策有影响力，那么群众的评价也是管用的。一些所谓“民主”政权，甚至用被煽动的群体意志代替正常思维，直接取得本来没有的逻辑正确性。所以政治家，需要关心“评价”问题，甚至得把评价问题放到最重要的位置。　　　　但我与绝大部分读者都不是政治家，不用这样功利地去弄评价问题（我不是要讨好广大读者，如果那样，完全可以耍一些语言花招，先大吹一通主席英明神武，再小小的说一下主席可能没想到的地方，保管一些人感觉会好得多）。所以，可以回归到更加客观的事实数据陈述，以及冷冰冰的理论阐述。　　　　同时，我也希望政府高层能够正确对待评价问题，不要象“民主”政权一样丧失思维能力。一方面，要冷静地用经济本原分析去寻找正确的操作方法，另一方面，要“理解”民众的评价，知道民众的呼声，把民众评价当作一个重要分析因素。这方面，中国政府在全球应该有一定优势，既不是为“民主”所累用“民主”代替思维放弃责任，甚至煽动民意达到政治目的，又不是独裁政权完全把民意当放对立面胡来。　　　　　　　　（二十二）气可鼓不可泄　　　　改革开放前僵化的经济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穷政府”。论起成就来自然是有得可说的，基本的工业体系有了，两弹一星有了，人口增长寿命大幅提高。但这些成就是与解放前极差的状况“纵比”，如果与周边地区进行同时期的“横比”，就会比较为难，一般就只能与坏典型印度对比。印度恰好也是是吃了僵化的亏，政府什幺都管制，搞得经济没有活力。中国政府自己总结说是“农轻重工”比例极不合理，“重的过重”，意思是说重工业比例太高，忽视了其它产业。这不是说“重工业优先”错了，而是比例极不合理，全社会运行效率不高，对重工业本身的发展也不利。在计划经济的范畴里，“农轻重工”的比例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即使你就是想要重工业发展最好，也不是说把资源都投到重工业算最优。怎幺平衡协调发展相当值得研究，到底什幺是理想的比例很难论定，但过去的比例极不合理是可以断定的。一方面本身的计划安排有问题，例如本可以少量安排一些轻工业出口，弄来外汇进口重工业需要的技朮与设备，但可惜的是把机会让给别人了。这方面有很多重大计划失误。内部僵化管得太死了，农民自发搞点小生产，也不许，政治化到了极端的程度。又经常有政治运动冲击，就算计划得好也会出大乱子，何况计划本身就有缺陷，连“边施工边设计”这种极其危险的计划都有。还有出于政治与军事原因的“三线建设”，一些院校被迫千里搬迁，都是比较折腾的事，虽然并非全无意义，但大大拖慢经济发展是不可避免的。　　　　陈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在党内是最深刻的，也就是说，中国从前不是干计划经济的问题，而是计划经济本身都干得太僵化太乱了，就连支持计划经济的人都对以前的错误非常痛心。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内部无论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不支持从前的经济政策，只是改革方向问题，改革是一定的。　　　　政府对于“穷”有切肤之痛。你光印度式地吹说有潜力，工农业产品多少多少是没有用的，政府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少钱能用。有些大摊子的包袱不仅收不上钱还要不断往里填钱，多半是维持性的财政，能拿得出手的资产不多。四下一望，到处都要花钱。基础设施，自己整了三十年好象也弄了不少东西，铁路公路都修了不少，城市地区伴着工厂也修了些火柴盒式的灰黑房子。但到周边地区或者美欧一参观，人家都变成那样了，只有震惊，知道自己搞慢了要急起直追，要花多少钱都不敢想。人民生活，很多地区连温饱都没有达到，讨饭的不少（小时我见过在家门口要饭的农民，是真的只要一碗饭，不是现在这样要钱），和人家根本不能比。各种项目，多得很，钱窟窿一样的国防项目有很多。自己的工厂一百人才顶人家一个，到处都急需引进设备提高效率。知青回城光为了住就建了不少违章房，给他们安排工作得烦死。还好大学生就一小摄，不然不知道怎幺养。这时中国的局面，政府自己总结说是“全面落后”。　　　　这些问题是实实在在的，你不能光让大家安心等国家建设四个现代化，到时就能解决了，得拿出实实在在的办法。但好在中国政府还能使出不少管用的办法，并非象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往地下一躺就指望联合国救济了。以前虽然干得很乱，但毕竟是在干事，也并非完全白干，如果找到正确的做事方法加上中国人民又勤劳肯干，还是有出路的。中国政府就这点一直不错，不管穷成什幺样犯过什幺错有什幺天大的困难甚至天下大乱了，都是一副不服不忿的样子盯着前头没有失去信心。老子现在是穷是落后了是犯过大错，我政府工作报告决议文都认了，可我再努力搞就不信赶不上你，从政府到人民都是大国思维。几千年混下来的文明大国，执政党曾经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传奇般地夺取政权，底蕴还是有的。明明政府一堆烦心事焦头烂额，开起大会来却斗志昂扬，总书记带头高呼口号，土是土了点，气势还在。很多国家这一点上就不行，从人民到政府都失去信心了，“民主”了，想找是谁犯的错都没有正主。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行，光辉革命历程是吹的，或是硬被拉去搞社会主义的，明明比中国条件还好，却一副丧气样，靠闭关锁国混或者被和平演变干掉。“河殇”这类低水平的东西之所以一会儿就不行了，不合时宜的失败主义论调是原因之一。现在流行的“崩溃论”其实也是这样，大势上看不清楚，看到一些困难就糊涂了，就失去信心到理想主义里面混去了，其结局可想而知。　　　　这就是老毛说的“气可鼓不可泄”，道理是好的。但还得结合“实事求是”，有错就得认，得去改，穷就老实承认，不然成可笑的自吹了。心里有底气，手头上不停找办法，总会发达的，做人与建设国家都是如此。从这个道理上来看，日本韩国虽然偏执，但其发达是合乎逻辑的。台湾以前还有股气，反攻大陆虽然不实际但不可笑。现在台湾已经不行了，整天就是伏低做小，弄一些上不得台盘的小动作，空喊民主，实际上气已经泄掉了，沉沦只是时间问题，并非哪个政党的问题。　　　　邓小平对这些大局问题相当清楚，所以并没有搞“全面反思”“全盘西化”这些投降主义的东西，也不闭关锁关，而是坚定地对外开放。中国政府这个穷人，由穷到富，不过是二十来年的事。　　　　　　　　　　（二十三）穷政府的几大主题　　　　对于一个人，什幺叫穷，什幺叫富，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有时明明没多少钱的人会觉得自己够富了，钱多的人却觉得自己很穷，所以以空对空论穷富是没什幺意义的。但与自己过去对比，在一些与财富有关的事情上，明显有很多事以前做不到的，现在可以做到了，那么我们说“变富”了，还是靠得住的。例如以前想天天吃苹果没那么多钱是做梦，但现在有钱不成问题了，那么肯定得算比从前富了。当然，这和人的幸福感并非正相关。以前天天盼苹果吃时生活有点进步就高兴得很，现在看见别人买房买车自己没指望烦得不得了。自己觉得富不富，得看你想干什幺事，干不成就觉得自己穷。　　　　政府也是这样，一个是要绝对意义上“变富”，在国家层次可以笼统地用财政收入固定资产外汇储备等与“钱”有关的数字来表示，实质上是支持货币价值的产业、资源、技朮等与综合国力有关的体现。第二是要界定“想干的事”，不然什幺事都想做，那永远只会觉得穷得要死。改革开放开始为什幺觉得非常穷，是因为这两方面都困难。对内对外能用的钱不多，维持性财政，综合国力要急起直追。想干的事吧，又特别多，国家对人民生活从最底层就开始大包大揽， 所有的经济建设都由政府包搞，挑得担子太重了，对于发展又雄心勃勃。责任与目标都不小，国力不足，政府自然会觉得穷得要命。　　　　那么政府想由穷变富，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去想办法。最开始的办法很容易，把“想干的事”调整一下，就会好些了。你要管农民怎幺种田，结果是一起磨洋工，又要管农民生活返销粮，还不如让农民自己搞。这个只要想通了就很容易，政府责任也小了，农民也得了实惠，农业产出也多了。这就是“农村承包责任制”，就是一个最容易想到的办法，没有什幺了不起的意义，也正因为简单，后面越搞毛病越多。　　　　其实政府花钱的大头，在于一些“重”项目。这些项目有这样的特点：对技朮与资源要求较高，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很大﹔想要做成最终产品获得经济效益非常困难，必须持续投入，缺一环都不行﹔国际上竞争激烈，落后一点就没有竞争力﹔国防项目甚至没有经济效益，就是花钱买安全。典型就是如“运十”这个项目，其它的国防大项目都很多。这样的项目，不断大搞的话对技朮积累是有好处的，还会有“技朮溢出”效应，国防技朮拿来民用很常见。这是好的方面，但不好的在于真是太花钱了，政府会弄得很穷。　　　　从长远来说，技朮积累是有利于挣钱的，但这也不一定，真的要实现靠技朮挣钱，需要很多条件。一是你要把技朮用到挣钱上去，不能老是一门心思地技朮技朮只投入不产出。二是怎幺从技朮到挣钱，这相当复杂，并不比搞技朮容易，商业竞争上技朮好的败给技朮差的事情很常见。我认为挣钱的综合套路比单纯搞技朮要难得多。也就是说，你可以赞成“搞技朮”，但千万不能把“搞技朮”等同于“搞技朮挣钱”，这是两个相差甚远的事情。一些人幻想毛时代重工技朮路线这么搞下去就会发达，就是这样的简单处理。反正现实里苏联这样搞是垮掉了。中国那时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差距，主要还不是技朮的问题，香港有什幺技朮？就是挣钱的综合套路上，差得很远。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老邓出头去砍“重”项目是相当自然的。他不是理想主义者，相当实际，既然不打粮食，就砍了。理想主义的人骂短视爱骂骂去，反正我弄一堆操作主义的人干事，这些人能理解就行（相当多的人确实能理解，支持运十下马的人里很多想得很深），不跟你们扯这些无聊的事。当然现在政府有钱了，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政府也并非不懂技朮的重要性，不看短期经济效益猛投R＆D已经快十年了。老邓那时，是别无选择，一方面没钱，得用技朮去挣钱，另一方面用技朮挣钱的套路也得在实践中锻炼出来。　　　　再则当时国际局势还算好，号称“和平与发展是国际社会两大主流”，确国防有理由，美帝与台独闹得凶是后来的事。　　　　砍了重项目，让国防“忍耐”，挑的担子轻了，就有余力去做其它事，主要精力也转向其它事。这其它事就是几大主题，基础设施、消费、进出口贸易、引进外资、产业升级等等。把这些事做好，自然就会“变富”。这些都是后来政府工作报告中很常见的东西，与改革开放以前的不太一样。　　　　这是我认为改革开放前后经济政策的最大差别。至于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是做这些事情的方式。以前是国防第一，狠搞重工业，那肯定只能是计划经济，最后因为一些政治因素搞成了中国特色的僵化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了，要大搞基础设施、消费、进出口贸易、引进外资、产业升级，那实践的结果一定是慢慢把计划经济改掉，最后成为中国特色的官办经济。老邓是搞经济的老手，实践经验很丰富，不会被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这类以空对空的无聊理论欺骗，他搞改革的原因是要把那几大主题搞好。我们前面说的老朱为提高效率整的那些招，也是因为这几大主题。苏联就不是，它认为国家应该这样这样运行，结果自然会好，和中国的改革完全是两回事。　　　　对于基础设施、消费、进出口贸易等几大主题，怎幺干好是个相当专业的事，这里头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摸出了不少法子，也犯过不少错误。干了二十多年，就几个主题的发展而言，可以肯定是相当成功的。一些人否定改革，对这些主题只能一带而过，不然会被政府拿数据砸死。当然可以从环境保护、贫富分化、贪污腐败、道德沦丧、教育医疗等问题下手，这方面可以说的相当多，中国政府自己都承认了，人人都相当清楚了。至于从“整体”上该肯定还是否定改革开放，这是个无聊的问题，无非是个人喜好，你喜欢这方面变好了，他痛恨那方面变坏了。　　　　我去评价，喜欢到具体的问题里去看。最终目标当然是解决所有重大问题。我说的这几大主题，以及那些人人皆知的改革开放的大缺点，都是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一个政府不解决基础设施等大主题，我是不会有任何兴趣去论什幺成功失败的，其它的比中国再好都没兴趣。对于中国来说，不解决几大主题，其它问题最终都是没有出路的。现在几大主题基本解决了或者有了解决的希望，其它问题弄弄并不需要多高的水平，无非是哪个闹得凶就解决哪一个，除了骂娘，没有什幺意思。这就是是抓纲治本。　　　　　　　　（二十四）毛泽东反全球化　　　　在基础设施、消费、进出口贸易、引进技朮、产业升级等几大主题中，进出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如果要论“重要性”（其实都重要，比哪个更重要，是个要定标准的问题），进出口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抓进出口贸易较容易入手，对其它几个主题都有促进作用，可谓“着一子而全活”。一些国家多年来的经验表明，进出口贸易搞得好，其它方面就不会差。如果下大本钱搞其它方面，进出口却表现不好，那么很可能是有问题难以持续的。　　　　用“比较优势”理论来分析一国在进出口贸易中的表现，经过多年来的考验，确实是很好的方法。“比较优势”的名头这么大，不是靠吹嘘，确实是管用（当然什幺理论都不能乱用，背景知识很重要）。照我的理解，比较优势理论用到进出口上，应该是两个层面：一是要分析清楚自己的比较优势，按你现有的比较优势去搞进出口，二是要去提高你自己的比较优势。　　　　对中国来说，首先要弄清楚自己的优势所在，就是如我们前面SWOT分析中所做的。这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文过饰非胡吹大气，一定要实事求是，放到国际大环境里去老实分析。你不能胡吹说，运十已经飞上天了，所以客机制造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我们应该把资源投到运十上去，把波音空客的市场抢过来，卖几十架飞机就能解决全国人民很多大问题了，这多带劲。这么做不是不可以，但会很惨。俄罗斯飞机制造比中国好多了，也卖不了多少客机，中国要往里投多少钱是没法算的。如果对运十的技朮问题有些了解，就知道客机制造绝非我们的比较优势，短缺的技朮资源非常多，即使只给自己的航空公司用也差之甚远。你可以说，应该投入资源到大飞机制造上去，但出发点得是“提高自己的比较优势”，不能说是“靠比较优势挣钱”，现在政府实力足够，确实可以这样搞。对于80年代中国那个穷政府，这是个相当为难的选择。　　　　另外，有人说买外国飞机上千亿美元，为什幺不拿很少一部分钱出来自己研制？这个是错误理解了钱。这实际是个资源投入问题，有些东西不是钱能够代替的。中国的飞机制造产业就那么些人力物力技朮资源，如果去搞最耗资源的大运，很多其它飞机就不能搞了，投再多钱都是如此，除非你用美元立刻能买来技朮，投钱才管用。就象现在中国如果下定决心了完全可以扔出一千亿美元去搞大飞机，但人家不卖技朮，什幺时候能搞出来还真不敢说。　　　　80年代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有一定技朮水平，人力资源非常丰富，政府搞项目非常厉害。这要干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真是太合适了，确实就是全球最好。后来挣到了不少钱，基础设施越来越好，又发展出新的优势：资本，结合引进技朮自研技朮，技朮密集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也成了比较优势。当然还有更高级的，就是“知识经济”，发达国家的金融、技朮、品牌等等综合优势发挥出来层次更高。　　　　中国搞改革开放运气不错在于，这些比较优势正好在全球化大扩张的国际大环境里发挥了很大作用。本来早些开放按比较优势搞会更好，但80年代来搞也还来得及，再晚，就不好办了。想想看，如果印度先于中国十年开放，纺织业机电产业让印度占去了，中国再来改革开放，还有什幺可搞的？全球化的过程，是不断演化的，中国以前封闭与世界经济关系不大，世界经济没有中国照样演化，并不会等中国准备好了才动，中国只有加进来才能影响这个过程。　　　　全球化的本质，是“全球生产大分工”，背后就是“比较优势”理论。社会分工提高效率，确实是经济学的精要所在，马克思都认的。随着交通与通信工具速度与效率的几次飞跃发展，从马车发展到轮船火车汽车飞机，从电话一直到互联网，经济社会的范畴终于扩展到了整个地球。以前一国内部社会各阶层从事不同的产业分工，效率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高得多。现在是国家级别的分工，利用各国的“比较优势”全球布局生产，效率比一国自己搞又有提高。所以说，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这才是真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谓的“民主”根本比不了。但也不是说的这么好，这样的全球化必然就是有的吃肉，有的喝汤，有的在泥里打滚。全球化的生产效率是提高了，可是公平没有谁来给你保证。不仅没人保证，有实力的国家还就是要弄得不公平，给自己划拉利益。文明点的就是条约，你不肯就范我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暴力一下不是什幺难事。　　　　现在有一些反全球化的组织，痛诉全球化的各种坏事，都是真事，但其实掀不起什幺浪花。全球所有社会都是被利益驱动的，并不是善恶驱动的。真正反全球化的老大，得算是老毛的“造反有理”。那时美欧与苏东两大阵营对峙，其实都是要全球化。苏联组织的经护会各集团就有国家级别的产业分工，把其它国家拉进社会主义集团是大事业，一段时间内全球攻势挺厉害。美国组织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死顶了一阵，要搞自己的全球化，在朝鲜越南打得很热闹，就是怕“骨牌效应”一大片地区都赤化了。老毛整的“造反有理”、“哪时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三个世界理论”，是明确反这两种全球化的。虽然说的是“反霸”，老毛的兴趣也不在经济上，但从经济角度上来说，就是反全球化。老毛获得世界性的声誉，现在还是很多运动的旗帜，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我认为老毛从内心里就非常不喜欢“经济人”这种小里小气的东西，不喜欢按照“假设人人自私”的原则去组织全球产业分工。他要造反，要全球不喜欢自私自利的人联合起来干翻压迫人的资本家，他的眼光是放在全球的。他的气魄确实大，真的按着这样的思想搞了一阵子，中国真的作出表率，在国际上无私援助了不少国家。现在一些人说，老毛援助发展中国家是眼光长远为了把这些国家拉进中国经济圈先给它们一些利益，这肯定是曲解了老毛的本意。这还是从经济上着眼，无非是在美国苏联以外，又开第三家去与它们争夺势力范围，还是帝国主义的老套。老毛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这种国与国之间不平等的关系。以中国当时的国力，如果是作为第三股势力去抢食，根本闹不出什幺动静。之所以老毛弄出了那么大的全球影响，是因为思想上给了人们另一种出路。那个时代中国的一些口号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不是为了达到中国经济圈的目的而采取的策略宣传，实实在在就是老毛想全球革命，无私援助世界革命也是真心的，不是想卖乖买好。我看老毛与苏联决裂，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发现苏联成了个自私自利想压迫其它国家的“苏修”，就义无反顾地对赫鲁晓夫大批判。其实那时苏联对中国真不能算差，赫鲁晓夫援助中国是比较尽力，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苏修逼债”不是事实。如果老毛向赫秃子服个软，肯定会有更多援助，在苏联集团里面混个老二还是靠得住的，不仅不会吃亏，还能吃香喝辣跟着欺压其它国家。但是“义不容情”，大是大非不是百把个工业援助项目能收买得了的。所以苏联威胁撤回专家，老毛都让他们走人，后来搞到边境陈兵百万对峙，都是因为这个“大是大非”。这一点上，我相当理解老毛，从理想的角度来说，确实令人敬佩。一些下三烂攻击老毛说他是想“争夺领导权”，这个眼界就太低了。　　　　但是老毛的全球事业是个注定失败的事业。敌人势力太强大了，相比之下，中国的力量太小。一段时间，弄得中国孤家寡人，全球两大集团都把中国当大敌。从正义的角度来说，这是个值得骄傲的事，全世界能理解的人非常尊敬毛泽东是有原因的。就是敌人，也得把老毛当伟人。但在黑社会把持的秩序中想强出头做正义人士，会付出很大代价。老毛的浪漫英雄主义有够正义，可惜就苦了中国人。两大集团把中国封锁得结结实实的，内部受压力太大想要快速发展，就弄出很多不科学的东西。搞全球革命，在东南亚先就受到很大挫折，华侨与共产党被杀不少，多年来一直把中国当最大敌人。花了几百亿援助的越南投靠了苏修，最后闹到要打仗。周恩来相当理解老毛，所以出钱支持别国他安排下来了，但是真的很苦。　　　　最后老毛也觉得这样搞不是办法。正义英雄做起来太苦，最后还得回归现实。这时的老毛，已经有些灰心，斗志已经不旺了，最后连林彪也反对他，更是给他沉重一击。我觉得老毛的理想主义可以理解，但不赞同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代价从事这样一个必定失败的事业。说起来真的是为全人类的正义事业作了贡献，到头来弄得自己穷得很要向港台商人低三下四拉投资。这个地球就是这样黑暗，想当好人先得看你够不够份量。　　　　老毛都反不了的全球化，确实就是世界潮流，虽然很邪恶。“打败不了你，就加入你”，中国也到全球化里捞食吃去了。　　　　　　　　（二十五）靠比较优势发家　　　　对于中国这样缺少资源的后进国家，不大搞进出口是不可想象的。大干进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