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税到底离我们有多远？ 到底几套房征税？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范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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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两会期间，房产税便成为热点之一。一方面，包括贾康等业内专家大都会在这一期间集中发布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因为房地产市场的风雨飘摇，无论是开发商还是买房人，都对这一税种何时征收充满兴趣和关注。到底房产税离我们还有多远？不动产登记加速房产税？相对于两会各种房产税的言论，今年3月1日实施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对老百姓更具有影响力。从今年3月1日起，国土部正式启用新的不动产登记权证，计划在今年内全国都要实现新不动产权证的使用。与之配套的是新的不动产登记簿、新的登记规则等。一句话，不动产登记全面提速。对于这一政策，全国引发热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百姓普遍认为，不动产统一登记意味着房产全国联网，一联网就能查清房产，会引发房产税等一系列连续政策。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告诉记者，不动产登记加速，的确有利于摸清楼市底细。“不动产登记是房产税施行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不能说不动产登记出台就一定会推出房产税。”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说，当然，有了不动产登记，就对于房产税的征收搭建了可操作性的基础条件。当然，如果对房产税理解更深刻一点，其实是否房地产全国联网对征收都不重要。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如玉表示，不动产登记并不是为了推进房产税做准备，有没有跨省的不动产登记、房产信息是否全国联网，与房产税的出台都没有必然联系。郝如玉表示，由于房产税是地方税，征收也是用来充实地方财政，倾向于以省为单位征收，因此只要本省内部统筹协调即可。房地产税改革不是收房产税卸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的贾康，今年带着自己的一本新书《房地产税离我们并不远》上了两会。因为其机构背景的原因，贾康也被认为是最近几年在房地产税方面最为接近官方态度的学者。这本指向性很明确的书名让大家感受到了房产税渐进的步伐。房产税从2011年在沪、渝试点以来一直未扩大试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房产税改革上升为房地产税体系建设，提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但对于百姓而言，要想弄清楚自己未来交多少税，首先要区分房地产税和房产税，一字只差，内涵和外延都有重大区别。房地产税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即一切与房地产经济运动过程有直接关系的税都属于房地产税。在我国包括房地产业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房地产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投资方向调节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等。政府所谓的房地产税改革，是将涉及房地产的11个税种进行重新整合、归顺一级重新设计。而房产税是以房屋为征税对象，按房屋的计税余值或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向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一字之差，改革从一个税种上升到与房地产相关的一系列税种。而百姓关心的，还是自己房子以后要交多少税。贾康透露，“我国征收房产税的方向已经锁定，唯一不确定的就是征税时间表。从我作为研究者的角度观察，按照中央的部署，改革的重点要在2016年底之前做出来，房地产税立法肯定是要动真格的。我认为，房地产税立法最迟不能拖过2017年的两会。”如果再考虑到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推行速度，最早2018年房产税落地。到底几套房征税？如果征不征没有争论的意义，征税也没有技术上的障碍，向谁征、征多少成了最大的讨论话题。贾康认为，中国的房地产税制度不能照搬美国的模式。任何人的第一套房都可以免税，至于第三、第四套房子征税的税率，也不太可能像之前传的那样采取递进原则，更有可能是固定税率。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如玉认为，如果按照“首套免税、二套优惠、三套征税”的做法，将会对居民的行为和心理产生不良导向。但按人均面积征收也存在缺点，对于在全国多地有住房的人，如何平衡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征收标准也是问题。房产税要兼顾公平，但如果每套房屋都征收也不现实。个人倾向于小切口的改革，针对少部分人征收。全国政协委员、星河湾集团董事长黄文仔认为，房产税应从比较低的税率开始征收，而且应该按照人头统筹考虑，如果只对新增房屋收税不公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行监事梅兴保则建议，一般家庭自有住房和有多套房的家庭应该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要因地制宜。学者李稻葵则建议挑选地区推行房产税，比如房地产有上涨空间的地区，意义在于给地方政府比较稳定的、可以和百姓形成良性互动的税种，交给最基层的政府使用，直接用于业主住房大环境的改善，诸如治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环境治理。房产税试点不扩围对于目前的征收思路，部分意见完全是拍脑袋想法。在几年之前，房产税在重庆和上海进行了试点，但从目前来看，试点的成功并不明显。至少在目前阶段，已经没有当局再提及试点要扩围的说法。上海的试点方案，征收对象为本市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购且属于该居民家庭第二套及以上的住房和非本市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购的住房，适用税率为0.6%。重庆版房产税的三个征收主体为：对于独栋别墅，不管存量房还是增量房，均要征税；对于房价达到当地均价两倍以上的高档公寓也将征税；对于在重庆无户口、无工 作、无投资的“三无人员”在重庆所购房产，购买两套以上住房的，从第二套开始要征收房产税。自两地试点以来，对于试点效果的争论从未间断过。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曾表示，两个试点在房地产调控、收入分配优化方面已经产生了正面效果，二者的切入点都比较柔和，并且“无疑已带来了资源配置的优化效应”。但也有观点认为，沪渝两地房产税征收最大的效果是给地方政府增加了一些税收，但在抑制房价上涨方面却未能如期。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严跃进表示，沪渝房产税试点时，楼市环境已面临较大的房价上涨压力，虽然官方并没有将此类政策目标表述为打压房价，但从民众角度来看，是希望此类政策能够压制房价上涨。而实际情况是，房价依然有明显上涨态势，尤其是上海。对试点的效果产生如此大的评价分歧，其主要原因就是参照目标。房产税试点成功与否，到底是以地方增收为主要目标，还是以抑制房价大幅上涨、实现更健康的房产市场为目标。比较可能的征收倾向从记者各方面的了解，对房产税的征收也有一些初步的轮廓，一是第一套房免征的可能性很大；第二套房有可能从轻征收；一二线城市税负可能大于三四线城市；高档房征收可能性很大；为了避免百姓税负不至于过分沉重，税率超过3%的可能性非常小。从这几点来看，房产税不太可能让工薪阶层交不起税，自然富裕阶层也不会因为房产税发生财富大逆转。至于房价是否会受影响，基本上不会。因为目前我国影响房价的因素比较多，贷款政策，限购政策，城镇化进程等。增加房产税因素，长期来看会让房价的博弈变量更多，但不是决定性因素。贾康认为，“中国现在实际城镇化水平还不到40%，以后要一路走高到70%-80%才能相对稳定，房地产保有环节的税收并不可能改变中心区域不动产价格上扬曲线的大模样”。学者李稻葵的观点则认为依赖房产税来调控房价只能是杯水车薪，房产税的比例应该是低于1%，短期内也不可能成为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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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科院专家谈贫富差距：个人所得税已成工薪所得税
社科院专家谈贫富差距：个人所得税已成工薪所得税
高培勇，著名的财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社科院研究生院财贸经济系主任。兼任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
　　曾先后3次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学习担任主讲人。多次参与总理《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
　　代表性著作有《国债运行机制研究》《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财政运行机制》等。
　　8月8日，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著名的财税学家高培勇就税制改革问题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
　　在高培勇看来，现今的税制改革，不再只是简单地与经济发展挂钩，而将是更多地与税收制度的公共政策功能结合起来。
　　他认为，下一步中国税制改革的方向是降间接税增直接税，具体的方法是降低流转税，开征财产税和提高所得税。其中，房产税开征是既定政策，需要全面推开。而遗产税与赠与税迟早会开征。
　　开征财产税，个人税负是否会变高？高培勇解释说，税负的总量是既定的，不摊在财产税上就要摊在所得税或流转税上。没有财产税意味着中国税制不以财产或者很少以财产作为分配税负的标准，而这正是问题所在。有些人有很多财产，但目前不存在对个人财富征收的税种。
　　从去年试点的情况来看，“营改增”实际的减税效应大于预计效应，间接税的减少为直接税的扩增留下了空间，提高直接税比重才能通过税收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高培勇说，开征房产税等不是为了增税，而是为了进行税收的结构性调整，让中国的税收制度趋向文明。
　　■ 对话动机
　　“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的程度。在今后5年，我们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2008年，时任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如此形容财税改革的意义。
　　税收和财政，就是老百姓俗称的政府收钱和花钱的行为。改革财税体制，“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关系每一个普通纳税人的切身利益。
　　经过30年经济高速增长后，目前经济发展趋缓，经济转型在即，而相应的财税改革也成为经济体制改革中重要一环。
　　7月23日，李克强总理表示，将持续推进财税等“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为发展实体经济和结构调整加油助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即，民众对可能在全会上公布的若干重大改革利好充满期待。深化财税改革即为其一。
　　“新京报经济学人”栏目选择与普通人利益最密切的若干改革议题，寻访这个领域最权威的学者，力图从普通人的视角和利益为出发点，解析改革内涵，探究改革空间，寻找利益关切。
　　流转税比重高影响物价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的税收结构不是一种均衡的结构，而是一种畸重畸轻的结构。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
　　高培勇：从政府收入结构来看，在我国现行的预算体制格局下，并行着四类虽性质完全相同但管理规范程度差别颇大的政府预算，包括一般收支预算、基金收支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目前只有一般收支预算是规范的，其他三类都不在规范体系之内。
　　按照2013年的预算数字计算，一般收支预算所占比重仅为65%上下。其余三类收支预算所占比重数字加总，高居35%左右。
　　这意味着，当前中国的政府收支规模，真正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视野或完全处于“全口径”控制之下的比重，距离当初设定的目标，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这是一种失衡的情况。
　　新京报：单从税收收入的结构来分析，“失衡”是个什么样子？
　　高培勇：从税收收入结构来看，畸重畸轻的失衡状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首先表现在流转税和非流转税的比例上。以2011年为例，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口径的统计，在全部税收收入中，来自流转税的收入占比为70%以上，而来自所得税和其他税种等非流转税的收入合计占比不足30%。如果把流转税视为间接税，非流转税视为直接税，那么间接税和直接税的比例为7：3。
　　第二个失衡的方面体现在税收来源的结构上。201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来自各类企业缴纳的税收占比为92.06%，而来自居民缴纳的税收占比只有7.94%。也就是说，在我国90%以上的税收来源于企业的缴纳，而个人缴纳的税收只占8%左右。
　　新京报：这种畸重畸轻的税收收入失衡状态对老百姓有哪些影响？
　　高培勇：首先，流转税比重高而非流转税比重低，导致税收和物价的关系非常密切。这种高比例、大规模的流转税收入集中于商品价格渠道，向全社会转嫁，使得税收与物价之间处于高度关联状态。
　　而且一旦遇到通货膨胀压力较大、物价上涨趋势明显的情形，便可能推动税收与物价交替攀升，甚至为政府控制物价水平的努力带来不确定因素。
　　我国流转税的份额占了消费品价格中比较大的一个部分，所以，同样一种产品在国内和国外市场上存在价差。这种差异表面上看是价差，实际上是税差。
　　假如你到纽约买件衬衫要100美元，补上税也就是加上5%的税，价格在105美元左右。而我国的增值税税率是17%，也就是含税价格要117美元左右，这就存在差价。
　　提高直接税比重才能调贫富差距
　　新京报：你一直强调，调节收入分配时要提高直接税比重，为什么？
　　高培勇：目前来看，只有对个人征收的直接税即个人所得税才能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其他的税种都调节不了。
　　新京报：依靠直接税改革来调节贫富差距，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高培勇：现在个人所得税已沦为“工薪所得税”。
　　“工薪所得税”放在二十年前可以有效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因为二十年前人们的收入来源比较单一，基本靠工资收入。
　　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人与人之间的主要收入差距已不是工薪收入差距了，而是其他来源的收入差距。实际上，按照我国税法，个人所得税包括股息、红利、财产租赁、个体经营所得等11个大项。所以居民收入分配调节必须要深入到存量。
　　我们至今没有对个人财富征收的税种。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些人很富有，有很多财产，但我们并没有把个人财产作为征税的依据，这是我国税制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新京报：间接税与直接税达到怎样的比例是合理的？
　　高培勇：OECD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由30多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两种税基本上是均衡的，间接税大概在45%左右，直接税大概在55%左右。我国是在往均衡的方向去调，但具体的比例不好说，比如由70%降到68%就是好事儿，并不是说非要减到50%。
　　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能说只征直接税，或者以直接税为主体，我们只是说，在趋势上是降间接税比重，增直接税比重。
　　“营改增”减税效果超预期
　　新京报：降间接税增直接税的具体做法是？
　　高培勇：从减间接税来看，目前最大的动作就是营业税改增值税。
　　从去年试点的情况来看，“营改增”实际的减税效应大于预计效应，上海预计减120亿，实际减了250亿，所以“营改增”预计减税规模的测算数字也在不断调整。
　　去年中期国家税务总局测算，“营改增”全国推广后预计减税1000亿，而今年8月1日测算的“营改增”全国推广后的减税规模是1200亿，这仅是指从8月1日到今年年底5个月的减税规模，而“营改增”全国推广后一年的减税规模将达到3000亿，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此外，目前“营改增”的行业范围仅是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而不是全面的“营改增”，如果全行业推开的话，预计减税规模将达到5000亿，这是一个很大的减税动作。另外，增值税的现有税率有些高，在“营改增”后续的过程中，增值税税率是要往下降的。
　　在保持宏观税负总量稳定的情况下，减少间接税就为直接税的扩增留下了空间。
　　开征房产税是既定方向
　　新京报：在开征财产税方面应该如何操作？
　　高培勇：开征财产税一定要注意前提，前提是间接税减少腾出开征财产税的空间。
　　财产税分三类，一是特种财产税，二是一般财产税，三是财产转让税。目前列入方案的是特种财产税和财产转让税。一般财产税在我国开征比较复杂，等于是一种综合财产税，把所有财产加起来征税，这个目前在我国开征是比较困难的，需要假以时日。
　　在特种财产税里目前是选择房产作为征税对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房产税。此外适当的时候要开征遗产与赠与税，这些都在讨论与研究当中。
　　未来假定“营改增”带来5000亿的减税规模，那么间接税减下来后，这个缺口要去填补上，因为我们要保证宏观税负总量的稳定，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结构性调整，通俗地讲就是个人税负分担结构的调整，即富人多纳税。
　　老百姓一般不理解，以为这种调整就是让他多交税，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房产税是肯定要征的，遗产与赠与税迟早也要开征，做这些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的税收制度趋向文明，让税收的文明程度能够适应经济发展水平，两者之间相匹配。
　　新京报：房产税开征遇到不少争议，不少人担心开征房产税会加大自己的税收负担。
　　高培勇：开征房产税就是一个既定的方向。但房产税无论怎样设计一定会有扣除和抵免。
　　需要说明的是：开征房产税等不是为了增税，而是为了进行税收的结构性调整。
　　结构性调整的意思是，有人会因此多交税，有人会因此少交税，针对普通百姓而言就是少交税。所得税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对富人收的。
　　新京报：方案的设计会以什么作为征税标准？
　　高培勇：我认为采用的标准还是会选用人均住房面积。
　　新京报：社科院2012年报告建议人均住房超40平米部分征房产税。这一方案遭到六成以上网友的反对。
　　高培勇：是这样的。但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出整个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水平极大提升了。
　　当然如果执行起来40平米可能确实有些偏少，我们可以适当增加到50平米甚至60平米，这是可以讨论和设计的事情。
　　“我们至今没有对个人财富征收的税种。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些人很富有，有很多财产，但我们并没有把个人财产作为征税的依据，这是我国税制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房产税试点没有遇到大的阻力
　　新京报：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的阻力大吗？
　　高培勇：非常大，因为有房阶层的人数在不断增加。特别是老百姓在找不到新的投资渠道时，就把大量的钱都投在了房产上，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利益格局；同时，有房人群的话语权相对比较大。
　　如何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其实可以有不同的思路，我们一直主张增量房征税，就是现在上海试点的方案，开征时没有纳税人也没有征税对象，如果有新的交易产生才进入征税范围。
　　新京报：存量房的利益格局不去碰？
　　高培勇：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最重要的是先让房产税落户中国，就像种树一样，先成活，然后再长大。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判断是所有的存量房都会变成增量房，只要一换房本那就是增量房，只是要等时间。
　　新京报：人们普遍认为开征房产税的阻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体制内的官员，因为他们有房产又有较强的话语权，你认为是这样吗？
　　高培勇：不能只盯着官员，所有的人都在这个范围之内。
　　新京报：从重庆、上海两地的试点来看，阻力主要来自哪里？
　　高培勇：如果从试点来看，应当说并没有形成大的阻力。因为试点实行的都是增量房征税。我把上海的试点方案，形容成在征税前挖了一个大坑，对这个坑里的人和房子征税，开征税的时候这个坑里什么都没有，以后这个坑里人和房子就会越来越多，但都是自愿跳进去的。这样一来就把可能形成的阻力分解或者减弱了，改革起来很平稳。
　　新京报：不少人把房产税问题和房价过高的问题挂钩。
　　高培勇：现在大家评判房产税试点时，也就是说税征得少了一点，房价回落得幅度小了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把房产税的开征同房价挂钩，我们只是说税收要趋向于文明，税收负担趋向公平合理。
　　房价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大家有房可住，房价的问题要交给市场去调节，我们重点要解决的是穷人和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
　　新京报：房产税如何加强税源的控制？
　　高培勇：这个属于技术上的问题，我们的技术条件还是不错的，全国联网的程度比较高，只要认真去做就可以做好。
　　新京报：全面开征房产税在“十二五”期间能完成吗？
　　高培勇：现在看很难。
　　税收结构要向均衡方向调整
　　新京报：你多年来一直强调税收负担的分配要公平合理，为什么？
　　高培勇：税收负担分配公平合理关系税收文明问题。税收的文明程度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是相对应的。人类对税收文明的追求就是税收负担的分配要公平合理。
　　新京报：怎么去理解税收文明？
　　高培勇：税收文明主要体现在税制结构上。税制结构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的是税收负担分配的标准问题，即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去分配税收负担。
　　举个例子，假定5个人组成一个小社会，这5个人要共同负担50元的税收费用，这50元的费用负担应该如何分配？
　　第一种分配办法是平均分配，一个人交10元，这种分配方式不够文明，是一种近似野蛮的分配方式。人类最初的税制就是这种，叫做“人头税”，不考虑个人的收入差别和受益程度。这种税制我们称为简单原始的直接税阶段，这是第一种税制阶段。
　　第二种税制阶段为间接税阶段，比第一阶段文明一些了。间接税阶段不是简单原始的平均摊到每个人的身上，而是按照消费多少负担税收。比如5个人都要喝水，那就把50元的税收负担摊到到水的价格中，谁买水谁交税，不买就不用交税，多买多交税。
　　我国目前就基本处于第二阶段，以流转税为主体，也就是按消费情况负担税收，税收包含在商品的价格中，只要买东西就交税。
　　第三种税制阶段有两种分配方式。
　　其一是按照个人收入比例分配，比如5个人负担50元，收入高的可能要掏20元，其他四个人按比例分担剩余的30元。收入高的承担的税负多，低的承担税负少。
　　其二是按照财产比例分担税负，比如按照房屋的价值分担税负。这是发达的直接税阶段，发达的直接税显然更合理。
　　现实生活中，实行的都不是单一税制，而是复合税制，即税收负担分配标准多元化，既可能按照消费分配，也可能按照所得分配，还可能按财产分配。所以税收有三大体系：流转课税、所得课税、财产课税。
　　中国目前的情况看，绝大部分是流转课税，按所得课税和财产课税的比重都很低，甚至财产课税基本上没有。所以，我们的税收结构要向均衡的方向调整。
　　新京报：税收文明与经济发展程度是如何相关的？
　　高培勇：整个人类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时候，税收分担是比较简单原始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了商品交易，才会有间接税；经济继续发展，人们的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财富积累到一定的阶段，自然会过渡到以所得和财产课税为主。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直接税和间接税均衡的阶段，对此你怎么看？
　　高培勇：我不这么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几个衡量指标。第一个是GDP指标，我国GDP总量目前排名世界第二；第二个指标是家庭财富总量，即中国人的财产总和，这个指标在未来两三年内也会达到世界第二。
　　同时，追溯人类税制结构的演进历程会发现，在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时，其税收文明程度就已经比我们现阶段要高了。以个人财产税为例，目前国际上基本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不征财产税。
　　新京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高培勇：这与我国的社会制度是有关系的。以前，老百姓基本上没有财产，房改以后才有了房子，再加上近十几年经济的突飞猛进，人们的个人财富才越积越多。
　　新京报：一些老百姓会觉得，扩大直接税，个人税负就变高了。
　　高培勇：这是误解。千万不要理解成：有财产税税负就高，没有财产税税负就低。因为税负的总量是既定的，政府一年要花10万亿，税负就是10万亿的量。这些钱是要摊的，不摊在财产税上就要摊在所得税上，不摊在所得税上就要摊在流转税上。没有财产税意味着我们不以财产或者很少以财产作为分配税负的标准。
　　增加税负透明：中国可考虑价税分列
　　新京报：减间接税的同时也在减企业税，增直接税也是在增居民税？
　　高培勇：是的，我们说的就是两个方向，减间接税增直接税，减企业税增居民税。这两方面是一致的。企业税包含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等，减增值税等间接税实际上就是在减轻企业的税负。
　　新京报：增直接税老百姓的感受还是比较明显的，但减间接税的感受却没有那么直观，这个问题如何处理？
　　高培勇：一个是直接税，一个是间接税。但直接税感受更明显，而且大家担心间接税没降下来直接税又升上去了，这是问题。
　　未来我们主张进行一项改革，就是间接税透明化，税价分列，比如手机5000元，实际上成本加利润3000，含税1000多元，在销售的时候，税价分列，分别标明哪部分是实际价格，哪部分是税，这是使中国的税收透明的一种方式。
　　新京报：减间接税的过程中物价会降下来吗？
　　高培勇：在减税的过程中物价应该是会下降的。
　　新京报：从目前的社会环境来看，老百姓一听到增税，反对声音是非常大的，税改是否会因此受到很大的阻力？
　　高培勇：会的。尽管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普通百姓对税的了解程度仍然是很低的。大家好像都懂税，但实际上又不懂税，甚至包括官员和社会上层人物也不怎么懂税，这和我们中国的历史有关系。
　　建国以后很长时间，我们在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时说，社会主义国家的老百姓个人不交税，税是由企业来交的。所以经过长时间的熏陶，老百姓觉得税收是和自己无关的，现在突然增加税，感觉有些受不了。
　　另外，由于长期觉得税收与自己无关，大家也不清楚整个税制架构是怎样的。比如我们说，在税负总量锁定的情况下，税制结构的调整实际上是不同人群承担的税负发生变化，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只是觉得向我征税了，我就要多交税了。殊不知其实是“背着抱着一边沉”，直接把税负摊到个人身上，还是通过售卖物品时加价给你，其实都是从你兜里掏钱。
　　比如2011年山东济南的一名政协委员在提案提到，馒头税的税率高达17%，结果引发对馒头税的争议，实际上这样说来，何止有馒头税，还有矿泉水税，只要是消费品都有税。所以让老百姓懂税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如何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其实可以有不同的思路，我们一直主张增量房征税，就是现在上海试点的方案，开征时没有纳税人也没有征税对象，如果有新的交易产生才进入征税范围。”
在许多国家包括中国，我们经常听到雇主老生常谈，抱怨教育体系未能提供优质员工，制度和需求出现错配。从亚洲到美国，文凭泛滥极为普遍，但不少雇主却觉得劳动力素质没有相应提高。许多政府鼓励大专教育，而望子成龙的父母也节衣缩食，让自己的孩子提高学养和职场竞争力。然而，雇主的反馈令人质疑，这些投资有效吗？
　　就业市场上的错配经验和感觉，其实是双向的。雇主可能觉得毕业生的工作表现令人失望，但大专毕业生也同样可能觉得自己在工作岗位不被赏识，而文凭或学位甚至无法帮助他们就业。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越来越多垂头丧气的求职者觉得有必要追求更高的学位，在过程中变得负债累累。
　　鉴于雇主和求职者同样抱有一肚怨气，也许我们该尝试把问题转向思考：与其只谈毕业生，不如谈谈企业和管理层。他们能正确、有效地挑选员工吗？如果有优秀的毕业生，公司又真能知人善用吗？
　　家族企业：文凭是继承人未来表现的良好指标
　　文凭和学位一直都是企业依赖的聘人指标。一张良好信誉的学校证书，标志一个求职者的聪慧和勤奋，以及在某一领域所获取的知识。这些都承诺求职者在工作岗位的未来表现。事实上，有研究发现，文凭和学位往往可以断定家族企业是否能成功地代代相传。
　　在美国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家族企业继承人如果在顶尖大学毕业，往往能成为成功的领导人，接管并把家族企业发扬光大。他们的表现跟非家族企业领导人的成绩，不分伯仲。相反，只在普通大学拿到学位，或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下一代，一旦接手管理，他们的家族企业的表现便出现下挫。因此，高等教育尤其是顶尖学校的培训，跟工作表现息息相关。
　　学历抑或实践经验令继承人成功？
　　经过顶尖学校栽培的家族企业继承人，有一个明显的优势：他们熟悉家族公司的历史和运作。很多这类的公司都允许、鼓励，甚至要求下一代在年轻时开始参与管理和营运。这些继承人长期沉浸在家企文化，并获得实践，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在职训练。当他们毕业时，可以无缝地融入工作环境，发挥所长。
　　这意味着家族企业继承人的一流学府学位，不一定提供了所需的培训，但却提供了机会确定了继承人的勤奋、能耐和毅力。在这情况下，学位和文凭确能为家族企业继承人选择了良配。
　　非家族企业：招聘记录一塌糊涂
　　然而，对于非家庭企业，人力资源错配的情况，跟文凭学位同样泛滥。这跟大专毕业生的质素根本无关。
　　谷歌在美国是最令求职者垂涎的雇主之一。相对于其他公司，它令人羡慕，因为谷歌能挑选来自全国各地顶尖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然而，像许多公司一样，谷歌发现各类考试分数和大学平均成绩，几乎跟实际工作表现完全无关。事实上，没有正规大学学历的人，在该公司的数量已增加至14％，因为这些人虽然缺乏正规文凭，但表现优秀。
　　这里更值得注意的是，主持谷歌面试的各个管理人，没有一位能持续在招聘过程中正确地评选应征者。谷歌求职者的面试分数，跟后来的工作表现没有任何关系。据谷歌公司人力操作高级副总裁所言，谷歌招聘人选的成绩，基本上是“完全随机，一塌糊涂”。
　　通过分析公司本身的大量数据，谷歌发现，一些传统的面试方法，例如考验脑筋灵活性的抽像假设问题，完全无效。比较有用的原来是“结构化行为面试”，利用一致的评鉴指标和问题，公平评估每位求职者。所谓行为面试的提问，皆涉及到现实生活中的挑战，如要求求职者讨论一个生活上曾经解决的困难。这类提问往往揭示求职者在现实世界中的行为，也让雇主明白什么类型的情况，对求职者具有挑战性和难度。
　　虽然学校确实无法模拟工作场所，让毕业生能准备就业，但从谷歌的经验，很多企业也往往选人不当，须负责任。
　　管理者往往不能正确自我评价
　　管理者不仅无法正确评估应聘者，他们也无法正确评估自己。谷歌发现，不少管理层自视甚佳，不知其下属对自己的评价，往往略有所逊。谷歌员工用以评估上司的一些标准，包括管理人是否尊重员工、有否提供明确的目标或指引、共享信息、并公平对待下属。直到他们看到下属的评价，这些管理者往往不知道员工对自己有何感受（尽管许多后来都因而改善）。
　　高校是不是职业学校。他们提供了一个人工的环境，让学子掌握具体的知识和技能。有些学校可能优于同侪，但即使有大量的优质毕业生，用人单位亦需利用有效的面试过程，挑才善用。否则，人才只会被浪费。有关教育系统的问题，辩论十分普遍，或许是时候尝试把焦点放在企业和雇主的一方。
　　*吴玉慈，独立评论员，生于香港，拥有十五年金融经验。主要在华尔街工作，也曾任职于伦敦和香港。早年毕业于芝加哥和康乃尔大学，并持有特许金融分析师（CFA）资格。曾任职于高盛和富达等机构，所分析及管理的范筹涵盖证券和固定收益市场。其研究及文章多涉及宏观和行为经济，散见于全球各地主要媒体。
相貌和收入到底有没有关系？署名为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的江求川、张克中，在一篇论文中，通过复杂的数学计算给出答案：女性身高每增加1厘米其工资收入会提高1.5%—2.2%.这篇3万多字的论文，日前已在北京大学[微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核心期刊《经济学（季刊）》上刊发。
华中科大管理学院副院长张克中教授是论文的通讯作者。他昨日介绍，博士生江求川是这次研究的主要负责人。这篇名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美貌经济学”：身材重要吗？》的研究论文，总共花了将近一年时间完成。论文发表之后，引起了英国《金融时报》的关注，并引用了论文中的数据结论。
1984年出生的江求川，在该校读博三，主要研究人口老龄化和收入分配。他昨日告诉记者，之所以做“美貌经济学”的研究，是因为感到现实中部分企业存在外貌歧视的问题。
整个研究根据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库（CHNS）中的城镇居民收入和体检数据，以身高、体重这两个重要的外表特征为指标，建立数学公式通过多次计算和推导，从而得出了身高、体重的变化对个人工资收入的具体影响。
期间，对9788位的样本数据多次筛选。最后用于数据推导计算的只有1300样本，其中748位男性和552位女性。样本中男性和女性受访者的平均身高分别约为168.8厘米和158.8厘米，平均体重分别为68.8千克和57.8千克。
通过负责的计算和分析，研究最后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外表特征存在明显歧视。身材“偏胖”对女性的工资收入和就业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女性身高每增加1厘米，其工资收入会提高1.5%—2.2%.在不同收入水平上，身高和体重对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身材对中等收入阶层女性的收入影响最为明显。身材对男性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
互联网的大宗并购不断风起云涌，大宗投资也越来越多，其实我们认为今天的互联网是一个真正的新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熟称叫“拼爹时代”。
对于创业者来说，除了被抄袭，IPO之后，多了一条新的路线，也就是说可以有并购和被投资的机会。那么，所以我们认为“拼爹时代”才是一个更好的创业时代，因为在这样的创业时代里面，你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实现你的梦想，借助了各方的资源来帮助你完成梦想。
这对于创业者来说是一个更好的时代。因为在以前，你创业要么被大公司抄袭，要么只能等待最后机会渺茫的IPO.而IPO对于绝大部分创业者来说是永远看不到这一天的。
以下是傅盛发言实录：
非常高兴和大家探讨一个时下最热门的话题“拼爹时代”。去年的互联网大会我说互联网进入了“拼爹时代”被很多人嘲笑。但是，其实今年看来，互联网的大宗并购不断风起云涌，大宗投资也越来越多，其实我们认为今天的互联网是一个真正的新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熟称叫“拼爹时代”。其实“拼爹”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这是一个和伦理无关，只和商业有关的词汇。当我说到这个词汇以后，我们一贯的竞争对手就开始用各种方法进行伦理的嘲笑，我觉得这是一种浅薄和无知的表现。
那么，创业者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出路在哪里？从今年百度天价收购91到阿里巴巴 入资新浪微博，到各种各样的团队要么被收购，要么被投资。我们看到几大巨头的身影，很多人会说，这是不是一个扼杀创业的时代？其实我到觉得，这对于创业者来说是一个更好的时代。因为在以前，你创业要么被大公司抄袭，要么只能等待最后机会渺茫的IPO.而IPO对于绝大部分创业者来说是永远看不到这一天的。
今天之所以出现了巨头们对创业者的收购，对创业者的投资，其实更意味着整个互联网在加速发展，创业者的崛起不再会因为领先者的抄袭而被打压，这也是巨头们经过这么多年真正认识的一个道理。所以，对于创业者来说，除了被抄袭，IPO之后，多了一条新的路线，也就是说可以有并购和被投资的机会。那么，所以我们认为“拼爹时代”才是一个更好的创业时代，因为在这样的创业时代里面，你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实现你的梦想，借助了各方的资源来帮助你完成梦想。
我们把爹划为三种类型，分别叫“亲爹”、“后爹”和“干爹”。什么叫亲爹呢？就是全资并购，让你变成它公司的一部分，它自从并购你以后，不再在此类里面开展自己的业务，比如91手机助手被百度的全资并购，比如Android团队被谷歌全面并购等等。“亲爹”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你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套现，91在香港市场的上市已经进入了正式的推进阶段，百度出了一个可能上市永远不可能给出的价格。
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创业者来说，创业最后第一是追求商业回报，如果你有一个双倍的回报，为什么不要呢？第二、你借助一个大的平台，完全能够实现1+1大于2，甚至大于10的这种机会。比如说我们都熟知今天很少的整个手机行业的Android操作系统，最初就是一个几十人的小团队被谷歌并购，还有今天我们知道海外最流行的Youtube的视频网站也是被谷歌当年十几亿美金天价并购，如果这几个网站，这个操作系统自己发展，我相信它很难改变世界，因为竞争越来越激烈，对于创业者来说有他的天花板。但是，借助谷歌这个巨大的平台，他能够把他的想法快速的推向全世界，快速的改变行业。
所以，我认为，其实大家今天看到说谁被全资并购了，觉得是不是创业梦想的终端？我认为创业根本是一种心态，是一种把自己的事业和这个行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具体是利用哪种资源，利用怎样的平台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你在你的资源面临瓶颈，需要一个巨大的平台帮助你完成这个理想的时候，“亲爹”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第二种是“后爹”，我认为是大规模入股，占控股以后，这时候的巨头由于大规模入股你以后，占了你的一半以上的合并宝报表式的控股，这时候他对你的支持也是比较好，这是独立发展和借助资源比较好的一条路，比如搜狗底下的畅游。
第三种就是“干爹”，他能给你什么帮助，我们谁也不知道，好像“郭美美”到底从她干爹那儿拿到多少好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这时候公司的独立性足够，如果你需要战略结盟，你只需要一些资源的注入，绝大多数VC也是这样。
其实在硅谷“拼爹”的现象更明显了，我见过很多创业者卖过自己的很多公司，有的自己跟着大公司不断的成就自己，甚至我知道在加州员工的自由迁徙没有协议的，而我们国家很多公司，尤其极个别的公司喜欢用伦理的方式对待宣传自己创业的原来的成员，其实这都是对创业者自由意识的扼杀。
“拼爹时代”如何创业？其实我要说的是在“拼爹时代”由于大家资源都空前的提高，所以这个时候的创业反而有四个字，叫“回归本源”。因为有了更多资金和资源的注入，使得创业者不要再想以前思考你在市场拿到多少利润，或者准备那个复杂的也许是遥遥无期的IPO，你随时都有机会和大公司结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认为不断的思考你的产品对世界的影响，你的理念对世界的影响才是我的本源。
我们最后把这几个归结为两句话，一句话叫大大的信仰，一定要相信你自己坚持的可以改变行业，可以改变全世界，一定要相信你看上去像疯子一样的想法才是你前进的原动力。作为创业者是不断被人嘲笑，被人置疑，甚至被人谩骂的道路当中走过来的。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但是今天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太多的机会，无论从任何角度看，我们发现这是一个红海时代的时候，其实意味着未来有更多的机会。每次我们回头看整个互联网和人类历史的发展的路径，我们会发现有无数的机会曾经被错过，但是当你往后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更多的机会在等待着你。所以，这个时代给我们最大的机会点就在于只要你坚持信仰，是有可能改变世界的。金山网络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家世界家的互联网软件公司，尽管我们离这个梦想还很遥远，但是我们正在坚定的行动。
怎么实现这个信仰，一定要从最小的细节开始你的行动，一定不要认为中国的安全是被一家企业改变的，如果一家安全软件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就不会有钓鱼网站这种说法了，所有的大的构想来自于小的细节。我想起了我当年做一款叫“某数字”（音译）的软件，只有4个人，不被人关心，不被人问，但是我把它做到上亿的用户量。当我离开的时候，很多人问我，你错过这个机会，可惜不可惜，我说我不可惜，我微粒一定会找到更多的机会。我在做可牛图象的时候，有几百万用户，我的竞争对手说，他出去只做了一个可牛图片，没有什么了不起，后来我破与各种压力决定转型，但是两年之后都是10亿美金的估值，我发现图片其实是一个小的点，但是都有大的机会。后来我转型的时候在想，为什么不能把PC往手机转移这条线做成一个软件呢？那个时候还没有豌豆夹，91刚刚开始做Android，后来我跟很多人讨论，不断的有人置疑我说，如果用户不插电脑怎么办？最后又放弃了。今天我想我又放弃了一个19亿美金的机会。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所有的机会来自于小的细节，不要相信大平台的忽悠，不要相信生态系统的忽悠，解决用户的一个点给你带来的价值超出你的想象！
最后，举两个小例子，我们做了一款小软件叫金山电池医生，当时只有三个员工开发，但是今天它是全球最大的电池管理软件，在全球50个国家的排行榜排过总榜第一，今天在整个中国端的IOS渠道里面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大工具软件，我们是王者之荐在IOS上唯一的合作渠道，也是整个电池领域单品第一。
下面一个软件叫做永久免费的无限路由器，只需要下载一个金山毒霸，就可以实现免费上网，而且一分钱不用花。所以，整个“拼爹时代”时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它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也是一个红海的时代，我们希望每个创业者都从坚信自己的梦想做起，也许有一天改变世界的就是你，谢谢！
主持人：用一个创业者听了您的演讲想提一个问题，他问“拼爹”的前提是要找到干爹，您也是一位创业者，金山网络现在也有比较好的“亲爹”、“干爹”，如何快速找到“干爹”？
傅盛：这是一个创业者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说我这么做，会不会有人投我钱？我说最重要的是你能够说服你自己这件事情足够激动人心，然后只有坚持自己的信仰，你才能真正让“干爹”器重你。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虽然是一个“拼爹时代”，但是如果把精力放在找爹上，一定会出问题。虽然大家知道腾讯投资了我们，但是我们是一个在管理权上绝对独立的公司，我们任何经营管理不受腾讯的影响，我们和它甚至有很多业务的竞争。我觉得这是未来的主流，就是竞争和合作并存的时代。金山网络这两年发展好了，我们整个用户量新增了接近10倍，我觉得这才是找到“干爹”的核心，所以发展自己永远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对于创业者把自己最小的细节做出亮点，做出与众不同，让所有人一看都眼前一亮，甚至获得掌声，我觉得一定会有人来找你。
在北京养孩子至少要276万元？没有1000万元别想过体面的退休生活？月薪万元在一线城市过不下去？这些流传甚广的说法，让很多人压力陡增又疑惑重重。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让我们一起算算账。
　　①在北京生养孩子的成本276万元？
　　生育和养育成本的下限容易算出来，上限则无止境，难做科学的比较
　　“原来生孩子才是最昂贵的奢侈品！”近日，一则名为“中国十大城市生育成本排行榜”的消息引起关注。此排行榜显示，北京市的生育成本是276万元，全国排名第一。按家庭年收入12万元计算，需要夫妻二人不吃不喝工作20年以上。不只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三大城市的生育成本也均在200万元以上。有网友在庞大的数字面前感叹：“我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高达276万元的生育成本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榜单上详细列出了每个城市生育成本具体的计算方法，包含怀孕时的营养成本、产前产后及月子费用、学前日常用品成本、学前教育成本、学前其他成本、教育费用、其他教育经费、补习家教费用及特长爱好花费、人情送礼花费及生活费9项内容。
　　乍看起来这一生育成本计算得相当精准，实际生活中，养个孩子真要如此花钱吗？
　　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的裴女士，孩子月底就满两周岁了。她觉得养孩子的成本确实不小，但也还没到近300万元的程度。她细细算了从生孩子以来的账单——
　　怀孕时期的营养成本：主要是正常吃饭，怀胎十月花了不到1万；产检及生产费用：5000元；月子费用：请了月嫂，1个月6000元；孩子学前日常成本（尿布、奶粉、玩具等）：一个月大概2000元，两年近5万；学前教育成本：游泳班从孩子6个月开始，上课72次，不到1万元；早教班从孩子一周岁开始，每节课200元，已上70节课，大约1.5万元。把怀孕开始到现在孩子近两周岁的账单相加，孩子这两年里共花费9.6万元。
　　对于孩子今后上学的费用，裴女士也有预算：她打听了一下，附近公立幼儿园每个月只需2000元左右。除去寒暑假，幼儿园4年里教育成本共需花费8万元。孩子上学的花费也不会太多，一年吃住学基本花销2万元足矣。考虑到可能会给孩子报兴趣班，每年外出旅游1—2次，估计每年再加1万元也差不多了。等孩子上了大学，费用可能高一些，按现在的水平算，一年3万左右应该够了。
　　“就算加上孩子的吃穿用度，把孩子从小养到大的成本肯定能控制在80万元以内。”裴女士认为，自己这样带孩子算不上“抠门”，即便如此，也与排行榜里的276万元相去甚远。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苏是一个5岁孩子的爸爸。在他看来，孩子的生育成本高低完全是个人选择的问题。“都说养孩子难，其实是很多人爱攀比，什么都要最好的。”
　　张苏说，他见过一些家长从孩子还在肚子里就搞胎教，孩子出生后让孩子去早教，再大一点上贵族幼儿园。这些教育成本动辄几万元，累计起来达到200多万不是没有可能，甚至可以算出500万元的账，比如有人称孩子学英文一定要请外教一对一教学、每年至少要出国旅行一次等等，这些都不是必需的花费。
　　“生育成本的下限是比较容易算出来的，就是考虑一些基本的需要，而生育成本的上限是无止境的，可以无穷大，不宜做此类比较。”张苏认为，较之我国其他地区，北京生育成本确实偏高。这是因为北京人口密度大、优质教育资源集中。优质教育资源需要较高的教育成本来支撑，而人口密度大导致对优质资源需求大，相应提高了价格。但即使这样，276万元的成本仍有些夸张。
　　②一线城市1000万元养老未必够？
　　养老金和个人储蓄是养老的两大来源，单靠个人存钱不是发展方向
　　多少钱够养老？北京一位知名经济学家曾撰文称，如果经济增长、居民货币收入增长以及官方发行货币的节奏没有根本改变，一名将在2027年退休的职工，将需要300万—500万元才能保持退休后生活水准没有明显下降。京沪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预备1000万元养老也未必够。
　　这一说法尽管在2010年就提出来，但直到今天仍被广为引用。一线城市养老真要那么多钱吗？
　　北京红庙路口邮局员工张女士听到1000万元这个数字着实吓了一跳。“我今年30岁，20年后退休，目前的年生活费用为5万元，按照2％的费用增长率进行测算，2033年退休第一年的生活费用需求为74297元；存至70岁，那么退休后生活20年的总费用折合到退休时点的现值为1214862元，即大约需要121万元。就算通货膨胀率再高些也没1000万那么夸张吧。”
　　许多人提出，养老很重要的一个经济来源是养老金，而不是纯粹靠自己储蓄。
　　孙大爷从某中央出版机构退休已有8年，他说：“我和老伴儿的退休金，每月加起来8000多元，在北京算中等水平吧。花销上，我们每个月买菜吃饭1500元，衣服基本不买，水电煤气通讯费1000元，有时候给孙子买点玩具零食花个七八百块钱，一年出去玩一趟，看病吃药有医保，当然自己也要花些钱。算下来，每个月靠养老金足够了。只要不得大病，不需要用存款。我对现在的生活很知足。”
　　数据显示，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已覆盖3亿多人，目前企业月平均养老金水平为2000元左右，其中大城市要更高一些。孙大爷说他没算过养老到底要花多少钱、要攒多少钱。“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可能会在养老上多花一些。工作时有经济实力的，也可以多给未来攒点钱。但1000万元的说法，听听就行了，不能真当回事，也没多少人能做到。一定要算出养老需要多少钱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压力。”
　　山东济南的中学教师刘女士今年49岁，有车有房，再过6年退休，她开始盘算养老账：“不算孩子读大学的费用，我们夫妻俩现在每月开销4000多元。退休后，人情往来的花销会减少，但医疗费用可能增加，估计每月还得花这么多钱。”不过，刘女士并不觉得压力有多大，她预计退休后两个人的养老金能有5000多元，保持日常生活水准不降低不是难事。刘女士坦言在攒钱，但主要不是为了自己养老，而是给儿子攒买房的钱。“经济条件许可，多攒点钱当然好，不过一线城市1000万、普通城市500万的说法也太吓人了。能有那么大实力的人，应该不会担心养老问题吧。”
　　张苏认为，“一线城市养老要预备1000万元”的论断显然不合理。“本世纪初，美国一个权威调查显示美国人从生下来到进入坟墓，花费约100万美元。在中国单是养老成本怎么可能这么贵呢？”张苏注意到，1000万元的说法是把通货膨胀考虑其中。“算养老成本，用这一代人的物价水平来衡量才是可比价值。二三十年后的物价水平，即使设定诸多假设条件，对普通人也没什么意义。”何况，这种算法主要强调自己储蓄而忽略社会保障，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实际情况以及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方向。
　　③大城市月薪不过万元没法活？
　　一线城市生活成本高是事实，但提升幸福感更重要的在于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长安居，大不易”。在大城市的日常生活成本，也是社会热议的话题。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大城市月薪不过万没法活。”
　　一成都网友发帖称：“月薪2万只能过60分生活，月薪1万没法活。”其清单具体包括房租（2000元）、用车成本（2000元）、社交成本（1500元）、电话费和一日三餐（1000元）、探亲费（500元）、烟钱（800元）、书报费（100元）、电影及购置服装费（500元）、休假成本（500元）、保险费（1000元）、咖啡和茶的费用（300元）、手机和电脑的折旧（800元）。除去个税，2万元月薪所剩无几。
　　清单上的每一个数字似乎都合情合理，所以这个60分的生活好像的确有点不尽如人意。倘若只有1万元，似乎真是很困难了。在网络上，许多人表示认可这一说法。现实生活中，类似的说法也常常在年轻人谈及压力时被引用。
　　“北京这些大城市花销多是肯定的，但也不是夸张到不过万不能活的地步吧。”在北京做销售的梁耀州这样认为。小梁的妻子怀孕4个月了，家庭正进入花销大的时期。他算了一笔账：每个月3000元钱的房贷，吃饭和水电费2000元，买衣服一个月至少1000元，妻子例行产检每次近1000元，交通费每月六七百元。再加上平常的交际应酬和一些额外开销，他现在一个月总要花1万元以上。“但这是我们两个人，而且是在老婆怀孕期间。”小梁在北京打拼已有十多年，在他看来，一线城市的生存压力和竞争压力的确比较大，但机会也比较多，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没什么好抱怨的，这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我正在攒钱，也许40岁以后，觉得在北京生活太累，就回老家去了。”
　　在北京启德教育工作的张静表示很享受现在的生活，她说：“我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一个月6000元钱，除去每个月吃饭1500元，日常水电2000元，再交房租，虽然剩不下什么，但每个月都会用一部分钱去周边简单旅游一次，或者报一些辅导班进行一些自我提高。”
　　“钱是没个够的，我的一个朋友月薪3万多，但是她住月供1万元的房子，买3万元的名牌包，最后还是‘月光族’。重要的是自己的心态。”张静觉得单纯进行这类比较没什么意思。
　　在低收入群体以及中西部地区的人看来，“大城市月薪不过万没法活”太矫情。“烟、咖啡和茶每月花1100元，比好多地方的最低工资标准都高了，还哭穷？”“地区差距还真是大，你每月2000元的车钱差不多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了。都是大学毕业生，看来我该撞墙了。”有网友称。
　　对于这类说法，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长城认为，考虑到地价房价等因素，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的确比较高，而且从长远看还会提升。成本高于中小城市是事实，但个人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是有弹性、能更新的。一方面，选择在大城市打拼，就应立足于提高工作能力和竞争能力，为自己和家庭赢取更好的条件，而不是一味抱怨。另一方面，应学会调节情绪，调整预期，少些攀比，幸福感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是靠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
　　④“吓人”数字传递生活焦虑
　　夸张说法流传，容易放大不满情绪，也提醒政府部门要重视百姓的焦虑，提高收入水平，增强公众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在北京养孩子至少要276万元；没有1000万元别想过体面的退休生活；月收入1万元在一线城市过不下去……这些说法很多人觉得“吓人”，但为什么总能迅速流传、引发热议甚至引起共鸣？
　　周长城认为，这类说法的热度高，一定程度上反映城市生活压力大，很多人感同身受。“中国正经历急速的转型，经济社会结构大幅度、全方位调整，人的流动性增加，相应的社会建设未能跟上，增加了社会成员对生活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导致许多年轻人对未来缺少信心，产生焦虑。”同时，这些说法反映出人们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数字“吓人”，也折射出当前社会保障不足。人们存在后顾之忧，因此要拼命存钱应对。
　　张苏认为，“1000万元难养老”的说法虽不准确，却反映了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随着中国乃至世界人口老龄化加速，养老问题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国家必须提前采取政策措施，进一步健全我国养老体系，推进问题的解决，要让老百姓对制度有信心、对老年生活有信心。”存钱养老，对很多人来说实际上是存钱防大病。我国医保已覆盖13亿人，但还存在着待遇水平偏低、大病保障不足等问题。很多老人的养老金足以支付日常开销，但一旦患大病，往往成了无底洞。
　　存钱养孩子，则体现出对教育成本偏高的不满。“不仅是大城市，如今教育成本高昂是所有城乡家庭共同面临的问题。这提醒有关部门，如何在公平分配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有效降低教育成本，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张苏说。
　　夸张说法流传，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周长城认为，这类有些“吓人”、“极端”的说法流传，容易放大民众对一些社会问题的不满情绪、引发越轨行为，增加社会不和谐因素。“互联网时代给社会不同群体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元的表达渠道，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这类有点‘耸动’的说法更容易传播。社会心态多元化是一种趋势，但应注意引导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特别是不要在青年群体中形成‘成功就是白富美、高富帅’等价值观。”
　　张苏表示，放大在大城市生活的高成本固然不好，但也有其积极意义。一方面，将城市生活成本换算成货币价格，会起到适当的调节作用：价格高了才能让更多的需求转移到外地。经济学上有一句话“价格从来不会出错”，有利于让资源在全国各地合理分配，也避免优质资源的长时间过度集中。另一方面，这些“吓人”数字提醒各级政府包括社会管理部门，要重视百姓的焦虑，提高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稳定物价房价，增强公众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核心提示：说起“三高”，很多人首先会想到富贵病。在竞争激烈的当下社会，越来越多的青年公务员遭遇新“三高”：生活高压、工作高压和舆论高压。对比过去部分公务员“一杯茶一张报纸”的上班状态，他们连连感叹“现在的公务员不再好当”。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正面临“成长的烦恼”。
“在我的价值观里，工作无非是谋生的手段，要么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水平，要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更好的则是两者皆有。而我呢，两者都没有实现！”
日前，四川一名28岁副镇长的辞职信在网上广为流传，引发网友热议。在无数诧异目光中，这名原本前途无量的年轻副镇长最终选择离开，留给人们一连串疑问。
近年来，公务员队伍日益年轻化。据统计，目前我国35岁以下公务员已占公务员总数的26%。越来越多年轻公务员的出现，为党和政府的事业注入无穷活力。然而，工作、考核和升迁等带来的各种压力，让不少年轻公务员倍感焦虑，亟需得到正确引导和调整。
独白：谁人知我内心苦
李颀今年27岁，绍兴人，毕业后在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工作。去年，她奋力突破重围，考上省直机关的公务员，成为父母和朋友交口称赞的对象。不过，入职时的兴奋仅仅维持了一个月。近日，李颀向记者倾诉了她“光鲜”外表下的苦闷：
原来，我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时，虽然苦点累点，但因为兴趣所在，感觉比较充实。我父母都是县城里的企业职工，他们觉得除了公务员，其他职业都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天天催着我考公务员。我从小就很听父母的话，毕业3年来，年年都很努力地“考公”。
去年，我以笔试和面试第一的成绩，打败600多位竞争对手，考入省直机关单位。我还记得知道考试结果那天，父母在电话那头高兴得连声音都变了。我也很激动，觉得付出总有回报，憧憬着自己的全新生活。
但快乐似乎总是短暂的。入职第一个月，我就有些傻眼了：一篇3000字的总结材料，我足足改了20多遍，几乎每天都熬到凌晨一两点才睡，最终领导仍然不是很满意。
于是，我时常自我安慰：困难只是暂时的，我是刚入职的愣头青，所以才会忙乱，等以后业务熟悉了就能游刃有余。可我后来才发现，自己的想法太单纯。这一年来，加班是常态，上头有人来检查要准备材料，下去调研要写总结材料；3个月要拿出季度总结，6个月要完成半年总结……一年来，我很少参加同学聚会，很少逛街买衣服，也很少在家看电视吃饭。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无休止的文字工作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我完全可以想象自己20年后的生活——除了资历变老，不会和现在有太大分别。同时，我发现身边的一些老同事，工作热情都不高，经常抱着应付的心态对待工作。因为他们知道，就算自己再卖力，没有一定的机遇，根本轮不到提拔。耳濡目染之间，我也变得消极怠工。
一边是成堆的工作，一边是不想干事的心，我从来没预料到自己会这么累。现在，每每站在镜子前，盯着自己两个大大的黑眼圈，我都会仰天长叹：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工作吗？
现象：压力山大难招架
和李颀不同，当公务员是刘辉的迫切愿望。从小喜欢历史的他，上大学时就立志要做“人民公仆”。毕业后，他如愿以偿在浙江中部一座城市，从事城管工作，如今已是第7个年头。
城管工作很辛苦，刘辉每天早上7时30分要到单位，每星期至少值两次晚班，经常忙到凌晨才能回家。他时常要和小商小贩打交道，但和有些媒体报道的不同，刘辉和他们就像朋友一样相处。
记得刚进单位时，正赶上当地文明城市评选，上级领导要求整治市容市貌，具体做法是在市中心专门划出一块区域集中开设夜市。刘辉和同事们每天上街做动员，碰到有些不愿意配合的商贩，他们只能是好言相商，生怕闹僵了关系。
但近几年，城管部门的曝光率越来越高，似乎这个职业成为“负面”的代名词。以至于同学经常问他，“是不是经常没收贩商的东西”；父母还特地打电话嘱咐，“不要随便动手，要保护好自己”。
最让刘辉苦恼的，是相亲对象一听他是城管，连见面的机会都没给。今年30岁的他，对象还没找好，全家上下一起着急。“我现在都不敢告诉别人，自己在城管部门工作。”他有些怅然若失地说。
事实上，李颀和刘辉的经历并非个例。眼下，年轻公务员时常要面临新“三高”：工作高压，加班成为常态化；生活高压，没房子相亲屡战屡败；舆论高压：群众对公务员要求越来越高。而患“恐高症”的人不在少数。
刘辉的同学胡军在杭州一乡镇工作，情况比他好不了多少。考上乡镇公务员后，胡军一直是村里的骄傲，哪家孩子要是不好好读书，家长就会搬出他这个榜样说事：“好好读书才能做官，做了官才有好日子过。”
其实，胡军的处境只有自己知道：至今还和别人合租，每个月交完房租、水电费、饭钱等，剩不了几个钱。他的很多同学虽然没考上公务员，却几乎人人买房买车，小日子过得舒坦。这几年飙升的房价，让胡军觉得“居者有其屋”，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每每听到“你可是捧着金饭碗”，“你们的收入又不是靠工资”等溢美之词，他总是无比苦恼。
现在，胡军很少参加同学聚会，也很少回老家，怕村里人又问起“啥时候买房”。
对策：心病还需良药医
年轻人进入公务员队伍后，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心理落差？
在省直机关工作20余年的周俊认为，因为“茶一杯报纸一张”的公务员工作状态，早已成为老黄历，年轻人还停留在父母灌输的传统观念中，自然会对这份工作“掉以轻心”。而在宁波某部门工作的青年公务员赵华则认为，部分公务员职位相对来说枯燥和琐碎，创新、自信和激情并不是必备品质。于是，在选择“遵循”还是“创新”时，年轻公务员会不由自主地向旧机关作风看齐，越来越墨守成规。
这个观点得到不少人的支持。共青团贵州省委曾对该省900名年轻公务员做过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3.35%的年轻公务员认为，个人才干能在工作中得到完全发挥。
不过，这一状况正在得到改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完善公务员制度。今年以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多次表示，要不断推进和完善公务员科学考录、分类管理、聘任制和考核制度，推行行政机关竞争上岗、公开遴选。我省各地则积极探索公务员阳光工资、绩效考评、退出机制等，努力打破公务员“铁饭碗”，力促公务员队伍增效。这意味着，公务员不仅仅是一份安稳的工作，更是挑战自我、磨练自我的平台。博士生李魁从国内知名高校毕业后，便选择做一名公务员。“未来中国发展，政治改革将成为最大的动力，我希望自己能参与其中。”他对记者说。
有关专家指出，年轻公务员必须学会调节心态，增强自我抗压能力：既然选择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就不要惧怕基层工作的繁杂和艰辛。也有专家认为，压力在每个时代、每个群体身上都存在，中国年轻公务员面对的“成长的烦恼”，通过政策不断完善，这些压力势必转化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深层动力。与10年前比，甚至与5年前比，现在的年轻公务员群体有诸多优势，他们学历高、知识新、思想活，敢闯、敢试、有冲劲，必将成为中国社会干事创业的“生力军”。
(文中所涉公务员名字均为化名)
省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杨建华：公务员从事的工作具有重复性，需要用脚踏实地的态度去认真履行职责。年轻公务员应该认识到，只有把本职工作做好，为群众提供更多、更好、更优质的公共产品服务，时刻保持积极的态度、清醒的认识，拒绝让平凡流于平庸，才能将压力转化为无穷的动力，在本职岗位做出一番成就。而这样的成就不应只为升迁，更多的是从岗位中实现平凡而出众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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