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贸易战的基本逻辑、本质及其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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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贸易战的基本逻辑、本质及其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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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翔 &张二震 &王原雪摘 &要 &中国正面临特朗普挑起贸易战的严峻形势。特朗普发起贸易战的根本逻辑，不排除西方政治精英们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忧虑等因素，但从经济利益角度看，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认知上的差异、利益上的失衡以及中国成长中的阵痛。由于特朗普贸易战是一种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径，因此虽然表面上看似乎是中美对抗，但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特征事实看，本质上却是对全球生产网络的破坏，以及对当前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粗暴践踏。因此，如果应对不当，在自身利益遭受损失的同时，更面临着全球经济陷入“特朗普陷阱”的可能和风险。在此背景下，虽然中国不希望打贸易战，但面对来势凶猛的特朗普贸易战，中国既不能怕也不能躲，而要从特朗普贸易战发动的基本逻辑着眼，保持战略定力，冷静应对。既不可反应过激，也要采取有限反击和有策略性的让步等战略举措进行有效应对，将贸易战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不仅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也是避免陷入引发全球经济秩序混乱的“特朗普陷阱”的需要。关键词 &特朗普；贸易战；特朗普陷阱中图分类号 &F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8)04-0011-07DOI:10.15937/j.cnki.issn 18.04.002&作者简介 &戴翔，无锡太湖学院商学院特聘教授、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教授 &南京 211815；张二震，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南京 210093；王原雪，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南京 2100932017年1月20日，美国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宣示就任第45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代”正式开启。这样一位具有民粹主义思想的“政治素人”执政美国，引起了世界各国关注，美国未来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而作为美国国家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对外贸易政策的走向及其不确定性，必将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目前，特朗普对华经贸政策已经从“嘴炮”层面逐步演化为具体实践，尤其是2018年3月23日美国对华301调查报告公布并将基于此推出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已经被多方声音认为“中美贸易战”已正式开始，或者至少已经表明特朗普对华贸易战已经拉开了序幕。因此，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或者说从特朗普对华经贸政策走向和趋势来看，中国将面临着特朗普贸易战的严峻形势。特朗普贸易战带来的冲击不仅限于中美两国，由于其本质是对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的破坏，是对全球经济秩序合理部分的挑战，因此还有可能使得全球经济陷入“特朗普陷阱”，致使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更多波折，恶化中国开放发展的外部环境，扰乱中国开放发展的战略目标。因此，面临特朗普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既要认清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更要清楚特朗普发起贸易战的基本逻辑和本质所在，据此探寻应对特朗普贸易战的对策思路。这是当前我们面临的紧要课题。一、中国面临特朗普贸易战的严峻形势中美经贸关系走向或者说当前面临开打贸易战的严峻形势，从特朗普竞选上任之前的各种演说开始就已经埋下伏笔。总体来看，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就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的调整，主要涉及贸易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由于这一系列政策的调整和出台，都是基于所谓“美国优先”“就业至上”“重建伟大的美国”（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等现实需要，因此其“内顾”倾向和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十分明显。而特朗普的上述经济政策，反映在针对中国方面，无论是从近期美国特朗普政府相继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以及“修正主义国家”来看，还是从针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的具体实践举措来看，美国“内顾倾向”和贸易保护主义思维正在将中美经贸关系推向紧张阶段，由此引发贸易战态势明显加剧，令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趋于紧张。“特朗普时代”开启至今，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特朗普竞选至上任前。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的各种演说中，就明确向美国选民承诺“美国优先”，将重点保护美国本土产业以促进产业发展和增加就业，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雇美国人，买美国货”。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欲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主张将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大约45%的进口关税。第二个阶段是特朗普上任美国总统后，至习特海湖庄园第一次会晤前。在此期间，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之前所释放的一些强烈信号似乎开始减弱，针对中国的一些强硬言论也并未完全兑现。例如胜选后的特朗普最后认为中国并非是汇率操纵国。尽管如此，由于美国巨大和持续的贸易逆差大半以上主要来自于中国，因此以贸易失衡为口实而加强贸易执法，美国将其注意力转移至关注中国过剩产能向美国市场涌入问题，包括钢铁、铝、平板玻璃和苏打水等，与此同时，还关注美国企业在华投资问题，主要集中在市场准入、投资环境等问题。第三个阶段是习特海湖庄园会晤至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海湖庄园会晤期间，中美达成了十项共识的所谓“百日计划”，并建立起了包括全面经济、外交安全、网络执法、人文环境的四个对话机制。应该说，“百日计划”对于缓解和改善中美紧张的贸易关系有着积极促进作用。但从之后的实践情况看，“百日计划”确实收效甚微。第四个阶段是首轮全面经济对话后至今。如果说前三阶段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尤其是经贸摩擦尚未上升到实践层面的话，那么第四个阶段则是经贸摩擦日趋激烈并逐步呈现演化为贸易战发展势头的严峻实践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发起两起贸易保障措施，即对华大型洗衣机以及光伏产品的调查。美国还对华发起了232国家安全调查，主要涉及钢铁和铝制品。同时，在2017年8月18日又对华发起了“301调查”。而就在2017年12月份，特朗普在宣布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作出的关键承诺之一，是将对中国等经济“竞争对手”的贸易违规行为采取更严格的强制措施，意味着或将征收惩罚性关税。无论是对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和强制技术转让政策的调查，还是分别针对铝和钢材进口的两项国家安全调查，其结果都将导致新的关税和配额组合惩罚。2018年新年伊始，蚂蚁金服收购速汇金失败、华为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合作破裂、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对进口太阳能板和洗衣机征收关税。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如卡特勒在位于纽约的亚洲协会的讨论会上所表明的：“对洗衣机和太阳能电池板采取进口保护措施只是一个开始，之后还会接连宣布更多措施。”这些都预示着美国即将对中国采取“贸易报复”行动。果不其然，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正式签署总统备忘录，依据“301调查”结果，将对中国价值高达6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同时，特朗普在签署总统备忘录当日的演说中，还明确表示这一举措只不过仅仅是一个开始，是正在考虑的应对中国贸易政策措施的很小一部分。应该说，这一举措是现代历史上美国总统对中国开出的最大一笔贸易“罚单”，同时也意味着特朗普拉开了对华挑起贸易战的序幕，并有日益严峻化的发展态势。总之，无论是从近期美国特朗普政府相继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以及“修正主义国家”来看，还是从针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的具体实践举措来看，美国“内顾倾向”和贸易保护主义思维正在从“论调”层面上升到“实践”层面，特朗普的“嘴炮”和实际行动的差距逐步缩小。特朗普对华贸易战序幕的拉开，将中美经贸关系推向紧张阶段，有限的贸易战似乎已经在所难免，而如果处理不当，贸易战会以全面、激进形式爆发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贸易战升级进而不断演化和扩大到超过贸易和经济范围的可能性也会大大提高。中国不希望打贸易战，也不愿意轻易打贸易战，因为，打贸易战毕竟从来没有赢家，结果一定是“斗则俱伤”。但面对当前特朗普已经挑起的对华贸易战的严峻态势，我们既不能怕也不能躲，而是要做到有策略的应对。所谓有策略的应对，主要是指一方面要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好中国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贸易战事态的扩大化和升级化。从目前的经济实力以及中、美两国各自对对方的依赖程度看，贸易战一旦开打，中国受损会更严重。这是因为，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要大大超过美国对中国的依赖。比如从数量上看，多年来美国是中国最大的顺差来源国；从结构上看，中国对美国出口更多是处于产业链中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用于满足其消费甚至是中低端消费的产品，具有较强的可替代性；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更多是处于价值链高端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用于生产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可替代性较弱。中国需要美国的先进成熟技术实现由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因此，面对特朗普挑起的对华贸易战，我们需要保持一定的战略定力，冷静应对贸易战，切勿反应过激，尽量保持克制，积极寻找合作点。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化解不要加剧，将贸易战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妥善处理好中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夯实而不是破坏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这不仅是促使中美继续成为互利共赢的经济伙伴的需要，更是避免陷入引发全球经济秩序混乱的“特朗普陷阱”、为中国和平崛起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的需要。但如何才能做到有策略的应对？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因此，有效对策思路的探寻，需要建立在深刻理解特朗普对华贸易战这一看似“非理性”行为的基本逻辑和本质基础之上。二、特朗普对华贸易战基本逻辑和本质不可否认，特朗普发起对华贸易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并不排除西方政治精英们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忧虑等作用因素，进而试图通过发动贸易战的方式来阻碍中国经济发展。但从经济利益角度看，特朗普发起对华贸易战的基本逻辑可以归纳为认知上的差异、利益上的失衡以及成长中的阵痛三个方面。与此同时，由于中美两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因此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其影响又不仅仅限于中美两国之间，而会产生全球波及效应。换言之，特朗普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在本质上不仅是对中国的挑战，更是对全球经贸规则体制的破坏和挑战。就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基本逻辑而言。首先，认知上的差异是促使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基本逻辑之一。特朗普政府认为，当前以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为载体的贸易体系，使得美国的整体利益“受损”，却有利于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利益，而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的贸易体系对美国是不公平的。特朗普式的公平贸易观是指，其他国家都应像美国对待进口企业一样，实施美国水平的进口壁垒，比如，关税水平要像美国那样低，实施绝对向美国“看齐”的开放标准。实际上，公平贸易原则是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WTO）主要针对出口贸易而规定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WTO对公平贸易的界定和说明是建立在充分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差异等基础上的。但是特朗普政府的所谓公平贸易观，无视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各国差异性，否认现行国际贸易秩序的合理性，认为现有的国际贸易治理秩序越来越不符合美国利益，抛弃了WTO中的公平贸易观进而抛出了一种扭曲的、向美国绝对标准看齐的公平贸易观。毫无疑问，在这扭曲的公平贸易观支配下，特朗普容易将一些国内问题归咎于所谓不公平贸易导致的，尤其是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导致的，据此挑起贸易争端乃至发动贸易战似乎也就有了其合理的理论基础。另外一个认知上的差异就是对所谓贸易逆差的理解。特朗普认为，长期以来巨大的贸易逆差给美国财富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损失，导致美国大量的工作岗位流失，产业受到冲击。实际上，将贸易逆差与贸易利益等同起来的观点，是重商主义的思维模式和翻版。因为根据重商主义的观点，只有通过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从而实现贸易顺差的方式才能使得一国更加富有，反之则会使得一国财富遭遇巨大损失。况且，在当前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美国的贸易逆差既有着国际分工演进的作用因素，更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有关。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一些实证研究都已经证明，美国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贸易逆差的局面（蔡兴和刘子兰，2012；朱维巍，2014；孙继山，2017；廖泽芳和李婷，2017）。在美国存在长期持续性大量贸易逆差，尤其是贸易逆差主要来自中国的背景下，以消除“贸易逆差”为挑起贸易战的口实，反映了特朗普重商主义思维的本质。总之，特朗普扭曲的公平贸易观和不当的重商主义思维，极易使其在挑起贸易战的路上越走越远。其次，利益上的失衡成为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另一个基本逻辑。以贸易顺差和贸易逆差为表现的所谓贸易利益分配失衡，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更多是虚假的失衡和有水分的失衡。实际上，有关全球价值链的大量理论和研究均已表明，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处地位不一样，所获得的利益也不尽相同。位于全球价值链高端、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主导地位和控制地位的国家，往往是全球分工体系的主要受益者。而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国家和地区，虽然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也可能获取一定的利益，但往往挣的都是打工钱和血汗钱，面临着被“低端锁定”、跌入“比较优势陷阱”等风险（洪银兴，2017；刘志彪，2018）。从现实的分工地位和格局来看，美国无疑占据了附加值高端从而获取了更多的分工利益。但全球价值链共识却并不能唤醒“装睡的”特朗普，原因何在？这是因为，尽管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失衡说有“水分”，但国内利益的分配失衡却是真实的。因此从更深层原因看，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美国国内利益的分配失衡，才是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的真正“利益失衡”作用因素。国际经济学的传统理论告诉我们，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虽然整体上有利于分工和贸易的参与国，但对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往往是不同的，换言之，不同利益集团的受益情况会有显著差异，而更常见的情况则是部分利益集团受益而部分利益集团受损。由于占据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制高点，美国虽然在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但受益的主要是资本所有者，劳动者未能获益甚至成为受损者。尤其是在要素分工条件下，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借助资本流动等方式推动的产业国际梯度转移，使得资本所有者成为最大的赢家，但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的确给一般劳动者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冲击（戴翔、张二震，2018）。特朗普“内顾倾向”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之所以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原因就在于此。在内部利益分配失衡且缺乏有效治理机制情况下，问题就会被转嫁和归咎于外部因素。这既可以“泄民愤”，又可以获得政治选票和支持，顺带还可以逼迫其他国家让渡更多的贸易分工利益，看似疯狂的举措却具有理性的成分。这是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的重要理论逻辑。最后，中国成长中的阵痛是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基本逻辑之三。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同时也是全球贸易救济最大受害者。伴随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角色的转变，中国从贸易小国成长为贸易大国进而向贸易强国迈进，必然引起全球经济贸易格局的巨大转变，期间遭遇贸易摩擦是必然的，而且将会是一种“常态”，这是成长过程中必然遭遇的阵痛。作为一个巨型经济体，中国与美国虽然是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但是巨大的经济体量确实对美国低端产业产生了冲击。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所谓的互补性贸易摩擦。这也是以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的主要原因。然而，伴随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全球价值链的攀升，中美经贸关系也会逐步转变为竞争关系。贸易摩擦的领域也会逐步从传统商品领域向中高端产品领域蔓延。近年来，中国实现了快速技术进步以及出口产品结构出现了明显的转型升级，已经在技术层面上与美国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关系，至少已经出现了技术竞争的发展态势。而为了控制中国的技术进步及其对美国可能带来的竞争效应，为了确保自身在全球分工中的技术垄断优势地位，美国的贸易战略目标也随之超出了简单保护传统产业和减少贸易逆差的传统需要，试图遏制中国技术密集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成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更为重要的目标。特朗普此次加税产品所涉及的主要都是新材料、工业机器人、高铁装备等中高端产品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是互补性贸易摩擦升级为竞争性贸易摩擦的必然结果。从这一意义上看，就象当年的日本，中国经济将在“摩擦中成长”。就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本质而言。特朗普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贸易摩擦，也不同于发生在一般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原因就在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当今世界经济中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演变和发展对全球经济毫无疑问会产生深刻影响。因此，美国特朗普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其利害关系绝不仅仅限于中美两国之间，而会波及全球主要各国。尤其是在当今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由于各国都或多或少地被卷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之中，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一个或者几个节点。比如一部苹果手机的生产就是全球很多国家参与的结果，更不用说诸如波音飞机等产品。从全球生产网络角度看，为确保全球生产的顺利开展，就必须确保每个生产节点不出问题，任何一个生产节点和环节出现问题都会波及整条价值链甚至导致价值链的断裂，继而破坏已经构建起来的现行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美两国在当前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特朗普发动的对华贸易战，破坏的绝不仅仅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关系，本质上是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破坏，必然会殃及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迫使其无辜地卷入其中。更为严重的是，无论是从认识层面看还是从实践层面看，特朗普贸易战都是一种单边主义行为和贸易保护主义行径的表现。特朗普政府无视当前全球经济规则，尤其是WTO多边贸易体制的相关规定，用美国自己的国内法取代国际法，贸然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本质上是对当前合理的国际经贸规则和体系的破坏和粗暴践踏。众所周知，二战后包括WTO多边贸易体制在内的国际经济秩序，主要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下构建的，虽然主要反映和代表着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但其中也具有很多合理成分，为稳定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并且伴随着战后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尤其是一大批新兴经济体的群体崛起，全球经济规则调整和完善中逐渐有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包括WTO争端解决机制等在内的全球经贸规则日趋完善。而作为在全球经贸规则和制度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本质上就是肆意和粗暴地践踏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中的合理部分，这一行径无疑会使这一完善进程受阻，甚至弱化原有合理规则体系的功能，引发全球贸易秩序混乱。由此可见，在特朗普挑起对华贸易战而中国又不得不被迫应战的情形下，表面上似乎只是中美之间的对抗，而最终结果必然是对抗的国家和地区范围远远扩大。因此，特朗普贸易战本质上是对当今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这一挑战从经济层面看就是破坏全球生产网络，导致全球价值链断裂乃至收缩；从规则和制度层面看，就是否认和破坏现行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中的合理部分。因此，如果特朗普贸易战不能得到有效控制，那么全球生产和制度规则必然遭遇双重破坏，进而引发全球经济格局的动荡乃至混乱，促使全球经济跌入“特朗普陷阱”。&三、有效应对特朗普贸易战的对策思路虽然中国不希望打贸易战，也不愿意轻易打贸易战，但面对当前特朗普已经挑起的对华贸易战的严峻态势，我们既不能怕也不能躲，而是要做到有策略的应对。所谓有策略的应对，主要是指一方面要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好中国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也避免贸易战事态的扩大化和升级化。毕竟，打贸易战从来没有赢家，结果一定是“斗则俱伤”。且从目前的经济实力以及中、美两国各自对对方的依赖程度看，中国受损会更严重。因此，面对特朗普挑起的对华贸易战，我们要保持一定的战略定力，冷静应对贸易战，切勿反应过激，将贸易战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不仅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也是避免陷入引发全球经济秩序混乱的“特朗普陷阱”的需要。第一，保持战略定力，避免落入“特朗普陷阱”。犹如前文所述，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战的本质，是对全球价值链的破坏，是对自由化体制和规则的践踏，而备忘录签署所引发的全球股市大跌等表明，这一挑衅是不得人心的，如果特朗普不能悬崖勒马，对于全球经济而言将是一场灾难。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因此，作为世界上两个巨型经济体，一旦中美贸易战开打进而加剧和演化升级，必然对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乃至引发全球经济秩序混乱，跌入“特朗普陷阱”，全球化进程也会因此而遭遇更多波折，中国开放发展的外部环境会因此恶化。因此，我们必须保持一定的战略定力，以避免落入“特朗普陷阱”。为此，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被特朗普贸易战而混淆了我们的开放发展战略目标，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夯实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基础的过程中，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做出中国贡献，同时为中国和平崛起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战与和都只是手段，都应该服从于战略目标的需要。而一旦失去战略定力，就容易混淆目标和手段，进而跌入“特朗普陷阱”。第二，进行有限反击，维护自身利益。贸易战的本质是利益之争，其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因此，贸易战的爆发实际上是为了争取更多利益而进行的一个博弈过程。面对贸易战，要进行必要的有限反击。需要“反击”，因为这是产生威慑作用进而进行讨价还价的必要，在对方已经挑起贸易战的情形下，一味地躲避和忍让只能让对方得寸进尺；反击需要“有限”，是避免贸易战态势扩大化和升级化的必要，是将贸易战限定在有限商品范围内、限定在经济范围内而不至于向其他领域扩大和延伸的需要。如果反击的措施完全对等甚至过度，不仅不能够有效解决利益分歧问题，反而会使状况恶化，双赢的结果更是无从谈起。因此，针对特朗普发起的对华贸易战，我们要根据其具体举措，做好有限反击的准备，既要让特朗普政府意识到其发动贸易战并非没有成本，也要让其看到寻求双赢结果存在的谈判空间，如此才能更好维护我们自身利益。当然，在进行有限反击的过程中，我们要从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基本逻辑入手，对美国的意图和策略也要有清醒认识和正确判断。第三，做出策略性让步，尽量降低损失。采取有限反击措施时，要注意做出适当的策略性让步，尤其是在产品选择上，切忌为了达到所谓的“蛇打七寸”而过度伤及自己。当前各方声音就如何应对特朗普贸易战问题，普遍观点认为，一旦出手，就应该“蛇打七寸”，让对方知难而退。实际上，在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国与国之间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格局和共生关系。打击了别人的产品生产和出口，在价值链的作用下可能会严重波及自身生产企业的利益。因此，“蛇打七寸”带来的结果至少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而考虑到中国如前文所述的中美经贸关系的实际相互依赖，极有可能的结果是“伤敌八百自损一千”。因此，反制措施涉及的产品选择，要根据我国企业融入价值链的实际情况，而做出必要的策略性让步，不能一味地根据对方出口产品的重要性而进行反击。总之，策略性让步不仅是因为在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为了避免对方受损而对我国企业造成连带受损效应的需要，也是避免因打击过度而遭致对方更为严厉的反制措施的需要。因为如果要是真正击中了对方的“致命处”，对方一定也不会善罢甘休。第四，继续扩大开放，寻求利益汇合点。毋庸置疑，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争取更多的利益是其根本原因和逻辑之一，包括减少所谓的贸易逆差。因此，继续扩大开放，进一步拓展开放的领域和深化开放的层次，无疑是在扩大向美国开放市场过程中夯实“双赢”基础的重要举措，也是据此化解贸易战的重要举措。一方面，扩大市场开放，也有助于进口更多的美国产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双方的贸易失衡，弱化贸易战的“贸易失衡”口实。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中美存在互补性互利共赢的贸易分工基础，这一点没有变。从产业结构上看，诸如先进制造业和金融等服务业，作为美国的优势产业，向美国开放市场一方面虽然是在给美国创造更多的利益空间，同时也有利于中国通过开放倒逼改革释放制度红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已经从融入全球化，转向推动全球化和引领全球化。在美国发动贸易战、高举保护保护大旗之际，中国选择坚定不移地扩大市场开放，高举贸易自由化的大旗，更能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更能显示出中国坚决倡导和拥护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一贯主张和态度，也更加有利于中国占据“道义制高点”，有利于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赢得更多话语权。第五，加强中美经贸故事“双赢”本质的宣传。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在其国内有政策需求，其政策措施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而这种需求和民意很大一部分是源于对中美经贸事实的误解或故意曲解。为此，需要加强中美经贸故事即“双赢”本质的宣传。比如从附加值角度看，美国在中美贸易中仍是最大的受益方；从微观角度看，中国对美出口中包括许多美资企业产品；从贸易失衡角度看，美国限制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仍是重要促成因素，等等。这种宣传不仅要在面对贸易战的应诉庭上讲，更应该注重平时向美国州政府、美国企业和美国民众宣讲，向国际组织和机构宣讲，尽可能地弱化美国挑起贸易战的民意基础和扭曲的需求，拆除其“师出有名”的道德制高点，使我们的被迫反制也“有理有据”。第六，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分散外部空间依赖风险。在贸易战中所受到的损害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贸易战爆发的程度，二是对贸易战挑起国的依赖程度。美国是中国开放发展的三大传统市场之一，长期以来对其依赖程度一直较高。而拓展外部发展空间，弱化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无疑是避免包括贸易战等外部冲击的有效举措。尤其是从短期来看，贸易战将会对我国出口贸易带来显著的负面冲击。因此，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中国向世界表明继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开放原则为全球化做出更大、更多的中国贡献，显示出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决心和态度，而且在此过程中也能够“扩大朋友圈”而团结更多力量和拓展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减弱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的同时，削弱特朗普挑起贸易战的力量，尤其是来自于其可能盟友的力量，进而起到分散外部空间依赖风险的作用。&&&&&&&&&&&&&&&&&&&&&&&&&&参考文献：&&〔1〕蔡兴、刘子兰：《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贸易逆差》，《国际贸易问题》2012年第10期。&&〔2〕戴翔、张二震：《逆全球化与中国开放发展道路再思考》，《经济学家》2018年第1期。&&〔3〕洪银兴：《进入新阶段后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5期。&&〔4〕廖泽芳、李婷：《汇率传递异质性对中美贸易失衡的解释》，《世界经济研究》2017年第7期。&&〔5〕刘志彪：《攀升全球价值链与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学习十九大报告关于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体会》，《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6〕孙继山：《中美经贸向何处去?——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及贸易战应对选项的分析》，《国际贸易》2017年第11期。&&〔7〕朱维巍：《究竟谁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因——来自中美分行业产品异质性视角的经验证据》，《世界经济研究》2014年第9期。〔责任编辑：清 &菡〕&&&Key words: T Trump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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