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空之下 人民币到底“高估”多少？
来源：陆家嘴大宗商品论坛
作者：沈建光
　　来源丨博士宏观研究
　　编辑 | (600663,)大宗商品论坛，转载请注明出处
　　近期出台了一系列放宽管制的政策，市场对于贬值的预期也出现反转，持续两年多的人民币汇率警报终于解除。如今回顾这两年多的观点交锋颇有感慨，当时央行坚持了稳汇率态度，甚至不惜采取了临时的资本管制措施，一度遭到不少质疑，甚至当下，仍有很多观点对此表示不解，认为央行此举有悖于市场化改革方式，是有损于过去几年人民币积累的国际信誉。
　　而在这场持续两年的人民币汇率讨论中，笔者始终坚定地站在了切莫让人民币大幅贬值的一边，并多次发文呼吁。对此，可能部分市场化人士有保留意见，但笔者意在说明的是，当时提出的防范一次性贬值的观点并非与笔者同样支持的汇率市场化改革相冲突。实际上，笔者早在2010年之际便为人民币国际化勾勒出路线图，并提出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与离岸市场建设的协调推进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四大支柱。
　　为何笔者既是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拥护者，又在过去两年坚持认为人民币不应一次性大幅贬值？这其中的逻辑如何理解，过去两年的汇率讨论又有哪些误区？
　　不妨跟随笔者重新梳理一下这两年有关人民币汇率的文章，其中有很多观点同样适用于当前讨论，从回顾文章的同时一起重温这场汇率保卫战的前前后后。
　　做空之下，人民币到底“高估”多少？
　　面临汹涌澎湃的人民币看空潮，人民币汇率政策是当前中国决策层面临的最重要最紧急的抉择。一方面，中国决策层承诺人民币没有持续贬值压力？，但另一方面，人民币贬值的悲观预期日盛。据报道，海外已有相当部分押注人民币下跌，凯尔？巴斯的海曼资本管理公司甚至提出人民币3年内下跌40%。国内居民、企业换汇潮持续升温，国内持有人民币信心不断下降。从外汇储备流失的迹象显示，人民币贬值预期空前强烈。
　　除了人民币汇率遭遇做空，香港金融市场由于更加开放，更是难以幸免遇难。近日来，汇率一度跌至7.8295，创8年来新低；股市跌穿19000点整数关口，创下43个月来新低；楼市频频折价抛售，1月香港地产成交量创25年来最低。可以说，人民币与港币均遭做空，情况危急时刻已经与1997年亚洲金融（00662）危机之时相近。危急之时，如何把握与汇率政策至关重要。
　　此时，有观点认为，既然人民币贬值不可避免，不妨一次性贬值10%，抑或15%，一次贬值到位应对贬值压力。同时，也有观点提出，与其干预汇率市场导致汇率扭曲，不如直接走向浮动汇率，让人民币放任自由，实现自我出清，释放压力。实际上，结合当前单向贬值预期空前加大的背景情况，放任自由也就意味着短期内或出现一次性大幅贬值。
　　对待上述建议，笔者存有质疑，正如上一篇专栏文章《亚洲金融危机对当下的三点启示》中，笔者提出的一次性的贬值提议实际上风险很大，不仅往往是危机的导火线，如泰铢走向浮动后危机更加严重；也很难一步到位，特别是贬值预期不断自我强化导致最终贬值幅度往往超出预期；此外，中国并非小国开放模型，一次性贬值会引发新兴市场国家跟进，贬值幅度更多，会导致中国汇率政策陷入两难。
　　更进一步，笔者注意到当前持有人民币一次性贬值的最重要依据在于认为人民币高估，必须通过一次性贬值来纠偏。此时不纠偏，其实是拖延汇率风险爆发的时间，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扭曲，给未来留下了更大的风险口。从笔者观察来看，这样的判断目前来看十分普遍，不仅是一些资深市场人士的观点，也得到了相当部分政策制定者的认可。
　　然而，人民币汇率是否高估，是否需要一次性贬值来纠正，以及与其长痛不如短痛的观点，笔者认为有如下商榷之处：
　　第一，人民币是否高估并没有准确答案
　　如何判断人民币是高估还是低估其实并非易事。从理论角度来看，由于汇率评估在时间和审视角度上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选择（如购买力平价、相对购买力平价、利率平价、宏观均衡、基本均衡、行为均衡等），因此至今仍是结论各异、莫衷一是。IMF在其2005年《估计中国均衡有效汇率》的报告中指出：即使仅对检验人民币真实价值的模型进行细小改变，评估结果的差异也会高达40个百分点。
　　实际情况也是这样：2005年汇改之初，瑞银将人民币价值被低估的幅度定为20%，而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弗兰克尔所估计的则是接近40%。2010年IMF仍在不同场合指责人民币被完全低估，并认为要求人民币升值30%是符合逻辑的。无可否认，人民币2005年汇改以来已经升值超过30%，而自2012年IMF下修中国经常项目占GDP比重后，人民币汇率低估之声已然下降。反倒是2014年中在北京举办的第六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由于美国贸易逆差不断上升，美方再次抛出人民币汇率存在低估。
　　因此，是否高估逻辑与早前有关人民币是否低估，与低估多少的相似，无论是模型还是国际组织，抑或是市场机构，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讨论都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存在政治因素，很难给出一致答案。
　　第二，经济基本面不支持人民币高估
　　讨论人民币是否高估，还需参考经济基本面情况。从全球经济来看，尽管不断下滑，去年GDP增速降至6.9%，创25年以来的新低，但其他国家经济同样不容乐观。发达国家中，美国经济被视为一枝独秀，但去年四季度GDP已放缓至0.7%，低于预期。日本、欧洲尽管经济有所企稳，但通缩压力巨大，不得不依靠更大规模的宽松政策。新兴市场国家更是不堪，金砖风光不再，巴西、俄罗斯深陷技术性衰退，唯有中国、印度保持相对高速增长。
　　从贸易情况来看，去年全年中国贸易顺差高达5945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样不支持大幅贬值。尽管全年中国出口为-2.8%，但与主要与全球需求普遍疲软有关。从全球份额来看，中国出口占比仍然是提升的，近五年来，中国是当前商品与服务出口全球排名前五名中，唯一一个全球份额占比上升的国家，且与美国与欧盟的差距在大幅缩小。
　　第三，前期对一篮子货币升值，并非是美元大幅贬值的理由
　　有观点认为，人民币之所以高估，在于自2014年美元强势升值以来，由于保持基本稳定，对一篮子货币走强过多。根据早前公布的CFETS指数来看，截至本轮人民币大幅贬值之前，即11月30日人民币汇率指数为102.93，较2014年底升值2.93%。此外，参考国际清算银行货币篮子和国际组织SDR货币篮子计算人民币汇率指数，11月30日上述两个指数分别为103.5和101.56，较2014年底分别升值3.50%和1.56%。
　　然而，以往跟随美元，对一篮子货币升值，是否意味着人民币应该对美元贬值应对？并非如此。
　　一是以往对一篮子货币升值，实际上美元升值更多，并非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高估，不需要对美元一次性贬值以纠偏。
　　二是此时对美元大幅贬值，时点选择风险较大。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无可厚非，但时点选择也关乎风险，需要慎重。在笔者看来，如选择2010年6月重启汇改到2014年美元汇率横盘波动的时期推动人民币汇率参考一篮子货币改革，人民币对美元有双向波动预期，改革压力更小；
　　三是加息落地后，美元未必持续走强。从历史经验来看，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后，美元并非持续走强，反而大概率走弱，同时考虑到强势美元对美国制造业与出口的冲击，以及前期强势美元透支预期，美元走弱可能发生；
　　四是切勿自乱阵脚，坐实做空者预期，丧失人民币刚刚加入SDR后带来的宝贵的国际声誉提升。
　　第四，人民币汇率实际上折射经济结构的扭曲，而非竞争力的丧失
　　《》杂志提出的巨无霸指数颇为风靡。其背景是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对比世界各国的麦当劳出售的巨无霸汉堡的价格，便可以看出汇率是高估还是低估。如根据2016年1月公布巨无霸指数，在美国购买一个巨无霸汉堡平均价格为4.93美元，在中国购买一个巨无霸平均价格为2.68美元，约合17.6元人民币，认为人民币被低估。
　　然而，结合笔者经历来看，中国高端消费品与低端消费品与国外相比价格相差较大，讲述的是不同的故事。例如，奢侈品，如包、手表、化妆品国外价格低于国内；中国的楼价也是奇贵无比；高端服务场所消费价格甚至超过国外；如选择上述标的来看，人民币被高估，有贬值压力。
　　然而，从低端消费与服务而言，中国价格往往又大幅低于美国。例如，一顿简单的沙县小吃，10元以内便能吃饱；而一次非商业区域的SPA，价格也往往大幅降低，甚至远低于美国；可以说，中国的低端劳动力成本虽然近年来有所上涨，但仍相对便宜。如选择上述标的，人民币有继续升值压力。
　　因此，从单一商品或服务判断人民币高估还是低估是片面的。但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另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汇率问题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经济结构的扭曲，而非竞争力的丧失。即高端市场价格过贵，而低端商品与服务仍然便宜，而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并未有很大的高估成分，让汇率更加接近均衡汇率，可以通过改革缓解结构性扭曲，而未必通过名义贬值达到目的。
　　例如，本轮中国政府推出严厉的反腐，对高端商品与服务价格造成影响，可以看到，泡沫部分有所释放，而这样的工作也间接的对汇率调节起到效果；同时，通过传统关税、消费税调整，加强国内商品质量监管，有助于以扭转高端消费大部分流向海外的局面；此外，低端劳动力成本虽然有所提升，但与美国相比仍然低很多，仍有上涨空间，可以结合收入分配改革，体系改革进行帕累托改进。
　　第五，人民币一次性走向浮动风险难以承受
　　有观点认为，汇率放任自由浮动后便不存在高估或者低估。但结合笔者早前在ECB的经验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当时多种模型测算下来，公认的汇率为1.3，在100左右，而当前美元兑欧元处于1.1，日元兑美元接近120，市场也没有太多激烈的反应，没有觉得是很不正常。实际上，即便是自由浮动的汇率，汇率高估与低估也十分常见。
　　当然，笔者并非不支持浮动汇率，相反，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必须需要汇率政策更富有弹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能否一次到位，中间的痛苦与风险是否已经准备好承受？
　　可以看到，12月外汇储备下降超千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居民、企业换汇意愿空前强烈，这样的背景之下，外汇储备流失过快与贬值预期过大时十分危险的，容易相互验证，增加做空与资本流出。
　　同时，与发达国家居民财富多元化配置不同，中国当前居民财富仍然单一，对单一货币贬值的风险抵御能力较低。即考虑到人民币国际化刚刚起步，国内居民海外资产如美元资产、欧元、日元资产配置相当有限，人民币资产占比过高。一旦人民币大幅贬值，居民换汇冲动必定空前强烈，容易形成挤兑。届时政策两难，加大干预扭转预期成本更高；重启资本管制，则打击改革信心；另外，从企业来看，中国企业大部分也并未做人民币汇率对冲，大幅贬值对企业冲击同样较大。
　　从这一角度而言，笔者仍然坚持此前观点，此时人民币汇率政策如何决策关乎重大，中国切勿采取一次性大幅贬值的方式应对危机。相反，参考亚洲金融危机时的经验，保持定力，稳定经济基本面，加快改革仍然是防范金融危机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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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经综合报道
作者：FT中文网 沈建光
　　摘要：此时人民币汇率政策如何决策关乎重大，中国切勿采取一次性大幅贬值的方式应对危机。相反，参考亚洲金融危机时的经验，保持定力，稳定经济基本面，加快改革仍然是防范金融危机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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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临汹涌澎湃的人民币看空潮，人民币汇率政策是当前中国决策层面临的最重要最紧急的抉择。一方面，中国决策层承诺人民币没有持续贬值压力‎，但另一方面，人民币贬值的悲观预期日盛。据报道，海外已有相当部分对冲基金押注人民币下跌，凯尔&巴斯的海曼资本管理公司甚至提出人民币3年内下跌40%。国内居民、企业换汇潮持续升温，国内持有人民币信心不断下降。从外汇储备流失的迹象显示，人民币贬值预期空前强烈。
　　除了人民币汇率遭遇做空，香港金融市场由于更加开放，更是难以幸免遇难。近日来，港币兑美元汇率一度跌至7.8295，创8年来新低；股市恒生指数跌穿19000点整数关口，创下43个月来新低；楼市频频折价抛售，1月香港地产成交量创25年来最低。可以说，人民币与港币均遭做空，情况危急时刻已经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时相近。危急之时，如何把握汇率走势与汇率政策至关重要。
　　此时，有观点认为，既然人民币贬值不可避免，不妨一次性贬值10%，抑或15%，一次贬值到位应对贬值压力。同时，也有观点提出，与其干预汇率市场导致汇率扭曲，不如直接走向浮动汇率，让人民币放任自由，实现自我出清，释放压力。实际上，结合当前单向贬值预期空前加大的背景情况，放任自由也就意味着短期内或出现一次性大幅贬值。
　　对待上述建议，笔者存有质疑，正如上一篇专栏文章《亚洲金融危机对当下的三点启示》中，笔者提出的一次性的贬值提议实际上风险很大，不仅往往是危机的导火线，如泰铢走向浮动后危机更加严重；也很难一步到位，特别是贬值预期不断自我强化导致最终贬值幅度往往超出预期；此外，中国并非小国开放模型，一次性贬值会引发新兴市场国家跟进，贬值幅度更多，会导致中国汇率政策陷入两难。
　　更进一步，笔者注意到当前持有人民币一次性贬值的最重要依据在于认为人民币高估，必须通过一次性贬值来纠偏。此时不纠偏，其实是拖延汇率风险爆发的时间，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扭曲，给未来留下了更大的风险口。从笔者观察来看，这样的判断目前来看十分普遍，不仅是一些资深市场人士的观点，也得到了相当部分政策制定者的认可。
　　然而，人民币汇率是否高估，是否需要一次性贬值来纠正，以及与其长痛不如短痛的观点，笔者认为有如下商榷之处：
　　第一，人民币是否高估并没有准确答案
　　如何判断人民币是高估还是低估其实并非易事。从理论角度来看，由于汇率评估在时间和审视角度上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选择(如购买力平价、相对购买力平价、利率平价、宏观均衡、基本均衡、行为均衡等)，因此至今仍是结论各异、莫衷一是。IMF在其2005年《估计中国均衡有效汇率》的报告中指出：即使仅对检验人民币真实价值的模型进行细小改变，评估结果的差异也会高达40个百分点。
　　实际情况也是这样：2005年汇改之初，瑞银将人民币价值被低估的幅度定为20%，而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弗兰克尔所估计的则是接近40%。2010年IMF仍在不同场合指责人民币被完全低估，并认为要求人民币升值30%是符合逻辑的。无可否认，人民币2005年汇改以来已经升值超过30%，而自2012年IMF下修中国经常项目占GDP比重后，人民币汇率低估之声已然下降。反倒是2014年中在北京举办的第六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由于美国贸易逆差不断上升，美方再次抛出人民币汇率存在低估。
　　因此，是否高估逻辑与早前有关人民币是否低估，与低估多少的相似，无论是模型还是国际组织，抑或是市场机构，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讨论都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存在政治因素，很难给出一致答案。
　　第二，经济基本面不支持人民币高估
　　讨论人民币是否高估，还需参考经济基本面情况。从全球经济来看，尽管中国经济不断下滑，去年GDP增速降至6.9%，创25年以来的新低，但其他国家经济同样不容乐观。发达国家中，美国经济被视为一枝独秀，但去年四季度GDP已放缓至0.7%，低于预期。日本、欧洲尽管经济有所企稳，但通缩压力巨大，不得不依靠更大规模的宽松政策。新兴市场国家更是不堪，金砖风光不再，巴西、俄罗斯深陷技术性衰退，唯有中国、印度保持相对高速增长。
　　从贸易情况来看，去年全年中国贸易顺差高达5945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样不支持大幅贬值。尽管全年中国出口为-2.8%，但与主要与全球需求普遍疲软有关。从全球份额来看，中国出口占比仍然是提升的，近五年来，中国是当前商品与服务出口全球排名前五名中，唯一一个全球份额占比上升的国家，且与美国与欧盟的差距在大幅缩小。
　　第三，前期对一篮子货币升值，并非是美元大幅贬值的理由
　　有观点认为，人民币之所以高估，在于自2014年美元强势升值以来，由于人民币对美元保持基本稳定，对一篮子货币走强过多。根据早前公布的CFETS指数来看，截至本轮人民币大幅贬值之前，即11月30日人民币汇率指数为102.93，较2014年底升值2.93%。此外，参考国际清算银行货币篮子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货币篮子计算人民币汇率指数，11月30日上述两个指数分别为103.5和101.56，较2014年底分别升值3.50%和1.56%。
　　然而，以往跟随美元，对一篮子货币升值，是否意味着人民币应该对美元贬值应对？并非如此。
　　一是以往对一篮子货币升值，实际上美元升值更多，并非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高估，不需要对美元一次性贬值以纠偏。
　　二是此时对美元大幅贬值，时点选择风险较大。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无可厚非，但时点选择也关乎风险，需要慎重。在笔者看来，如选择2010年6月重启汇改到2014年美元汇率横盘波动的时期推动人民币汇率参考一篮子货币改革，人民币对美元有双向波动预期，改革压力更小；
　　三是加息落地后，美元未必持续走强。从历史经验来看，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美联储加息后，美元并非持续走强，反而大概率走弱，同时考虑到强势美元对美国制造业与出口的冲击，以及前期强势美元透支预期，美元走弱可能发生；
　　四是切勿自乱阵脚，坐实做空者预期，丧失人民币刚刚加入SDR后带来的宝贵的国际声誉提升。
　　第四，人民币汇率实际上折射经济结构的扭曲，而非竞争力的丧失
　　《经济学人》杂志提出的巨无霸指数颇为风靡。其背景是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对比世界各国的麦当劳出售的巨无霸汉堡的价格，便可以看出汇率是高估还是低估。如根据2016年1月公布巨无霸指数，在美国购买一个巨无霸汉堡平均价格为4.93美元，在中国购买一个巨无霸平均价格为2.68美元，约合17.6元人民币，认为人民币被低估。
　　然而，结合笔者经历来看，中国高端消费品与低端消费品与国外相比价格相差较大，讲述的是不同的故事。例如，奢侈品，如包、手表、化妆品国外价格低于国内；中国的楼价也是奇贵无比；高端服务场所消费价格甚至超过国外；如选择上述标的来看，人民币被高估，有贬值压力。
　　然而，从低端消费与服务而言，中国价格往往又大幅低于美国。例如，一顿简单的沙县小吃，10元以内便能吃饱；而一次非商业区域的SPA，价格也往往大幅降低，甚至远低于美国；可以说，中国的低端劳动力成本虽然近年来有所上涨，但仍相对便宜。如选择上述标的，人民币有继续升值压力。
　　因此，从单一商品或服务判断人民币高估还是低估是片面的。但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另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汇率问题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经济结构的扭曲，而非竞争力的丧失。即高端市场价格过贵，而低端商品与服务仍然便宜，而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并未有很大的高估成分，让汇率更加接近均衡汇率，可以通过改革缓解结构性扭曲，而未必通过名义贬值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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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人民币一次性走向浮动风险难以承受
　　有观点认为，汇率放任自由浮动后便不存在高估或者低估。但结合笔者早前在ECB的经验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当时多种模型测算下来，公认的美元兑欧元汇率为1.3，日元兑美元在100左右，而当前美元兑欧元处于1.1，日元兑美元接近120，市场也没有太多激烈的反应，没有觉得是很不正常。实际上，即便是自由浮动的汇率，汇率高估与低估也十分常见。
　　当然，笔者并非不支持浮动汇率，相反，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必须需要汇率政策更富有弹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能否一次到位，中间的痛苦与风险是否已经准备好承受？
　　可以看到，12月外汇储备下降超千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居民、企业换汇意愿空前强烈，这样的背景之下，外汇储备流失过快与贬值预期过大时十分危险的，容易相互验证，增加做空与资本流出。
　　同时，与发达国家居民财富多元化配置不同，中国当前居民财富仍然单一，对单一货币贬值的风险抵御能力较低。即考虑到人民币国际化刚刚起步，国内居民海外资产如美元资产、欧元、日元资产配置相当有限，人民币资产占比过高。一旦人民币大幅贬值，居民换汇冲动必定空前强烈，容易形成挤兑。届时政策两难，加大干预扭转预期成本更高；重启资本管制，则打击改革信心；另外，从企业来看，中国企业大部分也并未做人民币汇率对冲，大幅贬值对企业冲击同样较大。
　　从这一角度而言，笔者仍然坚持此前观点，此时人民币汇率政策如何决策关乎重大，中国切勿采取一次性大幅贬值的方式应对危机。相反，参考亚洲金融危机时的经验，保持定力，稳定经济基本面，加快改革仍然是防范金融危机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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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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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热线：86-10-
客服邮箱：& & 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之所以长期饱受争议，往往因为正反两方面都有理有据，却又并非全然无懈可击。中国GDP究竟是被高估还是被低估，就是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
& & 近来，由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的最新言论，这个问题再度升温。如果抛却信息不对称或其他原因造成的主观情绪，那么，仅从学术角度而言，高估论和低估论都是逻辑严密的。我们很久之前就被约请参与这个学术讨论，但始终没有给出我们的学术观点。因为结合学理和事实，正反两面都具有说服力，无法轻易得出结论。不过，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我们越来越相信，比结论更关键的是，纠结于这个问题本身是有风险的。探讨这个问题的过程已经表明，对于理解中国经济、评估中国政策和把握中国机遇而言，GDP的指标价值可能正在下降。
& & 低估还是高估，学术探讨尚无定论。简化一下，对中国GDP数据真实性的质疑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讨论。一方面，质疑集中于，统计环节有问题。这方面高估论和低估论都有话说，但就学术严谨性而言，低估论略占上风。
& & 高估论认为，中国GDP统计在地方层面存在严重的虚报现象，然而，这种质疑缺乏足够的学术证据，而且也很难相信这种现象突出存在了30多年并对中国GDP数据造成了显著影响。至于一部分经济学家做出的&另起炉灶&独立统计中国GDP的尝试，我们认为，这反而从技术层面上比中国官方统计更加不可信。无论如何，我们始终不认同由主观臆测主导现实讨论、由道德风险绑架中国问题，从纯粹主观角度去评价中国GDP的长期动态演化，是失之偏颇的。
& & 相反，低估论在这方面更加严谨，他们普遍认为中国GDP统计存在明显的遗漏问题。对于遗漏了什么，存在争议。一部分人认为，地下经济和灰色消费未能进入统计视野;而许宪春在7月2日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中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传统的统计调查方法难以完整采集生产数据，新经济成分被遗漏了。
& & 另一方面，质疑集中于，从名义GDP向实际GDP的转化有问题。这方面高估论占据明显上风。调查统计得到的名义GDP按行业折算成实际GDP，折算因子加权得到GDP平减指数这个全局性的通胀指数。一些学术研究始终聚焦于对GDP平减指数公允性的质疑，由于这个指数产生的过程是不透明的，所以，这些质疑也具有学术上的说服力。高估论学者经过学术研究后认为，中国GDP平减指数被人为压制，进而导致实际GDP增速被拔高了。
& & 从我们的简化分析可以看出，高估论和低估论在学术上从不同方面切入，进而得到了不同的结论。我们认为，两个方面的讨论都具有学术严谨性，由于它们无法彼此形成学理上的正面碰撞，所以尚无压倒性定论。
& & 低估抑或高估，有些事实是确定的。实际上，简单洞察低估论和高估论的学术切入点和推理逻辑后，我们反而可以确定一些事实：
& & 第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崛起是公认的事实，并不会由于对中国GDP的质疑而发生任何动摇。无论高估论学者做何种测算，他们的结论也仅是将过去30多年中国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往下调整一些，调整后的数据依旧大幅高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速和新兴市场平均经济增速。
& & 第二，中国经济增速现在和未来依旧具有相对优势，GDP争论也没有否定这个趋势。
& & 第三，中国经济数据可信性的关键问题不在于主观层面，而在于客观层面。主观上的道德风险在长期中是很难甄别的，而客观上，中国经济数据缺乏足够的体系层次，进而难以彼此证伪，此外，一些重要数据的产生过程缺乏透明度，这些才是可信度不足的根源，而这些客观层面的改进也是可以期待的。
& & 第四，解决中国GDP统计的遗漏问题并非出于&做高&增长率的目标，实际上也很难通过这条路径来提振增长率。对于新经济和地下经济的统计，本就是难以快速完成的命题。而且，即便取得阶段性成果，对增长率的影响也很有限，例如，美国在GDP统计中增加了知识产权投资的内容，而其对1947年以来美国季度增长率的长期提振仅为0.14个百分点，相对于3.23%的美国长期经济增速影响甚微。
& & 第五，中国GDP规模的观念扭曲，中国自身层面的影响远不及国际机构的影响。例如，IMF的数据显示，中国2015年实际GDP的全球占比达到17.24%，甚至超过美国，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是IMF使用了基于购买力平价的汇率折算因子，这个折算因子是3.55，明显低于人民币对美元大于6的市场水平，进而明显高估了中国GDP以美元计价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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