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简介
　　&&&&&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是忠实记录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成就及国家方针政策的唯一综合性国家年鉴,由国务院办公厅、新闻出版署批准并发证，新华通讯社主办，以中、英文两种版本在北京和香港同时向国内各省市及海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开发行。国务院办公厅曾发文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创刊以来，在国内外的影响日益扩大，已成为反映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和建设成就及国家方针政策的综合性年鉴&是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投资中国的权威工具书和重要决策参考。
老区结束土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
　　为了纠正在土改复查中出现的“左”的错误，中共中央于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研究了解放区在土改和整党中出现的“左”的倾向，制定了纠正偏向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深刻分析了解放战争的形势，进一步明确了土地[TuDi]改革的方针、原则和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地主和富农应得的土地[TuDi]和财产，不能超过农民群众。但是，曾经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实行过的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的错误的政策，也不应重复。”要使农村中90％以上的人参加土改，必须注意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TuDi]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毛泽东强调指出：“全党必须明白，土地[TuDi]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TuDi]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会上，任弼时就土改和整党问题作了重要发言。任弼时指出：当时土改中“左”的错误具体表现是侵犯中农利益；破坏中小工商业；对地主乱打乱杀。他要求各地立即纠正这种错误倾向。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会后，毛泽东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问题》。接着，中央重新颁发了土地[TuDi]革命战争时期《怎样分析阶级》、《关于土地[TuDi]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会上作了《土地[TuDi]改革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分析了产生“左”的错误的原因，提出了解决的办法。1948年春，在全国解放战争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共同研究，集中全力进一步解决在新的形势下关于土地[TuDi]改革、关于工商业、关于统一战线、关于新区工作[GongZuo]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问题。从日到5月25日，毛泽东先后为党中央起草了《在不同地区实行土地[TuDi]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TuDi]改革宣传中“左”倾错误》、《新解放区土地[TuDi]改革要点》、《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九四八年的土地[TuDi]改革工作[GongZuo]和整党工作[GongZuo]》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老区和半老区进行[JinXing]土地[TuDi]改革与整党工作[GongZuo]的指示》。中央的这些指示，是在进行[JinXing]了大量调查研究，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土改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些指示下达后，全党进行[JinXing]了广泛的宣传和深入的学习，这对澄清全党的思想，提高全党的政策水平，纠正“左”的倾向，确保土地[TuDi]改革的正确进行[JinXing]，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为了彻底实现土地[TuDi]改革，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后方阵地，迎接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根据中央指示，从1947年冬开始，全党开展了“三查”（查阶级、查工作[GongZuo]、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运动。　　十二月会议后，山东解放区进行[JinXing]了传达和学习贯彻。日到19日，滨海地委在莒南县王家坊前召开土地[TuDi]会议，传达了全国土地[TuDi]会议和华东局的大鲁南会议精神，总结检查了从反特入手进行[JinXing]土改复查和执行“七七指示”中“左”的倾向。会后，开展“三查”、“三整”。鲁南区党委于1月10日至2月27日在平邑县王崮山召开县以上干部会议，检查区党委的工作[GongZuo]，总结前段土改复查中在执行政策上的经验教训。会议提出坚定不移地贯彻群众路线，完成对敌斗争、[ShengChan]度荒、整编和土改等各项工作[GongZuo]。与此同时，其他各区和地、县委也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十二月会议精神和中央指示，部署纠正错误和结束土改与整党工作[GongZuo]。此后，各地对十二月会议进行[JinXing]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学习，并根据中央的精神，将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当作在整个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印发至连、乡一级，联系其他重要文件，向全体党员和干部进行[JinXing]深入教育，因而对土改复查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有了比较明确而深刻的认识，为纠正错误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但是，落实政策、纠正错误是一项细致而复杂的工作[GongZuo]，需要进行[JinXing]大量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同时，在当时的条件下，老区和半老区土地[TuDi]已经平分，要补偿中农利益，处理对地主打击过重的问题也没有现成的土地[TuDi]可以拿出来。因此，在传达贯彻全国土地[TuDi]会议和十二月会议精神的过程中，还只是从思想上弄清了“左”的错误的性质和危害，而要真正实现纠正错误、落实政策，必须结合整党与结束土改在调剂土地[TuDi]中去完成。　　1947年，山东解放区的土改复查由于地主“还乡团”的反攻倒算和党内“左”的错误的影响，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老区需要进行[JinXing]结束土改的工作[GongZuo]。为摸索老区结束土改的经验，华东局领导机关转移到五莲以后，于1948年1月确定以五莲县为华东局土改实验县，抽调华东局机关干部与在华东局党校学习的200余名学员组成工作[GongZuo]团，由张鼎丞负责，在五莲县进行[JinXing]整党和结束土改实验。五莲县的实验从1948年2月到1949年2月进行[JinXing]了一年的时间。在开始阶段，由于对五莲县前段土改复查的不彻底性和党内存在的问题作了夸大的估计，工作[GongZuo]曾走过一段弯路。工作[GongZuo]团到县以后，采取了领导自上而下、群众自下而上的“双管齐下”的方针，在基层则撇开组织，“另起炉灶”，单纯发动贫雇农，整顿基层干部，因而，造成了思想混乱。但这种情况持续时间不长，到3月中旬即开始纠正，提出了“通过组织改造组织”和爱护、教育、团结、改造干部的方针政策。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实验工作[GongZuo]得到顺利、健康的发展。首先是从生产[ShengChan]救灾入手，帮助全县人民度过了灾荒；接着进行[JinXing]纠正错误、落实政策的工作[GongZuo]，改正了对干部的错误处分，稳定了干部群众情绪；然后进行[JinXing]整党；最后是结束土改，划定了阶级成分，补偿了中农利益，确定了地权，颁发了土地[TuDi]证。
　　与华东局在五莲县进行[JinXing]整党和结束土改实验的同时，山东各大战略区、地、县也选择部分县、乡、村进行[JinXing]了实验。如渤海区由从中央来的徐冰、张琴秋、于光远、毛岸英等参加组成土改实验工作[GongZuo]团，彭瑞林任团长，张辑五、徐冰、王文长任副团长，在阳信县张集乡进行[JinXing]了土改实验。同时，区党委还抽调干部组成土改实验工作[GongZuo]团，由段林任团长，曹戎任副团长，在阳信县的何坊区进行[JinXing]了土改实验。胶东区党委于1948年1月派出工作[GongZuo]团到牙前县郭城区进行[JinXing]了结束土改实验。各地土改实验相继在1948年冬和1949年春结束。　　1948年春，在华东局和各战略区以及地县结束土改实验开始以后，面上的整党和结束土改工作[GongZuo]也相继展开。由于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同，整党和结束土改的进度也各不相同。渤海区与胶东区大体在1948年底和1949年春基本结束，而鲁中南区由于敌人严重破坏，有些地区解放比较晚，结束土改的工作[GongZuo]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以后。　　由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对山东的社会生产[ShengChan]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1947年冬到1948年春山东解放区出现了严重的灾荒，尤以鲁中区最甚，生产[ShengChan]救灾是当时的首要任务。因此，山东的结束土改工作[GongZuo]是围绕生产[ShengChan]救灾这个中心进行[JinXing]的。
　　华东局、山东省政府十分重视救灾工作[GongZuo]，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日，省政府颁发《关于生产[ShengChan]节约度荒的十项要求》的布告。华东局一方面连续召开会议，讨论春耕生产[ShengChan]和救灾工作[GongZuo]，确定以生产[ShengChan]救灾为中心安排各项工作[GongZuo]，成立了各级生产[ShengChan]救灾委员会具体负责，要求做到“不荒掉一亩地，不饿死一个人”，“多锄一遍地，多上一车粪，多打一成粮”；另一方面，组织力量，运送粮食，组织农贷帮助灾区发展农业生产[ShengChan]；同时，于1947年10月颁发了“精简编制、调整供给标准、清理资财”三大方案。各地党政军民普遍动员，降低生活与各项供应标准，压缩非战斗和非生产[ShengChan]人员，将大批人力、物力、畜力无代价地支援灾区运粮和生产[ShengChan]。政府对灾区停止一切税收、田赋，实行以工代赈以及生产[ShengChan]克服灾荒。各地大力发动群众纺织、做鞋及从事其他副业。通过以上措施，从而艰苦地度过了灾荒，保证了各项工作[GongZuo]的开展。　　围绕生产[ShengChan]救灾，山东各地开展了结束土改的工作[GongZuo]。日，华东局发出《关于春耕生产[ShengChan]和救灾工作[GongZuo]的指示》，指出，各地在救灾工作[GongZuo]中，要宣传中央的土改政策，以澄清群众思想，稳定群众情绪；要以“不荒掉一亩地”为原则，处理好土地[TuDi]悬案，分配未分配的土改果实；对过去未分到土地[TuDi]的地主要分给他们同样的一份土地[TuDi]，使其参加劳动，自食其力。7月12日，华东局向党中央作出《关于执行中央一九四八年土改与整党工作[GongZuo]指示的报告》，分几种情况安排了山东解放区不同地区的土地[TuDi]改革工作[GongZuo]：（1）老区，继续全力进行[JinXing]生产[ShengChan]备荒。从生产[ShengChan]备荒中进行[JinXing]调查研究，整理党的支部，整理农会组织，按照正确标准划分阶级成分，纠正过去的错误，调整不合理的土地[TuDi]关系，一俟侵犯中农错误适当纠正及土地[TuDi]调整完毕，即可正式宣布结束土改，发给土地[TuDi]证。（2）半老区，继续全力进行[JinXing]生产[ShengChan]备荒，从生产[ShengChan]备荒中有重点地（如每个地委首先选择一个县，每个县选择一个区）进行[JinXing]划分阶级成分与调整土地[TuDi]的工作[GongZuo]。（3）新收复区，应一般进行[JinXing]生产[ShengChan]救灾工作[GongZuo]，并按华东局对新收复区处理地权及其农作物所有权的暂行办法，与对执行上述办法的指示原则（华东局6月18日发），发动群众，适当处理地主富农所倒算的土地[TuDi]。（4）昌潍新解放区，实行减租减息及对大地主与重利盘剥者进行[JinXing]废债，并开展生产[ShengChan]运动与实行合理负担，及从上述工作[GongZuo]运动基础上进行[JinXing]建党建政建立贫农团与农会组织，准备将来进行[JinXing]土改的各种必要条件。
　　7月中旬，原鲁中、鲁南、滨海三个区合并为鲁中南区，下辖7个地委。同时，昌潍成立直属地委。此时，山东解放区设鲁中南、渤海，胶东三个战略区。　　为贯彻落实救灾、整党和结束土改工作[GongZuo]，胶东区党委于7月24日转发华东局《关于执行一九四八年土改与整党工作[GongZuo]指示意见》，分三批安排了东海、西海、北海、滨北、南海五个地委的整党和土改工作[GongZuo]。7月31日，鲁中南区党委转发了《大鲁南会议对各种不同地区今后工作[GongZuo]方针的决定》，对不同地区的整党和结束土改工作[GongZuo]作了部署。　　从1948年3月结束土改工作[GongZuo]展开，到1949年春基本完成，这一时期各地主要做了六项工作[GongZuo]：（1）按照正确标准改定了过去错划的成分；（2）调剂了土地[TuDi]，补偿了中农利益；（3）处理了土地[TuDi]悬案和农作物所有权；（4）确定了地权，颁发了土地[TuDi]证；（5）纠正了对地主、富农处理过重和乱打乱杀的错误；（6）整顿了党群组织，公开了党的支部，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培养了一批新干部。　　月间，山东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整个山东，除济南、青岛、烟台、即墨、福山、临沂、枣庄等数点外，其余大部地区都已解放。解放区人口已达2700万，大体恢复到内战爆发前的状态。其中，拥有1100万人口的老区，经过双减、反奸清算、土改和复查，已基本上完成了土地[TuDi]改革；在970万人口的半老区，也已进行[JinXing]了土改和复查，但还存有一些土地[TuDi]悬案，确权发证尚未进行[JinXing]；在610万人口的新收复区，只是初步进行[JinXing]了土改，但没有进行[JinXing]复查，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在100万人口的新解放区还未进行[JinXing]土改；还有200万人口的游击区和国统区未获解放。这时，济南战役在即，全国战略决战也即将开始，山东解放区不仅面临着繁重的支前和动参任务，而且生产[ShengChan]救灾的任务仍十分艰巨。根据这种实际情况，华东局于7月中旬向中央作出要求推迟土改一年的书面报告，得到批准，于9月1日发出了推迟土改的指示。因此，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山东老区和半老区以生产[ShengChan]救灾为中心，重点进行[JinXing]动参和支前，结合进行[JinXing]处理土地[TuDi]悬案和确权发证，结束土改工作[GongZuo]；新收复区也以生产[ShengChan]救灾为中心，进行[JinXing]动参和支前，并继续进行[JinXing]处理土地[TuDi]悬案的工作[GongZuo]；而在新解放区只进行[JinXing]反奸诉苦和减租减息的斗争，没有进行[JinXing]大规模的土改运动。
:链接中国年鉴，载入国家史册[老照片]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分财产!
[老照片]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分财产!时间：
栏目：作者：神推理有母女三人,母亲死了,姐妹俩去参加葬礼.妹妹在葬礼上遇见了一个很有型的男子,并对他一见倾心.回到家后,妹妹把姐姐...
神推理有母女三人，母亲死了，姐妹俩去参加葬礼。妹妹在葬礼上遇见了一个很有型的男子，并对他一见倾心。回到家后，妹妹把姐姐杀了。为什么？ 点击标题下人民观察关注后回复“1”答案立现 ! 在解放前后，“斗地主”这种特殊的方式是中共领导农村土地改革中必经的一环，它将地主在乡村中的权威彻底打倒，通过分配地主家产给贫苦农民，实现了农民“翻身”。“斗地主”的整个过程主要分为访苦、引苦、诉苦、算账等。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封建性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财产，由乡村农会接收，按乡村全部人口统一平均分配给贫农。” 1947年9月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 这是河北阜平县易家庄的农民在墙上书写土地法大纲。 农民庆祝土地法大纲颁布。 召开斗地主“挖诉大会”。 对地主展开控诉与清算。 山东东营土改过程中贫农控诉、批斗地主情形。 1950年冬广东番禹批斗地主。 1950年10月广东土改委员会成立，广东省1/3的干部、中南局将近1/4的干部都直接参与到大规模土改运动中，在土改运动结束前，土改工作队的成员大约有12.3万人。 发动农民清算地主罪恶。 青海民和县土改中农民妇女与地主面对面进行说理斗争。西北新闻局干部茹遂初摄于1951年。 没收地主财产。茹遂初1951年摄于青海民和县一区二乡。 土改中人民法院召开群众大会，公审不法地主和恶霸。茹遂初1951年摄于青海民和县。 分配没收的地主财产。茹遂初摄于1951年青海省。 1955年，越南共产党进行土改，越南受中苏影响很深，土改大会上还挂着毛泽东头像。在土改中，越共对地主和坏分子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手段，有的枪毙，有的干脆进行活埋。 照片为农民兄弟轮番批斗地主。 枪口下，众口铄金批斗地主，这里任何抗辩都是徒劳（越南）。 地主被当场枪决（越南）。 挖坑活埋地主（越南）。 地主夫妇被活埋，头还留在地面（越南）。 1953年，中国西北某地镇压地主。 烧契约，从此欠地主的再也不用还了。 中国人的“契约精神”和“讲信用”的传统本就不强、不深，经过“土改”这么一搞，中国乡村士绅结构与传统文化荡然无存，留下的是蛮狠无理、流氓无赖的人文精神！ 丈量地主土地，分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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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骨网(www.paigu.com)，我受家母委托，曾给梁漱溟先生送一本书。梁先生那时已老，不见任何客人了。书是由楼下“小脚侦缉队”（居委会）转交的。我看梁住的是木樨地大街22号（或是23号）的高层公寓，叫做高干楼了吧。在当时还是甚为雄伟的，现在也就是一普通的宽敞民房，无甚光彩。当下想，先祖若在世，不过也就是梁先生的地位，不过也就如此。别墅洋房，皆不可能。像南京宁海路、牯岭路早年的那种气势，不知灰飞烟灭多少年了。至于后来又有事到孙越崎爷爷家去，则看到的是一派朴素，家具、装修，如同常人，只是房间宽一些。孙爷爷晚年寂寞，很希望有个什么年轻人去跟他聊一聊。当年他也是做过惊天动地大事、把蒋公气得死去活来的人，晚年却这样平淡，我是很难想象的。再说说我见过的新民报系的创始人，两夫妇也是一样，晚年极为朴素平淡。他们的儿女，都各自有公职，每天忙碌不已。
　　他们固然不能称为“富豪”，但都是没逃台的一批民国时期经济、文化界的佼佼者，当时最豪华的场面，谁没经历过？三十年风云过去，都还健在，已属万幸，哪里有什么金杯玉盏、宝马香车在？
　　古时穷人说富，必是“穿金戴银”，而真正豪门公子说富，只说是戏散了，“灯火下楼台”。富不富，一语可判！
　　49年后，富豪及其后代，大致过着一种怎样的物质文化生活呢？《往事并不如烟》、《上海的风花雪月》、《女特务瓦莉亚》中，多少都有一些透露，以我的经验看，还是比较准确的。纯种马什么的，当是不可能有，不被红卫兵活活敲脑壳而死，就已经要感谢上苍。他们身上残存的富贵气质，莫不如说，在生活的品味上体现得更多。在五、六十年代“革命方兴、人民当家”的时代，也有一些缝隙，可以过一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这又是后来人很难想象的。
　　关于1949年去留的问题，看来是诸位年轻朋友热衷于讨论的问题。由于受了伪自由主义学者的影响，好多朋友似乎是认为那时的精英人物，智力都有问题，一边是铁幕，一边是自由世界，不跑还等什么？后来他们全体的“沉陷”，完全是咎由自取。其实不然。1949年那时候，国家的形势，绝对不像“马后炮”的伪自由主义学者现在所说的那样。那时候，家母尚且年轻，大学毕业后曾短暂地去过香港，她后来对我说，那时的香港，土里土气，几乎等于乡下，哪里能与大上海比？跑香港，只能是万不得已的选择。台湾，则一水之隔，风雨飘摇，连蒋公也不相信能守得住。海南岛一失，台湾如大厦将倾，官民一时间都惶惶不可终日。加之国民党溃退时，又是一派穷凶极恶之相，溃兵们对小商业者多有掠夺，对民族企业也屡欲施以破坏，留下的最后形象非常恶劣。所以台湾那个火坑，是个明智的人，就不会去跳。至于美国、英国，固然是西方乐土，我辈应前仆后继地前去投奔，但语言问题，习俗问题、财产转移问题、能否开拓事业的问题、有无奥援的问题，是每一个“成功”的富豪们不能不想的。离开故国，不是说走就走那么容易。比如说，现在的国门就是大开的，而我看发牢骚的年轻人有不少，那么，你们为何不走呢？一个人出去闯荡，尚且要思前想后，要有充足的银钱打底，何况一个工厂，一个产业、一个集团的跨国迁移？
　　再者说，上个世纪的上半叶，国人（包括富豪）中的绝大多数还是爱国的，是民族主义者，只要国家富强就好，谁也不是国民党的死忠分子，为何又要远离呢？
　　那时的中国，是充满了变革的希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是一个党派一个阶级之功，而是各阶层、各有关党派共同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的国旗，上有五颗星，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个小星则代表参与建国的四大阶级，一、工人阶级，二、农民阶级，三、民族资产阶级，四、小资产阶级。这第三个阶级，就是现今所谓的“民营企业家”、过去所说的“民族资本家”。无论在建国之初的“共同纲领”内，还是在当时中央政府的内阁部长中，民族资产阶级都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说，新中国开国之初，并没有要将民族资产阶级斩尽杀绝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反而是国家的主人翁之一（即使着仅仅是个说法吧），民族资本家为何要跑呢？战乱结束后，国家还是要建设的，且当时国家的痼疾（兵燹、匪患、娼妓、烟土、地痞、恶霸、拆白党、租界等）正在被逐一清理，很多中国人都有一种“今日得见黄河清矣”的兴奋感，国家、民族也确实是一派向上的气象。“富豪”们选择留下，我认为并没有什么错误。
　　至于后来逐渐发生了一些问题，则是当时的大多数人不能预料的。有些问题，比如“文革”这样的动乱，连共和国的主席都不能预料，那么，我们怎么能苛责民族企业界的精英呢？
　1945年抗战胜利，国人熬了八年，终于等来云开日出。江浙一带的富豪，八年中基本都将产业撤到了重庆，与国家共荣辱。“8、15”以后，避难的富豪们又面临“复员”的问题，千里长江，将机器、人员、财产运回江浙，谈何容易。时间紧迫，流民思归，船只紧张，甚至雇木船回来的也有，又历尽了不知多少艰辛，耗费不知多少心血，打点了不知多少关卡，才得以成行。富豪们——我指的是旧中国的民营资本家，在那时要想维持一份产业，可说是战战兢兢、惨淡经营，不仅受日酋侵略的威胁，也受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营资本的挤压与吞并威胁，哪里有什么心情夸富？又怎能飞扬跋扈地骑洋马、喝洋酒、包飞机？
　　光复后，富豪们一心以为重开天地，可以大展宏图一番了，却不料国民党处置战后经济极为不当，“劫收大员”满天飞，借没收“敌产”之名中饱私囊，这种蠢举使这个政权顿失民心。内战起后，蒋管区物价飞腾，当局又强迫民间上缴黄金，兑换成一钱不值的“金元券”，百姓买几根油条都要拿成捆成捆的钞票，新疆银行更发行了人类史上罕见的“亿元”大钞。整个经济呈现崩溃之势，神人也无力回天。民营经济在这种背景下，不知出路何在，心头只有愁云惨雾。因此民族资本家这个阶级，在内战时，多持观望态度，只盼望尘埃早日落定，大多没有跟国民党共进退，甚至有“国民党早点亡了也好”的心态，可谓不足为奇。
　　先祖的产业，遍布华中、华南，产业范围涉及机器制造、电力、煤矿、纺织、金融、交通等等，内战时只能维持不垮，已经谈不上赢利或发展了。各重要城市易手之时，国民党特工机关都曾有毁坏工厂设备的图谋，于是“保厂”又成为头等大事。先祖心劳日拙之状，可想而知。所幸工人此时与资本家的利益基本一致，因保了厂才能有饭吃，所以“护厂队”大都起了重要作用。这方面，中共的地下组织也作了很多工作。
　　1948，大军如狂飙席卷，国人是看了一场大戏。现在的伪自由主义学者论及此，总不免惺惺作态，似乎是什么“铁幕降下了”之类。实况却不如此。当时家父在北平读研，家母在南京本科快要毕业，平津战役一起，被隔在了战线两边，但邮路还能通。家父曾向家母介绍“解放了的北平”之一般情况，说一切正常，市面平安。战线另一面的整个家族为此悬着的心才稍定。接着1949年4月，大军又投鞭长江，进占南京。先祖当时正在香港处理事务，家母在南京，又写信告之，说解放军秋毫无犯，南京只响了一夜枪，就“解放”了，一切正常。
　　江山底定后，共产党待先祖并不薄，无论是新中国的建国方略，还是当时中共面临的实际问题，都还是需要民族资本助一臂之力的。名份、待遇都有，中共高层对知名的资本家是礼遇有加的，也能非常虚心地听取建议。建国之初合衷共济的景象，还是值得怀念的。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只要不是官僚资本，不是买办（外企的中方人员），资本家还是属于“人民”，是所谓开明的“民主人士”。甚至连“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都是民主人士坚持要用的。谁也不会想到，资本家有一天会不属于人民，甚至成了人民之敌。
　　那时，青萍之风尚未起。除了恢复生产、摆正新的劳资关系之外，并无异常。
　　对于早年间的工商业者，不能一概而论，因资产有大有小，出身也有很大不同。从民国以后，这个阶层渐渐壮大，1927年蒋公定鼎南京后，有个“十年建设”的黄金时期，尽管国外资本与官营资本异常强悍，但民营工商阶级在短期间内仍是蔚为大观，直接影响了时代的潮流和社会价值取向。
　　由于多年的“阶级仇恨”教育，与改革开放后部分先富者“为富不仁”的劣迹，现在的一般人，无论老少，多认为旧社会资本家挣的都是昧心钱，腐化堕落，无恶不作。在1949年以前的工商业者中，确有一小部分人的作为令人不齿，但那多半是做投机生意的，依附权贵，囤积居奇、买空卖空，花天酒地。茅盾先生的《子夜》，剔除其中一些意识形态偏见，大多还是有所本的。
　　而真正做实业的一大批人，则另有胸怀。他们精明、勤俭、深明民族大义，是时代从封建社会转型到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一批民族精英。他们的来源，一是来自底层，苦干而出头。一是来自知识界，期冀从商以实现人生报负。他们，都是扎扎实实的实干派。那时候与现在不同，那时的“高干子弟”没有多少下海经商的。无论满清遗少，还是北洋官宦子弟，都差不多，在老北京捧捧坤角儿、偷卖家当、吃喝嫖赌……败光了家底拉倒。认真去从商的，不多。
　　当其时，尤其是由知识分子而从商的，包括“海归派”，有一批人是非常年轻的，深受“五四”思潮影响，以富国强民为任，走的是实业救国路线。可惜，这批资产阶级实业派精英生不逢时，发展羽毛未丰，就遭逢外敌入侵，国家军队不能守土，家业千里流亡，多半损失惨重。而本应代表他们利益、保护他们生长的上层建筑，偏又是个“一世而亡”的混帐政权。中国的工商资产阶级，在抗战结束后的三年，实际处于“孤儿”状态，与当时政权的“共生”联系很单薄。据说“四大家族”中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只是党务巨头，没有什么钱。那么有钱的，就剩下“蒋、宋、孔”三家，全是联姻，逃窜之前还不忘搜刮黄金。以一家之利，拉上整个国家垫背，无廉无耻，莫此为甚。无怪国共交锋时，蒋阵营下层流行的一句话是“国民党不亡，没有天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本来很早，有先发之势，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共和执政，但不幸政权先丧北洋之手，后遭蒋氏胡来，错失了实业强国的大好时机。民初以后生成的中国资产阶级，也就注定了他们的悲剧命运，先是在战争夹缝里生存，后又莫名其妙地消亡，并长久背上了耻辱的名誉。其后代，更是无辜地历尽艰难与屈辱，怀着终身挥之不去的伤感。
　　至于我先祖在1949之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物质生活，我不敢多言。因我是出生于“红旗下”的，又未见过先祖本人，所以不敢造次。我家里曾有几大本相册，里面有一些老照片，可传达出一些信息。先辈虽富甲一方，但那是股份公司资产，不是个人帐户存款，两个概念大不相同。先祖为人淡泊，鄙视享受，基本可以说是布衣蔬食。从照片上看，办公室、会议室的格调，与八十年代前我们的乡政府差不多，奢华用品一概没有。先祖是卧薪尝胆，借钱创业，一手一脚干出来的，所以也严格约束子女不得奢华糜费。
　　但这并不等于他是个“土老帽”。他对国家经济建设的思考，对公司管理理念的归纳，在现代中国可说是“前无古人”，至今仍不过时。他的公司经营所涉行业之广，至今中国没有一家民营公司可及。
　　唯一我从照片上看到的奢华之物，是公司配给的一两黑色轿车，究竟是“雪铁龙”，还是“福特”，因看照片时我年纪还小，故不甚了了。就是那种有很宽的车轮档板，车后面背个轮胎的老爷车。
　　先祖忧国忧民，笃信“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所有子女，都嘱一定要学理工科，以期用科学技能报效祖国。
　　由于文化意识形态长期对“资本家”的丑化（包括文学、电影、戏剧），可能我们有人至今还是认为，所有的资本家都是敲骨吸髓的黑心狼。当然，这样的老板在旧社会固然是有，但并不能代表全体工商业者。那时，先祖十分关注下属特别基层员工的收入与生活，以荣辱与共的理念来加以凝聚，拔中层干部于普通员工。1949年后，因战乱日久，国家政权变更，融资体系青黄不接，市场疲惫，公司业务萎缩到最低谷，眼看要发不出工资来。先祖曾为此忧心如焚。哪里会像文学人物土财主“周扒皮”那样，以“半夜鸡叫”来压榨劳动者呢？只须想想，只要是个有抱负的企业家，就会注意爱护员工，留住人才，哪个能把自己的员工当敌人？就连老北京店铺掌柜的，都知道要厚待有一技之长的伙计，更何况现代的企业家？“杀鸡取卵”、死命剋扣员工的小老板，我近年来倒是屡屡见过，不过一些庸人而已，活活是巴尔扎克笔下的笑料。也许是工商传统中断得太久了，所以，现在的有些人都不大懂得做买卖的基本原则了。
　历史是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自从胡适先生提出这一观点，人们没有不认可的。言说历史，最容易有强烈的爱憎。治史者，有时冲动起来会蒙蔽真实。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人人都知道这是一面能讨好观众的旗子。于是，各种尘埃中的人物，被掘出来打扮登场了，陈寅恪也成了“自由主义斗士”，顾准也成了“自由主义先知”，李慎之也成了“自由主义普罗米修斯”。但是我不信。他们这类人，几乎与自由主义没有什么渊源，一度不合时宜的人物，不一定就是自由主义土壤上长出的蘑菇。自由主义一泛滥，大家就把问题简单化，对于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悲剧性命运，也是如此。但我自是要尊重历史，有一说一。尽管，在“自由主义”大卖场盛行的今天，不断有年轻人嘀嘀咕咕，说“公司合营”是将私人资本“投畀豺虎”，是国家吞掉了私营企业。但历史远不是这么简单。中国的民营资本家，确实是在公私合营后消亡的，这是大不幸。但这不幸，几乎是命定的，他们当时纵有三头六臂，也跳不出这历史的八卦阵。
　　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中共在进城之前，已有了清晰蓝图。与“纯粹的社会主义”苏联不同，设计中的新中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允许有私人资本存在。对中共革命与苏联不合的种种举措，斯大林甚为反感，曾经讥讽毛泽东为麦其琳式的马克思主义者。麦其琳，就是人造奶油，意谓假货。可见，中苏革命方式，还是大有差异的。建国后，中共没有像苏俄那样，剥夺民族资本家的产业，强迫资本家去劳动，而是让资本家生意照做。至于“纯粹的社会主义”，留待将来再说，将来能有多远？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说过不同的期限，计有“十五年”、“二十年”和“二、三十年”三种说法，总之不着急。
　　1949年的私营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份额是63.3%，举足轻重，中共显然不会蠢到要一锤子把私营企业砸烂。立国之初，国家强制没收的，只是官僚资本和敌伪财产，把它们直接转变成国有经济，当然，这部分资产很重要，直接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这时候，中共与私人资本双方，还是处于和谐的“共存”状态。中共是用国家资本主义方式与私人资本打交道，向私人资本订货和提供原料，按“市场经济规则”办。
　　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私营和个体经济都将在国有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持其发展”。白纸黑字如此，事实上也大致不差。从开国，到1954年，中国在经济上是国有经济、合作社经济、农业和手工业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这个格局，我们现在的人，太熟悉了，与90年代以来的经济结构差不太多。这一时期，政府对私营和个体经济的政策，不过是“利用、限制、改造”而已，绝没有“剿灭”这一说。日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是一个具体的限制性法规，包括“行业自律”什么的，总体上还属于理性范围。唯一留下灾祸伏笔的，是监管措施中还有一条，就是“群众运动”。现在的人，连小孩都知道了，中国的群众是万不能“运动”的。自建国以来，只要群众一“运动”，其结果，没有一次不是伤了民族元气的。这个问题，先按下不表。
　在我们中国，有些事情，古代怎么样，现代还是怎么样，是有迹可循的。有些新派学者，老觉得中国古代的招数不好使了，搬些欧美的兵器来，在实际上一用，没有一个不碰得头破血流的。我年轻时是狂热的社会主义者，曾看过莫尔的著作《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两部空想社会主义的煌煌经典。欧洲的绅士们确实是可爱，想得可是美，摩尔幻想，在将来的“理想国”里，城乡没有对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平等，达到和谐，一到假日里，城里人就悠哉游哉，结队下乡去帮助农民干活，一路有言笑。这简直是贵族的郊游图了。可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凡“缩小三大差别”的各类举措，如知青下乡、五七干校、城镇工人回乡务农等等、无不搞到怨声载道，苦不堪言。那些欧洲人，你能相信他们的鬼话吗？对“商”这个阶层，我国儒家社会历来实行“抑制政策”，即“重农抑商”。据说古代商人的儿子不得参加科举，穿戴制式也有限制。所以富固然是富，社会地位还是卑微。这些举措，是有些过分，但是适当“抑制”是对的，你不抑制。商人就要抓狂，给你搞出乱子来。你让他们夹着尾巴做人，他可以就做得很优秀。
　　在1950年，资本家阶级就是处于被适度抑制状态，他们从总体上来说，很驯服。知道世道已经变了，能让做生意，就已很不错了，时代在前进，他们身上有“原罪”，必须要表现好好的。从这时起，资本家阶层，都多少有了一些“赎罪”意识。这一年，他们的社团与政党积极做了如下几件事情，学习宣传国家政策法令，进行自我教育；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参加政府组织的物资交流活动；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参加土改。这都是当年几项最时尚的活动，资本家不甘人后，有的还做得比较超前。就拿投入抗美援朝来说，现在大家只知道豫剧名伶常香玉捐飞机，殊不知，当年的中国资本家为国不知捐了多少飞机、大炮、坦克与高射炮，现在的媒体却一概不提了。历史就是这么可悲，“资本家还能爱国吗”成了永久的思维定势。
　　以当年的天津工商界为例，1950年11月。仁立公司总经理朱继圣提出捐献“仁立号”飞机1架，同时提出捐献6个月超产部分产品15％的利润，一语惊人，商界哗然。紧接着，李烛尘代表永利、久大捐献“永利号”飞机1架；孙冰如代表寿丰面粉公司捐献飞机1架；毕鸣岐等人的进出口公司捐献飞机5架。董少臣的五金同业公会捐献飞机2架……。青年企业家刘绳武结婚不久，即将结婚戒指捐献，其他如杨天受、陈锡三、宗德淳、王云鹏、齐业五等也都踊跃捐献，掀起工商界爱国的首个浪潮。后天津工商界普遍开展捐献活动，共收到捐款人民币(包括利息)227，692，520元，全部转交抗美援朝天津分会；另有民建会员所在企业或同业公会捐献飞机16架、大炮2门、高射炮2门及现金2，924，650，000元(以上均为旧人民币)。为支援志愿军，天津工商界还开展劳军运动，赠送大量生活必需品和食品到前线慰劳将士。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慰问品占天津全市慰问品的一半。说资本家不爱国吗？看这情形又说不通。我看，起码他们还有爱国的一面吧。
　　如果历史都照50年这样下来，中国的资本家，后来可就洪福齐天了，国家和老百姓也都幸甚，不至于到70年代末买手表、自行车、肥皂、火柴还要凭票券。电视机、冰箱在中国大概早也就普及了。可惜，天不遂人愿，我们国家那时候要建独立的工业体系，美中交了手，美国绝不可能帮助我们，我们只能死死靠住苏联，以计划经济立国，以求迅速强大。这一来，委屈了的，首先是农民，然后就论到资本家。个中原因，意识形态根本不是主要的，决定命运的，是经济的铁律
自从伪自由主义盛行以来，在对历史的评价上，我们这里流行“大翻盘”，即，过去说好的，现在统统说不好就是了。现在的不少年轻人，对进城之前的中共，充满了蔑视，动不动叫一声“土八路”。似乎是一群乌合之众一不留神，就拿下了江山。但我不这样认为。在夺取政权的战争中，中共的武装人员，主体是农民确实不假，但中共从创建之始，其高、中层干部，却都是知识分子。应该说，这批知识分子，在当时是一批目标清晰、意志坚定、务实和非常懂策略的人。否则，数万之众怎么能从封闭的山沟里杀得出来？
　　十年前，我曾在南京宁海路一带徘徊，发现当年达官贵人的老宅院，至今仍保留着“文化积淀”，神韵犹在。这让我感叹不已：这样的一种优雅、富贵与权势，怎么可以想象，竟是被数千里之外一群赤脚烂衫的“泥腿子”给拿下的？仅仅说是依靠道义与人心，恐怕还不足以成事，其中，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的策略和严密的组织系统，可能才是制胜的法宝。
　　然而进城以后，情况大不相同。没有了强大的敌对力量，不需要再争取中间群众，没有谁再能制衡执政者了，也就是说，可以随心所欲了。所有的政令一出，全是一片叫好。过去需要小心争取的民众，现在则成了驯服臣民，过去直接影响战争力量消长的民意，现在可以忽略不计，而且也没有通畅的渠道可以上达了。批评消失，颂歌盈耳，这种环境对执政者来说，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在这种“无限自由”的状态下，发令者最容易做蠢事，弄不好，会有塌天的大乱子。
　　建国之初，过去的民意基础非常牢固，清理旧政权的残余，创立新社会的规范等等举措，又给执政者增添了“救世”色彩。那是一个豪迈的时代，但在凯歌行进的同时，悲剧也同时在上演。几乎在军事行动基本结束的同时，中国就开始了一个又一个的“群众运动”。我认为，这种超越法制，不要政策约束，在笼统含糊的号召下，以发动群众为手段造成巨大政治压力的大规模整肃运动，对我们民族心理的伤害，是最大的，远超过经济失误与文化控制。
　　在过去，发动群众，是陷蒋氏于汪洋大海的办法。而后来，几乎每一次的“群众运动”，伤害的都是自己人，是一大批本来已经表示真诚拥戴的民众。历史就这样令人不可琢磨：你说，一个牧羊人，为什么总要跟自己的羊群过不去呢？
　　从1950年起，就不断有思想文化界的“运动”，有的还要人人过关。比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运动”，要求批判崇美恐美思想，清除剥削阶级思想残余。这还仅仅是虚的，实际动作的也有，比如土改、“镇反”、肃清反动会道门等等。这是一系列的清理旧社会基础的运动，其正义性，在当时不可质疑，但在法律之上的这种整肃，没有不超范围的。现在看来，其中的过火行为、扩大化、违反政策、冤案也是有的。不过一笔旧帐，无人再理会罢了。
　　在我看到的公开史料中，关于土改中农民群众的过激行为的记载很不少。在斗争地主分子的场合，常有群众要求将地主和富农分子当场打死。对这种失控状态，土改工作队在多大程度上能防范、制止、纠正？很难说清。历史的冤案或“扩大化”，往往对象是当时“公认的罪人”，是在一个“国人皆曰可杀”的氛围下，才会大量发生。
　　本来，已经很驯顺的民族资本家阶级，不属于地主或国民党军政人员这类“旧社会基础”，完全可逃过一劫，并且起码可在几年甚至十几年内平安。但是，造化弄人，祸福不可说。“五星”中的这颗星，竟是解放后第一个遭难的。
　　遭难的背景是，在野党执了政，土包子进了城，有人会腐化。这是规律，毛泽东早就担心，在延安他就激赏郭沫若先生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怕共产党成了李自成，坐不长久，于是在这方面很警觉。
　　1952年，民族资本家们万想不到，一场大难临头了。祸起哪里？个别的腐败官员。元旦那一天，资本家们惊闻一声号炮，一个要让他们心胆俱裂的“运动”开始了。
　这个狂飙突起的运动，实际是两场并在一起的运动，发动时间前后仅仅相隔24天，结束于半年后的同一天。打击对象，一为党内腐败分子，一为民族资本家中的“五毒分子”。
　　我出生于1952年，这一年，风云突变，给我的一生留下终身的胎记。这一年的元旦，毛泽东号召：“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此为“三反”运动。从公开的文件与媒体上的舆论看，这个运动无可非议。一个缺乏有效制衡和廉政机制的权利结构，必然要发生贪污腐化，很难避免。其腐化的“冲动”与顽强，已不是道德力量、舆论力量与纪律法规可以束缚得住的，而且有普泛化和越演越烈的趋势。我们现在的人，应该非常能够理解，对于贪污腐化，不要说开展“三反”，就是开展“十反”、“八反”都是应该的。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反”是以什么方式来反？脱离了法律的框架，“反”会有什么样的伴生效应？
　　当时，整个政治机制的行动相当快，1月
4日，中共中央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发布强硬指示，内容为：限期（例如10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拖延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1月5日，周恩来因政务院实施新税制（公营、私营一律平等纳税）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认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违背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是周恩来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错误。于是，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说：“民族资产阶级有其进步的一面，还有其黑暗的一面”。这是在巨大压力下的一个表态，预示着中共与民族资本家阶级的关系开始发生本质变化。
　　9日，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作三反动员报告，明白提出了“运动”的宗旨，他说：“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是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也就是对资产阶级三年来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猖狂进攻，来一个坚决反攻”。这种定调，熟悉“胡风案”和“反右”运动的当代人，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官员的腐败问题，责任在资本家身上了。三年来民族资本家的“艳阳天”结束了，这颗曾经是“五星之一”的阶级，成了敌对的力量。
　　那么，官员的腐败到了何种程度，使得中共高层发了这样的雷霆之怒呢？情况在报告中有所涉及，大致如下：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用造假条子的方法，贪污7亿。铁道部卫生局副局长蔓焰与人合伙私买鸦片、私造吗啡50公斤。还有人民银行总行视察团到河南视察工作时，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用了二亿五千多万元的招待费，招待人员一百多人，用了一百多万元的炮台烟，和一千多斤苹果，一千六百多斤香蕉、梨、糖、瓜子。……贸易部去年向苏联订购治口蹄疫的药品“三”吨，由于拟稿者的官僚主义，误写成了“三百”吨，各级审稿、核稿、批准的负责干部，也不加思索，照例签名盖章，结果多买了二百九十七吨……财政部工程师夏茂如已自动坦白出五人集体贪污三亿四千万元，他一个人分了一亿一千万元。此外，报告还特别提到1951年发现的贪污犯刘青山和张子善。后来运动在高潮时，就拿他们两人祭了刀。讲话发布后，全国的国家机关，立即开展了三反运动，声势惊人。
　　打贪官，反贪污，看起来是经济领域的事情，实际是纯粹的政治斗争。内部出了问题，怀疑是敌人所为，这是战时的一个普遍思路。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和海南的“地下学联”冤案，都是这一思路的悲剧结果。这一次“三反”、“五反”是发生在和平时期，台湾不可能派人来搞腐蚀拉拢，于是，确定民族资本家中间的部分人是头号敌人，罪无可逃。1月26日，中共向全党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全国工商界立即开展了以打击资本家“五毒活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内容的五反运动。
　　运动来势之猛，惊天动地。
2月1日，最高法院临时法庭在北京举行公审大会，判处畜产公司副处长薛昆山和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死刑。10日，遵照最高法院命令，河北法院组织临时法庭，公审贪污犯，由河北省广播电台向全省播放大会实况。河北法院临时法庭判处35岁的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37岁的副书记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全部财产。两人毙命后，“五反”从大中城市迅速推向全国。资本家，人人都要过筛子。
　　既然是敌人，就要有“国人皆曰可杀”的罪证。
2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奸商王康年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揭露上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大量盗窃国家财产，骗取定货款旧人民币11亿元，而且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做投机生意。还有一些奸商从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拾取腐烂棉花，做成含有大量化脓菌、破伤风菌的救急包，还用坏牛肉做罐头，用发霉的面粉做饼干，用坏鸡蛋做蛋粉，以高价卖给志愿军。社论说：“这些奸商用志愿军的血喂肥了自己，在几乎使人不能置信的强盗式交易中，获得暴利。”为此，上海市长陈毅怒斥上海不法资本家是“五毒俱全”，“毒气熏天”。
　　公开史料，就是如此，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样的罪行，触动了人们最原始的“正义感”
。成千上万淳朴的人民投书报社，称“五毒”资本家是“最可恨的人”。民族资本家，无论毒不毒，其形象一落千丈，几乎是人人喊打。
　　“三反”、“五反”运动的具体程序，形式上是照搬土改——派工作队、发动群众、开斗争会、审查、勒令交代、退赔，触犯法律的判刑。
　　现在来阅读公开史料，看到的不过如此。说资本家“吸血”、“残忍”、“没良心”，一点都不冤枉。“五反”打压了一下资本家，也是天经地义的，非常符合民意。但是，这些“罪证”的可靠性与运动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其中，有一些是禁不起“钩沉”的。
　　如果我们把帷幕拉开一角，就会大吃一惊：原来后来“反右”、“文革”的运动模式、思维方式与“斗争方法”，在“三反”、“五反”中，全有端倪。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前有“五反”，后就必然有“文革”。在“三反”、“五反”中，某些工作队表现出来的粗暴，违法和非理性，很难让人把他们与进城时的文明之师“老八路”联系起来。
　　根据史料。从1952年的1月9日到当年的6月30日，“三反”、“五反”运动进行了整整半年，其间，“有900万人投入运动，其中有贪污行为和占小便宜的，占总人数的24%，经最后核实定案并给各种处分的，占总人数的4.5%。”这里所说的“900万人投入运动”，我不能详解其意，撰稿人在这里似乎有点皮里阳秋，我分析当时参加运动的应该是全国人民，即使农村人不参加，老人孩子、家庭妇女去掉，也得有几千万人参加运动，怎么可能才区区“900万人”？这大概是指，有900万人被过了筛子，接受了严厉的审查或批斗。其中有涉及经济问题的官员，也有民族资本家，如果各占一半的话，那么，就有400多万资本家“接受了考验”。
　　还有，关于运动结束的日期，也另有一个说法，即——“1952年4月公布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指示》。10月党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三反”和“五反”运动胜利结束。”那么运动应是结束于10月份。
　　可是关于上海市“三反”、“五反”的结束日期，又有如下记载——“至～21日，上海市政府和市协商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宣布“三反”、“五反”运动结束。”
　　我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深感历史的错综复杂，仅仅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运动结束日期，就没有统一的说法，那么具体的历史进程，就更不能一语概括了。
　　这场大火是怎样引到资本家身上的呢，这一点倒是有据可查。毛泽东在《元旦祝词》中发指示，要求“三反”，那时“三反”已是大势所趋，只不过需要一个权威声音来显示决心罢了。早在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这是个一般性的运动，可是此运动一展开，揭了出大量的贪污盗窃问题，这类问题，又查明党政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者难辞其咎。因此，中共在日和8日分别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必须把“三反”看作像“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重要，还特别强调了要“大张旗鼓地”发动广大群众。
　　1月4日的“限期令”下达后，1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宣称“民族资本家也有黑暗的一面”，那是在一个题为《“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中提到的。他的报告，主要的用意，还是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参加“三反”。
　　到此，正式的“三反”不过才几天，但是，激进革命家自法国大革命起就有的“斗争”特色就显现出来了。据史料记载，“一些单位陆续揭发出私人工商业者的贪污、行贿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为此，中共于1月5日发出了《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而读到这里，我很犯糊涂——私人工商业者的企业或产业，都是自己的，那么何来贪污？难道是自己贪污自己？
　　估计情况是，在解放前的一些企业中，“蒋、宋、孔”等家族，与国民党的大小官僚有一些股本在里面。政权易手后，股本是无法撤走的，遂被中共接管，这部分官僚股本成了新中国的国家股本，是为“公股”。由政府派出“公股代表”常驻企业，与企业主“共同商量工作”。企业的主导权，还是原资本家的。所有制结构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可能指的就是这一块。那么，在这种合营前提下，资本家就有可能利用管理权上下其手，搞点贪污，少给公股分红。事情是否如此，有待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时，“资本家违法或行贿——官员贪污”的因果链，已经形成。高层对这样一个重大社会问题的分析判断与应对决策，从前后日期看，大概仅有约10天时间。这确实战时遗留下来的习惯，即“兵贵神速”。
　　但“三反”、“五反”毕竟不是打仗，资本家阶级也不是国民党军。这样一声号令，万炮齐发的运动形式；这样以宣传舆论影响老百姓的判断能力；以“限期发动，不动就撤”的空前严厉命令下达任务，其结果，会是怎样？
　　我只知道，老子说过：“治大国，若烹小鲜。”为何治理大国要小心翼翼？老子没说，只是给了结论。可是，我们往往忽视古人的智慧。近代以来，国家因积弱日久，从清末的士大夫，到革命家，到人民群众，无不有一种急躁情绪，企求“毕其功于一役”、“天翻地覆”。在我们当代的汉语里，又多少关于“快”的词组、成语、俗语，在高频率地被使用。“加快步伐”、“一年大变样”之类的政绩口号，直到现在还很有生命力，成了官员的常用语。可是，我们真的因此走得更快一些了吗？不见得。
　　在政治高压、舆论轰炸、超越法律等等一系列操作之下，对一个正在为新社会提供较先进的生产力、积极参与社会正常生产和流通的阶级，进行有罪推定式的排查、打击和侮辱，其灾难性的后果可想而知。民族资本家（包括小工商业者）在自己参与建立的国家中，最悲惨的一幕拉开了。
　　一个社会，按职业特色、社会分工、收入水平、文化习俗分为若干阶层，或者叫做阶级，这在文明社会里是不可避免的。阶级的消亡，也就是老祖宗所设想的，一个人既能当钢琴师、又能当建筑工人的理想社会，能否实现，现在成了一个问题，我们且不去探讨。现在要说的是，社会有了阶级，就会有一些不平等，这也没有办法，因为社会不可能把最好的机会给予所有的人。“文革”曾经标榜要“缩小三大差别”，其中之一，就是缩小阶级差别。但其举措，直闹到天怨人怒，没有多少人愿意再去尝试了。
　　那么，我们在承认阶级是暂时消亡不了的情况下，最好的“缩小阶级差别”的方法，应该是提倡互相尊重，搞“阶级调和”。如果把某一个阶级宣布为敌人、劣等人、低贱的人，而把另外某一个阶级美化为神圣的人、高尚的人、没有瑕疵的人，那么，这个社会就必然充满怨恨、仇视和歧视。结果就是一部分人的幸福与尊严，是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屈辱和痛苦之上。对一个公民的社会评价，不是以他本人的业绩、能力、道德水准和守法情况为依据，而是根据他出身于什么阶级。这种看问题方法，拿到现在来，人人都会耻笑。但是，我们过去就曾经有过。
　　其实，在同一个阶级里，既有良民，也有道德败坏者甚至犯罪分子，这不奇怪。俗话说：“龙生九子，各个不同。”何况是有思想意识的人？评价一个阶级，不能简单化。当然，某些阶级或阶层的人，经济、文化地位不高，全社会都有责任去帮助他们提高。但是如果把他们神圣化，那就无异于埋下了其他阶级总有一天要为此无辜受难的伏笔。现在，在网上，“民工兄弟”就是一个被神圣化了的阶层。我就不主张这样，我只愿意具体地去谈论关于他们的处境与待遇。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民族资本家阶级从一个整体上被“妖魔化”，列为地主、帝国主义势力、官僚主义资本主义消亡以后的“头号敌人”，这个阶级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我懂事的时候，应该是在6、7岁之间，其时为年。记得那时小孩子也会唱“社会主义好”，里面有一句是“社会主义江山人民保，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我还曾看见附近科学研究所里的大人们在挥舞用被面做的大旗轰麻雀。还有就是，在露天电影场，《咱们村里的年轻人》放了不知多少场。而“三反”、“五反”开始时，我还在母腹之中，因此我不可能有亲身见闻之类来满足大家。
　　谈到”三反”、“五反”的成果，从公开的史料里看，一般是这样说的——“三反”、“五反”运动狠狠打击了不法资本家和蜕化变质分子，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纯洁了党的队伍。那么我今天就来引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字，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看一看，当时的“运动”采用的是什么方式与手段？这种方式与手段，能否达到教育资本家守法与纯洁革命队伍的作用？
　　当然，完全客观的描述，是不可能有的，所有的叙述人，都是有七情六欲、有其看问题的自身立场的。但是下面要披露的一些回忆文字，是身份与地域都完全不同的人，他们的遭遇，是否彼此之间可以印证一些我们不应该回避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当时是怎样对待“三反”对象的（也就是党政机关里被怀疑有经济问题的干部）。我“请”来的第一个回忆者叫胡兰畦。胡兰畦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女作家，1901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年轻时的经历富于传奇色彩，在1927年大革命的年代里就十分出名。茅盾的小说《虹》里的女主角梅女士，就是以她为原型的。胡是黄埔一期女生队学员，1930年加入过中共旋又被开除，蹲过德国纳粹的监狱，到过苏联，见过苏俄作家高尔基，后又应苏共之邀为高尔基守灵，在抗战期间，任过李济深的代表，当过宋庆龄的助手，担任过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团长，曾被授予国军少将军衔。她是陈毅年轻时的好友，抗战中重逢后与陈订婚，可惜因故未能成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胡兰畦在北京工业学院主管后勤工作。由于她过去在国内外与国共两党众多高级人物的复杂关系，使她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都在劫难逃，备受磨难，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重新入党。于1994年逝世,享年93岁。到现在，这位传奇女杰已基本被媒体和时尚完全遗忘。
　　下面是她在《胡兰畦回忆录》里的一段文字，记录的就是在北京工业学院后勤处工作时的一段经历。这本书，是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5月公开出版的。
一九五一年底，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一天，学校通知处以上的干部到怀仁堂去听周总理的报告。中途休息时，我趁机到主席台上去见了周总理。他很高兴，问我在学院工作得怎样？我说很好，我很想见邓大姐，他说要我打电话与邓大姐约定。本想多谈谈，但因马上要继续作报告，他说：另约时间再谈。
　　回校后，学校又进行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动员。动员会后，院党委和学生会来人找我谈话，要我谈经济问题，我不惊不诧，有啥说啥。我想，我参加革命既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为了发财。从来经手财务，都是廉洁奉公，两袖清风，没有占过公家便宜，心中坦荡，光明磊落。至于有没有浪费和官僚主义，欢迎大家揭发，但我自己心中有杆秤，认为不是特别严重的。因此，显得神态自然。谁知有的领导不以为然，说我“大而化之，态度不端正”。甚至说我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我“坦白交待问题”，而且有人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贪污分子睁开眼，两条道路由你选”，我这才明白，他们把我划入了“重点怀疑对象”。我说：“怪了，我革命几十年，还会贪污学生的伙食费吗？”但有些人认为“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的”，按照这个逻辑，认为我既管钱管物，没有不贪污的，从而对我说的话很不满意，认为我是抗拒检查，想蒙混过关。于是，天天对我批斗。
　　元宵节那天，两个学生突然跑来喊我，说：“走，带铺盖卷。”，他们把我带到中华大学旧址的一个教室里禁闭起来，每天派几个人轮流看着我，把我的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我想“身正不怕影子斜”，党历来讲实事求是，迟早会弄清楚的，因此，我不在乎暂时委屈。接着，又开小组会，要我写交代材料。我有什么问题需要交代？没有贪污，怎能乱写？于是我便写自己的认识和经历。他们看后，说我态度不好，要我写“贪污罪行和反革命行为”。这莫须有的事，我确实无法写出来。他们就一会儿大会轰，一会儿小会逼，势头越来越厉害，今天弄到这儿批，明天又弄到那儿斗。走路时，他们还用帽子把我的眼睛遮起来，不准我看路、看人。有时深更半夜抓我起来斗，几十来人参加，拍桌子，打板凳，凶神恶煞的。有时我疲倦极了，实在支撑不住，打起瞌睡来，就被他们骂得狗血淋头。由于他们拿不出我的任何“罪行材料”，运用大喊大叫，气势汹汹对我也逼不出什么东西来。有人竟把我的牙刷、牙膏、肥皂都没收了，只给我留下一条毛巾和一个杯子，想从生活上折磨我，进一步逼我“认罪投降”。
　　在这次运动中，杨梦游、史尔工也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三月十八日，我们被弄到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开大会。我见会场坐得满满的，各个高等院校的“重点对象”大概都到了。严重的则被拉到台上交待问题，我没被拉上去，算是宽待了。会上，宣布了某某交待了贪污问题，某某交待了受贿罪行。其中也提到我们学院的孔科长交待了贪污问题，杨梦游因拒不交待，问题严重，当场被捕了。这次大会，号召有问题的人要赶快交待。
　　对杨梦游的处理，出我意外。我知道他做过农业银行总经理，家资富裕。在我所接触中，他办事谨慎，从未发现他在经济上有什么含糊的地方。记得有一次我曾向他借10元钱，他清根清底地询问，不肯借出，似乎生怕情况不明，手续不清。这种人会与下属勾结起来贪污吗？但他的下属斗他时说：“杨梦游，你不交待是不行的。我们都交待了，你的秘密保不住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感到困惑，不知该相信谁的话。
　　随着运动的发展，我被逼得无可奈何。我曾产生一个怪念头，后悔我没去贪污，要是果真贪污了什么，就好交待过关了。不过，又一转念，既然管这么多钱和物，又与工商业人士打交道，别人怎么不怀疑？古今中外受委屈的人有的是，我受点委屈算得什么！
　　有天夜里，星月无光，黑沉沉的，远处传来批斗别人的吼声。我被带到院党委书记的客厅里，领导黑着脸要我写交待材料，否则不让我睡觉。看这架势，非要把我斗倒不可了。我想，再顶下去，身体会拖垮的。于是，我只得瞎编材料，说我去租房子的那家房东没有现金给我，给了一些盘尼西林之类的贵重药品。管菜园的弟弟，给了我300万元，等等。领导看了这材料，问我：“能不能对质？”我想，这本是瞎编的，对质怎么对得上？便说：“不能。”领导听了很生气，一推桌子说：“算了，算了，我们陪你熬更守夜，你竟跟我们开玩笑，写假交待，这样顽抗下去没有好下场。”
　　此后对我管制更严，把我关押起来。我一打瞌睡，他们便吼叫；我要洗脸，也不给水；要刷牙，没有牙刷；要上厕所，有人守着，还不让洗手。我手上积的污垢，好久才洗掉。那时我才知道叫化子为什么身上那么黑！当然，这些折磨人的手段，是某些作风不纯的人干的，并不代表党的政策。这一点，我心中有数。
　　六月份，我被押到原辅仁大学旧址的一间屋子里。大概见我囚首垢面，有碍观瞻。去的前一天，他们叫人给我理了发，我穿了件干部服。进小屋后，见里面地下冒水，进出得在水里趟。有两张床，早有个妇女住在那里。她不知我与她同样是“重点对象”，误认为我是什么干部，见我进屋赶快站起来，对我说：“我有三个孩子在家里呀！我还要关好久？”我虽同情她，但既不了解她的案情，也无力解答她的问题，“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也自身难保呢。后来才知道，她是师范学院的出纳员，因为有次去吃早餐，碰到为学校修理家具的老板，硬要请她吃了油饼，这件小事恰巧被别人看见，这人便怀疑她与老板有经济问题，在运动中要她交待。她被逼急了，便说贪污了一亿多元，其实师范学院修理家具总共才用了300多万元，凭常识，也可判断这是假交待。
　　住在这儿的共有十几个人，还有邮电学院、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受审查的，编成一个小组。在接触中，我才知道同屋住的妇女叫马曼庆，我逐渐发现她是个老实人，因为出纳是管钱的，她也就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又过一段时间，估计是上级发现运动有些扩大化，有不实事求是的作法，进行了干预和纠正，这样，对我们的管制便松了些，待遇也有所改善。我们在一起时，也可以互相聊上几句。
　　一个多月后，又在这里开办了个“忠诚老实交待问题”的学习班。审查结果，证明我没有什么“罪行”，才获得自由，可以上街。
　　当我回学院去领每月30元的生活费时，发现关节很痛，上下楼很困难，坐也坐不下去。我坐三轮车去医院，下不了车，是三轮车工人扶我进医院的。医生照片、查血后，问我：“能不能住院？”我点点头。医院用担架抬我进病房。我才知道，在被关押在什刹海辅仁大学期间，因住在积水的房间里，成天在水里趟来趟去，门又不遮风，造成风湿性关节炎。我从七、八月份入医院，住到过年时才回家养息。又过了半年，才能迈步走路。
　胡兰畦女士年轻时长期是中共的同情者和同路人，写这个回忆录时已差不多是九十老人了。上面所引的一段文字，不过是她50多万字的回忆录中的一点点。她一生阅历无数，何等的大风大浪都经历过，晚年完全认同中共。我认为她在这一段文字里，没有必要夸大其词，或无中生有。在她平实冷静的叙述中，我们会惊讶地看见，早已为大多数年轻读者耳熟能详的“文革”中的种种逼供信、监禁、虐待，在“三反”“五反”中早已使用。胡女士，说来多少还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又身处北京“天子脚下”，尚且受到如此凌辱，其他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那些没有背景的小干部，命运又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在解放后频繁的“运动”中，总会有一些积极分子，冲在前面，对“挨整对象”施加直接的压力。在后来的一些“思痛录”里，身受其苦的挨整对象，往往把这些年轻的积极分子描述成蛇蝎心肠的人，在文艺作品里，这写运动积极分子更是被形容成恶棍歹徒。他们这些打冲锋的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要充当这种角色？为什么他们没有起码的怜悯心？下面，我引用一段在“三反”、“五反”中受到信任、充任工作队员的当事人的描述。相信读了以后，对历次“运动”中担任“打手”的人员的构成、来源、动机，都能窥见一二。
　　要说明的是，中国的事情，变数往往很大，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历次运动中充当“左派”的。常有这种情况，此次是光荣“左派”，彼次却成了万恶的“右派”，整人者复被人整。前次用了何种手段去逼迫他人的，后来就有他人同样用何种手段来逼迫他们自己。经历了这样的折腾，有的人大彻大悟，有的人痛不欲生，有的人万难服气，于是，才有了越来越多的人，对“运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产生了根本的怀疑。
　　那么，我们现在就从另外一边的视角，来看一下“三反”、“五反”是如何“反”的，相信大家会看到一些熟悉的东西。
　　这个人，叫郭恩谭，眼下应该是一位老者了。他本人在当时的情况，下面的文字中有介绍。由他口述，郭蓓整理。这个郭蓓，估计是他的女儿。我原文照登，一字不删。文章题目叫做《我所经历的“三反”“五反”运动》，事情发生的地点，是在山东省张周市。
当时的张周市有两个区，八个镇，一个乡，人口66649人，共中周村区占了47355人。全市的绝大多数工商企业都在周村城，丝织业的产值、产量都占山东第一位，是当时山东的工商业重要城市。所以，张周市委、市政府都驻在周村城里。这时，市委建立了“五反”运动委员会，又抽调全市各部门和行业干部、群众骨干组成专门的工作办公室，也称为“打虎”斗争。
　　在“五反”运动委员会领导下，各系统、各行业分别由市委下派的工作组组织店员、工人成立“五反”运动指挥部和打虎队，工会组织也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我当时在周村济东药房作店员，店员工会和市委工作组负责人有一天找我谈话，表扬了一番工作积极努力、要求进步之类的话，然后鼓励我大胆靠拢组织，不要有什么顾虑，要发挥青年骨干作用，为搞好运动多作工作。我的老板很开明，并不反对我参加各项活动，还支持我参加培训学习。于是，不久我被吸收为周村药业打虎队队员。其他队员我有的熟悉，有的不熟悉，记得还有万年春中药铺会计崔永风，惠东药房店员王化禹，万年春中药铺店员王泽根，民生药房店员程学和，建德药房店员郑至山，大德生药房店员崔永成，天德成药房店员孟凡义，店员工会陈玉堂，另有复医院及卫生界的几名店员代表。
　　我们首先被抽调到张周市商业“五反”运动指挥部集训学习。在周村天后宫大殿里，听取市委副书记张欣荣、王佩珍等分别给我们讲话，作报告。有关负责人带领我们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及其它学习材料，还到张店等处进行了参观学习，然后就投入运动。
　　运动中上级的要求都是十会激烈的，看问题也比较简单化，带有明显的“左”的倾向，有时对“敌情”过高估计。而我们打虎队员都是二十来岁青年人，工作组成员年纪也都不大。大家的情绪特别容易被煽动起来。一开始的时候，几乎将所有的资本家、各业主都当作“五毒分子”和“老虎”来对待。后来上级发现出了一些问题，才要求注意区别对待，讲究政策。
　　对于有问题的人，打虎队员与他们先进行谈话，反复严肃地向他们交待党的政策，让他们主动坦白交代。并发动各单位店员工人起来检举揭发老板的“五毒”行为。对有重大嫌疑的对象，还要采取行动查缴有关证据，清查财务帐目等。为了取得明显成果，在有些干部的授意下，制造了一些紧张气氛，还对有的重点对象进行逼、供、信，吓得有些业主十分恐怖。有人被过激行动吓破了胆，出现有人喝硫酸、毒药等自杀行为。如育东药房会计某，开始时还是运动骨干，参加了打虎队。后来查出他早年在东北当过日伪警官，而且有其它经济问题嫌疑，于是列为重点斗争对象，不分昼夜进行批判斗争，弄得他思想压力很大，精神恍惚，最后上吊自杀身亡。民生药房掌柜某，被揭发出历史上曾在邹平为敌伪政府作过事情，又有其它“五毒”行为，被定为“大老虎”，也是重点斗争对象，并被拉到周村同乐剧院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周村裕东鞋店掌柜某，接受了为志愿军加工军鞋的任务，而且数量很大，但有人揭发他故意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严重影响了军鞋的质量，调查属实后，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大老虎”和“五毒”分子，对他进行了最激烈的斗争，还押到其它地区游斗，最后进了监狱，被判了徒刑。医药界也有人被检举在为志愿军加工药棉等物品时偷工减料。比如用旧棉絮弹松或旧布料洗过，再经过漂洗，当作新的脱脂棉、绷带产品，卫生指标严重不合格。这些都列为重点案件，进行调查审讯，整材料，有的移交公安部门处理。工业系统各工厂、企业的“五反”斗争也进行的轰轰烈烈，有的工厂老板受到判刑等严重处分。
　　到五月份，张周市运动收尾，“三反”运动中查处有错误的人员1456人，其中党员417人，查出贪污款项137748万元(旧币)，追回金额65229万元，206人受到各类处分，18名党员被开除党籍。
　　张周市的“五反”运动大体上同时结束。在定案工作中，全市3811户私营工商业主，确定为守法户的1419户，基本守法户1656户，半守法半违法户675户，严重违法户51户，完全违法户10户。后二类中，23户受到公安机关的刑事处理，占全市工商业户总数的千分之六。
　　解放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对于稳定国内经济秩序，巩固新政权的地位，加强共产党的领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片面夸大敌情，又常常采取过激的“左”的指导思想，使斗争的范围扩大化，挫伤了部分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非常感谢这位郭老先生为后来者提供的这一则短文，由于近来我大量地研究了关于“三反”、“五反”的资料，对那一段旋起旋落的风云岁月，多少有了一点认识。我发觉，这则文章几乎包含了当年运动过程中所有的信息。由于郭老先生并不是“运动”的挨整对象，不可能夹杂太多的恩怨在里面，因此我格外重视他的述说。
　　在那时以及后来的各次“运动”中，以“高度信任”作为激励手段，以“敌情”、“反击”、“革命任务”来激发人的使命感、庄严感，在一个封闭的信息环境和单一的善恶标准下，没有阅历的年轻人怎么能不变“狠”？怎么能不把“运动对象”的人格尊严、基本权利通通践踏在脚下。这样的“极端化”斗争方式，实际上是抽去了“运动对象”关于人的一切内涵，把“对象”视为概念化了的敌人。在运动中，“对象”身上凡属于人的需求、人的痛苦、人的愿望都完全被抹杀了。所有的人，正反两边，都要服从运动的目标要求，即“把敌人打退，把敌人打跨，把敌人消灭”。因此，“对象”的冤屈与痛苦，并不能唤起强势者的同情。
　　可是，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战争场合，我们对待真正的战俘，却从来就没有忘记过实行人道主义。在战场上，“敌对势力”与敌方具体的人，是被我们截然分开的。只要放下武器，表示投降，敌人中的组成分子就不再是敌人，而是一个在人格上需要尊重的人。改造日本战犯是如此，优待朝鲜战场美军战俘是如此，对待中印度边境战争中的印度战俘也是如此。我在小学时，曾经看过关于优待印度战俘的纪录片。战俘们那种发自内心的欢快与感激，那种自由和轻松，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可是，从“三反”、“五反”起，后来几乎所有的“运动”，都针对的是曾在理论上被界定为“自己人”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运动”会造成受害者长久的心理创伤、为什么挨整对象会感到巨大的、无法化解的冤抑之根本原因。郭老先生还是比较客观的，他没有隐瞒真实，关于自杀、关于人人自危，他都有所涉及。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下面让我们继续来看，当年“三反”、“五反”运动比较激烈的上海市，情况又是如何。我这里要引用的，是一位名叫高天民的人所写的回忆文章，题目叫做《商人是怎样被消灭的——“三反五反”纪实》。该人是彼时上海一个汽车材料店的小商人，在运动中因”坦白”得好而被树为典型。他的这篇回忆文章，虽是时隔多年后所写，但仍有不能释怀之处，因此他的叙述立场我不能完全认同。但因为他的特殊身份，所提供的很多细节耐人寻味。尤其令我感叹的，是文中提到了当年进城干部们的朴素作风。我觉得，他一个在那时挨过整的人，不会凭空去虚构进城干部头顶的光环，所述当是真实。我只是想，为何这样一批淳朴可敬的人，会染上后来那种蛮横粗暴的工作方式？虽然这篇文章比较长，但我觉得还是值得一读，因为里面的很多细节，其实是可以与以上两篇引文互为印证的。要说明的是，在这里，我略去了原文中与“三反”、“五反”无关的三个段落。
我生不逢辰，如果共产党早来二十年，我也可以当上共青团团员，但四九年时我已当上了老板，虽比地富好些，还被封上“工商界人士”的头衔，似可苟安一时；可是我的感觉已经大不相同了。　　
　　这个世界好像是毛泽东“创造”的，什么事都要重新开始，语言、文词也得从头学起。那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大喇叭里传来的恶狠狠的女高音，高叫要“清一清，算一算”伴随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尖锐的歌声，马路上人头拥挤，大家在等著看前一夜的突袭狠抓反革命抓的是谁。　
　　“来了来了”大客车上满载著反绑的人，一辆一辆地开过去，整整一夜，天也不知抓了多少人？这大概是前一夜逮到的最后一批了。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清一清”罢；至于“算一算”，也不知找谁算？怎么个算法？当时我的政治智商等于零，我想我只是一个小本经营的小商人，从来不过问政治，也不敢犯法，只求在共产党的新政权下当个顺民，安安份份做自己的买卖。之前抗日胜利，我从重庆到上海，听到没有离开的同业们说，他们在日本人统治下照样可以做生意；所以我想共产党是中国同胞，一定比日本人好得多，我只要
　　不反对他们，这“算一算”总不会算到我头上来吧。
　　国民政府退至台湾，在大陆留下很多物资。美国各牌汽车多需要修理，我们做的刚巧是汽车材料生意，开始同三野（第三野战军）交易。此时我们心里总是战战兢兢，不敢多赚他们的钱，老老实实只求过太平日子。共产党警告干部说上海是个大染缸，要当心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现在我们正和他们接触，万一哪位干部出了什么毛病，罪就在我身上了，因之我们也特别提高警觉接待这些客户，绝不请客送礼。到他们办事处去联系工作时，看到干部们生活非常简朴。虽然住在国民党高官留下的高级公寓，使用的家俱竟是长板凳和像课桌一样的三屉写字台。他们赤脚困地板，怎不令人肃然起敬？由于他们缴获的美国汽车都要修理，我们的生意也做得火红，这光景持续到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运动为止。　
　　三反是针对共产党的干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也可说是五反的前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干部在外采购，有否接受资本家的接待、送礼，或者拿过回扣，这笔账往后在五反时是要和资本家算的。每个单位都搞得轰轰烈烈，这就难为了奉派在外的干部们了，因为他们就是三反的主要对象。在群众激烈的斗争中，怎么也说不清，声称没有受贿就是抵赖，今天不交代还有明天等著；白天不交代还有黑夜要熬。这样子搞，没有的也只好说有；有了还不够，还要加码，否则休想过关。这种硬逼出来的口供，就被当作日后五反
　　时对商家老板清算行贿罪的铁证。 　　
　　三反的浪潮将过，五反正待开场。此时和我店里交易过的单位，已迫及待派干部从各地来上海，拿出他们从三反中掌握的“铁证”，陆续上门找我们算账。我们店里的三个老板都成了他们的靶子，每天一早，店里的电话响不断，都是“快叫店负责人来我处交代问题”的，我们三个人只好分头准时赶去受审。　
　　我们交代行贿多少钱，还得与他们掌握的材料相符才行，这可难了，只好硬著头皮听斗吧。这段时间店里还会有电话来找，职工回话说:“老板都出去交代问题了。”但对方不饶，一定要问清楚所去单位的电话号码，然后去电联系，所以我们去了一个单位，罪还没有受够，不停地有电话来叫。就这样，我们三个人从早到夜，马不停蹄地奔走于过去的各客户之间。试问我们的口供，怎么可能和对方核实？对方是私设公堂的法官，我们是拒不交代的囚犯啊！那日子真令人精神崩溃。
　　我们就这样在私设公堂中受审多日，每天一早就到店等候电话前去受罪，有一天我们等到上午十时多，一通电话也没来，心想今天怎么会如此太平？突然一帮子人出现在店里，为首者自称是五反工作队队长，今天是到店中检查。他讲过了例行的五反政策之后，接下来就要我们三个老板去交代问题，于是我们就被押走了。　
　　工作队来人很多，也不知究竟有多少。我们随后走到淮海路某食店二楼，这是一家三开间门面的店铺，他们把我们三人隔离，各踞一间，阳台的落地门都用粗铅丝绑紧，每房有四位干部同住，日夜监视，上卫生间时也跟著，以防我们自杀。
　　这种晴天霹雳般的折磨，谁能吃得消？甚至有些人在三反这股大浪即将临头，但又绝对不愿暴露个人隐私下，感到不如一死了之。从这运动开始，不知已死了多少人？我自顾不暇，根本没心思去打听，但我亲眼目睹的，就有与我店联号的汽车材料行的两位老板。我的店也有该行的投资，他们深夜留在店里，以山奈（氰化钾）溶在茶杯中相互碰杯自杀，二人当时立即致命，看来极其痛苦，濒死时的挣扎，连紧扣在脚上的皮鞋也踢落到墙角。
　　当时刚好有两具棺木由棺木店雇人抬到殡仪馆，抬手累了，在半途放下休息，竟巧合地歇在他们自杀的店门前。自杀者中的一位，在死前一日还到我家来过，我听他讲话很消极，还劝过他:“我们只有逆来顺受，至多把我们的财产全部交出，看来还不致会杀头”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对他竟难起作用，想不到隔天就服毒去了。
五反是专门对付工商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我们在被关之前，也曾讨论过该如何应付？当年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当然走坦白之路，对五反自问:第一、我们对来店的干部，一贯战战兢兢，连一枝烟也不敢敬他们，怎敢向他们行贿？第二、我店经销都有发票可查，平时税务局管得极严，从未有偷税漏税的前科，我们的账目非常清楚，可向税务局专管同志去了解。第三、怎样算盗窃国家资财？我的店从未盗卖过国家一草一木，如果说有赚钱没亏本就是盗窃的话，我们把盈利全部捐出来好了；第四、反偷工减料，我的店从未制造或修理东西，只是贩卖而已，也从没以次级品充好货给买主；第五、至于经济情报，我的店根本搭不上界。这些是我们真实的想法，五反工作队怎么搞，我们就照这样去坦白，还能如何？　
　　第二天一早，队长到我房间，先问我:“你是常州人吗？”又说:“
我们常州有句俗话，“人怕出名猪怕壮”，你知道吗？”我说:“知道知道。”然后他又不嫌烦地交代了五反的政策。最后总结说:“你的店五毒俱全，彻底坦白还可以从宽处理，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讲得义正辞严，威仪吓人。但我想到旧社会黑道掳人勒赎，苦主为了保全性命，只好火速筹款赎人，听到绑票案的人都会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想不到这句话竟会用到我身上来了。
　　什么五反？只不过是向工商户伸手要钱，否则叫我们好看罢了！我心里已作好准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大不了把我所有的都给他们，所以我日夜思考过关。几天来工作队看我交代比较具体，就开始对付我。
　　我的店倒有一件真正违法的事情。我们经营的货物，都是从国外来的，进货款都要外汇。广州地下钱庄专门与进口商套外汇，我们汇人民币给他，就可以在香港拿外汇，然后办货内运，这原是习惯做法，因当年共产党亟需美国的汽车材料，现在车修得差不多了，又反过来算这笔外汇账。可是广州那家钱庄的所有客户往来账本又已全部落在工作队手里，他们用这一点威胁我说:“就凭你私套外汇的罪，立即可以判你死刑。今天搞五反，是给你一个从宽处理的大好机会。老实对你说，我们已具体掌握你的材料，你不坦白也可判刑。”
　　此时我只好说:“一定坦白。”他们说什么，我全认，行贿、偷税、漏税都按他们掌握的材料办；至于盗窃国家资料，我正在和他们讨价还价，我说至多不过二、三万元，话还没说完，就马上遭到斥责。我想再加些吧，如果总数在十万元之内，还可以勉强应付，若要再加码，那就不堪设想了。
　　我陆续往上加，但坚持不超出十万元。队长冒火了，指责说:“说了 半天还是鸡毛蒜皮，差得太远太远。”
　　队长所以如此说，自是按五反对我店的要求而来，同时也听了店中职工的检举揭发。当时老板既无解雇职工之权，职工对老板的态度也大大的改变。但工会指示什么，他们就去做什么，比过去对老板还巴结。这次他们奉命对老板检举揭发，各人都有一本账。谁对老板财产检举得多，谁在五反运动中立功就最高，所以尽管胡说乱道。因此我所坚持的十万元之内，与他们所说的数字比较起来竟是鸡毛蒜皮。既然如此，我们总归是完了！共产党就是这样来搜刮工商界吗？我越想越不对头，坚持了几天，谩骂、威吓、疲劳、审问，终于使我垮了下来，反正是完蛋，完就完罢！　
　　我被逼得无路可走，这时说老实话，根本已行不通；出于过关免死心切，只好鼓足勇气，自动加码十万，不行就再加二十万，这样加上去直到一百六十万，队长才认可了，却要我说明这一百六十万的来龙去脉，我只好再来一个弥天撒谎，胡编乱凑，好不容易才写出来了。其实这一百六十万的天文数字，早已超过了我店里那些年的营业总额，更超过了实有资产；即使把三个老板的私产都加进去，也还差得远，根本不用辩认就可以看出这数字的虚假。　
　　工作队通知我隔天就可以回家，翌日上午，我们三人获释，另外二人还不知道怎突然会被释放？我说:“这笔大生意，队长和你们都谈不成，逼到我头上来了。我们谁也受不了这样无限期地关在这里日夜批斗，只有求释放才是唯一的生路，我再三思考，只好胡说以迎合他们的要求，所以大家可以活著回去。”但他们一听一百六十万的数目时，惊叫说:“这怎么了得！”我说:“眼前我们过关保命要紧，也只好作茧自缚，总比关在这儿挨斗、等死强些。”于是三人匆匆分手，但其中一位被关了三周之后，已被斗得七颠八倒，连回
　　家的路也认不得了，还是由我把他送回去的。 　
　　第二天队长率些干部找上店里开职工大会。开会前队长首先宣告我可以坐下来，另两位站著被斗。原来因为我算是坦白过的，故而有此区别对待。此会主要宣布本店老板已经“彻底坦白”，由原定的第一档“完全违法户”，降为第三档“半守半违法户”，作为从宽处理。（如果是第一档，就要送法院去坐牢）此后队长和我谈话，就换了一副面孔，以同志般的态度，要我留在工作队参加五反，主要是在下一波的五反中去现身说法，戴罪立功，因之我才稍稍了解工作队的情况。　
　　工作队人员是由机关部队的干部凑成，副队长是当地公安局派来的。五反开始是先搞典型户，来我店共有五十位干部，由队长带头，搞好我店之后，这五十位干部都当上了队长。我参加了上海市十六万工商户的全面五反，分别在几处开大会说明五反政策，并上台现身说法。主要是讲：“五反的坦白从宽，已在我店落实；即使罪行再大，只要坦白交代，就可以和我一样从宽处理。”一时间我这个谎话连天的人，竟成为面临五反难关的工商户羡慕的对象，屡屡上了报。　
　　在我店近邻有一家商行，专营进出口轴承，也是三个老板，他们被隔离交代，最后只有其中一位写了坦白书，我看到那个人情绪特别低落，当他们交代可以通过的那天，我趁监视他的人不在的片刻，进去对他说:“
你们的问题已交代好，明天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在我离开他约二小时以后，他趁看守他的值班干部一时松懈，竟由二楼窗上跳了下去，一命呜呼。　
　　其实当时政策上并没有逼工商界人士去死，一时还留著我们这些人“
生蛋”。可是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所以在运动中宁可走上绝路。当时报纸重点报导工商界的罪行，如梅林食品公司的罐头送到抗美援朝前线去的都是腐坏的食品，这是奸商图利陷害志愿军的滔天大罪，言之凿凿，闻者发指；但也有一些人抱有不同的想法。梅林罐头享誉国际，老板怎会把坏食品装罐头去自毁长城？而且厂里有工会，工人监督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