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講得詳細，筆記也好。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 的&革命與革命者Revolutions and Revolutionaries&一書,有提到英國的憲章運度，但副標題是未成氣候的革命。筆記沒做到，不過印象中，書裡寫到人民憲章有受到1215年&大憲章Magna Carta&的影響，或說人民憲章內有大憲章的精神，之類的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灯火阑珊的最新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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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P：经济发展阶段划分及中国的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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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长安讲坛第108讲，长安讲坛总第239期，做客专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P。他演讲的题目是“经济发展阶段划分及中国的对号入座”。
　　蔡P：大家晚上好，长安论坛已经搞了很多年了，我差不多也都是年年都讲，所以每次讲的时候，当然我知道总的来说听众肯定不是一个人群，我也假设里头会有人以前也听过你讲，怎么才能不是在不断的炒冷饭。我做了两个前提来准备今天晚上讲什么。第一因为我们公众人物到处去讲，在很多场合人家其实就要你的一个观点，你说一点比较刺激性的观点。或者人家会说你给我们大学生的就业提点建议，这些东西其实我都做不来，因此我还想还是讲研究。第二个我设想我们这个讲座是俄罗斯套娃娃，最外面是大娃娃，第二层还有一个二娃娃，最小在里面一个芯还是个娃娃。我们设想过以往比如专门讲人口红利，有的时候专门讲就业的问题，有的时候讲刘易斯转折点。所有这些东西都在做，别人一边批评你，你一边在回应别人的质疑，做新的研究，到最后你应该形成整体的一个套娃娃，有一个大框架，这个框架是说既可以把中国经济和国际经济史的这个过程，各个国家都可以套用的经济增长模式融合在一起，又可以把你所做的每个局部的研究融合在一起，所以我想了一个经济增长阶段一般性划分以及中国如何对号入座，放在每一个特定发展阶段，那么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上又有哪些重要的理论命题，而这些命题的中国的版本又是如何，所以相对来说更学术化一点。
　　中国经验不仅仅是中国经验，中国经验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而且是唯一的有利于我们理解经济增长理论，理解发展经济学。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几乎走过了经济发展的主要阶段的绝大部分，在最后那个部分也是逐渐的迈入，我们经历的范围很大，同时又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跨越了很多重要的阶段，因此我们有足够多的观察，足够多的素材，同时中国还经历了特别重要的事是从胜到衰，然后由衰而胜的过程。大家看我们的GDP在世界的比重，曾经在世界上很高，最厉害的时候在1830年前后占全世界GDP的三分之一左右，后来它一路下降，人均收入也是一路下降，降到最低点。但是改革开放以后非常短的时间内，红色和蓝色降到最低点之前都是以一百年、一千年这样来划分的坐标轴，在这之后是短短一年一个划分。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头就逆转了中国经济的地位，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经验应该对经济增理论做出它应有的贡献。
　　我们先来看看经济增长阶段如何划分。应该说很长时间以来，如果在座的是学经济学又学增长理论的话，你会发现不太讲阶段划分的问题，更多的接受的是现代的所谓新古典增长理论，当然在它的基础上又有创新修正，比如说新增长理论。但是我们当年学发展经济学，学增长问题的时候我们接触的大量是划分增长阶段，有各种各样的划分，那么这是一个潮流，也就是说现代的理论越来越不倾向于划分阶段，但是划分阶段还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有一个阶段，因为我们毕竟是前面有比我们更富裕的国家，甚至在几百年前就远远走到我们前头了，我们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后边还有中等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还有大量的贫困国家，于是我们只是整个经济发展中的人类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因此我们找到阶段的划分，我们会找一个好的坐标，把我们放在特定的坐标中，可以认识，可以瞻前顾后。可以认识我们处在什么阶段，可以认识我们有什么挑战，我们可以接受什么样的经验，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所有的经验教训都变的对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我们都在讲宏观经济学，拿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来看至少告诉你宏观经济学应该是两个部分，我们不讲国际经济，我们讲宏观经济，一部分是研究周期问题，短期的，还有一个部分叫经济增长。但是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其实不谈经济增长，关注的都是周期的问题，甚至有的时候关心到货币发量、PMI最近发表的数有什么变化，CPI有什么变化，就业有什么变化，其实反而把宏观经济学变的不那么宏观了，关心的是太短期的东西，太具体的东西。因此如果我们看经济增长又有阶段的含义，容易给我们提供一个真正宏观的视野，能够把中国近期的问题放在一个长期的框架中来认识它。那么因此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比如说卢卡斯，他说研究国家兴旺兴衰，研究长期经济增长是一个如此诱惑人的东西，以至于经济学家一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就不愿意再想别的问题。所以我们看看更长期的事情对我们理解当前的问题更有帮助一些。
　　其实过去对经济增长阶段的划分有很多很多，五花八门。比较有名的，我把他作为一个代表提出来，罗斯托野这个人既是经济学家又是政治家，在美国曾经当过很高的官，但是他过去的对发展阶段的划分对我们相当一部分的学经济学的人影响是很大的。早期他是把经济发展划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是传统社会，这是标准的，你有传统农业，生产率很低，贫困。接下来都要发展，大家都要努力，因此为了发展要准备一些必要的条件，它叫做为起飞准备条件的发展阶段，如果这些条件具备、成功了就得以起飞，于是又有了起飞阶段。起飞了以后逐渐的进入正规，走向经济成熟，又形成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成熟以后进入到一个大众消费阶段，大家的收入水平能够提高，消费水平也大幅度的提高。后来在修正这个理论的时候加了一个叫提高生活质量阶段，人们一般只记住他的前面的五阶段。
　　大概在这些人之后，他们都是五十年代在世界上影响很大，到了六十年代开始怀疑发展经济学，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后就开始放弃发展经济学。我们很熟知的像刘易斯这样的经济学家在西方已经不被人提起了，在美国大学里头基本上是没有发展经济学课程的。因此很自然，他们认为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明智的，一个都像美国欧洲这样的新古典的增长过程，因此他们不再划分阶段。但是近年来又出现一个新的变化，比如说青木昌彦教授，他大概是去年还是前年在这开世界经济学家大会，他当时是世界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主席，他做的主旨报告按照东亚的经验把经济发展划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叫做马尔萨斯阶段，主要表现是贫困的均衡陷井，人们长期摆脱这个陷井，收入水平刚一提高就刺激人们生孩子，人一多就把原来的产品摊薄了，人均收入水平又降下来了。这个阶段如果能够突破以后，会经历一个政府主导的工业化阶段。那么在这个政府主导的工业化阶段有一个时期重点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从农业逐渐的缩小农业的份额扩大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叫做K阶段。曾经我说你说的这个阶段也可以叫刘易斯阶段，因为它主要涉及的是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他最初是接受了，他说也可以把它叫做L阶段，后来回去认真想了以后，在以后的讲话中拒绝用L阶段，坚持是K阶段。在这之后就进入到一个提高人力资本，靠人力资本提高生产率的一个发展阶段，叫H阶段，如果这一关你能够过就进入到后人口转变阶段，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基本上是老龄化，生育率非常低，不再有人口红利，要向所有的新古典类型的经济一样来靠生产率的提高，技术进步，创新才能得到发展，这是他划分的四个阶段，或者也可以说五个阶段。毕竟青木昌彦教授主要作为地区研究，他不是理论经济学家。
　　理论经济学家中特别是经济增长理论中倾向于划分阶段的是一个叫普雷斯科特的人。他和一个同事在一篇文章中，他说我们过去只承认一个新古典增长，也就是说叫做索洛阶段，现在其实我们不能忽略掉人类很长时间是一个马尔萨斯的发展类型。因此他建立了一个模型，说人类至少有两个发展阶段，一个叫做马尔萨斯阶段，一个叫做索洛阶段。前面是一个贫困的均衡，如果你打破了这个均衡，实现了经济增长的转型，那么你就进入到新古典阶段，你就要遵循索洛所提出来的经济增长唯一的来源是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传统的经济理论中打开的一个缺口，终于承认除了索洛阶段，还有其它的发展阶段。同时它还提出了一个，没有明确的说，但是他说在马尔萨斯和索洛之间应该还有一个其它的阶段，这个其它的阶段他没有说应该叫什么，他说这个阶段上的主要任务是消除阻碍农业中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这些障碍，那么也就是说是一个劳动力从农业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非农产业，城市生产率更高的部门的一个过程。这个阶段对我们来说很自然，这个就是刘易斯阶段，就是所谓的二元经济发展。青木昌彦教授还是不愿意叫L阶段叫成K阶段。按照他们已经做的这些工作，和观察中国所走过的路程，以及我们看大量的经济增长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以后，我们可以来确定我们经济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论，只是说我们认识过的，我们有大量文献记载，大量的研究揭示规律的，以及有利于我们分析中国问题，仅仅从这几个角度来出发，我们划分成四个发展极端。第一个马尔萨斯的贫困陷井，第二个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分别叫M类型的经济增长，L类型的经济增长。第三是刘易斯转折点，我们特别把刘易斯转折的阶段列出来，因为它对中国有特别的含义。第四阶段是索洛新古典增长。我们有了这四个发展阶段的划分我们得到一个框架，我们按照这个框架可以看人类历史是怎么发展的，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今天处在哪个阶段上，那么我们的历史上在哪个阶段上会提出什么样的重大命题，这些命题是作为广大的知识分子关心的，中国怎么走，同时也是经济学家所关注的重要的理论题目。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这几个阶段，看一下和这几个阶段相关的重要命题是什么。这个东西帮助我们认识中国今天，也帮助我们阅读经济学文献，我们就知道特定的经济学文献它到底想说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看看马尔萨斯贫困陷井。
　　马尔萨斯这个发展阶段其实我们最不应该忽略的，因为人类历史最长的时间是处在马尔萨斯贫困陷井之中。有一个经济增长理论学家，大家一般公认的人类历史，我们称为人已经有一百万年的历史，这个人说你把人类一百万年的利用假设成一个橄榄球场，美式的橄榄球场，一百码长的一个橄榄球厂，人类历史我们假设从橄榄球场的这一头起步往那边走，走到九十九码的时候，也就是说已经九十九万年了，只给人类剩下过去的一万年，人类才出现了农业，我们最重要的产业，农业才出现。那个时候已经走完九十九码。再往前走我们知道历史上距我们很远了，有一个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公元初，在这个时候球场已经走到终点剩下七英寸了，再往后我们知道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是工业革命，当然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工业革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发生在英国和其它的欧洲大陆地区，但是到了工业革命的时候，人类历史已经走到了不到一英寸的地方。工业革命是划分马尔萨斯贫困陷井和现代经济的一个关键点。我们人类的历史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还是处在马尔萨斯时代，还是贫困的时代。那么只是在工业革命，大家在1800年左右，世界上才出现了人均收入的实质性的增长，在这之前我们知道有很多研究给我们说出了一百万年前的GDP，这个数据现在都有，几千年前的GDP都有，全世界的。过去基本上是在一百美元左右，一直到1800年前后开始迅速的提高了，当然现在世界的GDP大概几千美元，在这个提高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国家一块提高，首先是欧洲、英国，然后是欧洲大陆，以后扩展到欧洲的移民国家，比如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后来当然也扩大到了东亚的日本等等。也就是说在工艺革命以后人均收入有实质性增长在世界上出现了大分流，大分流是一部分国家开始了快速的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但是还有大量的国家处在落后贫穷、缓慢的增长或者停滞的国家中。因此大分流和世界经济增长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
　　因此马尔萨斯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不能忽略，同时我们知道今天的世界有大量的马尔萨斯现象，门口爆炸人们说这是马尔萨斯陷井，出现自然灾害，饥荒说是人口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不协调是马尔萨斯陷井，出现气侯变化的恶果人们同样会联想到马尔萨斯，出现了战争对抗他们说这是马尔萨斯机制在起作用，因此很自然马尔萨斯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今天也可以找到它的应用场所。也就是为什么马尔萨斯对中国人来说是臭名昭著，其实在世界上也是，过去二百多年大家都在批判，但是它成为一个人们永远忘不掉的经济学家，有人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说在九十年代，在伦敦的拍卖市场上，你要去找一本李嘉图的最有名著作第一版，它的拍卖价是六百英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一版拍卖价是两万英镑，但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第一版的拍卖价是高达三万英镑，它的影响力甚至比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还要大。这是一个特定的阶段。认识这个阶段人们很自然的提出一个命题，叫做如何解释大分流，为什么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无论何时何地，也就是说你在欧洲在英国在亚洲还是在美洲，无论是在罗马帝国时期，是在中国的秦代，甚至更早更晚，人类生活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
　　人们说经济发展水平富裕程度最好的一个指标，如果你在研究经济史的时候你没有这些指标，但是如果你凑巧不知道在哪找到一个能够比较人们身高的数据的话，起来你完全可以用平均身高来衡量人均收入水平。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我们有个研究所有个杂志叫中国人口科学，有一年因为我当这个主编，德国人投了一篇稿子说研究我们的兵马俑，我看了看不完全是经济学，我也不能完全看懂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给他发表了，他利用我们的兵马俑的身高，但是做了很多假设，因为我们知道一般的兵马俑是真人大小，但是它要假设里面有没有一定的夸张，他做了考察。兵马俑是士兵，士兵当然要挑最年轻的时间和最好的身体，因此它和普通人的身高有什么区别，他估算了当时我们秦代的平均身高，就这个士兵的身高当然没问题，他得出了一个数据，因此在国外他也找到了一个数据，最后他发现我们秦代士兵的平均身高还要高于美国在南北战争时期的平均身高，也就是说美国在南北战争时期依然存在马尔萨斯阶段，它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比我们秦代更高一些。但是为什么到了工业革命一下子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不同的路径。所以人们提出这个重要的命题，近年来有大量的著作，国外有，国内很少。在探讨所谓的大分流，这是重大的问题。并不是中国人不讨论，中国人把这个命题起了一个中国的名字，叫李约瑟之谜，李约瑟是中国科技史专家，他比较早的提出了中国在历史上是很强大的，不仅经济发展水平很高，在历史上科技是领先于世界几大地区的，但是他也说到了近代中国就跟西方拉开了距离，中国反而是落在后面，因此他说我们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中国在前现代时期是可以科技领先世界，到了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反而落后了。这个命题中国有很多的学者有很多的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当然观点也很多，大家也可以看一看，经济学家也有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我并不想多讲，如果明年还有机会来讲也许我还要讨论我对大分流之谜，或者李约瑟之谜是怎么看的。
　　经济增长的核心在于创意创新
　　今天我只想简单的讲两点，现在的经济增长理论普遍让人们认识到其实经济增长的核心不是资本的积累，不是土地的多少，其实是来自于Idea，过去我们把它翻成思想，其实不对，如果一定要翻译我们叫它为创意，在于创意创新。因此我们至少可以看解释经济增长还是不增长有两个东西，第一是物质资本的积累，第二是人力资本的积累。有人力资本的积累才可能有创新创意，有物质资本的积累才能把创新创意变成实质性的物质的经济增长。但是这些东西在任何国家，在马尔萨斯时代都是稀缺的东西，因此如何把这些东西培养起来积累起来这是核心，而培养起来积累起来靠的是一种激励机制，这个机制如何鼓励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我想有两条西方和中国在后来是产生了差距，第一个是说我们中国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缺乏了物质积累的激励。在早期马尔萨斯时代人均GDP只有一百美元，那一百美元是一种折算的，也就是非常低的情况下，那时候大家都务农，如何让每一个农业劳动者去进行物质资本的积累其实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那个年代需要国家的积累，或者是形成一个地方性的一个社区能够具有积累的机制和积累的职能。在欧洲形成了国王分封，你有战功你是贵族分给你一片土地，建立你的庄园，形成独立的经济体，你可以和外国人做贸易，发展了经济以后我并不会给你抢夺走，但是我们两个之间是契约关系，因为我分给你土地你享受它的成果，但是我打仗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国家军队，我打仗的时候你带着你的人跟着我去打，最没有钱的贵族，也可以自己背一身盔甲，骑匹马，扛支枪跟我去打仗。这个时候在君主和贵族和地方经济体之间形成了这种契约关系，因此地方是有发展它自己经济的动力激励，打破了一家一户不能够做的事情。我们比较早的形成了中央的帝国，这个帝国中央政府是不能直接干经济的，除非要修长城，要修都江堰，其实都江堰也是地方政府做的事，大多数情况它不参加，派下去官员，这些官员只是给他抽税征兵，官员只对皇上负责，中央政府负责，不对地方经济负责，也不会从地方经济中得到好处。而且土地是可以买卖，也有自主权，但是整体上从产权上莫非王土，因此没有形成独立的，有很强激励发展经济的地方经济体，这是物质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积累其实很多学者，包括我们国内林毅夫都讲到了，说我们的科举制度起来是一个最阻碍人力资本形成的一个因素，但是很多人的研究到这为止，但是他没有说科举制度为什么会产生。我们都知道制度是诱致性产生的，就是被需要所引诱出来的，那么科举制度有什么需要吗，有需要，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形成了中央王朝，中央王朝和地方不是那种契约关系，不是说我给你提供什么你给我提供什么，我们之间互有好处的，而是说中央政府有绝对的权威，这种权威因此就要不断的被重复，不断的被确定，不断的由你来表达出来，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选择精英的时候，第一你要能够论证中央政府的合法性，皇朝的合法性。第二你要表明你的忠诚，能不能做到这点当时他们发现在诸子百家中，儒家孔子的学说是最有利的的，利用这一套基本的论理保持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因此我们把这个思想接受了，然后用科举制的形式确定下来，所有的人想进入到精英阶层的人就有一条独木桥，这条独木桥就是要过来考试，考的是八股，不要创新，但是你要最好的论证中央王朝的合法性，最好表达你对我们的忠诚，本来精英也是潜在的，但是现在给了你一条路大家都挤到了那条独木桥上去。那个时候我们叫科技、工艺、机能这些东西都是不受到鼓励。创新永远是有的，发明永远是有的，但是它没有形成足够的气侯，没有能够打破马尔萨斯的陷井的力量。这是马尔萨斯发展阶段的重要的命题，在国际上是要解释大分流，在中国要认识为什么在近代没有能够实现工业革命，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的故乡，而是落到了后面。这是一个宏观历史跨越了哪些阶段，不管怎么说我们进入到二元经济发展阶段。
　　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了他的重要的文章，叫做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78年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此给了我们一个工具，我们知道很多发展中国家是如何发展的，主要过程是把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吸纳出来，用不变的工资吸纳他们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直到有一天把劳动力吸收完，整个过程就叫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过去没有明确的讲，包括刘易斯本人没有明确讲清楚的，说二元经济发展过程是两个过程，至少你要看两个事件才能看明白，一个事件是经济过程本身，劳动力不断被吸收，工业部门不断扩大的过程，另一个部门是人口转变的过程，这个人口转变过程总的来说可以这么来描述，也就是说生育水平或者说人口的增长会从马尔萨斯的时期，非常低，因为那会很穷，生不出那么多孩子，出生率很高，死亡率更高，留下的人很少，但是逐渐打破它人口的增长就会提高。到了一定发展阶段，人们开始较少的生孩子，生育率慢慢下降了，到了现代的人口转变的发展阶段。但是作为对人口变化的一个回应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比如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在二十年以后也经历从低到高，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因为生育率多年下降，也就不能再增长了，老化了，比重也下降了，因此这两条曲线揭示了为什么我们有剩余劳动力，为什么我们能够得到人口红利，为什么这人口红利终究会过去，剩余劳动力终究要吸纳过尽，为什么我们要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为什么我们终究要走向新古典的增长过程。这是我们想讲的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
　　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是有一些独特性的，很多人不懂。但是中国之前东亚经济，我们知道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世界银行向世界推荐所谓的东亚奇迹，当时主要表现是亚洲四小龙，但是会跳出很多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他们都可以归为新古典经济学家，因此他们不懂什么叫剩余劳动力，不懂什么叫人口红利，因此他们批评东亚经济，他们说这些国家和地区好日子没有几天，他们没有奇迹，将来也不会持续下去，比如说最典型的这位克鲁格曼教授，他看到几篇重要的计量经济学问昂，用的都是新加坡的书，他说你看看新加坡GDP增长主要靠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投入，没有技术进步，没有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说这种增长我们过去见过，在前苏联见过，前苏联就是这样最后跨台了，说你只是一个纸老虎，这是毛主席创造的词但是他用了，说东亚就是个纸老虎。当时叫四小虎，说你是纸老虎。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是新古典理论家，新古典经济学家他不知道东亚是有剩余劳动力的，也不知道东亚有一个特殊的人口转变过程，在特定的时期能够创造人口红利。因此他当时和很多人论战，他没有做严肃的研究，只是把别人的研究成果写成普及性的文章，结果大家都和他争论，很多人批评他的观点，据说他的文章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是199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好多年以后，因为这个事他在新加坡很出名，新加坡人很爱面子。我听林毅夫讲过这个故事，在2000年的一个会议上，他去参会，李光耀也在，人们把他介绍给李光耀说这是克鲁格曼教授，这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李光耀说我当然认识他，说教授我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您说新加坡过去的经济增长都是靠高储蓄高投资，资本回报终究会下降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这种高投资高储蓄已经持续了四十年之久，我们的高回报到今天还是很高，你怎么解释这个，这个故事到此为止，不知道他怎么解释，但是我觉得他可能解释不了，因为他不知道人口红利这件事情。我后面会再来说。但是的确东亚，中国都是有剩余劳动力的，都是有人口红利的，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人口转折过程，劳动年龄人口曾经一度迅速的增长。
　　人口因素影响所有经济增长变量
　　过去我们想测算人口红利把人口抚养比单独做一个变量，放在经济增长的模型中来看看它贡献了多少。后来我想了一下，这个并不一定是正确的，我们应该看人口因素应该在所有经济增长的变量中都起到了作用，这个是从1978年改革开始到最新一年的数据，整个经济增长是接近百分之十的增长速度，每一种生产要素和生产率做出的贡献，大家看最大的一块是下面这块蓝色的，是资本积累的贡献，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中国经济增长是靠这部分促成的。看上去大家说它不是什么人口红利，其实不然，这个也是和人口因素有密切相关的，我们讲两条因素，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如果迅速增长的话，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的话，很自然它倒过来的指标叫做人口抚养比，人口抚养比是不断的下降的，人口的负担很轻，我们的生产力的剩余可以积累下来用于投资，这是保证了物质资本的来源。第二物质资本要想不断的投入对经济增长起到的作用，还得有回报率，但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告诉我们说物质资本老在那投回报率会下降的，边际报酬递减，但是边际报酬递减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力是短缺的，一种要求不变，另一种要求不断的投入，报酬一定会递减。但是我们东亚，我们中国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你积累了多少的资本，我就有成比例的劳动力和你匹配，过去三十年每年大量的农民工从农业转出来，因此报酬递减现象不会发生。过去清华有些老师都做过研究，证明说中国在很多年里头，资本的回报率是相当高的，这就是我们人口因素带来的。除此之外人力资本、劳动力、劳动力的配置，从低生产力的部门转到非生产力的部门带来生产力的进步都是和人口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过去我们长时间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刘易斯理论是可以用于中国的分析的。
　　很多人还是不赞成，很多人深受新古典理论的这个危害。有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的一个中国经济学的刊物，叫做中国经济评论，这个主编应该是一个新古典经济学家，因为他知道我们讨论刘易斯转折点问题他不赞成，但是他觉得这个话题很热，讨论也很多，他就组织正方和反方一块写文章，当然我是正方了，他也找了反方，但是他变成了反反方，正方是说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了，反对我的人说中国还没有到，他说刘易斯这个命题在中国根本不成立，刘易斯理论根本没有解释力，他调侃我们，他说与其说刘易斯转折点，还不如说是个索尔斯转折点。因为我们知道1978年刘易斯去领经济学奖的时候跟他一起还有一个人，就是索尔斯，两个人一起得的奖，两个人都有很大的贡献，现在很多情况下说在重要的领域中你有一部分贡献，我也有一部分贡献，不能超过三个人，最后说这三个人的功劳是最大的，就给他们了。但是他们两个人到了那以后是黑白鲜明的，最主要的是他们俩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有一大批是有剩余劳动力的，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是零或者是负数，索尔斯坚决反对说没有什么剩余劳动力，说有剩余劳动力市场怎么不给它结清，把劳动力价格压的低低的最后就没了，更不会出现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零，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最后你们两个都有道理就一块得了奖。我顺便插一点趣闻，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大概在1994年、1995年，我突然接到一个美国教授的邀请，说我这有一个难题你过来帮我解决一下，后来我就跑到美国去了，他做了一个课题关于中国农业发展的，是美国一个资金会资助他的，就卡在了剩余劳动力上，我就摘了一个现成的桃子，我就帮助他用了一周的时间把剩余劳动力做了一个估算，整个课题我成了参与者，我就成了三个作者之一了，在课题结项的时候要请一些人来评论，请大牌专家，其中一个人是很大牌的，是林毅夫的导师，这个教授是狠狠批评了这个课题，而且主要批评的是我做的剩余劳动力这个课题，说根本不应该有剩余劳动力，因为他是芝加哥学派的重要经济学家，也可以算是索尔斯的学生，他坚决要捍卫说没有什么剩余劳动力，批的很厉害，而且说这个课题不行，后来我们三个人很坚定，我们坚决反对批评意见，坚决不改，当然也出了书了。有趣的是这个教授人特别的好，他对中国学生尤其的好，他退休以后，他的两个最重要的学生经常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做研究，他做了大量的中国的调研研究，最后帮他编了这么厚的一本论文集，全是研究中国经济的，这个论文集我把它拜读了一下，发现他里边大量的篇幅在讲中国剩余的劳动力，完全承认中国有剩余的劳动力，他们的生产率比其它部门要低很多。也就是说看见剩余劳动力还能说它不存在吗，所以新古典的经济学家他们很多人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解释不了东亚奇迹，也解释不了中国奇迹。
　　同时我们知道二元经济发展时期更是一个劳动力不断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农业劳动力比重不断下降的过程。日本、韩国和我们中国是最典型的经历过二元经济发展时期的国家。大家可以看到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不断在下降，日本在1960年的时候达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但是在这之后它的农业劳动力比重还在不断下降。很多人批评我说中国有的是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你怎么说刘易斯转折点到了，我没有说没有劳动力转移了，但是刘易斯转折点还是到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含义只是说剩余劳动力还有，但是你不再提高工资就没有了，人家就不转了。韩国是1972年到达的刘易斯转折点，在这之前之后劳动力继续转移。在中国我认为是在2004年，当然这是官方的农业劳动力比重，重估了一下比它还要低一些的，但是过去是迅速的转移，今后仍将迅速的转移。
　　第四个是针对中国的特点特意构造出来的，而且它对我们有特别的意义，是刘易斯转折点。刚才并不是说刘易斯转折点到了，剩余劳动力没了，你去读刘易斯经典的文章，其实很短，只是几篇文章而已，你读了它以后会发现，第一个转折点就是劳动力还有，但是过去用不变的水平的工资可以无限吸纳劳动力不太可行了，你必须给他涨工资他还可以继续的转移出来，因此出现普通劳动者短缺，出现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就是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标志，这是农民工工资的增长情况。中国的特点我们在刘易斯的特点上加上一个人口因素，如果说2004年是我们看到了农民工民工荒招工难现象的出现，从那之后农民工工资一直处在上涨过程中是一个现象的话，背后的推动力至少有一条，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慢，终于到了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15到59岁的人群开始绝对的减少。相应的我们人口抚养比是把劳动年龄人口放在分母上，所以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了。因此前面说的有利于经济增长，获得人口红利的因素发生了逆转，很自然，经济增长速度也会降下来，人口红利应该说就消失了。
　　2010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大幅下降
　　在争论刘易斯转折点到没到来的时候，也有过好心人，国外的学者说给你提一个建议，说你们如果不说刘易斯转折点，因为经济发展是很长的过程，点就是一年，如果说刘易斯转折区间是若干年，在那么一段时间内，也许人们更愿意接受你的观点，我就想到底这个区间是多长，结果我们从2004年熬到了2010年，突然发现有两个变化，2004年出现民工荒、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应该说这六年的时间应该算是一个区间了。如果说刘易斯转折区间我认为它也走完了，走完以后我们面临一个经济增长减速的过程，凑巧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人们开始在这个时候开始讨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井，中等收入陷井就是说发展中等收入阶段，特别是中等收入偏上收入阶段以后，你不再能够增长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你还处在中等收入阶段，那么你就是陷入到了陷井，这个陷井当然从一开始就出现一个经济增长的减速，总是从高速增长突然减下来，因此相应的就有一些人去研究在什么时候经济增长会发生迅速的把速度降下来的现象，那么有一些美国的大牌的学者做了一项研究，他的研究发现，是一种特殊的美元标准，在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的时候，一般会发生减速，他构造了很多国家的数据，包括早期工业化国家，包括东亚还有拉美的国家，发现平均来看它的减速在17000美元的时候，前八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百分之六点八，到了17000美元之后，那八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一下降到了百分之三点三，也就是说减掉的速度是三点五个百分点，还是很严重的，一下降了一半还多。
　　这是他们对大量国家做的纯属统计上的一个描述的现象。中国一定要说个减速点的话我觉得是2010年，正是这一年年龄劳动人口到达峰值之后就绝对的减少了，人口红利就消失了，相应的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就要大幅度的降下来了，在这个时候我们按照前面那项研究的口径来算的，2010年中国人均GDP是一万一千四百六十六美元，我们知道我们当时是四千美元，比它的减速来的早一点，正好符合中国未富先少，人口转变来的太快了，它的减速表现在这条粉色的这条线，是我们估算的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说按照劳动力的供给，资本投资水平，生产率的进步情况等等因素，模拟我们的增长能力到底有多强，我们发现从2010年之后的确是下降了，总的来说在1995年到2010年之间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平均是十点三，实际增长率也差不多，大部分是符合的，在这之后在十二五期间只有百分之七点六，到十三五就只有百分之六点二，主要是因为人口红利消失了，剩余劳动力大幅度的减少了。这个时候你的速度也要降下来。当然百分之六，百分之七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看还是一般的国家规律中的减速之前的速度，还是不坏的。这就是二元经济发展结束之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刘易斯转折的发展阶段，而这个发展阶段上的重要命题就是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井。就像在马尔萨斯结束的时候提出一个大分流命题，或者说李约瑟之谜。
　　中国还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井，只是说减速，减速有可能成为中等收入陷井的一个开端，最有名的中等收入陷井的国家是拉美很多国家，还有亚洲的马来西亚，甚至南亚的一些地区，我们从这些国家总结的经验，中等收入陷井有四步曲，也可以看作四个步骤，有的时候也是并存的，第一步是你的发展阶段导致你的经济增长减速，当然有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是因为一个特殊的机缘，比如说墨西哥比索的贬值经济增长降下来，任何事情总是会因为某一件触发了，把你的本质给暴露出来，因此总的来说是发展阶段上的变化。在这个发展阶段之前你有一些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但是到了特定发展阶段以后你的手段就不管用，但是你又没有找到新的杀手锏，所以你要减速，有的时候减速并不一定是坏事，但是你要知道以后如何保持持续增长。如果减速之后你不知道减速的原因，你不知道人口红利消失了，你不知道因为刘易斯转折点到了，你不知道是因为传统的靠投入推动增长的模式不管用了，应该靠科学进步靠改革，你不懂这个的话就会犯一些误判行为的错误，你就会把正常的减速把它推成了一个经济的长期停滞。日本在某种情况是这样的，1990年之后日本人口红利消失了，和我们2010年几乎一样，从人口因素来看。但是日本不知道它的人口红利消失了，也不知道它的供给能力降低了，它以为是它的需求不足，因此日本人用了所有的精力去刺激需求，结果他搞了大规模的刺激，搞了区域政策，越刺激生产力越不能进步，最后失去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基本上是零增长，过去二十多年是零增长。把减速变成了停滞。
　　第三步说过去高速增长是有一些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增长我也增长，你拿的份额高，但是我也有所改善，如果经济不增长，蛋糕不再做大了，蛋糕成为一个不变的东西，人们还能干什么呢，人们想的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重新分一个蛋糕。大家还是均等的分吗？不是，谁的谈判力越强，谁对政策的影响力越大，以前占有更多的资源的话，谁就可以得到更大的份额，这时候如果重分了蛋糕，我就会绝对的恶化，因此收入差距极具的扩大，社会矛盾变的越来越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会提出说我要给老百姓改善，改善收入粉扑，在拉美很多人想当总统，很多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去竞选总统，因为有号召力，可以空口说白话，说改善收入分配。因此他们政策变成了典型的民粹主义政策，因为蛋糕不做大拿什么去给大家改善，你要重新调整蛋糕吗，不太可能。因为本来就有更强的谈判力，政策影响力的人去占有更大的份额，反对任何形式的改革，因此这些国家陷入到恶性循环，因此导致体制的固化，四个步骤完成了一个谈判，拉美国家几十年，特别典型的是阿根廷，阿根廷曾经历史上超过一万美元的人均GDP，近乎进入到高收入国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比美国还要富裕，但是在这之后不是说停滞，甚至是倒退，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潜在增长率比实际增长率更重要
　　当然从中国来说我们应该从几个方面避免这个陷井，第一个我用运动员的例子来看什么叫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就是你的增长能力，对运动员来说潜在增长率是他作为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极限，作为个体身体素质有什么样的能力和极限，当然对于运动员来说还有它的生产率的变化，它的生产率是他的教练、团队、科学的训练，所有的这些加在一起形成稳定的应该达到的成绩，那个成绩是潜在增长率，当他的成绩不增长的时候，稳定在那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它会下降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它的极限发生作用了，比如说他从十八岁变成二十八岁，当然潜在增长率要下降了，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站出来说不是这么回事，你的问题是缺乏刺激，需求不足，需求不足可以用需求因素刺激他，我们这些人可以刺激，到网上去鼓励一个运动员或者骂一个运动员，那么也可以通过行政部门说这是政治任务为国争光，还可以用广告商去刺激他等等，结果变成了不知道它的潜在增长率，它的供给方因素，你仅仅从需求方去刺激他，结果是两者之间变成最大的差距，老想让他在他的实际增长率之上去增长，有的时候也会达到，但是总体上必然出现的结果就是犯了这个错误就是受伤，对运动员来说就是受伤，对经济增长来说东西就多了，通货膨胀也是它，泡沫经济也是它，僵尸企业也是它。
　　其实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问题，有人讲新一届政府有一个李克强思路，李克强经济框架，第一条是不大规模刺激，有的人讲话不刺激经济是不太可能的，是不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个概括是对的。刺激经济是怎么来的，在日本就是刺激经济，当它的人口红利消失了，不再有剩余劳动力了，过去的那些制造业没有竞争力了，表面上看确实是需求的因素，外国人限你贵不买了，自己又不消费那么多，但是它没有看到你背后的劳动力不像过去那么充足了，因此这个时候你刺激它，说还要生产那么多制造业产品，没有人买，没有用，因此说怎么刺激，刺激基础设施建设吧，但是我们知道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是攀升的，你有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有什么样的实体经济的增长，才对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什么要求，那些产业增长，增长慢了，潜在增长率下降了，你反而要刺激基础设施也没有人愿意这个投资。所以我读过一本书，应该是日本发改委的主任，他当时已经不在位的时候他就看到日本政府要刺激基础设施的投资，结果他发现有了预算以后怎么没有钱，他就调查，他督促，最后说钱也下来了，但是钱下来了以后不开工，或者开工了以后资金不到位，层层的截留，最后他没有看到问题，我们知道基础设施没有这样的需求，没有激励。他看到了他就怀疑钱哪去了，是不是进了人家的腰包，在日本也会有腐败，进了腰包的事肯定也会发生，但是我觉得当你要刺激实体经济的时候没有比较优势了就不愿意投资，因此改过来去刺激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基础设施建设也没有那样的需求，你扩大了流动性，终究要流向一个什么地方，除了流到人们的腰包里，贪污腐败以外还会流向非实体经济，理财的行业。因此说这个现象其实早在凯恩斯，我们知道凯恩斯是讲刺激经济的，他提出这个以后，他的同事当时在政府任职的经济学家给他写信，说我告诉你，如果你宣布起动一项2亿英镑的宏大计划，你将会在至少一年的时间里拿不到一个订单，因为经济中没有需求，当流动性放出以后，说对金边股票的部门是有很强的刺激性的，人们都会把它放到虚拟中去投资，它的结果是什么，日本人已经告诉我们就是泡沫经济，买股票、买外国资产、买梵高的画、炒房地产，所有能够创造财富的东西，理财的东西都是他购买的东西。因此背离了刺激经济的初衷，但是又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此泡沫经济起来了，终究要破灭，日本捅破了泡沫以后，就陷入到二十年的停止。因此我们今天必须认清形式，我们问题出在供给方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解决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也有办法。
　　我回到前面讲到的故事，克鲁格曼和李光耀的对话，李光耀问的很对，说我们四十年的高储蓄率我们的投资回报还这么高，你怎么解释，问的非常好。因为克鲁格曼不懂得人口红利没法回答，但是李光耀也有一个混淆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他混淆了投资的回报率和资本边际报酬，两个东西混在一起说，有的时候两个有一致性，有时候不一致，我们看看这张图，横坐标是经济增长过程，劳动力的转移，不断从农业中转移出来，长期以来农业中有剩余劳动力可以不断转移出来，一边转移劳动力一边积累资本，你不会遇到报酬递减现象。所以一直到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在纵坐标上的资本边际报酬可以保持不变，不降低，同时投资回报也可以很高。但是在这个之后刘易斯转折点到了，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了，资本的边际报酬就会下降，也会导致投资的回报率下降。一种可能性我们不去干预它，按照QB0这个趋势降下来，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说还有没有制度潜力，李克强总理说的我们改革可以创造制度红利，对中国来说为什么减速，因为劳动力不充足了，但是还有没有劳动力，我们还有户籍制度在约束它，把这些因素打破了是不是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延长人口红利，这样其实是可以让资本边际报酬下降速度慢一点。假如说可以变成不是QB0而是QB1，这是一种可能，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新加坡也做到了，李光耀他没有说出来，他们实际上是这么做的，新加坡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他利用了一个国际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今天新加坡的GDP由百分之四十是外籍部分人创造的，也就是它采取了开放的移民政策，日本没有，日本的移民政策很严格，所以劳动力是短缺的。因此它可以防止资本边际报酬过快的下降，更重要的是说资本边际报酬终究要下降，对中国来说新加坡的GDP有百分之四十由外籍工人创造，中国怎么可能，中国未来缺的劳动力，把现在所号称有人口红利的国家加在一起都给我们，其实也不够，因此中国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我们也有潜力可以挖，让农民工转移的更充分一些，但是更重要的是，最终我们是资本边际报酬总是要下降的，人口红利总是要没有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把资本编辑报酬下降的那部分补上去，仍然可以使你的投资回报率不下降，其实新加坡也做到了这一点，新加坡在目前创新的排名上都是在前十位，日本在前二十以后了，所以这两个过程其实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就是通过改革创造制度红利的过程。
　　我们做了一个模拟，说如果按照我们目前的趋势，我们也不改革，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从现在的水平继续会下降，这个下降当然也没有到停滞的情况，但是我们还想说有没有这种红利，有，第一个模拟，如果我们在这个期间，2011年到2020年期间，我们把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劳动力总量是减少的，但是让劳动参与率更高，让更多人进入到劳动力市场，每年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在这个期间你可以让潜在增长率增加0.88个百分点，相当可观，劳动参与率怎么提高，靠晚退休是提高不了的，六十岁上下退休的人企业是不需要的，但是企业目前还需要农民工，农民工因为户籍制度的约束，没有养老保险，没有社会保障，家里转移不出来，因此他们退出劳动力市场太早，太频繁，因此说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增加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参与率。
　　第二个模拟是说在这个期间，如果我们把全要素生产率的速度增加一个百分点的话当然相当难了，我们只是模拟而已，如果能增加一个百分点的话，潜在增长率可以增长零点九九的百分点，几乎就是一比一的对立，也符合西方人对于一个新古典增长来说，没有全要素生产率就没有GDP的增长率，因此全要素增长率直接刺激经济增长。这个全要素生产率也可以通过改革得到，只能通过改革得到。通过让农民工转移可以继续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通过优胜劣汰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和效益的提高，当然还有技术进步创新的因素。
　　最后一个阶段是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新古典增长的核心是没有任何红利，没有剩余劳动力，资本报酬递减，这是它的基本假设。因此你想经济增长唯一来源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实有两个部分，我们都能够知道的是说，一开始我们说在人均一万七千美元的时候，大多数国家都要减速，减速的原因中百分之八十是全要素生产率不足了，所以避免减速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想出新的办法来提高全要素增长率，全要素增长率大体上是两块，第一块是技术进步，那么也就是说最富裕的国家经济最健康的国家总体上都在创新力上排在世界前十位。你的科技前沿都在你这，每一个新兴的企业都在你这发起的。这些东西很自然，在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一半，这是在发达国家的情况。我们过去不知道发达国家也有资源重新配置的潜力，当然它没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但是他们发现如果在一个部门内，你会发现企业之间也有生产率的差距。如果你的生产率低于我的话，你的生产要素应该给我用，我应该把你淘汰掉，因此在美国的企业之间一直在经历着你争夺我的生产要素，我争夺你的生产要素，更有效率的企业得到更多的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因此它扩大规模生存下来了，因此这种生生死死创造性破坏对美国这样的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贡献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因此在那个地方也有资源重新配置的机会，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更多了，城乡之间生产率有差距，我们部门之间生产率有差距，部门内部企业和企业之间生产率差距也很大，我们也需要经过一个重组的过程，这个就要求改革，所以改革的红利是有的。
　　最后一张图片作为一个总结，三个人，第一个是克鲁格曼，克鲁格曼最近看他发表了一个言论，他说中国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剩余劳动力没了，但是中国前边就变成了一堵墙，中国很可能撞上这堵墙。他不仅是中国崩溃论的鼓吹者，他谁都崩溃，是崩溃论的老祖宗。当然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还会说诺贝尔获得者终于承认我们讲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但是他的结论完全是不对的，历史上他也没有说对过。我们必须做什么东西才能让他再一次破产，这位其实我们也不是太喜欢他，叫萨默斯，大家都很熟，有很多华尔街讲金融危机的电影都有露面，这个人反正不招人喜欢，说话很直，但是他对中国非常乐观，他有一个习惯喜欢做一个冥思，一百年以后或者三百年以后，那个时候的人会如何写我们今天的历史，他经常做这样的冥思。其中一次他讲人们会如何写今天的事呢，哪些东西要写哪些东西不写，他说我猜想他们已经忘记了九一一，对美国人来说九一一好像很难忘，他说那个时候人们忘记了九一一，他们可能忘记了冷战的结束，但是他们能够记住的是中国的经济的崛起，以及中国的崛起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为什么呢？他说中国大概是唯一的国家能够实现一个人在一生中改变生活水平超过一百倍，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我加了一个爱因斯坦，因为爱因斯坦有句名言，说负利这个东西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东西之一，说可以被列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算一笔帐，在统计学上有一个拇指规则，你不用直接到电脑上算，可以随便的算，叫做七二法则，它的含义是说无论人口也好，经济也好，每年增长百分之一的话，你想翻一番需要七十二年，但是如果你每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二的话，你十年就可以翻一番，如果你每年增长百分之十的话，七点二年就能翻一番。我们知道早期发达国家走过的路程，长达多少年百分之一这是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事，百分之二、百分之三是美国这样的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国家的事，日本有过更高的增长速度但是没有那么长时间，因此算下来中国一个人，我们的平均寿命现在八十了，我们假设是七十二岁，为了符合这个七二法则，所以你算一算七十二年的增长速度是多少，百分之十的增长速度是多少，百分之七的增长速度是多少，很显然只有中国人能够见到在一生中，我生下来的那一年的中国人均GDP是多少，我死的时候人均GDP涨了有一百倍，我算了一下没有那么夸张，应该是七十多倍，也是其他国家在历史上没有见过的。所以我把中国的经济放在一个更大的发展阶段上来看，当然这个也能让我们随时忘掉一点身边的一些愁事。大学生就业难，如果你是大学生就业难，我是大学生的家长也操心这些事。不管怎么说，我们增加了自己的信心，我们才知道要干点什么，我们了解了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在学说史上处于什么地位，在经济史上处于什么地位，也有利于帮助我们找到一些研究的课题，去写论文有新的角度，我就说到这，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也欢迎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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