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医院血案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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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医院血案全调查
日，周四。
按照同仁医院门诊排班表，这一天，本是耳鼻喉科主任徐文大夫每周的坐诊日。和往日一样，上午8点不到，位于四楼的耳鼻喉科第二诊疗区门口已经熙熙攘攘，如同闹市。可是，徐文没有出现；也许，很久很久，她都不会再来了。
一周前的9月15日下午4时许，徐文昔日的患者、曾经衣食富足的草根书法家王宝洺，在徐文的诊室门外，向徐文举起了砍刀。徐文抬手抵挡、躲闪、奔逃，最后仍然身中17刀，倒在血泊中。
一位在场的实习医生回忆：“事发突然，周围的人惊呆了，根本来不及反应，等回过神来，徐文已倒入血泊中。”耳鼻喉科行政主任于振坤事发后迅速赶往现场，至今心有余悸：“满地是血，太惨了。”
参与了抢救徐文的同仁医院一位医生，事后对财新《新世纪》记者描述了事发时的惨状：“徐文左臂上举，死命护着脑袋……总共21处伤，头面部7处，双上肢10处，左下肢2处，左臀部及背部2处，刀刀见骨，左上臂的肌肉、肌腱、骨头全都露着……”
徐文，43岁，留美归国的医学博士，业界公认的喉科专家。2011年元月，她刚刚担任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至今未婚，和父母同住。
当天下午3点37分，她打电话给60多岁的老父，说不回家吃晚饭，要加班准备一份讲课材料。晚6点，已不准备等女儿回家吃饭的徐父，意外从电话中获知了女儿受重伤的消息。
同仁医院紧急调集最精锐力量全力抢救。九小时后，徐文保住了生命，转入重症监护室观察。
行凶者王宝洺，今年54岁。五年前，徐文曾经为他动过喉癌手术。当天下午，他来到徐文诊室时，徐文忙碌一天的坐诊已快要结束。她从早上8点开始，除去中午两小时午休，一直在为患者检查。
没有人注意到王宝洺如何在门诊室外堵住了徐文。因事发突然，在场的人们只是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在追砍徐文后扬长而去；两小时后，他在北苑附近被警方控制。
事发后，王宝洺的亲属都否认他是一个生性暴戾的人。王妻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专访时称，王宝洺以往性格开朗、喜交朋友、爱唱歌。患病前，靠办书法培训班谋生，年收入曾达数十万元。患病后生活潦倒，性格变得有些抑郁。
王妻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事发前一天，王宝洺心情很好，还参加了一个书法界的活动。事发当日下午四五点，她接到王宝洺电话，让她赶紧去北苑地铁。到了那，两人刚见面，就双双被赶来的警察拘捕。
若不是五年前患病，王宝洺托熟人介绍找到徐文诊治，两人也许永远也不会有交集，这起震动业界的悲剧或许不会如此降临。
漫长的五年中，这一对医生和患者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王宝洺入院
喉癌在早期易被发现，因此治愈率比其他癌症要高。王宝洺的术前检查结果也显示属于喉癌早期，他自信不至于丧失性命，甚至还能保持语言功能
血案的发生并非没有征兆。
事发第二天，王宝洺的博客被人发现。八篇写于2009年的文章，单方面记录了他于2006年在同仁医院医治喉癌的经历、纠纷和诉讼过程。博文的最后几篇文字里，已充满了对徐文的仇恨，其中一篇博文的标题称“血债要用血来偿”。
据博客记录和王妻透露，日，49岁的王宝洺因声音嘶哑近一年，托在同仁医院眼科工作的亲友找到了徐文。
徐文擅长各类咽喉部疾病、嗓音疾病诊断及治疗，同仁医院称其目前已开展多项嗓音外科手术，包括甲状软骨成形手术、声带注射填充手术及喉狭窄微创手术等，均处于国际同等水平。
从徐文口中得知自己患有“声带肿物”（喉癌）后，素来身体健康的王宝洺并不相信。9月26日，王在同仁医院门诊手术室进行“活检术”；10月8日，病理显示“右侧声带鳞状细胞癌”，他才接受自己身患癌症的事实。
但并非所有癌症都是绝症。武警总医院病理科主任纪小龙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喉癌发现都在早期，因声带狭小，一有肿物，患者即有说话嘶哑等不舒服的感觉，不同于胃癌和肺癌肿物在生长早期，病人感觉不到，一旦发现即是中晚期。因此，喉癌治愈率比其他癌症要高。当时王宝洺的情况也是如此，术前检查结果显示，他的病情属于喉癌早期。
但是，喉癌手术有可能导致发声功能丧失，这让依靠办培训班为生的王宝洺难以接受。
王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幼年生活坎坷，因家贫过继给大伯。下乡插队回城后，分配到光华染织厂，后调到和平里医院病案科工作。
他自幼酷爱书法，后自学成材，获得了一个既能用来谋生、又足以让他自豪的“书法家”头衔。曾经代卖过他的作品的京城天牛画廊工作人员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几年前，王宝洺总是来潘家园和画廊的人喝茶聊天，“人很健谈，开朗，虽然在圈内的名气不大，但字写得不错，出了不少书。”
1996年，王宝洺办了两个书法学校，自任校长，年收入数十万元。王妻给记者看了当年的全家福：一家三口站在轿车前，其乐融融。
确诊喉癌后，徐文向王宝洺通俗地解释过病情。根据王宝洺自己博文中的回忆，徐文对他说：“你发现较早，是初期，只要切除单侧声带就可彻底根治。”王宝洺随即追问：切除单侧声带是否影响讲话？他担心自己“像李文华那样”。
在他的印象中，徐文不仅肯定地回答了他，还有些不耐烦：“李文华是喉癌晚期，做的是全喉切除的大手术，你是喉癌早期”；“即使切除单侧声带，也是不会影响说话的，只是声音有些沙哑罢了！而且现在医疗、手术技术很先进，什么‘玻璃切片’‘激光仪器刀’都是国际领先的技术，保准没问题，你就放心吧！”
徐文“不影响说话”的判断，给王宝洺吃了颗定心丸。后来，王宝洺陆续还提出了一些“不手术、中医治疗”的要求，被徐文一一驳回。
尽管如此，从对患癌的恐惧，到知道“不丧失性命”，而且“还能说话”，王宝洺还是痛痛快快地接过了徐文开的住院单，并于日住进同仁医院。
然而，日后的手术并未让王宝洺满意。他在博文中指责，徐文“手术没做干净、彻底”。他认为，由于徐文的首次破坏性手术，使其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进行了两次大手术，最终成为一名“丧失了语言功能、劳动能力、嗅觉功能的残废人”。
多位肿瘤专家均表示，徐文制定的治疗方案并无方向性问题，但手术存在一定风险，并非王宝洺最初认为的“万无一失”。不幸的是，小概率事件偏偏成为现实
据王宝洺自述，徐文和他的最初谈话，只有短短半小时左右，其间却包含了对一场喉癌手术治疗方式、风险、预后效果的多个关键信息。
徐文为王宝洺确定的“激光手术”治疗方案，全名“CO2激光声带切除术”，是一种区别于传统手术的新型手术方法。
资料显示，这个手术在癌前病变及早期声门癌治疗中独具优势，它根据病变范围采取声带黏膜脱落、声带部分切除、声带完全切除和声带扩大切除等不同方式，不但可阻隔恶性发展趋势，根治肿瘤，还能最大程度地保留发音功能，局部控制率及五年生存率与放疗、喉裂开手术相同。
与传统手术相比，该手术还有以下优势：手术迅速，并发症低，患者痛苦少，患者术后仍可发音。
“属于微创手术，不流血，患者几天就可出院。”同仁医院耳鼻喉科负责人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该技术是业内公认治疗早期声门癌的首选，同仁医院的应用在国内也居于领先地位。
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的多位肿瘤专家均表示，徐文制定的治疗方案并无方向性问题，但手术存在一定风险，并非王宝洺最初认为的“万无一失”。
对此，同仁医院一位负责人解释：手术过程中，有的病变会一目了然，但也有无法判定的情况。如病变本身不明显，有可能无法判断病变组织的边缘，这就存在首次手术无法完全切除病变的可能，经验再丰富的医生也不可能绝对避免。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主刀大夫“会在病变上下两端取两块‘切缘’，再进行病理化验”。他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切缘”的目的，是通过进一步检验，确定手术部位是否还存在癌细胞，是否需要进一步手术。
上述负责人表示，CO2手术的劣势在于只能治疗表面的肿物，深层的肿物难以触及。“激光是烧掉肿物，有被烧焦的边缘，不像传统的手术刀，一刀划下去就可以切掉。如术中取的‘切缘’还存在癌细胞，那么仍需要后续传统手术继续治疗。”
财新采访的两位业内专家，对王宝洺的病历资料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王宝洺所患喉癌，虽属喉癌早期，但并非程度最轻的那一类。据财新《新世纪》记者所见日术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医学影像学诊断报告书”显示，“有淋巴结可见，但未产生淋巴结转移”，排除了三期的可能性，属于喉癌早期；但是，王宝洺的喉癌也并非程度最轻的I期，I期的肿物仅在表层和黏膜层，而王宝洺“右声带旁脂肪间隙部分消失”，这意味着肿物已不仅存在于表层和黏膜层。从影像范围来看，II期的可能较大；但确定到底是不是II期，仍需要从术中取病理切片来确定。
专家表示，对肿瘤的认识和判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术前的CT和喉镜只能看到表面的影像，术中的病理切片则是了解深层组织的情况的惟一途径。
上述一位专家表示：“不管是I期还是II期，以徐文所说的‘激光手术’来治疗，大方向无错。如果进行全喉切除手术激进治疗，相当于在一个小病变上，挖了一个大坑，在保命上万无一失，那患者就会丧失说话功能；CO2手术的问题可能会相反，好比在一个大疤痕上挖个小洞，能保住说话功能，但搞不好还需再次手术。”
问题是，从王宝洺博文记叙看，徐文那场让他感到吃了定心丸的谈话，却并未让他明确获知还有另一种可能：即术中并未切除全部肿物，有可能需要再次手术。
不幸的是，小概率事件偏偏成为现实。
日，从中午11点开始、到12点结束的手术中，徐文发现肉眼肿物并未清晰可见边缘，于是术中取了“切缘”，术后把三部分标本送检：其一为右声带肿物大体标本；其二为病变前联合切缘；其三为右声带外切缘。
对此，王宝洺博客记载称，“术后，徐文对我爱人说：‘手术没做干净、彻底，你们再去其他医院做治疗吧！’”
此事真伪已无从对证。但一周后，10月25日北京同仁医院的病理诊断书上显示：“（外切缘）粘膜组织，部分区可见肿瘤。”这个结果，让王宝洺坚信：徐文并没有治好他的病。
患者缺乏医学知识，加之沟通不畅，最终使得医患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
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专访时，上述同仁医院耳鼻喉科负责人称，首次手术无法完全切除病变的情况比例极少，不幸还是发生在了王宝洺身上。
但是，对于医院是否就手术风险尽到告知义务，他特别强调：此前已按惯例明确告知患者，并有患者方面的签字确认。
财新《新世纪》记者看到了日期为日的“北京同仁医院手术同意书”。其上第八条为“术后病理报告肿物若为恶性，需再次手术”；手术同意书上，王宝洺的签名清晰可见。
或许是由于对手术效果心理落差太大，王宝洺此后的举动表明，在肿物恶性成为现实后，他对手术同意书上的“风险提示”选择了忽略不见。
当时，对于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意外情况，徐文提出了两种治疗方案供王选择：进行放疗，或再次手术切除病变；由于同仁医院没有放疗服务，如选择放疗则需转院。
同时，出院病历写明，王宝洺需定期返院复查。
徐文提供的两个方案，王宝洺全部予以拒绝。为何如此选择？只有王宝洺本人才能给出答案。而从王妻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的叙述中，只能感知那段时间里王宝洺的痛苦，以及他内心的迷惑。
自从做了手术，王宝洺一直想找徐文沟通。手术前一天，徐文才从外地出差回来，没有和他们交流第二天手术的内容，这让夫妻俩非常不满；手术后，王妻称，她多次找徐文都没有找到，护士总回复她，“医生忙着呢，在做手术呢，没在”。
王妻说，她在住院区和门诊区，都找不到徐文。“其实他就是手术后疼，我们想找她问问，如果能解释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了。”
对比后来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治疗时的情况，夫妻俩对同仁医院越发不满。王妻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肿瘤医院手术前一天，医生曾和他们仔细分析了病情以及手术的优劣势。
然而，偏偏王宝洺一直找不到徐文，这就为灾难埋下了种子。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王妻自言自语地叹息说：“总找不到徐文，偏偏那一天，被他碰上了。”
日，王宝洺从同仁医院出院。10月31日，他即到肿瘤医院进行会诊，病理会诊报告单上显示，“烧痕处可见肿瘤”——这其实就是一周前同仁医院病理报告的另外一种表述方式。
但并无医学知识的王宝洺不可能理解这一点；同时他不可能或许也不愿意接受，激光手术不能像传统的手术刀那样清楚地切割深处肿物。
肿瘤医院“术后CT双侧声带组织明显增厚”的诊断结果，更让王宝洺愤怒莫名——既然说切除右声带，为何还存在声带？他甚至认为，徐文做了一场“伪手术”。
其实，这里所说“声带”并非器官，只是影像学表述的概念，对应于声带所在的肌肉组织，所有CT等影像检查都作同样表述，不论声带本身存在与否。
医学术语与普通语言相距太远。悲剧是，此刻没有人给王宝洺讲解这一切；或者，他的思维已经无法跳出他的受害想象。
同仁医院一位医生事后说，王宝洺的疑问，是一个病人正常的想法。但他强调，“医院接到投诉后调集了他住院手术的病历，也调集了手术所送的病理标本，组织专家进行讨论鉴定，结论是别的医院在CT上看到的这个‘右侧声带’，是肿瘤的复发，还在那个部位”；“后来他在外院做了全喉切除，术中所见和术后标本都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徐文给病人不可能做的是‘伪手术’。医院和徐文本人反复给他讲这个道理，给他看病理标本，但是王宝洺不能理解，他认定就是徐文害了他。”
或许正因为此，徐文随后在病历上为王宝洺所留的两条医嘱，对其已失去效用。
术后越早放疗越有效，王宝洺的放疗在海军总医院进行。7000拉德的放射剂量尽管已经足够，但王宝洺病情在几个月后继续发展。
日，他再次出现在同仁医院就诊。因病变快速生长，此时他已出现了呼吸困难等症状。抢救中，同仁医院为王宝洺紧急做了气管切开手术。
日，患者自行出院。此时，医患信任或许已经荡然无存。
出院后，王宝洺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找到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吴雪溪就诊。吴雪溪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说，王宝洺当时的情况是“肿瘤复发，且已是晚期（Ⅳ）”。
“有的肿瘤属于‘跳出来’型，比较好办；有的属于深处纵横捭阖型，王宝洺的情况属于后者，较为复杂。”吴雪溪说。
此时，惟一的选择是保命，做全喉切除手术。
王宝洺当时依然不信自己已达喉癌晚期，更不愿就此丧失说话功能。他不理解“表面上看起来好好的地方，底下是肿瘤”，直到吴雪溪为他做了喉部穿刺，看到病理结果确实是深处有肿瘤细胞，王宝洺才转变态度，同意做全喉切除手术。
他的发音功能就此丧失，再也不能为学生讲课了。
失声后的王宝洺，外形越来越像一个“艺术家”。他留起胡子，戴各式各样的帽子。只有家人知道背后的痛楚与隐情
“独守半尺禅房，只余半条性命，不想半途而废，还有半步人生？”王宝洺失声后曾写过这么四句话。但事实上，他的举动只体现了前两句的颓废，全无后两句的坚持。
他好像变了一个人。最明显感受到变化的是他的妻子。做了气管切除和全喉切除手术之后，王宝洺颈部有个小孔，插着一个直径约2厘米的人造气管，用来呼吸和吐痰。平常说话，则靠食道的颤抖来发声。
王妻说，因说话声音奇怪，王宝洺经常被人另眼相看，导致他心情抑郁，没有宣泄的渠道，“有时着急了还会揍我”。
一向依赖王宝洺的妻子，此后成了他的贴身护卫，只要王出门，她都会跟着。惟独出事那天，她因头疼，放他独自出门。忆及此，王妻痛悔不已。
他们的家庭生活每况愈下。书法学校停办，每年少了数十万元收入，家庭开支靠低保和积蓄维持。王妻让财新《新世纪》记者看的全家福上的轿车，也已经变卖。
王宝洺的外形也越来越像一个“艺术家”。他留起胡子，戴各式各样的帽子。只有家人知道背后的隐情。他的姐姐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他原来有胡子但不长，后来是为了遮住脖子上的伤疤才留那么长的；以前也不戴帽子，是生病后怕受风，身体特别弱，才常年戴帽子。”
天长日久，王宝洺越来越认为，是徐文那场“失败”的手术，改变了他的人生。
夫妻俩也曾去找医院理论。当时王不能说话，只能在纸上写字表达意见，由其妻和朋友代为转述。接待的有三四位，包括主任和副院长。双方不欢而散。
“你们去法院告吧。”这句话把王家推向了司法渠道。
遥遥司法路
久拖不决的案子成了王宝洺的心结。他经常说：“把这事赶紧解决，早点了结，就解脱了”
2008年7月，王宝洺将同仁医院和肿瘤医院一起告上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共索赔1700多万元。
起诉书称：同仁医院违反诊疗常规，术前准备不充分，手术操作草率，未将肿瘤组织全部切除，直接导致手术失败。
王宝洺认为，他以教学为业，同仁医院的手术导致他丧失发声功能，终生残疾，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书画家行业属于特殊群体，年龄越大，价值越高”。按照手术前的收入水平，未来的30年，他的误工费共计1500万元。
王妻解释，王对肿瘤医院的治疗没有意见，之所以把它也拉进来，是因为同仁医院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肿瘤医院在朝阳区。他希望能在朝阳区起诉，害怕东城区法院偏向同仁医院。
谁也没有料到，此次诉讼会如此漫长而艰难。
起初，法院委托东城区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但王宝洺认为，同仁医院交给法庭的病历，存在伪造、病程记录不全等问题。
2008年9月，东城区医学会发函称，由于患者对医疗文书多方面存在质疑，故在未能明确病历真伪之前，医学会不能组织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现中止王宝洺医院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
2009年初，朝阳区法院认为，案件与肿瘤医院关系不大，在王同意对肿瘤医院撤诉后，将案件移交东城区法院。
2009年6月、8月和2010年11月，东城区法院曾就病历的真实性进行了庭前谈话，让双方表达质证意见。王宝洺坚持认为，同仁医院提交法庭的病历不真实。他认为有三方面的问题：事后添加、病程记录不全、伪造。
他的主要依据是，同仁医院提交法庭的日出院日志中，添加了“鳞状细胞癌，前切缘未见肿瘤，后切缘见部分肿瘤”字样；住院病历病程记录中缺少五天的记录；有三天的查房记录，徐文医师签名属他人伪造。
同仁医院辩称，徐文授权其他大夫签署，这恰恰证明她在查房，由其他医生记录。只要有病例记录，就能证明大夫查房。另外，那年的10月有几天，徐文去上海开会授课，委托主治医生在住院病历上代为签名，这并不影响病历的真实性。
据王的代理律师称，王宝洺坚持认为，“医院提供了假病历，他们就要输官司，就要赔钱”。
王宝洺在博客中称，“根据卫生部日《关于医疗机构不配合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所应承担的责任的批复》认为，被告同仁医院没有如实提供相关病历材料。导致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能正常进行，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熟悉该案的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王宝洺对索赔数额寄望过高，“显然是不懂法”。而且，他固执于病历的细枝末节。其实，部分的涂改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影响。
由于王宝洺坚持认定同仁病历为假，诉讼程序停滞不前。于是，鉴定中心就把这个“皮球”踢给了法院。
根据北京高级法院关于鉴定的指导意见，对于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应该由法院作出认定。可是，东城区法院迟迟未就病历的真实性作出定论。一年后，2009年9月东城区医学会发出终止鉴定函。
2010年1月，东城区法院又委托北京中天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基于同样的原因，司法鉴定也陷于停滞。
该中心负责人谢和平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若医患双方对病历的真伪存在争议，必须要在法院通过质证，然后得出结论；最后，作为委托方的法院要向鉴定中心作出明确的指示，即依据哪些病历材料进行鉴定。鉴定机构没有资格判断材料的真实性。
但法院在这一问题上始终没有作出定论。据了解，王的代理律师在王宝洺的要求下，多次催促法院给鉴定中心发函，确定鉴定材料。法院的人总说，“要请示领导”，或者“再等一等”。
王宝洺也曾去当地卫生局的调解中心反映情况。对方说，“你都告到法院了，我们管不了。”
久拖不决的案子成了王宝洺的心结。他和律师跑了多趟法院。他经常说：“把这事赶紧解决，早点了结，就解脱了。”
在发生血案的当天上午，在王宝洺要求下，其代理律师再一次致电法官。法官说，如果王宝洺着急，“让他自己来找我”。于是律师向王宝洺电话转述了法官意见。
对着电话，王宝洺平静地说：“谢谢你，费心了。”放下电话，他对头痛卧床的妻子说：“我出去一趟”。
几个小时后，夫妻两人再次见面时，血案已经发生。一家人的命运从此改变。
徐文已无生命危险，但左上肢功能恢复需要较长时间，大约一年以上
在同仁医院医生们和许多患者的眼中，徐文被砍实属无辜。
一位同仁医院的医生谈到对徐文的印象：“徐主任的名声在我们医院有口皆碑，她人也长得很漂亮，40多岁了，看上就像30多岁，总是充满了活力和热情，身上有一种朝气。”
同事和一些患者口中的徐文，也总是为患者着想。她的实习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谈及徐文时说：“徐主任从不乱开药，不让患者做多余的检查。”
同仁医院一位医生这样介绍徐文：“技术好，人又和气，同事信得过她，愿意把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托付给她；病人信得过她；她出门诊，从上午看到下午两三点钟是正常，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她不好意思拒绝病人。”
徐文的遭遇，让同仁医院的许多医生物伤其类。有的想去看看徐文，因担心影响徐文静养，院方阻止了这一举动。
9月17日清晨，昏迷了十多个小时的徐文才告清醒。9月21日，徐文术后第五天。同仁医院网页上挂出了她的病情：据综合评估后认为：左上肢功能恢复需要较长时间，大约一年以上——至少，在这一年内，这位在同行口中“技术全面”的医生，将不能继续进行外科手术。
王宝洺目前被关押在东城区看守所。其律师杜平儒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已经会见过王宝洺。由于要用食道发音，他说话非常困难，情绪低落，压力很大。
而从9月20日开始，应该是其亲属所为，王宝洺两年未更新的博客又有更新。更新者在质问同仁医院的标题下面，贴出了一张张病历。
其中，手术过程的那张病历上，主刀医生徐文手绘的王宝洺的喉咙病变，醒目、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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