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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会昌法难”与寺院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中国史专业毕业论文.pdf 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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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会昌法难”与寺院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中国史专业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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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I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1
（二）学术史回顾2
（三）研究框架与思路7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8
一、会昌法难前唐代寺院经济的繁盛及其特点9
（一）寺院农业的发展9
1.国家法律上的授田9
2.原有寺院土地继承 10
3.皇室权贵及民众的赠予、施舍 10
4.禅林土地的开垦 11
5.寺院土地的经营 12
（二）会昌法难前寺院的商业、借贷业、旅店业12
1.会昌法难前的寺院商业13
2.会昌法难前寺院的借贷业 16
3.会昌法难前寺院的旅店业 17
（三）统治者对佛教态度与会昌法难前寺院经济发展关系18
（四）寺院经济发展的特点22
二、寺院经济问题与会昌法难的爆发24
（一）寺院经济的膨胀与会昌法难的爆发24
1.唐武宗好道恶佛与会昌法难的发生 24
2.佛事活动对社会经济的损耗 26
3.僧尼泛滥对国家经济的破坏 33
（二）会昌法难与寺院经济危机36
三、会昌法难后寺院经济发展新模式38
（一）会昌法难后佛教发展的新变化38
（二）禅林经济与禅宗发展的关系41
（三）禅林经济成为寺院经济的主体46
1.与统治者关系的变化 46
2.土地获取方式的变化 47
3.会昌发难之后社会化生产与社会供给的变化 48
4.禅林经济发展特点 49
参考文献56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论文63
唐代 “会昌法难”与寺院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佛教寺院经济是指佛教传入我国之后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经济形式，它是以
佛教为依托而产生并存在的，起初主要是以供养僧尼为主，但随着佛教在我国
的进一步发展，与之相应的寺院经济也逐渐壮大。寺院的土地、人口、财物是
寺院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寺院经济不断发展，其财产来源方式也逐步多元化，
寺院经济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重要内容。
会昌法难是唐武宗李炎于公元 845 年发动的一场以灭佛为主要目的的运动，
包括勒令僧尼还俗，没收寺院财产，拆毁佛寺、兰若等。是中国历史上四次毁
佛运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其它三次毁佛运动为公元 466 年北魏太武帝毁佛、
公元 574 年北周武帝毁佛、公元 954 年后周世宗毁佛，四次毁佛运动被称为佛
教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难。
禅林经济是伴随着禅宗的崛起发展起来的一种不同于以往寺院经济发展模
式的新的经济发展体系，张弓先生认为禅林经济是寺院经济发展的亚种，禅林
经济以僧侣全体劳作为特色，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主要是以
农业劳动生产为主，多存在于山林之中，与市场联系较少，与中国小农经济发
展不断相适应。
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唐代寺院经济的研究已取得很多成果，研究角度多放
在唐前期寺院经济发展，或是禅林经济的整体概括上，并没有将两者进行一个
比较性的概括进而得出会昌法难之后新的寺院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及其自身的
继承性。本文之所以选择“唐代‘会昌法难’与寺院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为
研究对象，源于会昌法难对中国佛教发展的转折性作用。由于该次法难的发生，
佛教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变动，很多佛教宗派以会昌法难为转折点退去往昔光环，
走向没落。同样经历法难波折的禅宗却一改往日之态，在国家恢复佛教扶持之
后迅速崛起，成为佛教发展的主流模式。而这种主流地位的确定必然是多种原
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佛教生存环境的变化。会昌法难爆发在唐代国势
逐步衰落的时期，法难之后唐代又不断经历战乱，为了在已变化了的大环境下
更好的生存佛教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契机就是唐武宗发动的会昌法难；另一
方面是佛教人士自身的反思。正是经历了会昌法难的劫难后使佛教人士开始深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佛教历史------唐代的寺院经济
一、唐代的寺院经济
僧侣，作为社会上一个特殊阶层，如何取得维持自己生活和弘法的资粮，直接影响着佛教的组织形式和发展趋势，而统治者的经济政策，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它的兴衰。佛教一传进中国，就当作方外之宾，被免除了一切世俗国民的义务，特别是兵役、劳役和赋税。逃避役赋，成了僧侣队伍不断扩大，并与皇权国家发生矛盾的主要原因。历史上一再发生沙汰沙门和毁佛灭法事件，也植根于此。
按佛教教义，僧侣应以乞食为生，寺院建立以后，则靠施主的布施维持。
乞食中的高级僧侣可以往来于庙堂，作清客，任谋士，而大多数是游走江湖，贫困无着；寺院生活相对稳定，但由于施主的穷通变化，贫富相差悬殊。东晋末年，僧侣中普遍出现经商、作工、为医、为巫等自谋生路的现象，遭到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到北魏，采取浮图户和僧祗户办法，使寺院同时成为社会的一种特殊的经济实体。而在南朝，像梁武帝用“舍身”一类手段，为寺院经济的急剧积累募金。这样，佛教对于民众的吸引力，远远超出了避役逃赋的消极目标。某些僧侣的权势熏天，富贵安适，到隋唐达到令人目眩心醉的地步，以至有“选官不如选佛”的谚语。贵族出身的净觉，“不窥世典，门人与宣父中分；不受人爵，廪食与封君相比”。一个并不著名的和尚怀信作《释门自镜录》，序其优裕生活道：“至于逍遥广厦，顾步芳荫，体安轻软，身居闲逸。星光未旦，十利之精馔已陈；日彩方中，三德之珍羞总萃。不知耕获之顿弊，不识鼎饪之劬劳。……若乃悠悠四俗，茫茫九土，谁家非我之仓储，何人非余之子弟？……盱衡广殿，策杖闲庭，曳履清淡，披襟闲谑，避寒暑，择甘辛，呵斥童稚，征求捧汲……”
唐初实行均田制，“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国家正式承认寺院经济属于社会经济的一种成分，而其免役免赋的特权并未取消。结果是，寺院经济恶性膨胀，丁口急剧流入僧门，政府不得不三令五申，颁布度牒，限制度僧，而私度始终不止，无籍僧尼大大超过国家可以统计的数量。安史之乱及其以后，国家不得不用鬻卖度牒的方法，筹集军饷，充实国库，僧尼愈滥。
唐代的寺院经济大体有两种类型，首先是朝廷敕建的“国家大寺，如长安西明、慈恩等寺，除口分地外，别有敕赐田庄。所有供给，并是国家供养”。其中西明寺，只唐高宗赐给的田园就有百顷之多，并配以净人百房，车50辆。
开元年间，金城公主奏请，将范阳某“麦田庄并果园一所及环山林麓”，“永充（云居寺）山门所用”。至于其他王公大人，类似的布施也比较普遍。
王维，将辋川“别业”舍为清源寺，草堂精舍，竹林果园齐备。因此，时人有这样的议论：“沙门盛洙泗之众，精舍丽王侯之居。既营之于爽垲，又资之以膏腴。撰修幢而曜日，拟甲第而当衢。王公大人助之以金帛，农商富族施之以田庐。”在这种由政治庇护，财经资助下的寺院，一旦有了独立经营的权利，立即成为兼并巨户，越州跨县，建造各种庄园。唐睿宗为昭成皇后追福，改建洛阳景云寺为昭成寺，此寺于河阴（河南滎阳与武陟之间）置有“僧朗谷果园庄”，从代宗广德二年（764）到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的41年中，施地和买地兼并周围土地1.791.5亩。浙江天童寺有田13000千亩，跨三都五县，有庄36所；山东长白山醴泉寺有庄园15所。所谓“比置庄田，恣行吞并”，成为唐代特有的寺院经济格局，以至于出现“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吏不能制”的局面。
庄园式的大寺院经济，是中国佛教宗派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在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持下，才能为创造发达的宗教哲学体系提供丰富的学术资料和学术气氛，并使这种学术水平持续下去，得到丰富、更新。从而培养出一大批有学问的僧俗弟子，组成比较稳固的，有独立性格的教团。从这个意义上说，隋唐的诸大寺院，也是国家重要的学术中心。
但是，国立寺院即使再发达，也远不能满足与日俱增的出家人的需要。
居民集资和僧人自建的简陋寺院，大大超过国立寺院的数量。它们大都处在山野偏僻地区，介乎合法与非法之间，其成员多由各色逃亡的流民组成，经济情况与官寺迥然不同。其中禅僧禅寺，最具代表性。
中国专业禅师的大规模兴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他们着手为自己建立稳定的生话基地，当始于道信，至弘忍而取得巨大的成功，势力布及全国，足以与所有国立寺院的诸大宗派相抗衡。他们聚居的人数，动辄成百上千，居处多为自造的茅茨岩穴，甚至见不到可以崇奉的诸佛偶像。文化素质很低，不读经典，不作功课，但以劳作为务，以疗治饥寒为教义。这种禅运动经过安史之乱，在南方得到特别迅速的发展，引起朝廷和地方官府的严重注目，终于形成了可以为国家承认和保护的另一类寺院经济体制，即禅林经济或农禅经济。
8世纪中叶，马祖道一在湖南、江西一带提倡农禅结合，影响很大，他的门徒散居南方山林，竟建禅院，自谋生计。道一弟子百丈怀海制定“上下均力”的“普请”法，同时重整佛戒清规，成为其他禅寺争相效法的楷模。8世纪上半叶以后，佛教屡受打击，连阡带陌的大寺院及其寺院经济破坏几乎殆尽，而山林禅寺及其禅林经济相对完好。在诸帝恢复佛教的条件下，更逐步壮大。其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经营方法，也渗透到了其它寺院。9世纪中叶，江南禅林经济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其性质也有重大变化，世俗地主庄园经营方式普遍出现。见于禅宗典籍的较早的禅林庄园是普愿的池州南泉庄。
唐末著名的有义存在福州的雪峰庄，智孚在信州的鹅湖庄，道膺在洪州的麦庄等。他们有些把土地出租给契约佃农，直接收取地租，如庐山东林寺出租《广弘明集》卷15《内德篇。辨惑》。荆州田亩，“收其租入”；大同庆寺，“僧多而地广，佃户仅千余家”。
禅林经济完全世俗地主化了。
尽管禅林经济与前述的大寺院经济均属封建地主经济，但前者始终以独立的自我经营为主，在经济上极少甚或不依附国家的资助或官僚的布施，加上远离城邑闹市，所以表现在教派学风上，往往是游离于当前严酷的政治斗争之外，同当权者保持一种疏散的，有时是不合作的态度。这种超然的境界，对于失意落魄，或一时需要心理平衡的士大夫，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早在大历唐德宗即位之初（780），都官员外郎彭偃就提出过限制僧道经济特权的建议，认为年未满50的出家男女，应“就役输课”，与百姓同，结果未行。继之，全国推行两税法，据地出租，随户杂徭，当然也会推及寺院，但由于寺院僧尼不在户籍，只限于纳税，依然享受免役特权。这也是晚唐禅寺继续扩大的重要原因。这种情况，直到宋代规定一切寺院必须缴纳助役钱和免丁钱，才有重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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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佛学院教授：要烧高香算命多半是什么部门承包的寺院|寺院经济|提婆_凤凰资讯
佛学院教授：要烧高香算命多半是什么部门承包的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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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多半是什么部门承包的寺院，甚至是一些垄断式的做法，纯粹是为了赚钱的。
宗舜法师：号无尽灯楼主人，佛教禅宗曹洞宗第49代传人，中国佛学院教授 原标题：佛教走进新时代似乎短短几年间，伴着新的传播技术和人们对心灵层面的更多关注，有着两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古老佛教在中国焕发了青春般的光彩。 佛教书籍屡屡登上畅销书排行榜。法师们纷纷在网络上用生动的现代语言传法。明星信佛渐成风气。千年古刹中有着现代的数字化生活。人们发现许多法师是国内一流大学毕业的各科博士、硕士&& 在与现代社会融合的同时，佛教也与现代社会频频摩擦：名寺古刹常常成为商业利益集团盯住的肥肉，寺院、僧侣的商业化尝试或现代化发展常会引来质疑&& 本刊记者找到中国佛学院教授宗舜法师，请他聊一聊佛教与现代社会。 小资型学佛和商人型学佛 人物周刊：最近几年，很多佛教的书都成了畅销书，给人一种出家人纷纷下山的感觉。早些年还是爷爷奶奶辈的人信佛比较多，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开始亲近佛教。这种现象你记得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宗舜：大概从最近六七年开始，学佛成了一个时髦的事情。大家想追求一种比较高端雅致的生活，希望能够在生活中找到一些让生命得到放松的东西。这种基本上是把学佛当作生活的点缀品，相当于饭后甜点。或者像喝酒吃肉太多了以后，拿这个学佛来解解腻、消消食。学佛的很多是这样的情况，我把它称为小资型学佛。 还有一种是商人型学佛。他是和佛做生意，求财、求名、求平安，他们去庙里供养菩萨，其实是贿赂菩萨，以交换获得利益。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这两种信佛？ 宗舜：求佛并不是一件坏事，只是我们从成佛这个导向上来说不提倡。肯求佛都是好事，但不追求慈悲与智慧增长肯定是不够的，佛教希望大家能够更好。 人物周刊：现在佛教的很多道理被稀释得淡淡的，有点像心灵鸡汤那样传播。你怎么看？ 宗舜：为什么出现心灵鸡汤？我们过去为了写作文，就读各种名人名言的书。喜欢读这些其实是大家的一个共性，因为大家都希望在这些哲人、智者的引领之下得到进步，这代表大家对高尚思想与情怀的仰慕、渴望和认同。 这种传播，就算再没文化吧，表达的也是希望变得有文化一点。没读过书，也是希望通过这样，多读一些书。有这样一个心态，总归是好的。 但我不喜欢那种抄来抄去的，把所有版面都占据了，很头疼，那是一种干扰。我们更多是想获得一些朋友们的消息，或者一些有效资讯，我要看的不是这个。你说你要是读一下，做一些提炼概括，传递给我，可能我也会感谢你，因为我花很少时间能读到精华。现在可能看都没看，扫一眼题目，就把它转过去了。每个人都在干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对大家时间的浪费。 生死问题与生意问题 人物周刊：现在一些正规的甚至有名的寺院也给人一种过分商业化的感觉，比如鼓励烧高香，甚至鼓励算命，各种方法让你出钱。很多真正想学佛的人，不知道如何分辨寺庙的好坏。你怎么看呢？ 宗舜：首先正规的寺院，只要不被一些商业利益集团绑架的话，都不会让你去烧高香，都不会让你去算命，因为这跟我们佛陀的教义是相违背的。这种情况多半是什么部门承包的寺院，甚至是一些垄断式的做法，纯粹是为了赚钱的。这个不能把它当成是我们佛教的问题，也不是寺庙的问题。这是佛教被人家利用了，借佛教的外壳而已。 然后说到所谓商业，究竟要不要商业，或者商业化应该到什么程度，这个事情不仅是佛教界，全社会得要有一个认真的考量。印度的佛教以乞食为主，而且印度人都习惯供养出家人，不光是佛教的出家人，其他宗教的出家人他们都供养的。但是中国人并不习惯供养出家人，因为大家会觉得你们佛教出家人是不劳而食。 其实中国早就有寺院的经济建设，敦煌文献的发现，让大家直观地看到当时寺院经济的真实情况。上世纪50年代，法国学者谢和耐出版了《五至十世纪中国社会佛教经济概况》，从土地和附庸、工业作坊、经商和借贷等多方面对于寺院经济进行了阐述。他甚至认为&在把新的借贷作法（继承自印度）传入中国时，在世俗界得以推广，佛教对于中国唐代贸易越来越快的发展，肯定并非毫不相干。我们可以承认，如果中国经济的一般形式在5-10世纪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的部分原因也应归于佛教。&段文杰教授则认为：从敦煌寺户分工名目之多，已可看出，一个大寺院就是一个独立于官府之外，享有种种特权的地主庄园。 寺庙也经营实业，虚云老和尚在福州鼓山涌泉寺革旧立新的时候，允许把山林承包给僧人打理。在他亲自与涌泉寺常住僧人共同议定的《鼓山涌泉寺重订安单规则》中规定：&议本山森林，亟待培植。加以时世迁变，崇尚实业，若有劳资并出，发心承办者，见利后得与常住平分所得。&新中国建国后，僧尼为了自养，寺庙开办了很多厂，如僧服厂、被服厂、毛巾厂、袜子厂等等。佛教的流通处也是经济收入的一个来源。 大家老认为所有和尚的生活是青灯古佛、深山老林，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寺庙从事商业已经有一千多年的悠久传统，一直都是做得很好的。佛教寺院经济研究是学术界很热门的一个课题，相关研究成果非常多，只是学者有兴趣，其他人缺乏了解和关注。 人物周刊：我参加过寺庙公开举办的学佛夏令营，几百号年轻人过去，天天听课学习，吃住什么都免费，还送书、送衣服。当时很感慨，这得花多少钱啊。 宗舜：对，在大家的观念里，庙里什么都免费。如果来的人不掏钱，总要有人掏钱吧，那谁来掏钱呢？有居士供养固然好，要是万一没有居士供养怎么办？合法获取财富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现代的商业社会里面，佛教也需要有一些相应的调整，否则饭都没得吃了。 人物周刊：寺庙不算事业单位？那算什么性质？ 宗舜：不算，寺庙是宗教法人，相当于一个社会团体，一个自负盈亏、自己养活自己的团体。寺院没有行政拨款，国家没有支持我们钱。我们也没有纳入社保。 人物周刊：没纳入社保，那你们养老怎么办？ 宗舜：现在就靠寺庙。如果寺庙有收入，还能够养着那些有贡献的老和尚，如果没有收入，那就很可怕，你很可能没有人管，老了病了怎么办都不知道。 常有人跟我反映，有些年纪大的出家人，一辈子都勤于苦修，没什么名气，没什么社会影响，也没什么徒弟，晚景都有点凄凉。现在有的寺庙明确规定只要四十多岁以下的。听着叫人有种被人抛弃的感觉。 我们期待能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 现在已经有几个经济发达的寺院在试点进行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佛教界也在大力呼吁。佛教被纳入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应该是可以期待的。出家人如果连基本保障都没有，岂不是二等公民？ 人物周刊：感觉挺可怕挺没安全感的。 宗舜：目前还不知道将来怎么发展。那我们要学会自强啊。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要不要商业化的问题，它是在新形势下佛教努力探索各方面路子。比如说我们以前讲山林佛教，就是寺院在深山老林里。讲都市佛教，寺院在红尘闹市的都市里。我们现在探索社区佛教。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你去一次寺庙，可能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大家会觉得困难，一年难得去几次。如果在社区，你的邻里就有佛堂精舍，有可以礼佛修行闻法的地方，不是也很好吗？像在朝阳区将台路的赵州茶馆，是净慧长老创办的社区道场，虽然叫茶馆，但讲经、坐禅、抄经等佛教活动开展得非常丰富多采。我在那里常年讲经，有很多连续跟我听讲三年以上的居士。他们就非常喜欢赵州茶馆这个社区道场。所以社区的佛教，将来是不是一个发展的方向呢？社区的佛教很难有像寺院那样的肃穆感，让人去掏香火钱，或者其他捐献。这种社区佛教要是不自养的话，怎么办呢？我们得通过我们自己的知识才能，我们的文化创意，整合一些资源和优势，既兼顾弘法，同时还能自养。这是我们在做的一个探索，成不成功不重要了，只要有人做，有探索，它就是好的。 我们很多信众都是做生意的，他们就老问修行佛法到底有什么好处。我就说，如果佛法能够解决生死问题，它一定也能解决生意问题。生死是件大事，生意是件小事。 佛陀不增不减，从无美好时代 人物周刊：有很多人会以佛法的名义去欺骗，这会对整个佛教带来伤害。这种事情怎么办？ 宗舜：说句实话，佛陀是不增不减的。有人误会佛、骂佛，对于佛来说，并不会减损他的功德。有一千、一万、一亿人来赞美佛，也不会增加佛的功德。对于佛来说无所谓。佛教的正能量足够大，即使出现不好的影响，不过是沧海一粟，小小的蚂蚁撼大树而已，根本不用担心。 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任何时代都会这样啊。你看孔子感慨他的时代礼崩乐坏，然后后人追求孔圣人生活的时代。但孔圣人生活的时代并不好，连孔子自己都说，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佛陀时代很美好吗？佛陀的堂弟提婆达多要篡夺他的僧团领导权，处心积虑害佛杀佛。佛陀的弟子六群比丘处处跟僧团对着干。还有出家的比丘尼，故意诽谤佛，说怀了他的孩子。 我们过去什么时候是美好的时代呢？按照佛教教义，在娑婆世界就没有一个美好的时代。我们想要回到什么美好的时代去，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这就是五浊恶世&&劫浊、见浊、众生浊、烦恼浊、命浊，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从来没有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里面，人心或者真的不古，可我们究竟什么时候&古&过呢？各个时代呈现出各种不美好，这个时代偏这个特色，那个时代偏那个特色，这就是佛教里说的&娑婆世界&，也叫&堪忍世界&，这里的众生特别能忍，再苦再痛也有能力忍受。每个时代都不会是最特殊的时候。惟一特殊的是，这个时代，你我恰巧都在。 人物周刊：现在老提到一个说法，说现在是一个末法时代，看来你不太同意？ 宗舜：我不完全同意。我们讲末法的时候，往往容易陷入一种悲观情绪，觉得末法时代乱象丛生。一写佛教文章，开篇就喜欢来这个，显得有历史感，厚重。 从佛教角度说，没有佛法的正末，只有人心的正末。正法时代同样有很多末法的事情，末法时代同样有很多正能量的事情。《法华经》里面的常不轻菩萨，向他遇到的每一个人顶礼，说我不敢轻视你们，因为你们终将成佛。这说明什么呢？看你看问题的角度和立场在哪里。 人物周刊：还有一个常提的说法，说魔的弟子会穿上佛衣，冒充佛的弟子。现在也出现过一些以佛教的名义哗众取宠的事情，大家会评论这就是魔穿佛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宗舜：如果站在《法华经》的角度来说，真正圆满的大乘，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法华经》中，佛专门为提婆达多这样堕地狱的恶魔授记，说他将来也将成佛，叫天王如来。你看魔穿佛衣，哪怕假装，他做的是还是佛事，这给你种的是一个成佛的种子。他打扮成和尚，起码他认为和尚的形象要比恶魔的形象好，同时他也间接肯定了恶魔不被认可。这也是变相在帮我们弘法呀。他做了一个恶的榜样，让你了解到正是什么。他让你增长了智慧，你都能看破他是魔，在哗众取宠，这不是获得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吗！ 人物周刊：感觉在现代社会里，法师们扮演的角色经常像心理医生。 宗舜：对，这个是新时代对法师们的要求。法师们真的不容易，他们要个人修行，要学习艰难的佛典，那些书很难懂的。同时他要接待信众，听他们的各种倾诉乃至哭诉。出家人也是人，接受多了负面情绪，如果不能够及时化解，也会出现心理问题的。 大家不理解，说你们应该更超脱一点呀。那你就不要到法师这边一天到晚诉苦呀。还有的把法师当作一种闲聊的消遣，古人总结得好：&吃得酒肉饱，来寻僧谈禅。&谈完了我心中的烦恼烟消云散，酒肉也消化了，我该走了，哥们拜拜。不仅好茶、好吃、好喝的管够，最后还在你这顺一堆书回去了。这样的人也很多。 人物周刊：那怎么应对这种人？ 宗舜：不是说这样的人多不好。当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跟他谈谈，聊聊天喝喝茶，这样的也没关系，不需要功利。现在是出家人被赋予的责任太多，我们的权益跟义务是不搭配的。如果没有一个自己对佛法的信仰，坚定不移的信仰，基本上在这条路上很难走下去。 大家关注的永远是话题，尤其是负面话题。为什么老是纠结那些不够完美？出家人也是人，这就决定了人性的弱点是相通的。认为出家人就不该有任何弱点，是对出家人的过高要求。 从佛教唯识学观点来看，外在的境界都是内心的幻化，看世界其实也是看自心。如果你老觉得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很不好的时候，你可能就该想想，为什么在我的眼里就没有发现好的呢？如果你的心只能跟这些不好的东西相呼应，那就得去反省、警惕了。 (实习记者王子诚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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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寺院经济
时期佛教道教摩尼教等寺院的封建经济，其来源除官私布施外，地产与高利贷是寺院经济的两大支柱。
隋唐寺院经济佛教寺院经济
隋唐寺院经济综述
南北朝，佛教寺院经济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是以律寺 为代表的役使净人、奴婢的生产体制由盛而衰；二是封建国家与佛教寺院在经济上的提携与争夺，经历了多次的反复。
隋唐寺院经济西晋十六国
西 晋十六国是寺院经济的初生时期。西晋仅有僧尼三千七百人，占全国户籍注记人口0.02%。至十六国时，后秦出家者十室而半，姚兴（394～416年在位） 当政时已有管理僧众修持及寺院经济的知事僧，称为“悦众”，即维那。维那一职之设，还见于吐鲁番出土的佛祠文书。受中土传统祠祀制度影响的佛祠，已经具有由维那管理、役使，为住祠道人（沙门）供食的经济活动。
隋唐寺院经济北魏
十六国至初年，官府与寺院间在经济上第 一次从提携走向对抗。曾供养三千僧人，主割给竺僧朗两县租税以充供给；初亦给道人统优厚供施。太平真君七年 （446），以查获寺院有州郡牧守富人的寄藏物为导火线，太武帝下诏灭佛，这是僧侣地主与非僧侣地主争夺地产和依附人口矛盾的表面化。
在 文成帝时佛教迅速中兴后，沙门统的创置，标志着中土寺院经济已具完备规制，并显示了佛教律制的影响。其时《》、《摩诃僧律》已在中土流行。467～476年间，沙门统昙曜设立佛图户，以罪人及官奴充当，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其身份或即奴婢；又设僧户，以平齐户、凉州军户（两者是平定青齐和凉州时被迫迁移到代京一带的人户）等隶户充当，属僧团共有，不别属一寺，岁纳僧粟六十斛，身份近于农奴。一说与僧户即《》中的“佛图 使人”与“僧坊使人”。又据《释氏要览》，使人、家人是净人的别名。而净人、正是北朝寺院的主要生产者。
昙曜创设的“僧粟”，在僧户交纳 给僧团后用作出贷本金。它名义上是一种荒年救济贷款，实际上是高利贷。《》规定，僧塔物（僧团财产）出息取利，纳 入僧团“无尽藏”。由于本金子母辗转生息，因而称为无尽。
此后，北朝佛教寺院经济空前膨胀。北齐寺院地产随着寺数增长和官府佞佛而扩大。北齐 僧尼两百万，约占注籍人口10%。洛阳在魏末有寺一千余，而邺都在高齐竟有寺四千，全境有寺三万。寺院成为仆隶和避役者所归的场所。国储三分之一用于三宝；五台山清凉寺食八州州税。
隋唐寺院经济北周南朝
北周寺院地产及无尽藏亦迅速扩展，长安中兴寺 即有稻田一百顷。建德三年（574），周武帝为“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大举灭佛。六年灭齐后又废北齐寺院。共废除山东西寺院四万所；三百万 僧尼还俗为编户。
南朝寺院经济也在发展。僧尼最多的梁朝，有八万二千七百人，为刘宋注籍人口数的1.7%。寺院地产方面，梁武帝强买士族王骞良田八十顷施给大敬爱寺，大同七年（541）诏书提及僧尼对山泽的占领。寺院占有“养女”、“白徒”，这是没有出家的为寺僧服役或营利的男女。寺院无尽藏方面，齐江陵长沙寺有，经营以苎、黄金等物品为抵押的典当业。东晋以来，沙门已从事商业活动，宋时，两台寺多富沙门，沙门法瑶累资数百万。
隋唐寺院经济隋代
隋代大寺的寺院经济体制更加完备。隋寺数虽已下降到三千九百八十五所，但这只是说明，大族私立家寺的局面已经改观。大寺地产和 役使净人的规模是空前的：开皇中，诏赐嵩山少林寺柏谷屯地一百顷。晋广为长安清禅寺布施水六具，送户七十有余。荆州河东分东西两寺，隋初僧人三千五 百人，役使净人数千。
隋代，僧人信行创三阶教，宣扬教法俱灭的末法时代已经来临，信徒要集资供拯救佛教、修理天下伽蓝之用。信行在 化度寺设无尽藏院，一面广收布施，一面广为出贷，经营范围从长安远及燕、凉、蜀、赵，把寺院质贷活动推向了新的高峰。隋以前的僧侣地主，可以看作是穿袈裟的门阀地主，是大批荫户的占有者。
隋唐寺院经济唐代
唐代是役使净人、奴婢的寺院经济体制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武德九年 （626），律宗大师道宣撰 《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可视为前此寺院经济制度的一个总结。它将寺内财产分为“佛物”（供养佛的寺属财产）、“僧物”（供养众僧的僧团共有财产）和 “法物”（经像等财产）。僧物又分类为四种常住，占首位的“常住常住”包括田园、碾 、车牛、仆使。净人在寺内分番上下，当上衣食，下番不得，长使者供给衣食。客作人雇全日者量工与作直，中途退走者仅给食一顿，不与作直。净人住在净人家院。这是本时期净人用于生产的明证。
道宣撰《量 处轻重仪本》又把寺院劳动者分为： 奴婢贱隶，其子孙及生活资料都归入常住，即作为僧团共有财产。“施力供给”，即由布施主遣送或本人投附要求庇荫的劳动者，又分终身性与非终身性两类。部曲客女，本是贱品，其个体家庭可拥有不合追夺的衣资畜产，隶属常住的部曲又称“僧祇净人”。这是对净人经济地位的清晰说明。
唐代，生产中役使净人的制度仍然保存。唐初长安西明寺受赐田园百顷，净人百房。拥有水陆庄田的长安清禅寺，寺足净人。禅宗 六祖惠能在黄梅碓坊时，曾与净人一起役作。吐鲁番唐代文书中有家人，敦煌唐代文书中则有寺户与常住百姓，其地位均与净人相当。
但是 ，唐代寺院地产的发展又是与租佃经营方式的扩展相联系的。唐均田令规定僧受田三十亩，尼二十亩，老年僧尼退田转充常住田。加上赐田与兼并，至武后时，已有人惊呼公私田宅多为僧有。著名的寺庄有：嵩岳少林寺田碾四所；天台山国清寺，大和中置寺庄田十二顷；登州赤山法华院，庄田年得米五百石；淄州长山县长白山醴泉寺，有庄园十五所；陇州大象寺，管庄七所，地五十三顷有余。五代时，五台山十寺共有四十二庄，良田三百顷。寺庄庄田一般由直岁、知庄僧经管。在役使净人、奴婢、行者、童子的同时，出现了佃农。吐鲁番文书中，武周至时，等爱、仁王等寺均有佃人。大历六年（771），吐鲁番某寺佃农交纳地租额为 每亩一石二斗（麦粟各半）。敦煌文书中，9世纪以后，大让庄等寺院地产，亦以厨田名义由交纳地课的佃农佃种。
在唐代寺院经济的经济 部门中，邸店、店铺、碾 、油坊、的经营日益受重视。会昌时，富裕的寺有邸店多处。9世纪时，据敦煌文书记载敦煌寺院碾 租与交纳 课的户，油梁则 租与交纳梁课的梁户。　寺院无尽藏使唐代寺院的财富有了更多的积聚。太宗时，三阶教化度寺、福先寺每年四月初四由天下仕女施财，所施钱绢以车载。玄宗时终于禁绝三阶教并没收三阶院。但在一般寺院，如山寺院，田产岁收万斛，用置无尽财。会昌时，寺院私置。常由寺库司、库子、库主等管理。
扩张中的寺院经济侵蚀着官府的财政收入。首先，唐时取得度牒者免赋役，中宗时，已发现高户多丁、黠商大贾的大量伪度 牒。安史之乱后，各置戒坛度僧，税钱充军费。寺院的伪度、私度，造成了避役者的增加和官府赋税收入减少。因而，宪宗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但收效甚微。
其次，唐寺院庄 一般不免税，但敕额寺院及请准者有免税权。景云二年（711）敕贵妃公主家始建功德院。由于施主对住持僧有 撤换权，故实际上能支配功德院地产。因而，功德院、寺往往成为大地主隐匿地产偷免赋税的一种形式。
会昌五年（845），唐武 宗大举灭佛。下令不许天下寺置庄园，又令勘检天下寺舍、、财物。金银收付度支，铁像用铸农器，铜像钟磬用以铸钱。天下共拆寺四千六百余所，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十万顷。还俗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充。清查出“良人枝（投）附为使令者”为僧尼数的一倍，即五十万以上，收奴婢为两税户者 十五万人。
会昌废佛是中古佛教寺院经济发展中的划时代事件。佛寺中役使净人、奴婢的生产体制没落了。据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 行记》记载，会昌五年十一月天下州县收纳寺家钱物庄园，收家人、奴婢已告结束。证明一批家人即净人亦已脱离对寺院的依附。此后，寺院中的净人已成为非生产性的侍者的名称。
还在会昌灭佛之前，元和九年 （814）去世的百丈怀海把禅院从附属律寺的状况中独立出来，创立了改革寺院等级结构与经济体制的清规，后世的《百丈清规》即源于此。后，寺院经济恢复。五代时，显德二年（955），周世宗废寺院三万零三百三十六所，存寺院两千六百九十四所。此后，由于寺院结构变化，寺院经济已无力象过去那样构成对整个封建国家财政的威胁。寺院经济体制进入了以几种禅寺清规为代表的新时期。
隋唐寺院经济摩尼教寺院经济
隋唐寺院经济发展
摩尼教创始于波斯，武则天时传入中国，玄宗开元二十年（732）曾下诏禁止汉人信奉。但摩尼教在族中颇受尊崇。唐中叶后，回鹘与唐朝 友好，回鹘人及信奉摩尼教之中亚人（粟特人等）来内地经商者甚众，因此，在长安、江陵、扬州、洪州（今江西南昌市）、越州（今浙江绍兴）及洛阳、太原均建有摩尼寺。由于商人富有，布施钱财，因此摩尼寺内亦聚积大量财物田产。会昌三年因破灭，唐政府下诏将京师摩尼寺庄宅钱物由收管。会昌五年灭佛，摩尼教徒亦勒令还俗。摩尼寺院经济受到毁灭性打击。
隋唐寺院经济地产
摩尼寺的地产，从新疆所出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中可以看到， 依附于摩尼寺的家户，每月要各给两僧团僧尼八十石小麦，七石芝麻，两石豆子，三石稷刍。地租还征收布，叫做课布，记录的入库数为四千一百二十五个课布。种三宫土地的三户人要交纳甜瓜，种果园的要交纳葡萄酒租。工役一年交纳二十车芦苇。柴工每天交一车柴。放牧工、养鹅工、制毡工等要在摩尼寺出工。因此，在摩尼教寺院地产中，也象佛寺、道观地产中一样，存在着僧侣地主与各种依附程度不等的劳动者之间的阶级对抗。
隋唐寺院经济道观经济
隋唐寺院经济综述
道观经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道教宫观经济也是寺院经济的一种，但其规模逊于佛教，并 受到佛教的影响。
隋唐寺院经济魏晋南北朝
道观经济受到官府 给户制度的支持。魏晋北朝终南山的楼观由官府给户洒扫，赐田养道。崇虚寺亦曾由魏孝文帝给户五十，以供斋祀之用。
南朝道观多称 道馆。官府已有给户。南岳衡岳观（馆），梁武帝时赐庄田及三百户充基业。晋陵人王灵 的九真馆，南朝时亦敕给二百“馆户”。
隋唐寺院经济隋代
隋文 帝）命衡州府库田畴什物并赐衡岳观资用。
唐代皇室崇尚道教，天下总计一千六百八十七所。道经宣扬布施金银、珠玉、田园、僮仆入 于常住。财产称为常住，显系受佛教制度的影响。有上座、观主、监斋三纲，其中监斋是常住主持者。
隋唐寺院经济唐代
唐代地 产迅速发展，其 来源有多种途径：赏赐及禁山。终南山楼观有庞大观庄。二年赐土田十顷及仙游监地充庄产。又以隋尚书苏威庄两百顷赐楼观。赐玉晨观田四十余顷。天宝二年（743）玄宗制西京太清宫、东京太微宫、天下诸郡紫极宫各赐近城庄园一所。禁山方面，弘道元年（683），下令在南岳划定方四十里的地面充宫观长生之 地，禁樵采，断田猎，罢献课。唐玄宗亦下令在茅山禁断采捕渔猎。依田令授田。唐初田令规定：道士每人受田三十亩，女道士二十亩。寺观常住田听以道士、女 冠退田充。史称茅山紫阳观观额及徒众先受地顷亩并足。侵占兼并。唐隆元年 （710）诏令即称：寺观广占田地及水碾，侵损百姓。
道观中的劳动人手有如下几类： 扫洒户，亦称扫洒宫户。天宝七载（748）诏书说，其天下洞、宫、山，并以近山三十户蠲免租税差科，永供洒扫。其茅山紫阳观取侧近两百户，太平、崇元两观各一百户，并蠲免租税差科，长充扫洒。扫洒户地位相当于食实封官僚所属的封户、封丁。道观奴婢。如在九葛 山作南宫飞阁四十间，以僰僮七十人供洒扫。道观部曲。据《唐律疏议》，当观部曲、奴婢于三纲有犯，与俗人部曲、奴婢犯主人期亲同罪。佃户。如 天福时，济源县王屋里人燕罗子曾佃阳台道家田。
高利贷也是经济的一部分。茅山紫阳观曾用修造工程的回残钱两百零四贯八十五文置 库收质，每月纳息充常住。有些道士、女冠还经营旅舍、车辆的出租业务。
唐末，道观经济的发展和僧寺一样也威胁了官府税收。大和三年 （829）唐文宗敕文说：“缁黄之众，蚕食生人，规避王徭，凋耗物力。”缁指僧徒，黄指道士。当然，一纸诏书，并不能起多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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