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战争理论研究——混合思维与实战创新（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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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高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推动了武器装备的发展和作战方式的演变，促进了军事理论的创新和编制体制的变革，“第四代战争”、“复合战争”、“新型战争”、“非三位一体战争”和“信息化战争”都从不同视角对新的战争形态进行了认知。今天，向您推荐我们的最新研究成果 《混合战争理论研究 ：混合思维与实战创新》，和您一起来认识另一种新战争理论——“混合战争”。本文选自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高级军事学系的研究生论文（The Hybrid Mindset and Operationalizing Innovation: Toward aTheory of Hybrid），作者是美国陆军少校John R. Davis, Jr。本文以原作者角度进行翻译，内容仅供学术交流，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来源：The Hybrid Mindset and Operationalizing Innovation: Toward aTheory of Hybrid、学术plus
编译：计宏亮
第三章 管理相干性和复杂性：
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Torres Vedras）
“人们应该认真研究半岛战争（，英国和法国之间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爆发的战争），了解一位将军和他勇敢的军队在占领和侵略一个全体人民都已武装起来的国家时会遇到怎样的困难。”
——安托万·亨利·约米尼（Antoine-Henri Jomini），《战争的艺术》
“作为一名士兵，宁肯加入忠义之战，而不愿加入有组织的暗杀。如果必须做出选择，我承认我更偏向于选择法国和英国士兵彼此礼貌地邀请对方首先开火的旧时光，就像在丰特努瓦（Fontenoy）那样，而不会选择整个西班牙的牧师、女人和儿童全都在密谋如何杀害落单士兵的可怕时代。”
——安托万·亨利·约米尼（Antoine-Henri Jomini），《战争的艺术》
半岛战争是拿破仑和他的军团经历的一场从未经历过的梦魇。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正规军加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游击队，多方形成合力，给拿破仑和他的用十九世纪常规战思想武装起来的法国军团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在长达六年的战争期间，法国占领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及其对淮海战役的影响类似，用长矛大刀武装起来的居民“游击队”和“自卫队”一起形成合力，拒绝放下武器，直至战死。这种人民战争，成了拿破仑无法解开或切除的一个“致命的结”。
本书的第二章以半岛战争（年）来检验混合战争的存在，其中我们会详细讨论在葡萄牙防御战中威灵顿（Wellington）公爵，陆军元帅亚瑟韦尔斯利和他的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Torres Vedras）（）的概念形成、计划和实施，以便了解混合思维方式的具体表现。
我们认为，从十九世纪的角度看，半岛战争表现出了混合战争的一些特征，并且威灵顿公爵的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作战方法也表现出了混合思维方式的一些特征。除此以外，本文还探讨了拿破仑和1810年驻葡萄牙的法国陆军指挥官入侵葡萄牙的领导人、陆军元帅安德列·马塞纳（André Masséna）未能掌握混合思维方式的原因。本章内容将对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进行战役分析，并探讨作战方法的相干性和复杂性之间的关系，以便揭示这场战争中的混合思维方式。在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期间，威灵顿公爵对背景的理解，对基于全局形势和倾向性的战役方法的制定，以及结合动乱边缘的复杂性对兵力和地形的重新部署和调整，无不反映了混合思维方式的实际运用。与淮海战役一样，为了深入分析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有必要首先将作战环境内在化，并从社会角度构建交战双方的现实。
1808年8月，英国陆军（最初由威灵顿公爵指挥，后来交由约翰·穆尔爵士（Sir John Moore）指挥）部署到了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上，目的是支持葡萄牙及其对拿破仑的《柏林敕令》的挑战（《柏林敕令》禁止欧洲各国与英国进行贸易往来）。英国把对半岛的干预视为一种手段来进一步破坏拿破仑和法国通过《大陆体系》（封锁）来统治整个欧洲的企图。威灵顿公爵在葡萄牙采取的初步军事行动在战术层面上取得了成功，顺利占领了里斯本。在作战过程中，威灵顿迫使驻葡萄牙的法国陆军第一位指挥官让·安多歇·朱诺（Jean-Andoche Junot）带领军队撤出了他们的阵地，当时，这些封锁阵地在通往里斯本的主轴线上。这次行动，使英国军队取得了相对优势地位，并且在让·安多歇·朱诺试图重新夺回阵地和重新组织进攻时，英军完全有机会继续打击英军，占领里斯本。然而，在英军的整个指挥权交给穆尔（Moore）将军的过程中，由于指导不力，白白丧失了这次机会。在作战行动的战术暂停期间，安多歇·朱诺提出了一个有利于法国的有条件停战建议，穆尔的两位下属指挥官接受了停战条件并签署了《辛特拉协定》（Convention of Cintra）。他们还逼迫威灵顿公爵签署了这些文件。根据协定，安多歇·朱诺带领他的法军撤出葡萄牙，无需担负战犯罪名。按照十九世纪的战争规则，将来某一天，多歇·朱诺和他带领的法军在欧洲的其他战场又可以与英军作战。另外，协定允许安多歇·朱诺和法军带着他们的战利品搭乘英国船只返回法国。最终，《辛特拉协定》把威灵顿公爵打发回了英国老家，留下穆尔一人单独指挥英军。
威灵顿离开后，半岛作战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英军指挥官，穆尔朝西班牙方向打击法军，企图击败法军，进一步巩固葡萄牙的独立。但是，当穆尔发现拿破仑大军在西班牙时，只好放弃了这一行动。在当时，拿破仑同时还能指挥调动半岛上的法军。为了确保英军能重新登上登陆船，避免被法国大军俘虏和消灭，穆尔打了一系列拖延战。在科伦纳（Corunna）这个地方，穆尔战死在最后一次拖延战行动中。穆尔死前寄出的一封家书中，描述了英军为何无法保卫葡萄牙。这封信在英国军方和政府领导人心目中产生了严重的认知障碍，影响了后来在半岛上的作战行动。在1808年末和1809年初，英国发现自己已经在实际地位和名义地位上都落入了相对劣势。在第二次干预半岛和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期间，威灵顿不得不着力整治这种军事和政治环境。
与英国相比，法国全社会构建了1808年的现实，并且1808年上半年正是帝国崛起的时候。拿破仑，这位著名的军人政治家，趁着在欧洲取得的一系列胜利，顺势而上。拿破仑打败了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巩固了自己和法国在欧洲大陆的统治地位。与沙俄签署的《提尔西特和约》（Treaty of Tilsit）以及拿破仑的《大陆体系》（Continental System）给中欧带来的剧变，改变了地区力量平衡，并迫使法国的敌手按照拿破仑的想法谈判解决争议。然而，英国，这个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Albion），葡萄牙，英国最老的盟友，还有波旁（Bourbo）问题尚未解决的西班牙，依然深深困扰着拿破仑。另外，西班牙在战略、军事和经济上对法国的巨大利益，也诱惑着拿破仑早日征服这个国家。
这一现实为拿破仑阴谋夺取半岛的控制权提供了条件。他精心策划并批准了通过西班牙来调动军队，并依据《枫丹白露条约》打击并取得葡萄牙的控制权。到1807年10月，朱诺（Junot）将军指挥着25,000多法军在西班牙境内迅速部署到位，准备袭击里斯本。日，朱诺带着其余法军畅通无阻地进入了里斯本，牢牢控制了葡萄牙。在平息了几次微不足道的起义后，拿破仑的目光转向了西班牙。他背信弃义，撕毁了与西班牙签订的《枫丹白露条约》，操纵国王查尔斯四世（Charles IV）退位并软禁了国王的继承人费迪南德亲王（Prince Ferdinand）。为了完全控制伊比利亚半岛，拿破仑安排他的兄弟约瑟夫·波拿巴（Joseph Bonaparte）当了西班牙国王。伊比利亚半岛平静的外表下，拿破仑的敌人——西班牙人民却有着自己的选择。
克劳塞维茨曾经说过，“即使是战争的最终结果也不是最终的结局。”即使战争最终结束了，但冲突仍会时断时续，因为战争的胜败会为冲突的继续创造条件，只不过换了形式而已。这是拿破仑和占领伊比利亚半岛的法国军队必将面对的事实，尽管他们不希望如此。约翰·林恩（John Lynn），一位侧重现代欧洲早期历史研究的军事历史学家，探讨了欧洲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荣誉、勇敢和骑士精神的重要性。他提到了指导两国交战的“荣誉守则”，战败国的军队和人民依据这个守则承认并接受失败。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人民不但拒绝向这个传统低头，而且揭竿而起，抗击法国侵略者和占领军。
尽管西班牙人在1809年的一月到三月间损失了54,000多人，打输了四场战斗。但他们继续战斗，拒绝接受失败和臣服于法国。在占领期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常规陆军从未被真正打败过。他们不断地重新整合和组织起来，第二天继续投入战斗。另外，游击队和普通民众（ordenanzas）进行非正规作战，破坏法国的通信线路、伏击小型巡逻队，迫使法国指挥官分散他们的兵力来应对非正规力量的威胁。最后，伊比利亚半岛形势恶化，1808年11月，拿破仑率领着超过200,000人的陆军部队攻入伊比利亚半岛，彻底制服了西班牙这个“顽疾”。短时间内，拿破仑便击垮了反抗他的西班牙军队，重新征服了马德里，把他的兄弟扶上了西班牙国王宝座，小心地追击穆尔（Moore）率领的英国陆军。拿破仑认为在西班牙已是稳操胜券，因此在1809年1月离开了伊比利亚半岛，前往中欧去处理其他更紧迫的问题。歼灭半岛上残余的西班牙或葡萄牙反抗力量的任务现在落到了约瑟夫和他下属指挥官头上。从本质上看，1808年末和1809年初，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法国军队在实力和认知方面都占据相对优势地位。
在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的概念设计和计划过程中，威灵顿公爵将政治目标转向了军事目标，同时结合目的、方法和手段分析，包括作战环境的背景、倾向性和复杂性。1808年6月，英国战争部部长卡斯尔雷勋爵（Lord Castlereagh）指派威灵顿公爵“支持西班牙和葡萄牙摆脱法国的桎梏，并最终把法国军队彻底赶出半岛。”在威灵顿公爵第二次干预半岛前，卡斯尔雷勋爵建议威灵顿“把葡萄牙的防御作为首要的近期目标。”在战略/政治层面，英国希望阻止葡萄牙受到法国的侵犯，并为最终帮助西班牙和葡萄牙永久摆脱拿破仑和法国的魔爪创造条件。
地图3. 托里什韦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线的障碍覆盖图 (1810年)
来源：The Lines of Torres Vedras Website
从这些战略目标出发，威灵顿公爵制定了这次战役的军事目标重点，即葡萄牙防御，目的是为进攻作战，最终解放西班牙打下基础。威灵顿达成这一军事目标的最理想方法是通过设立托里什韦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线，实现里斯本的区域防御和纵深防御。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法军占领里斯本，进而控制葡萄牙（关于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图，可参考图3）。威灵顿估计，实施葡萄牙区域防御，加上西班牙常规力量和游击队在伊比利亚半岛其他区域连续不断的抵抗行动，能有效消耗法国军队，使他们疲于奔命，最终达到一定的限度，为攻入西班牙打下基础。为了打好区域防御作战，威灵顿充分利用了英葡陆军（英国和葡萄牙的正规军）、西班牙正规军、英国海军、葡萄牙民兵、葡萄牙自卫队和动员起来的葡萄牙平民。战役结束时，威灵顿预计战役的军事终结状态是里斯本的成功防御，阻止法国军队重新占领葡萄牙。另外，威灵顿希望他的更大范围的消耗/疲劳战战略能建立起相对优势地位，为将来攻入西班牙打下基础。
法国陆军元帅安德列·马塞纳（André Masséna）制定了法军的军事目标，同时进行了目的、方法和手段分析，但未能结合伊比利亚半岛的点战略背景，未能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半岛上的作战行动。拿破仑为半岛战争设立的初始政治/战略目标是夺取或占领西班牙和葡萄牙，目的是将他的大陆体系构想和对欧洲的统治延伸到伊比利亚半岛。另外，占领葡萄牙能确保葡萄牙遵循1806年颁布的《柏林法令》，进一步限制英国经济。而占领西班牙，拿破仑寄希望于攫取物质财富、人力资源（军队）和海上资产，确保在与英国的争斗中占据优势。在第二次侵入葡萄牙之前，拿破仑把他的战略/政治目标调整到了粉碎任何残余抵抗力量（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英国人），稳固他的兄弟作为西班牙国王的统治地位，并创造条件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转而效忠帝国。
拿破仑的战略指导方针为陆军元帅安德列·马塞纳（André Masséna）的军事目标以及目的、方法和手段分析设置了条件。在第三次侵入葡萄牙之前，拿破仑认定“西班牙人的抵抗之所以持续不断，是因为有威灵顿的存在，并决定一次性彻底消灭他。”1810年4月，拿破仑命令马塞纳元帅“把英国豹子赶到海里去。”把这句话转换成马塞纳元帅的军事目标，就是侵入葡萄牙，接触并消灭英葡联军。按照当时欧洲战争的特点，马塞纳元帅确定了一个达成这一军事目标的最佳方法，即，将英葡联军引入决战区域，然后用兵力优势取得决胜。马塞纳元帅决定采用的决战手段是数量达70,000人的法国大军，最终状态是消灭威灵顿的英葡联军，重新占领葡萄牙。
尽管拿破仑和马塞纳的战役计划做了各种判断，但是没能充分考虑伊比利亚半岛的战略背景。拿破仑，在中欧打过无数的胜仗，根本没有把伊比利亚半岛这一仗放在眼里，认为这一战“不过是一个小插曲”。有了这些局限，拿破仑未能内化征服半岛所存在的大量内在问题。根据法国革命的原则，拿破仑想当然地认为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国家充满腐败，财富分配不公，市民盼望发生社会变乱和革命。然而，拿破仑严重低估了西班牙的保守势力、天主教在这一地区的绝对影响力、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荣誉感以及他们对外人的厌恶。有了内心深处的这种荣誉感和对外人的厌恶感，西班牙人尤其是葡萄牙人在整个半岛战争过程中拒不接受失败，用尽各种手段来保护它们的存在。正是由于未能深入理解伊比利亚半岛使得这一背景和问题，加之拿破仑过分自信，使得法国军队从一开始便处于相对劣势地位。
除了未能将半岛的复杂的适应性体系完全概念化，拿破仑的“分割统治”政策还进一步放大了法国军队的相对劣势。这种分割统治政策与林恩（Lynn）的十八和十九世纪欧洲战争的范例相一致，这个战争范例的重点是相干性和线性度。拿破仑将他的军队部署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各个军的指挥官实际上都有自主权，因此都有各自的作战和任务区域。”但这一政策削弱了拿破仑的组合不同部队的能力、快速重新部署部队的能力、以不同方式部署兵力的能力以及在环境变动条件下发挥全局效应的能力。拿破仑的分割统治政策对法国军队第三次入侵葡萄牙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马塞纳元帅在这场战争中可以利用的资源数量大大超过了威灵顿的英葡联军，但是分割统治政策限制了伊比利亚半岛上不同区域的法国军队之间的协同，因而削弱了法国军队的数量优势。拿破仑的政策考虑了相干性，但未考虑兵力协同、合作和部署过程中的复杂性，因此缺少了这种复杂性可能带来的潜在优势。
在托里什韦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线地区防御战结束时，威灵顿公爵，而不是拿破仑和马塞纳元帅，实现了决战胜利。威灵顿的英葡联军成功防守住了里斯本，阻止了法国军队重新占领葡萄牙。托里什韦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线由一系列复杂和不可逾越的障碍物和堡垒组成，从1810年10月到1811年3月，马塞纳和他的法国军队在整整六个月里费尽周折，始终未能突破。此外，威灵顿还在这些防线前方实施焦土政策，削弱了法国军队在葡萄牙的陆地补给能力。最终，马塞纳难以维持他的阵地的存在，不得不在威灵顿军队的持续骚扰下撤军。在撤军结束时，法国军队损失了25,000多人，包括被俘8,000人，伤亡2,000人，病饿致死15,000人。威灵顿公爵的托里什韦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线的概念、设计和作战方法达到了决定性的胜利。这能否成为当代混合战争的一个典范？
托马斯·胡博尔（Thomas Huber）认为，半岛战争是一个“防御工事化的”复合战典范。他认为，威灵顿适当利用和管理了半岛上的正规和非正规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了互补效应。这种互补效应迷惑和挫败了法国军队，导致法军最终失败并从半岛撤军。胡博尔的观点虽然不失可取之处，但过于浅表。相对而言，半岛战争更是十九世纪欧洲背景下的一个混合战争的典范。此外，托里什韦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线的概念化、计划和实施是具有混合战争本质的最突出的一个战争典范。
与毛泽东和粟裕后来在淮海战役的作法类似，威灵顿公爵充分利用了人民战争的思想，在欧洲背景下，达成了托里什韦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线的决定性胜利。这一欧洲版本的人民战争，其本质是在半岛战争中体现出来的混合战争。弗兰克·霍夫曼认为，“混合战争结合了一系列不同的战争模式，包括常规能力、非常规战术和编成、恐怖行动（包括不加选择的暴力和奴役在内）和暴乱。”在托里什韦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线期间，威灵顿将英葡陆军、英国海军、埃斯特雷马杜拉省（Estremadura）的西班牙军队（正规力量）、葡萄牙民兵和自卫队（非正规力量）和动员起来的葡萄牙群众结合在一起，形成合力，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而奋斗。
威灵顿充分发挥葡萄牙群众的作用和影响，甚至群众的有些作为在十九世纪背景下只有犯罪分子才会做得出来。威灵顿利用逼迫、说服和鼓动等各种手段，让葡萄牙农民构筑和防守托里什韦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线。除了构筑和防守防线，威灵顿还迫使葡萄牙人民做出了巨大牺牲，捣毁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家园、农场、磨坊和道路，以实际行动支持他的焦土政策。葡萄牙群众的这些行为表明，当代混合威胁中的犯罪分子因素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支持建立训练基地、避难所、招募正规力量和非正规力量所需的兵源。葡萄牙人民以最纯洁的方式提供资源，不是通过从全球犯罪活动筹措资金的方式，而是以人为资本来支持国家的事业。
超越了混合战争的观念，威灵顿的托里什韦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线的概念化、计划和实施实际上是战争中的混合思维方式的一个典范。他的混合思维方式的一个主要特征是透彻理解当前的背景和社会构建的战略环境的现实。在防线设计和规划过程中，威灵顿充分利用了他对半岛战争的大背景的认识。他认识到，对于不同的战争参与者，战争的本质是有区别的。对于英国而言，战争是遏制和消耗法国整体实力的一个绝佳机会。然而还还认识到，对于西班牙和葡萄牙而言，这场战争，是在为国家和人民的生死存亡而战。此外，威灵顿深刻理解并正确处理了当前英国军方与政府的关系。在半岛战争期间，威灵顿小心翼翼地趟过“遍布在英国战略政治目标周围的泥泞，慎重地与他们谈判。”在实现目标过程中威灵顿也处处体现了他的慎重，因为他指挥的是英国当时仅有的军队，以攻势作战会在作战层面上冒着极大的风险。威灵顿认识到在他选择的战场上与法国交战会有胜算，但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与法国的优势兵力相比，己方的损失和利益未必划算。
根据伊比利亚半岛的战略背景，威灵顿制定了一个以托里什韦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线为重点的全局性作战方法，意在顺应趋势，把握半岛范围内的潜在机会。这些特征是对混合思维方式特征的补充。威灵顿采取防御战略，以消耗战和疲劳战为中心打击来犯的法国军队。在认识到轻型打击只能产生战术效果，不能转换成战略胜利后，威灵顿设计了托里什韦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线，以此来战胜法国军队并阻止他们再次侵入葡萄牙。
利用法国军队寻求决战的习惯，威灵顿可以将法军引诱到托里什韦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线前方一个隔离和相对不利的阵地上。到达阵地后，他的焦土政策，加上法军延伸得过长的补给线，会使法军陷入饥饿和消耗/疲劳战，大大削弱法军的有生力量。当法军阵地难以维持时，撤兵便不可避免。威灵顿在《葡萄牙防御备忘录》和后来给弗莱切尔（Fletcher）中校的备忘录中分别记述了在保卫葡萄牙和构建托里什韦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线时的心路历程。这些文献反映了威灵顿的内心思想。多年后，弗朗索瓦·于连将其解释为“军事倾向”。威灵顿认为，是“部署产生的潜力”把马塞纳的法国军队引诱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法国军队在体力和认知上都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并且他们无法抗拒他的意愿。
威灵顿公爵展现的混合思维方式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利用和管理复杂性的方式。威灵顿的全局方法重视倾向性和潜在的机会，因此他才能充分利用复杂性来战胜兵力数量占有优势的法国军队，并适当调整他的兵力在周围地形里的部署。威灵顿发现里斯本周围的地形从连绵的丘陵逐渐变成一系列坚不可破、可以相互支援的堡垒，而法军最有可能顺着这些地形逼近。为了实现这一点，威灵顿迫使葡萄牙人民构筑防线，并在防线前方推行焦土政策。在防御作战的实际实施过程中，威灵顿不用英葡联军作为主要防卫力量，而是以葡萄牙民兵和自卫队为主来守卫主防御带上的固定堡垒。这样，威灵顿就能在打击过程中将英葡联军作为机动部队，随时调用来撕开口子。威灵顿将绝大多数战斗力最弱的力量部署在主防线上，这种战术可以说违背常识。最后，威灵顿把英国海军部署在塔古斯河（Tagus River）上，防止法军包围他的防线，并给驻在里斯本的英军运送补给。总体而言，威灵顿在托里什韦德拉什（Torres Vedras）防线范围内的地形和力量部署使马塞纳元帅目瞪口呆，打乱了他重夺葡萄牙的算盘。
半岛战争（）作为一个重要的诱发因素，最终导致了拿破仑和他的法国大军的彻底失败。长达七年的战争就像是一场瘟疫，最终吞噬了拿破仑和他的军团。威灵顿公爵、英葡联军和动员起来的葡萄牙人民成了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元叙事”的主角。由他们组成的坚不可破的防御带，加之焦土政策，为运用消耗/疲劳战略战胜马塞纳的法国军队赢得了时间。入侵半岛期间，马塞纳的军队损失了25,000人，这为后来进入西班牙实施作战行动创造了条件，并进一步恶化了拿破仑在伊比利亚半岛问题上的处境。这场胜利的核心是混合战争的本质和威灵顿的混合思维方式。混合思维方式的重点是透彻理解背景；制定出一个全局性的基于倾向性的战役方法，确保能充分利用潜在的机会；结合动乱边缘的复杂性，重新部署兵力和地形。
本文最后一个案例研究的是2006年发生在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目的是验证混合思维方式在中东背景下的存在。这场战争，是混合威胁和混合战争思想的一个最佳典范。问题是，在真主党指挥官设计如何达成战胜以色列的目标时，他们的脑海里是否有混合战争这个概念，如何利用这个概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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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铁血宰相俾斯麦：为何反对德国去大力开拓海外的殖民地？
全文共2639字 | 阅读需6分钟
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的过程中，铁血宰相俾斯麦可谓是居功至伟。他不仅以要铁与血的宣言，震撼了国会，促进军备发展。同时也在外交场上表现的游刃有余，一手策划了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的三次大胜。
但奇怪的是，俾斯麦一直对国内要求大力开拓海外殖民地的呼声，予以压制。他所在的时代，恰恰是英国、法国开始大力开拓殖民地势力范围的狂潮阶段。为什么他会反对新的德意志地区去将扩张重心放在海外？以至于最终错过建立稳固全球体系的大好时机？
19世纪政治漫画中 正在同教皇下棋的俾斯麦
事实上，就因为俾斯麦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真正缔造者。所以他非常清楚自己新建这个国家，将要面临怎样的战略困局。他对于这个新兴帝国的定位与潜在危机预测，都让他非常深刻的认识到大力开拓殖民地是弊大于利的。
如果你翻开当时的地图，看一看德意志第二帝国极盛时期的海外领地，就会发现他们实际上得到的都不是什么很好的地方。无论是东非的坦桑尼亚还是西非的喀麦隆和纳米比亚，甚至于东方的巴布亚和中太平洋群岛。无一例外，都让以前的其他殖民者，选择暂时放一边不管。
德意志第二帝国鼎盛时期的海外殖民地体系
这个暂时到底有多长？可以说很多地方从16世纪的欧洲殖民者事业草创阶段起，就被晾在那里了。
英国人在非洲，只需要占据几个西非口岸，并控制住南部的好望角和东非的肯尼亚，就足以维护他们在印度次大陆的利益，建立环印度洋霸权。这个霸权也确保他们在马来亚、香港这些东方殖民地的安全。
葡萄牙人在非洲两侧占有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就能依仗英国的保护，维护果阿和澳门的东方残余基地，以及整个殖民地体系的利益。
法国人重点攻关了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和西非地区，并顺着自己在马达加斯加岛与印度的几个基地，延续到印度支那半岛。这就是他们的世界体系核心。
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殖民地与海外自治领体系
晚来的德国人呢？只能找到那些被前人挑剩下的地方，打造一个让自己不断亏钱的海外体系。在些地方，虽然不乏原材料产出，却都不足以抵消德国人为开发当地而花费的人力与物力。
更为糟糕的是，德国人撮取的地盘在战略上也是支离破碎的。这些地方不可能像英法两国的海外领地那样，连成一片，互相支持。类似情况其实也出现在国力较弱的葡萄牙和还保留着摩洛哥沿海、古巴与菲律宾的西班牙人身上。但这两个国家都选择加入英国和法国人的全球秩序，是当时世界体系的巩固者。至于保有东印度群岛的荷兰和拥有刚果的比利时，更是如此。但唯有德国，不仅体系鸡肋，还一直希望打破原有的世界秩序，形成严重对立。
抵达巴布亚进行殖民的德国人
历史上，尝试搞过海外殖民地或开发海外利益的欧洲国家，还远不止以上这几个。除去当时已经不存在的苏格兰与旦泽自由市，还应该看看北海大国丹麦-挪威与中欧大国奥匈的选择。他们都在海外有一定的利益，甚至于建立过三大洲的基地。但他们敏锐的察觉到，这样的做法得不偿失。于是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的前夜，奥匈帝国放弃了自己开拓远海的想法，丹麦人则从印度、西非和加勒比海主动撤退。
曾经的丹麦-挪威王国 也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有过殖民地
与此同时，德国人却在建立自己中欧帝国的过程中，将欧洲本土的政治旧格局给逐一破坏。比如硬生生从丹麦人手里拿走了两个微不足道的小诸侯领地。在意图消灭旧莱茵联邦体系的过程中，先后得罪过法国人和奥地利人。
俾斯麦在帝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里，都在为这种战略失衡而四处补漏。尽管他用高超的外交手段，很快将奥地利人拉了回来，却不可能缓和同法国人的仇恨。而对奥地利的支持，也很快转变为同俄罗斯帝国的战略对峙。这就让德意志帝国无论如何，都必须面对欧陆上两个方向的夹攻。这种战略困境，在后来一战和二战中都反复折磨德国的决策层。
普法战争后 会见拿破仑三世的俾斯麦
俾斯麦退休后，意气风发的威廉二世开始为拓展殖民地体系而建造大规模海军部队。这就最终惹恼了以四海为重心的英国，并反过来给德国造成了更大的负担。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如果德国继续将有限的资源投放去海外，结果将会更加得不偿失。
从后来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进程来看，德国一方面需要维持压制陆地四邻的庞大陆战部队，还要培养一支可以随时出现在世界各地进行大规模作战的海军。但他的那些殖民地，不仅没有能力给财政拨款报销，甚至还成为累赘，需要更多的保护费用。喀麦隆就成为英法比三国联军的夹攻对象，津巴布韦和坦桑尼亚一样被英联邦压制。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东方的巴布亚。至于太平洋群岛和青岛，都落入日本之手。
一战时的德国自夸漫画 实际上却反映了他们的战略困境
德国海军呢？作为主力的远海舰队在港口吃灰，定期出门打一些没有目的的消耗战。其中有两次被皇家海军在家门口伏击得手。好不容易玩出一个日德兰的惨胜，依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至于分派在海外的舰队，则因为海军大部分兵力要拱卫北海与波罗的海，只能以巡洋舰四处游击。结果自然是在英国、法国和日本海军的围追堵截中，全军覆没。
一战后 自沉在苏格兰斯卡帕湾的德国战列舰
德国陆军呢？他们需要在欧洲战场上两线来回奔波，疲于应付。当他们即将快速突入法国腹地时，俄罗斯陆军就从东面攻入了王朝龙兴之地--东普鲁士。当陆军在东方阻挡了俄军攻势，英法的陆军已经在西线建立了稳固阵地。这还不算他们需要因巴尔干问题，去分兵解决塞尔维亚与罗马尼亚。需要因为意大利反戈一击而越过阿尔卑斯山作战。甚至要为土耳其人去达达尼尔海峡和伊拉克打仗。
一战时 身穿护甲的德国工兵
最后的结局，自然是德意志陆军和海军联手，把帝国实际上只能从中欧汲取的资源给全部耗尽。这种情况正是俾斯麦一直死死克制发展海外殖民地体系的原因，也是俾斯麦退休后德国人错误选择的必然结局。
一战后期 生活陷入困境的德国人
或许会有很多同情德国的人觉得，这是华山天险一条路的宿命。因为德意志要完成新一轮的产业革新，就必须获得市场与原材料进口空间。而19世纪的世界，相比今天来说是非常“贸易保护主义”的。这就关闭了德国人和平崛起的上升通道。
但在德意志帝国崛起的同时，位于新大陆的美国也在迅猛蹿起。美国人当然也会出兵古巴与菲律宾，并在今天还保留着从西班牙人手里拿来的关岛和波多黎各。但在更广阔的范围，美国人却是积极推行着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另一方面，国内的巨大市场也是他们崛起的重要助力。这就同德意志帝国的四处喊打喊杀，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战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
今天，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强国，而德国则需要在美国威胁退出北约时，被迫增加国防开支。而在当年，他们是同时崛起的两股新兴势力。但日后的命运差异，在威尔逊和威廉二世的时代就已经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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