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清水河县宏河镇下塔村，关于****田二堂的材料_江淮晨报网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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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清水河县宏河镇下塔村，关于****田二堂的材料
　　退耕还林，　　日元公程，田二堂承包1000亩，18万元，亩数不够，树也没载起来，应付太度，骗取国家的钱。　　办片石厂，粉石厂，　　从片石厂到粉石厂，从林地走开一条路，长582步，宽2步=1164步合4.8亩，另一条长38步，宽2步=76步合0.3亩，共5.1亩，　　毁田老虎林地2亩，　　片石厂南有田二狗，贾贵兰，田栓狗，田永兵，何召成的林地，北面有，田先栓，田福鱼等他人的林地，开山毁了，无法丈量。　　粉石厂粉下的石籽，放石粉都占的林地，无法丈量，前面4种予计毁林十几亩，2013年秋应牛咀村载松树，胜下很多松树苗，顾人花200元工资理住，过了几天，被三轮车黑夜偷走了，村民反应村委的人偷卖了，原因是，第一，外人不知道应牛咀村裁松树。第二不知胜下松树苗，第三，外人不知埋在哪里，所以村民认为村委的人把树苗卖了。退耕还林，每亩每年给160元，给够八年，以后每亩给九十元，下余给2年，每年每亩给70元，让退耕还林的户还草，这笔钱没给退耕还林的户，田二堂****。　　下塔村民反应说，田二堂弟兄三人的退耕还林地多，家的退耕地大约60多亩，请查一下，　　低保，救济，民政　　办低保要钱，没钱不给办，　　张堂梁村胡万良是全村委的一家穷人家，本人当时气管炎(现己转成肺癌，老婆神经病，三个女儿神经病，二儿子脑莫炎还代点神经病，经常往院，在家也常吃药，生活特别困难，申请办低保，后来给了一个低保指标要1000元，胡万良拿不起，万良于他们说，我没钱你们给我办了，你们取够1000元我再取，村委说，不行就的拿现款。过了几天村委给我打电话说，没有低保指标了，　　栅稍也村田玉良的儿子，田喜明患心脏病，申请办低保，后来通知他，给你儿子田喜明一个低保指标，说现在这个社会办事要钱，办一个低保1000元，田玉良给了村委1000元，过几天村委把钱退给了田玉良，这说明别人给的钱比田玉良钱多，给别人办了，　　全村委14个寡妇，60岁以上的9个，都没有低保，（有2个全身不能动的，一个腿痛的不能行走)50多的一个有钱给办了低保，有2个40多岁的养的大装载机有低保，还有一个40左右的大装载机，大反斗汽车给办低保。　　有退休的，企事业上班的，养车的，本人挣钱的正是享受低保，有十几个大病的没钱办不成低保，如心梗的，脑梗的，乳腺癌的全身不随的，脑血拴的各种病造成不能行走的沒钱买不到低保。　　张堂粱村胡万良二儿子胡有蛇，患脑莫炎还代点神经病，他父胡万良没钱，给儿子办不成五保，各自然村有50多岁的男4个人办了五保，本人沒病又有女儿，都办了五保，　　2015年底保指标，　　去年11月份，镇民政所来村委普查低保，召集村委干部，党员，村长会议把不该享受底保的减下来，把几年来没有享受(有大病的人低保的人给办了低保。　　2015年的低保指标下来后，田二堂还继续****，屡教不改，有脑梗的腰椎盘突出不能走的，肠梗阻割了肠子的，神经病的，还有几个70多岁的老寡妇生活较因难，不给办低保，　　人户分离十几年，如应牛咀孟中富在薜家湾住的楼房，养大车，小车给办了低保，(此低保是2015年低保指标，)　　本村孟利军40岁左右，在喇庥湾卖货(沒有女人，有一个儿子)也给办了底保，2015年低保指标，村里人反应村委黑夜去的安排他们出去不要于村里的人说，人们都回忆拿钱买的。栅稍也村田喜明办低保要1000元，后来没给办低保把钱退了，去年12月份给做了办低保要钱的政明2015年的低保指标下来后村委为了讨好田玉良，不给做办低保要钱的政朋　　2010年办60岁以上老人的养老保险，本人不交费，但儿媳每人每年交100元，儿媳交100元村委给代交，每人多收10元全村委预计儿媳交费的的170人左右。　　办80岁老人高龄补贴，每人收50元井路咀村秦先娥80岁补贴多收50元栅稍也村郭铁办高龄补贴收50元(郭铁二儿老婆党秀英给的钱)。　　年过年救灾面，　　2010年过年拉回救灾面，在栅稍也村田俊桃家，寡妇，放下55袋，每个村委50袋，栅稍也每年给乡里往回拿大接杏多给5袋，每个村调查，实放下37袋，欠18袋　　2011年垃回救灾面，过年拉回，在栅稍也田俊桃家，(寡妇，)实放55袋(全村委每个村委50袋，栅稍也每年夏天给乡往回拿大接杏，多给5袋)按各自然村统计，实放下50袋子，欠5袋。　　2012年过年拉回救灾面130袋，在栅稍也村党兴旺家(村付主任)放，按各村统计，实放118袋，欠12袋　　下塔村民反映说，田二堂2010年夏天拉回救灾白面一车，只给了本村田柱狗一袋，下佘的拉在田三祥加油站办公室(三祥加油站职工，村委付支书过了一段时间，白面没有了，)　　2010年拉回救灾衣服，被褥放在田三祥加油站办公室，后来衣服，被褥沒有了。　　去年呼市一个单位包栅稍也村委给了白面，大米，油，(过年给的，)村委给谁什么品种，只写名字，不写数量，只在名字上盖手指，有人要搬大袋大米，村委人说，不能，大袋大米是他们的，没有别人的，有****。　　2013年过年贫困户款，别的村委钱多，我们村委只给了井路咀党万虎500元(2014年全村委也没有）其它各自然村调查没有，问各村长也沒2014年贫困户款也没有，　　村务公开，　　听说，村委办公费3万元，不知乡里实际给了多少要求算一下村委的经济帐，　　卖下塔扬水站水管，村里大水池上盖的2寸水管大约50根左右，从河底到村里的水池上的6寸水管(扬程大约500米右，还有50千瓦电动机三联泵田二堂给都卖了，　　大约在2004年左右，万家寨给下塔扬水站掩没费4万买下培田在柱房三间6000元，只有四面墙没上顶，他只装了3间木料门窗，下余的钱就沒有了。　　村委建卫生室，卫生院拉求的砖田二堂放在那里私用，把下塔的学校改建成卫生室，简单的整理了一下，(具说县合管办给拨了13万元，乡卫生院不知给村委拔多小少元，不清楚。下佘的款没有了)。　　2013年国家给栅稍也慈善款8万元(县法院给送来的，还有两个牌子，)这笔款只给下塔何成小，九铺也田永明两家买书包，本，笔，下余的款就沒有了。　　畜牧方面　　大约在2009年国家给养羊户盖羊棚，九铺也，下塔村的项目，田二堂不让盖，他自己一家盖了十几个连顶也没盖石绵瓦，现己拆成砖，放在那里做别的用。　　2012年村民原种起草地，每亩给10元给的3年，只给了1年，下余的2年沒给。　　2009年村委支书田二堂，主任党为后在栅稍也村郭全小家召开晋牧养羊户会，会议不让养羊户出坡放羊，如每户交30元，就可以出坡放羊，如不交30元，就不能出坡放羊，全村委预计养殖羊户40户左右多收农民款1200元左右。　　去年上级给栅稍也拨人畜饮水大水桶3个******田二堂在石厂用了2个，付主任使用1个。　　其它，　　2013年在沙贝沟打坝数座有人说，国家给钱，打坝占栅稍也解放两村委的土地，是否给钱请查一下。　　田二堂拿田为占，田永在，田二祥的卡取款，他们家还有5个卡，这笔钱的数量大，单他们5个卡打款，怕看出毛病，才借用这三个人的卡取款，(田为占是他们厂的工人，田永在也是工人，老婆于二堂是亲属別姑舅，二祥是好朋友)所以才用他们3人的卡打款，　　此材枓是号上午拿回乡里的(书记1份，记委1份)当日中午，田二堂就回到乡里，村民回忆，田二堂回到乡里后，乡里人让田二堂看了材料后，田二堂等下班后，请有关人员吃了饭，半夜才回来，第二天即2015　　年1月6日早上，田二堂就一户一户按排村里人说，出死人党玉生告我，上面来人调查时，问你们什么你们不要说，问你们什么你们就说不知通。按排完村里人后，接着给我(田永在)打电话，让我去田为占家，我去了为占家，田二堂于我们说，我拿你们的卡取钱，上面来人问你们时，你们不要说，我拿你的卡取钱，就说沒有。　　去年下塔村拉回人畜饮水水管按起以后胜下15根左右，后来二堂不知拉在哪里了。　　镇******的户口于下塔田老虎的户口不对(******的户口错了)******让田老虎的户口拿回来核对，田二堂向田老虎要300元，田老虎沒给。本村田中后老婆上户，二堂要了300元，还有给人办事要钱的很多，这说明办大小事都的要钱，没钱不给办。　　田三堂的儿子贾林13_14岁骑摩托车带他母亲贾拴女摔倒碰坏，住院医药费田二堂(田三堂是田二堂弟弟)给从合作医疗费中报销一部分。　　大约2011年按户户通电视，广播局每个收50元，他收100元。　　每年国家救济下来，救济的是有钱人，不救济穷人。　　实事与理由，　　党的十个全覆盖政策在农村执行将近二年，农村普遍得到政策的实患。我们栅稍也村委下塔村作为示范村也在十个全覆盖中享受到党的政策温暖。但是支书田二堂不执行党的政策，搞花架子走过程，田忠厚己确定为低保户兼危房户，危房两大间，土窑两间，我们村里支书我两户他给我上一户，把我土窑产倒，我要盖4平米房，他让我拿出两万元，我只有私人代款1万3千元，交给工队，现在还沒有盖房上级下来检查给我说是低保户有些照顾一直沒有实行。他的房院上彩钢，漏雨不止，雨刮塌墙，漏入屋内，地上放的粮残遭水淹。垛的危房墙，人可以出入。催了几次叫盖房，人家要钱两万才行动。　　田老虎，为低保户，五保，确定为第一家给盖房，至今不给行动，未径本人同意，将两间窑，驴圈，凉户，草房，厕所，猪圈全部铲倒。上级下来检查给我答应，我上面的房全部裝修下面产倒的房全部给盖还有装修至今没有行动给我量门窗假量。　　这两户人家至今吃雨水，自来水挖开壕，別人家村委给拉水，唯他们两家花钱也不给拉。许多烂房破院尽管不住人，也给修葺一新，村委还把下塔水泥厂六十多间破窑维修一新，美其名日社区，究竟是村里的窑洞还是个人的资产，　　说成是村里社区，我们就有权下去往。进村的高度不够，宽度不够，水泥小，土泥大全部是土沙，房的砖石粉砖质量差。　　请求事项，　　请求为田忠厚，田老虎两家依照国家十个全覆盖政策修盖房屋，　　日　　县里包屁******，说这些沒事　　我村积怨已久，怨声载道，逐年投诉，但无果。真可谓清水河有名震全区，誉满中外的土特产_经验和教训。一切防卫系统，戒备森严，固若金汤，根本不会出现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更谈不上地震。所以老虎声消，苍蝇隐匿，就连蚊子，跳蚤都暂避，　　子日，壮哉，真可谓之及大国也。旧事己报，新事又增。　　1.旧变压器换新的私用。　　2.白炸山几十年环境污染，毀耕地。　　3，征社员地五十年，不给钱。　　4，自来水每户收400元，但无水　　5，国家禁牧，他禁水，杀我两羊。　　综　　上所述，村头地霸，草管人命，习主席你知道吗？　　我们村草地二千七百亩，每人十二亩，一亩给一千五，但是没给我们村民一分钱，我们也不知道，　　`
作者：ty_　回复时间： 10:48:19
　　我刚才忘了电话了
作者：ty_　回复时间： 14:14:32
　　把这村官拿了
作者：清风伴夜鸣蝉　回复时间： 11:18:11
　　大哥，你倒是把事情叙述清楚，错字连篇，排版混乱
作者：TY09710　回复时间： 17:42:30
　　团结就是力量，http://bbs.tianya.cn/post-828-.shtml
作者：ty_　回复时间： 08:52:38
　　2018年反****这样力害，我们******田二堂不给农民做一点好，我们村水都吃不上，农村在死亡线上了，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希望有关部门来看看，希望煤体给报光，希望友友们给转发，
作者：ty_　回复时间： 11:21:06
　　我们下塔******田二堂，不给做一点好我们下塔村什么都没有，扶贫2016年歪房改造房都住不上，2016年自来水至今天吃不上人在死亡线上活的人了，
作者：ty_　回复时间： 11:56:09
　　我们******田二堂不给我们办一点好，2016扶贫水也吃不上，房都住不上。地也让田二堂给霸了，支书田二堂假报退耕地三十多亩，套了国家十六年退十耕钱十六年
作者：ty_　回复时间： 11:22:21
　　2018年了新时代了我们这支书田二堂，不给村民办事，希望网友记者中央省来我们村调查，给爆光转发，多多爆光
作者：ty_　回复时间： 00:23:18
　　十九大了，我们这******田二堂，一点不给我们村做一点好，扶贫了什么都没有，这支书不给农民做好，我们村那里来的小康，希望上级部门来查查，走走我们村，
作者：ty_　回复时间： 06:28:26
　　十九大新时代，我们村田二堂还是不给我们村做点好，下来什么都吃，我们村什么都没有，三年没水，土地五千亩也没了钱也让田二堂给吃了，五千亩一亩给一千五，但是这钱也让田二堂****了，扶贫我们村是市范村，但是我们村现在房都住不上，国家给的钱很多，但是都让村支持田二堂****，扶贫了就给了三十个鸡我们村就脱贫了，扶贫的羊猪我们这都没有，补给我们农民的钱都****，我村现在什么都得不上，希望中央，和省里来走走我们下塔村，来查查我们村，希望网友，和记者来来我们村，希望友友大力棒忙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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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作者《金陵小岵的博客》
金陵小岵的博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期间，那场轰轰烈烈的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曾席卷全国，涉及千家万户，广为人知。相对而言，有些地方随后出现的另一道相似的风景线——广大干部下放农村运动，也许因其声势、规模和影响不及前者而少为人知。今年恰好是这场运动发动整四十年，作为亲历者之一，我曾扶老携幼率全家下放到苏北农村安家落户四年有余，如今，每当忆及那段特殊经历，往往心潮起伏，感慨万分乃至夜不成眠，故愿秉笔实录记下这一段艰难曲折的特殊经历。
1、动员下放
1968年 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编者按中，援引了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的最高指示，此后，各地普遍在农村开办五七干校，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等单位的大批干部、教师、专家和文艺工作者被送到干校劳动、学习。在江苏省革委会的统一部署下，省教育厅除留下极少数人组成业务班子留守外，其余都于10月17日到金坛县朱林公社搞斗批改，同时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69年初又转到省五七干校在句容县的下蜀茶场，教育厅与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合组为第三中队。这年11月2日，江苏省革委会又正式发文通知：“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项根本措施，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是城乡斗批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也是战备的需要。因此决定在全省来一个动员。”该文件的主要精神是动员干部和城镇居民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干革命，也就是到农村当农民，至于大批知识青年已于一年前插队农村了。
我当时是省五七干校新五连的一名所谓的“五七”战士，11月27日新五连宣布我单方携带全家下放淮阴专区，但具体地点未定。因此，事情得从我去新五连讲起。
1969年10月，省五七干校组建了几个新的连队，五连是其中之一。10月12日，我所在的三中队宣布我去新五连，我当时的心情颇为复杂。我在教育厅已工作多年，对教育厅和同事们是有感情的，眼见着教育厅被彻底砸烂，同事们七零八落地分散在各个连队，而去新五连的仅我一人，前景如何心中无数，确实感到惋惜和迷茫。然而，当我想到“文革”爆发以来我爱人钱闻因1949年以前长期在国统区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此时被认为“历史复杂”，强加以多种诬蔑不实之词而遭批斗，我又和他同在一个机关，这种特殊处境让我感到无法言说的难堪、压抑和屈辱。因此，当得知我将去新的连队时，内心竟有着些许轻松之感。
到新五连报到后，我向连队请了一天假回南京去看望我的两个年幼的孩子——三儿承炬和小儿承军。那时，我的两个大孩子——大儿子乘旦和女儿岸立已于1968年10月到苏北泗洪县农村插队落户，南京的家只留下两个小的由我老母亲陪伴着度日，我非常想念他们。那天，我乘火车回宁已近夜色人定时，当我急匆匆地赶到位于湖北路十八号机关宿舍大院，摸黑上到二楼的家，只见屋内无灯，房门紧闭，想必是出于安全考虑，祖孙三人吃过晚饭就把房门反锁上了。我迫不急待地边敲门边喊：“妈妈回来了，快开门呵！”顷刻间，随着里面一片欢呼声，房门被打开，映入我眼帘的是依在门边微笑着的母亲和正从床上跳下来的两个小家伙，他们没有想到我会突然闯回家，真高兴坏了。我把儿子们紧紧搂在怀里，忘掉了外面黑乱的世界，在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尽情享受着这短暂团聚的欢乐时光。
那年月，孩子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有一次，十二岁的承炬被通知到省卫生厅去参加“可教育好的子女”学习班，我母亲非常伤心，很不放心地送他到大院门口，望着他随着一群人远去。但等到中午还不见回来，老人家急了，赶到卫生厅去，只见他正和一些“可教育好的子女”打乒乓球呢。平时，同学和大院的小孩经常会拿他们当“狗崽子”看待而辱骂他们，这使他们感到无比屈辱。终于有一天，忍无可忍的小哥俩躲在院子大门后，当一群孩子高声叫骂着经过时，他俩冲出大门挥舞着手里的棍棒追上去，那群孩子见状一溜烟跑了。母亲怕他们惹出什么事来，只好成天守着他们，把他们关在屋里轻易不让出门，又特意买了装半导体收音机的零件让承炬自己学着装收音机，小儿承军则只好一天到晚翻看家里的连环画小人书。
第二天上午，我忙着去采购米、油、盐等日用品和烧饭做菜，又再三叮嘱孩子们照应好外婆，要懂事，不要下楼招惹麻烦。午饭后我便离开这温馨而冷清的家，两个孩子执意要送我一程，我们三人便乘公共汽车来到火车站。临别时，我看着月台上相依偎着的小哥俩正向我恋恋不舍地挥手、随火车启行而越变越小的身影，内心着实酸楚和凄凉。
回到连队不久，省革委会关于干部下放农村的文件正式下达。为了贯彻落实省革委会的指示精神，全干校开了一次动员大会，省革委会一位来自部队的主要领导W亲自给大家作动员报告，在我们五连则是由一位姓邓的指导员动员的。有一句话我至今记得很清楚，他说：“贫下中农听说机关干部要下放农村，非常欢迎呵，连冬天吃的腌菜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动员过后便组织学习讨论，还在饭堂开过一次晚会，用文艺演出的形式来表示决心。
在如此燥热的气氛里，我确曾认真思索过自己在农村这样一片广阔天地中如何去大有作为的问题。例如，我设想到农村后除了劳动，还可以教农民及他们的子女识字读书；农村里缺医少药，我学一点针灸法，可以为农民治病。另一方面，我心里也十分清楚：自己无疑是这一次运动的动员对象。由于教育厅实际上已被砸烂，新的机构是所谓省革委会政工组下设的教卫组，其成员主要由部队干部和原机关少数年纪较轻的人组成，而我属于“旧机关”的“旧人员”；加之钱闻此时虽被宣布“解放”，但仍因犯有“严重错误”而被开除党籍，尚未恢复组织生活，这两个因素决定了我绝不可能留在机关工作。对此，我有清醒的认识和思想准备。
11月下旬，干部下放的高潮业已形成，我和大家一样向连队递交了“决心书”，接着便是一个一个地落实下放地点。11月27日，经五连和钱闻所在的中队联系研究决定后，我接到通知：单方携全家下放淮阴专区。这就意味着我将一个人带着一家老小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当农民了，这真是一副难以挑起的重担呵！这个决定让我始料未及，我曾设想和老钱一起下放全家团聚的愿望彻底破灭。接着，连队又紧急下达通知：全体下放人员于第二天下午立即回南京准备下放。这样，11月28日下午，我和各个连队准备下放的干部们全部集中到了桥头火车站乘车回宁。
2、领导的威风
从12月上旬开始，南京的街道上开始出现敲锣打鼓欢送下放干部和城市居民到农村的搬家大卡车，而且越来越多。但我却没有立刻动身，因为回南京后不几天，传来了干部单方不下放的消息。接着，我接到要我到干校设在南京的留守处工作的通知。然而到了12月下旬，情况又变了，说是单方下放的仍然要走，而且年底要走完，因干校即将有新的任务，干部下放的工作不能再拖。于是，我又接到通知，要我立即携带全家离开南京，下放地点是淮阴专区金湖县。干校一位领导对我说，金湖离南京很近，生产情况还不错，考虑到我一个女同志单方带着全家下放，去金湖是对我的照顾。
其实，姑且不论是否“照顾”，即便在留守处临时工作的短暂时日里，我也从未抱有留下来的幻想，只是考虑到金湖地处苏北，我们无亲无故，人地生疏，下放后的生活必定艰难；又传说下放干部一两年后要停发工资，要是真的走到了这一步，恐怕让我一人带着老母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农村能不能生存下去都成了问题。再说，最高指示中有“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之语，按理我那身有残疾的七旬老母应该得到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待他们长大以后再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不迟呵，为什么不能先安排我单身下放呢？思虑再三，我决定向领导如实反映一下我的困难。
我的想法和要求，在当时已有先例可循，而向领导反映个人意见和要求也符合组织原则。正巧五连那位邓指导员和我同住一个大院里，他家位于南楼二楼临街，过去虽不熟悉，但见了面也还打打招呼。一天下午，我和老钱到他家去，未想到此人非常傲慢无礼，态度极其粗暴，不等我把话说完就打断了我，拍着桌子厉声对我吼道：“你不要以为我没有办法，我可以马上叫卡车来给你搬家！”好厉害呵，拒绝请求也就罢了，却没有料到他竟这样拿架子，摆威风，实在欺人太甚！事后想想，老钱当时显然还是个“有罪在身”的人，身份连个普通群众都不如，我们竟然还幻想着能通过正常组织程序得到不可能得到的照顾，实在太天真了，结果除了自取其辱，还能有什么呢？
写到这里，我不禁回想起若干年后我和这位指导员的一次戏剧性巧遇，那已是“文革”噩梦结束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和老钱早已恢复工作，并调回南京。有一次，我因事路过湖北路18号旧居，不料竟迎面碰到他，看来他还住在原处。此人一见到我便老远就笑容可掬、点头哈腰地和我打招呼，想停下来和我讲讲话，而我只是无言地点点头便走过去了。不知道这位当年威风凛凛的指导员有没有想起十几年前他欺辱我们的情景？想必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随着时光流逝，我心中的余怒已日渐淡去，也根本不屑于和他这种人交谈什么。说实话，在那个人妖颠倒的疯狂年月里，诸如这种只知对上忠实执行极左路线，对下丝毫不讲人性的大大小小的跟风派、势利者们比比皆是，比他更左更坏的人可谓多矣！想来真是可悲可叹，值得深思。
既已认清自身的处境和地位，眼前仅剩下华山一条路，我反倒坦然了，并横下一条心，作好带领全家下放农村当农民和过艰苦生活的准备。经过数日紧张忙碌，我和孩子们总算整理好行装。离宁前夕，我们全家老小七口人到鼓楼照像馆照了一张所谓的“全家福”，每个人脸上都看不出有一丝笑容。日，距70年代第一个新年只剩下四天，一家老小提早吃过午饭后便登上长途客车，离开省城南京奔赴金湖农村安家落户。那一年，我44岁。
3、在生产队的养鸡房安家
与苏北许多小县城相似，金湖县城的主要街道只是一条既短又窄的东西向小街。我们到达“离南京很近”的县城时天已擦黑，街上店门紧闭，路上行人稀少，显得十分萧条冷清。当一家人从车站走到县革委会大门前时，随行李车先到的乘旦和县里一位接待人员正等候在那儿，他们告诉我：下放地点是黎城公社工农大队第三生产队，离县城较远，还有十多里路。冬日昼短寒冷，天色愈加暗下来，如何去生产队成了大问题。那位接待人员是个好心人，眼见我们这一家老小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动了恻隐之心，想方设法弄到了一辆吉普车，一路颠颠簸簸地把我们送到了生产队。
生产队为我们准备的“新家”是打谷场上的一间茅草房，一片黑暗中，依稀可见到行李和家具都散乱地堆放在屋外，来迎接我们的有生产队长和会计，另有一群农民和他们的孩子像看热闹似地在一旁围观。我和孩子们先忙着把几张床搬进屋内安放好，再把几张椅凳搬进屋，然后扶着老母亲进屋里坐下。待大家进屋后，我才发现这屋子里再也安不下什么东西，也插不进什么人了。
我们忙着把铺盖打开，老母亲则反复念叨着：“怎么还不吃晚饭呢？我们在那儿吃晚饭呵？”我倏然想起干校动员会上指导员说过生产队已准备好过冬的腌菜的话，忙四处张望着，却连个腌菜缸的影子也未见到。
大约等到八九点钟，队长才来叫我们去吃晚饭，他跟我打招呼说，当天早上他们才接到上面通知，得知有一家下放干部要安排到他们队里，所以一切准备工作都很匆忙。我们住地附近只有一户姓耿的农家，晚饭就是托他家烧的。于是饥肠辘辘的一家老小跟着队长，摸着黑互相搀扶着走到老耿家，只见桌上已摆了几样蔬菜，饭也盛好了。我和老钱请队长、会计、老耿和我们一起入座吃饭，但这几位既不肯上桌也不离开屋子，而是一字排开站在我们身后看着我们吃饭。事后我才知道，这是当地的规矩，表示对来客的尊敬。
我们的安家之处位于村庄尽头，与集中居住在生产队集体规划地的社员家尚有一段距离。所谓“住房”原本并不住人，而是生产队的一间破旧的养鸡房，属于公房性质。紧邻养鸡房西侧还有一间公房是生产队的牛棚，里面饲养着近十头水牛。难怪头天晚上我尽管十分疲惫，但思绪万千，睡不着觉，考虑着往后怎样才能适应这种从大城市到农村“一杆子到底”的生活，又总听见隔壁房间有响动，原来是老牛在吃草；而屋内一阵阵扑鼻而来令人难以忍受的臭味竟是鸡屎臭啊！如此恶劣的居住条件，别说与过去南京那个家有天壤之别，即使与生产队一般农户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但“既来之则受之”。第二天，全家人忙着把居室打扫得尽量干净一些，将屋内土墙四壁的大大小小的透风之处塞上稻草，再糊上旧报纸，又将仅有的一个不足一尺见方的无玻璃窗洞也糊上报纸。散放在屋外的家具什物全都搬进了屋，有的原封不动地捆扎垒放在屋角，有的塞到了床下面，屋里总算腾出一块地方可以放下吃饭的方桌、几张长凳和一个煤球炉。于是我们就在这间小茅屋里安下家来，吃喝拉撒都在这间斗室里做文章。
元旦后，老钱回干校，乘旦和岸立回泗洪当他们的知青，我则带着老母亲和承炬、承军过起了下放农村的艰难生活。
既然下放农村当农民，落户没几天我就和社员们一起出工参加了劳动。冬季是农闲时节，地里没什么农活，但社员们仍然天天出工，主要活计是挖田边的水沟。清晨，队长吹着哨子从村东头走到西头喊出工，各家男女社员便扛着大锹、挑着箩筐跟着队长去上工，我也应声走出家门。冬日里空旷的田野上寒风凛冽，我头上裹着一块蓝色方巾，脚上穿着在干校劳动时穿过的球鞋，扛着大锹和社员们走在一起。刚上工的几天，我不会使大锹，有的女社员就跑过来教我，但我毕竟体弱力小，又逢天寒地冻时节，一脚使劲蹬下去却挖不上多少土来。社员们对我很友好，有时我和女社员一起抬土，上土的男社员尽量少装些；和我搭伙抬土的女社员则把箩筐尽量拉近她那一边。中午歇晌的时间较长，我就用这一段时间到附近的农民家去教他们的孩子识字读书。我发现村里失学在家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相当多，他们一般都留守在家里做家务、照顾弟妹。我去教这些孩子，家长们都非常欢迎，女社员们常要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可惜我这种挨家挨户式的上门教学方式教不了更多的孩子。到了2月底，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的指示精神，所有的下放干部都被抽调参加“一打三反”宣传队，我被分到工农大队工作组，并担任组长，也就没能再坚持每天和社员们一起劳动了。
下放以后，我们一家四口在生活上确实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很大困难。
首先是“吃饭难”。按照规定，下放干部本人仍吃商品粮，每月定量28斤。我母亲和两个孩子则转为农村户口，参加生产队分配改吃农村口粮，但在年终分配前仍由国家供应，每月还必须到县城粮站去买口粮。吃菜的问题更难，农民都有自留地可以种菜，到了寒冬腊月，再穷的人家也腌好了青菜和萝卜干，而我们家却什么也没有，要吃菜只能到城里去买。工农大队是公社离县城较远的大队，再往南是花园大队，已与安徽的天长县接壤。从三队到县城往返一次有近三十里的路程，为着到县城买米买菜，我和两个孩子真是吃尽了苦头，每次进城都想多买一点，于是肩扛手提，回到家已是筋疲力尽。有一次，我不自量力地一个人扛了二十多斤大米一路走回去，结果肩膀被磨破，衬衣上竟渗出斑斑血迹。
但居家农村不可能每天都进城买菜，何况我还要参加劳动，后又搞宣传队工作，这就弄得家中常常断菜，只能熬点熟油拌饭凑合着吃。后来，队里的几个知青和我们相处熟了，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到野外去挖一种形似木耳，呈墨绿色，名叫“地皮菜”的野菜；又去采集了一些野香椿回来。他们告诉我：这两种野菜均可放心炒着吃。确如知青所言，两种菜炒出来上桌还挺下饭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无菜之炊”的困难。
其次是孩子们“上学难”。难就难在上学的路途太远。13岁的承炬在县中读初中，每天骑自行车早出晚归，但遇到雨雪天他就无法骑车，有时清早出门时天气尚好，但到下午却下起大雨来，乡间土路被淹成一片泥泞泽地，只好淋着大雨扛着自行车一身泥水走回家，弄得又累又狼狈。有了几次“车骑人”的教训，加之农村路况太差，他干脆不骑车了，每天来回步行二十大几里路，中午在学校也得不到休息，连老师们都很为他的健康担心。11岁的承军先是进了四、五里路外的任庄大队小学，这一天四趟也够他走的。有一阵子学校搞积肥活动，规定学生每天上学要拾一筐粪交给老师。于是我为他备了粪筐和小钉耙，让他每天一早背着书包，再挎上和他身高差不了多少的粪筐一路拾着粪去上学。老母亲见状，因心疼小外孙也不知道暗地里淌了多少眼泪。如遇雨雪天，乡村小路泥泞难行，小家伙也只能停学在家了。
两个孩子这种糟糕的就学境况让我深感担忧，却又苦无良策应对。本来小哥俩正值读书打基础阶段，但因“文革”期间学校教学秩序被打乱未能好好读书，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社会现象，而他们却又因为跟着我下放农村而再度受到负面影响，无疑是雪上加霜。这时，有先我下放的好心同志告诉我，金湖县照顾下放干部子女入学，规定转学县中的孩子可以把户口转到县城，这一消息让我喜出望外，我赶紧跑到县里给承炬办了转户口的手续。后来，虽然县里办户口事宜已结束，但仍照顾我将小学毕业的承军也转到金湖县中学念初中。为了让小哥俩好好读点书，不再疲于奔命，我下决心让他们都住校。记得那天我送他们去学校，帮他们安顿好床铺后，一个人扛着一袋米往回赶，乡间土路上空旷无人，此情此景令我倍感凄凉，双腿竟如灌铅般沉重得难以迈步。好不容易捱到家，只见黄昏中我那两鬓花白、患有腿疾和一只眼睛已瞎的老母亲正倚门孤寂地在等我，我连忙迎上前去扶她进屋。想起“文革”前我们好端端的一个家现在却是七零八散、如此落魄，禁不住悲从心来，终于忍不住与老母相拥而泣。
再回到“住”这个话题。下放后的第一个冬天似乎特别寒冷漫长，我们那间四处通风的小茅屋更是奇冷无比。好在隔壁是牛棚，当年生产队的牛棚是冬天队里最暖和的地方，农民们常在晚饭后聚在牛棚里取暖聊天。生产队的饲养员老王是个非常朴实敦厚的农民，我们和他相处得很好，他常到我们家来小坐聊天，孩子们也就常搀着老母亲到牛棚去烤火取暖，虽然气味差些，但一个寒冬也就这么熬下来了。
197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终于姗姗来到人间，当家里那扇关不严实的门总算可常敞开着，让阳光照进屋给家人带来些许温暖时，我心想：或许以后的日子可以好过一些了。没想到，随着天气转暖，屋里的鸡屎臭味也越来越难闻，以至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有时一些下放干部和知青来我家，闻到屋里的奇臭味都说这屋子不能再住下去了。落户在邻近任庄大队的几位干部很同情我的处境，告诉我任庄要比工农富裕，生活条件要好一些，正巧任庄二队现有两间空置的公房，建议我向公社领导提出搬过去住。这样，经公社领导同意，我于1970年5月将家迁至任庄大队第二生产队，这是我下放后第一次搬家。
4、乡村夜路
过去，我很少有在农村走夜路的经历，然而自从参加“一打三反”运动起，走夜路便成了我的一种常态性的独特体验。
1970年2月下旬，金湖县革委会举办学习中央关于开展“一打三反”文件的学习班，所有下放干部都奉命参加。后来了解到，安排到金湖县的省属单位下放干部大约150人左右，分布在金湖县各个公社。黎城公社的下放干部共97人，有省属单位的，也有省内各地、市和本县的。按会议要求，与会人员必须住会，我因有老人和孩子在家放心不下，只好请求早出晚归。那几天，我清晨即上路赶到县城开会，掌灯时分才能回到家，算是初尝行夜路的滋味。会议结束时，宣布了各人分工，我被分在工农大队担任组长，和我同组的有省里下放的三人和县里下放的两人。从那时起直到1971年2月，我一直在宣传队工作。
工农大队有12个生产队，我既要负责全大队的运动，就需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各个生产队之间穿梭，每天跑路实在不少。由于农村干部和社员白天要忙于生产劳动，处理一些事情和开会只能利用晚上时间。有一次，我和大队书记约好到一个生产队去，从我住的三队到这个队有很长一段路。农村开会是从来不准时的，等大家都到齐，已经八点多钟了，我心里很着急，但也无可奈何，只得耐心开会。而农村的会又往往拖三拉四，好不容易开完会，已是午夜了。我急忙忙和大队书记一起赶夜路回家。两人同走了一段路后他先到家了，分手时他问我要不要送一下，我心想：若要他送岂不让人笑话？便谢绝了他的好意。然而，这么晚一个人走夜路毕竟是有些害怕的，再说，我那时刚下放不久，路况不熟，黑夜里又无一点月光，能否找到家心里实在无数。于是，我便按来时的原路继续往回走，印象中应该拐上一条小路，但上了小路却发现，家家房屋似乎都差不多，我已经弄不清自己走得倒底对不对了。农村里很多人家都养狗，听到人声，这些狗们便此起彼伏地狂吠起来，这使我更加紧张了。但到了这种时候，我也只好强作镇定，硬着头皮按大致方位继续走下去。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一家一户地仔细辨认着，终于见到远处有一家门缝里透出点灯光，于是就朝着那个方向走过去。也许是狗叫声急，这家的门开了，我看见三儿承炬举着马灯站在门口。啊！终于到家了，我总算松了口气。
还有一次，那是三月底的一天，气候乍暖还寒，公社召开宣传队组长会议，开了整整一天，散会时已是傍晚时分。从公社到工农大队约有十几里路，看来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天黑前回到家了，但也只能加快脚步赶路。没多久，夜幕便降临了，在夜空稀星下，我摸着黑走在返家的那条大土路上，前后皆无人影，两旁麦株朣朦，除了自己的脚步声，四下万籁俱寂，静得能听见自己急促的心跳。疾行中，似见不远处什么地方有莫名的闪光时隐时现，那就是农民们所讲的鬼火吧？想到这儿，我不自觉地感到头皮发麻，心里发慌，双脚也越发沉重，身上衣服已被汗水湿透。好不容易走到邻近工农的任庄大队，猛然间，我瞥见路边任庄大队供销小店门前微微的灯光下好像有两个孩子坐在台阶上，走近一瞧，竟是我的两个儿子承炬和承军！看来他们已伴随着寒冷在此焦虑地等候我多时了，我赶紧边喊着他们边快步走过去，小兄弟俩也向我扑过来，母子仨这才算是放下彼此牵挂的心，相拥着往家走去。
我安家在工农三队的那段时间，正值“一打三反”运动全面展开，随着运动的深入，我忙到深夜归家或晚上出门办事就成了工作常态。刚开始时，独行夜路对我这个弱女子而言不啻是件令人心生畏惧的事。我天生怕狗，但偏偏农村里狗很多；加上田野中到处都有不少散乱的坟堆，白天经过这些地方倒无所谓，但月黑风高之下心中难免直发毛，恰似“夜过坟场吹口哨”般地，硬是逼迫自己鼓足勇气走下去。后来，夜路越走越多，路况也越来越熟，我不仅能在夜间辨明方向，也摸清了乡间的每条大路、小道和田埂，还知道哪家有凶狗哪户有恶犬，需要事先绕道避开。当然，我的胆子也渐渐地变大，后来就不怎么害怕走夜路了。
承炬和承军对我夜间外出不放心，小哥俩总要等我回到家才肯睡觉。每逢我外出至夜深，听到门外远处传来狗叫声，他俩就提着马灯打着手电筒站在门口，将马灯和电筒在夜色中高高擎起，以便我在很远处就能看到自己那个闪耀着一线灯光的家。然而，用这种方法并非每次都能接到我，因为常有其他路人经过而引起狗叫的情况，他们只好失望地回到屋内，等下次狗叫时再出门举灯照耀指引我，有时候需往返数次才最终接到我，全家人则庆幸又平安度过一天。
乡间夜路行的经历，不仅锻炼了我的胆量，也给予我一定启示。我想：夜行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夜行中迷失方向，找不到目标。就好像自己眼下的处境，虽然看起来景况不佳，前途未卜，但只要不丧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就一定能够克服种种困难而重见光明。等待着我的，应该是黑黢黢道路的前方那闪耀着的一线灯光，我一定能够看到它。
任庄的新居是两间旧茅草房，虽然低矮潮湿，面积也和工农大队的差不多，但毕竟“人屋”总比“鸡舍”强吧。由于没有厨房，公社书记王元龙嘱咐生产队长老万为我搭一间，他一口答应，并帮我搭了一间很小的毛竹糊泥披房做厨房用。任庄二队距离县城比工农三队要近一半路程，我和孩子们进城买米菜要省力些，再就是与一队的吴岭岚家靠得很近，两家人可常来常往，互相照应。老吴两个儿子也在县中读书，两家的孩子也算有个伴。我搬去不久正赶上夏忙季节，社员们白天在田间割麦，晚上在拉起电灯的打谷场上脱粒，十分辛苦。我白天到工农大队搞宣传队工作，晚上到家后为他们烧上几壶水，乘他们休息时送去，有些社员也到我家来边喝水边话家常。县里的中小学都放农忙假，两个孩子就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承炬在脱粒机前紧张地解麦把，承军则在场上跑来跑去地搬麦捆，社员们都夸小哥俩勤快。
然而大忙过后，困难又接踵而至。
首要问题仍然是住房。进入梅雨季节后，大雨小雨下个不停，我那两间旧茅屋内多处漏雨，只好不断用水桶和脸盆接水；而简易厨房更是漏得不能放煤炉，没奈何只能搬进屋里烧饭做菜。雨季过后，天气放晴炎夏接至，小茅屋内又变得闷热难耐，白天烧饭时汗如雨下，晚上关门睡觉则无法入眠。时不时地，还听得老鼠在吱吱叫，甚至能看到四、五尺长的蛇在屋樑上悠闲地爬行。考虑到在如此差的居住环境中过下去我的七旬老母肯定吃不消，我只好写信给我在上海的妹妹，想把母亲暂时送到她那儿去。虽然妹妹自己已赡养着一个风烛残年的姑母，妹夫还关在“牛棚”里，但她很快回信同意了。我因宣传队事务缠身，便将护送母亲到上海的任务交给了从未一人出过远门的承炬。那天，我送他们去县城，看着14岁的承炬背着包裹，拎着网兜，扶着老外婆登上长途汽车时，实在是放心不下，但除此之外我还能有什么办法？权当让他经受一次锻炼也未必不是好事吧。果然，十天后承炬完成任务顺利归来。
疟疾是苏北农村的一种流行病，当地人称“打摆子”，由蚊虫叮咬传染引起，好发夏秋季，症状是反复寒战、高烧。由于我们住的茅屋低矮闷热，无法挂蚊帐，即便点上蚊香也无济于事，我和两个儿子便无一幸免地先后染上疟疾。小儿子承军最先开始，发高烧到41度。那些天，三儿承炬送外婆未归，我又因宣传队的事脱不开身，家里只剩下我们养的一只名叫“小虎”的大黄狗整天陪伴着他。我明知小儿生病需人照应，也只得狠狠心放一壶水在床边，嘱他好好躺着，按时服药，自己掩上门到工农大队去，下午忙完事再拼命赶回家。
一天傍晚，我心急火燎地往家赶，先在村头碰上来迎接我的小虎，看它那副焦急等待的神情，我明白通人性的小虎也在为小主人的病情担忧。到家时，我奇怪地发现屋里已亮起了煤油灯，原来是老吴的夫人王恒洁老师正守候在承军床边。她说，知道小家伙一个人在家打摆子，她和儿子俩人便赶过来轮流照料一下。我当时感动得眼泪夺眶而出，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感激的话才好。
承炬从上海回来后不久也染上疟疾，发作得比弟弟还重，我去请大队合作医疗站的医生上门给他看病。农村里缺医少药，医术落后，这位乡医手头只有青霉素，来了后也不做皮试，一针打下去，承炬起了青霉素反应，脸色泛白，冷汗淋漓，把个乡医吓得不轻，一直待在床边不敢走。后来，有村民介绍用桃花叶包大蒜裹在左腕上的治疗土方，结果又裹出一个大水泡，至今留有疤痕。疟疾突袭凶猛异常，又易反复，让我们始料不及，我赶紧写信给老钱，让他设法弄一些奎宁片托人带过来，以缓解我们往后防治疟疾的问题。
在任庄二队住到九月份，一日，我正“打摆子”在家昏昏沉沉地歇息着，队长老万突然找上门来，说是这两间房原是生产队堆杂物用的公房，现在生产队决定拆除，希望我体谅队里，另寻住处，并尽快搬家。对这一突变，我无言以对，万队长好赖算是帮我解决了几个月的居住问题，我除了感谢人家还能说什么呢？于是我答应搬走，但提出时间要宽限些。
住房又成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怎么办呢？
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下放干部和亲属应发放建房基金及供应木料、毛竹等建房材料，因而一些下放干部已陆续盖了新房入住，但包括我在内的单方下放干部大多都未盖。
方非原为省教育厅的副厅长、党组副书记，我的老领导，是四十年代初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与我同属单身下放。刚下放时她和我同在工农大队（五队），我们常见面。县里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后，她分到县医院任宣传队负责人，得知我的困境后，她便去找公社书记王元龙商量此事。正巧黎城大队计划将建在七队的大队部拆掉另择址新建，于是经公社与黎城大队协商，决定原大队部不拆，交由方非和我两家使用，而我们两家的建房基金和材料由公社调拨给黎城大队。另外，新建大队部资金不足之数则由公社出面向我们商借一部分。这样，我的住房问题实际上得到较好解决，这不能不感谢方非、王元龙两位领导的热心相助。
日，我将家迁至黎城大队第七生产队，这是我下放后第二次搬家，并在这儿住了三年多，直到重新分配工作离开金湖。
6、自力更生
黎城大队靠近县城和公社，农、副业生产状况较好，社员家里都通上了电灯。大队部位于一条U形小河塘环绕之中，房子虽然看上去老旧斑驳，但毕竟是砖墙瓦顶建筑，相比工农和任庄的草顶土墙小茅屋要强多了，也省掉了我盖新房的烦恼和苦累。记得迁居后的第一个晚上，当屋里亮起电灯时，我那活泼好动的小四子搂着我高兴地说：“妈妈，妈妈，你看电灯多亮堂呵，我们又有一个新家啦！”听了他的话，我想起此前他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做功课的情景，心里真可谓五味杂陈。10个月来，我们这户下放人家就像找不到港湾停靠的小舟，凄凄惶惶，摇摇摆摆，常有难以度日之感，两个孩子也跟着我吃了不少苦头，现在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我摸摸他的头说：“是啊，我们有家了，以后我们可以好好过日子了！”1971年2月，黎城公社党委调我筹建农业技术学校，我不再成天跑工农大队，我们家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
黎城七队是个富队，队长朱治家不仅抓生产有经验很能干，而且见多识广，对下放干部也抱有同情心。七队曾先后慷慨接纳过钱国宽、方非和我三家下放干部，并为此专门划出较大面积的一块种菜的自留地。我和孩子们商量，居家农村就得适应农村生活，队里既分了自留地，就不该让其荒芜，而应尽力种好它才是，我们拜邻居苏大妈为师，在她的热心指导和两个女知青的帮助下，赶在清明节前翻好地、撒下菜籽、围上篱笆。
第一年，我们种了青菜、苋菜、韭菜、辣椒、番茄、扁豆、四季豆、玉米和葵花等。我和两个孩子每天都要到菜地上看看，并抽空为菜地浇水、施肥。到了五月初，地里的小青菜已经长得像一片绿毛毡，扁豆、四季豆、黄瓜、南瓜、玉米、葵花也都长势不错。从此以后，我们吃上了自己地里长出的新鲜蔬菜，到了收获旺季甚至多得吃不完。我常把一些新鲜蔬菜送给县医院的老方和任庄的老吴，一些知青到我们家来玩，我也让他们带一些回去。当然，菜地需要辛苦照料，人勤地才不懒，像浇水、施肥、治虫、搭菜架子等事宜一样都不能少。如遇上风雨天气，篱笆和菜架被刮倒、地里的蔬菜遭损坏，我们还要接着忙修整工作。
由于住房条件得到改善，开春后我把老母接回金湖。她回来后不仅帮着侍弄菜地，还养了一些鸡和鹅。母鸡长大后开始下蛋，鸡蛋不用再花钱买，逢年过节或有客上门，可有鸡肉或鹅肉上饭桌。那几年，春天我要腌上一两百只鸭蛋，冬天在儿女们的帮助下腌上两大缸青菜和雪里蕻，再腌些萝卜干和豆腐乳。每到腌菜季节，在泗洪插队的乘旦和岸立至少会有一人回来帮忙。就这样，我们一家人向农民生活方式看齐，自己动手，自给自足，虽然忙碌劳累，但生活质量得以大大提高。
下乡后，为安全起见，我们接受农民们的劝告，先后养过两只公狗。第一只从工农三队饲养员老王家抱回，刚来时不足一尺长，一身毛茸茸的黄毛非常可爱，孩子们给它取名为“小虎”，它随我们到任庄又到黎城，渐渐长成一只威猛的大黄狗。两个孩子对小虎从小进行强化训练，使其更机灵、更通人性和忠诚可靠。它不仅看家护院恪尽职守，而且会接送孩子上学。每天清晨，当两个孩子一前一后走上田埂时，小虎必跟在身后护送，等上了公路，孩子们发出“回去”的指令，它才摇着尾巴回家。小虎还善于察言观色，能准确记住和分辨来访者是生、熟人还是一般路人，并作出不同反应。如对孩子同学、乡村邮递员、熟人亲友、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等，它通常会摇着尾巴表示欢迎，而对生人却不让靠近家门。然而，就在小虎给我们及邻里带来安全感的同时，也给自己埋下了祸根。小虎忠于职守不假，但这就既让人怕又招人恨了。另外，当地人素有冬天打狗吃肉的习俗，这两个因素大概决定了它不得善终的命运。1972年元旦，小虎外出未归，孩子们苦苦寻找数日未果。
看到孩子们伤心沮丧的样子，我也于心不忍，加上不久后家里养的鸡又在夜间被小偷“一锅端”，我们决定再养一只狗。于是，孩子们跑到几十里路外的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农场又抱回一只小狗。这只仍被孩子们唤作“小虎”的棕黄毛小狗的模样几与前一只如出一辙，长大后也同样勇猛威武，却又温顺通人性，它既是这个家的忠实卫士和帮手，也是孩子们的好伙伴。尤其在严冬夜晚，屋内四壁透风，寒气逼人，它会和其前辈一样，踡伏在饭桌下充当孩子们的取暖器，让他们把双脚放在它身上取暖。有一次，南京的几个亲友来看望我们，不巧当时家中无人，只好在门外等候。小虎见状后飞身而去，找到了正在供销社购物的老母亲，并衔起她的裤脚往家走。可惜，这只小虎最后仍然难逃被人打死并成为盘中餐的厄运。两只小虎的惨死，给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痛的伤痕，此后家里再也没有养过狗，更无人吃过狗肉，这种情况一直延宕到四十年后的今天。
7、知青之家
下放那几年，我在农村接触的人很多，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着与下放干部境遇相似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知识青年。
最先相识的是我刚下放时同在工农三队的四男两女六个知青，他们经常串门到我们的“鸡舍之家”来玩，或随意交谈，或翻阅报纸，彼此相处融洽。当时，我在县城邮局订了两份报纸——《参考消息》和《新华日报》，由乡村邮递员每星期投送一两次，虽很不及时，但对在乡下耳目闭塞的我们来说，不啻为了解外面世界的重要窗口。六人中有一个叫王世信的高中生，兴趣广泛、性格开朗，因为特爱看《参考消息》，来的次数更频繁些，与一家老小相处稔熟。农闲时，他常带着承炬和承军去挖野菜、采香椿、钓鱼；甚至还跑到十几里外的运西农场去打乒乓球，这给两个孩子带来不少乐趣。
在担任工农大队宣传队组长期间，我跑遍全大队十二个生产队，而每个生产队的“知青之家”则是我每次必去之处。这个大队的知青主要来自南京市浦口区第十四中学，从初一到高三的学生都有，也即“老三届”①。由于工农大队不富裕，工分值不高，知青们劳动力又不强，靠挣工分是难以养活自己的。每个“知青之家”一般由五、六个学生组成，住在生产队为他们搭建的土墙草顶的茅草房里，屋内陈设简陋，除放几张木板或竹条床外，少有桌椅板凳。至于他们的伙食，有的全家共炊，有的各吃各的，也有两三人自凑合伙。饭食都很简单，不过一点米饭伴一点蔬菜而已。因我每到一个队一定要去看看该队的知青，久而久之，知青们也和我熟悉起来，尤其是当他们得知我也有两个大孩子在泗洪农村插队时，彼此之间的关系似乎更加亲近和热络了，他们叫我“老吴”、“吴阿姨”或“吴老师”，常和我推心置腹地交谈，诉说自己在农村除去每天出工劳动，按照队长的指派叫干什么干什么外，其实并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下去，对前途感到非常迷茫和无望；又想到年岁在不断增长，却还要靠父母养活自己，内心既抱愧又无奈；说到有关个人的感情、婚恋问题，那更是难以往深处去考虑了。
有一次，我去十二队，因估计晚上散会很迟，事先联系好在这个队的女知青处借宿。两个女生一个叫小李（名字已忘），一个叫杨小雯，都是和我女儿年龄相仿的初中生。她们得知我要去很高兴，一直等着我，非常亲热地招待我，并和我一直促膝谈心至深夜。翌晨，天还未亮，她们就已轻手轻脚地摸黑起床，不吃早饭，披上护肩，挑起担子出门上早工去了。看着她俩出门远去的单薄身影，我心想：她们的双肩还如此稚嫩，怎能挑得起现实生活的重担啊？
搬到任庄二队不久，天气转热，一天，工农三队的女知青小张顶着毒辣辣的太阳，扛着一个硕大无比的冬瓜跑来看望我，到家时汗水早已湿透了衣裳，她自豪地告诉我，这是她们自留地上结出的，“特地送过来给你尝尝呵！”又某日晚，天正下着瓢泼大雨，忽听得门外小虎狂吠起来，又听得有人在喊我，我连忙打开门，一看竟是几个工农大队的男女知青，一个个都被雨淋成了落汤鸡，狼狈不堪。原来他们傍晚收工后进城看电影，散场归途中天突然下起了大雨，没奈何只好跑到我这里来躲躲雨。我赶快打开煤炉烧水，让他们洗脚洗脸，又给他们煮糖水泡蛋吃，然后在外屋搭上两张床，把他们安顿下来。次日清早，雨后放晴，几个年轻人高高兴兴地向我道别赶回去上工了。
知青中有一句话，叫做“天下知青一家人”，此话不假。70年夏，任庄二队的两个男知青小刘和小沈轮番“打摆子”， 正好探亲在家的岸立闻讯后便挨个给他俩作针灸治疗，一个疗程下来居然治好了他俩的病。后来乘旦和岸立从泗洪迁到金湖，虽然插队前与金湖知青不在一所学校，却很快和他们打成一片，相处融洽。我搬到黎城七队后，条件得到改善，我们家似乎也成为一个超大的“知青之家”，记不清有多少知青迈过我们家的门槛，给他们留宿留饭也是平常事。他们中既有工农大队、任庄大队和黎城大队的，也有其他大队甚至从外县过来的，而我也尽可能地给他们一点到了“家”的感觉，将他们视作自己儿女一样对待。
那些年，有一首南京知青人人都会唱的《知青歌》，其中唱到：“离别了故乡，再见吧妈妈，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曲折，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插在偏僻的异乡……”每当我听到这些孩子唱起这首旋律优美而内容伤感的《知青歌》时，心里自然而然会涌起一种沉甸甸的痛楚、怜惜之情，作为下放干部，我有一份感同身受的体会；而作为知青的母亲，我不仅深深理解和同情他们，更因难以抑制的怜子之情而总禁不住潸然泪下。
与那个时代绝大多数“老三届”命运一样，乘旦和岸立也是1968年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文革”前夕，乘旦在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上高一，这所中学是五、六十年代江苏教育质量较高，学生素质较好的名校之一，生源以干部、知识分子和部队家庭子女居多。乘旦那一届学生大多出生于1949年，与新中国同龄，有一年国庆节大游行，这些学生就曾以“祖国同龄人”的名义排成一个特殊的方阵，英姿勃发地行进在游行队伍中而备受瞩目。那时，这些新中国的同龄人是多么自豪、多么幸福啊！每一个人都深信：展现在自己面前的是一条无限美好的金光大道！然而，“文革”狂飚突袭而来，他们正常平静的学习生活戛然而止，在狂热盲从的驱动下，先是停课闹革命，接着又“大串连”、“打派仗”，经过两年多折腾，到1968年，他们那“革命小将”的风头已过，而当“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号令发出后，他们确实又热情满怀地积极响应，真诚地相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凭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就一定能够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目标。至今，我仍能清晰地忆起乘旦和他的同学们在我家里一次接一次地热烈讨论，反复酝酿组织“知青之家”那火热的场景，当得知被指定到经济落后的泗洪插队落户，他们并不畏惧艰苦，而是很快组成了一个个“知青之家”。岸立原为宁海中学68届初中毕业生，实际上只念了半年初中，在知青上山下乡大潮中，年仅16岁的她也跟随着哥哥一起插队到泗洪县界集公社许圩大队，兄妹俩分别在八队和一队落户。他们和农民一样天天出工挣工分，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由于生产队穷，工分值不高，兄妹俩即便一年到头拼命干，也只能勉强挣点口粮，若无家里经济援助根本养不活自己。平日里，兄妹二人相互关照，乘旦则更多地负起照顾妹妹的责任。有一年两人结伴回家，途中必须涉水过一条小河，不料小河突然涨水，岸立过不了，乘旦硬是揹着她艰难地渡过了河。
乘旦在田间劳动
兄妹俩下乡后，我和老钱十分惦念他们，毕竟他们还年青呵，生活条件和环境变化太大，他们能够适应吗？这种担心并非多余。1969年初，苏北地区遭遇几十年未遇的特大暴风雪，积雪封门，冰天雪地，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界集公社一条名叫岔河的河面上可以冰上走人。因无法出工，知青们都待在家里。一天早上，岸立出门去拿柴草准备烧早饭，不料走到草垛边一脚滑倒，腰部钻心的疼痛几使她昏厥过去。同一家的知青急坏了，赶紧到八队把乘旦找来，但手忙脚乱之下也无他法，只能让岸立在床上静躺了好多天。那些时，我和老钱在干校的处境正艰难着，哪里顾得上她？以后我又全家下放，无法带她上医院治疗，直到两年后我才抽出空来带她到医院拍片检查，诊断结果已是陈旧性骨折。医生说幸亏睡的是硬板床，否则后果真不堪设想，但也从此落下了终身伤病。
我安家黎城七队不久，下决心到泗洪去看望他们。于是借宣传队事去洪泽之便，去了一趟泗洪。那天，我从泗洪县城乘汽车到达岔河边的渡口时，兄妹俩已在河对岸等我。乘旦穿一身洗得褪色的蓝布学生装，衣裤都打上了补丁，裤脚管高高卷起，鞋子也裂开了口；站在一旁的妹妹也同样是一身素旧。我在岸立的“知青之家”里住了三晚，也到乘旦及其他一些知青家里去过。他们的“家”都是清一色的土坯茅草房，跨进门槛，首先映入眼帘的即是堆在堂屋里小山一般高的山芋，还有切好晾着的山芋干。泗洪种旱地，农作物以山芋和玉米这类杂粮为主，因而山芋和山芋干便是知青们一日三餐的主食。堂屋两边分别是男女知青的卧室，屋里只有床，他们就把箱子架在土坯上当桌子。我来前就知道他们生活十分清苦，平时仅有腌辣椒下饭，于是到后第二天大清早，岸立就带我上公社集市上买肉，当天就先在乘旦家请大家吃肉。第二天又在岸立家请客，这次我买了八斤猪肉、两斤羊肉和一些蔬菜，招待来自三、四个生产队的十四个知青。大家围坐在两张矮桌旁，屋里挤得都转不开身，可孩子们吃得非常开心，还喝了一点酒。他们本来就与我很熟，所以在我面前毫不拘束，开怀吃喝，高声谈笑，很是尽兴。我知道，在他们单调乏味的劳动生活中，如果有哪一个同学的父母去看他们，那真是天大的享受和乐趣呵！
这次探望让我对身处穷乡僻壤的知青生活有了更直观性的了解，相对于插队在较富裕的苏南、苏中农村的知青而言，他们的生活更清苦，前途更无望。下乡后他们发现，原来乌托邦式的口号和理想与严酷的现实之间竟如此相距甚远。两年来，他们除了劳动并不能发挥什么作用，或是改变什么面貌，倒是难以养活自己的窘况让他们心焦，精神层面的荒芜让他们苦闷，特别是学业荒废，碌碌无为，前景渺茫，看不到希望在哪儿，路在何方，这对他们而言实在是难以忍受和不甘心的。总之，两个大孩子在泗洪的艰难处境让我十分担忧和焦急，到1971年，他们下乡插队已经三年，他们以后怎么办？我给老钱写信时，每每谈到两个大孩子的问题便觉得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
身背药箱、当“赤脚医生”的岸立
1971年5月，岸立又患病，连续低烧二十余天不退，病因一时也难查出，让我十分揪心，一些好心的朋友建议我把她迁来金湖，彼此也好有个照应。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孩子们商量后决定将岸立迁过来。那时办知青迁移很不容易，需得泗洪同意迁出，金湖同意接收；而口粮问题则具体涉及到最后接收的生产队。经过一番努力，在征得黎城公社及大队同意后，我又去了一趟泗洪。这年的九、十月间，我终于为岸立办妥迁金湖的手续。岸立在泗洪这几年一直边劳动边兼做“赤脚医生”②　受过一些短期培训。她迁金湖不久，正逢黎城大队筹建合作医疗站，需要一名女卫生员兼接生员，由于岸立的这一经历，大队便安排她在合作医疗站。岸立从小立志学医，到合作医疗站后，她全心全意地为农民及其子女防病治病，平时一般病症和小手术都能独自承担，另外自己又种植、配制了中草药。她特别长于针灸，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一小女孩患小儿麻痹症，她为孩子做耳针治疗，一段时间下来居然取得一些效果。岸立的工作很辛苦，不仅白天忙，晚上也经常到病人家出诊，附近一带的农民对她反映相当不错。
乘旦原先一直不愿迁来金湖，他总想着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不能再依靠父母，应该独立生活。但事与愿违的是，尽管他在生产队认真劳动，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甚至有一年都不回家过年，而是在农村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但每次招工、当兵、推荐上大学的机会都轮不到他，据说因为他有一个祖父地主，所以他属于地主子女。其实，这个理由即便是在讲“唯成份论”的当年也是站不住脚和荒唐至极的。钱闻五岁丧父，青年时代即离家参加革命在外多年，这位在乘旦出生前三十年就已不在人间的祖父与乘旦有什么关系？他怎么就成了“地主子女”？然而，这就是当年农村一些地方所谓“查三代”的现实状况，你再有理又能与谁人去讲得清呢？可以预见，在那种无依无靠的落后环境中，即使再坚持干下去，任凭自己怎样努力都将是徒劳无获的。我们经过反复商讨和慎重考虑，最终决定将他迁到经济文化条件相对好一些的金湖来。乘旦于1972年4月迁来后，先在黎城七队劳动了几个月，后到任庄大队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1974年初，我和老钱重新分配工作到了扬州，三儿承炬也随之转学到扬州鲁迅中学。这年暑假他高中毕业，按当时政策规定，一个家庭的子女，只能留一个在父母身边安排工作，其余都得插队农村落户，我们有四个孩子，必须“四插三”。这样，承炬就在这年冬天插队到扬州郊区的双桥公社卜桥大队，成了一名菜农，在菜地里辛勤劳作，一干就是三年。至此，我们这个家在“文革”中共产生了三名知青，若将跟着我下放农村四年的小四子也算在内，真可称得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知青之家”了吧，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才得以改变。　　　　　　　　　
①　指届的高、初中毕业生。
②“文革”时期对乡村卫生员的称呼。
8、读书学习
“文革”开始后，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接着又搞“复课闹革命”、“斗批改”、“教育革命”，在一波接一波的不断折腾中，大学停止招生，中小学频繁安排学生下乡、下厂劳动，教育质量严重滑坡。而社会上则“读书无用论”泛滥，如果有人好读书往往被嘲笑为书呆子，甚至被批为“走白专道路”。对此，我和老钱忧心忡忡并思忖：青少年应该多读书、多增长知识，这是古今中外的普世真理呵，不读书没文化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还有希望吗？青少年经受劳动锻炼，参加社会实践，吃点苦头固然有益成长，学校搞一些学工、学农活动也有一定必要性，但过分强调体力劳动，看轻脑力劳动，鄙视知识分子，以至于偏废对青少年科学文化知识全面、系统的教育培养，这种所谓的“教育革命”不是走极端吗？
我俩从事教育工作已三十多年，根据以往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感到越是在社会风气不正的特殊年头，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责任往往越重大。我们商定：一定要让孩子们懂得“风物长宜放眼量”的道理，鼓励和督促他们好好读书，决不能随波逐流，不学无术。否则，待到若干年后形势好转必将后悔莫及。
在金湖家中，两个小的孩子都在县中上学。虽然当时学工、学农的时间较多，且学制只有四年（初、高中各两年），但相对大城市而言，金中抓教学还比较认真，师资水平也不错，学生毕竟可以学到点知识。承炬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尤以数理化见长，经常四、五门课考到满分，受到学校表扬；承军基础较差，但后来进步很快，特别爱好文学，作文写得好。小哥俩良好的学习状况给了我很大安慰，老钱在干校得知后也很高兴，但他强调应该注意德智体全面发展，并向他们提出一些新要求。在1972年底给二儿的一封信里，他这样写道：
最近我注意一下报上关于提高教学质量问题的文章，以及道听途说的学校里的教学情况，觉得是有转变了，抓教学了。这是好事，让你们能有机会多读点书，得到点知识。但我希望你们注意，要注意读书方法，除去应付课堂里的东西，还要自己看些书，把眼界扩大。现在做学生，真是可怜的很，实际是没有充实和发展自己的权利的，靠自己争取。你们两兄弟在一起读书生活，一直都很好，尤其是岭儿（承炬的小名）对弟弟帮助很多。
就在这封信寄出不到半个月，他又再次来信叮嘱，并讲起自己读书的体会：
……我曾要求你们多看些有用的书，少把时间花费在那些得不到什么东西的读物上，我的意思主要是指要读些关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书，要掌握这两门科学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当然，哲学之类的书，读起来比较困难和不习惯，但是逐步地看就逐步地习惯和理解了。开头读就要有点决心和毅力。你们去年就曾经想读通史和六本书①，现在应该下决心去读。一个人要靠学校的课本和教师传授，能得到多少呢？还不等于文盲？！我的知识都是自己看来的，我在高中读书时，说老实话，根本不看课本，精力都花在课外书上面（你们当然不能学我那个样，原因很清楚，不必多说）。那时没有谁给我买书，自己没得钱去买，总是每天吃过午饭和晚饭后到大行宫附近几个书店去看“揩油书”，那就是在书店里拿一本自己想看的书站在一旁读，到时间放下，过后再去站在那里读。当然，那时我自己也有相当多的书，主要是文艺小说，但不是花钱买的，是花脑子换来的，那时我写些说不上是什么的文艺作品投稿，书店不给现金稿费，而是发“书券”，一下子可换到十几二十本的，有一次简直是发了“书财”，用黄包车拉回来的。你们现在比我们那时是好了，有爸爸妈妈给你们买书，只要是好的，只要你们读，总是会买给你们的。不过这几年你们也真不幸，偏偏买不到什么书，把你们这段时间白白耽搁了，真是遗憾啊！还有呢，我们那时能够看到的东西也多，五花八门都有，只要自己能选择，能批判地吸收，获得的知识真是广得很，这倒可说是比你们“有幸”吧。写写就把话扯开去了，收住吧。关于读书的问题，你们有什么想法或疑问，可以写信告诉我。在家里，可以和妈妈多谈谈，从她那里得到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你们的阿哥也读了不少书，而且读得比较好，也可以叫他讲讲。
那几年，我每次带孩子们上县城都要到新华书店去看看，在空荡荡的书架上，一旦发现有新书就一定买下来，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沬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等。当《世界地图册》和《各国概况》刚出版时，老钱立即写信通知我，要我赶快去买。有一次，我买到一本《欧洲哲学史简编》，承炬如获至宝，当即就在书店认真捧读起来。性格活泼好动的承军，刚下放时年幼不知愁滋味，对农村的一切都新鲜好奇，与农村孩子接触多了，他很快学会了骑牛、骑驴、钓鱼、上树掏鸟窝、下河拐藕摸蚌等这些大城市里孩子玩不到的“游戏”。不过毕竟与两个哥哥同居一室，耳濡目染之下他也学着兄长们的样子捧起了书本。有一年寒假，小家伙居然啃完了范文澜的一套《中国通史简编》呢。另外，他们还读了不少文学经典名著，大有裨益。
“文革”前，当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只要我有时间，总在他们睡觉前给他们讲故事，内容主要是包括《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在内的中外文学名著，很受他们欢迎，没想到下放后这个“讲故事”的老办法居然还能派上用场。1972年夏，我到南京办事时在亲戚家里看到一本上海翻译出版的苏联小说《多雪的冬天》，因该书属于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内部读物，不公开出售，说是供批判用，其实一般人根本看不到。它反映了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苏联社会中的种种现实问题和矛盾，情节曲折生动，生活气息浓郁，人物心理细腻深刻，读来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于是回金湖后，只要有空，每天晚饭后孩子们都会搬几个櫈子到屋外的空地上围坐着我，身边点燃一盘蚊香，在星光月色下津津有味地听我“说书”。现已记不清花了多少个夜晚才将这部四百多页的长篇小说一章一章地复述完，但四十年前这幅带点儿浪漫趣味的乡村夏夜“说书”图景，我和孩子们至今都难以忘怀。
孩子们也喜爱体育活动。1971年3月下旬，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这是自“文革”以来中国第一次派队参加比赛。承炬和承军十分兴奋，每天都热衷于看报纸、听广播，老钱也来信鼓励他们把这一届世乒赛的资料收集剪贴起来。也许是受到这次世乒赛的影响，两个孩子都酷爱打乒乓球，承炬还作为金湖县少年队成员参加过淮阴专区的比赛。在体育运动方面，承军更胜过哥哥一筹，在1972年冬举行的校田径运动会上，小家伙参赛的几项运动成绩都相当突出，其中60米短跑成绩竟与当年省田径运动会少年组第三名的成绩持平，颇出风头，全家人也着实为他高兴了一阵子。
小哥俩喜爱的另一项运动是游泳。1970年的夏天是在任庄大队度过的，在漫长炎热的暑期中，承炬和承军几乎每天都要和吴岭岚的两个儿子结伴到任庄大水库里去游泳，从最初的“旱鸭子”到能较熟练地掌握几种泳姿，两个孩子只用了不到一个暑假的时间。后来，他们又跑到任庄以南的一个被当地人称为“小海”的湖里去游泳。小四子承军生性胆大顽皮，不过这一特点却有助于他更好地掌握水性，一个夏天下来，小家伙居然能一口气游上四、五千米不成问题。此后，每逢夏季他都要约上几个同学到金湖县的入江水道——三河去畅游。在干校的老钱闻讯这一情况后，立即来信对他们敢于到天然的河流湖泊中击水博浪表示极大的赞赏和支持。
对两个插队在泗洪的儿女，我们无论是在给他们写信或是与他们团聚时，都一再要求他们在劳动之余不忘读书，空闲之时抓紧读书，绝不能白白荒废大好时光，而孩子们也都听话自觉。乘旦在学校读书时成绩一直很好，他将从小就养成的刻苦认真读书的好习惯带到乡下。我到泗洪看他们时，乘旦正在研读《资本论》（简本），并坚持自学英语。他告诉我，那几年他已读了不少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书籍，作者有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在他的小茅屋里有一盏小巧玲珑的黄铜煤油灯，那是他下乡插队后我母亲在南京鼓楼后街一家小店里买下送给他的，这盏小煤油灯陪伴着他度过了多少个苦读的夜晚呵！我至今仍保留着它作为纪念。岸立还告诉我：每当地里的农作物快要成熟的时候，生产队总要派人“看青”，以防有人偷盗。由于知青是外地人，不像本地人那样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包括乘旦在内的男知青常被队长派去“看青”。乘旦被派工时，肩上扛着一把大锹，裤脚管捲到齐膝高，上衣的两边口袋里一只装着一本英语字典，另一只装着一本书，在玉米地里来回巡逻，并利用“看青”的空隙时间看书。
乘旦从泗洪迁金湖时正赶上农忙季节，每天在生产队干农活不管有多苦多累，他都雷打不动地要挤出一点时间读书。到任庄当民办教师后，他每日早出晚归，晚上批改完学生作业后，还要读书至深夜才熄灯。为了让孩子们学好外语，我托人从上海买回两台三波段半导体收音机，乘旦每天都要按时收听中央台的对外广播节目和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教学节目。有时，他还会带着问题跑到县中向英语老师虚心求教，以尽快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在与父亲的通信交流中，乘旦常将自己的读书心得体会及所创作的诗歌、散文、剧本和小说稿寄过去，而老钱每次认真阅后都会及时回复，并附上自己的意见。在一次回信中，他勉励乘旦道：“你应该有信心，我觉得你是块好料，以后总会有用的，只是时间没到。”
岸立迁到金湖后，客观条件有所改善，健康状况好转，学习上也比较自觉刻苦，她不仅读一些理论书籍，更啃下了多本医学理论及临床方面的大部头专业书，而且还结合平时做赤脚医生的实际情况，注意随时总结和积累经验，记录下大量医疗案例笔记，藉以提高自身专业技术水平。　
在“文革”期间那种鄙视知识分子，甚至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社会氛围中，一个人要坚持读书学习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一家人都能坚持读书学习就更不容易了，它更多体现的是一个家庭的精神风貌和理想追求。现在回过头想，为什么我和老钱当时会反复强调和严格要求孩子们读书学习？那就是我们始终抱定一个信念：历史的规律和人民的意愿不可违背，不正常的乱象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形势总会慢慢地好起来。我们也清楚，孩子们虽明白读书意义，但面对严峻的现实生活他们会有困惑，展望前途命运他们不无担忧，但我们从不放弃做父母的教育与引导作用，哪怕他们有时会有抵触情绪，甚至会和我们激烈争论。老钱于1972年在给子女们的两封信中这样写道：
我想起我参加革命的时候，那个年代是一个黑暗残酷的时代，一个年轻人受到的痛苦和压迫是你们想象不出的，他所遇到的不是一般的挫折，是监狱与刑场。那时候，我决定从黑暗中走向光明，一步跨出去，就是准备着把生命献出去了。除去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和事业，的确没有一点个人的打算。后来也是在艰苦的岁月中磨过来的，是如人家常说的那样“拎着自己的脑袋”过日子的。虽然我对革命没有多大贡献，从个人来说，也没有取得什么“富贵荣华”，但是我感到“心安理得”，我觉得我的灵魂深处始终是明亮的，那里点着一盏灯，没有熄灭过，这盏灯永不会熄灭，即使我的生命停止了，它也不会熄灭，它将照着我去见马克思。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并不是把自己看得很满意，自以为可作后代的典范。我的意思是说，从一个人的历程来说，总是要经过艰苦曲折的道路的，你们现在和我那时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是我认为你们也还要走艰苦曲折的路，才能得到幸福。也许你们会设想，你们如果和我一样，能够走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路，就会更感到幸福和伟大，而且会比我作出更大的贡献，显出光辉。我想，这种设想是好的，是“更上一层楼”啊。但是，这是立足于假设的，不是立足于现实的，重要的是要立足于现实，要用这种一代胜一代的豪情壮志面对现实。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和不幸，不气馁，不腿软、不退却，不置身在无望之中，不变成一个为怯懦、狭隘、“自顾不暇”这类东西所困惑的人。如果不能这样，那将逐渐地丧失生命的热量，是十分可怕的！（6月5日）
……你们好好努力吧，我始终相信，一代胜一代，代代江山代代新，未来总是属于你们的，我对你们兄弟姊妹四个充满了希望，你们自己也应如此。（12月8日）
的确，这些在今天看起来像是预言般的告诫和鼓励，当年对孩子们的成长确实起了不小的鞭策作用。多年后，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他们都十分感慨和庆幸，在那动乱的年代里，正是由于自己不气馁，不退却，不甘于碌碌无为，并在父母的严加教育和督促下，经过艰苦奋斗与不懈努力，才有了今天事业上的成功。欣慰之余，当年我和老钱营造那一片属于自家的润人心田、催人奋进的沙漠绿洲的情景依然犹如昨日、历历在目，读书学习已成为我下放经历中最有意义和最值得追忆的一个篇章。
①　当年中央指定领导干部必读的六本书：《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路德维希o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9、株连与抗争　
自1969年开展干部下放农村运动以来，一句“下放无好人，好人不下放”的话便从城市到农村广为流传着，这句话对所有下放干部来说都是个不小的精神压力。记得有一次黎城公社开“一打三反”宣传队员会议，因参会者基本上都是下放干部，也不知是哪位同志偶然提起这句话，使得在场的人一时像炸了锅般地异常气愤，情绪十分激动，大家不约而同地发问：难道我们这些人都是坏人吗？我当时虽未参与议论，内心却深有同感。我在工农大队搞宣传队那段时间，与大队书记渐渐熟悉后，有一天，他突然直率地问我：“你们家到底怎么回事？孩子的爸爸为什么不下来？他有什么问题呵？”我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却也坦然回答：“没有问题，他已经解放了。”他看看我，不再说什么。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1971年6月，我因筹办农技校事去南京出差，临走前一天，我去看公社书记王元龙，他要我写一份简历留下。当时听说县里即将召开党代会，我猜想可能是为此事。出完差回金湖后，有熟人碰到我问：“你是回来参加党代会的吧？”甚至有人告诉我已看到名单。但几天后县党代会召开了，我却没有接到参会通知。事后，公社党委向我解释，说是因代表名额有所调整，并无其他原因，要我不必多想。但我心里自然明白：下放以来公社党委一班人对我是关心和信任的，为什么调整名额就一定要调整到我？肯定是受到了钱闻“问题”的牵连！我的估猜一点不错，后来我得知事情真相，原来是工农五队的一位下放干部打我小报告，反映我丈夫历史上有问题，不能当党代表。其实，我与这位“好事者”平时关系相处得还不错，她这种行为实出我意料之外，同为下放干部，却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此外，承炬和承军在金中上学期间，也曾发生过有同学以此寻衅的事。
事情明摆着，从省城下放到金湖农村，生活环境改变了，但我有“问题”这一点却没有变，好似我头上顶了一个大问号，平时少有人当面提起，但一到关键时刻便会有人跳将出来发难。
1972年6月，淮阴卫校到金湖招生，这是“文革”以来该校第一次招生，名额分配到县，再分配到公社。本来黎城公社没有名额，后因选送人多不符合条件，县里决定由黎城公社补送两名，这对在大队合作医疗站做卫生员已有大半年的岸立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8月的一天中午，岸立匆匆忙忙赶回家来，兴奋地告诉我她已由大队提名，公社也已决定选送了，晚上她回来又说公社已发表格给她，并准备政审外调。公社和大队对岸立如此关心，我心里自是十分感激，第二天岸立填好表送公社后，我遇见公社卫生院院长时，他很关心地告诉我岸立条件不错，县里选送没问题。然而到了下午情况却急转直下，岸立忽然接到通知说这次选送不要知青了。不过短短两天，变化如此之快之大，让我感到事态发展绝非正常，其中必有蹊跷。难道又是出于和我一年前未能参加党代会同样的原因吗？心里这样想着，却不便对女儿说，只是劝她不必沮丧，另待机会。也算事有凑巧，次日上午，我因学校事去公社，文教助理老罗见到我，突然问起老钱到底是什么问题，有没有结论？我问老罗此话怎讲，他犹豫片刻后对我说，岸立的事其实并非不要知青，而是县里听到有人反映孩子父亲有问题。他又说：这话本不该告诉你的，只是觉得总不该因为父亲有问题而影响孩子呵！老罗真是个好心人，我万分感激他。
我的估猜又一次得到证实！回到家里，气愤难当之下的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我想起“文革”狂潮袭来不久，钱闻便成为江苏教育社的“黑掌柜”和“三反分子”被“革命群众”揪出狠批，又因其地下党经历被诬为历史上有“严重问题”而罪上加罪，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经过一连串的批斗、抄家、蹲牛棚，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交待，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被折磨得哪里还像个人啊？！眼睁睁地看着亲人受苦受难，我心如刀绞，而我和孩子们也同样被侮辱被伤害，在单位里，我因为丈夫有“问题”，要时时刻刻忍受着别人异样的目光，那种精神上所要承受的压力真是难以用言语描述，而孩子们在外受欺辱、遭歧视的事也时常发生。
记得有一次春节前夕，我正在单位开会，突然，会场大门被猛然撞开，当我和大家一起扭头望去时顿时吃了一惊，原来站在门外的竟是岸立。她怒气冲冲地大声嚷着：“你们领导在哪里？我要问问清楚，我爸爸究竟有什么问题？”我连忙站起身来走出会议室，拉着她走到无人处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岸立哭着告诉我，粮站通知春节期间每户可以多供应一点油，今天早上她去买油，排队快到她时，一个邻居从后面抢到她前面对粮站工作人员说：“不要卖给她，她爸爸是坏人！”，粮站的人听了此人的话便不再卖给她。说到这儿，她又伤心地哭了起来。我听后强捺住怒气，边劝女儿不要哭，边对她说：“爸爸没有问题，他不是坏人，以后终有一天一切都会弄清楚。相信妈妈决不会骗你，别人的闲言碎语随他们说去，我们不理他们。至于油，我们不要了，你先回去吧。”她点点头，擦着眼泪回家了。还有一天晚上，九岁的承军临睡前突然问我：“妈妈，同学骂我是叛徒的儿子①，他们不愿意跟我玩，老师也不让我参加红小兵②，你说爸爸真的是坏人吗？”我忙坚定的对他说：“不，爸爸不是坏人，是好人，现在人家说他这样那样，随他们说去，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些就会懂了，相信妈妈，你要做个好孩子！”他听了我的话，两眼睁得大大地说：“好，将来看我的，我要比他们都强！”说罢，他放心地很快睡着了。
联想到孩子们所受到的无辜伤害，一直以来积郁在我内心的悲愤、屈辱和酸楚之感真是达到了顶点，如今，我拖家带口地来到此地接受“再教育”，艰难地生活辛苦地工作，我要挺起胸膛无所畏惧地向前走，以证明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同时要为孩子们的前途创造一个良好环境，我的表现得到当地干群的好评，甚至还数次受到公社党委的表彰，可我头顶上的大问号仍旧像一柄高悬在上空的达摩克利斯剑！更何况，老钱当时已恢复了组织关系，并作为干校正式工作人员使用，怎么还认为他有“问题”呢？难道我们还要没完没了地一直受株连下去吗？不！这次我不打算再做沉默的羔羊，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我决定为孩子的前途争一争！
那天晚上，我和乘旦、岸立商量了很久，考虑用何种办法争取到最好的结果，最后决定干脆直接向金湖县委领导反映情况。
第二天一早，我先到县医院找到当时在医院宣传队的下放干部杨希琴，请她陪我一起去县委。我和老杨过去虽不相识，但下放以后彼此相处很好，她一直以来很同情我。我们直接找到了县委第一把手侍书记，我向他说明来意，详细陈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最后提出外调的请求。侍书记待我很客气，态度也很明朗，他要我找县里主管文教的王主任，说卫校招生工作归王管，并说他过一会儿也会去和王主任商量。于是，老杨又陪我找到了这位王主任。王主任听说此事后，当即表示要立即处理。果然，这天上午约十一时左右，岸立赶回来家来告诉我，公社已接到县政工组的电话，通知她赶写一份入学申请书，并说已通知大队给她写鉴定。于是，岸立上卫校的事便一路顺风，由县里报专区批准入学。后来听说，在我找过县领导后，政工组挂长途电话到干校了解老钱的情况，很快澄清了事实。
我这一争的意义绝不限于岸立上卫校，也是我对“下放无好人，好人不下放”这句流言的一种反抗与回击。此后，随着形势有所好转，我们家不再受那种精神折磨，情况也一步步趋向好转，但多年后每当我忆及这些往事，仍是不堪回首，一把心酸泪！
1973年3月，在上一年大学招收首届工农兵学员实行所谓“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招生办法基础上，江苏省教育局与淮阴专区先在泗阳县搞“推荐、选拔”加适度的文化考查的试点，然后在全省推开。金湖县和黎城公社都很重视这一工作，县里为满足知青报考的愿望，同时也是想摸一摸报考者的文化知识状况，决定举行一次全县预考。公社则在报考前组织温课，凡自愿报考的都可参加，从4月开始，每周以一天半时间在金湖中学办班温课。消息传来，我和老钱都鼓励乘旦抓住机会，好好准备功课。而乘旦也不负众望，预考时以语文90分，数理化100分的好成绩获全县第一名，预考后再由公社推荐参加正式考试，成绩同样很好。在县里对考生进行政治、文化和健康的全面审查后，乘旦经县里报专区批准，被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录取，迈出了他人生道路上重要的一步。
10、告别金湖
1973年11月，老钱接到重新分配工作的通知，前往扬州师范学院报到，同时，省委组织部也发函调我去扬州工作。1974年1月，我在办完农技校的移交后，即去扬州地委报到。我报到后，学校党委研究决定向地委提出要我也去扬师工作。这样，我结束了下放干部的身份，重新走上正式工作岗位。
离开金湖的日期定在1月31日，屈指一算，我在这里接受“再教育”共四年一个月带四天。那天清晨，伴随着冬日稀薄的朝阳，我和家人登上开往扬州的长途汽车，公社书记王元龙特地赶来送行，我对他在此期间给予我的关心和帮助表示了由衷谢意，并互道珍重。离别之际，我不禁又想起自己带领全家老小刚到达金湖第一天的那个寒冷、孤寂、无助的夜晚，想起了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日日夜夜，桩桩往事，历历在目，心中不由感慨万端。
生活终于翻过了艰辛沉重而又非同寻常的一页。
2007年12月初稿，2010年12月定稿
①　“文革”期间，几乎所有的中共地下党员都被打成“叛徒”或“特务”。
②“文革”中取代少先队的少儿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