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 | 我最终还是成了中国无数个房地产接盘侠中的一个_网易人间_网易新闻
大国小民 | 我最终还是成了中国无数个房地产接盘侠中的一个
&《大国小民》第<font color="#7期
本文系网易人间工作室（the livings）大国小民栏目出品，每周日至周四准时更新。
本文原载于搜狐新闻，网易人间已获得授权，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在中国，房子从未像今天一样被赋予这么多含义。
它不再只是那个走得再远也要回去的家，不再是祖辈穷尽一生留给后辈的遗产。它更像是女婿的“敲门砖”，是资本游戏里的一张王牌，也是幻想赚快钱者的工具。
这是一个普通家庭三代人和房子的故事。它试图回答：房子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那个房子就代表着家的年代
我的两个爷爷，到死都没有自己的房子。
一个是我血脉上真正的爷爷，姓刘，我叫他“木瓜爹爹”。他念过私塾，在战乱之时当了兵，返乡之后干不了重体力活，只能放放牛。他吟得一口好诗对，写得一手好书法，但还是被乡邻讥笑“书呆子”、“木瓜”，去世前我们的最后一面，他还在跟我讲对联章法。
老人老来云游四方，随处落脚，四海为家，从无今人对房子的执念。活着的时候，木瓜爷爷把土坯房拆了，地基留给孙儿盖楼房。死的时候，正是大年初三，他搬出竹椅，到外面安然而坐，无病无痛睡去，身后就是他曾经的破土坯房。
另一个爷爷生于地主家族，姓吴，是“木瓜爹爹”的妻弟，我叫他“大爹爹”。祖上有几十亩地，大爹爹生来就是大少爷，却继承不了万贯家财，“斗地主”之后，“阶级成分”不好，童养媳也跑了，他一辈子都没结婚。
木瓜爹爹把父亲过继给他，算是了他一生未婚、无儿无女的遗憾。姐姐和我出生后，并不随父亲姓刘，而随大爹爹姓吴。
大爹爹一生清贫，白手起家，去山里砍柴，拓荒开田，一辈子枯瘦如柴，到死的时候也没吃过多少饱饭。食道癌晚期的最后半年，他把大集体分的十几亩地，都分给了别人。老人最后死在过继的儿子、我的父亲的房子里，葬在祖人坟前。
木瓜爹爹一生都不赞成他最小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读书，父亲却考了东半县第一。1981年，父亲18岁，出来教书，又成了全村年龄最小的教师。
那是个“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年代，教师不再是“臭老九”。父亲转正后一个月工资34元5角，攒到我4岁，也就是1995年，竟然在全村盖起了第一栋单门独院的两层半楼房。
那时候盖房没有现在这样专业的工程队，全靠自己一砖一瓦垒起来。全村人都来帮这位外姓的刘老师搬砖。盖房成本主要靠砖瓦物料和人工，每层145平，只花了2.5万元，折合一平米均价86元。父亲当时一个月收入就够在农村盖七八上十个平方。
院里有水井，种树养花，院子后面是自家竹林，挨着水库。屋里正厅放“天地君亲师”排位，大爹爹住主卧，床头是黑白电视机。每个房间至少二三十平，不仅能放旧时镶着“顺治”铜钱的老柜子和铁锹等农具，还能堆几袋粮食，码一地西瓜。
那是还是一个房子就代表着家的年代。
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的老人，一生最大的心愿，大抵是搬出土坯房，住到楼房里。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父亲当年急于盖房，更多是为了伺候几个老人，让他们老有所依。
也就是在那个房子里，父亲先后给五位老人养老送终。老人们还健在的时候，父亲每年夏天都骑着他那辆28号自行车，来回踩十几里路，插秧、割谷、晒麦、犁地。老人们相继离去的十多年间，他又四处找医院，求医生，托关系，找救命的白蛋白，给老人陪床，又给他们一个个穿寿衣，一个个坟头培土。
眼看着父亲年过40就生了白头发，从未胖过110斤。奶奶过世的那天，父亲终于成了没爹没妈的孩子。我在心底说，“老刘，你的使命完成了，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我。”
不买房了，先给家里还钱
一晃十年过去。和父亲一样没有任何背景、草根出身的同事们都相继在城里买了房，父亲却带着母亲、姐姐和我四处租房，前后换过四个地方。
学校照顾，让我们住在门卫室上方的三间房。地方宽敞了很多，但一下雨就到处漏水，无数次，我大半夜眯着眼起来拿脸盆去接水，把床铺卷起来，蜷缩着睡在一角。
因为没有房子，这些年来，父亲始终在两个“富亲戚”那里不受待见。
父亲侍奉的五位老人去世了三位的时候，有人出钱买父亲在村里的楼房，那笔钱当时也够在城里换套大房子。他二话不说拒绝了——卖了房子老人住哪？
此后，村里更高更好的楼陆续建起来，每年过年的时候，父亲的楼房成了一栋尴尬的空楼，再也没人提过买父亲的房子，它成了贬值的负资产，甚至成了累赘。
也就在这十年间，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房价飞涨。
那些在父亲盖房时进城买房的人，赶在了房价上涨之前，他们的房子如今一个个价值都上了百万。
而父亲则错过了几乎所有的“机遇”——学校建低价集资房，没钱；武汉房价才五六千的时候，也买不起。
2013年元旦，直到我快本科毕业、姐姐读研的时候，父亲才在我们那个县城，住上第一套房。
刨掉月供，父亲每个月只剩200元；母亲去一家服装厂打工，一道工序1分5，每天弯腰几千次，时常眼睛酸、脖子疼、腰疼。
新房三室一厅，母亲将之计划为我的婚房；父亲甚至想着，等我以后要结婚、在大城市买房，就把这房子卖了，给我凑首付，自己回村里住老房子。我又急又气——开什么玩笑？我难道要啃老吗？放心，我三年内就靠自己买房。
如今想来，那正是我最年少无知的年纪。
我刚毕业进入南方一家报社，就月入过了万，是有三十年教龄的父亲月收入的三倍。于是，我让母亲辞了工作，在家休养身体。当然，我花钱也毫无分寸，一个月七八千，是父母一年的生活费。
在我终于懂得省钱的时候，是毕业近半年的某一天，母亲支支吾吾打来电话，问我手头有没有一万块钱，说给奶奶准备寿衣和棺材，急用。
也是直到那天我才知道，这些年，家里依旧欠了十七八万。而我是唯一一个被蒙在鼓里的人。姐姐告诉我，父亲的工资，光我们姐弟俩读书都供不起，更别说赡养老人、求医治病、养老送终了……
那天夜里，前半夜我在痛苦，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后半夜我在懊悔，为什么我没早点明白，为什么我不懂得省钱，给家里减轻些负担。
房子不买了，先给家里还钱。
从那以后，我疯了一样拼命写稿，很长一段时间，我只准自己每周休息一天，或者一个月休息两天。
最多的一天，我写了三个整版的稿子，最多一天有9篇大大小小的稿子见报。很多朋友开玩笑，说我有新闻理想，说我是“稿王”。只有我才明白，这完全是急于给家里还钱的焦虑。
还清债务的那一天，是日，我一次性打给家里5万。加上此前打的10万，我还清了家里欠的所有钱，身上只剩三千生活费，而信用卡还欠四五千元。
但那仍旧是我至今为止，感觉最轻松的一天。
在晚上十一点空荡的地铁，在洒满阳光的289号广州大道中，在每一个我想飞翔我想怒吼的瞬间，我突然觉得，一无所有才最轻松，仿佛整个世界都是我的。
“再不买后悔一辈子”
也就是在这一年，当我攥着仅剩的三千生活费的时候，大学室友已经结婚，高中兄弟突然领证，初中同学基本都已买房。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谈论房子。
我急了，还是得买房。
但，首付呢？
我从小数学不好，认认真真算了一笔账，户口在广州，若买2万一平的二手房，80平，首付三成，就是48万。若是再过三年买房，一年就得存16万，一个月存一万五。
父母劝我，“不用急，慢慢来。”
可我能不急吗？2015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房价以每个月涨一两千、每年涨一两万的速度飞跑，房价普涨三五成，有的楼盘恨不得翻番。兄弟们都说：“别傻啦，攒钱要攒到什么时候，挣十年钱也比不过提前一年炒房。”
一个兄弟说，听说佛山一个地段要接高速，要不要先借钱买个小的。我甚至张罗过身边的好兄弟，“要不，集资去东莞买房？涨一轮再卖，按比分成。”
“钱呢？没钱你说个鬼。”
最终，我们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佛山那个楼盘，从5000元涨到18000元。东莞那个地段，从8000元涨到25000元。
“我就这么被房子卖了。”
除了北、上、广，2015年下半年到2016上半年，我的故乡武汉，房价也像“全国四小龙”一样疯涨，整体暴涨近50%。
高中同学不经意间说，在武汉9000元买的房子，不到一年涨到了18000元。更让我倒吸凉气的是，2013年刚毕业去看的武汉某个地标，也才9000元，如今已涨到三万。
兄弟说，“你当年要是不急着为家里还钱，先买房，花十几万首付买个100平，现在都净赚200万了——你得吭哧吭哧白干多少年？”
我决定放弃在广州买房，而先在武汉买，大不了再卖——等我凑够50万首付的时候，可能那时候首付都要100多万了。
号深夜，我给父亲打电话：有空帮我去武汉看房，先踩点，等我国庆回家再最终定。
其实当时只是脑子一热。结果，父亲第二天一大早，真就跑去武汉闹市区看房，结果就是碰了一鼻子灰——稍微好点的地段，基本都是2万起，最好的房价也有五万一平，逼近我在北京南五环地段租的房子。
都疯了，都疯了，我们这种年轻人，凭什么都要给那么夸张的房地产业打苦工！这是我唯一的想法。
和所有人一样，一边有人劝我，楼市泡沫迟早要破，别做接盘侠；另一边有人冷笑，楼市要崩的话都喊了十几年了，你见过房价降吗？
8月26日，父亲带着母亲、大舅，又去全城转圈，在一个我看来很偏远的地段，付了定金。我火了，那么远买个鬼！父亲却说，到处都没房子，儿啊！
我没好气地挂了电话，次日一早四点赶飞机出差。起飞前我反复叮嘱父亲，“千万不要急，再观望下。”我也巴不得摇不到号。
结果飞机刚落地，就收到电话，已经定了，期房，2018年5月交房，均价1万2，118平，首付两成，15天内交款。
我就这么被房子卖了。
大舅在一旁使劲劝我，“雪峰啊，你听我说，这里几千人排队摇号，再晚一分钟就抢不到了，保险涨，绝对大涨，年底涨到一万八，交房的时候翻番！你看你爸爸当年不早点买，结果怎样？你再不买后悔一辈子！”
我一句话没说，去山里采访了，寻思着把房子退了，大不了不要定金。结果中介来催，3天之内要交首付，因为内部消息来了，9月1号武汉就要限购，到时候就买不了了。
“没来得及看一眼房子，就被催着签了合同”
140多万的房子，首付两成，近30万。关键是，之前没想着这么快买房，13万现金投了理财产品，一个月后才能出来，另外7万公积金等房子买了拿到合同才能取。
说白了就是，我一分钱现金都没有，但两天内要凑30万。
我坚定了不买的信念——大不了赔定金算了，就当是自乱阵脚、一时冲动的教训。
可没想到，不到12小时，父亲就给我借到了15万——近十年来，几个至亲的孩子都因父母在外打工没人照看，在我家住过，父亲一开口，几个跟我同辈的哥哥姐姐马上送钱过来。
我只能硬着头皮，一边采访一边寻思怎么借钱。中介又来电话催了，要我后天去签合同，而我户口卡还在广州，需要本人去取。
当晚，我赶到福建晋江机场，在上飞机前交了稿。凌晨三点到北京，从首都机场打车回北京南五环租的房子，取了手续材料。早上五点又打车去机场，赶最早去广州的飞机，取户口卡，去两个银行打工资流水。
最后，在赶回武汉的高铁前，跟一起住了一年多的兄弟吃了碗面，犹豫半天还是开了口——我需要15万。兄弟眼睛也没眨，好。三小时内，他备好了钱。
日一大早，都没来得及去看一眼房子，我被催着签了合同。楼盘现场人头攒动，几个银行业务点直接驻扎在楼盘签合同的现场。
在边签合同边按手印时，我开始列出还款计划。家里借15万加兄弟借15万，减去理财产品13万和公积金7万，共20万，还剩10万。我想在半年内还清。
于是，接下来日子过得很简单。
要么出差，采访，写稿，要么在家做饭，连30块钱的外卖都觉得贵。有时候赶稿，上午10点点两份包子一杯豆浆，一份当早中饭，剩下当晚饭。有时候做饭，晚上剩点菜刚好等到次日，凑合着当早、中饭吃了。
自2014年给家里还钱开始，我每天都用记账软件，只是这次支出预算更精细严格，一旦超出阈值就会提醒。尽管北京有各种圈子，但很长时间里，作为一个大男人，我都不好意思出门。
2016年底，我再一次还清了所有的钱。又恢复了此前的一无所有，一身轻松。
“我变成了自己讨厌的那种人吗”
每个月7000元的房贷，提醒我要当30年的房奴。
为了报复它，我每天一早醒来就刷楼市的公众号，查房价涨了没。每天看到中介打鸡血的朋友圈，都会发自肺腑地开心，屁颠屁颠去点赞。
不过，半年了，它还就真就没咋涨。
8月30日签合同，8月31日武汉真的开始限购，9月底，全国十几个城市陆续限购，除了9月初从12000元涨到13000元，至今它就再也没涨过了。
而我之前的领导，去年10月在北京用100多万首付买了套房，仅仅一个月后，总价就从310万涨到420万。
买房以后，我又去了一些城市，每次出差采访之余，我都会问问房价。最终我才明白，我还是成了中国无数个房地产接盘侠中的一个，而且是在房价涨幅的最高位悍然接盘。我们一边痛恨推高楼市吹大泡沫的幕后之人，一边不自觉成为推高楼市的炮灰。
我还是安慰自己，总会涨的。如果涨了，就卖了去凑北上广深杭的首付；如果不涨，就让父母住。
也许房子真的会让人扭曲。
从前，我每天都希望房价降，我们这一代人可以不急于买房，能从容地怀揣梦想，闯荡天下，哪怕最终一无所有，都有底气从头再来。而现在，我居然天天希望房价涨，再涨，再卖，再买，再涨，再卖，在这种资本游戏里喝一口汤……
我居然变成了自己讨厌的那种人吗？
恰逢随国家科考队出海，在印度洋上待了近50天后，我似乎开始对“无欲无求”这个词有所领悟。但当我回到陆地，回到熟悉却陌生的城市，继续北漂时，我还是不得不继续关注房价，讨论楼市。
有一天，5个90后聚到一块，三个男记者都在讨论买房，对面一位刚从国外回来的女生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买房呢？为什么不能去国外读书，去到处旅行呢？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累呢？”我们尴尬一笑，哑口无言。
对，道理我们都懂，但我们谁也不敢去跟飞涨的房价打长久战。
有时候我一直在想，房子，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它不再只是那个走得再远也要回去的家，不再是那个祖辈穷尽一生都要传给后辈的遗产。如今，它更像是女婿的“敲门砖”，定义财富的“起征点”。它甚至成了部分有钱人玩资本游戏的王牌，部分幻想赚快钱者的工具，部分工薪族的围墙。
到头来，我的房子，其实也并不是我的家。
编辑：胡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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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尘世看见人间北京一房车营地变味“定居社区” 拥挤房车内四世同堂
　　房车里的四世同堂
　　海淀一房车营地数十辆房车变味成“定居社区” 属于违法建筑被责令住户搬离
　　张娜90岁的姥姥也和全家住在30平方米的房车内
　　从地铁昌平线西二旗站出来，坐一站公交到达唐家岭站，再步行一公里，就能看到一个放置70多辆白色房车的百旺种植园房车营地。2011年，张娜为了摆脱经常租房、搬家的生活状态，在这里买下一辆面积30平方米的房车。随后，哥哥、妈妈、姥姥以及侄子也来到房车居住，从此四世同堂在房车里生活5年。
　　11月23日，一张让营地所有住户7日内搬离的通知发出。通知称，房车未经相关部门批准擅自搭建，属于违法建筑，7日不搬离者断水断电。事发突然，张娜对下一步怎么办还完全没什么头绪。
　　购买 花费13.5万元 四世同堂搬进一辆房车
　　2004年，张娜独自来到了北京，刚到北京的张娜也和其他“北漂”一样，租房、搬家成为生活常态，天通苑、海淀、中关村以及朝阳区都留下过张娜的租房轨迹，“在哪上班就在哪租房子，也总是搬家，特别麻烦。”
　　哥哥张典离婚后独居，为了照顾张典年幼的儿子，张娜兄妹俩陆续把自己的妈妈和姥姥也接到了北京。
　　为了能有安定住所，张娜开始在网上寻找信息。
　　2011年，在一些房产信息的网站上，张娜第一次看见了房车的广告，“看到了之后就过来看了下，当时这边什么都没有，一片荒凉。但是后来也查了下，说附近有规划森林公园，以后肯定会发展比较好。”
　　为了逃离奔忙的生活状态，张娜狠下心买下了一辆房车。
　　房车价值12.8万，加上杂七杂八的费用，张娜一下子拿出了13.5万元。虽然这耗尽了张娜在北京工作7年攒下的全部积蓄，但却实现了她“置个地”的想法。
　　房车在张娜看来，是她在北京的一个过渡，对于来北京打拼的外乡人，张娜也惊讶于高企的房价。“现在买不起房子，就先买一个小一点的固定住所，至少不用跟别人合租，不用经常搬家。”
　　就这样，张娜、张典带着两人的妈妈和姥姥以及张典的儿子，在北京扎了下来，组成了四世同堂的五口之家。
　　在张娜家后两排靠近马路的位置，是蒋清莲的房车。
　　但与张娜一家把房车看成容身唯一住所不同，蒋清莲和他儿子把这里当成逃离都市、享受生活的地方。
　　今年56岁的蒋清莲是一家影视公司的负责人，在北京南部有一套200多平方米的住房，由于儿子平时都在国外，工作时间灵活的她打算换一个住所。2013年，她从一个朋友处得知，在地铁西二旗站附近有一个房车营地，花十多万元就可以购买房车作为生活居住场所。“看了之后觉得这边的天要比市里面蓝一些，空气也好，就想搬到这里。”
　　在与房车所属的汽车俱乐部签订合同后的一个月，定制好的房车出现在了原本都是荒地和建筑垃圾的土地上。
　　80后自由职业者郭超，颇为得意自己买下的两辆房车。
　　早在2012年之前，喜欢新鲜事物的他就关注到了房车，2012年9月，他在网上看到位于西二旗附近一处种植园旁有用于居住的房车出售，马上就联系了发布该消息的汽车俱乐部，并以12.8万元一辆的价格买下了两辆房车。
　　与闹市隔开，居住面积虽小，但电视、冰箱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出行也方便，这是郭超喜欢的生活方式。“有一个自己独立的空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安静不喧闹，房车满足了我对生活的需求”。
　　几十辆房车变味“小社区”
　　在百旺苑锐来客房车营地，一共停有70余辆房车。
　　房车所在的营地距离西二旗地铁站有至少2.7公里，从地铁站出来向营地的方向，京新高速旁尽是树林，落叶被环卫工人扫堆在一处，在风中沙沙作响。傍晚，一路上几乎没有行人经过，房车营地内也没有安装路灯。
　　张家的房车有30平方米左右，内部分为三部分，进门左手最里间是卧室，张娜和姥姥住在这里。房间内摆了一张双人床、两个衣柜、一个简易架子，还有一个书架。书架上除了一些励志书，最常见的还是《标准日本语》、《德语速成》和《英语四级词汇》等语言类书籍。
　　张娜是一名导游，主要接待涉外游客，在今年还把哥哥拉进了旅游业，“旅游分为淡季和旺季，就是趁旺季会多赚点。现在冬天，团比较少，所以会和哥哥待在家里，平时如果在外面带团的话，家里基本就住三个人。”
　　除了房车标配的彩电、冰箱和橱柜等，张娜又陆续在家里置办了空气净化器、净水器和空调，放在中间的小隔间中。原本不大的地方需要小心寻找落脚地，以免踩到放在地上的被褥。
　　此外，房内还摆放着一个柜子、一个矮小黑色的饭桌以及鞋柜和沙发。卧室、客厅和饭厅都被浓缩进这间小隔间中。晚上，家人把卷起的被褥打开，借着地暖的热气睡觉。
　　房内第三个部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灶台上放着碗筷和五口人的食物。
　　张娜一家五人居住，难免显得有些局促。衣柜上等高处，都堆满了各式杂物。
　　在张娜和其他人说话时，她的姥姥则半躺着靠在门口的沙发上，闭眼睛休息。
　　姥姥是一位90岁的老人，头上戴着一顶红色的棉帽子，身上穿着自己缝制的花棉袄，脚上穿的是棉拖鞋。已到耄耋之年的老人话不多，只是在询问家人冷不冷。
　　张娜的妈妈平时则外出打零工，“我妈妈出门做小时工，给别人洗洗碗什么的，就赚点钱。”
　　张典的儿子现在在房车营地附近的一个小学上二年级。由于空间狭小，小孩子往往把铺在地上的被褥卷起来当作书桌，趴在上面写作业。
　　与张娜家不同，更让蒋清莲动心的是，房车前面还有一块空地，只要缴纳一定的费用，就可以任意种植和装饰。
　　一心想要家庭花园的蒋清莲便和妹妹一起，买了三辆长度为8米，宽度为3米，30平方米左右的房车，她和儿子一辆，妹妹两辆。
　　打开蒋清莲家房车的大门，掀开紫色珠帘，一张饭桌占据了一片位置，桌子旁一长条是做饭的区域，拐角处是一个卫生间，在最左侧边还有一间卧室。
　　北青报记者看到，房车的“墙”，用铁皮制作而成，中间没有任何填充物，是空心的。到了中午，清莲打开灶台燃气做饭，蓝色的明火烧烤着锅底，也将一股股热气传送至30平方米的每一个角落。“我们这屋子就是这样，热得快，冷却得也快”。
　　蒋清莲把常住的30余户人家称为大家庭，夏天邻居之间会经常一起烧烤聚餐。张娜也会种菜或者挖野菜吃，“在房车附近有很多野菜，像荠菜、婆婆丁等等好多种。”此外也会去附近菜市场买菜，“有时候骑个自行车去买点，或者从外面回来多带点放冰箱里就行。”
　　11月的一天，蒋清莲的儿子李然（化名）从国外回来休假，他看到一篇题为《西二旗有套房，12万就能在北京安家！？》的文章在微信上被多人转载，说的正是他们居住的房车区。文章称，这个被称作“房车营地”的地方，只要交12万元一辆的费用和1000多元一年的土地租金，就可以供愿意住在房车里的人居住。而在文章配图里，李然还发现了自己家房车的外景照片。
　　李然觉得，这个帖子的标题有些“抢眼球”，其余的也没有细想。他更没有想到，几天之后，他所居住的房车，会出现意外的命运。
　　11月23日，张娜出门看到自己房车的外墙上贴了一张通知，这张落款为“百旺农业种植园”的通知称，房车俱乐部使用土地为农耕基本农田，所有建筑物及地上附着物未经国土、规划、建设部门批准擅自搭建，属于违法建筑。“为积极保护国家基本农田，规范土地使用，请现所有房车住户于通告发布之日起，一周内（日至日）清理完所有房车及私人物品并自行搬离。对拒不执行本通告，逾期不清理、不搬离的，有关部门将依法强制执行。”在正文的下面，园区又特意贴了一张“逾期不搬，停水停电”的小纸条。
　　张娜表示，五年前买房车时候，她被告知至少可以住二十年。“买的时候也担心过会不会突然被搬迁，但是房车的老总把和园区签的合同给我们看过了，上面显示一直签到2025年，所以才放心买的。而且当时说如果有什么原因不让住了，这边的老板也会跟我们找营地，肯定能保证在北京。”
　　这纸通知书的出现成为了房车区住户的唯一关注重点。11月24日上午，出门买水果回来的蒋清莲碰到了一位刚从房车内出来的男性住户，虽然彼此间不认识，但他们在寒暄几句后，话题便落到了“被搬离”的事情上，他们担心，7天的时间不够安置和准备，7天以后真的断水断电，生活就会乱套了。
　　和这位邻居告别后，蒋清莲想了想自己的出路。如果真的免不了搬离的命运，她会收拾好东西，开车离开这个地方。不一会，她开始担心起张娜一家，“我们家在城内还有房子，但是她们家五口人搬去哪儿，以后怎么生活啊？”
　　蒋清莲的担心正是张娜的担心。事发突然，在7天之内，她和家人很难找到可以接替房车的容身之处，而搬离的期限一到，房车断水断电，她和家人无法再正常居住。
　　对于没有房车以后的生活，张娜暂时还没有做出打算，没有头绪，也没有准备收拾搬家，他们一家五口的全部家当还堆在这个30平方米的房车中。她和哥哥正常外出上班，母亲也和往常一样打工贴补家用，小孩背着书包去学校上学，好像一切与往常没什么不同。
　　“根本没有可以搬的地方，北京这么大，可哪儿有可以放我们这些东西的地方啊？”说完这句话的张娜，歪头看向房车的小窗外，而窗外，她的姥姥正在收拾着一堆纸箱壳，一言不发。
　　同样不知道怎么办的，还有郭超。他决定暂时不搬离原地，打算和其他住户一起，找时间和俱乐部沟通协商事情该如何解决。
　　而作为当事一方的俱乐部，也处在这件事的漩涡当中。通知贴出以后，北京锐来客汽车俱乐部贺性负责人的电话被住户“打爆”了。
　　“那篇讲我们房车的文章很热，媒体也曝光了，相关方面做出了这个决定。我们对这件事也觉得突然，但是也没办法”。面对住户的询问，他说他正在和有关方面进行协商，至于如何安置住户，如何解决后续问题，至今仍没有一个准确的消息，“我这里也不清楚”。
　　11月24日上午，蒋清莲看到百旺农业种植园的负责人和几个人在丈量房车的长度，有住户问在做什么，这位负责人也没有明确回答。这时，有几位住户路过，负责人转头对这些住户说，“都看到通知了吧，12月1日就断水断电了，你们现在快清理吧”。（文中人物均系化名）（记者 黄筱菁 郭琳琳 实习记者 张怡清 摄影 郭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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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因拆迁成百万富翁 每户免费分数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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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回乡记
又是春节，再次回到故乡。
没有新闻选题，没有采访任务，有的只是和家乡、亲友一年一度的亲密接触、闲话家常。
故乡的日子、亲友的生活，虽上不了头条，但却可以从中看见最真实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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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群|陕西西安
久居城市，少回老家。大年初五，相约大姑家。
“前年拆迁完后，老二在老家附近租地盖房又栽树，后来还买了车；老大和几个同学每人15万元，开了一家汽配门市，都有收成。”大姑父是老实庄稼人，见我就夸他的两个儿子。
一直以来，大姑家给人的感觉就是人少事多，总是大人住院小孩生病，日子过不到人前。但2012年，大姑家赶上一个大项目征地拆迁，多少分点钱，日子方才有所转变。
“并非拆迁有钱这么简单，你们年轻人还是要多折腾。”大姑话更多。
大姑告诉我，以前娃们想干个事，苦于没钱，也不敢跟人借。拆迁后，每个人头分到12万元左右，于是大表弟就跟几个同学一商量，每人集资15万，在西安城里开了家不大不小的汽配城，头一个月每人就分到8000多元利润。这都开了快一年了，年三十一盘算，每人挣了7万多块，大概2015年春节前后就能收回本钱！
而二表弟更有生意头脑，他用分到的征地款先是在邻村租地栽树，很快就有人来买树苗，倒手就挣了3万多，前后两个多月；后来又租了地盖房子，再出租给别人做厂房，每月坐收近万元房租，半年前买了一辆小车，并用挣到的利润再做苗木花卉生意……
我见到二表弟的时候，是在初五的下午，据说上午到邻县看树苗去了，还顺道给生意上的朋友拜了年。他告诉我，今年9月份开学时，打算让他的儿子到县城上小学。“打听过了，一年也就一万多块，负担得起！”
当天并没有见到大表弟，因为他们大年初三就开门营业了，据说过年时的生意比平时好很多，挣钱要紧。
大姑家华丽转身了！这让我高兴不已！
“下午没事跟我转转？看看我栽的树。”二表弟的邀请难以拒绝。半小时后，踏着小雪，一片近10亩的白皮松和红叶李出现在眼前。“这批是腊月前后栽的，赶着咱这片的大开发，估计很快就有人买走了，到时能净落10多万！” 边走，二表弟边介绍，“以前都说拆迁不好，实际上，眼光远点，用手上的拆迁款，能干好多事。还要感谢区政府把这么好的项目引进到咱兴隆，老百姓得大实惠了！”
二表弟所谓的好项目就是2012年落户西安市长安区兴隆街道的三星电子闪存芯片项目，当时征地1万余亩，拆迁群众1万余人，是建国以来落户中国西部的最大的海外项目。由于当时对拆迁群众的赔偿、安置政策优厚，该项目前期拆迁、落地建设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创造了全国瞩目的陕西速度和西安效率！
“我到隔壁户县买树苗的时候，那边的人一说起咱们的三星项目很是眼红，还把我叫‘拆二代’。”二表弟笑着说。
据了解，由于三星的落户，让兴隆街道的诸如大姑家的拆迁户，基本上家家是百万富翁，户户免费分四五套房子。很多有抱负、有眼光的农民家庭都小办实业，走上了因拆迁而可持续良性发展的富裕路。
那些年轻的房东们
侯隽|河南郑州
两年没有出现在同学会上的Ada，今年春节，终于可以没有负担地参加一年一度的同学大聚会了。
“上海牌照的迈腾，100平方米的大两居，在500强企业工作的老公和一岁半的儿子。”虽然Ada不指望在一年一次的同学暗战中取得什么样的战绩，但是她觉得起码不能丢份儿，有些小腔调还是要的。
“初雪，带着德国啤酒和炸鸡赶赴同学会，这是要见初恋的节奏么？”临走前，Ada不忘用最火的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的台词在微信朋友圈小小秀一下。
聚会的地点还是当年离母校最近的一家有名餐厅，留在家乡的同学们都已经早早地到了。令Ada有些小惊异的是，虽然男同学们发胖的速度还是那么与时俱进，但女同学们则普遍比两年前要瘦了不少，正在走名媛贵妇的范儿。
“没有针灸，也没节食，我们几个经常在燕子家楼下开的健身房玩，她是房东可以办最划算的卡。”当年的生活委员小洁快人快语。
原来当年在城中村的燕子家，因为开发商征地盖楼，一下子得了四套房子，其中还包括两个门面房，她自己和老公住楼上，楼下出租给一个健身房，过起了房东生活。无独有偶，还有一个男生目前是一个茶馆的房东，另一个则是面包房的老板。
聊着聊着，Ada发现自己快坐不住了，留守在家的同学们几乎人均四套房子在手。并不是说自己的同学们都一夜暴富，而是这些年轻的房东们经过三代积累，外加第一代独身子女得天独厚的条件，就这么轻轻松松成了房东。
账是这样算的：第一，同学们都是第三代或者第二代在这个省会城市土生土长的孩子们，家境都不差；第二，父辈们当年都有单位分的福利房子，每家两套房子那是不在话下；第三，结婚的时候两家合力在六七年前来个120平方米那是标配；第四，小夫妻们经过5年的小奋斗再买一套当投资，那是情理之中。
更让Ada有点羡慕的是，留在家的同学们几乎都是两个孩子，要么一个“好”(一子一女)，要么两个男孩，有两个姑娘的成了最让大家羡慕嫉妒恨的角色，被当场定了好几个未来女婿。虽然照顾两个孩子是比较累，几乎所有的妈妈都被迫放弃了自己的稳定工作成了家庭主妇，但是她们的人生完全成了韩剧：有大大的房子，有老公和儿子车子房子，同时开开淘宝店或者做点小生意，过得津津有味。周末几个老同学几家出游，要么采摘草莓葡萄，要么烧烤滑雪，再加上每年依靠房租就可以来个不错的全家海外游见见世面，完全是现实版的辣妈潮妈外加酷妈。
Ada越想越感到失落，她很清楚，如果自己当年选择留下也可以过这样的日子。她清楚地记得为了当年在上海买房子，两家的父母都不得不卖掉一套房子江湖救急，以致现在每年回来都还住在父母单位的家属院，而同学们住的则是这个“苑”、那个“都会”，甚至什么“华庭”。
虽然上海早就实行了双独二胎，但她想都不要想，一年前8000元/月的月嫂已经让老公肉疼了两个月，5000元/月的育儿嫂更是望而却步，只能依靠姥姥、奶奶轮班制。如果再生一个，自己只能损失工作亲自上阵，但是她不但没有房租只有房贷，凑成“好”的梦想只能是她不现实的中国梦。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当和同学们再杀到KTV的时候，Ada打开微信，朋友圈转得最多的一个链接是“逃回北上广”，意思是帝都魔都还有花都虽然这不好那不好，但是还有精神上种种的好。
看着周围年轻房东们那些红扑扑的脸和当年熟悉的那些老歌，Ada转了那个链接配上了一句话：“貌似说得都是极好的，可是臣妾做不到！”
结不起婚的“农二代”
白朝阳| 甘肃庆阳
春节期间，在外面漂了一年的乡亲们都回家了，“空巢”有了人，村上也热闹了许多。大年初一，挨家挨户给村里长辈拜完年后，年轻人三三两两聚了起来。听说李杰买了一辆轿车，从上海开回来了。在买轿车还是件新鲜事的农村，大家都想去看看。
一直以来，李杰家都是村里人眼中的“模范家庭”，日子过得红火，孩子有出息。李杰哥哥李仁在县上做公务员，妹妹李敏读大学，李杰在上海打工，月工资七八千，李杰父母为人老实厚道，村里人有事没事都喜欢去他家坐坐。
不一会儿，李杰端上了几道菜，倒满酒，几个一年没见的好友边吃边喝边聊，各自讲述着外出打工的种种见闻。
在同村的众多外出打工者中，李杰算是干得不错的一个。2005年李杰高中没毕业就前往上海打工，去年，他在上海郊区50万左右买了一套不大的小产权房，还买了一辆7万左右的小轿车，今年开车回家，还带回来了未婚妻。
“有车有房有媳妇”，一位同岁的朋友不无羡慕地说，“你可是咱出去的几个兄弟中混得最好的一个，打工打出了境界。”
“是啊，你们兄妹三个，算你最有出息了，虽然他们读大学、当公务员，还是不如你有钱。”就在大家都对李杰赞不绝口的时候，他却一言不发。
原来，李杰之所以买房买车，都是因为丈母娘有令在先——“准备不好就别想结婚”。李杰去年买房的时候，家里拿了15万元，借了5万块钱，加上之前所有的打工积蓄在上海交了首付，买了房子，如今终于说服女方家人，决定在今年上半年完婚。
然而，有车有房还不够，女方家里还要了12万的彩礼。对于一个农村家庭，这绝对是一次“大出血”。几个月过去了，李杰才借了不到2万块钱。更何况，结婚不仅仅是准备彩礼那么简单，加上婚宴、婚纱照、三金(金项链、金耳环和金戒指)，最少也要16万。“开始觉得结婚不算啥，现在才发现，纯粹是烧钱。”李杰说，“加上买房买车的钱，少说也得70万，我们一个农村家庭，父母又不挣工资，哪来这么多钱？”
“你快结婚了，那你哥怎么办？”有人问。
李杰说：“去年给我哥介绍对象的人还不少，看了有20多个，可到头来人家都不愿意，嫌咱在县城没有房子。”
在庆阳，村上男孩娶媳妇，家里在县城有套楼房似乎成了基本条件，否则想娶媳妇很难。去年村上一个小伙子娶媳妇，因为一时没能在县上买房，还给丈母娘交了10万元的“保证金”。
这两年，县城的房价节节攀升，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房子大约35万元。这意味着如果李仁要结婚买房，加上彩礼、婚宴钱，家里还得再拿出至少50万元人民币。即便是楼房按揭，也得一次性拿出20多万，加上李杰的结婚费用，李杰家需要一次性拿出近40万元。
但李杰的父母都是农民，十亩农地、七八头猪，每年纯收入也就三五万块钱。
“来来来，喝酒，大过年的不说烦心事，过了年好好干就是了。你们兄弟两人都能挣钱，一月不还能挣一万多呢吗？”
李杰苦笑说：“我每月8000块钱，新房还没装修好，在上海租房子就得花去近2000，房贷每月3000元，除去吃饭，剩不了几个钱。我哥每月2000块钱工资，县城消费低，一月攒1000元，一年才攒1万，什么时候能攒够？”
初五那天，听村里人说，李敏不打算继续读书了，觉得父母担子太重，要随李杰一起出去打工，后来在李杰的劝说下，才打消了打工的念头，而李杰的妈妈则决定跟李杰一起去上海，找个保姆的活儿干。
初六那天，听说李杰要走，我们早早过来送李杰母子，到李杰家时，他们已经出发了。李杰的爸爸在吃李杰吃剩下的早饭，一碟咸菜、半块馒头；李杰的奶奶坐在炕边，泪眼迷离。看见我们进来，李杰的爸爸急忙发烟招呼我们。
“妻离子散的，你说这算个啥事啊？”李杰的奶奶哭着说，“还要我眼睁睁的看着孙子一辈子打光棍吗？”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张叔转型：从卖海鲜到卖信用卡
赵明月|山东临沂
赚了一辈子辛苦钱的张叔，终于在知天命的年纪找到了一份轻松钱多的营生——卖信用卡。
张叔今年51岁，在农村长大的他，16岁个头还没长足的时候，就开始蹬着三轮车在海鲜批发市场帮人家打下手运货。
过去，海鲜是有暴利可图的，以皮皮虾为例，出港价3～8元/斤，终端销售价可达20～30元/斤。30年起早贪黑、从鸡叫忙到鬼叫，张叔在县城盖起了小洋楼，娶了老婆，过上了吃穿不愁的日子，如今孙子都3岁了。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意开始越来越难做，以前平均一斤货能赚一块多钱，现在一斤鱼最多也就是两三毛钱的利润。利润少了还不说，销量也直线下降。以前一天能卖六七千斤货，现在好的时候也就3000斤左右，销量直接下降了一半多。
过去像鱼翅、鲍鱼、海参、龙虾等高档海产品是利润大户，张叔经常主动给一些高档酒店送货，但是近期这些饭店生意一直不太好，财路几乎被砍掉了一半去。
从前年年初，张叔就开始考虑转行了，但最直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利薄厌倦了这一行，而是真的干不动了。干了20多年，那些皮皮虾、梭子蟹、八爪鱼，他看着比谁都亲，但是去年年初，他被查出来有较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告诉他不能再干重活儿了。
张叔寻得了一个新营生——卖信用卡。他利用自己在县城银行的关系网，给银行的业务员当个二传手，帮那些做小生意的同行们办信用卡，办成之后，他向办卡的人收取额度的10%作为酬劳。
张叔也是在偶然之中发现这个商机的。有一次他去进货的时候现金不够，准备去银行朋友那里借点款，银行朋友借钱给他的同时向他推荐办一个信用卡，以后用起来方便。
一般来说，信用卡的发卡规模是多数银行所重视的一个指标，在一年的发卡量目标确定之后，就层层分解到部门和个人。
“银行对员工办理信用卡有一定的考核，产品经理每个季度至少办理50张，理财经理一年要办数百张卡，对临柜的要求则更高，每天至少办理3张。”张叔说。
张叔的银行朋友当时刚好有办卡的任务，但是没有时间下去跑找资源，而张叔刚好有几个生意朋友也缺周转现金，于是也推荐他们办了信用卡，双方各取所需。
越来越多的人来找张叔办卡，办下来额度1万元的就收1000元，最多的时候，张叔一个月收入小两万，正愁着没钱养老的张叔发现这是个财路，便舍下海鲜生意，专业卖起了信用卡。
张叔代办信用卡的时候需要办卡人的身份证信息、联系电话、工作单位，并现场拍摄一张照片，他说这是银行规定的流程。随后他会把材料给那位银行朋友，走程序发卡。
“这几年国家钱袋子看得紧，小企业、工商户要从银行贷款难如登天，不找我们没办法啊。”张叔说，而且信用卡对小生意来说，用来周转资金非常方便。
去年一整年，张叔光卖信用卡这一样，就收入了20多万。为了能够办更多的信用卡，张叔每年在打点人脉上要花大把的时间和金钱，虽然不出力，但是也不少操心。
做了一辈子劳苦小生意的张叔，老来并没有任何保障，卖信用卡这行当出力少、钱还多，张叔很想做一辈子。但是在暴利的驱使下，卖信用卡的人已经越来越多。
今年，张叔的抽成也准备从10%下降到7%，只有这样才能有生意。“一夜生，一夜死”，张叔觉得现在任何行业都不长远，头发已经斑白的他仍在随时准备转行，只是不知道，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还能做什么。
失落的小镇饭店
王山山｜吉林公主岭
往年冬天，姑姑家的饭店总要忙到腊月二十七八才能停下来歇歇。
这个位于公主岭一个小镇中心的饭店不大，用的是自家的两层楼房，面积100多平方米，但掌勺的姑父手艺好、管后勤的姑姑卫生做得好，开业七八年来，几乎每天客人络绎不绝，其中很多食客来自100米外的镇政府。
以往，财政、工商、税务、城建、文化、教育……镇政府几乎所有部门的公务员都经常到饭店里吃饭谈事儿——有时候是单位小聚，更多时候是别人请他们办事，部门之间的沟通偶尔也在饭店进行。
在这个典型的东北小镇上，到饭店“吃饭”，就意味着喝酒。表弟形容基层干部喝酒：“啤酒踩箱喝，白酒每顿人均1斤以上，喝得多才能掌握话语权。”据我观察，虽没表弟说得那么夸张，但阵势确实不小：四五个人一顿饭，三瓶白酒很快变成空瓶，再搬来一箱啤酒继续……喝得多的不见得掌握了话语权，但至少表达了诚意，办事也就容易了。
一场酒局，核心人物只有两三位：一两个求人的，一个被求的，再加上陪酒的，总要四五个人或以上，因此消费能力比散客强多了。饭店当然欢迎这样的顾客。请客办事的饭局最受欢迎，除了大方之外，更重要的是一定会现金结算——单位聚餐有时会欠账，尽管最后总会兑现，但多少有些风险。
镇上的饭店不少，这条街上一眼望过去，能看到门脸的就有四五家，还有更多分散在别处。所以，政府这个“大客户”资源很宝贵，每年春节前后，姑姑和姑父都要向熟络的单位“表示”一下，请他们关照来年的生意。
但上大学的表弟不太喜欢这些客人。几乎每年寒假回家他都要向我吐槽：“这些人太不文明了，一顿饭吃仨小时！”“吃饭有包间，为什么还要到人家的炕上？”
包间空旷，多少有点冷，卧室里的炕上就暖和多了，客人要去，姑姑只能同意，还为此数落了表弟一顿。
客人喝多了，表弟还得扶他们出门、找车——因为客人也是熟人，即便不讲服务意识，人情上也要做到位。
可是，今年表弟不用抱怨了。蛇年腊月二十四，小年刚过，姑父就张罗歇业了。因为2013年生意大不如前，继续营业流水也不多，不如早点清净清净，思谋一下来年的打算。
表弟说，饭店生意变差的最重要原因是镇政府搬迁了，而镇中心的居民不过几千人，习惯到饭店吃饭的并不多。镇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是街上四五家饭店的主力消费群体，他们一离开，姑父的菜做得再香也招不来多少人吃。
姑姑说，其实，即使政府不搬家，今年她家的买卖也不会太好做：“习大大一反腐，大官小官都不敢吃了。”这些人原来到姑姑家吃饭花公款的多，自掏腰包的也有，现在不管公费自费来得都少了。
尽管辛苦，但姑父很喜欢开饭店这个买卖，除了生意兴隆时数钱的快感，还有人们吃着他做的放心东北菜时赞不绝口带来的成就感。2013年让姑父有些失落。小镇上的生意不好做了，他就琢磨着，等表弟大学毕业安顿下来后，能不能到他工作的地方再开个店。
故乡生活纪实
故乡的“北京空气”和“非遗难题”
朱梓烨|湖南常德
紧跟首都步伐的天气
2013年年末，北京连续多日的雾霾天气，让我的鼻子再次闹起了状况。好不容易熬到春节假期，想着终于能在老家的清新空气中享受生活了，我无比激动。
然而返乡那天中午，从常德机场回县城老家的路上，我看到市区雾蒙蒙一片。“这个天气什么时候开始的？”我问司机师傅。
“这‘砍脑壳的’(该死的)天气，一直没断过。”刚才还和我有说有笑的司机师傅，说起秋冬天以来的雾霾天气，便骂起来，“全国人民都在讲北京、上海空气如何差，我们这些地方县市也好不到哪里去，可能更严重。你回去过几天看看，鼻子耳朵不会比在北京时候干净多少！”
说起口罩的型号，司机师傅比我还精。“我们现在也紧跟首都人民的步伐，戴上N95的口罩了。现在送孩子上学，口罩成了必备。市里也会发信息搞黄色预警，但我们总不能不出门吧？！像我们这样的工作，空气都是‘扑面而来’，拦都拦不住。”
“你们这些搞新闻的，别老盯着一二线城市，也多看看我们这些三四线城市。就讲我们湖南，去年12月，常德、株洲、湘潭、邵阳等30个县市都出现雾霾。益阳、常德能见度只在500米。专家讲的，说是什么静稳天气是罪魁祸首，不利于污染物扩散，但是这些污染物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记者应该多报一报，城市的污染从哪里来，要怎么治？！”司机师傅可能有碍于手里这单生意，要不然，他会把一肚子怨气都撒在我们记者头上。
我当时想，作为湖南省经济名列前茅的地区，常德、株洲的情况，与河北邢台、陕西咸阳、湖北荆州、河南平顶山、四川泸州、山东枣庄这些在“全国空气质量指数”排名靠前的城市一样，空气污染都与经济发展、人口总量的状况密不可分，可以理解。
但当回到家乡的小县城，这里连续多日的雾霾再次让我困惑了。县城地处丘陵地带，地势并不开阔。可我愣是站在一条双车道的马路边，看见了路对面大楼的“朦胧美”。
我打开手机，天气软件提示，我所在地的空气质量指数是327，属于“严重污染”，而此时，北京的空气质量却是“良”。连续爆表，“空气糟透了”，小小县城怎么也患上了和大中城市一样的病？
说起雾霾，爱看新闻的老妈更像是我曾经采访的“北京专家”：“今年暖冬，电视里专家说是什么冷空气活动偏少，风速小，有利于雾霾天气形成。这些我不懂，但肯定是主要原因，因为这样的天气往年是没有的。不过，有些情况是不是也有影响？就是近几年县里经济发展明显，新小区不断在建，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工程也不少。比这些更明显的变化，是私家车。”
的确，在我的记忆中，2011年前后，县里的车越来越多，并间或出现堵车现象。据说就在2013年在县城举办的一次车展上，从吉利、宝骏，到奥迪、奔驰，卖出200多辆新车。今年，新拓宽的大路两旁，更是停满了车，主干道上弥漫着汽车尾气的味道。
更可怕的还是烟花爆竹。新年前夕，每天都能听到放鞭炮的声音。除夕夜，按习俗，团年饭之前、零点前后，最起码要放两次鞭炮。尤其是在零点，看春晚只能算是看电视里的人张嘴。一轮鞭炮放完，就算门窗关得再严实，家里都是灰蒙蒙的。
过年嘛，谁家不放炮呢，一场雨雪后，县城的空气应该很快会好起来。
果然，雨雪过后的最初几天，空气优良。但一个多星期过去，2月9日，天气软件再次显示“轻度污染”。
老爸调侃说：“我们现在是生活在小城，呼吸着北京的空气，紧跟儿子的步伐。”
青黄不接的县剧团
“丫头，跟我学戏吧？！”
又是一年春节，还是这个问题，51岁的朱华利(女)依然把它当作一句玩笑话。但在发问者——湖南临澧县荆河戏剧团退休老艺人张阳春看来，这却是个严肃的问题。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荆河戏如今生存艰难，没有传人，这是70岁的张阳春最大的忧伤。“现在哪个孩子还学戏？更何况是我们这用方言演唱的‘最土最土’的戏。”张阳春这才把希望寄托在荆河戏名角朱安楚的女儿朱华利的身上。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临澧荆河戏剧团最辉煌的时期。“那个时候，十里八乡的人，都请我们去唱戏，剧团一到当地，就被观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有时候一唱就是几天几夜。”
文革期间，剧团几度被迫解散，很多优秀的艺人离世。文革结束后，荆河戏曾有过短暂的复苏。而真正让荆河戏走向没落的是媒体的发展。广播、电视、歌舞厅，新一代年轻人对荆河戏已经不太感冒了。上世纪80年代，临澧荆河戏剧团解散。很多演员在年富力强的时候退下来。为了生计，有的人卖起了盒饭，有的摆起了地摊，有的跟着家人去了外地。
对于老艺人们，只有“打围鼓”(红白喜事时搭台唱戏)还算是一桩生意。过生日、结婚、续谱、祭奠等，老人们还喜欢请“草台班子”热闹一下。
2006年，荆河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荆河戏的恢复和振兴迎来转机。2008年底，在临澧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荆河戏剧团重新挂牌，成为“临澧文化演艺集团”一员。当年，由张阳春等三代荆河戏老艺人演出的《大登殿》、《大破天门阵》引发强烈反响。为了振兴荆河戏，市县拨出专用资金，老艺人们组织剧团下乡演出，为培养后起之秀不遗余力。
然而，光“输血”不够，“造血”又谈何容易。被选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只算是“有了被抢救的资格”，但抢救所需的经费不菲，培养市场和继承人则需要更强大的经济实力。
如今，县里的电影院春节期间的票价卖到每张60元，正在赶超大中城市；但荆河戏剧团的演出，送票都未必有几个人来看。为了生存，荆河戏剧团只能在保证正常的下乡演出的前提下，承接一些歌舞、小品等商业演出。虽然这些商演能赚一点钱，但剧团的主业还是戏，没有戏，市县的拨款便也“没戏”了。
人才培养更是无从谈起。几十年前那样“打出来的科班”已不存在，只要年轻人肯学习，老艺人恨不得给他们跪下。但一个连温饱都满足不了的“老土”行当，如何让年轻人有兴趣、下功夫去学？去年，花脸演员段甫生离世，临澧荆河戏剧团自此没有了花脸演员。剧团面临戏曲人才青黄不接的窘境。
临澧县丁玲大剧院原总经理、曾经担任临澧荆河戏剧团主胡(首席京胡)的张昌气，是朱华利的丈夫，也是朱安楚的搭档。这么多年，他只带过三个京胡徒弟，后来成名于上海的作曲家易凤林就是其中一位。近些年，已经很少有人学戏。最小的徒弟虽然才二十出头，但毕竟只是作为业余爱好。
2008年版《大登殿》留下的影像资料，画面单一模糊，录音也刺刺啦啦。尽管市县对荆河戏的保护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毕竟财力、技术水平有限，到目前为止，临澧县荆河戏剧团没能制作一套音像清晰的碟片。
朱华利最终还是没有答应张阳春的邀请，对她来说，赶紧抱孙子才是最现实的选择，虽然她每天仍然保持着听戏的习惯。
一个县城的“南水北调”工程
李勇 黄斌|河南光山
今年春节，到老家河南省光山县县城的一个朋友家做客，他端了一杯水给我，颇为自豪地对我说，“你尝尝这水，小小一杯水可是光山近几年来的头等大事。”
头等大事？职业习惯让我迅速对这杯水产生了兴趣。
朋友告诉我，几年前家里洗衣服的时候，得先准备好几个盆和桶，把盆里、桶里都放满了水才能开始洗衣服，否则水龙头的水根本接不上，那时候水龙头放满一大盆或者满桶水得10分钟还要多，人们抱怨它“还没泡尿大”。
到了夏天用水高峰的时候，水龙头不出水更是经常现象。朋友邻居老奶奶家多年前打过一口小压水井，每到缺水的时候，经常可以看见邻居拿着锅碗瓢盆到老奶奶家借水用。
洗大件衣物的时候更是愁人，因为耗水量大，家里的自来水根本没法用，有洗衣机也用不上。朋友的妈妈“像电视剧里上个世纪的妇女一样”，把衣物用桶装着到一个离家近点的河边去洗。有两次，朋友的妈妈骑车40多分钟才找到一个可以安全蹲下且还算干净的小河边。
朋友说，最糟糕的一次是，有几天水龙头放出来的水有一股子臭味儿，最贴切的嗅觉形容就是厕所下水道的味，但是没办法，水是生命之源，只能自我安慰说烧开了就等于杀毒了……
水的“小”、“缺”、“脏”一直困扰着这个小县城。每年县里的两会，居民用水问题都成为一号提案。
据了解，光山县城的用水一直来自龙山水库，由于龙山水库在设计时日生产水的能力是2万吨，随着县城人口的增加，这样的生产能力远远不能满足居民在高峰时期的用水。同时，每逢大雨过后，水的浑浊度就很高。但对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而言，重新改造水源地，是一笔不小的投入。从选址、管道铺设、生产水能力设计都需要时日。
2010年，光山县开始治水，县政府决定将居民用水源头由龙山水库改为水源和水质都较好的泼河水库。由于泼河水库位于光山县城的南边，一些人戏称这是光山县的“南水北调”工程。工程由县公用事业局成立的光山县润泽净化水务公司负责，计划投资3亿多元。
项目下来了，可对于一个年财政收入仅几亿元的国家级贫困县而言，3亿多元的投资资金如何解决则是个难题。
水务公司办公室主任余传开说，当时县里决心很大，资金问题要求水务公司自筹一部分、内部职工融资一部分、土地变现一部分、银行贷款一部分、财政配套资金一部分，一定要确保在2013年春节县城居民用上泼河水库的水。
就这样，“南水北调”工程开始在这个豫南的县城开展起来。全县城里都在挖管道铺水管，路边摆放的最宽最大的管道里面可以站立一个成年人。余传开回忆说，在施工顶峰时，从泼河水库到光山县城的路上全部是施工的队伍，上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自己吃穿住行几乎都在施工现场和项目部。经过近3年的施工，2013年春节，工程初步完成，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后，县城和邻近的官渡河产业集聚区已经稳定地用上了泼河水库的水，根据设计，新水源可以日均生产10万吨，很好地满足了县城的用水需求。
朋友说，新管道刚修好的一段时间，水突然大了，大家都有点不习惯，每次打开水龙头，自己都要问妈妈：要不要趁水大把盆里、桶里都蓄满，生怕下次打开水龙头会回到“解放前”放不出水用的时候。也许是经历过以前用水不便的日子，现在她还是习惯性地将洗菜水拿来拖地，洗脚水拿去冲厕所……“县城发生的水的故事，让我对水有了很深的感情，现在也许水大了、清了，但我们用水更省了。”
一座记得住“乡愁”的村庄
宋雪莲|浙江上虞
冬日的阳光在浙江上虞的祝温村洒下一片暖意，村庄往日的恬静被即将到来的春节打破，外出打工的村民纷纷返乡，跳舞、唱戏、舞龙狮等习俗让村庄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祝温村曾经是附近有名的穷乱村。曾经，这里的村组织涣散，村建设更是一穷二白，不仅连条像样的水泥路也没有，村民的房前屋后还丢满垃圾，露天粪坑的污物一下雨就会溢到路上。村民走出去搞建筑的人非常多，做小包工头、打工的都有，留在村里的基本上都是老人、妇女、儿童。村民的土地基本上都流转给种粮大户了，村民每年会有一些分红。由于位置较偏，村里也没什么企业。
全村有690户、1800多人口，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均收入并不是很高、人口相对较多的村庄，却逐渐变成了当地新农村建设的排头兵。
要改变村里的脏乱差现状需要资金，当时村集体经济只有一些承包款之类的收入。为此，1988年出任村党总支书记的杭兰英自己出资2万元修建了一段村级道路。杭兰英不仅自己出资，还动员自己的弟弟出资，村干部的带头作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此事被一个偶尔回乡的建筑老板看到后，立即掏出10万元决定把村里的路都重新修建起来。从那以后，村里人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使得一个村级财政并不富裕的村级公共设施的经费来源有了保障。其中村民捐资就将近300万元，捐款额在1万元以上的村民超过40人，杭兰英以42万元位列第一。
据悉，祝温村全村公益性投入总额已经超过1000万元，先后实施了标准农田建设，河道疏浚、砌石，建设公共休闲绿地，建造公共服务中心，生活污水处理，新建幼儿园等一大批实事工程，实现了道路硬化、河道净化、村庄绿化、路灯亮化、环境美化。
杭兰英说，如今的祝温村已经有7个种粮大户，他们经营着1100亩土地，全部实现机械化操作。这几年村里的总收入达到1800多万元，基本的公共服务村里就能解决。“2006年以后政府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逐渐增多，目前投资额已经达到60%。”
与很多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就是拆掉旧村抹去记忆不一样的是，祝温村保留了有村庄以来能够保留住的所有记忆。
农村为什么穷？一辈子老是造房子，老子造完给儿子造。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已经建了三次房。村主任王茂桃说，村里的房子二分之一是改革开放以前造的，三分之一还是2000年以前造的，剩下的基本是这10年造的。
这里没有大拆大建，农民外出打工和留守老人做伞赚的钱都用于自我积累和发展。在保留村庄原始风貌的基础上，为提升村庄整体形象，改善农民居住条件，村里对全村农房进行了墙面整治，已累计整治5.7万平米，投入资金200万元，其中，区财政负担70%、村里自筹30%。同时，考虑到低保户、困难户房子破旧、无力维修，他们村里出资并组织人员对房子进行修建，累计修建面积达到559平米。“曾有对十几年前离乡的夫妻，看到自家的老房子面貌一新，激动不已地住了3个月之久。”
这里不仅改善了原本脏乱差的环境，还保留住了一个村庄发展的历史。祝温村文化礼堂的外墙上，有一首村民写的小诗：“家乡是村中心，小学校的歌声，伴着那面国旗；家乡是村门口，那棵老樟树，上面总挂着弯弯的新月；家乡是在家时，父母慈爱的眼神、邻居爽朗的笑声；家乡是离家时，那一抹忘不掉的淡淡乡愁……”
“他乡”及“她乡”
图|肖翊 吴婷
这是我们婚后的第一个春节。和所有北漂的异地夫妻一样，到底回谁家成为难题。
双方父母早早打电话来隐性施压，我们不忍让任何一方伤心，于是开始“一岸三地”行，从北京出发，第一站——我家江苏无锡，第二站——公公的故乡福建莆田，第三站——先生肖翊的故乡福建龙岩。我们开始对彼此故乡的观看。
我的老家几年前已经被拆，父母住进安置区，第524号单元。我们观察“上楼农民”的生活方式，比如他们如何创造性地种菜。他们并不像我们一样“矫情”，无论年轻人、中年人甚至老年人，都盼着拆迁，盼着分到三套电梯新房，盼着能和别家装修得一样。
跟着先生第一次回莆田见奶奶，这是肖翊爷爷去世后全家聚得最全的一次。肖家的祖屋也被拆了，原来的村子拆得零落不堪，正建起别墅和33层的安置房。无论肖翊多么努力地向我解释哪里是原址，哪里是村子入口，一如我徒劳地向他回忆我的祖屋一样，彼此毫无概念。旁边还建起了博物馆，不知道历史被碾碎后该拿什么来陈列。
最后剩下两天时间陪肖翊爸妈。肖翊成长在一个曾经的国有钢铁企业，原来有三四千员工，配套有住宅区、学校、医院、电影院、银行、邮政局等。2003年改制，职工逐渐离开，一条动车线穿过钢铁厂，新规划的楼盘也渐渐逼近，集体主义生活的围墙被推倒。
夫妻或情侣，多少都有这样的情节，窥视另一半的童年。可未承想，我们都失却了故乡，勿论共同回忆，连自己都迷惘得不知所终。
中国的每一代青年，都不得不面对同样的失落。我们这一代从农村或小城镇走向大城市的人，刹那间失却故乡，回到另一个城市，可惜只是粗糙的赝品。
(原标题：村民因拆迁成百万富翁&每户免费分数套房)
本文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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