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华文好书近期发布三月榜单，林聪舜所著《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一书入选。此书内容主要着墨于汉代儒者是如何成功改造先秦儒学，一步步建立了一整套帝国意识形态理论的。
华文好书近期发布三月榜单，林聪舜所著《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一书入选。此书内容主要着墨于汉代儒者是如何成功改造先秦儒学，一步步建立了一整套帝国意识形态理论的。本文为书评。
周秦之变，乃中国历史上最重要关口。由此，中华帝国由封建入专制，大一统的官家专制制度确立。与春秋战国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不同，秦代采法家学说，富国强兵，卑臣弱民，废封建，立郡县，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在先秦，儒家讲究君主与大臣权责对应，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而法家则强调君权独大，君高臣低。因此，秦始皇焚书坑儒。纯用霸道治国，秦代仅历二世而亡。
刘邦依靠暴力，短短五年，即在马上打下江山，建立汉朝。鉴于秦代其亡也速的教训，如何延续帝祚，遂成刘邦及其子孙难题。陆贾对刘邦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陆贾对刘邦所云“以顺守之”，并非空洞无物，而实有所指：通过仁义、经义、伦理教化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并对仁义、经义、伦理教化做出新论述，作为稳定帝国的深层机制。在先秦的封建制度之下，士人放言高论，抗礼人君。但大一统下，这种状况已无可能。于是，陆贾调整士人角色，定位为伦理人、社会人与政治人。他强调，即便未仕，士人也要“修父子之礼，以及君臣之序”，并作随时出仕的准备。其后的贾谊同样以礼仪为规范，为汉帝国的长治久安服务。
不难看出，在提供意识形态的同时，儒者以身作则，首先向皇权输诚。《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揭示，儒者每一措施，都可谓“急统治者所急，想统治者所想”。《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汉朝初建，“高帝悉去秦苛法仪，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于是，叔孙通为刘邦制定朝仪。
刘邦从马上得天下，想要避免暴秦速亡的命运，就不能重蹈覆辙，纯用霸道的治国之术。儒家士人，想要从百家学说中脱颖而出，就必须为统治者提供符合其利益的统治思想。统治者有需求，儒者有供给，两者因此一拍即合。经由陆贾开辟的儒学道路，在董仲舒时大成。通过对经学的重新诠释，董仲舒古为今用，成功地让儒学成为了汉帝国意识形态。尽管如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法家和阴阳家的思想均被吸收。所谓汉承秦制，经由儒表法里得到了明显体现。
董仲舒虽未直接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但三纲之名因其而起，三纲之实是其鼓吹。董仲舒替“六艺之科，孔子之术”提出新解，他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其尊儒的种种措施，乃柔性思想控制通过政治强力介入，使儒家价值观成全民典范，经义理学成生活指南，帝国在儒学中找到正当性，儒学成为帝国精神守护。
有了董仲舒重新诠释《春秋》，为帝国建立新的统治思想“珠玉”在前，遂有《白虎通》借着“正经义”，仿效于后。汉章帝在白虎观主持大会，召集群儒，“共正经义”以立国宪，《白虎通》于是诞生。其中大量援引谶纬，吸收当时主流的世界观，使经学与谶纬合流。并以三纲六纪为规范，进一步加强君权，为镇压性铁拳戴上天鹅绒手套。《白虎通》中，皇权对世家豪族怀柔妥协，对皇权诸多道德约束，以天意要求国君自我克制，遵守纲常规范，但比董仲舒通过天人关系制约君权的力度更低，其批判精神更弱。
为了维护自身地位，经学大师韩婴通过《诗》教造势，建构“士”的共同体，并鼓吹“士”的重要性，推崇孔子，自抬身价。其后的士大夫借此获得了权力，但也放弃了一些《韩诗外传》的理念，丧失了许多独立精神。
为官家专制制度出谋献策的过程中，儒家表现出了与时俱进的灵活性，随着历史情境的变迁，不断重新论证为帝国有效的意识形态。此一特性，在立罢郡国庙上体现尤为明显。刘邦出身寒微，在起事之时，不断制造神话，增加自己的领袖魅力。但是，卡里斯玛（编者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的一个概念，卡里斯玛是这样一类人：他们具有超自然、超人的力量或品质，具有把一些人吸引在其周围成为追随者、信徒的能力，后者以赤诚的态度看待这些领袖人物。）的支配，不适用于统一后的汉帝国。为宣示朝廷主权，于是在各诸侯王国建郡国庙，赋予其神圣权威，并加诸海内。到汉武帝时期，刘氏神圣地位已固，地方同姓诸侯分享宗庙祭祀权，此时的郡国庙制，反而导致诸侯觊觎最高权力。董仲舒、贡禹、韦玄成、匡衡等经学家，遂先后提出罢郡国庙，并在汉元帝时期实施。
尽管并非一本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专著，《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的主题仍然很集中。全书九章内容，均紧扣主题：儒者为汉帝国建立统治思想，构建深层稳定机制，并且在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下，建立利益一致的士人共同体。借着“为帝王师”的有利条件，儒家确立了独尊的特殊地位，谋取了大量的既得利益。在这次交易中，两方各取所需。
《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 林聪舜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7年1月版
在我看来，《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的研究还可延伸。以长时段论，先秦儒学，鼓舞人类追求美德及高尚的精神境界，其品性高洁。暴秦时代，法家受宠，儒者被坑，儒家悲催。及至汉代之后，在大一统的新局面下，儒者为避免重蹈覆辙，更容易持受害者心态，怀重振儒家学说之心，故急于谄媚皇权，不惜自贱，以获得飞黄腾达之机。由于法家在秦灭六国时显示出有效性，汉代儒者放弃先秦儒家部分理念，降低身价，借重释经典，吸收法家学说，服务于统治者的需要，因此取得独尊地位。汉儒作为，主要基于工具理性的实用考量，而非价值理性的坚守和张扬。其心态可理解，其堕落亦明显。
另一方面，汉儒为官家专制提供了稳定机制，但并未全然置儒家理念于脑后。以事实而论，儒家的政治理想，在两千多年的官家专制里从未实现。汉儒借服务权力，践行儒家理念的心愿，可谓全部落空。按照政治学观点，一边承认体制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并且提供压榨性政策，精密控制社会，一边又想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落到实处，行仁义以安天下，事实上只是与虎谋皮。由此带来的副作用，是君权被越抬越高，大臣、士大夫和民众的地位则越来越低。在持久的官家专制之下，儒家规范渗透到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和角落，成为自觉践行的准则。在朝廷、国家作为大共同体，家族作为小共同体的压迫之下，中国人奴性深入骨髓，柏杨所说的酱缸文化荼毒深远。此后的历朝历代，儒表法里、王霸结合的官家专制愈演愈烈，而儒者念兹在兹的三代之治，只能渐行渐远，直至“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临。（文/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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