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导致政局的长期动荡不休而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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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本期目录&&&&忆&&&&日&&&&第十期&&&&日创刊&&&&REMEMBRANCE&&&&汇聚研究成果提供学术资讯建立交流平台推动文革研究——————————————————————————————————&&&&国史笔谈何蜀新松恨不高千尺——读《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求疵札记&&&&早期红卫兵专题阎阳生卜伟华刘双清华附中红卫兵100天（史林一叶）阎阳生《清华附中红卫兵100天》若干史实辨正（闲读偶记）毛泽东对联动的捉与放（史林一叶）关于西安红色恐怖队的口述回忆（蓦然回首）我见过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文摘）&&&&董胜利陈益南文摘陈冀德编读往来年终寄语&&&&“阴谋文艺”遭遇阴谋记——《朝霞》事件&&&&2008年分类总目录《记忆》1—10期——————————————————————————————————【国史笔谈】&&&&新松恨不高千尺&&&&——读《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求疵札记何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几十年来，大陆官方审定出版的文革“正史”，只有薄薄的一本《“文化大革命”简史》，而这本《简史》的两位作者之一的金春明教授独&&&&1&&&&&&&&立写作的另一部《“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竟在官方查禁之列。现在终于又出版了一套由学者独立写作的包括文化大革命时期历史在内的国史，确是令人高兴的。对于这套国史的第八卷《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以下简称《难》），《记忆》此前发表的丁东和阎长贵两文已经作了充分的肯定，这方面笔者就不多说了。《难》的两位作者，一位是老朋友，另一位虽无联系交往，但也应算是同道。“君子交有义，不必常相从。”以文会友，还是直说一点吹毛求疵的意见吧，以利于相互切磋，促进文革史的研究和写作。&&&&上层与下层官方审定出版的那本《“文化大革命”简史》，曾被徐友渔指责为“帝王将相史”。此说虽然有些刺耳，但是确实道出了一个官史的通病，即过多注重领袖人物及执政党中央的决策与运作，以及高层人物间的争斗，此风愈演愈烈，以致现在许多地方党史甚至地方史都变成了执政党的会议史、决议史、文件史。而香港中文大学这套国史，按总序所说已“开始注意到支配社会行动的普遍观念与重大社会事件的互动，特别是这些事件如何从中央决策到地方，再到基层展开的”。本卷作者在导言中也认为：上层与下层“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对立，不同时期不同层面，联系与对立侧重不同，从这个角度反思‘文革’显然要困难得多。但舍此无法理解这场政治运动为什么确实是‘史无前例’而有那么多民众大规模参与，为什么导致政局的长期动荡不休而欲罢不能。”不过，看一看全书的章节结构，就会知道作者离自己设定的这个目标还有一些距离。全书共分十章：第一章，林彪事件后的中国政局；第二章，中美关系缓和与中国外交战略的变化；第三章，毛泽东在选择新的接班人中寻求平衡；第四章，“抓革命、促生产”模式下中国经济的跌宕起伏；第五章，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与批林批孔运动；第六章，围绕四届全国人大的斗争；第七章，动荡中的社会、文化与思潮；&&&&2&&&&&&&&第八章，不摸脉的邓小平1975年整顿；第九章，“批邓”把民众推向公开造反；第十章，“下不为例”的粉碎“四人帮”；从这十章及各节的标题设置即可看到，除了第一章（主要是第一节“林彪事件的扩散、传达激起强烈的社会反应”和第二节“怀疑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思潮崛起”）、第四章（主要是第四节“‘农业学大寨’压迫下的1970年代前期农村经济”）、第五章第三节（主要是第一小节“各地重新掀起造反浪潮”部分）、第九章（主要是第三节“‘四五’运动：真正的群众造反”）写到一些下层社会情况外，只有第七章基本上是以整章篇幅较多地反映了下层的“社会、文化与思潮”。其他各章都是写上层（而且主要是写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四人帮”等很少几个人之间）的决策与争斗。像“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这样的内容，纯属高层权力斗争与领袖谋略问题，单独列入一章的标题中，是否显得过重？此外，作者在书中特别写了一些“带有专题性的考证”，据作者在导言中举出的有：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曾经考虑过哪些人当接班人？周恩来为什么要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做痛苦的历史反省？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是叛徒吗？中国与阿尔巴尼亚、越南先后翻脸的原因是什么？谭甫仁中将被刺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少将为什么被逼死？公安部长李震少将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毛泽东有没有因《红都女皇》事件而要把江青撵出政治局？周恩来对美国人到底说了些什么而被毛泽东下令批判？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是要防备谁？批林批孔是毛泽东还是“四人帮”发动的？邓小平的1975年整顿是不摸脉还是不想摸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的决策还是“四人帮”的挑拨？“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是毛泽东的政治遗嘱吗？谁是粉碎“四人帮”的首倡者？&&&&3&&&&&&&&“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的阴谋伪造吗？中央政治局里有多少委员参与和预知了抓“四人帮”的行动？从作者重点列出的这十七个问题（或者说专题）看，除了谭甫仁被刺杀一案涉及下层社会原因（书中对此有所论述）外，全是高层“宫廷斗争”的内容。由此也可看出作者关注的重心所在。其实，同样是这些问题，如果作者能把视角转移一下，多关注一些下层，是可以找到另一些值得记叙和论述的专题的，比如，在最革命的“大好形势”下，“走后门”之类“不正之风”怎么竟会泛滥成灾引起极大民愤？为什么在反对“走后门”问题上民众与毛泽东想不到一起？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给各地的社会局势和民众的政治生态带来什么影响？为什么批林批孔几乎引起新的造反运动却又未能像文革前期那样有众多民众参与？为什么民众在那几年里对“政治谣言”的传播和炮制会有那样大的兴趣？等等。此外，书中称“谭甫仁中将”、“王良恩少将”、“李震少将”，都不妥当，因文革之前一年已经取消军衔。王良恩和李震两人之死属于同一类型（都是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作为两个专题，似嫌重复。文革中高级将领之死，是可以找出另外一些更能反映时代风云的专题的，比如同样有过少将军衔的吴自立，文革前就因组织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和领衔创作电影剧本《怒潮》而被认定是为彭德怀翻案，是“反党”（其专案调查组由贺龙负责），被撤销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职务。文革中，因支持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肯定的湖南造反派湘江风雷，甚至一度住在湘江风雷一派的武斗组织青年近卫军总部“帮助指挥”（参见陈益南回忆录《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又被周恩来斥为“黑手”（与他同时被打成“黑手”的还有另一位同样有过少将军衔的老红军蔡爱卿），遭到反复揪斗、关押审查后，于1975年含冤去世。吴自立的命运，应该是更能反映出当代国史而不仅仅是高层权力斗争史的一些侧面的。&&&&“大革文化命”与文艺史文化大革命又被称为“大革文化命”，它从毛泽东委托（毛十分诡谲地强加于人，称之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亲自改定其&&&&4&&&&&&&&《纪要》的发表从而展开文艺大批判开始，文艺领域成为文革中首先遭难并饱受摧残的重灾区。但在《难》中，涉及该历史时期文艺状况的，只有第七章第一节中的第二小节“官方创作理论体系控制下的极端政治化文化”和第二节中的第三小节“‘文革’后期的地下文学”。这也许与两位作者分别专长于对外交史和经济史的研究而对文艺史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关。不过，作为一部完整的国史，还是应该对各个不同领域的历史情况都有足够篇幅的记叙和论述，轻重不宜相差太悬殊。因为对文艺方面着笔太少，所以在《难》中不易看出从批林到批邓的五年间文艺方面起伏演变的历史脉络和走向。作者在这一章里，自拟了一个不准确的概念：“红卫兵文化”。作者说：“‘文革’头三年，包括文学、电影、绘画、诗歌等等旧文化几乎都被砸烂，代之而起的是造反派组织的群众运动文化，我们将其称为红卫兵文化。”（442页）其实，作者既已说了这是“造反派组织的群众运动文化”，何必又去另造一个“红卫兵文化”的概念呢？这一概念显然不如前一个概念更清晰、准确。因为对“红卫兵”一词是可以有不同理解的——可以理解为各类红卫兵的总称，也可以理解为1966年“红八月”横行京城、首开打、砸、抢、抄、抓甚至滥杀无辜之风（而且后来并未被当作“三种人”清理）的那批干部子弟“老红卫兵”（即“联动”一派）。也可以理解为以首都高校“五大领袖”为代表的造反派红卫兵，还可以理解为后来成为学校中取代共青团组织的官办“群团组织”红卫兵。但不管如何理解，它们都有一个不容改变的内涵：学生。这个概念显然不能包括工人、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干部、科技工作者、各类学校教职员工、财贸系统职工、军事院校学员、部队文体单位人员、开展“四大”的军区机关指战员、农民、街道居民等等不同社会阶层中的造反派。提到文化大革命就只想到红卫兵，只知道红卫兵，那是一些外国人的简单思维，作为中国人写自己的国史，用不着去迎合外国人的思维习惯。&&&&《艳阳天》还是《金光大道》？《难》的第七章第一节第二小节中讲到“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小说、诗歌、文学理论”时，分别列举了这三个方面的三部代表作品：浩然著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张永枚著诗报告《西沙之战》，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但是，作者在介&&&&5&&&&&&&&绍《金光大道》时，却不知怎么把内容介绍成了浩然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了。在介绍了浩然的简历和《艳阳天》前两部内容后，作者说：“1971年出版了《艳阳天》第三部《金光大道》，成为‘文革’时期绝无仅有的巨幅作品。”“这部小说的阶级斗争模式表现得更加清晰”并提到“萧长春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阶级异己分子、农业社副主任马之悦（即走资派的前身）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地主马小辫”最后说：小说因语言的乡土特色和时代生活气息等“使得《艳阳天》在‘文革’时期模式作品之中，超出了一般机械的简单教条图解生活的方式，在当时文学百花凋零的情况下，还是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447—448页）读了书中的这些介绍，凡是读过浩然这两部小说或看过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的人都会感到莫名其妙。讲《金光大道》怎么会扯到萧长春了？《金光大道》的主角是高大泉呀！——后来人们正是根据“高大泉”这个名字的谐音评论文革时期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人物”都是“高、大、全”，浩然对此还颇为得意，认为“我觉得很有道理，把我的作品深化了。”（浩然《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北京，华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275页）而且，《金光大道》怎么会成了《艳阳天》的第三部？《艳阳天》是浩然创作于文革前的作品，小说三卷（不是三部）分别于1964年9月（作家出版社）、1966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金光大道》是浩然在文革中从1971年开始创作（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完成）的作品，第一、二部分别在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三部曾在1976年6月《人民文学》选载。1994年8月,《金光大道》全四部才由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在《难》这样一部国史中，对一部小说花了超出一页的900多字的笔墨来进行介绍，本身就已经有些欠妥，更何况又把内容完全介绍错了。这样的疏忽显然是不应有的。&&&&关于户县农民画在谈到美术方面情况时，《难》着重介绍了陕西户县农民画。也用了超出一页的900余字篇幅讲“值得一提的是陕西户县农民画的崛起”（450页）。然而，在这样大的篇幅中，却看不到作者对这个在百花凋零的文革中“崛起”的畸形美术现象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反思，而是基本上采用了文革时期的宣传报道材料，对&&&&6&&&&&&&&其进行片面的讴歌。其实，只需稍稍想一想，就应该明白，在文革风暴摧残文艺百花园地之后，在当局不断发动“反复辟”、“批黑画”的风刀霜剑严相逼之下，能“崛起”一批农民画，是正常的现象吗？就在户县农艺画在北京展出（日至11月15日）和喉舌媒体大肆炒作的时候，评法批儒运动正在全国展开，江青等人为两位土耳其音乐家访华演出的曲目选择问题挑起一场批判“无标题音乐”的闹剧，毛远新按照“四人帮”的指示在辽宁布置批判小说《生命》（发表于1972年沈阳《工农兵文艺》创刊号），江青等人还相继发起了批“黑画”和批判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特别是在“批黑画”恶浪中，陕西省的著名画家、“长安画派”代表人物石鲁，再次遭到批判。本来在此之前，为了能让陕西省拿得出参加全国美展的像样作品，陕西省革委不得不将已经被打倒多年的“黑画家”石鲁“解放”出来，任命为省革委文化组美术顾问，但是，在“批黑画”恶浪中，陕西省再次将石鲁抛出作为批判靶子，同时遭到批判的还有二十多位老画家，如赵望云（其画作被斥为“黑山黑水”、“歪曲和丑化社会主义现实”）、何海霞（其画作《严陵月色》题词“与石鲁、李琦月夜泛舟”被斥为“借以寄托他们对文艺黑线及黑线统治下昔日盛事的无限眷恋之情”）、方济众（画延安的画作也挨批）、叶访樵（所画花卉下一怪石被说成像蒋介石的头，斥为“为独夫民贼蒋介石招魂”）、郑乃珖（所画石下一鸡，被诠释为“危鸡（机）四伏”，斥为“林彪反党集团恶毒诬蔑大好形势的反革命谣言的形象图解”）等。省革委还调集了西安大专院校政治、文学、历史、美术等方面的数十人，对石鲁“黑画”进行批注，编出一大本《石鲁反动字画批注》，举办了批判石鲁“黑画”的专题内部展览，省报连续发表了二十多篇批判文章，并在西安人民剧院召开了“深批克己复礼痛击美术战线文艺黑线回潮”的大会，狠批“文艺黑线回潮的急先锋、黑画家”石鲁（张毅《石鲁传》，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329—337页）就是这同一个省革委，在这同一时期，将户县农民画作为其政绩和文化大革命“丰硕成果”的体现大肆炒作，这不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吗？在段景礼著《户县农民画沉浮录》（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一书中，对户县农民画如何“在‘为政治服务’中成长”，如何得到政治和艺术的双重“辅导”，如何举办“阶级斗争展览”，如何“从‘红画兵’到‘学习班’”以及“‘红&&&&7&&&&&&&&画兵’批‘黑画’”等等，都有详细的调查和冷静的反思。然而，这些在《难》的这部分内容里，却一点也看不到。而《难》这套国史是定位于“从某一种意识形态中走出来，尽可能价值中立地审视过去，达到反思的高度”的（见金观涛《总序》），这显然有违作者和编者筹划这套国史写作时的初衷。&&&&《一只绣花鞋》还是《一双绣花鞋》？在第七章第二节第三小节，谈到文革后期的地下文学中的“民间流传手抄本小说”时，《难》着重介绍了《第二次握手》和《一只绣花鞋》两本书。令人不解的是对《一只绣花鞋》的介绍。因为此书近年曾引起一桩轰动一时的文坛公案。众所周知，文革时期流行的手抄本是《一双绣花鞋》，不是“一只”而是“一双”，作者是原重庆化工局干部况浩文（后为重庆市外贸局长），1958年，况浩文根据他在公安部门的工作（主要是在中共执政初期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经历，写成了中篇小说《在茫茫的夜色后面》，投稿给重庆出版社，不幸责任编辑王文琛被打成了右派，无人处理此稿。况又把稿子投到了《成都晚报》。《成都晚报》主编陈柏林、副刊组长林开甲都在重庆工作过，一致认为作品故事生动，文笔不错，特请老作家沙汀审读。沙汀读后也很感兴趣，还请四川省公安厅副厅长秦传厚看看，从公安政策、保密规定等方面把把关。此稿被峨眉电影制片厂得知，导演张波与况浩文联系，邀其改编为电影剧本。后因峨影厂“下马”，张波调珠江电影制片厂，又从珠影厂向况约稿，并找重庆市长任白戈给况批了创作假。剧本改好后由重庆市文联打印了70份。重庆著名评书艺术家徐勍看到后，建议改名为《一双绣花鞋》并编成评书。但此时正遇上贯彻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说评书与拍电影都被迫“下马”。但故事却在川东民间广为流传，文革爆发后，此稿被批判为“毒草”，况浩文为此吃尽苦头，重庆文联有关干部也因“扩散毒草”问题遭到追查。但是越批判越引起人们的兴趣，因此《一双绣花鞋》又变成了手抄本在民间流传。文革结束后，重庆文联《红岩》杂志复刊，第一期即推出电影文学剧本《在茫茫的夜色后面》。1980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成电影，定名为《雾都茫茫》，该剧还被改编为话剧和川剧等十多个剧种演出。不料，2000年9月，被标榜为“中国当代恐怖小说先驱”的《一只绣花鞋》在书商的大肆炒作下出版，作者张宝瑞被称为文革时期手抄本文学代表作家之&&&&8&&&&&&&&一。著名诗人汪国真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称：“知名作家张宝瑞的手抄文学《一只绣花鞋》终于问世了在‘文革’中流传最广的故事和手抄本就是《一只绣花鞋》——‘文革’后，电影《雾都茫茫》便是取材于《一只绣花鞋》的故事。”北京各媒体都大篇幅宣传了这本《一只绣花鞋》。问题就出在“一双”与“一只”的名称相似及汪国真序中那句“电影《雾都茫茫》便是取材于《一只绣花鞋》的故事”，其实二者除了故作神秘的开头（《一双》是老更夫发现春森路一黑楼上的人影和一双绣花鞋，《一只》是老清洁工发现教堂小楼上的人影和一只绣花鞋）及几处情节相似外，主要内容并不相同。《一双绣花鞋》讲的是中共特工打入国民党高官府上窃取国民党准备对陪都重庆实施大破坏的绝密计划，在此过程中与国民党高官之女及府上丫环（中共卧底）发生三角恋爱纠葛，几经周折终于完成任务。而《一只绣花鞋》讲的是国民党政府在崩溃前曾秘密成立梅花党，旨在打入中共内部搞破坏。中共特工设法与梅花党党魁的女儿邂逅，潜入梅花党党部盗取（此二处情节显系模仿《一双绣花鞋》）有梅花党人名单的梅花图却告失败。多年后梅花党开始活动文革中流传的“梅花党”故事（当时并不叫《一只绣花鞋》）甚至把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也扯了进去，诬之为“梅花党”党魁。《一只绣花鞋》的出版和炒作在重庆引起轩然大波，因为重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几乎无人不知《一双绣花鞋》，况浩文认为：“《一只绣花鞋》书中的道具，有关重庆的反特情节，与《一双绣花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汪国真在序中称电影《雾都茫茫》取材于《一只绣花鞋》，而《雾都茫茫》是我根据我的小说创作的剧本。我的作品在1958年就创作完成了，而张宝瑞出生于1952年，难道他6岁就有能力创作长篇小说？”“在‘文革’中，我因为《一双绣花鞋》而受尽折磨，当我被关进牛棚里时，为什么没有人说这是他的作品？”重庆文学界对《一双》与《一只》的评论持续了两年。重庆有媒体甚至提出了“捍卫《一双绣花鞋》”的口号。《红岩》杂志有文章认为，《一双绣花鞋》在重庆百姓中可谓家喻户晓，而张宝瑞的书名是在对读者进行误导。张宝瑞当年可能不知道传说的《一双绣花鞋》是谁写的，但他肯定知道这个作品不是他自己写的。他巧妙地把自己打扮成原创者，伪装成手抄本中一枝独秀者，这是一种文学上的巧取豪夺。还有论者干脆称张宝瑞为“文坛剽客”。在两书引起争议的两年&&&&9&&&&&&&&中，拿着自己珍藏的手抄本找到况浩文的热心老人有60多位，他们都表示，如果况老先生要告上法庭，他们就愿意提供真正的手抄本证据。令人不解的是，《难》中却作了这样的介绍：“《一只绣花鞋》讲述的是：1948年国民党政府在崩溃前，曾秘密成立梅花党，旨在打入中共内部伺机而起。中共特工龙飞设法与梅花党党魁的女儿白薇邂逅，潜入梅花党党部盗取有梅花党人名单的梅花图，却告失败。从此，梅花图杳无踪迹，图上梅花党人名单成为悬秘。十年后，核潜艇设计图外泄、老虎滩出现伪装女士、火葬场闹鬼，销声匿迹十几年的梅花党又开始行动。”接下来的介绍却是：“作者况浩文，1951年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在西南公安部五处任干事，参加重庆3·13逮捕行动逮捕一个女人看到一双绣花鞋，给他留下强烈印象。1957年他据此创作了小说《在茫茫的夜色后面》，1964年初改写成电影剧本‘文革’开始，电影停拍，但故事情节却被人们传开去，添油加醋，甚至扯上了1965年归国的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称其为梅花党成员，高跟鞋里藏有发报机。”（498页）显然，《难》的作者把《一只绣花鞋》与《一双绣花鞋》嫁接在一起，将二者“合二为一”了，书名和内容是《一只绣花鞋》，作者和创作经过则是《一双绣花鞋》。这样做的依据不知何在？是想调和矛盾吗？不管怎样，作为一部严肃的国史著作，出现这样的失误都是很不应该的。《难》没有再称张宝瑞为《一只绣花鞋》的作者，却又在接下来的段落里介绍：“张宝瑞是‘文革’时期手抄本小说创作的主流人物，一人写了二十多部，其中《醉鬼张三》最受欢迎，流传最广”（498页）这个论断也不知是否有历史依据？当年有名的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曾为这一本书坐牢，《一双绣花鞋》的作者况浩文曾为这一篇作品关牛棚受批判。而“写了二十多部”手抄本小说的张宝瑞竟会直到《一只绣花鞋》出版时才突然“浮出水面”，这不是太离奇了吗？《难》的作者在写作这部分时是参考了杨健所著《“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的，但不知为什么没有认真看看杨健书中“《梅花党》、《一双绣花鞋》及其它”这一节，杨健在这一节中写道：“在文革中，流布最广的故事还属《梅花党》和《一双绣花鞋》。”“《梅花党》的基本故事，是指认王光美（这当然是一种诬陷）、郭德洁（李宗仁夫人，当然也是莫须有）等五位著名女领导人，为美国‘战略特务’。所以此故事根本荒诞不经，不值一驳。”据杨健调查，&&&&10&&&&&&&&《梅花党》这类故事有不同版本，“说一拨，就是一种讲法，不定就添点什么，去点什么。”没有谁听到过完整的故事，“讲故事的人往往信口胡编，节外生枝。有时，甚至将别的故事，如《绣花鞋》也塞入其中。”还有另一个如今被张宝瑞写进其《一只绣花鞋》中的《绿色尸体》，据杨健调查：“这个怪诞不经的小故事，就曾在北京市居民中，在河北石家庄27军，在安徽当涂86医院，在南京汤山第11测绘大队，在广州中山大学等地流传。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1月第一版第345—346页）杨健此书出版时（1993年），无人听说过《梅花党》、《绿色尸体》这些故事的作者是张宝瑞。张宝瑞本人也没有站出来宣称自己就是“创作”了这些手抄本小说而且比“梅花党人”还潜伏得更隐秘（因而文革中从未受过迫害、拨乱反正时也从未有人提及）的“主流人物”。《难》的作者现在是依据什么确认张宝瑞“一人写了二十多部”手抄本小说的“主流人物”？是像杨健那样作过大量调查，还是查阅到了相关历史档案资料的记载，还是仅仅照搬了如今书商的炒作宣传？&&&&关于郭路生的诗《相信未来》在第七章第二节第三小节“‘文革’后期的地下文学”中，介绍现代主义文学时，专门介绍了郭路生和他的诗《相信未来》，并且引用别人的评价称之为“‘文革’中新诗歌的第一人，为现代主义诗歌开拓了道路”，甚至高度评价他“相当于惠特曼在美国诗歌中的地位”（492页）。《难》的作者引用这样的过誉而没有作一点分析，看来是基本上赞同的。然而，对于一部严肃的国史著作，这样随意对一位诗歌史上影响并不大的诗人作出如此高的评价，是不是太慷慨大方了呢？且不说郭路生（食指）的这首《相信未来》在艺术风格上是否称得上“现代主义诗歌”，笔者在这里只想谈谈对该诗的不同理解——早在2000年就已经有论者发表了意见：刘双发表在《黄河》2000年第一期（总第83期）上的《质疑对〈相信未来〉诗的诠释》一文中，对这首诗隐晦的内涵及其诞生的背景，作了详细深入的考察与剖析，他认为：“《相信未来》是一个利益集团——红卫兵（注：作者本文中的‘红卫兵’指的是由干部子弟组成的‘联动’一派‘老红卫兵’），在‘文革’年代的代言作。”“诗人食指本人就是联动成员，虽然他没有参与联动&&&&11&&&&&&&&的打、砸、抢活动，也没有被捉和被放（他曾经去公安局自首），但是，就情感世界的归属，诗人应该是属于那个青年贵族阶层的。”“诗人对红卫兵运动非但没有丝毫的批判和反思，反而为它的短命夭折而惋惜。他和众多的红卫兵分子一样，沉溺于往日的疯狂，为了失去那终极的肆虐而痛心。”“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经远离中学校园。复活红卫兵运动的希望已彻底破灭。不要说66年的老红卫兵，就是在67年曾经火爆过的北京中学‘四·三’派和‘四·四’派也被冷落了。共和国同龄人‘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情已被视如粪土。诗人在68年2月写下的《给朋友》是这样结尾的：‘朋友，请不要用目光问我/这样结束是不是有些突然/只待暴风雨式的生活过去/再给我们留下热情真挚的语言’，这其中欲罢不能的情感是不言自明的。几乎同时期，诗人写下了他的《相信未来》。《相信未来》是诗人献给无可救药的、已经死亡了的、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干尸化了的红卫兵运动的挽诗。诗中有叹息，有泪水，有等待，有确信，惟独没有反省和自责。这不是诗人的过错，当时诗人的思想就是那么一个水准。莫名其妙的是：30年过去，这种无悔的情感在以讹传讹的诠释中被描述成一个高尚的、可以被炫耀的情结，真是既荒唐又滑稽。”“红卫兵的理念是混乱的，但是他们并没有丧失直觉。1967年初，红卫兵运动大势已去。曾经无限风光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在一篇与遇罗克的《出身论》进行辩论的长文（注：即《评?出身论?》，见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中极尽全力仍感语言苍白，理屈词穷，无法驳倒遇罗克对反动血统论的批判，于是凭着一种直觉写下了如下意味深长的文字：‘我们不指望从笔墨中赢得自己的胜利，我们要让历史来作证。结束这篇文章时，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想到的不是今天，而是几十年以后的明天。’——这就是非诗歌版本的‘相信未来’内涵的正面直述。遇罗克对这段文字极为敏感，他在反驳文章中写到，如果20年后联动分子当了政，‘这将是多么可怕的局面，中国的局面要葬送在你们的手里’。”诚然，刘双的分析和评价只是一家之言。但是，将《相信未来》作者炒作吹嘘为“‘文革’新诗第一人”和“惠特曼”，不也只能算是一家之言吗？作为一部“尽可能价值中立地审视过去，达到反思的高度”的国史，不是应该在介绍和评价一首小诗的时候更多一些冷静的反思吗？何况，这首诗无论是艺术价值还是历&&&&12&&&&&&&&史意义，都远不如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而郭小川这首诗却只在一句话中一笔带过，只称之为“干校文学代表”（499页），这与加在郭路生头上的“‘文革’新诗第一人”和“惠特曼”之类冠冕相比，不是又显得太吝啬了吗？&&&&关于“李一哲”大字报《难》在第一章第二节“怀疑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思潮崛起”中，提到广州的“李一哲”大字报。书中说：“大字报贴出以后，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争论。中共广东省委把这篇大字报定成‘反动大字报’，宣布‘李一哲’为反革命集团。”（60页）《难》的作者看来对“李一哲”大字报事件的情况了解不够，或者是虽有了解却表述得不够准确。历史事实并非这样简单。在“李一哲”大字报贴出后，中共广东省委并未简单地把“李一哲”打成反革命集团完事，而是采取了一个至今仍然令人不解的做法：组织广东省委宣传部写作班子“宣集文”写出批判“李一哲”大字报的文章，同时又允许“李一哲”写出反驳的大字报并公开张贴出去，然后又将“宣集文”的批判文章与“李一哲”的四篇反批判文章一起印成学习材料，发到各基层单位甚至街道居委会组织讨论（笔者当年就曾得到从广州传到重庆的这份学习材料并将李一哲的“四评”全文抄录在朋友中传阅）。李一哲的这“四评”分别是：《吓人战术——评某些权威的批判》（日），《请君入瓮——二评某些权威的批判》（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吗？——三评某些权威的批判》（日）、《杜岗的把戏——四评某些权威的批判》（日）。最有趣的是，“李一哲”在“二评”中把“宣集文”置于了“恶毒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位置上进行批判和嘲弄，其中写道：“‘宣集文’说‘李一哲说封建独裁专制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因此，‘宣集文’说这是‘强加’，是‘诬蔑’广大群众、党员。”“其实，这句话也不是李一哲创造的，而是毛主席说的（见毛选《井冈山的斗争》）。也是我们逐字逐句抄下来的。那么，按照你们的说法，岂不是毛主席在‘强加’，在‘诬蔑’广大群众和广大党员了么？你们该当何罪？你们该不该打板子？”写到此处，“李一哲”得意地写了一句：“出一身冷汗吧，‘宣集文’！”&&&&13&&&&&&&&这四份大字报原文张贴在广州中山路到北京路口的墙上。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即“宣集文”大量印发全省各基层单位供群众批判参考。奇怪的是，在印发的这份材料中，前边是“宣集文”批判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官样文章，后边是“李一哲”嬉笑怒骂反驳“宣集文”的这“四评”。因此一般人读后的感觉就是：“宣集文”被“李一哲”批倒了，而且可以说是被批得体无完肤。这是不是“假批判、真扩散”？批判“李一哲”的主持者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安排？令人困惑不解。这到底是在文革前期一度被打倒、当时又重新主政广东的赵紫阳的特意安排，还是另有“最高”的首肯？有兴趣者不妨对此作一些调查研究。——————————————————————————————————【早期红卫兵专题·史林一叶】作为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和研究者，作者为写作此文采访了清华附中当事人上百人次。此文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发表时略有删节。为有助于研究者参考，本刊特发表作者提供的原稿（只做了个别无关史实的文字编辑）。&&&&清华附中红卫兵100天&&&&阎阳生&&&&作为红卫兵运动的始作俑者，清华附中红卫兵已成为一个专用历史名词。但它从日圆明园定名公开反对校领导，在6月24日贴出出“造反精神万岁”对抗工作组，在8月1日毛泽东回信和8月18日天安门接见达到高峰，继而在8月27日“暴力恐怖”中发布《十点估计》后脱离主流并迅速衰败，其独立的生命期不过百日。但也就是这100天，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震惊海外。所以让我们把目光穿过广袤的历史时空，浓缩到1966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100天。&&&&背景和伏笔1966年，随着国家经济的全面好转，党内郁积的政治矛盾终于浮出水面。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在我们身边。而在教育领域“资产阶级知识分&&&&14&&&&&&&&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而在北京西郊的清华附中却在独自进行一场方向相反的教育改革。1966年雄心勃勃的校长万邦儒正把清华附中推向颠峰。其最重要的标志是在北京空前绝后的两届预科的创立，和在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的四个组别中夺得三项冠军。和北京市的其它中学统归北京市教育局管理不同，清华附中是清华大学直接领导的。预科的教材独立于其它中学，由大学编写，主课全由清华大学讲师任教。上了预科等于一只脚踏入了清华大学。当时，清华附中已成为北京市收分最高的中学，学生的分班和学号都是按考分排列。预科的选拔使原本已成为学生信条的个人竞争更激烈了。清华附中地处清华等八大学院和高等军事院校环绕之中，高级知识分子出身和具有知识背景的中层干部子弟是其核心。个人奋斗和藐视权威是中产阶级知识背景的两派的共性。高二的干部子弟杨盘、阎阳生、邝桃生、张承志组织了“红缨”小组，准备跳级参加高考，并为此出了一种既有难题解析又有时事辩论的手写小报。几乎与此同时，以高二的周舵为代表的教授子弟也办了一份手抄小报，其内容更偏重时政也更隐晦，在高知子弟中传阅。清华附中地处清华园和圆明园环拱之中。后来成为著名影评家的方位津认为，圆明园已是两派共同的胎记。那是学校进行阶级教育劳动锻炼的基地，也是学生进行早读和秘密串联的据点。清华附中校领导大多是资产阶级和民国旧吏出身，城里中学的“四清”使他们内心震撼。从1964年开始，迎合日益左倾的政治气候，学校组织了“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和军训队。对干部子弟的拔苗助长引起了平民和高知子弟的反感和不服。1964年，由于一次偶然的同学争斗演变成全校“阶级路线”的大辩论。万邦儒校长把娄琦（平民子弟）和熊刚（干部子弟）的动手，上升到“打干部子弟”的“阶级路线”高度，引起高知子弟的不平。两派的大字报互不相让，竟贴满了半个大饭厅。最后虽然学校强势出动以双方认错平息了风波，但一道“阶级出身”的鸿沟把学生分为两派。各班团支部的发展会也成了两派斗争的焦点。比如后来红卫兵&&&&15&&&&&&&&的主要发起人王铭的入团就几经周折，几乎要上告中央。郑光召回忆：两派据理力争，互不妥协，连外班的同学都挤进我们教室来“观战”。直到最后举手表决，差一票也不行。&&&&一、1966年5月中——6月中（创立期）：对抗学校领导为代表的教育路线[典型事件]5.29圆明园成立红卫兵、6.3第一张反校领导大字报、6.8外校声援冲击清华附中1966年5月中旬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成立中央文革小组。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直指校领导陆平的大字报在学校撕开了文革的序幕。5月中：对校领导态度两派对抗几乎与此同时，清华附中也从空泛的文艺辩论开始对学校教育方式的评判。最明显的是预科651班干部子弟骆小海等的墙报，其公开对学校领导的质疑引起了学校的紧张，把他称为“预651观点”组织批驳。当时学校的乒乓球队长仲维光回忆道：“我们和高631班郑光召、宋海泉和戴建中等人（高知子弟）也形成了一个小组，经常在一起摸索对方的动向，商量对策和他们（干部子弟）在暗中对抗。”拥护学校领导的声音占有绝对优势。据卜大华回忆：这时清华附中党支部已列了一个“闹事学生”的名单上报清华大学党委，并在当地派出所备案。学校党组织还分别到这些学生家，以57年“反右”为暗示，让家长管教学生。1966年5月下旬，在学校的压力和学生的孤立下，高中几个班级反对校领导的骨干开始秘密串联。仲维光回忆：“他们开始在熄灯后跑到圆明园去秘密碰头，商量如何在学校掀起运动，揭发学校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甚至直到半夜才回宿舍，而且居然男男女女不在教室。平民子弟早对干部子弟们飞扬跋扈不满，一听到他们密谋反对校领导，立即汇报上去。此时，校领导已发觉自己养虎为患，只好依靠平民子弟，以期自我保护。”5月29日：红卫兵成立那时的圆明园遗迹星星点点地散落在无边的稻田和落叶当中。被现在视为花&&&&16&&&&&&&&样年华的男女学生，没有在圆明园这座“后花园”里初恋约会，而是在密谋造反。关于红卫兵成立的日期，海内外两派的文章几乎都认定是日。“5月29日下午，在圆明园召集各班不同政见者骨干分子开会，正式通过了‘红卫兵’的统一署名。”（骆小海）“5月29日一批干部子弟在与学校一墙之隔的圆明园集会，成立了红卫兵。”（郑光召）但几个红卫兵主要创始人都对此不以为然。卜大华：“在那一天，并没有明确成立红卫兵，主要是统一行动。”王铭：“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有相同政治倾向的一些人的聚合。”目前最原始的记录是宋柏林日的日记：“中午我们‘红卫士’的一部分战士到圆明园去开会，正式建立起组织机构，订好了反攻计划。”但此时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已经贴出。关于红卫兵名称的来源，张承志在他的日文书中有回忆：“我在班里写的小字报上的署名就是‘红卫兵’，并用红铅笔画了一个骑马的战士的图像。”笔者清晰地记着这个“红卫兵”图案，而没有“红卫士”的印象。笔者的记忆是，5月29日是各班的反对派统一行动的协调会。6月1日晚上在圆明园开会正式采用张承志在墙报上用的署名“红卫兵”作为正式名称，并决定以此名义贴出大字报。各班的代表决定把5月29日定为“红卫兵”的成立日，一是因为那天是第一次统一组织会议，二是自负地认为我们的行动是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前。6月2日：红卫兵署名大字报6月2日，第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出现在五楼大教室。虽然大字报只是亮相式的激昂口号，但已鲜明地向校领导挑战：&&&&……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你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决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红卫兵&&&&17&&&&&&&&日&&&&这张大字报的下部除了红卫兵核心的签名外还留有一大块空白，是给同意大字报观点的人签名用的。当天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有100多人。但拥护校领导声讨红卫兵的大字报立即贴满四周，也形成了大批的签名。后来的工作组长刘晋回忆：“学校当局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学生写大字报进行反击。因此，几十个同学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处于孤立状态。”但当时学校的书记韩家鳌回忆说：“对红卫兵这事，我们就是觉得那个太突然了。我们都来不及想，是怎么回事？我们就知道是干部子弟（在闹），就想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意图？”在红卫兵大字报上签名的有不少出身自由职业的学生，而拥护校领导的很多是担任党团干部的干部子弟。当时初二的史铁生曾画了一幅一耳大一耳小的漫画，讽刺红卫兵偏听偏信，受到校长的私下鼓励。但有两个人的参与给处境孤立的红卫兵极大的支持。被学校树为标兵的学生党员干部马云香毅然在红卫兵的大字报上签了名，使学校党支部十分难堪。而57年大右派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独立贴出大字报批判校领导，无意中与红卫兵形成呼应。6月8日：外校驰援清华附中1966年6月６日开始，城里的四中、十三中等学校和海淀区八大学院附中的学生络绎不绝地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6月8日，在学校西侧通往体育学院的路上突然出现了黑压压的一片、近百位骑自行车来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干部子弟。校领导哪里见过这种阵势，怕出事关了西校门。校门外堆积了几百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郑光召）韩家鳌回忆：“有一帮学生要冲过来，什么人大附中的，还有四中的薄（一波）家兄弟。我那时作书记，就站在校门口一个课桌上，说我们搞什么活动都是要按照学校的安排。一方说‘往里冲！’，一方说‘不行！’也就开始推推搡搡的。”当时在教育系统内部通报了清华附中闹事的红卫兵，成为各中学领导压制不同意见的武器，但反而使各校的反对派知道了红卫兵。&&&&18&&&&&&&&宋柏林6月5日的日记中留下了另一个线索：“王铭找了孔原，熊钢找了薄一波，还找了许多其他的老干部，都坚决支持我们干革命。”而在当天宋柏林的父亲宋维轼也到清华附中看了大字报，他时任大军区级的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委。事后进驻的工作组给团中央的汇报是仅存的文字材料：“6月8日，外校300多人来声援左派，被拒之门外10小时，并调来大学部的打手——校卫队，请来海淀分局的便衣队，企图镇压群众运动。6月4日，团中央派2人来了解情况，被盯稍、偷听。”激烈对峙的双方在大门内外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四中送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一幅对联是：“先驱者，为革命，洒尽碧血；后继人，保江山，掏出红心。”针锋相对的代表是清华附中高三工人出身的女生宣夏芳，她高声朗读了以“宣战”名义贴出的大字报《致×中的干部子弟们》：“什么是红卫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但这时清华附中两派都不知道，在６月３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团中央书记胡克实领受了领导北京中小学文化革命的任务，决定向重点学校派遣工作组。&&&&二、1966年6月中——7月底（发展期）：对抗工作组为代表的传统体制[典型事件]6.8工作组进校、批斗校领导大会、革命委员会成立、红卫兵和工作组分裂、6.24“造反精神万岁”、7.26江青接见、7.29人民大会堂毛刘分歧、8.1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信6月8日：工作组进校，宣布支持红卫兵6月8日晚上，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工作组一共5人，多是在中央团校学习的各省市骨干。工作组组长是章建华，但实际掌权的是中央团校哲学室主任刘晋。身兼海淀区工作队副队长的刘晋戴着眼镜，表情严峻，第二天晚上即召开全校大会明确支持红卫兵，称他们是坚定的左派，并宣布学校领导班子靠边站交待问题。形势的突变使大操场一片愕然，红卫兵随即以胜利的姿态贴出题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的大字报。&&&&19&&&&&&&&学校的大字报出现了180度的转弯。工作组在随后的汇报中对此颇为得意：“到目前为止，全校师生已贴出20000（？）多张大字报，揭露了一批严重问题，揪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初步开展了批判斗争，大煞了牛鬼蛇神的威风。工作组进校时，右派势力气焰嚣张，左派力量孤单，左派学生仅101人，占学生总数的8%；左派教师2人，占教职工总数的1?7%。目前，左派学生已增加两倍，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3?9%。”刘晋在40年后告诉笔者：6月8日，当时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克实打来紧急电话，让他带工作组去清华附中支持红卫兵，并要求他每天晚上九点用直线电话汇报情况。6月中旬：批斗校领导和成立革委会从6月17到20日，全校开始在工作组的主持下三次批斗万邦儒和其他校领导。刘晋回忆道，他当时宣布“对学校领导万邦儒只准动口不准动手。”在这三次批斗中，万校长只低头，但是不认罪。万邦儒在文革前后都被两派公认为独特的教育家，络腮胡子口若悬河充满魅力。看着自己苦心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反过来争相批判自己，他的痛苦可想而知。有两件事情在这第一轮批斗中给了万邦儒及支持者致命的打击：一是6月17日中央决定暂停高考，这让以投考一流大学为唯一目标的高知子弟顿时感到“五雷轰顶，一片黑暗。”（周舵）“甚至烧毁了自己所有的课本。”一是6月20日宣布万邦儒撤职反省，让万邦儒认为运动只是一阵子的幻想破灭了。主管附中事务的清华副教务长邢家鲤也被揪到附中批斗。6月21日，全校召开师生代表大会选举革命委员会。但当工作组在人选上要求有更大代表性时，遭到红卫兵抵制。结果21个革委会委员基本由红卫兵核心组成，王铭当选主任，张晓宾、卜大华为副主任。虽然在那种情势下是一面倒的高票当选，但昔日占据舞台中心的高知子弟看着这些其貌不扬的干部子弟走上主席台，内心感到“个个面目可憎”（方位津）。这时工作组才感觉到红卫兵并非是一群可以随意摆布的中学生，已表现出强烈的权力意识。工作组不可能容忍在正统的党组织之外出现第二个权力中心，开始分别谈话分化红卫兵，并一手筹建新的分团委以取代革委会。红卫兵头头的碰头会又回到圆明园。&&&&20&&&&&&&&当时红卫兵并不知道工作组的做法直接来自中央。6月下旬，胡克实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认为工作组已控制了局面，提出“复课闹革命”和“消化红卫兵”。6月24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6月23日，团中央的《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强调左派要服从工作组团结大多数。红卫兵随即在6月24日贴出两张大字报公开进行反击，一篇是《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是彻底闹革命》，一篇就是后来震动中央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篇贴在教学楼一楼门厅正中的大字报，第一句话就提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观点：革命就是造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这篇充满激越口号的文章由红卫兵才子骆小海执笔，后来被一再模仿变成文革时代的新八股。但最后的结尾“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明眼人一看就是针对掌权的工作组的。但工作组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只是觉得在共产党的天下提倡“造反”匪夷所思。当时狡黠的红卫兵故意留了一个破绽，没有点明这段话的出处。工作组果然上当，写了简报上报，一直报到刘少奇、党中央那里，被定性为“反动”。实际上这句话缘自6月9日《人民日报》第六版的一篇不起眼的短评《汉弗莱的哀叹》。它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给斯大林祝寿时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没有人注意到这句隐含在边角评论中的只言片语，但嗅觉灵敏的红卫兵马上捕捉到了。当高一的红卫兵刘刚、张树平等把这张“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抄到清华大学时，给了当时被清华工作组压制的蒯大富以极大的支持。但遭到拥护工作组的主流学生愤怒围攻，甚至到清华附中要求“逮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红卫兵”。6月26日，胡克实听了刘晋的汇报后，认为红卫兵“相当不懂事”，“能不能把党团组织恢复起来，把红卫兵消化在党团组织之中。”（卜伟华摘自清华附中工作组日简报）同时许多其他中学的红卫兵被宣布为“非法”，&&&&21&&&&&&&&清华附中再次成为内外瞩目的焦点。但当红卫兵在7月4日《再论造反精神万岁》正式引用毛泽东的这段语录时，工作组已被拖入非常被动的境地。老练的工作组一方面突然成立排除了大部分激进红卫兵的分团委，由自己担任正副书记取代了革委会；一方面迂回拜访红卫兵头头的家长，采取怀柔分化政策。并于7月17日把208名红卫兵骨干拉到沙城兵营封闭军训，逐渐夺回了主动权。7月20日：《阶级路线万岁》和批斗升级尽管工作组和红卫兵出现矛盾，但在批判学校领导上是一致的。除了全校的批判大会外，各班都开始批斗老师，并且扩大到“右派学生”。在宋柏林的日记里记录了7月5日批斗团委书记顾涵芬、7月11日批判班主任丁淑慧、7月20日批判学生郑国行。批斗会由各班的红卫兵核心小组发动，这些未经世事的学生对组织批斗会却并不陌生，学校领导给他们入学的第一课就是去参观清华大学的“反右展览”，现在反过来自食其果。班主任被争先恐后的学生围在中间，任何辩解都会招来更激烈的呵斥甚至墨水和浆糊。7月1日北京大学附中“红旗”纪念建党日，“邀请上提出苛刻要求，一律是干部子弟，而且尽量穿黄军装。”(宋柏林日记)这个等级森严的晚会首次唱出了《造反歌》。7月20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激进派“齐向东”写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的大字报并在全校广播。也就是在这天他们开始批斗本班四个出身不好的“右派学生”。７月下旬：与工作组摊牌这时红卫兵内部出现了一个意外的冲击：红卫兵第一把手王铭的父亲受到批判，而他跑到现场阻止了揪斗他爷爷批判会。王铭的父亲王仲方曾任已被打倒的罗瑞卿的公安部办公厅主任。胡克实要求刘晋借此机会迅速解决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问题。7月24日晚上，双方班子的全体成员在教学楼办公室正式摊牌。此前工作组已经无法容忍红卫兵的我行我素，工作组的小叶曾冲进广播室，撕掉了红卫兵擅自播音的广播稿。据刘晋回忆：在这次马拉松式的交锋中，胡克实三次打来电话，要求他直接点出王铭的问题，打击红卫兵的软肋。&&&&22&&&&&&&&进进出出的刘晋几次提起话头，又都咽了下去。一是发现王铭还有群众基础，二是他发觉红卫兵班子意外地团结，一点名，局势必然无法收拾。尽管刘晋在上司胡克实的质问和下属章建华的催促下几次拍案而起，但根据自己二十几年群众运动的经验，终于没有点名。而红卫兵为这次摊牌作了充分沟通，策略地让王铭退出一线，以免让工作组抓住把柄。会上由卜大华据理力争，由张晓宾回旋守住底线。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在刘晋被叫出去接胡克实电话的时候，人大附中的徐浩渊跑来告诉了卜大华一个小道消息，“团中央已经把胡启立揪出来了。”两个都自以为摸了对方底牌的对决胜负难分。会后刘晋把风传胡启立倒台的消息报告胡克实时，胡还认定是红卫兵的谣言，命令刘到清华附中召开大会辟谣。7月27日几乎同时发生了三件事。正在北展剧场的中学生代表大会上做报告的海淀区中学工作团团长周捷，被匆匆赶到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当场宣布罢官。清华附中红卫兵当即贴出《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而彻夜未眠的刘晋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要和红卫兵翻脸的辟谣大会。7月28、29日：江青、胡耀邦、刘邓、毛泽东和红卫兵7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展览馆电影厅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骆小海、邝桃生在大会上宣读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篇大字报，并将两篇大字报稿和一个条子递给了主席台上的江青。这封给毛主席的短信大意是：有人说这两张大字报是反动的，请您老人家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反动的大字报。江青当场答应一定给带到，并在上汽车前回身向红卫兵喊道：我支持你们！几乎与此同时，胡克实带着刘晋、周捷等到正从西北回京看病的胡耀邦家。和忿忿不平的客人相比，胡耀邦没有多说话，只是让他们沉住气观察观察，并“让克实立即向小平同志汇报。”（刘晋）那时很多学校已开始打骂和驱赶工作组。胡耀邦的次子胡德华当时就是清华附中高一的学生。他后来告诉笔者，那段时间他父亲很无奈，也看了那两篇造反文章，还问胡德华看过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没有，“你们那个造反精神万岁啊，你看像不像？”这里有个更大的背景当时无人知晓：7月？日在南方的毛泽东在武汉高调横渡长江后，已于7月18日悄然回到北京。在7月29日人民大会堂的接见左派学&&&&23&&&&&&&&生的大会上，在刘少奇邓小平承认派遣工作组不妥，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后，毛泽东突然从侧幕后走上主席台。张晓宾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几乎不相信眼前领袖云集太阳升的场景。&&&&三、1966年8月初——9月中（掌权期）：对抗党政机构为代表的社会秩序[典型事件]8.1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信、8.18毛主席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对联辩论和破四旧、红卫兵掌权、Y卧轨事件、校园暴力和刘树华自杀、8.27《十点估计》、大串联８月１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信和红卫兵掌权在这时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放了毛泽东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大字报和北大附中彭小蒙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这成为毛泽东对文革和刘邓派遣工作组的第一次公开表态。但原信当时及以后都未交至清华附中红卫兵手中。王铭、卜大华8月3日从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那里看到手抄件，红卫兵无疑得到了尚方宝剑。清华附中红卫兵开始独立掌权，年龄最大的也不过18岁。他们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学校：拉回了军训的红卫兵，按“巴黎公社的原则”不记名投票重选了革委会，组织全校武装横渡昆明湖，到圆明园参加劳动，把学校改名为“红卫兵战校”，并准备迁校黑龙江。但失去了学业支撑的“乌托邦”很快烟消云散。失去工作组目标的红卫兵又对准老师和同学，清一色干部子弟的革委会使平民出身的红卫兵元老寒心，带着烫伤的方位津泅到湖心几乎绝望，劳动晒红皮肤却抹不去出身的阴影，迁校的恐慌使大批档案遗失殆尽。但很快这些烦恼就被社会上“破四旧”的浪潮所淹没，“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吼声冲进围墙。领潮流之先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眼看被抛出激进主流之外。8月中：“对联”辩论到“破四旧”在8月6日天桥剧场的“对联”大辩论中，主张理性的清华附中面对城里整&&&&24&&&&&&&&齐划一的“红卫兵纠察队”已处于微弱的少数，只能联合几个附中发出不要打人的“紧急呼吁书”。不料《呼吁书》报入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毛泽东批评，认为这是压制群众运动。据说北京四中红卫兵负责人曾列席中央高层会议。他们8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明确反对清华附中，并散发了批判《呼吁书》的文章《你们的屁股坐到那里去了》。西城区中学为首的多数派坚持要斗争据说伤害了红卫兵的小流氓。清华附中则主张以控诉工作组和团中央为主题。最后不得不投票表决，清华附中明显处于劣势。结果最后由负责学校文革的王任重出来打圆场。大会由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宣布胡耀邦为首的团中央书记“三胡一王”停职反省，所谓小流氓也被警察押到十万人体育场的跑道上，接受皮带和拳脚。当目瞪口呆的胡德华拼命骑车从工人体育场赶回家时，胡耀邦已被团中央的红卫兵押走。他一夜之间变成了“黑帮子弟”。8月8日：Y卧轨事件但在清华附中，各班对学生的批斗不断升级。高一才貌出众的女生Y由于不堪红卫兵的轮番批斗，在８月８日晚上跳窗逃到圆明园，然后到五道口冲向驶来的火车。当“四个邮电学院的大学生穿过铁路时，发现铁轨边的一个蜷曲的人，浑身是血在草丛中翻滚呻吟”命运之神并没有收下这个17岁的花季少女，火车司机看到一袭白裙迎面扑来，紧急制动关于她卧轨的原因众说纷纭。Y四十年来拒绝一切采访，只记得那天是８月８日晚上，“大学里到处挂满大字报乱哄哄的，后来才知道那天在庆祝发表十六条。”“我只想躲起来，找个清净的地方，找一个没有人迫害的地方”清华附中红卫兵8月16日参加围攻团中央。晚上“把胡克实押回学校，‘借’来斗争。”宋柏林在8月17日日记中承认“这次大会开得很没底。”8月18日：毛泽东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卜大华回忆“八一八”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清华附中七、八百人，半夜2点钟从学校发车，去天安门参加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游行。当时（卫戍区）姓白的副司令把我一个，彭小蒙一个，叫进天安门说：毛主席要把红卫兵请上天安门照相。”分配清华附中40人，名额最多。但只上去了27个人，留下了23人。因为&&&&25&&&&&&&&规定任何家庭有问题的人都不能上去。没上去的人有叶侨生，他父亲刚给揪出来了。王铭不在学校，被他爷爷的事给缠住了。张承志、邝桃生到外地串联去了。但平民出身的陶正也被留下了。一上到天安门就乱了，所有的中央领导都在。只有周恩来跑来跑去，一面要鼓舞情绪领大家唱歌，一面要维持秩序安排人分批和毛主席照相。阎阳生和杨小燕跑到正中央，“两边是林彪和刘少奇”。阎阳生当天的日记还记录了这样一幕：当他们告诉刘少奇“我们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时，“刘主席听不懂，连问了好几次。”后来才知道，正是前一天，刘少奇在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中央全会上被迫退出党中央核心。而这时更大胆的骆小海、宋柏林和韩钧，忽然发现毛主席正在休息厅里面坐着，“我们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紧紧地握住主席的手：‘我们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主席风趣地说：‘万寿也有疆嘛。’我们问：‘您给我们写信了？’主席说：‘还是草稿，还没给你们呢。’我们说：‘我们要永远造反，造反到底。’主席说：‘我坚决支持你们。’”以上摘自宋柏林当天的日记。第二天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照片登在所有大报的头条，但和其他学校红卫兵的整齐军装相比，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旧衣破衫显得分外扎眼。8月下旬：校园暴力和刘树华自杀八月的北京已开始笼罩着一种躁动的狂热。“破四旧”已蔓延成群众的私刑，革命激情已殃及外国使馆区。“火烧英国代办处”和围攻印尼使馆也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身影。8月26日开始，发生了被称为“清华附中模式”的校园暴力。宋柏林在当天的日记里也有记述：“回去后几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我采访了被工作组圈定的四个“黑帮”中除过世的校长万邦儒外的其他三位：顾涵芬（女，团委书记，时年30岁）：是预651班红卫兵“把我的头剃了，弄的乱七八糟。然后就跪着那儿批斗我，有几个女同学拿着皮带抽我，拿皮带头打我，把我左眼打坏了。”冯玉中（政治主任、支部委员，时年38岁）：“8月25日就是在五楼大教室，&&&&26&&&&&&&&开始是文斗，后来就有动作了。我反正是打得够戗，就用皮带什么的打，皮带头。”韩家鳌（党支部书记、副校长，时年34岁）:被逼着烧他送的“腐蚀工农子女的字典。一边把我的头往里面摁。然后后面还有拿着鞭子、皮带的什么抽呀，打的后面皮下出血。”所有挨打的老师都说，挨打最厉害的是万邦儒和刘树华。万邦儒作为头号“黑帮”校长，打得遍体鳞伤内脏出血。但刘树华只是一个兼任团委副书记的物理老师，由于以前学校有关他感情生活的材料传出，不堪轮番毒打和精神凌辱，爬上烟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暴力扩大到学生。最严重的是高631班郑国行、郑光召、戴建中等四个红卫兵的宿敌。“大多数人原来都是一派。许多人为拯救自己，只有拚命打，以此表现‘反戈一击’‘划清界线’。”（郑光召）8月27日：红色恐怖中的《十点估计》这次暴力的直接导火索是8月25日城里传来红卫兵被打被杀的消息，红卫兵顿时卷入了疯狂的复仇中。面对全北京如脱缰之马的“红色恐怖”，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创始人于8月27日发表了又一篇逆流而上的声明《十点估计》。这篇声明一共写了十条，核心就是反对暴力。文章由几个头头连夜匆匆议定，由骆小海执笔汇总，总标题《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是卜大华定的，颇有点代替中央指点全局力挽狂澜的狂妄。实际上在前一天，张晓宾和骆小海曾跑到钓鱼台向分管清华的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提出，中央能否制止打人。王表示，中央说话不如红卫兵自己说。这是因为当时北京街头已成为中学红卫兵的天下，根本不把党中央和新市委放在眼里。第二天，8月27日，《十点估计》印成大批传单，由张晓宾从他父亲的铁道部调来数十辆卡车分四路到北京市内进行大规模宣传。《十点估计》引起了城里主流红卫兵的不满，但在民间引起巨大反响。传单被一再翻印，俨然正式文告一夜贴满全城，继而传遍全国。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就在宣传《十点估计》前后，打人风潮也席卷清华附中，刘树华老师跳入烟筒，高二女生郭兰蕙服毒自杀。对于《十点估计》，激进派说它背叛，受害者说它虚伪。这就是历史。但左&&&&27&&&&&&&&右两派都肯定了它在疯狂的“红八月”抵制暴力的作用。9月：大串联和社会夺权脱离了北京市红卫兵主流的清华附中也难于应付繁杂的校务。红卫兵的革委会决定：让红卫兵到全国去传播火种。最后干脆把办公桌摆到操场，给除“黑帮”和“反动学生”之外的师生盖章发放串联介绍信。9月，正是以往学校开学的日子，清华附中却成了空巢和外地学生“朝圣”的接待站。陶正回忆：“干部子弟出身的红卫兵头头纷纷外出，我成了看守内阁。我被邀请到各个学校、到七机部讲演，人们让我在语录本上签名。走的时候还喊‘向清华附中致敬！’那时候觉得代表了红卫兵”在外省市，清华附中红卫兵几乎同时成了造反派的武器和当权派的稻草。在学校遭到红卫兵批斗的方位津：在湖北“把我当成北京红卫兵的代表，第一书记张体学还接见了我们，让我当了主播。那时全国对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都很神往，我也有一种自豪感。”清华附中红卫兵那时确实成为各层各派的共同财富。刘刚在帮助蒯大富建立清华大学造反组织命名“井冈山”时，主语还是“红卫兵”。清华附中各派后来轮流掌权，也只是在“红卫兵”后注明派别。“四四派”领袖程金香跟随姚文元到阿尔巴尼亚，也是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名义，而那几乎是文革时期中国唯一的出访。但派系的更迭并没有使校领导逃脱厄运，轮流掌权的各派红卫兵“对学校领导的批斗成了各派表现自己革命性的暴力竞赛。”（郑光召）这时红卫兵的创始人已感到自己历史使命的完结，成为没落的“老（红卫）兵儿”。对理想的幻灭和对武斗的厌倦，使他们浪迹于山水，“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宋柏林日记中长长的书单囊括古今中外，王铭开始同时自学三门外语，并和阎阳生一起成为北京大学德籍教授玛丽的关门弟子。&&&&把客观的记述留给后代我把第四章省略并非是对于红卫兵不重要，而是它已经没有了清华附中在历史上的独立性。“联动”的成立是老红卫兵的垂死一争。干部子弟的大院文化也进入了弟弟辈打群架拍婆子的“阳光灿烂”的“血色浪漫”时代。&&&&28&&&&&&&&当毛主席一挥手，整个一代青年都被发配到农村。在“知识青年”的名称下共同面对黄土和油灯时，以往的理想和争斗成了过眼云烟。当邓小平恢复高考使他们十年后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时，“平等”和“竞争”成为这些饱经磨难的“老三届”共同的心声。在一所著名高校的问卷调查中，竟有一半的大学生认为有必要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客观记述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后代，是我们的责任。初稿,6.8缩写,7.17删节于华清——————————————————————————————————【早期红卫兵专题·闲读偶记】&&&&阎阳生《清华附中红卫兵100天》若干史实辨正&&&&卜伟华&&&&《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第12期刊登了阎阳生的文章《清华附中红卫兵100天》。阎阳生是我的校友、学长、老朋友，最近几年和我有过多次交谈，知道他现在热衷于文革史料的收集、整理，并有一些作品陆续发表。我读到的有《红卫兵为什么产生在清华附中》、《蒯大富访谈录》等。阎阳生几年来采访了不少清华附中的当事人，有原来的学校领导人，也有老师和同学。他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核心人员之一，但他并不满足于仅了解红卫兵这方面的情况，他与当年对立的组织的人员也能很好地交流。他收集、整理的各种新鲜的史料，不但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清华附中文革历史，而且也会对整个文革研究和红卫兵运动研究做出贡献。阎阳生生性活泼，才华横溢，享有1977年高考“作文状元”的美誉。他写的东西常有奇思妙想，灵光闪现，但有时又大而化之，不拘细节，难免出现一些史实上的错误。他的这篇《清华附中红卫兵100天》（以下简称《100天》）就是他这种风格的一次集中展现。事隔40多年，记忆都会模糊，还有其他各种因素会影响我们对当年历史的描述。我很同意阎阳生说的一句话：“客观记述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后代，是我们的责任”。基于这个认识，我对该文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择其要者作些辨析和订正，有不妥之处，还望阎阳生和其他有识之士指正。&&&&29&&&&&&&&一《100天》中说，清华附中红卫兵“独立的生命期不过百日”。什么叫“独立的生命期”？文中未作解释。我且将它理解为“独立存在的时间”。按这种说法，清华附中红卫兵独立存在的时间，从日成立到8月27日发表《十点估计》后“脱离主流并迅速衰败”，按100天计算，也就是到9月5日为止。我认为，清华附中红卫兵独立存在的时间至少应该从日到1968年年底，也就是到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部分成员毕业分配离开学校为止。在这之前，并未发生这个组织解散或与其他组织合并之类的事情。卜大华曾经说过：“我们是当了三个半月的左派”。意思是说，从1966年5月底到9月中，清华附中红卫兵是左派，以后就逐渐成了右派了。“三个半月的左派”和“100天”时间上相差不多，但不能说当左派时存在，当右派时就不存在了。红卫兵中有些人确实较早地脱离了运动。但在那个时候，真正想完全脱离运动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就拿阎阳生本人来说，他是较早地离开了学校，但也未能完全脱离运动。1967年1月，以清华附中红卫兵名义发表的《评〈出身论〉》一文，就出自他的手笔。1966年9月以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主要活动有：1966年“十一”前后，接待多批外国代表团和记者。11月底，与海淀区十几个学校的红卫兵联合发起成立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12月，参与筹备和组织“联动”的几次大会。日释放“联动”后，红卫兵重新组织起来。11月，红卫兵开展对“教育革命”问题的讨论，并于11月8日发表《评最近一时期教育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判《人民日报》10月25日的社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中旬，陈伯达、谢富治专门到清华附中向红卫兵“请教”关于“教育革命”问题。日，与清华附中井冈山部分人员发生小规模武斗。5、6月，与井冈山发生武斗。&&&&30&&&&&&&&8至10月，在工宣队的主持下，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进行关于“大联合”的谈判，最终实现“大联合”，成立了革委会。&&&&二《100天》中说“1966年，随着国家经济的全面好转，党内郁积的政治矛盾终于浮出水面。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在我们身边。而在教育领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而在北京偏远西郊的清华附中，雄心勃勃的校长万邦儒却正在把一场方向相反的教育改革推向颠峰。其最重要的标志是前所未有的北京的两届预科的创立”。阎阳生把创立预科说成是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推行与毛泽东方向相反的教育改革的标志，这是不对的。第一，在创办预科问题上夸大了万邦儒的作用，第二，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断定办预科的方向就是和毛泽东的教育改革方向背道而驰。试办预科是中央学制问题研究小组（1964年2月成立，组长林枫，副组长蒋南翔）提出的改革学制、提高教学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1964年,高等教育部批准清华大学和南京工学院试办预科，学制为二年，学生待遇按普通中学学生的标准执行。清华大学决定从清华附中学完高一课程的学生中择优选拔90人进入预科，要求在数学、外语、语文和其他学科的基础知识及基本技能方面，适当提高程度，使之和工科大学本科的要求更好地衔接。90人分为两个班，分别称为预641班和预642班。1965年9月，清华附中又从学完高一课程的学生中择优选拔，建立了预651班和预652班。《100天》中说：“上了预科等于一只脚踏入了清华大学。”其实也不尽然。1965年2月，教育部就预科学生毕业后的安排问题，函复清华大学、南京工学院：预科学生毕业后，应参加统一考试，成绩合乎录取标准者，试办预科的学校可以优先录取。预科只是试办，没有任何经验，也没有一届预科学生毕业，究竟一个预科班的学生能有多少人考入清华大学，也还是未知数。&&&&三《100天》中说：在清华附中，“高级知识分子出身和具有知识背景的中层&&&&31&&&&&&&&干部予弟是其核心。个人奋斗和藐视权威是中产阶级知识背景的两派的共性。”可以说在清华附中，高级知识分子和干部子弟是比较多的，但他们是否就可以称作清华附中的核心？而且在这两部分人当中，也并不都具有“个人奋斗和藐视权威”的秉性。把高级知识分子和干部子弟都称作是有“中产阶级知识背景”也是一个很新奇的说法。我认为，在那个年代的中国，还谈不上存在着中产阶级。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理论的发展，在清华附中，不同出身的同学之间出现了一些隔阂和矛盾，但直到1966年春，在全校学生中还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以出身划分的两派。作者举了1964年“娄熊打架事件”来证明当时学校里已经有了以出身划分的两派。当年此事确实轰动全校，食堂里出了不少大字报。但在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上，并不完全是以出身决定观点，反倒是有不少干部子弟对熊刚提出了批评。&&&&四《100天》中说：“1966年5月中旬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日至26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不是毛泽东主持的，是由刘少奇主持的。毛泽东当时在杭州，并未出席会议。《100天》中说：“在6月3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团中央书记胡克实领受了领导北京中小学文化革命的任务，决定向重点学校派遣工作组。”6月3日的会不是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六九，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40页），这个会议的范围要比前者小多了。《100天》中说“有两个实质性的事情给了万邦儒及支持者致命的打击：一是6月17日中央决定暂停高考”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是在6月13日发出的。这个通知发表在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100天》中在谈到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情况时说：“正是&&&&32&&&&&&&&（8月18日的）前一天，刘少奇在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中央全会上被迫退出党中央核心。”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8月12日即已闭幕。&&&&五关于红卫兵成立的日期，作者说，对于红卫兵成立于5月29日这一说法，“几个红卫兵主要创始人都对此不以为然。”并举出卜大华的话作为证据。据我了解，卜大华对红卫兵成立日期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他认为，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是在日成立的。5月29日是星期日，多数学生都回家了，宋柏林那天也回家了，所以他没有参加当天的圆明园会议，在他的日记中只记述了他在家与妈妈谈话的情况。至于宋柏林6月3日的日记内容，不能判定是指全校的红卫兵组织的事情，卜大华说他不知道那天“正式建立起组织机构，订好了反攻计划”之事。或许宋柏林记录了他们班（高631班）的事情也未可知。阎阳生所说：“6月1日傍晚在圆明园开会正式采用‘红卫兵’作为统一名称，并决定以此名义贴出大字报。各班的代表决定把5月29日定为‘红卫兵’的成立日，一是因为那天是第一次统一组织会议，二是自负地认为我们的行动是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前。”6月1日傍晚开会决定第二天贴出红卫兵的第一张大字报，合乎情理。但关于各班的代表决定把5月29日定为红卫兵成立日却是一个新的说法。据我所知，清华附中红卫兵中此前还没有人这样说过。&&&&六《100天》中引用了原清华附中工作组组长刘晋在回忆文章《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一文中的说法：“学校当局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学生写大字报进行反击。因此，几十个同学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处于孤立状态。”6月初，红卫兵确实处于孤立状态，大多数学生很自然地站在学校领导一边，对红卫兵进行批评。但以万邦儒为首的学校领导人并没有召开什么紧急会议，去组织学生写大字报对红卫兵进行反击。在红卫兵和反对红卫兵的不同人群中，都&&&&33&&&&&&&&没有关于此事的回忆。如果当时学校领导人真的这样做了，那么在6月8日工作组进校，形势反转后，定会成为校领导一条重要的罪状被揭发和批判，但我在学校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揭发和批判的大字报。&&&&七《100天》中说：“当时在教育系统内部对清华附中闹事红卫兵的通报，成为各中学领导压制不同意见的武器，但反而使各校的反对派知道了红卫兵。”据我判断，这里所说的“通报”是根本不存在的。第一，6月1日公布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后，北京市的教育系统包括各大专院校和中学都乱了套了，教育系统和各学校的领导人对于突如其来的大风暴都是准备不足、自顾不暇。许多学校的领导人在还没有弄清楚中央的方针、政策时，就已经被打倒在地了。第二，极少数的学校在6月初就进了工作组（如北大附中），包括清华附中在内的大多数学校都是在6月8日以后才进驻了工作组。所以不会是工作组写的通报。第三，我曾经对北京市运动初期的各种文献资料和档案材料进行过比较系统的查阅，但从未见过此种通报。&&&&八《100天》中说：“针锋相对的代表是工人出身的清华附中高三女生宣夏芳，她高声朗读了以‘宣战’名义贴出的大字报《致＊中的干部子弟们》：‘什么是红卫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经查，1966年9月编辑印刷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大字报选》中保存有宣夏芳的大字报全文。宣夏芳大字报的题目是《致十三中、人大附中的“革干子弟们”》。其有关段落的原文为：“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和你们有异议，你们口出大言说：‘谁敢动我们红卫兵一根毫毛，我们决不答应。’来头之大，来势之猛，倒也罕见，不过并不稀奇！谁敢？我就敢！我们全校真正革命同学都敢!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要动！还要反!坚决反！彻底反！反到底！管你什么‘红卫兵’‘黑卫兵’都不例外，你&&&&34&&&&&&&&们这些强大的后盾，只不过是一座靠不住的冰山!”“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这一句，原文无。为什么阎阳生的引文和原文差距那么大呢？后来我发现，他是偷懒照抄了别人的不准确的引文所致。原清华附中预651班学生，现旅德学者仲维光在《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中说：“宣战在文章中写道，‘什么是红卫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仲维光身在国外，要找原文会有困难，只能凭记忆写来，倒也情有可原，阎阳生完全有条件查到原文，可能他手边也会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本小册子，为什么就不好好翻一翻呢？原清华附中高631班学生郑光召（现用名郑义），在他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与我》一文中也提到了宣夏芳。郑在文中展开了他想象的翅膀，说得更玄了：“红卫兵们通过渠道，将她的大字报送给刘少奇，刘将她定性为反革命。这位清华附中少有的工人出身的女同学后来遭到了无情的报复。”郑在文中并没有解释他的这种说法根据何在。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支持这种说法的材料。&&&&九《100天》中说，工作组进校后的第一次全校大会是6月9日开的。我在过去的文章中也用过这种说法。现根据各种材料综合判断，工作组进校后的第一次全校大会是在当天晚上，即6月8日晚上召开的。其中最有力的根据是刘晋的回忆。刘晋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一文中说：“6月8日，我进驻清华附中了解情况后认为，这种混乱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当即决定让学校通知在大操场开全校师生大会，我以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和工作队名义，宣布成立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工作组，负责领导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工作，我兼任组长。”（《炎黄春秋》2008年第五期）&&&&十《100天》中说：“当时红卫兵并不知道工作组的做法直接来自中央。6月下&&&&35&&&&&&&&旬，胡克实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认为工作组已控制了局面，提出‘复课闹革命’和‘消化红卫兵’”。阎阳生的这个说法可能来自刘晋。刘晋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一文中说：“清华附中的运动开展得比较正常。6月下旬，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主要精神是逐步引导学生‘复课闹革命’，对各大中学校普遍成立的‘红卫兵’要采取消化、融合的方针，即把‘红卫兵’中的头头，表现较好的，吸收到共青团领导机构中来。”刘晋的记忆有误。1966年6月下旬，运动才刚刚开始不久，中央刚宣布停课半年搞运动，根本不可能有“复课闹革命”的提法。“复课闹革命”的口号是1967年3月份才提出来的。对红卫兵等组织采取消化、融合的方针是有的。6月27日，胡克实在听取刘晋的汇报后说：“我看就是要消化红卫兵，能不能把党团组织恢复起来。对红卫兵的政策，采取教育提高方针，作为依靠力量之一，把红卫兵消化在党团组织之中。”（《胡克实在刘晋汇报时的讲话记录》，日、27日）&&&&十一《100天》中说：“当高一的红卫兵刘刚、张树平等把这张‘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抄到清华大学时，给了当时被清华工作组压制的蒯大富以极大的支持。”刘刚和张庶平都是清华附中高656班的学生，张庶平是红卫兵的成员，而刘刚不是。刘刚后来成为红卫兵对立面组织井冈山的负责人之一。《100天》中说：蒯大富是在刘刚的帮助下，建立清华大学造反组织井冈山的。这太夸大了刘刚对蒯大富的作用了。&&&&十二《100天》中说宋柏林7月11日的日记中记述了批判班主任丁淑慧的内容，实际上，宋柏林是在6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的高631班批判、斗争丁淑慧一事。《100天》中将红卫兵与工作组摊牌的日期写成7月24日，明显是记错了。当时的说法是开交心会，时间是在7月18日晚上。这个内容在宋柏林日记中有&&&&36&&&&&&&&记载（宋柏林《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香港德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98页）。而且，卜大华、高洪旭等红卫兵负责人在7月24日时已经到河北的沙城军训去了。《100天》谈到冯玉中时，将他的职务写成“政治主任”，显然不对，冯玉中是清华附中的教务处副主任。《100天》中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开始独立掌权，年龄最大的也不过18岁。”此说不确。高中二年级的阎阳生本人就出生于1947年，1966年他也有19岁了。估计高三年级的红卫兵中或许还会有比他年纪更大的。&&&&十三《100天》中说：7月27日，“正在北展剧场的中学生代表大会上做报告的海淀区中学工作团团长周捷被匆匆赶到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当场宣布罢官。”周杰当时是中央团校副教育长兼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1966年6月初任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分团团长。现在许多书刊上都沿用了所谓“王力罢了周杰的官”的说法，有的地方用了“王力遵照江青的命令去罢了周杰的官”。这样的说法都是不准确的。据王力本人晚年回忆，派他和吴德到北京展览馆去支持彭小蒙，罢周杰的官，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611页）&&&&十四《100天》中说：“王铭、卜大华8月3日从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那里看到（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手抄件”。这个说法不知从何而来，也没说清楚是毛泽东的手抄件，还是王任重的手抄件，还是秘书的手抄件。王铭、卜大华在王任重那里看到的是铅印的中央文件，即当时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之二。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的亲笔原件从未见披露。在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上刊载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的手抄件的第一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5页），该手抄件字迹明显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毛泽东在这份抄件上有几处小的修改。&&&&37&&&&&&&&十五《100天》中说：“高一才貌出众的女生Y由于不堪红卫兵的轮番批斗，在8月8日晚上跳窗逃到圆明园，然后到五道口冲向驶来的火车。”文中的“Y”，即清华附中高652班的杨爱伦。她在8月8日自杀未遂，受了轻伤。自杀的原因及在此前后的详细情况至今仍不清楚，杨自杀的消息是在接到五道口派出所的电话后才知道的。但据我向高652班的同学了解，杨自杀前并未遭到“红卫兵的轮番批斗”。在那两天，可能是有班上的同学给她贴了大字报。具体因为什么问题，及杨本人当时遭受到何种压力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了解。&&&&十六《100天》在谈到校园暴力时说：“8月26日开始，发生了被称为‘清华附中模式’的校园暴力。”“清华附中模式”一词是由旅美学者王友琴首先使用的。王友琴在研究文革中的暴力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她所调查了解的材料对人们了解文革中的最残忍、黑暗的一面会有帮助。但她的调查和研究也存在一些急于求成和不够准确的问题。（王友琴在《清华附中模式》一文中就有诸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发明了?红五类子弟?、?黑五类子弟?这样的新名词和新概念；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在火车站用开水浇烫被驱逐的人；清华附中红卫兵在高二学生郭兰蕙服毒自杀未死时，告诉医院郭是?右派学生?，遂使郭不治而死等道听途说来的不实之词。）王友琴认为，在全国学校普遍发生的校园暴力，就是清华附中的模式。应该承认，工作组撤出以后，发生在清华附中的各种暴力行动，红卫兵作为当时的掌权者，是应该负责的。但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对打人问题的态度是比较明确的，这从8月6日发表的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三校红卫兵的《紧急呼吁书》和8月27日发表的《北京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中就可以看到。&&&&十七《100天》在谈到《十点估计》时说：“几乎就在宣传《＋点估计》前后，&&&&38&&&&&&&&打人风潮也席卷清华附中，刘树华老师跳入烟筒，高二女生郭兰蕙服毒自杀。”刘树华的死是与打人风潮有关的，据清华附中教师中当时的革委会成员刘长生证实，刘树华确实曾经遭到殴打。郭兰蕙的自杀身亡却与打人风潮没有直接的关系。郭兰蕙生性内向，身处一个单亲家庭，在清华附中曾经留了一级，很少与其他同学交流。在她自杀前，并没有出现批斗她或给她贴大字报的情况。按现在的说法，她自杀的原因有可能是抑郁症。郭兰蕙自杀后，革委会曾派人到医院，要求医院尽全力抢救。但因郭是喝来苏水自杀，把食道、气管都烧坏了，终于抢救无效而死亡。&&&&十八《100天》在结尾时谈到：“在一所著名高校的问卷调查中，竟有一半的大学生认为有必要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这个说法不清楚：到底是调查了全校学生还是只抽查了部分学生？调查了多少人？“一半的大学生”是全校学生的一半还是答了问卷的学生（一百人？十人？二人？）中的一半？无论这样的调查是否令人信服，对于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确实有责任把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同时认真总结历史教训，防止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早期红卫兵专题·史林一叶】&&&&毛泽东对联动的捉与放&&&&刘双&&&&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由干部子弟撰写的与“文革”有关的“回忆”文章中，毫无例外地重复着一个调式：当官的爹妈倒霉了，自己也成了无辜的受害者。这是事实。但这只是历史事实的一个侧面。而另一个侧面，显露了不尽的卑劣与丑陋却被有意地掩盖了。只有老鬼（马波）在陈述历史的时候是诚实的。“文革”是一个多视角的旋转舞台。社会上的各种利益集团都毫无粉饰地争扮着自己的角色。红卫兵的主体成员——“干部子弟”在“文革”中的表演显露&&&&39&&&&&&&&了那个时代的阴暗与荒唐。“文革”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争夺控制权的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央文革都曾利用“干部子弟”打前阵，企图控制局面。但是，由于毛泽东的“乾纲独断”（陈毅语），使得他始终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文革”初期，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第一次提出了要当心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将他和刘少奇的最后摊牌仅置于一层窗纸之间。《五一六通知》也被很多爹妈是高级干部的“干部子弟”们看到了。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他们中的一些人自觉地活动起来。日毛泽东决定在电台上广播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这之后，北京各大学、中学几乎都出现了一个极为奇特而默契的现象：敢于出来给校党委、校领导贴大字报的几乎清一色地都是“干部子弟”。例如：在清华园给当时的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贴大字报，将其定性为反革命黑帮的，就是刘少奇的女儿和贺龙的儿子。再例如，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第一个出来给校领导贴大字报的是刘少奇的另一个女儿刘平平。当刘、邓派出的工作组纷纷开进大学和中学校园开始控制局面时，进入了临时权力机构的无一例外地也都是“干部子弟”。因宣传血统论名噪天下的谭力夫就是北京工业大学临时权力机构的成员。这些天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春风得意、踌躇满志、脚踏第一批被打倒的“走资派”的身躯登上了权力的宝座。当党委、团委机构被“文革”的洪水冲跨后，“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成为党的化身，秩序的维护者。他们要按照他们的构想来运作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工作组和临时权力机构企图重复1957年抓“右派”的过程，开始在群众中寻找打击目标。“仅20天的时间里，在（北京）24所高等院校便有1万多名学生被划为右派学生。上海、南京、西安、武汉、兰州等省市的高校情况与北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见丁晓禾编著《老三届朝歌》第一卷《狂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第35—36页）。“文革”被纳入了一条毛泽东不愿看到也根本不能接受的轨道，毛泽东认为：“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群众中抓“游鱼”的做法，用当年的时髦用语叫做：转移斗争大方向。毛泽东指责刘少奇在6月初到7月中的50天内实施了“白色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