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一：《中国的强国之路》1500字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给国家带来的全新变化，国力增强，国际地位上升，是最关键的因素。

过去是美国咳嗽，全世界感冒。现在是中国出声，全球倾听。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与日俱增。

当然，美国依旧是老大。但中关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美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不得不借助中国的支持。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班车”，经济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与３０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５日，中国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新闻联播指出，中国在过去３０年实现了年均经济增长１０％，经济规模翻了７７倍，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中国已成为名符其实的经济大国。

２００９年，在战后世界经济史上，出现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中国代替美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主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５０％。二战结束６０多年来，一直由美国拉动全球增长的格局改变了。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谨慎地试探扩张“软实力”，把经济实力的增长转化为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基于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持续上升的国际影响力，中国要求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为此，中国也将承担“力所能及范围内”的责任和国际贡献，　　　２００９年，在Ｇ２０会议上，中国政府提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大胆建议，被视为中国“韬光养晦时代的结束”。中国的声音变得响亮。同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强硬表现，被视为西方说了算的时代过去了。中国说，我们并非强硬，而是坚持原则。

中国经济实力在增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在增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主角之一，这些都是事实。中国人要挺起胸膛，国内继续壮大经济，同时在国际事务中承担应尽的责任。但是在角色转变的过程中，中国要清醒地认识另外一个事实：中国是大国，但不是强国。

中国由大变强，还面临着内外双重困境。

目前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无论是规模还是复杂性，都是世所罕见的，在很大程度上会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由大变强。

国内困境之一是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原因在于社会不公，包括司法不公，财富分配不公，机会不公，这一切源于制度的不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少数人利用政策、垄断等有利条件侵占了国家大部分财富。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各种利益集团利用对政策制定的影响，不断地为自身利益创造更多的政策便利和优势。而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动摇，与政府的对立、抗争日趋激烈，导致维稳的成本大幅飙升。如果不从机制入手进行改良，消除明显不公现象，阶段性的维稳措施只能解决一时而非长久。

国内困境之二是难以为继的经济发展模式。粗放式的发展、严重依赖外需的经济结构、日益受制于国际经济状况等，对于一个拥有１３亿人口的大国是个大问题。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出口，严重污染、低工资、低成本、低消费，国内消费占ＧＤＰ比例持续下降。外汇储备不断上升，用中国人民的劳动和低价的产品，换取不能兑换的美元，中国陷入“恐怖平衡”和“美元陷阱”。

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度不仅体现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更深刻的问题是，由于粗放式生产、经济模式带来的对国际资源、能源的严重依赖。从铁矿石对澳大利亚和巴西的依赖到原油对中东和非洲的依赖，使中国经济处于高度不确定的境地。保障海上运输线的安全成了中国外交和军事的突出任务。

中国由大变强的国际环境同样不容乐观。一是分裂主义势力抬头。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利用中国国内的问题来破坏、阻碍中国的发展进程。二是西方世界视中国为异己的思维没有改变。美国把日本当小老弟，两国建立了同盟关系，属于其体制内的。中国则不同，尽管中国淡化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会刻意利用和加深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复杂关系，对中国造成巨大的外交压力。

中国强国之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路虽长，但强国梦依然。

作文二：《中国的外贸强国之路》3100字

摘要：自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外贸就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并因此与投资、消费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外贸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然而伴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外贸本身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也在不断的彰显，尤其是２００８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外贸发展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外贸额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大幅下降的情况，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国虽然是贸易大国，但是却非强国，这意味着我国出口的具有很高的可替代性，很容易受到市场环境的冲击。本文通过对贸易强国的内涵以及目前我国外贸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为促进我国外贸的健康发展做出有益探索。

?关键词：贸易大国；贸易强国，路径；策略

?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１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突破了３．６万亿美元，对外贸易额位居世界第二，是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但是对外贸易额的庞大并不意味着我国就是一个外贸强国，恰恰相反，我国对外贸易额的攀升是建立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以及环境污染基础之上，这种外贸结构本身不具有可持续的发展性，我国连续２０多年成为遭受贸易调查的国家就是对不可持续性的最好解释。应该看到，对外贸易发展中产品结构的缺陷已经成为悬在我国经济发展头上的达摩克斯之剑，鉴于此，未来究竟应采取何种措施来使我国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

?对于贸易强国目前学界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标准的定义，贸易强国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因此贸易强国说法本身就不具有稳定性，相对于比较对象以及时间会有一个变化。目前学界一般从以下几个指标来界定贸易强国：首先就是经济规模指标，经济规模越大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外贸影响力也就越大、越强，原因在于外贸发展的基础就是一国的经济实力。这里要界定经济总体规模以及人均经济规模两个指标，在总体规模大致相当的情况下，人均经济规模高的国家，外贸实力也就相对更强一些。其次就是外贸额方面的指标，主要涉及到贸易总额、人均贸易额以及本国贸易额占世界贸易的比例等指标，这些指标与贸易强国呈正相关关系。最后就是外贸结构指标，该指标对于衡量贸易强国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讲，服务贸易、工业制成品贸易占外贸的比重越大，则该国的外贸实力也就越强。

?２．我国外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外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既是外贸实力不强的表现，同时也是导致外贸实力不强的重要因素，外贸中存在的问题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几点：

?从目前我国外贸出口主体来看，外资企业以及合资企业占到了相当大的一个比例，根据国家海关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１年我国出口额１．８９万亿美元中有超过６成都是外资背景企业所创造的，而在高技术产品领域这一比例更高，这意味着我国仅仅就是一个组装车间、世界工厂，国外企业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进行产品的组装，这种外贸情况对于我国外贸实力增强是巨大的负面冲击。我国真正能够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寥寥无几，更少有企业出口额超过内销额，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并不是一个贸易强国。

?从出口贸易结构来看，目前我国外贸出口中，加工贸易占比最大，按照２０１１年的数据，加工贸易占到了我国出口总额的５成以上，尽管加工贸易不必然都是低端产业，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加工贸易属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很多外贸企业依然没处于行业链的最低端，按照微笑曲线理论，我国外贸企业所处的加工环节是利润最低端。从出口的产品结构来看，我国出口产品大部分还是集中在低附加值的产品层面，尤其是在贸易顺差来源领域主要就是依靠纺织品、玩具、鞋子等可替代性极强的产品，这种出口结构的很容易受到冲击。

?从出口潜力层面来看，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前景不容乐观，这大大影响到了我国外贸强国实现的可能性。出口潜力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方面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来看，我国２０１１年外贸出口额占ＧＤＰ的比重接近５成，其中出口依存度为２６％，这意味着我国外贸发展的潜力依然透支，按照国际贸易强国的比例，外贸依存度基本上就是在２０％左右。另一方面就是外贸环境的不断恶化，我国连续２０多年成为遭受贸易双反调查的国家，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我国每年因为贸易调查遭遇的损失高达上百亿美元，这大大的影响到了外贸发展的前景。

?３．中国实现外贸强国的路径选择

?中国要想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必须要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着手加以推进。

?３．１加快产业机构的转型升级

?要想尽快实现我国外贸强国的梦想，必须要尽快地完成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应该看到目前我国外贸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基本上都是由我国产业结构底下造成的，我国庞大的出口额基本上都是由劳动密集产业以及高耗能产业所支撑的。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应加快产业机构的调整与升级，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来影响出口结构的调整，尽快实现出口产品在技术含量、附加值方面的大幅度提升。

?３．２积极参与外贸规则的制定

?面对我国外贸环境的不断恶化，我国应更加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去，通过制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贸易规则来实现外贸环境的更好改善。我国虽然早在２００１年就加入了世贸组织，但是目前依然有很多国际并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由此导致各种贸易壁垒不断出现，针对这种情况我国不仅仅因成为国际贸易的参与者，同时还要成为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者，这样才能减少我国未来所遭遇到的贸易壁垒。举例而言目前遭遇到的绿色壁垒、碳关税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参与规则的制定加以化解。

?３．３培育一批知名的跨国公司

?企业是外贸的主体，要想实现贸易强国，必须要要有一批实力强劲的跨国公司作为先导。对于那些在技术以及产品方面具有有事的企业，国家应在资金、财政等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通过培育这样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来形成带动作用，从当今国际贸易的发展情况来看，国际贸易中基本上就是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在主导，因此国家必须要注重跨国公司的培养与扶持。

?３．４外贸企业应注重自身建设

?对于外卖企业自身而言，也应注重自身外贸竞争力的提升，应尽快改变依靠低价竞争的外贸发展模式，通过加大产品的研发投入来提升产品竞争力，这样才能使产品具有不可替代性，有利于低于市场的大幅度波动。与此同时，外贸企业应注重品牌的建设，通过打造品牌的知名度以及美誉度来实现产品溢价，进而促进企业外贸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能够成为贸易强国直接影响到未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以及规模，对此国家应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识，针对目前我国外贸大而不强的现状，对于企业自身而言，也应适时而变，通过加大技术研发，提升产品外贸竞争力，树立良好的品牌优势，实现业务的外贸的持续发展。国家也应从宏观层面出逃引导措施来促进我国外贸结构的转变，通过在税收、出口等方面的引导要让企业外贸发展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作者单位：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１］　赖剑波：金融危机对企业经济的影响探究［Ｊ］．中国商贸，２００９年１１期

?［２］　林晨，魏景赋：我国跨国经营企业离岸外包之路径探索［Ｊ］．商业经济，２００９年１０期

?［３］　王兆刚：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与政策建议［Ｊ］．现代经济信息，２００９年３期

?［４］　刘张勇：中国走向贸易强国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Ｊ］．东方企业文化，２０１０年８期

?［５］　乐祥鹏：《打造贸易强国之方略［Ｊ］．黑龙江对外经贸，２００８年９期

?［６］　龚庆宇：论我国对外贸易的结构局限和转型要求［Ｊ］．国际经贸探索，２００８年１期

作文三：《以色列的军事强国之路_》2400字

以色列的国土面积在世界大家庭中，只能算是个小兄弟，仅有１．４万平方千米，人口不足５００万，但提起它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潜力，则令任何一个有头脑的战略家不敢小觑。以色列仅正规军就有１７．８万人，此外还有几十万预备役部队。几十年来，扑朔迷离、战火纷争的中东造就了以色列这个地区“军事强国”，也刺激了它的军事工业和军品贸易的发展。目前，军事工业已成为以色列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以色列银行行长摩西?曼德尔鲍姆曾言：“在外债和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因素使以色列免遭破产，那就是输出军火赚取美元。”近年来，以色列在世界军贸市场上获利年均达１０亿美元左右。

出于战争的需要，以色列军事工业起步很早（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当时只能生产部分轻武器，改装和维修一些武器装备。１９６７年，著名的“六?五”战争后，巨大的军品需求拉动了以色列军工企业的迅速发展。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色列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军工科研和生产体系，全国从事武器装备研制和生产的公司多达２５０多

家，并涌现出如以色列军事工业公司、以色列武器发展管理局、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拉法尔公司、以色列造船厂等十几家规模巨大、举世闻名的军工企业。这些军工企业涵盖了从军工科研到武器生产，从各种军用飞机、坦克、舰艇到电子、通信设备等几乎所有军用产品的生产领域，从业人员近８万人。

以色列的军事工业包括国营（占８０％）、私营和与美、英、法等国合资的企业三大类，由政府和国防部共同管理。以色列著名的军工科研机构有十几家，如拉法尔武器发展局、海法技术大学、武器研究中心、航空航天学会、韦兹姆研究院（研究核技术）等。其中，拉法尔武器发展局是以色列最大的军工管理机构，也是最具实力的武器装备研制和生产综合体。

以色列的兵器生产公司约有１５０家，著名的有以色列军事工业公司、索尔塔姆有限公司、梅卡维姆公司等，其中军事工业公司是以色列最大的军事工业公司，下设武器、弹药、化学、火箭系统等９个分公司和１个研究院，共有１．５万名职员在这里从事武器装备生产。

军用航空工业也有数十家公司，可生产战斗机、侦察“幼狮”“狮”机、运输机、直升机等各类军用飞机。其中，等战斗机是以色列军事航空企业的代表作。

导弹与航天工业在以色列军工产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也是以色列在武器装备方面对其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保持优势的支柱。以色列据此成为世界上第八个可以发射卫星的国家，并有能力生产各类导弹。

有人曾经用“世界的钱袋装在犹太人的口袋里”来形容犹太人的精明，其言一点不差。恶劣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以色列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出于谋求军事上的优势和安家固园的本能，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以色列已经形成了人员齐整、设备先进、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并且具备了研制和生产各类轻重武器、超音速飞机、中型坦克、作战舰艇、空空和反舰导弹、电子战设备、各式雷达等武器装备的能力。其中，自产的作战飞机、导弹、坦克和大炮均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军用航空电子设备、预警机、无人驾驶机在世界航空武器装备市场上独领风骚。每年的军工产值都在２０亿～３０亿美元，占本国工业总产值的四成以上。

以色列军工企业所制造和生产的武器装备除满足本国军队需求外，为谋求长足发展后劲，使军工生产销售进入良性循环，还向世界上６０多个国家出口，年军火出口额高达十几亿美元。

以色列飞机制造公司所具有的无人驾驶侦察机制造技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可以生产全系列的无人驾驶机，包括“搜索者”“猎犬”“苍鹭”等最先进的侦察机。１９９８年，以色列又研制出最新型的“狙击手”近程无人侦察机，其飞行半径为５０～１５０千米，续航能力６小时，最大飞行速度为１７６千米／小时。除无人侦察机外，以色列近年来正在研制无人攻击机。现已研制出反雷达无人攻击机，携带有３２千克的战斗部，航速高达５００千米／小时，能在各种天气条件下执行作战任务。

以色列自行研制的世界最新型主战坦克“梅卡瓦”系列，以军已装备有千余辆。这种坦克采用１４０毫米滑膛炮作为主炮，并装备有主动防护系统。

１９９９年，以色列著名的拉法尔武器制造公司向世界公布了自己的最新作品——“花花公子”型直升机和车载反坦克导弹，该导弹采用串列式高爆战斗部，既可从地面平台发射，也可由直升机空中发射；发射后既可自动寻的，也可跟踪直至命中目标。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东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被以色列视为敌对国家的伊朗、叙利亚等国的军事实力大增，于是以色列开始重新审定国家防务战略，决定增拨军费（每年１００多亿美元），在充分挖掘本国军工企业最大潜力的同时，加强与美、英等国军工企业的合作，共同研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在与外国武器装备研制公司合作的过程中，以色列军工企业掌握了许多最先进的武器研制技术，使以色列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也大大提高，收到了借“鸡”生“蛋”的效果。

继１９８６年以色列与美国共同开发研制“箭”ＩＩ导弹防御系统之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双方加快了研制过程，并几次成功地进行了模拟拦截“飞毛腿”导弹试验。这套防御系统包括雷达、预警和发射控制，以及“箭”ＩＩ导弹等分系统，可搜索５００千米以内的来袭导弹，能同时跟踪监视和截击１４个目标。

在海军装备研制方面，以色列海军科研部门与美国海军麦克马伦造船公司联合设计了“萨尔５”级轻型护卫舰，舰上装备了１１个导弹发射装置、２个ＭＫ３２三联装鱼雷发射管，舰尾机库内可存放１架ＳＨ－２Ｆ、“海豚”或Ｓ－７６Ｎ直升机。由此可以看出，该舰具有很强的反舰和反潜能力。

从目前情况分析，起伏跌宕、错综复杂的阿以矛盾要想在短时间内“一揽子”全部搞定，几乎不可能，中东动荡不安的局势还将持续相当一段时期。为此，有中东“军火库”之称的以色列还将继续大力发展军工企业，研制和生产先进的武器装备，以保持其地区军事优势，维护国家安全。

作文四：《新世纪的富民强国之路》8200字

我们在今年第一期的新年献词中这样写道：“当前，举国上下都在谈论创新问题。创新，是历史的火车头。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这段话，用来说改革也是适合的，因为改革实质上就是创新与突破。改革、创新、突破，是社会进化的基本法则，是一部永远不会完结的人类认识发展史。正如十六大报告在论述“创新”问题时所指出的：“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正是基于这种睿智和哲理，报告把“改革要有新突破”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战略问题向全党提了出来。为了帮助广大读者讨论和了解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里改革的突破方向，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高尚全同志。　　　　　　我国改革的形势：渐进性与不平衡　　　　　　朱地：当前，“改革要有新突破”，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是，正如人们只能在既定关系或条件下创造历史一样，所谓“新突破”，也只能是对既定关系或条件的突破。因此，从总体上把握改革的形势是非常重要的。请您先谈谈，应该如何看待我国改革的现状？　　　高尚全：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我国经济的年均发展速度比改革前提高了６０％，人均实际生活水平提高了３倍以上，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些辉煌成就，充分说明我国的改革是成功的。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并在今后要继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初步建立”阶段。一方面，由于市场体系的建立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多元化所有制结构逐步演化成型；另一方面，由于新体制主要是在传统体制周围逐步发展起来的，对传统体制最核心的部位刚刚有所触动，在少数扼制全局的领域，经济运行仍处于“模拟市场经济”探索阶段中。在已经达到较为充分的竞争领域里，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基本确立了主导地位，但仍然受到行政性审批等因素的制约和阻挠。这种状况，体现了“渐进性”的特点。　　　朱地：您用“渐进性”来概括我国改革的特点，是很确切的。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一系列重大的改革举措，都不是一步到位，而是经过若干中间环节，甚至会出现一些曲折和反复，逐渐接近、达到阶段性目标的。如价格体制的改革、工资制度的改革、乃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的确立，都是如此。　　　高尚全：渐进性是我国改革的一个特点和优点。从实质上看，所谓渐进性，就是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相统一这一指导思想在改革进程中的表现状态。但是，这种渐进性也带来一些问题，这就是导致改革在各个领域中的进展呈现出不平衡的状况。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革滞后于开放。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大趋势的重大战略抉择。以加入ＷＴＯ为标志，中国经济将进一步成为全球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是在国内市场开放尚不充分和市场制度远未完善的条件下实现的，国内外体制方面的差距以及经济技术实力、管理水平方面的巨大差距，构成了对国内改革的压力和挑战。　　　二是宏观改革滞后于微观改革。当前中国虽然初步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框架，但相对于微观领域的重大变革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宏观领域的改革还是滞后的。特别是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财税与金融体制依然不适应经济运行的客观要求。　　　三是政府改革滞后于企业改革。我国改革的初始进程是以企业为中心展开的。政府作为改革的推动者，如何根据改革的进展实现职能上的转变，始终是建立新体制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政府改革滞后，不仅直接制约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而且难以理顺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也影响了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　　　四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改革在本质上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单纯的经济改革也不可能不涉及政治层面。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现实利益格局乃至权力架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不改变政治改革滞后的状况，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都会受到制约。　　　朱地：您认为在这四个不平衡之中，哪一个对于我国的改革影响最深刻？　　　高尚全：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以及与政治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的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问题和所有其他社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上层建筑即政治结构和组织、思想观念特别是哲学理论的创新，需要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二十余年改革历程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孤军深入，必须与社会保障体制、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改革配套进行。尽管可以在某一段时间、某些区域内使经济体制改革先行一步，特别是在改革初期，这种单一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牵动了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到了重大利益再分配和权力调整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体制改革只能是全面进行社会变革的重要一环而不是其全部内容，其所发生作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其运作机理只能界定在一般经济领域。政治体制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精简，作为上层建筑对全面变革的影响已经成为首要的、基本的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与突破　　　　　　朱地：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初，是我国改革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关键时期，这个新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听了您的介绍，我体会到，我国的改革事业似乎又到了一个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改革的主要内涵，就是在初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导，全面深化各个方面的改革。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高尚全：可以这样理解。正如在上一个阶段，如果要深化改革，必须在理论上创新，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一样，在新世纪新阶段，要全面深化改革，首先必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有两件事引起了我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一件事是２００１年访问匈牙利时，我与匈牙利前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曾有“改革之父”和“新经济体制之父”之称的涅尔什?雷热有过深入的交谈。匈牙利的改革起步比我国早得多，一开始他就主持改革工作。匈牙利发生剧变以后，他又当过社会党的主席，当过议会的议员。我问他为什么社会主义在匈牙利没有搞下去，匈牙利共产党为什么没有站稳脚跟？对此，他回答说：有两个原因，第一，经济上缺乏竞争，因此缺乏效率；第二，政治上缺乏民主政治，因此党的支持率不高。我又问他：你作为“改革之父”，曾经是匈牙利党的领导人，在两个朝代都干过，假如你重新执政，到底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他回答我说：既不搞过去传统的社会主义，也不搞资本主义，而要走第三条道路。他又说你们中国搞得不错，坚持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外也有着广泛的影响。但是，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好像不是很明确。这就引起了我的思考。　　　还有一件事，是２００１年参加深圳市高级顾问会议，讨论的主题是深圳如何充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区。讨论中有人提出深圳要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区，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不清楚，怎么示范呢？这个问题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　　　朱地：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搞清什么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更要解放思想了。　　　高尚全：什么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深圳那次会议上，大家鼓动我讲讲我的意见，我当时讲了四条，后来又补充了一条，归纳为五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以民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学习十六大报告后，对以民为本领会更深刻了。“三个代表”的核心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坚持执政为民。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以人民为本位理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与官本位是截然不同的。第二个特征，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基础。传统社会主义的特征是计划经济，通过计划手段、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历史证明是缺乏效率的。前不久我参加了欧亚论坛，针对欧盟承认俄罗斯是市场经济国家，而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还有人认为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的说法，我提出：这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规律都是一样的，运行原则都是一样的。欧盟的官员后来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应当提出来。在十六大报告里，十条经验中的第三条作了充分的肯定，就是要“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础。　　　第三个特征，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广大人民的普遍愿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步骤。当前关于共同富裕有这么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是共同富裕有个先后的问题，有条件的地区和一部分人可以积极创造财富，先富起来。　　　二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同时要保证低收入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结构。目前我国中等收入者只有１８％，有人预测到２０２０年将达到３８％。北欧国家达到８０％以上，所以社会很稳定。　　　三是共同富裕后，还是有差别的，不搞新的平均主义。如果搞新的平均主义，社会发展又没有动力了。　　　四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而我们要实现生产社会化和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相结合。　　　这是关于共同富裕的特征。　　　第四个特征，民主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是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上流传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话当然不错，但还是不够，还是官本位思想。好像老百姓自己不会做主，只有官才能替老百姓做主。真正的民主政治应该由老百姓当家做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什么？是人民。十六大报告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做到人民当家做主，必须要转变法治理念，从以法治民、以权治民转向依法治官、以法治权。　　　第五个特征，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文化。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优秀文化传统，应该继承和发扬，同时要进行文化创新，并吸收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就是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　　　我认为，以上五个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也是今后我国改革的总体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民本经济　　　　　　朱地：您刚才提到了民本位和官本位的区别。所谓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以民为本的理念在政治上的体现。那么，这种理念在经济上又是怎样体现出来的？　　　高尚全：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新的概念，即“民本经济”的概念。什么叫民本经济？民本经济是相对于官本经济而言，就是以民为本、立足于民、民有公用、民有共享的经济，也是富民利国的经济。民本经济体现了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　　　我在不同场合，讲了“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这两个主体不能错位。学习了十六大报告，更加深和提高了对两个主体的认识。如何创造财富、如何分配财富？这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富裕的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财富的创造是前提，是第一位的，没有财富的创造哪里来财富分配？十六大报告有一句闪光的话：“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财富”这二字过去曾被曲解过、歧视过，现在，出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这是我们在认识上的一个飞跃，在理论上的一个创新。创造财富靠谁？靠人民，人民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也包括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他们都是创造财富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为什么要扩大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队伍？目的是要创造更多的财富。　　　朱地：人们总是在一定的体制环境下来创造财富的。我们的改革，归根结底是为了选择最佳的体制环境以提高创造财富的效率。最终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在新世纪新阶段，市场经济对于提高创造财富的效率，有什么优势？　　　高尚全：我们的改革，最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使要素活力迸发出来，如何使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出来。人们所以选择了市场经济，我认为有三方面的深层次原因：　　　一是因为市场经济的重要思想基础，在于它承认追求财富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是人们的正当要求和欲望，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权利；　　　二是因为市场经济扩大了个人经济的权利，扩大了个人选择的权利，扩大了创新的发展空间。如果没有这种权利，什么都要审批，哪里还有创新空间？怎么创造更多的财富？所以这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三是因为市场经济是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通过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过程促进财富增加，如果没有这一过程财富也不可能迅速增加。　　　正因为考虑到以上三个深层次原因，所以我提倡要大力发展民本经济。　　　朱地：对于中国大多数人来说，“民本经济”这个概念还是比较陌生的。您能否具体谈谈，民本经济有那些特征？　　　高尚全：实际上，人们感到陌生的是这个概念，而在实践中，这种经济形式早就出现了。２００１年我两次到浙江考察经济发展和改革，２００２年又去了一次，发现浙江真的出现了奇迹。这个奇迹不是吹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浙江从一多三少的省份，就是人多，地少、资源少、国家投入少，一跃成为全国领先的经济大省。他们在制度创新上走在了全国的前面，人均创造的财富名列前茅，他们好多产品是全国第一，有的甚至是世界第一。浙江省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贸出口、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等方面，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十几个百分点。２００１年财政收入达到８００多亿，２００２年达到１１００亿。为什么浙江会发生这样的奇迹？这与它初步形成的民本经济格局是分不开的。这种经济格局有四个特征：经济形式以民营为主；社会投资以民间资本为主；社区事业以民办为主；政府管理以营造和维护良好的经济环境为主。　　　随着社会化、股份化的发展，这种民间资本已经成为社会资本，也是一种公有制有效的实现形式，对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首要的是观念的突破，精神的突破　　　　　　朱地：提出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是理论观念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成为这几年改革突破的先导。这次您所谈的民本经济问题，似乎也需要在思想观念上有一个大的突破。　　　高尚全：的确如此。谈到思想观念上的突破与创新，使我想起了恩格斯对于美国的一段议论。１８８８年８月至９月，恩格斯到美国旅行，住了一个月。在回来的路上，写了《美国旅行印象》，文章一开始就写道：“我们通常都以为，美国是一个新世界，新不仅是就发现它的时间而言，而且是就它的一切制度而言；这个新世界由于藐视一切继承的和传统的东西而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些旧式的、沉睡的欧洲人；这个新世界是由现代的人们根据现代的、实际的、合理的原则在处女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美国人也总是竭力使我们相信这种看法。他们瞧不起我们，认为我们是迟疑的、带有各种陈腐偏见的、害怕一切新事物的不切实际的人；而他们这个前进最快的民族，对于每一个新的改进方案，会纯粹从它的实际利益出发马上进行试验，这个方案一旦被认为是好的，差不多第二天就会立即付诸实行。在美国，一切都应该是新的，一切都应该是合理的，一切都应该是实际的，因此，一切都跟我们不同。”这里说的是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正处于上升时期的美国。当时美国为什么发展那么快，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他们很少有传统思想观念上的羁绊。　　　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的观点表明：创新和突破，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创新和突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机和活力的源泉。这为我们今天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在实践中迈不出步伐，首先是思想观念问题。　　　朱地：《国际歌》中有一句歌词：“让思想冲破牢笼”，说的也是思想观念问题。您在考察中，觉得当前有哪些观念需要突破？　　　高尚全：从浙江的经验看，我们必须突破三个不合时宜的观念：　　　一是突破只有国家投资、政府花钱才是搞社会主义的观念，树立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财富主体的观念。过去认为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政府投资越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越巩固。国家为了提供公共产品进行的投资是十分必要的，但并非越多越好，关键看效果。如果我们承认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那么也应承认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人民自己创业，自己造福自己。政府造福于人民是对的，但本质是人民自己创造财富。　　　二是突破国强才能民富的观念，树立民富才能国强的观念。过去认为大河有水小河满，强调的是大河。现在应该看到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这是辨证统一的关系。我们高兴地看到，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民富国强”的概念。只有民富才能国强。三是突破单一的财产观念，树立全社会的财富观念。现在全社会的财富共有３８万亿，国有财产约有１０万亿。应该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财富的快速增长和在全社会中比重的不断提高，是一个必然趋势。所以我们的目光不应仅仅盯在国有财产增值，而应注意全社会财富的增长。国家、政府要创造环境，维护全社会财富的增长，千万不要有恐富症。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　　　除了观念的突破，保持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十六大报告要求全党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而这种精神状态在浙江的具体体现，就是民本经济的精神，也可以称为“五千”精神：　　　一是千辛万苦去创业――市场经济要靠创业，要靠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来创业。例如受到朱?基总理称赞的飞跃集团的董事长邱继宝，刚开始只是修皮鞋，改革开放后，３００元起家办厂制造缝纫机。他拿着自己的产品要求参加“广交会”，遭到一片嘲笑，他从下水道钻进去，被抓住后更是备受奚落。经过千辛万苦，现在成为缝纫机制造大王，２００１年销售额达１５亿元，上缴利税１．５５亿元，创汇额为６３７０万美元。　　　二是千方百计来经营――经营，首先要有理念，要有人才，要提高管理水平。温州人和台州人有两句话：吃常人不愿吃的苦，赚别人看来不起眼的钱。他们具有对利润的敏感性。这是他们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是千家万户搞生产――他们实行了社会化生产和专门化市场结合起来的方式。一家一个零件，一县一个品牌的块状特色经济，成本很低，效率很高，加上专业化市场，加上全国营销网络，实现了专业化、社会化生产。过去提专业化协作，难度很大，但在浙江民本经济很快就实现了。　　　四是千山万水找市场――市场经济是没有界限的。浙江人打破了地域界线，不管山有多高，水有多深，他们都要跨越过去找市场。　　　五是千头万绪抓根本――市场经济面临复杂环境，政府到底抓什么？抓微观、抓企业，只能越抓越死。而浙江则抓住了尊重群众首创这个根本。创新会碰到阻力，遭到非难，温州模式就是几经波折。浙江采取不争论、不张扬、不气馁的态度，鼓励创新，保护产权，这就把千军万马都调动起来了，真正体现了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现在浙江经济发展很快，社会很稳定，人民很富裕。这些成就，证明民本经济是一条富民强国的成功之路。　　　朱地：听了您的谈话，很受启发。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责任编辑：瑶池）

作文五：《以色列的科技强国之路》2300字

中东地区整体上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但拥有６０４万人口的中东小国以色列是个例外，它是中东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报告，２００５年以色列国民生产总值达到７亿美元，人均ＧＤＰ为１７８４８美元。２００６年第一季度ＧＤＰ增长６．６％。以色列在其干旱贫瘠的土地上有如此的建树，靠的是它高度先进和发达的高技术动力。以色列在高技术和现代农业开发方面的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在西部大开发中借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英语语言的娴熟和广泛运用，大大加速了以色列科技交流的深度和广度，这一点对中国发展高科技深具借鉴意义，中国也可以考虑将英语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为仅次于汉语的第二官方语言，这对于入世后中国的科技经茂发展，都极具裨益。

现在，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登记上市的以色列公司多达１００多家。以色列是在美国电子业交易所上市公司最多的一个外来国家，上市股金大５００多亿美元。例如，１９９８年以经济只增长了２％，但从业人员达到６万人的高科技行业的营业额却增长了４倍，创造了７０亿美元的出口，占到整个国家出口额的３／４。

以色列缺乏大部分基本原材料，但它凭借高素质的劳动力，把工业开发重点放在高增值制成品上，并以科学创造性和技术革新为其发展基础。以色列在医疗电子设备、农业技术、电信、精制化学制品、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太阳能利用等领域均跨入世界先进行列。以色列的钻石切割和抛光工艺为世界之最，早在１９９８年时，各种石料的出口额就达到了４３亿美元。以色列国内市场狭小，许多中小高科技公司一开始就着眼于全球，在世界各地大显身手，游刃有余，在界定严密的众多小领域中表现优异，如ＯｐａｌＴａ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ｄ公司的７８３０ＳＥＭ－ＣＤ系统用于扫描矽晶片的临界尺寸，该系统曾被ＩＢＭ公司评选为半导体工业的最佳量度工具。ＴａｄｉｒａｎＬｔｄ．生产的亚硫酸锂电池独占世界市场９０％，以前它紧盯着高性能科技的小众市场，现在它正转向记事簿型电脑的大众市场，输出用于这种电脑的锂电池，这种电池不含汞或镉，不损害生态，用绿色包装以资识别。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在外国大军火商中大约排第３０位。　以色列的科技之所以能那么发达，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人才。因为以色列国家领土面积不大且缺乏资源，所以以色列人深刻地认识到国家要发展最该依靠的就是人的智慧。在以色列人的价值观里，教育被摆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而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政府对教育的高额投入。国内受正规教育１３年或１３年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３４％。５岁到１６岁的儿童必须上学接受义务教育，免费教育可以延长至１８岁，几乎所有３－４岁的儿童也上某中幼儿园。高等教育在国家的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以色列的高等院校每年招生１７８０００名学生，其中约有６０％是标准大学生，２６％在各类学院学习，１４％通过开放大学学习。成人教育也十分发达，成千上万的成年人参加成人教育计划，有些人是为了巩固基础知识和技能，更多的人是为了加强专业培训，扩大知识面以及探索新领域。从事研究与发展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均比例较世界其他各国高２－３倍。以色列的教育方式也值得一提。以色列的文化和价值观使得孩子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不断提问、质疑，不断问自己为什么是这样，从而得到更好的解决方法。正如那句俗语所说：两个犹太人可能有三个想法或每个犹太人不止一种想法。　以色列的文化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其长期的战争背景也在很大程度上助力高科技人才的成长。军队是高科技的孵化器，它提供人才、技术和管理经验。以色列法律规定，男青年必须服兵役三年，女青年服兵役两年。以色列军队的规模和人数有限，它对级别较低的军官委以重任，鼓励他们开动脑筋。军队指挥系统人员不多，以实现目标为出发点；军方不像一个军事官僚机构，而更像一个刚刚起步的公司。

以色列高科技发展能取得现在的成就，众多新兴企业功不可没。而除了人才在这些企业的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外，资金投入是另一个不能不提的重要因素。这些资金有份大一部分是政府支持的。政府大力支持研究与发展，给投资者和创业家提供多种优惠，包括优厚的投

资津贴、政府贷款保证、免税额及高风险企业创业基金等等，政府专门制定了《鼓励研究与开发法律》。早在１９８４年，政府就通过了一项“鼓励投资法案”，政府设立开发风险基金，目的主要是为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提供便利。７年之后，国家有了自己的“孵化器”——一种培植企业的“苗圃”，从北加利利到内盖夫沙漠，现在全国有了２６个这样的“孵化器”。以色列研究与开发主要是在特拉维夫大学、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等７所著名大学、数十个政府和公共研究机构以及数百个军用民用企业中进行。政府和公共机构是研发资金的主要来源。在研发经费方面，以色列大学所获得的专利经费是美国大学的２倍多，是加拿大大学的９倍多。以色列用于民用研发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３％，这一比例与多数工业国家相同。日、美、法、英等国分别约为，３％、２．１％、２％、１．９％。与外国合作建立的双边捐赠基金，是研究与发展经费的另一来源，如美以两国科学基金（简称ＢＳＦ，总额１亿美元）、美以两国农业研发基金（ＢＡＲＤ，１．１亿美元）、美以两国工业研发基金（ＢＩＲＤ，１亿美元）、德以科学研究与开发基金（ＧＩＦ，１．５亿德国马克）等。各基金资助领域涉及电子、生命科学、物理学、化学、农学及社会科学等诸多方面，其中ＢＩＲＤ已经批准了在电信、电子、计算机软件／硬件、医疗设备等方面的２００多个项目，所带来的销售额达１０多亿美元。

以高科技人才作为坚实的基础，以政策支持作为助推的燃料，克服了地理上的劣势，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这便是以色列充满智慧的高科技发展之路。

作文六：《“总统普京”的强国之路》2400字

“总统普京”的强国之路

内政：打造铁腕政府强化中央集权

到２００８年普京卸任之时，俄罗斯形成了在多元民主框架下，把议会、政府、司法、主要政党和媒体掌握在手中，政权基本控制各个局面、精英团队相对团结的总统集权体制，或称“可控民主”体制。

·人民日报：普京强化中央集权势在必然

·普京政策走向分析：加强政治集权发展市场经济

·普京解散联邦政府俄从家族时代进入集权时代

针对叶利钦时期政党活动混乱、政权与主要政党相互对立，并影响到政府与议会矛盾频发的情况，以２００１年通过的《政党法》为依据、以议会为平台，普京开始落实其计划，其中着力打造“政权党”是实现这一蓝图的关键。　　　　　·背景资料：俄罗斯国家杜马及俄最大两政党

·俄罗斯小政党面临合并　党太多了很麻烦

·普京向俄杜马提交法案要求严格政党登记制度

长期闹分裂的车臣对俄罗斯一直是心中无可名状的痛。当恐怖分子多次制造血腥恐怖事件后，普京采取强硬态度，“治乱，用重典”，是理有所致，势在必然。普京执政数年，使长期动荡不宁的车臣开始启稳，反恐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　　　　　·普京签署总统令两年内从车臣分阶段撤军

·普京向参加消灭车臣匪首巴萨耶夫参战人员颁奖

外交：展开能源外交与西方博弈

普京的“新东方政策”与叶利钦的“双头鹰政策”，也即既看西方、又看东方的策略有其相同和延续的一面，但又有了新的发挥与侧重点。

·乍露锋芒的俄罗斯外交

·关注转型中的普京外交：用之字形策略对待西方

普京对使用“能源牌”并不讳言。虽然西方国家向来将石油与外交紧密相连，但对俄运用“能源武器”却似乎难以适应。

保障联合国体制下的集体安全结构，建立多极化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利用伊拉克、伊朗、朝鲜等国与美国的矛盾，显示俄罗斯在解决世界热点问题中的存在价值。

经济：成为世界“金砖四国”之一

在普京执政的８年里，俄经济持续保持６．５％—７％的增长速度，黄金和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三，与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差距逐步缩小，俄罗斯进入世界十大经济体之列。

·普京称俄十年内将步入世界五大经济强国

·普京称须用经济手段解决俄人口减少危机

·普京首席经济顾问因抱怨政府被免职

２００６年８月，俄罗斯政府向巴黎俱乐部成员国提前偿还了２３０多亿美元的外债，彻底还清了苏联时代遗留的债务。

由于普京政府实行居民收入超前增长的政策，因而俄民众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连年高于经济增长速度。１９９９年，俄罗斯人均ＧＤＰ只有１７００多美元，２００７年已接近９５００美元。

军事：加快改革步伐确立大国地位

面对风起云涌的世界新军事变革、特别是车臣战争和“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没事件，普京执政后加快了军事改革步伐。

自去年以来，俄罗斯在振兴大国地位上表现出愈发强烈的自信和更加坚定的意志。俄空军恢复停止了１５年的战略轰炸机远程战略飞行，海军舰队恢复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等国际水域的例行远洋航行。

·普京称俄需要新军事建设长期计划

·俄罗斯海军事故频发　普京解除海军司令职务（图）

·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远程战略轰炸机视察军事演习

“普京总理”的治国猜想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７日，普京在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表示，如果第一副总理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自己则准备出任总理。　对于普京来说，担任总理最大的障碍在于面临角色转换，即从决策者变为执行者。

普京是在被《时代》评选为２００７年年度人物后接受该杂志采访的。普京说，

目前在总统和总理之间重新划分权力是行不通的。如果自己出任总理，将会只从事解决社会和经济方面问题，不会试图僭越总理的权限。

普京政府将会有１１名副总理，与俄在位最长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时期的副总理人数一样。４月２５日，俄联邦总理祖布科夫签署文件，宣布改组政府办公厅。

有关俄政坛“梅—普体制”如何运转问题一直为俄国内外所关注。随着新总统就职日期的迫近，形势逐渐明朗起来。梅德韦杰夫总统兼任武装力量总司令，负责外交、国防以及强力部门，而普京则将把更多精力放在国内经济事务上。　２００８物价成为严重挑战

今年来，俄物价持续上涨，基本生活消费品粮油的价格出现了大幅攀升，虽然在普京的要求下，俄政府试图通过增加供应，打击奸商甚至限制价格来控制局面，但收效甚微。而由于粮油等商品的上涨，不少地区出现抗议活动，民怨逐渐积累。［详细内容］

不需要民意调查，也可以知道总统普京在俄罗斯受欢迎的程度。２００２年，一首叫做《嫁人就要嫁普京这样的人》的流行歌曲风靡俄罗斯的大街小巷。一时之间，这个中等身材、瘦削、表情严肃的中年人成为了俄罗斯少女争相倾慕的对象。

普京无论何时出现在公众面前，总是精力充沛，阳刚之气十足，而其中秘诀就是他坚持体育锻炼。普京１１岁学习桑勃式摔跤，后又爱上柔道，当了柔道教练。［详细内容］

在很多俄罗斯女性眼里，普京是好丈夫的最佳人选。然而普京的妻子、俄罗斯第一夫人柳德米拉在一本名叫《权力之路》的传记中却道出了丈夫的诸多小缺点，不仅约会爱迟到，还是个大男子主义者。［详细内容］

不苟言笑的普京求起婚来也格外有特色：他神色严肃的对妻子讲：“我说，朋友，你知道我的性格很难相处。现在，你必须对生活做出抉择了。”妻子的心一下子凉到了极点，以为普京是要跟她分手，于是她回答说：“你知道我的选择。我需要你。”结果普京说道：“既然这样的话，我正式向你求婚。我爱你，你同意嫁给我吗？”［详细内容］

俄罗斯媒体称他为“黑盒子”，因为清瘦、冷峻的他像谜一般，那么高深莫测。平民出身培养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特工经历练就了他的沉稳和深藏不露，柔道训练造就了他的坚韧不拔。［详细内容］

当上总统的普京并没有忘记叶利钦的知遇之恩，他总是在公共场合不失时机的保护叶利钦及其一家，对叶利钦倍加尊敬并给予隆重赞扬。［详细内容］

作文七：《中国唯一的强国之路》50100字

民主是时下中国官方和民间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论及民主，很少有人不想到直接选举领导人，以民众的选择权制约政府的执政权。选举是否中国民主的理想选项？民主政体的建立是否必须削弱国家能力？王绍光的回答是：以选举为特征的政体叫做“选主”，一定要把“民主”跟“选主”区分开——民主是老百姓当家做主。建立民主国家，也必须加强国家机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民主只能是一纸空文。“选主”不同于民主，是“超女”一样的选秀而已玛　雅：今年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撰文指出，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同时指出，不同国家实现民主的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走自己的路。中国政府一方面承认普世价值，一方面要走自己的路，中国的民主理论和实践的联接点在哪里？　王绍光：我完全同意温总理的判断，民主在各国一定要以它自己的形式发展。凡是采取别国形式、到了自己国家不加批判的民主，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而且，西方民主自身也面临很大困惑，在本国的运作存在很多问题。现在的教训非常直接，有台湾的例子。韩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搞了民主，结果怎么样？再看最近出现变局的孟加拉，军政府上台后大举反贪，得到老百姓的支持。所有这些情况出现，如果还不从中吸取教训，认为中国是特殊的，只要采取西方民主就一定能成功，那不是幼稚就是别有用心。中国１９１１－１９１３年搞过西式民主，完全照搬西方模式，结果搞得乱七八糟。所以，民主是要的，但是以为西方民主是最好的，把以选举为特征的形式照搬过来，问题非常大。我把以选举为特征的政体叫做“选主”。一定要把民主跟“选主”区分开——民主是老百姓当家做主；“选主”跟“超女”一样，是选秀而已。玛　雅：但是在一般人看来，通过投票选举领导人，是普通民众参与国家政治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在民主传统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选举式民主（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是最简便易行、直截了当的民主形式。王绍光：很多人认为，老百姓有机会选举最高领导人，或者各级政府领导人，就是民主，这个理解是片面的，有些时候可能会有问题。现在很少有人读古代经典，实际上一直到１９世纪，都没有人把选举和民主挂钩。亚里士多德说过这样的话，真正的民主是用抽签的方式。如果是代议制，就是通过随机抽选的方式来选代议人，这才叫民主。如果是选举，而且是竞选，那样产生的是寡头政治。亚里士多

德这句话虽然是２０００多年前说的，但是用来理解今天的政治形态，可以说非常精辟、准确。现在一般人很少想到，真正体现民主的形式是抽签，其实有些政治理论家就在研究，相比选举，抽签决定有哪些好处。玛　雅：有人恐怕会质疑：抽签怎么是民主？因为如果抽签是凭借偶然性，那么就没有什么人在做主，所以是无主；如果抽签被认为是体现神的意志，那么就是神在做主，是神主。王绍光：抽签意味着所有人被选上的可能性一样大，意味着平等，政治上平等是民主的实质所在。在随机抽签的形式下，每个人当选的几率是均等的。而选举，一个人所占有的资源、会不会表现自己、是不是巧嘴滑舌，甚至长相好不好，都可能是胜选的原因。我经常开玩笑，西方的选举“盛典”，已经和演艺没有太大区别，难怪好莱坞大腕影星能当选美国最大州的州长，三流演员可以当总统。台湾的马英九绝对不聪明，但是很得人缘，尤其是中年妇女的人源，恐怕就是因为模样长得好，他是“小马哥”嘛！我前不久到台湾参加一个研讨会，讲的题目是“是台湾民主的危机，还是代议制民主的危机？”如果是在各种资源均匀分布的世界，代议制民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实社会不是这样。“选举”本身的含义是选出比较好的、能代表民意的领导人，但是用的方法叫“竞选”，就是推销自己，而推销自己最好的方法又是给对手抺黑。现在哪个竞选不是用抺黑来攻击对手？近日报道，美国共和党、民主党的候选人筹到多少多少钱，到预选的时候手里没有一亿美元的候选人几乎可以放弃，根本没有机会。在这种体制下，候选人变成了商品，用商业的方式来推销自己；选民变成了消费者，不是选择最出色的候选人，而是选择最能推销自己的候选人。选举成了拼资源、拼形象、拼口才、拼演技，但资源的分布绝对是不公平的。占有资源的经济精英分子和知识精英分子非常容易入围，而穷人、精英群体以外的人很难获得机会。如果说民主和选举有一点关系，最重要的原则是一人一票原则。一人一票意味着平等，但是现在变成了“一元一票”，筹的钱越多就越容易当选，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性腐败。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一种恶性循环：资源的不平等导致参与的不平等。这有大量的实证调查。在西方，经济社会资源不平等导致参与的不平等；参与的不平等又导致不同社会群体政治力量的不平等；资源少的群体在代议机构中的代表人少，导致对决策影响力的不平等；对决策影响力的不平等，又导致资源分布的不平等……完全是这样一

种循环。所以近些年，西方一些关心民主质量的人提出西方体制的“民主赤字”问题，也就是民主的名不副实。玛　雅：我们熟知丘吉尔的一句话，民主是“最坏体制中的最好体制”。从政府合法性的意义上说，即使是资源不平等的选举，不也是公众向政府授权的一种方式？王绍光：卢梭很早就说过，如果人民仅仅只是选举代表，那很可能就是选的时候履行一下仪式，选完后各自回家，谁也不再关心，这样一来，国家实际上是由几个寡头管理。这就是目前在很多国家流行的民主方式——几年一次仪式，仪式一结束，就是少数几个人来执政。我最近读了一本书，是我２０年前读研究生时的一位美国老师写的。他说，那种所谓我行使了选举权，就认同你的政权的　“认同感”，其实是一种虚假的认同感。他是以美国政治为例来写的，写得入木三分。所以，评判一个政府的合法性，最重要的不在于它产生的形式，而在于它能否得到民众的真正认同。在选择民主的方式上，要打破迷信、思想解放玛　雅：那么你认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路该怎么走？对近些年国内从基层开始推行选举式民主有何评价？王绍光：“广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有力的国家”，这三句话基本上概括我过去２０年关于中国政治转型的思路，是我的主旨思想。“广泛的民主”是指超出一般政治的民主，不仅仅是选各级官员。我非常赞同经济民主，就是在一个经济机构、一个学术机构，或者其他机构，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有权利参与管理其事务。在这些机构内实行民主时，可以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既可以是直接参与决策，也可以是用抽签、投票等方式来产生民主决策的机构。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实现民主，会出现新的形式，互联网就有民主的性质，多讨论也是一种民主形式。讨论式或商议式民主，跟选举式民主的基本判断截然不同。以选举为特征的民主，假设人的偏好是不会变化的，偏好决定他投票选谁；选出来的人就会代表他的偏好，他就认同这个政权。这每一个逻辑推论都有错误。商议式民主的假设是，人的偏好是可以变的。一个人可能对自己认识不清，对外界事物认识不清，对别人的利益认识不清，对整体、长远的利益认识不清，在与不同人讨论的过程中，他能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改变他的偏好，这个时候再来做选择，可能做出比较理性的选择。中国有讨论的传统，不是说共产党的会多吗？这个传统不应该丢掉，而要加以改进。会多，就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讨论。不光是讨论

国家事务，也包括公司事务、学校事务，这也是实现民主的一种方式。在选择民主的方式上，最重要的是要打破迷信、思想解放，根据中国的实际尝试不同的方法。现在已经出现这样一些实验，比如浙江出现了参与式的预算，黑龙江哈尔滨市的阿城也有参与预算式民主的实验。他们在实验中有的就用抽签的方式来选择决策机构的成员，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有人会质疑：如果抽到一个傻子或者能力不强的人怎么办？但是反过来想想，在西方国家，法院的陪审团就是随机抽选。陪审员的作用也不小，决定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陪审员可以随机抽选，没有理由说不可以随机抽选人民代表。加拿大、英国等国有些地方为了弥补“选主”的不足，就用抽签来产生新的决策机构，做重大决策。这类机构名称不同，具体组织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的机构大到５０００人。由于是随机挑选出来的，其成员结构基本上能准确代表当地的人口结构，金钱、口才、相貌都不起作用。这样的实验非常有意思。而国内那些以选举为特征的实验，似乎带有选举迷信的色彩。什么都一定要选，什么选都一定要直选。按照中国宪法，乡以上各级行政首长应有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属间接选举。在议会制下，就是间接选举。国内那些促进直选的人往往不了解西方关于总统制、议会制的优劣性的讨论，他们想促使中国每一级政府都带有直接选举的总统制特征。这种方式既不符合中国宪法，还会带来一系列的行政与立法之间的矛盾，其结果很可能是那些促进直选的人所没有想到的。事实上，熟悉比较政治文献的人都知道，多数学者公认，总统制不如间接选举的议会制，如果中国必须在这两个主要的代议制形式中选择一个，那也应该选择议会制，间接选举行政长官。总之，实现民主的方式并不只有一种，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摆脱外来的、未必是一个完美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以更开放的思维来探索中国民主的路。思想解放是最重要的，但是原则应该很清楚，就是老百姓当家做主。只要按照这个理念去实践，我觉得就可以。玛　雅：讨论式或者商议式民主，是通过开放讨论加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度？王绍光：我说的讨论不是抽象的讨论，是当一个决策跟某些人的利益相关的时候，不管是在公司还是学校，都应该让利益相关者来讨论。民主是务实的，民主不是“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大多数老百姓不在乎这种形式的东西。但是一个社区里会不会建一个可能带来污染的设施，老百姓有发言权。你不能说，我是私人老板

，我出钱投资，你凭什么讨论？老百姓当家做主不仅仅是针对各级政府领导人，每个单位、每个社区都应该是带有民主色彩的体制，利益相关者都来参与公共事务。玛　雅：近些年，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持续成倍上涨，大量的资金被各级政府用于“形象工程”建设。网上登出的那些亭台楼阁式的超豪华政府办公场所，被海内外舆论讥讽为“中国式奢侈”。我觉得，应该采取由地方人大召集群众代表听证的方法，将政府楼堂馆所的建设置于老百姓的监督之下。有人认为这样做完全不可行，因为政府肯定有办法忽悠、操控老百姓的选择，形成“赞同”决议，这样一来，反而使那些“形象工程”名正言顺了。王绍光：这个完全有可能，现在所有的西方民主社会就是这么做的。但他要花费很多的精力来忽悠，忽悠不是没有成本的。可能要三五年，忽悠成了他也到期了，该卸任了。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不能采取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既然所有的限制措施都没有用，那又何必做任何事情？网上那么多人写文章、跟帖干什么呢？就是假设民意还是可能起作用的。预算监督有大的、全国性的，那个预算不要说给老百姓看，就是给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看，也未必都能看懂。还有一些预算是比较基层的，完全可以让老百姓监督，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在实行基层参与式民主。比如，城市一个行政区的预算主要花在哪儿、怎么花？或者有一笔钱，要建图书馆，是建一个大的、非常现代的，还是建几个小型的？这些完全可以让老百姓来讨论，大家也有兴趣和能力参与讨论。我不觉得哪个文化局的领导会认为，建一个大图书馆是政绩，建１０个小的不是政绩，没准建１０个小的口碑更好，“形象”更好。　我前几年写《美国进步时代启示》时就提出，预算改革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突破口。从这儿开始就可以把老百姓动员起来关心民生问题、政府决策问题，就可以走向民主。我认为，在县以上各级，要加强人大的作用；在县以下的基层，要加强老百姓的直接参与。有些时候，全国预算、省一级的预算，特别是大的项目开支，也可以放到网上，让老百姓来监督。这个完全可以做到。没有一个有力的政府，民主只能是一纸空文玛　雅：现在的普遍认识是，民主政治意味着“小政府、大社会”，政府要弱，社会要强，要限制政府权力，政府还权于社会。你强调“有力的国家”，这与你所说的“广泛的民主”如何协调并存？　王绍光：我一直认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有利于民主的，而不是不利于民主。我在上世纪８

，我出钱投资，你凭什么讨论？老百姓当家做主不仅仅是针对各级政府领导人，每个单位、每个社区都应该是带有民主色彩的体制，利益相关者都来参与公共事务。玛　雅：近些年，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持续成倍上涨，大量的资金被各级政府用于“形象工程”建设。网上登出的那些亭台楼阁式的超豪华政府办公场所，被海内外舆论讥讽为“中国式奢侈”。我觉得，应该采取由地方人大召集群众代表听证的方法，将政府楼堂馆所的建设置于老百姓的监督之下。有人认为这样做完全不可行，因为政府肯定有办法忽悠、操控老百姓的选择，形成“赞同”决议，这样一来，反而使那些“形象工程”名正言顺了。王绍光：这个完全有可能，现在所有的西方民主社会就是这么做的。但他要花费很多的精力来忽悠，忽悠不是没有成本的。可能要三五年，忽悠成了他也到期了，该卸任了。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不能采取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既然所有的限制措施都没有用，那又何必做任何事情？网上那么多人写文章、跟帖干什么呢？就是假设民意还是可能起作用的。预算监督有大的、全国性的，那个预算不要说给老百姓看，就是给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看，也未必都能看懂。还有一些预算是比较基层的，完全可以让老百姓监督，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在实行基层参与式民主。比如，城市一个行政区的预算主要花在哪儿、怎么花？或者有一笔钱，要建图书馆，是建一个大的、非常现代的，还是建几个小型的？这些完全可以让老百姓来讨论，大家也有兴趣和能力参与讨论。我不觉得哪个文化局的领导会认为，建一个大图书馆是政绩，建１０个小的不是政绩，没准建１０个小的口碑更好，“形象”更好。　我前几年写《美国进步时代启示》时就提出，预算改革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突破口。从这儿开始就可以把老百姓动员起来关心民生问题、政府决策问题，就可以走向民主。我认为，在县以上各级，要加强人大的作用；在县以下的基层，要加强老百姓的直接参与。有些时候，全国预算、省一级的预算，特别是大的项目开支，也可以放到网上，让老百姓来监督。这个完全可以做到。没有一个有力的政府，民主只能是一纸空文玛　雅：现在的普遍认识是，民主政治意味着“小政府、大社会”，政府要弱，社会要强，要限制政府权力，政府还权于社会。你强调“有力的国家”，这与你所说的“广泛的民主”如何协调并存？　王绍光：我一直认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有利于民主的，而不是不利于民主。我在上世纪８

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写《建立一个强有力民主国家》时，就是要证眀这个道理。这与当时流行的观念是唱反调的。当时正是所谓的“第三次浪潮”时期，第三世界国家、东欧都要转型为所谓的民主制度，理论家、政治运动的参与者都认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是民主的敌人，一个弱的政府有利于民主的形成和巩固，所以要让国家“缩水”，削弱其压制民主的力量。我在文章中说，建立民主国家，也必须加强国家机器，而不是损坏它；如果损坏国家机器，可能既得不到民主，也得不到国家。当时我是孤掌难鸣，一片拍砖的声音，包括很多朋友都批评我。１９８０年代以来，全球有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了所谓的“民主”转型，真正让人民当家做主的有几个？不少国家转型后，情况不是更好，而是更糟，美国一手扶持的阿富汗、伊拉克就是明显的例子。这些经验教训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国家能力与民主之间的关系。２００４年，曾一度坚称“历史已经终结”的日裔美国人福山写了《国家构建》一书，现在已经译为中文。他的理论，其实就是我１９９０年那些认识。２００７年，以研究国家的形成著名的查尔斯·蒂里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　也出版了一本题为《民主》的书，最基本的分析框架也是两个向度：民主程度与国家能力。可见，现在国家能力对民主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公认。原因很简单，整个１９９０年代的事实很清楚：一批国家转变为所谓的“民主体制”后，国家管理体系却垮掉了。我还写过一个书评，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政治学家的书。他以前是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是民主的敌人，直到他去俄罗斯看过以后才得出结论：国家是最大的人权机构；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民主只能是没有用的一纸空文。现在西方的理论家基本上都承认，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才可能有一个质量比较高的民主。我最近刚写了一篇英文文章，用１１７个国家的数据进行比较，来看民主的质量和国家能力的关系。其中一个结论是，政府监管能力比较强的国家，民主的质量都比较高。玛　雅：“公平的自由”也是在“有力的国家”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王绍光：公平是我一直思考的另一个问题。之所以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并非因为它本身值得称道，而是因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比如资源再分配，在市场机制下，如果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涉，市场导致的分配一定是不公平的，所以需要外力的参与，需要政府干预。再比如说自由民主（ｌｉｂｅ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在民主前面加上“自由”这个修饰词，不是更好听了吗？但是追溯历史可以看得很清楚，自由首先意味着私有产权，

是少数有产者的自由，而不是广大劳动人民的自由。所谓“自由民主”，更多的是强调自由，而不是民主，其实质是用自由来限制民主的作用范围。这一点鼓吹自由民主的理论家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我们国家很多拥护自由民主的人却不明白。我在１９９０年代初提出国家能力问题时，中国国家能力的现状令人非常担心。今天中国政府的能力虽然比过去有所加强，但是从改善民生来看，相对于它要实现的任务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日常遇到的大量问题都是和政府相关的——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工作场所的安全，环境治理等，所有这些问题政府可能有很好的意愿去解决，但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解决。所以，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仍然是必要的。广泛的民主、公平的自由，有力的国家，这三者之间并不是相互矛盾的；相反，三者相互补充、协调并存，是我们的安邦之道。玛　雅：但是官与民、政府与社会作为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终究要达到合理的力量对比，才有可能建立你所说的“强有力的民主国家”。温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会上谈到腐败问题时，强调要进一步分散权力。你在１９９０年代初就提出“分权的底线”，认为超越底线是十分危险的。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如果不分散权力，怎么才能有效遏制权力腐败？王绍光：权力高度集中在个人手里和集中在某一级政府手里是两码事。比如说，所有的商业银行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但不是所有银行都会把贷款给人家，然后收回扣。商业银行的权力不是集中在某个个人的手里，它有很多的制约机制。所以，要把权力集中分成两个层次：机构性的权力集中，在某些地方、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权力高度集中在某些个人手里，这是产生腐败的原因。对这两个层次如果不加以区分的话，会引起概念上的混淆，也会引起反腐败策略上的误导。如果以为任何权力集中都一定会导致腐败的话，那惟一的办法就是让政府少干事。不干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就是国内某些经济学者的思路。现在需要纠正的主要是个人权力高度集中。比如最近发现很多卖官的，就是因为权力集中在某个县委书记或组织部长手里。不管是任免权、贷款权、审批权，都不能集中在某个个人手里。集中在党委手里、某个部门手里，比如审批权在某个计划单位手里，有一定的程序，相互制约，有一些规定、标准，执行者必须按照标准执行，没有太多的自由裁量权，在这样的制度下，哪怕权力是高度集中的，也不可能产生腐败，或者很少产生腐败。香港政府高度集中，所有的政府官员，尤其是廉政公

署，都要对行政长官负责，那么行政长官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腐败了吗？他不能，好多事情他不能做，他必须要跟相关人员商议，通过一定的程序、按照一定的标准来做。这样一来，虽然权力高度集中，政府依然可以保持清廉。玛　雅：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怎样才能解决个人权力过大的问题？王绍光：现在的党委跟五六十年代比，哪个权力更集中？那个时候。但那个时候为什么腐败比较少？它有很多制约。党委一班人，决策真正要经过这个班子，有民主集中制，不是某个人说了算的一言堂。那时还有运动机制，官员犯了错误老百姓可以揭发批判，还可能会被下放，他就不敢腐败。在这个意义上，不光可以借鉴国外好的机制，也可以从我们以前的机制学习。可以用各种办法来加以限制，比如任命一个干部必须怎么做。不是有制度建设吗？可以自下而上监督，也可以自上而下监督，上下左右制约某些个人手中的权力过大。打压只能帮倒忙，导致媒体的“隧道效果”玛　雅：说到自下而上的监督，你是如何看待媒体与政府的关系？　王绍光：我有一个印象，媒体很多人其实不清楚自己的立场，但他们非常反感官方的打压。他们关心的事儿是和老百姓日常生活相关的左翼关心的问题，但解决思路往往又是右翼的思路。这中间有个矛盾，和他们的家庭背景、成长过程可能是联系的。大量媒体人员可能是从农村、小城镇来的，家庭背景、成长过程使他去考虑“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医疗、教育等问题，都是左翼特别关心的问题。但他们提出的方案是，只有实现西方式民主，或者只有言论自由，这些问题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跟言论自由不自由，看起来有直接联系，其实没有直接联系。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美国的医疗体制改革。美国的医疗体制既不公平又没效率，每年花１６％的ＧＤＰ来实现一个在ＯＥＣＤ国家几乎是倒数第一、第二的健康指标。１９９３年克林顿上台后，第一夫人希拉里提出一个医疗改革计划。当时契机非常强，好像一夜之间就可以通过，可过了１３年了，至今还没有解决的迹象。美国言论很自由，但是再自由，议事日程被某些特殊利益控制着，提不上日程的方案，就不可能通过。反观中国，　ＳＡＲＳ出现后，大家一批评，医疗改革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２００５年国务院发展中心拿出一个报告，说中国医疗改革基本失败，引起全社会讨论，很快成了政府议事日程的一部分。２００６年就开始推广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政府出钱，普遍建立。现在９个部委正在探讨城市医疗改革的方

案，总的意向已经很清楚，很快就要实现全体城市居民应保尽保。从这两个例子看，哪个国家民意反应更迅速、更鲜明一些？跳出意识形态的束缚来思考，脑子可能就更开放一些。所以说，新闻工作者关心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是矛盾的。为什么矛盾？就是因为被打压，使他感到言论不自由。……社会核心价值观丧失、不能形成新的核心价值体系、农村中各种邪教泛滥，都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用防啊、堵啊这类方式管理媒体有关。如果这方面放开的话，媒体人不会觉得有那种压力，想法就不会有“隧道效果”——就只看那么一窄条，觉得就是这一个因素在压制他。他就可能看得更宽、更现实一些，看到自由民主之外的其他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最近新闻总署提出要“多用智慧少用权力”，总算有点儿进步。玛　　雅：打压确实适得其反。王绍光：比如章怡和书里说，当年精英阶层的某些人毛巾用一次就扔了。读者看了会很反感：你凭什么毛巾用一次就扔了？老百姓当时可能一条毛巾都没有。几个成天哀鸣的人，现在变成英雄一样，成天嚷嚷，“我的书被打压”。其他人也没看过，以为一定是好东西。打压只能帮倒忙。当阿猫阿狗都能入党，执政党的堕落不可避免玛　雅：如果权力集中和腐败不是必然的关系，那么腐败的根源在哪里？有观点认为，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给中共官员的腐化堕落提供了“理论根据”，导致一些人放弃共产主义远大追求，取而代之以一种末世心态，于是开始大捞特捞，造成权力腐败大肆泛滥。　王绍光：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这两者之间也许有些关系，但不是必然的关系。举个例子，日本共产党有４０万党员，日本共产党党员选上参议员、众议员，工资的２／３要交党费，因为是党选上去的。下一次选下来了，他可能去开卡车、摆小摊，甚至失业，但这些人依然在学习《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不断开展活动。日本是资本主义社会，比初级阶段还初级阶段，但是日本共产党的党员并没有变成我们某些党员那个样子。还有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都比初级阶段还初级阶段，但都没有堕落到这种地步。我觉得问题的根子在于，共产党接收党员的标准太低，党员太多，组织生活完全放松了。一个政党兴旺不兴旺，力量大不大，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党员数量。党员人数越多，这个党越不安全，和某些人所想象的整好相反。罗马尼亚共产党垮台前，党员占人口１６．８％，包括小孩在内，１００个人里有１６．８个党员。罗马尼亚是共产党垮

得最惨的国家，那些打死奇奥赛斯库的人就是共产党员。中共在改革开放前维持在３％左右，１００个人３个党员，现在７０００万党员，已超过５％。这个比重上升一两个百分点是不得了的事，现在的比例就相当于东欧国家垮台的时候。所以，党员数量要小，成分要精。越小的党越好管，有个先锋队的选择性。当阿猫阿狗都能入党，入党以后还有这好处那好处的时候，党的堕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最近几年，大量的大学生、研究生入党，成分发生变化后也带来问题。温铁军说，他在人民大学讲党课，所有来的人手里拿一本外文书之类的，没有人想听党课，都来混个听过党课的经历。现在要救这个党，惟一的办法是重新登记，不爱入的就不要入了；愿意入的，必须按照规矩来。现在很多人骂共产党，共产党员骂得是最厉害的，这样的党员还要他干吗？玛　雅：党员数量要小，成分要精，你认同新加坡式的精英党？王绍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吸纳社会最精英的人，这未必符合我的理念。我觉得应该是以工人阶级的先锋分子、广大劳动人民中的先锋分子为特征的，而不是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为主体的党。三种精英的党也很容易腐化，而且很容易造成三者的重合，他们合谋来统治这个社会。共产党毕竟还叫共产党，应该是普通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玛　雅：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中国现在贫富分化突出，执政党各级领导干部中一部分人先富了，有的腐败了。由于广大普通党员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无足轻重，造成中共自身已成为一个在改革中受益颇多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否坚持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王绍光：我对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的说法存在疑问，至少现在是不准确的。共产党目前有７０００万党员，比一个韩国大，比一个英国、法国也大。那么大一个党，它的干部，包括所有基层公务员，不过１０００万人。即使把企业里的管理人员加进来，恐怕也还是少数。共产党里属于先富的人恐怕也是少数，大部分是在中间群体，生活改善了，但没有成为暴富阶层，也不是利益受损的阶层。所以才有这种情形，所有的政策出来后，党内是有争议的，比如企业改制、《物权法》等。如果说共产党已经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如果它的利益跟先富群体的利益是一样，它会站在先富群体一边；不一样的话，它可能两边都得打，先富的夺过来，弱势的压一压，让自己致富。显然，这

这７０００万人的利益不可能和先富群体是一样的，也不可能变成一个上欺下压的群体。如果假设共产党不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党内确实有人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党员在很大程度上跟弱势群体或者中间层的广大人民利益是一致的话，就不存在那种困境，好像共产党要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但是它的利益结构根本不允许它这样做。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伪问题。毛主席早就说过，党内有党，有派，有阶层。党和社会一样是多元的，社会民意反映到党内来，也会对上层领导造成一种压力，迫使他们做某些方面的转变。党内当然有人希望党更多地站在先富群体一边，但也有人希望更多地站在大多数人一边，正是这种多元、内在的矛盾张力，使得党往哪里走，国家政策偏向于谁有很多可能性，不只是一种可能性，那么中国走向有利于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可能的。中国未来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玛　雅：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舆论近来热炒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否理想选项？你对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如何评价？　王绍光：这篇文章存在几个误读。首先，作者误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解读为像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第二误读了他自己的概念——民主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民主主义，泛泛而用，说的概念是民主社会主义，举的例子是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是对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实践的误读——所产生的背景、整个历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什么会是那个模式等。他没有认识到，北欧国家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的出现，或者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的体制下出现一些带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集团存在，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的竞争。那些国家是害怕共产主义蔓延，为了抵御它，才不得不采取一些社会主义的政策，导致这些模式的出现。对于这些历史、国际变量等，《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作者都误读了，好像真是有人发了善心，找到一条道路就走了。事实上，如果没有当年的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