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利催生中药黑色产业链 造假手段众多监管缺失
05:09&&来源：经济参考报&
　　近年来，中药材市场价格不断上涨，与之而来的是中药材造假现象也日趋增多。《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调研并实地暗访了解到，，制假售假不仅从过去的名贵药材向普通药材扩散，而且造假手段翻新增多，甚至用淬取后的药渣“鱼目混珠”，非专业人员难以辨别。
　　日新月异的造假技术
　　在全国三大中药材批发市场之一―――成都市荷花池中药材专业市场，《经济参考报》记者见到了正在药材检测中心忙碌着的技术人员王永康。谈到中药材造假技术，王永康说，长期以来，中药材制假售假主要集中在虫草、燕窝等名贵中药材，普通药材造假并不多。然而，随着中药材价格持续上涨，一些不法分子开始将制假的“魔手”伸向普通中药材，而且手段也日趋翻新，其中不乏高科技手段。
　　王永康从事中药材检验工作长达20多年，目前负责市场的中药材抽检工作，他用了“日新月异”来形容当前的造假技术，从80年代至今，我国中药材的整体质量有所提升，但制假售假的现象有所抬头。
　　以假充真、以次充好、通过添加其他“元素”提升重量……记者在全国一些中药材专业批发市场走访时，一些客商给记者细数了一种种中药材造假的办法：用外形、颜色与冬虫夏草都极为相近的亚香棒虫草来假冒虫草；用染色的玉米须来冒充藏红花；加铁丝来增加虫草的重量；用苹果皮来代替牡丹片；将人工栽培的参作为野山参出售。
　　不过，在许多客商眼中，这些传统的手段已经不入流，容易被人识破，仿真度最强的，当数药渣掺假，即将药厂淬取后的药渣掺入正常药材中以次充好。
　　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医药事业国情调研组执行组长陈其广说，不少缺乏商业道德的“现代中药”生产企业把提取过“有效成分”“单体”的中药原料再加工切片，以饮片方式销售到药材市场上去。使得许多药厂用这种“饮片”生产出来的中成药药效大减，甚至完全失效。中医药事业国情调研课题组在中药生产厂家和一些民营中医机构调研时，多次听到这方面的强烈反映。有的民营医院的“一把手”不得不为此亲自出马寻找合格药材。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太子参销售商给记者展示了此类药材：3包太子参，颜色、外形相当接近，其中两包分别是用水和酒精淬取后剩下的药渣。他将药渣掰断：与药材相比，用水淬取过的药渣很碎，断裂面光滑宛如玻璃；用酒精淬取的，断裂面呈空心粉末状。“药渣淬取后会变黑，但用双氧水浸泡后，颜色会变得比原来还白。与药材掺杂后，药材也会慢慢变白，最终两者颜色融为一体，难以辨认。”
　　暴利催生的黑色产业
　　一名药材经营客商以药渣掺假为例，给记者勾勒出了一条黑色利益链：药厂部分违法人员将本应及时销毁的药渣偷偷运出，再运至加工场地，由专门人员负责药渣烘干、漂白等技术处理，最后销往中药材市场“一车药渣两、三吨才几百元，加工费一般每公斤两元。每一环节都要产生高额利润，最终卖到市场的药渣价格约为中药材的一半。这两年中药材价格上涨，有时能卖到市场价的七成。”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随着造假技术的不断提升，专业化分工日趋明细，中药材造假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条从源头到成品的黑色产业链。
　　业内人士透露，中药材造假，不仅包括中药材，还包括一些中药饮片。河北安国是中国最大的中药材批发市场，那里的商户本来只有经营批发中药材的资格，但由于饮片更好卖钱，因此，大量商户都在做中药饮片的加工生产，假冒伪劣行为时有发生。而后，这些质量难以得到保证的中药饮片又被卖到医院和中成药制药企业，并最终来到消费者手中。
　　“过去造假都在原材料的等级分类上，如把二等货的中药材作为一等货来卖，但现在在中药的种植、饮片的加工各环节，废物利用、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几乎无处不在。”杭州市中医院院长杨勇对此很是头痛。
　　一些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中药饮片领域，造假的黑色利益链还能够继续向终端延伸。例如，有人专门从事生产假冒包装袋、印刷假冒合格证明，以及假销售出库单等“造假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海宁市斜桥镇华丰村党委书记朱张金平时有搜集有毒有害食品的习惯。他说：“有的造假一公斤的成本才2、3块钱，可利润回报却在10倍、甚至100倍以上。巨大的利益诱惑，导致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
　　中国中药协会的数据显示，2012年前三季度，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我国中成药产值达2882亿元，同比增长20.8%；饮片产值692亿元，同比增长27.1%。
　　“如此庞大的产业，如此高额的回报，必然会催生造假产业链。”成都荷花池中药材专业市场管理商―――伊厦成都国际商贸城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余力说。
　　造假背后的监管缺失
　　业内人士认为，中药材造假背后，除了最直接的暴利驱动外，还存在客观上的供求错位以及主观上的监管缺位、标准缺失等一系列原因。从客观上分析，以虫草等珍稀野生中药材为代表，“竭泽而渔”导致供求矛盾日益尖锐，从而给造假提供了市场空间。
　　在中医600余种常用药材中，纯依赖野生药材资源的占400余种，人工种养的品种约占200种，但其中50%左右的需求量仍依赖其野生药材资源。目前被列入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的药用植物已达168种，道地野生中药材，正面临严重的资源短缺甚至枯竭。
　　对于普通药材来说，我国虽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业，但受天气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影响，产量和价格波动厉害，药农种植积极性不高。浙江省磐安县是浙江省最大的中药材主产区。该县农业局局长张方荣介绍，磐安县中药材年种植面积达8 .4万亩，白术、元胡、浙贝母、玄参、天麻的产量均占全国的20%以上，中药材产量1万余吨，产值达4 .5亿元，占该县农业总产值的40%。但近年来，受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种植面积逐年下降，药材质量监管难度大，产业链短缺等因素影响了品牌效应的发挥。
　　除客观因素外，中药材造假还因为行业标准缺失和监管缺位等问题。
　　―――行业标准缺失。伊厦成都国际商贸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寿建鸿说，由于行业标准缺失，如何对假药进行定性存在尴尬。“对于通过各种手段掺假售假的行为，打击起来相对简单，但中药材讲究道地，不同地区种出来的中药材其药性也各不相同，如果客商以次充好，是否能够认定其售假药材面临现实的操作难题。”
　　―――准入门槛较低。记者在全国一些中药材市场走访时了解到，大多数从事中药材经营的都是一些药农，由于行业准入门槛较低，只要注册一个经营许可证，就可以进驻市场进行销售。
　　― ――监 管 失 范 。 中 医 药 具 备 贯 穿 第 一 、 第二、第三产业的完整产业链，约20个部、委、办、局涉及到中医药事业管理的局面。由于各部门之间既有权力交叉，也有监管“真空”，直接导致了“几个大盖帽管不住一棵草”的局面，也给制假、售价创造了机会和空间。陈其广说，这种高度分散管理的现状，使中医药产业的整体规划、中长期规划很难从国家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高度来很好地协调和制定。
　　―――违法成本低。成都市金牛区药监局局长郑涛说：“目前，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贩卖假药材将按产品价值的2至5倍处以罚金。平时，这些商贩最多摆20公斤至30公斤，罚下来最多就几百上千元，还没有中药材的检测费用高。”
　　除署名外，均由记者叶建平、褚晓亮、李亚红、张乐采写
　　标签：药渣中药材药材饮片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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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孔明监管趋严“暴利”时代终结 创投迎来大变局
日 23:56来源： 作者：周少杰
竞争加剧 “暴利”时代终结
“过去可能一个项目上市翻5倍、10倍甚至是几十倍，我们有案例甚至翻到100倍以上的，但是现在可能只有1、2倍。”东方富海总裁程厚博感慨说，整个市场的资本红利越来越少。作为一家管理资产规模超过70亿元的创业投资管理公司，东方富海自2006年成立以来投资项目超过100个。然而，市场形势突然生变让程厚博们感觉到阵阵寒意。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创投行业境内IPO退出账面回报倍数呈现下滑。清科集团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32家上市企业仅为背后支持的VC/PE带来4.24倍的平均账面投资回报。此前，在2011年上半年及2010年，月平均7-8倍甚至动辄上10倍的回报水平也屡见不鲜。
此前在“赚钱效应”的影响下，创业投资机构对拟上市企业项目拼抢激烈，相互哄抬价格的恶性竞争时有发生，一级市场项目入股市盈率节节攀升，入股市盈率十几倍乃至数十倍的不在少数。程厚博对此深有感触：“之前有个项目，老板跟我关系很好。两年来，我一直帮他准备各项上市事宜，在去年的一次增资中，他提出要20倍的市盈率，所有份额很快就被抢光了。我只好放弃了。”
其实不只东方富海，深圳市同威创投也有类似遭遇。总裁刘涛谈起同行的“血拼”时也愤愤不平：“我们原来有一些项目合作得很好，后来却遭遇同行的狙击，他们以高价把我们的项目拿下，涨价50%或者1倍，我们只能选择放弃。”这种情况在过去几年发生的比较多，去年由于市场估值下降争抢项目现象稍有好转。“希望同行进一步加强合作，进行联合投资，而不是大家PK。”他表示。
然而，这些高价哄抢得到的项目可能就要面临资本市场“泼冷水”。从去年开始，二级市场持续低迷，拖累了一级半市场的询价，新股发行市盈率逐季下行，到目前大都回归到较低水平，部分中小板、创业板公司发行市盈率甚至低至十几倍。“这意味着，一些创投机构此前高价储备的项目即便上市之后仍有可能面临亏损。”一位创投业界人士说，随着新股发行改革的推进，这种局面还将维持较长时间，未来有可能会死掉一批机构。
另一方面，随着资本市场退市制度的建设和完善，退市也可能威胁着创投业机构管理的财富。目前，创业板退市制度已经正式出台，而主板退市制度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对于PE/VC行业来说，即便所投资的项目成功上市，若该企业存在经营不善、公司治理不规范等问题将面临退市惩罚，作为投资机构可能还没有来得及退出就遭遇资金“沉没”。更为重要的是，目前优质的上市资源越来越少，这也意味着创投风险越来越大。
“退市制度完善有利于改变创投行业浮躁的风气。”深圳创投公会常务副会长王守仁认为，退市制度的出台将倒逼投资机构对所投资企业做充分的尽职调查，更加注重企业的规范运作、持续创新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创投公司真正监督和参与企业日常经营运作，“而不再是简单地‘募资-投钱-退出’”。
“账面浮盈税”传闻才刚在创投业引起一场地震，“备案制指引细则”的消息又引起一波海啸。IPO新规推出、创业板退市制度出台、税收政策有变、行业监管趋严，一道又一道“紧箍”砸向过去几年“闷声发大财”的创投行业。
多位创投业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监管政策日趋严厉、IPO退出渐趋困难、一二级市场市盈率趋于相近，创投业过去简单的“融-投-退”盈利模式将不复存在，要想在变局中生存下来，需改变思路。
监管趋严 告别“野蛮”生长
“今后所有的股权投资公司都要向发改委备案，如不备案，管理部门将公示每一个规避监管的股权投资企业，让他们进入黑名单。”在某论坛上，国家发改委财政司官员如是说。这是备案制全面推广施行5个月后，发改委再次特意强调对创投业的监管。
2011年11月，发改委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促进股权投资企业规范发展的通知》(简称“2864号文”)，将此前先后在、北京科技园区、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开展股权投资企业备案管理的试点工作向全国范围铺开。日前，有消息称国家发改委最快将于本周发布落实PE全国强制备案的指引细则，进一步规范国内股权投资企业的运作。
上述政策的出台，与2011年天津爆发的系列非法集资事件不无关系。2011年6月，天津天凯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天津活立木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等公司等以PE名义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同创伟业董事总经理丁宝玉在创投业界深耕多年。他认为，投资本身是无需监管的，但由于采用有限合伙制模式——LP(有限合伙人)不参与管理，GP(普通合伙人)全权管理的募集方式，在这种模式下为保护有限合伙人利益，适当的监管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在中国，可能比较有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不仅备案制，来自监管层的后续政策还在不断酝酿之中。此前有关PE股权投资溢价征税四成的传闻虽被多位业界人士证伪，不过，业界普遍预期国税总局对于有限合伙制PE征税标准的法规可能出台。此外，正在修订的《基金法》是否将私募股权基金纳入到监管体系也是时下各方热议的话题。地方政府也密集出台监管政策：继北京提高股权企业注册要求之后，天津滨海新区在今年2月出台新的注册政策。
“今年是PE/VC规范发展的一年。”龙柏宏易资本集团董事长王平认为，监管层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规范募集的过程，尤其对有限合伙企业层次结构、法律安排，本土机构只有遵守相关制度，才能更健康、更稳健地发展。
回归本质 新市场孕育新机会
在经历了“全民PE”的狂热之后，行业经历洗礼，将理性回归到创业投资的本质，越来越多的创投界人士认识到，创业投资需要转变以往粗放式发展的模式，应在专业领域提供精细化服务，也有创投机构意识到要“向前走、向后靠”，开拓另一片市场。
道成资本总裁于伟华认为，目前八成左右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只做“融-投-退”，“找几个人弄点钱，找几个项目，投到企业里面完事”；目前在国内排名靠前的管理公司做的是“融-投-管-退”，“多了一项‘管’，其实就是派个非执行董事参与日常经营决策”。
“这些模式已经开始不适应当前发展形势，资本圈必须要创新，定位‘服-融-投-管-退-并’，必须服务为先，被投企业钱没进去之前，人要先进去服务。”于伟华认为，应该从财务、法律、税务、评估和行业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一些人则看到前期投资的市场。深圳一批老牌投资机构最近已经开始在做调整，成立早期基金。就是其中之一，该公司元老肖冰说：“原来简单的赚钱模式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策略调整一定要往前走，往早期走。”
在此之前，不少投资机构并不愿意做前期项目，重要原因是退出渠道匮乏。不过，已经成立的上海股权托管交易所和正在筹备的深圳前海股权交易所有望为这些投资机构提供便利。此外，新三板似乎也在临近，这些都将为创投行业提供较好的退出渠道。
“我们不一定都要将眼睛盯在二级市场，一级市场甚至一级半市场，还有开发的潜力。而且由于进入的时间比较早，成本也要比突击入股低很多，这样利润并不会少太多。”一位创投人士说。
与参与培育公司的盈利模式不同，另一些人则看到了并购市场的发展前景，即试图通过控制上市公司股权，并置入优质资产，从根本上改变上市公司的经营模式，以实现盈利。资本市场上频频举牌等上市公司的长城国汇已经在这种模式上迈出步伐。长城国汇并购基金首席执行官宋晓明认为，并购基金要通过收购目标企业的较高比例的股权，获得控制权，再通过改制改组、战略调整、金融运作、管理优化、股权激励和降低负债等手段，让被投资企业脱胎换骨，从而实现价值创造。
刚刚成功运作络上市的深圳基石资本也认同宋晓明的观点。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说：“资本市场不会继续容忍平庸的企业轻易拿到过高的IPO发行价格，未来通过资本市场和购并市场退出实现的价差会不断缩小，并购市场会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实际上，在并购六合股份案例中，张维旗下的和高智投资就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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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独家｜疫苗江湖“群丑谱“——暴利下的监管弊案独家｜疫苗江湖“群丑谱“——暴利下的监管弊案看看新闻Knews百家号长春长生四面楚歌，正遭遇各方围剿。7月24日晚，长春公安消息称，该公司董事长高俊芳等15名涉案人员被刑事拘留。与此同时，母公司长生生物发布公告，自7月26日开市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长生生物”变更为“ST长生”。这被称作A股史上速度最快的ST。以上公告还表示，目前子公司长春长生所有产品已被暂停批签发；公司经研究决定对公司其他产品也采取全面自主停产，进行全面、彻底的整改。“长春长生违法违规生产疫苗行为，性质恶劣，令人触目惊心。”7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有关地方和部门要高度重视，立即调查事实真相，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7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国务院立刻派出调查组，对所有疫苗生产、销售等全流程全链条进行彻查。对不法分子坚决依法严惩，对监管失职渎职行为坚决严厉问责。吉林省已成立省市两级案件查处领导小组，配合国务院调查组的工作；该省纪委监委也应声启动对长春长生疫苗案腐败问题的调查追责。长春市人民检察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已依法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7月23日，证监会立案调查长生生物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深交所对长生生物大股东、董监高所持有的股份进行限售处理。与此同时，全国25个省份集体发声，停用长春长生狂犬疫苗。自7月15日以来，长春长生一直处于舆论旋涡：先被国家药监局查出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后又因曾生产的百白破疫苗检验结果“效价测定”项不符合规定，被吉林省食药监局行政处罚。国家药监局正在组织对全国疫苗生产企业开展飞行检查，严查严控风险隐患。事实上，近年来我国疫苗丑闻不断。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看看新闻Knews记者发现自2006年以来共有270多份有关疫苗受贿的判决文书。这些判决文书显示，从审批、生产、市场流通到接种，我国疫苗监管的多个环节都出现被权钱交易侵蚀的情况。在这些案件中，受贿主角上自国家药品主管部门官员，下自各级疾控中心、基层卫生院负责人；行贿者包括长春生物、科兴生物、辽宁成大、浙江天元、成都康华、百泰生物、北京民海等疫苗巨头。这些疫苗案件曾多次引爆中国疫苗的信任危机，也都暴露出疫苗监管的软肋，代价沉重，教训深刻。今年63岁的卫良，在身陷囹圄8年后终获假释。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书：罪犯卫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予以假释，假释考验期限从日至日。2009年，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调研员卫良“落马”。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卫良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卫良的案发，据称事涉江苏延申、河北福尔狂犬疫苗事件。日，国家食药监局发布公告，江苏延申、河北福尔当年7—10月间生产的7批次狂犬疫苗存在质量问题。其中，江苏延申的问题疫苗4批次，总计发出18万人次。国家药监局、江苏省食药监局的联合调查组进驻江苏延申，立案调查。结果发现：为节省生产成本，江苏延申在疫苗中掺入不易发现的添加物，可令疫苗出厂时检测达标，实际效用则大打折扣。联合调查组还发现，江苏延申造假已非一日，保守估计一半以上的疫苗存在造假，受害人多达100万人。当时，江苏延申流感疫苗连续4年位居全国第一、狂犬疫苗2008年位居全国第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江苏延申一墙之隔，就是常州市药监局新北分局。日，江苏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书：判决江苏延申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罚金300万元，判处江苏延申公司总经理陈大羔及公司员工张忠义、贾晓霞、谈玉芳、高春润、裴强等有期徒刑三年至一年三个月不等，并处罚金。然而，董事长韩刚君毫发无损；另一股东杜伟民，则在江苏延申出事前转战深圳，成为了康泰生物的实际控制人。江苏延申也“大难不死”，在半年之后竟获得防疫部门价格过亿的160万人份甲流订单。杜伟民、韩君刚号称中国“疫苗皇帝”，他们2007年以2000万元的代价获得江苏延申掌控权。二人原均为江西省卫生防疫站职工，下海后北上长春，在2001年前后设立合资公司，成为长生生物前身长春长生实业的小股东，杜伟民一度出任销售总监。在将长春长生的股权转让给董事长兼总经理、财务总监高俊芳之后（见《8千万身价十年飙至55亿 长生生物的前世今生》），杜伟民、韩君刚又南下，联手入主江苏延申生物，韩出任董事长。卫良正是杜、韩二人之友。2009年7月，卫良亲赴江苏延申视察甲流疫苗生产情况。在H1N1甲流爆发疫情之后，江苏延申为8家甲流疫苗企业之一。江苏延申、河北福尔狂犬疫苗曝光后，卫良被双规，次年4月正式批捕。国家食药监局药品认证管理中心孔繁忠，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祁自柏、任白坚石、陈继廷等人，随之相继落马。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的起诉书显示，2006年到2010年期间，卫良涉嫌利用职务便利违规为25家公司在药品注册、审批方面提供帮助，收受贿赂147万余元。原国家药监局生物制品处主管全国疫苗的审批、注册，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则负责疫苗的“批签发”。两个部门，级别虽低，却分别掌握了疫苗从注册审批到最终走向市场的命脉关卡。两道闸口一起失守，问题疫苗被放出魔瓶。卫良为注册司生物制品处的处级调研员时，在任的处长则为尹红章。2010年9月，国家药监局在卫良窝案之后对部门人事大换血，当了8年生物制品处处长后，尹红章升任国家食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副主任，职级副司。此后5年，作为“技术官员”的尹红章一直履职在这个职务，直至锒铛入狱。我国对疫苗上市实行行政许可，行政许可的前提是技术审评。药品审评中心就负责疫苗的技术审评；根据审评意见，药品注册司再决定是否对该疫苗予以注册。从药品注册司处长任上履新药品审评中心，尹红章太清楚这两大部门的权力了，它们几乎扼住了疫苗产品过审的命脉，也就是说，审评、注册环节可以直接决定疫苗能否上市，以及上市的快慢与否。尹红章成为这场权力寻租“游戏”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事实也证明他善于“靠山吃山”。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尹红章受贿案二审刑事裁定书：北京市高院驳回尹红章的上诉，维持原判。北京第一中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尹红章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0万元。判决书称，从2002年出任生物制品处处长起，尹红章就利用职权为国内多家疫苗企业在药品申报、审评上“开绿灯”，单独或与妻子郭素英、儿子尹雨晨非法收受或索取财物356万余元。在尹红章的受贿名单上，科兴生物、辽宁成大、浙江天元、成都康华、百泰生物、北京民海等知名疫苗生产企业赫然在册。2004年，浙江天元生物董事长丁晓航行贿尹红章象牙一根，价值18万元。年间，尹红章收受长春海伯尔生物董事长、总经理贺永山欧元5000元（折合人民币4.2万元）。年间，北京百泰生物董事长白先宏向尹红章行贿80万元。年，上海慧人生物老板姚惠玲行贿尹红章25万元。年间，康泰生物董事长杜伟民贿赂尹红章47万元，为其掌管的另一家疫苗公司北京民海生物的疫苗产品上市通关。2010年，辽宁成大生物向原国家食药监总局申请用狂犬病疫苗“2—1—1”注射方式，时任辽宁成大生物总经理庄久荣向尹红章称审评速度太慢，请求其尽快推动进程。但由于该公司申报的临床试验方案缺少一次实验数据，在第一次审评会议中，药品审评中心内部存在分歧。第二次审评会议上，在尹红章的推动下，成大生物的申请顺利通过。不久，庄久荣将100万元以“经营期货”为名，打进尹红章之子尹雨晨的账户，尹红章得知此事后予以默认。2011年，庄久荣开办一家公司，尹雨晨还长期在这家公司“吃空饷”。2011年12月，成都康华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蓉，拎着一个装满花椒的纸袋来到成都锦江宾馆。她和参加会议的尹红章见面后，先是介绍了公司的情况，之后委婉地提到，公司的一项疫苗未获得审批，请尹红章“理解”和“支持”，并将“土特产”送给了他。纸袋里装着5万元现金。按照尹红章的供述，此后经他签字审批，成都康华生产的疫苗通过了技术审评。2012年至2013年间，云南沃森生物向原食药监总局提交了肺炎疫苗的申报，当时该公司使用的是9价或11价，但WHO的标准是13价，而遭到反对通过审批。按照正常程序，应该让该公司退审后重新排队申报。但在尹红章的“安排”和“推动”下，公司以补充提交的方式，先补交材料，再临床试验，在审批程序上至少节约了3-5年时间。尹红章共收受沃森生物13万元。据北京市一中院公布的刑事判决书，1995年前后，北京科兴生物总经理尹卫东就认识尹红章。2002年，尹红章当上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处长后，科兴生物先后申报甲肝疫苗、SARS疫苗、甲流疫苗等项目，均一一过关。尹红章共收受尹卫东钱款20万元。2011年夏天，尹红章看上北京怀柔的一套小产权房要支付30万元尾款，于是向尹卫东提出“借钱”。尹卫东心领神会，让妻子出面找到尹红章的老婆郭素英，送钱30万元，并订立“借款协议”。名为“借钱”，实为“要钱”。尹红章曾当庭承认：“尹卫东之所以给我送钱，是为了能在药品审批上获得照顾，我也确实帮助过科兴公司推动审批进程。”2010年12月至2011年间，科兴生物旗下的腮腺炎减毒活疫苗注射剂、大流行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注射液、风疹减毒活疫苗注射剂，齐齐过关，得以批准注册生产、用于国家储备或进行临床试验。在申报文件上签发综合审评意见的，正为尹红章。日，尹红章老婆郭素英一审判决公布，尹卫东行贿曝光，让在北美上市的科兴生物股票大跌持续了一周，引发中小股东集体维权。2017年9月，尹卫东当选为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据此四个月前，尹红章案二审终结，尹红章身陷囹圄，获刑10年；其妻郭素英因帮收150余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儿子尹雨晨帮收107万余元，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在中国，疫苗被分为第一类疫苗和第二类疫苗。前者是法定免费疫苗，主要包括国家免疫规划确定的15种对适龄儿童进行接种的疫苗，全部由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进行集中招标采购，并逐级配送。第二类疫苗是自愿自费疫苗，流感疫苗、狂犬病疫苗和水痘疫苗等都属此类。与第一类疫苗由省级部门统一购买不同，第二类疫苗曾一度开放市场，允许药厂、批发企业、疾控机构、接种单位之间进行交易，以打破省级行政垄断，通过市场竞争降低疫苗价格。然而，市场机制还没发挥作用，省级行政垄断就被基层疾控机构和接种单位的行政垄断所替代。一些卫生所为了降低成本，甚至绕过上级部门直接寻找廉价货源，给疫苗贩子非法经营以可乘之机。2016年3月，山东疫苗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疫苗贩子为了压低成本，未经严格冷链存储运输就将25种二类疫苗销往全国24个省市，致使疫苗失效，严重危害公众安全。日，该案主犯庞红卫二审维持原判，以非法经营罪获刑19年。一审判决认定，庞红卫曾因非法经营疫苗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缓刑考验期限内，在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等资质、不具备经营条件的情况下，她开始再次非法经营疫苗等。2013年6月至215年4月间，庞红卫从国内多地购进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等多种药品，存放在不符合疫苗冷藏要求的仓库内，并通过不符合冷藏要求的运输方式，向山东本省及国内多地买家销售，金额合计7497万元。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工作报告中披露，山东疫苗案发后，全国各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355人，已起诉291人，立案查处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174人。看看新闻Knews记者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自2006年以来共有270多份涉及人用疫苗受贿案的判决文书，遍及广东、福建、河南、四川等24个省份，在这些案件中，事涉长春长生的有至少14起。这些公开判决显示，从2003年起，长春长生的狂犬、流感、水痘、甲肝、乙肝等多个疫苗产品卷入行贿案件。日，安徽省利辛县人民法院以行贿罪判处班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判决书显示，2002年到2003年，蒙城县防疫站站长万某及负责疫苗采购的陈某以每份甲肝疫苗0.5元的价格，收受长春长生安徽区经理班某某的回扣，金额分别为4万、2万元。日，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防疫站站长王峰受贿、贪污案二审宣判：他因贪污、受贿罪，获刑8年3个月。王峰在2010年至2015年，担任宁陵县卫生防疫站站长期间，利用他决定采购疫苗的职务便利，多次非法收受业务员给付的回扣款。其中，收受长春生物业务员吴玉海给予的狂犬疫苗、水痘疫苗回扣款16.4万元。2010年6月至2013年3月，宁陵县卫生防疫站采购长春长生13600支水痘疫苗，给王峰回扣比例为5元/支；2015年6月至9月采购长春长生4800支狂犬疫苗，回扣比例为20元/支。吴玉海还给商丘市睢县、民权县防疫站站长李某、宋某回扣，比例与王峰的一样。王峰也同时收受了其他多家医药公司的行贿，其中河南金鼎医药有限公司业务员刘文杰给予他的疫苗回扣高达146万余元。除了行贿防御站负责人，长春长生为推销疫苗还勾兑地方疾控中心负责人。相关判决书显示，2008年7月至2012年4月，李传涛在担任安徽利辛县疾控中心主任期间，收受长春长生疫苗回扣款及向他人索贿77万元。2014年12月至2016年3月，福建政和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范治金曾先后七次共收受长春长生业务员陈某所送现金近4万元。事实上，山东疫苗案发后，2016年4月国家修改政策，不允许二类疫苗批发企业再经营疫苗，即取消了疫苗行业的中间流通环节，要求厂家直供终端疾控中心，这也被称为疫苗“一票制”改革，即疫苗从出厂到接种只需要一张发票。“一票制”紧急实行后，由于流通和运输环节均需时间重构，疫苗行业跌入低谷，直到2017年初，随着国家进一步完善政策，疫苗行业开始恢复。而顶层架构的变革，亦给中国疫苗行业监管带来新期待。201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尘埃落定，以焦红为局长的国家药监局挂牌成立。原先，长期执掌疫苗审批大权的国家药监总局副局长吴浈退休。新设的国家药监局隶属于国家市场监督委序列，基本脱离原卫计委体系运作。疫苗江湖正在起变化。长生生物其实早有感知，2016年实现营收增长25%，净利增长超过45%，净利达4.29亿。财报显示，该公司2017年和今年第一季度利润更是持续攀升——2017年净利5.68亿，今年一季度净利为1.58亿。今年4月，长生生物董事长高俊芳接受媒体采访说，受政府免疫计划扩大、新疫苗获批、重大疾病防控等因素驱动，为了中国疫苗市场的需求将进一步提高，疫苗行业存在较大的成长空间，“疫苗行业的发展拐点已经来临”。她给长生生物定的目标是2018年营收达到20亿，而其2017年营收为15.53亿元。智飞生物董事长蒋仁生将中国疫苗行业比作“皇冠上的珍珠”。他在今年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经过2016年疫苗事件后，2017年行业见底回升，2018年开始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至2022年，中国疫苗行业的销售额将较2017年增长1.5倍”。2017年，中国疫苗销售额在210亿元左右，换算到人，人均2美元多，而欧美等发达国家人均高的已达40美元，低的也有20多美元，未来3年内中国人均可能增长到6美元。蒋仁生由此认为，常规疫苗每年略有增长是可预期的，算下来，至2022年大概有300亿元左右的销售额，而宫颈癌、肺炎、流感等重磅疫苗百亿销售额也是可预期的。“至2022年，中国疫苗销售额可望达到520亿元，如果时间再放得长远些，至2030年将达到或超过1000亿元。”蒋仁生说。在中国，疫苗已然是暴利行业。财报显示，A股52家以疫苗为主营产品的上市公司，在2018年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其一季度销售毛利率平均数高于50%，长生生物以91.59%的毛利率占据行业首位，比贵州茅台的毛利率91.31%还高。然而，平地起惊雷。7月5日，长春长生因员工举报，遭遇国家药监局的飞行检查。现已查明，该企业编造生产记录和产品检验记录，随意变更工艺参数和设备。让外界费解的是：长生生物如此赚钱，为何还要违法违规生产假药、劣药？7月25日中午，看看新闻Knews从现场多位人士处证实，长生生物目前已经陷入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状态。此前一天晚间，长生生物发布公告表示，目前子公司长春长生停止狂犬病疫苗生产及销售，其所有产品已被暂停批签发。长生生物的其他产品也采取全面自主停产，自查自纠，进行全面、彻底的整改。“复产时间不确定；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3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长生生物已连续7个交易日跌停，总市值缩水52%达124.63亿元。更有评论认为，长生生物疫苗生产停产、公司高管被追究责任、各类罚款和投资者索赔，将对公司带来重大冲击，公司后续或将面临破产的可能。“疫苗之王”迎来至暗时刻。（看看新闻Knews记者：邓全伦 编辑：施荔）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看看新闻Knews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感受&叩击时代&的力量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