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打造出若干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中国制造业成长的事实和特征是，它们在产业组织形态上既嵌入本地产业集群，同时又嵌入全球价值链。这种产业双重嵌入、企业被俘获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现实，对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来说，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阻碍和约束。企业在“双重嵌入”条件下的动态学习能力和集体行动能力，是决定价值链攀升和产业集群升级的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政府和社会公共部门以提供公共或半公共品为特征的集体行动，对于提升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的竞争力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生产者服务业；集体行动

作者简介  刘志彪，教育部长江学者文科首批特聘教授，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导，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南京 210093

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其中，“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讲的是从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看，我们要不断地进行产品升级、工艺升级、功能升级和产业链升级，争取在全球价值链中取得更多的话语权，获得更高的附加价值；“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则是从中国与世界的比较看，我们要基于产业组织结构的空间布局调整，提升产业集聚的水平和高度，推进高质量经济的发展。

上述两个目标和要求，至少包含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我国产业过去加入的是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GVC）的中低端环节，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鼓励产业升级，就是要鼓励企业向GVC的高端攀升；二是目前中国供给体系质量不高的一个表现，是我们还缺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现有的制造业集群可能在先进性和规模化两个方面，与发达经济体还有不小的差距；三是未来中国参与GVC分工结构的调整的重要方向，就是要通过在GVC上的不断升级，来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这是一个可靠的途径和方法；四是可以通过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建设，支持企业攀升GVC的创新活动；五是我们不可能要求中国所有产业都能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我们只能在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经过不懈的努力，才能培育出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从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来看，促进若干重要产业迈向GVC中高端，是为了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因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趋势，是在居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各种要素成本也相应地不断上升。如收入的增长、消费水平的提升、社会福利水平、资产的增值、环境保护的加强等，一方面是我们经济工作和政策必须努力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企业不断增长的要素成本。这一趋势是不可能停滞的。但是如果经济系统不能内生地消化掉这些不断递增的要素成本，不能生产出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和服务，或不能从事附加值更高的财富创造活动，那么中国的企业在面对新进入市场的低成本的竞争者时，就会逐渐丧失国际竞争力，从而给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留下巨大的障碍。因此，只有不断地依靠技术进步和各类创新，不断地提升产业的生产率，才能克服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的趋势，才能降低产业产出的单位成本，才能使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才能奠定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基础。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经济体，完成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这一促进产业迈向GVC中高端的任务任重道远。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估算，中国出口总值中国内增加值为67.8%，而同时期的日本、美国等成熟的制造业发达国家分别达到了85?3%、85%，以色列、印度也达到了74?7%、75?9%的高位。①即使是制造业发达、产业集群密集分布的江苏省，目前其工业增加值率也只有20%多一些，不到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一半；居民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仅为30%多一些，低于美国、日本70%左右的水平。这两个客观指标反映了我国产业链的地位仍处于中低端这个不争的事实。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则是创新驱动的不足以及核心技术的缺失。因此，未来无论是发展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要以提高技术含量、延长产业价值链、增加附加值、培育核心竞争力为重点，使若干有竞争力的产业向GVC的中高端攀升。

一、双重嵌入：中国产业高速成长的特征和事实

十九大报告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语境下，提出推动高质量经济发展和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相互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要求。高质量经济和现代产业体系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国若干产业能够进入全球产品内分工的核心环节，掌握相关的产业核心技术，能够生产出更好的产品，或更有效率地生产出来，或转向从事更具技能性和高附加值的活动。对于全球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战略来说，就是要打造若干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攀升全球价值链，如何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这需要从实践出发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创造优良的产业升级环境。在过去的产业发展实践中，中国企业的高速成长一直被两个因素所推动，它们是中国企业开放发展、抱团发展的最重要的特征和事实：它们在空间上嵌入本地化的产业集群，同时又在与世界的联系中被嵌入GVC。有时，往往一个巨大的产业集群都从整体上嵌入由不同的跨国公司所主导的GVC。例如，我国的纺织、服装、皮革、鞋类、五金工具等传统产业，在空间上大都呈现为集聚化、模块化的发展态势；那些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也往往以政府打造的高技术园区的组织形态发展。前一类集聚区中的企业，往往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纳入采购者或市场驱动的GVC进行国际代工；而后者则被跨国公司纳入技术或者生产者驱动的GVC，专注于GVC中某个相对低端的分工环节，专门从事生产制造加工业务。这种双重嵌入的产业组织形式的特点有哪些？它们对于分工、竞争和产业升级等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其一，双重嵌入的中国企业，其经济活动处于纵横交错的、多维的、开放的立体空间。企业所嵌入的本地产业集群，是产业内的同类企业在特定空间的集聚，或者是有上下游关系的产业链在特定地理位置上的集聚。而企业嵌入GVC，呈现的是跨越国家边界的产品内分工，是一种垂直一体化或垂直非一体化产业链分工。这种纵向的跨越国家边界产品内分工，与国内特定地理空间的集聚企业交叉在一起，形成了推动产业升级的巨大力量。

其二，双重嵌入的中国企业，其最初的动机虽然并不相同，但是最终可以利用不同的路径和机制进行产业升级。企业嵌入本地产业集群的动机，是为了通过企业间的互动以及与那些致力于产业升级努力的本地机构（政府组织、行业协会、生产性服务企业等）之间的互动，吸取各种有利于产业升级的外部经济性因素，如互补性溢出、竞争性溢出、信息交流平台溢出等。它们可以有效地帮助企业完成升级所必需的知识、技术和管理等条件。企业嵌入GVC，获取的是GVC中发包方或者大买家通过价值链的治理机制所溢出的关于技术、市场和管理的技能。那些接受国际订单进行加工生产的企业，在与发包方的频繁密切的互动中，可以得到发包者的切实有效的支持，从而有利于其实现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

其三，双重嵌入的中国企业，其相互之间的竞争形态也由初期的同类企业之间的竞争，或作为发包方的寡头垄断企业与作为供应商的竞争性代工企业之间的竞争，逐渐演变成为产业集群与非集群之间的竞争、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以及本国集群与国外集群之间的竞争，从而使竞争的空间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程度越来越激烈和充分，竞争效率越来越高。中国商品之所以可以在全球竞争中攻城掠地所向披靡，形成所谓的“中国价格”的旋风，与这种产业集群形态的竞争和竞争方式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

其四，双重嵌入的中国企业，会导致整个集群加入GVC的宏大态势，从而形成不同的治理模式。一般来说，同一集群内不同跨国公司主导的GVC之间的治理方式差异，以及同一条GVC下，面对多地区产业集群（作为若干供应商）的治理，不同形式和性质的GVC下的治理（如公平市场交易型、网络型、被俘获型、纵向一体化型等），对攀升GVC中高端活动的影响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同一集群内，可能就会有作为GVC治理者（发包方）的美、欧、日三大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它们在文化、习惯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而采购者的行为、偏好以及认知也不同，这往往使GVC的治理方式存在重要而又细微的差异。如美国跨国公司主导的GVC偏向于公平市场交易或网络型交易，而欧洲、日本跨国公司主导的GVC则偏向于对供应商进行较多的控制。

迈向GVC中高端与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在这种状态下就不是孤立的任务，而是天然地、有机地糅合在一起。根据我国产业集群加入GVC的实践，我们发现，中国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加入的GVC往往有这么几类：②

1.公平市场交易型或者网络型的GVC。这类企业相对于跨国公司大买家，可能因掌握某些特殊的资源，如专利、技术、品牌、垄断渠道等，在GVC的分工中占据一定的地位，在具体的交易中具有特殊的竞争优势。这类企业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凤毛麟角。但是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崛起，具有一定市场势力的独立生产商和出口企业越来越多。

2.纵向一体化型的GVC。这类企业绝大多数是跨国公司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设立的代工厂。它们的功能很简单，基本不承担研发、设计和营销品牌的功能，就是听从总部的命令进行加工制造生产，成为跨国公司的海外供应商，也可以称为“外资代工企业”，是全球产品内、公司内分工的一种形式。在江苏南部地区和广东省，这类企业遍地都是。

3.被俘获性的GVC。在这种价值链中，交易者之间不存在纵向一体化型的GVC中那种所有权关系，但是它却可以通过GVC中的治理机制，使广大的供应商被处于“链主”地位的跨国公司所控制。这种价值链也可以看成是纵向非一体化型的GVC。中国企业在嵌入GVC的初始阶段，普遍地属于这样一种性质的GVC。其中的原因很容易理解。因为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利用的是西方的技术和市场，我们做的只是生产、制造、加工、装配环节。在生产者驱动的GVC中，我们不掌握核心技术，做的不是技术创新链的主要环节，而主要是生产环节；在市场驱动的GVC中，我们既缺乏管理、营销、品牌、网络，也缺乏内需支撑的现实市场容量，我们只能为国际大买家进行生产代工。这种交易网络和治理方式在发展的初期，高度缺乏平等对话的基础，价值分配也极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这种双重嵌入、企业被俘获于GVC低端的现实，是我国在建设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必须面临的最大约束条件。

二、双重嵌入条件下的产业升级：优势与困境

客观地说，中国企业双重嵌入、被俘获于GVC低端的现状，对于我国建设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任务来说，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因素。

有利的方面是，在被俘获关系的GVC中，处于治理机制顶端的国际大买家的规范性管理和对价格、产品质量、交货期、甚至环保等的苛刻要求，为不熟悉国际市场运作的中国企业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因而为后者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提供了一条快速的路径。从近年来关于GVC中企业升级的案例研究中发现，被全球大买家“抓住”的中国代工企业，经常会在得到上游大买家的巨额订单的同时，也会受到其具体的人员培训、技术服务和市场训练，在价值链的低端经过快速的学习，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的周期不断降低。GVC中低端企业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与拥有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核心能力的企业，在国际产品内的分工的利益上，相互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相反，鼓励、督促、帮助和支持低端企业进行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还有利于高端买家或者发包者强化产品差别化的能力，有效地预防供应商市场的失灵，因而有利于处于GVC顶端的发包企业。目前，这些代工企业早已越过进口零部件的装配生产的阶段，处于大规模的整机生产能力提升，甚至已经可以反向出口发达国家的阶段。下一步的产业升级，就是要瞄准功能升级的目标，逐步形成自己的研发设计能力乃至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

另一方面，中国代工企业走功能升级的高端道路，目前还只有少部分企业成功的证据，大部分企业的能力仍然局限于生产功能的投资与建设，以大规模、低成本、低价格取胜。GVC中的国际代工企业实现功能升级的障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买方市场势力的阻扰，二是功能升级对资源的需求。GVC中买方势力的来源，主要表现为对各种技能型、知识性非实体生产活动的掌控能力，即对品牌、营销、产品开发、设计和对从属企业关系的掌控能力。这些都是GVC中的领导性企业投资的重点，是其核心能力。勿庸置疑，这些领导性企业不仅不会与其供应商分享这种能力，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会阻止供应商获得这种能力。而实现功能升级对资源的需求障碍，则主要表现为当中国企业试图独立研发核心技术、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或者试图在建立自己的营销管道时，由于受到资金积累能力和运作能力的限制，往往很难持续地坚持下去。

从实践上看，中国代工企业在被俘获的GVC下走功能升级的高端道路，有时并不能行得通。首先，GVC中的处于发包方的品牌厂商，就不是任何代工企业可以跨越的坎。因为代工企业的转型升级，必然会对其产生替代关系，从而可能与之发生激烈的利益冲突。代工企业的战略转型，会使原先的合作者变成现实竞争者。发包商担心今天指导你代工，明天你学会了技术就会做自有品牌来和我竞争，而且你的产品没有品牌的前期投入，价格一定比我更有竞争优势。这样它们会对你施加各种压力，会威胁你退回去，威胁订单交给别人去做。在品牌厂商的这种可信的威胁下，很少有中国代工企业可以跨越这一步。

其次，代工企业要从原来的生产制造企业，顺利完成向自主品牌企业的转型，其研发设计、品牌建设、金融物流、营销网络等，都会成为它难以跨越的坎。原先的生产制造的一种本领，要转变为运作价值链高端活动的若干种本领，并且彻底地玩转它们，对于代工企业来说，不仅缺乏经验，而且也缺乏必要的储备人才，因此并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情。

第三，代工企业能不能不顾短期盈利和市场压力，撇开原先的发包商去独立地运作，也是有疑问的。比如做国际代工业务时，企业可能有10亿元的订单，而其在发展自有品牌的初始阶段，它可能只有1000万元订单。如此巨大的利益差距和可能失败的风险，使中国的代工企业很难坚持转型升级。

第四，很多代工企业认为，代工企业也具有专业化的优势，不是每个企业都要朝着一个自主品牌企业的方向发展。有时就简单地做一个代工厂商，也是很好的选择，也是一种竞争和分工。如著名的台积电，从成立之初起，就定义为专业的芯片代工厂。虽然后来也有做品牌厂商的设想和行动，但是最终也是失败了。代工厂商因为不去运营自有品牌，仅在生产制造环节投入资金，因此与品牌商相比，其投资回报率并不见得会很低，甚至比某些企业品牌的回报率还要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体制机制下，因为转型为品牌企业的早期，企业规模可能会剧烈下跌，风险加大，所以地方政府可能也不会全力地支持代工企业转型。③

上述种种现象说明一个道理，虽然加入GVC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产业升级平台，但是目前这种升级主要还是局限于工艺和产品方面的，并没有深入到功能升级这个高端领域。相反，实践提供的案例证明，处于GVC低端的企业，为了紧紧地追随发达国家新出现的政府规制和企业推出的各种标准，为了适应这些国家消费者的偏好，需要通过工艺和产品的不断升级来增强出口市场的竞争力，因此被迫采取“动态引进技术”战略，其设备更新频繁，沉淀成本和引进设备的成本都十分高昂。

三、以提升产业集群的集体行动能力支持企业攀升GVC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振兴中国制造的战略取向下，本文的主题就转化为：长期在被俘获的GVC下从事国际代工的中国企业，如何突破来自GVC“链主”的阻碍，在来自产业集群的内在升级力量的支持下，奋力攀升GVC中高端？或者说，中国如何在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同时，实施自主创新和自创国际品牌的战略，实现制造业的整体升级？这种产业升级的基本路径和政策又是什么？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问题，理论界有一种悲观主义的“宿命论”，④认为按照比较优势嵌入GVC从事初级产品生产活动，会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长期锁定在发展的“低端道路”上，并在收益分配方面受到严重的剥削。更严重的是，嵌入GVC专注于初级要素专业化的生产，虽然能够取得早期的竞争优势，但是在全球竞争的前提下，潜在的对手大量进入市场，或者本国生产要素的升级赶不上成本提高的速度，或者升级过程中遭遇到GVC中高端企业的阻击，其产业可能就会大规模衰退。⑤在全球市场有限增长的情况下，就会与出口目的地国家发生严重的贸易摩擦，或者当更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竞争者大规模急速进入时，将会导致某些单个经济体的贸易量迅速下降，生产者就会遭受报酬持续下降的损失。⑥

中国发展的实践证明，在产业升级问题上的悲观主义并不可取。开放过程中的产业升级是一个动态的学习过程。如果在发展中通过艰苦的学习和努力，突破把竞争优势建立在初级生产要素基础上的传统做法，改为按照动态竞争优势的原则不断投入先进的高级生产要素，那么改变路径依赖、改变锁定格局、改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是完全有可能的。从中国的出口结构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纺织制品、鞋、伞、帽等劳动型密集产品、贱金属等资源性密集产品的出口占比均出现了巨大的回落，相反，体现高技术的机械、电子、电音像设备、运输设备等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占比，则成长十分迅速。⑦

具体来说，就是要增加对现有制造业的生产者服务的投入，这是出现Gereffi所说的产业升级遵循“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次序自动传递的关键所在。⑧其实，发达国家之所以可以占据GVC的顶端，主要从事非实体性活动从而取得高附加价值，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不断地投入内含丰富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现代生产者服务业，使其产业结构不断地“软化”。Reeve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一方面，几乎所有制造业都严重依赖于资本和中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另一方面，高水平教育的劳动力导致了制造产业的产品成本下降。⑨因此发展高水平的教育，尤其是高水准的职业技术教育，是中国具有出口导向特征的产业升级的基础。

我过去曾经多次研究过作为先进的高级生产要素的生产者服务业投入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和功能问题。⑩生产者服务业作为独立的产业部门，以其强大的支撑功能成为制造业增长的牵引力和推进器，是制造业起飞的“翅膀”和“聪明的脑袋”［11］。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中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advanced APS）的发展，是奠定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竞争力的基础。APS是由那些与知识的生产、传播与使用密切相关的行业所组成的，如金融保险、信息通讯技术、商务服务（包括研发服务、设计服务、创意服务、工程技术服务、企业咨询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等），它对于制造业结构优化调整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APS所体现的各种具有核心竞争能力的隐含性知识，通过软件嵌入硬件，特别是嵌入机器设备这类工作母机，提高了装备制造业产品以及用其所制造的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二是APS所围绕的各种产品研究与开发服务，如产前的市场和定位调研服务等，研发中的设计服务、创意服务、模具服务等，生产中的工程技术服务、设备租赁服务等，营销中的物流服务、网络品牌服务、出口服务等，都具有增强产品差别化和区分竞争对手的作用，从而强化企业的定价能力和控制市场能力；三是制造企业在生产经营和资本经营中的各类生产者服务，如金融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法律和知识产权服务等，对于提高企业的战略清晰度、增加市场份额、收购兼并成长等，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APS的具体作用，是在产业集群中通过制造企业、政府机构、行业协会、生产者服务企业的集体行动来实现的。这种集体行动对于提升我国制造业产业集群的竞争力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的理论，在市场竞争中，只要存在单个企业无法实现的公共物品的供给合作问题，就会存在集体行动的现象。单个企业的产业升级，既需要以知识、技术为基础的生产者服务供给，也需要那种由政府和公共机构所提供的不可分割的公共服务供给。差别是前者主要通过市场交易完成，后者具有非市场交易特性。这些服务产出的供给，对于企业升级行动来说，经常具有公共或半公共属性。如科技、技术服务，某些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生产者服务业，如物流、金融服务等，虽然不是公共服务供给，而主要必须通过市场交易来完成，但是很显然的是，在产业集群的早期成长阶段，为集群内企业提供这类生产性服务，可能需要仰仗政府的支持。

产业集群内部广泛存在的对公共品的“搭便车”现象，使个别企业不付出成本也能坐享公共服务的收益。因而集群中理性的单个企业，是不会主动提供公共服务品的行动的。为了克服这种“搭便车”困境，需要政府或公共机构出手，如监管部门、生产力提升委员会、行业协会等设计强制机制，或实施“选择性激励”的组织策略。前者指依靠政府权威强制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参与产业升级的集体行动，而后者指用正面的激励与反面的惩罚相结合，对参与产业升级集体行动的企业实施奖励，而对不参与者进行一定的惩罚。［12］

为提升产业集群的集体行动能力和效果，支持企业攀升GVC，按照“制度—技术—市场”这种促进产业升级的分析框架，在此提出目前中国产业集群最需要提供的几种公共和准公共服务产品：

1.制度类公共服务供给。这是促进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集体行动的最重要内容。实践证明，中国经济发展中不缺作为“硬件”的生产要素，但是缺乏有效的“软件”，尤其是有效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加强产业集群中政府和公共机构层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能力，就是要把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法、新机构、新法规、新政策和新工作载体等，引入原有的制度体系、政策体系和工作体系中，实现新的发展组合，重点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体制性和素质性的矛盾和问题。主要包括：

一是要重点强化刺激企业产业升级的制度供给。要从环境、外在压力和引力、内在动力等方面，引导或者倒逼企业加大对产品升级、工艺升级、功能升级和产业链升级的投资和努力。

二是要重点强化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制度供给。要把建设美丽中国、加强环境保护的压力，转化为对企业产业升级的动力。为此，在制度创新和供给上，要把目前限于工作层面的倒逼机制，提升到政策层面，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实践证明，环境友好型的产品和生产技术工艺，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是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重要内容。

三是要重点提供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相关的制度供给。这方面的制度供给，要有利于处理好：（1）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关系。围绕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这个目标，围绕产业链组织创新链，科技创新要紧密服务于实体经济。（2）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的关系。要围绕产业链来安排资金链，金融创新尤其是资本市场的运用，不能脱离服务业实体经济这个根本目标。（3）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的关系。既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又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搞好实体经济，尤其是建立先进制造集群，核心在职业技术教育。提高职业技术学院地位、教师待遇，让职业技术工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就是制造业强大的标志。（4）科技创新与现代金融的关系。把研发作为独立产业来发展，与金融业发展互联互动，否则投入就没有产出，就无法正常循环。（5）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源的关系。科技开发园区的规划与发展，首先要考虑人力资本的供给可能。（6）现代金融与人力资源的关系。要利用制造业集群的优势，大力吸引各类投资基金、私募股权、风险资本等来产业集群或临近城市搞金融集聚区。

2.技术类公共服务供给。这是提升产业集群集体行动能力的基础和核心。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主要标准在于集群的质量，在于技术领先性和先发性。为此，要增强集群内的公共和准公共服务品的供给，

一是要推动产业集群内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鼓励发展智能制造。

二是需要制定严格的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制度，用实实在在的压力倒逼企业加大对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等的自主开发力度。

三是要在集群中投资建设具有共性的科技研发平台和通用设备使用机制，为集群内企业提供便利优质的公共技术服务。

四是要为科技人才创业、创新建立各种软性的生产者服务平台，如法律服务、创业服务、技术管理培训服务等，造就高水准的创业、创新机制和环境。

五是要加强产业集群内外部基础设施网络的互联互通建设，如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为集群整体升级提供优良的环境。

3.市场类公共服务供给。这是培育和扶植产业集群中原创性成果大量涌现的市场基础。中国具有庞大的市场潜力和现实市场容量，未来必然会培育出自己的原创性创新成果和世界品牌。这是基于内需建设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从过去的经验看，我们依据内需成功地发展了5G、国产芯片、高铁、量子通讯等世界性领先技术和若干著名公司。未来，政府应该站到前台带头支持中国企业实施原创性成果战略，培育更多的世界级先进制造企业。（1）政府的大宗采购项目，应该对国内民营企业所生产的优秀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按国际惯例实行倾斜支持政策。（2）要努力建立国内统一市场，拆除市场壁垒和进入障碍，塑造培育和扶植本国原创性成果的市场基础。（3）要鼓励有条件的国际代工企业利用国内市场需求，及时转换为具有原创技术和自有品牌的企业。（4）全社会要创造中国企业原创性成果形成的市场基础和舆论条件，政府高官和社会名流可以不惜为中国优秀企业“做广告”。从微观方面来看，比国内市场规模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国内需求的特质，就是要培养国内客户的挑剔度。当国内客户对产品或服务的要求是全球最挑剔、也最精致时，企业会因此获得竞争优势。精致需求型的客户，他们对厂商施加高标准的压力，激励厂商改善、创新、自我提升以进入更高级的市场区域。

  ①资料来源于微信公众号lixunlei722，李迅雷：《从出口竞争力看我国研发投入的结构性问题》，2017年12月4日。

下文将论述：当它们沿着价值链试图上升到功能升级阶段时，经历却各不相同，其中绝大部分企业升级的战略不能算成功。

  ③刘志彪：《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发展:国际代工模式与创新》，《南开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

  ⑤波特（1990）说过一句名言：“当一个国家把竞争优势建立在初级生产要素时，它通常是浮动不稳的，一旦新的国家踏上发展相同的阶梯，也就是该国竞争优势结束之时。”这一国家竞争理论被世界经济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专注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产品出口，而不注重在生产能力迅速增长和积累能力得到加强的同时，大力推进以高级先进生产要素嵌入价值链为中心的产业升级政策，在今后很难保证不被其他国家赶超，并因此重蹈历史的老路。

  ⑦反过来看，基础研究支出占比不高，也可能是制约我国目前出口产品的增加值难以继续提升的主因。中国研发投入强度，尤其是基础研究金额的投入占比，与美日等制造国家有较大差距；中国的应用型学科研发投入较多，相反，基础性学科研发投入较少。

  ⑩刘志彪：《生产者服务业及其集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关键要素与实现机制》，《中国经济问题》2008年第1期；《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与调整优化制造业结构》，《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的路径与品牌战略》，《财经问题研究》2005年第5期；等等。

  ［11］【加】H.G.格鲁伯、M.A.沃克：《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

  ［12］【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责任编辑：清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