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的邱建强和他的伙伴们穿梭在熙熙攘攘的春运大军中。与其他背着大包小包回家过年的旅客相比，邱建强们惟一的包裹―――扛在肩上的被褥显得有些单薄。更单薄的是他们的钱包―――干了1个月的钢筋工，临近年终，每人只拿到100元的路费。除去50元的车票钱，回到河北昌黎老家后，只剩下50元钱了。 

    “不会，不会！”邱建强和伙伴们对老板很有信心，“老板是我们老乡，他说回老家后会给我们钱的。” 

    对老板有信心的不止是河北的邱建强们。记者在北京站走了一圈，不少打工者的待遇与邱建强一样：跟着做老板的老乡出来打工，年底先给一半的钱，回到老家后再给另一半。 

    江苏海门的姜凤平在北京做木工。自从被一个山东老板骗过之后，他只肯干同乡老板的活儿。“3000块钱呢？说好干完活就给钱，可活儿完了，老板人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尽管现任老板只给了姜半年的工钱，而姜的手里就攥着老板的白条。可姜的信念很坚定：“还是老乡可靠，起码我知道哪里能找到他。再说我的活儿干得好，找我的人多着呢！他要赚钱，能骗我吗？” 

     尽管大家都对同乡老板充满了信心，可记者还是忍不住问他们：“如果老板骗了你们，怎么办？找谁说理去？” 

      所有人的答案都是不知道。一个河北的打工者神色黯然：“有我们这样的人肯定应该有管我们的地方。可到哪儿找去呢？再说我们又没有后台。不给就不给吧！” 

    今天，成都火车站广场已是人头攒动。37岁的四川省宜宾市筠连县龙茶乡光棍汉吴华友，对8个月的打工经历感慨万千：“说什么都不再出去打工了，累得要死、受气不说，工钱还不够看病的！” 

    他在河北省唐县白武村砖厂打工，每天凌晨3点半上班，一直忙到晚上9点。每月300元工资，包工头还要“吃一嘴”，许多工友干了不到1个月就吃不消。一些棒小伙子干了1年倒欠老板1000多元，因为他们吃得多，欠伙食钱。“这不，我们筠连20多人只有9人回家，有10人是上了火车活活被老板抓下车的。我现在明白土地才是我们农民的根本出路。” 

    来自云南省盐津县的杨顺太遭遇更惨，他在河南省林县柳彭乡里溪砖厂打工1年，老板只给了路费，原先说好的每月150元的工资，老板竟叫他们过了年来拿，如果不来上班，一分不给。杨顺太不会再相信谎言了，同乡杨大恒就因为讨要工资，被老板的打手殴打，头被撞在水泥板上，寒冬腊月被赶走，最后讨饭回乡，至今生死未卜。“砖厂跟监狱一样，还不准工人出厂，否则罚款扣工资，现在好不容易脱身了，工资也不想要了，回家做些小生意罢了。”在广场上，记者遇到了太多与他们经历类似的打工者。 

    共青团江西省委权益部部长宋铜告诉记者，为外出务工青年讨工钱的维权热线6231194，于今日正式开通。 

    江西是“外出务工青年”大省，每年有400多万的农村青年外出打工。从1999年开始，团江西省委便开始了“为外出务工青年讨工钱”的维权行动。 

    铜告诉记者，每年团省委权益部要接到外出务工青年千余个投诉电话，其中70％以上是投诉工资被老板拖欠或恶意克扣。尤其是春节前夕，外出务工青年们辛苦了一年要回家过年了，却因为工资被克扣而无法过一个祥和的春节。更严重的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盗窃、抢劫、行骗等社会问题。 

    为此，团省委权益部联合新闻、工商、劳动、司法等部门，组成联合维权组，开始大规模、有组织地为外出务工青年讨工钱。去年春节前后，由《江南都市报》和团省委权益部联合开展的“为进城务工青年讨工钱”活动，历时3个月，共为300多名外出务工青年讨回工钱47万多元，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 

    今年，团省委决定将此项活动更加深入、广泛地开展下去。在刚刚结束的团省委第十二届四次全会上，团省委将此工作做了具体而细致的部署，要求各级团组织务必走访务工返乡青年，了解工资、待遇以及其他方面被侵权的情况，建立维权热线，同时利用新闻舆论造声势，为务工青年伸张正义，营造外出务工青年成长、成才的良好氛围，推动全社会关心、帮助外出务工青年。 (原春琳 陆锦东 李菁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