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钱种十垧地,就给八垧地的钱

2008年建京加高速公路时,占我村3个组的耕地,占地面积大约13垧左右,京加高速指挥部给了补偿款我们也不知道没有公示,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吉学才,村长,王秀海,会计,付崇伦利用职务之便,他们将占地补偿款其中的30万多元分两次转到嫩江镇回民村后,支出归自己所有。 二是侵占村上集体财产,原新东砖厂是我们村集体企业,由于经营管理不善破产,吉学才利用手中的权利,破产后他把设备卖了9万元,并把砖厂的一台价值9万元的北京现代轿车开回家规自己所有,将砖厂在县里的两个门市房抵债一个,另一个卖了30多万元,同时还将砖厂以72万元的价格出租40年。以上款项还砖厂外债68万元,给村里买了一台大马力用了11万元左右其余的款项去向不明。村上的大马力车国家给的个项补贴去向不明车的户口也没有了。注明砖厂没有到期又包出去多少年老百姓一概不知,租金是500万元这些合法吗?,还有我们村南土坑怎么处理租出去多少年多少钱,钱又去哪里了老百姓一概不知,老百姓只是听说又包出去70年合法吗?。 另外我们3组在原砖场东有一块土地也被他们3人给卖了150万元。我们村机动地2014年前后亩数相差1倍,2014年260.87。2017年422.43。相差这些地数钱有那里去了,自从2014年前机动地上报多少,村民一盖不知,。三是贪污,挥霍村集体财产。2004年至2014年我村共有机动地32垧这些年来收取的承包费,地补,油补,除上缴嫩江镇一部分外,其余的全部被他们贪污,挥霍。 四是他们私设小金库,将村上16万元分别存在每人手里,从2004年到2015年前卫粮库占地和村上的机动地承包费都没有入账,经村民举报县纪检监察在2015年查出来了,他们属于公款私存,如查不出款项,他们就私吞此款,属于贪污性质。在法律法规上应该怎么处理呢?,开除党籍,撤去一切职务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可是他们的除份党内警告啊!!!!!!!!!?。 吉学才,王秀海,付崇伦,侵占,贪污村集体财产,利用诈骗手段套取国家补贴等违法乱纪行为,以违反党纪国法,损坏了党员的行象,他们披着党员的外衣,干着非法违规的勾当,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我们多次向检察院和纪检部门举报,至今也没有得到解决,请个部门领导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时间,来看一下这些都是什么人,能为百姓做什么呢,给老百姓一点空间吧,看看蓝天吧!!!!。 求求个部门领导了!!!!????????????????举报人,雷斌,王德胜,包德娟,孙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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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焦作大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获得维修电工高级资格、AutoCAD高级认证。阅历丰富,善作诗词。

  《被风偷走的帽子》

让人犯愁的冬季一个不少准时准晌地来了。我家的灶屋,黑锅底透着锈红的冰渣,水缸裂了缝,结了冰,取水时需用铁锤凿开冰层。做熟饭,母亲往灶灰里放一块红砖,过半个时辰,取出,让我们搂着那块砖头取暖。这个笨办法是母亲的创新发明。可是,这仍然解决不了大问题。我们冷啊!像树巅一片枯萎的黄叶瑟缩颤抖不已。我的手冻了,脚冻了,特别是耳朵,裂了口子,灼心般地疼。脚冻了,母亲给我们的鞋子里垫上温暖而舒适的干草;手冻了,母亲用拆解的旧衣服做护手的棉筒。耳朵怎么办呢?

  母亲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给我买上一顶棉帽。母亲想要的是那种有耷耳、里子披绒的棉帽。那年冬天,母亲就无数次说过:“要是有一顶棉帽就好了。”一顶棉帽对于一个穷人的家庭是奢侈的,母亲没有钱去买一顶棉帽。这事就搁着,一直到与冬天的再一次重逢。其实,那顶帽子并没有因为随后春天的来临,把母亲的愿望打消掉,相反,却像一粒生命力极为顽强的种子,经春历夏,更加枝繁叶茂起来。

  母亲把攒下的零零毛毛和借来的布票小心翼翼地用手帕包好,面带笑容,吩咐我说:“走,去买帽子。”到供销社有七八里地,母亲不空着手,背上竹筐,经过野地时,顺便拾些做饭的柴禾。我扯着母亲的衣角,高兴地随在后面。

  母亲捧着棉帽走出来,瞅了瞅天边的阴云,愣了一下。她忽然觉察售货员似乎算错了账目,少找了钱。母亲迅速地把灰手帕盖在装满竹筐的柴禾上,棉帽轻轻放上去。母亲急转身,奔进了供销社。

  母亲再次出来时,棉帽不翼而飞。

  帽子的丢失让母亲大为震惊,喘着粗气大声斥责,帽子呢?咱们的帽子呢?你把它藏哪儿了?我胆怯地说不出话来。我一直蜷缩在竹筐旁边,我没有感觉到帽子是怎样长腿跑掉了,只知道一阵大风吹来,吹得脸麻麻的,我用衣襟护着自己的眼。

  母亲喊我:“你撒尿去了?”我摇摇头。

  “你一直在这?”我点点头。

  “有人来过?”我不点头,也不摇头。我实在是记不起来了,疑惧地看着母亲扭曲变形的脸。

  “谁拿了帽子……谁拿走我们的帽子……”

  没有人应答。母亲见一个人问一个人,没有人知道那顶帽子的去处。母亲似乎觉察出什么——那顶帽子再也不会回来,帽子被人偷了。既然被人偷了,谁还肯拿出来归还它的主人呢?除非那人像母亲一样疯了。

  母亲开始用最难听的话发泄自己的愤懑。字字句句都是投向空中的炸雷。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只有母亲一个人在挣扎,母亲的脸像是藏了一只受了惊吓的小兽,不住地颤抖。母亲的嗓子哑了,喊声弱下去,剩下哭泣声和寒风纠缠着,撕扯着。吹乱的头发上沾满了草屑,衣襟上的扣子掉了,花裤带蛇一样地垂下来。母亲的那个样子俨然是得理不要命的泼妇。母亲是一个矮小瘦弱的女人,向来是温顺的,连说话都是慢声细语、小声小气,母亲异常的举止让我想到隐藏着的人性的另一面。后来,母亲回忆起这件事,也总是说,怎么会那个样子?她不会轻易地提到这件事,母亲是要忘记这件事。不轻易地提及这件事,并不能说明她已经把这件事遗忘。

  围拢的人多了。大家疑虑母亲精神有毛病,有人建议掐人中,有人嚷着扇耳光,还有人提出送镇卫生所。母亲反抗着每一双伸过来的手。

  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有人喊,那不是帽子吗?

  帽子静悄悄地躲在道坡子下面的灌木棵子旁边,无动于衷地仰着脸瞅着这一群人,也安然地瞅着母亲。母亲瘸着腿走出人群,下了道坡,拾起那顶帽子。母亲把帽子戴到我的头上,压了压帽顶,又正了正帽沿。背起竹筐,把我抱起来,谁也不理会,踏着人们的目光,渐渐走远。一路上,母亲搂着我,很紧很紧,仿佛我就是那顶容易被风偷走的帽子……

  母亲没有陪伴我走完少年的时光,就急匆匆地一个人踏上了那条不归的旅程。有时候,我总是默默地想,如果母亲在,家会是别一番景象。但,那是怎样的景象,我又想像不出来。即使想了很多,即使梦了很多,都是徒劳,只是增加一份无奈的牵念。关于母亲的往事很多,独拿出这一件来,表达我对母亲的思念。清明节,在母亲坟旁,遍插柳枝,为母亲的坟培上新土,我还不会忘记折一顶纸帽,放在祭品边侧。我知道,母亲会在天堂惦念着儿女,她看到帽子,就收到了儿女们的来信,她就会放下悬着的一颗心,默默为儿女祈祷……

刘川北,出生于1973年11月,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散文学会会员,文字见于《中华散文》《散文百家》《岁月》《读者》(原创版)《文学与人生》《华夏散文》等报刊。曾获河北散文名作奖,紫香槐散文大赛多个奖项,入选多个散文选本。

本回答由文化艺术分类达人 仇进凯推荐

  被风偷走的帽子 作者:刘川北

  让人犯愁的冬季一个不少准时准晌地来了。我家的灶屋,黑锅底透着锈红的冰渣,水缸裂了缝,结了冰,取水时需用铁锤凿开冰层。做熟饭,母亲往灶灰里放一块红砖,过半个时辰,取出,让我们搂着那块砖头取暖。这个笨办法是母亲的创新发明。可是,这仍然解决不了大问题。我们冷啊!像树巅一片枯萎的黄叶瑟缩颤抖不已。我的手冻了,脚冻了,特别是耳朵,裂了口子,灼心般地疼。脚冻了,母亲给我们的鞋子里垫上温暖而舒适的干草;手冻了,母亲用拆解的旧衣服做护手的棉筒。耳朵怎么办呢?

  母亲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给我买上一顶棉帽。母亲想要的是那种有耷耳、里子披绒的棉帽。那年冬天,母亲就无数次说过:“要是有一顶棉帽就好了。”一顶棉帽对于一个穷人的家庭是奢侈的,母亲没有钱去买一顶棉帽。这事就搁着,一直到与冬天的再一次重逢。其实,那顶帽子并没有因为随后春天的来临,把母亲的愿望打消掉,相反,却像一粒生命力极为顽强的种子,经春历夏,更加枝繁叶茂起来。

  母亲把攒下的零零毛毛和借来的布票小心翼翼地用手帕包好,面带笑容,吩咐我说:“走,去买帽子。”到供销社有七八里地,母亲不空着手,背上竹筐,经过野地时,顺便拾些做饭的柴禾。我扯着母亲的衣角,高兴地随在后面。

  母亲捧着棉帽走出来,瞅了瞅天边的阴云,愣了一下。她忽然觉察售货员似乎算错了账目,少找了钱。母亲迅速地把灰手帕盖在装满竹筐的柴禾上,棉帽轻轻放上去。母亲急转身,奔进了供销社。

  母亲再次出来时,棉帽不翼而飞。

  帽子的丢失让母亲大为震惊,喘着粗气大声斥责,帽子呢?咱们的帽子呢?你把它藏哪儿了?我胆怯地说不出话来。我一直蜷缩在竹筐旁边,我没有感觉到帽子是怎样长腿跑掉了,只知道一阵大风吹来,吹得脸麻麻的,我用衣襟护着自己的眼。

  母亲喊我:“你撒尿去了?”我摇摇头。

  “你一直在这?”我点点头。

  “有人来过?”我不点头,也不摇头。我实在是记不起来了,疑惧地看着母亲扭曲变形的脸。

  “谁拿了帽子……谁拿走我们的帽子……”

  没有人应答。母亲见一个人问一个人,没有人知道那顶帽子的去处。母亲似乎觉察出什么——那顶帽子再也不会回来,帽子被人偷了。既然被人偷了,谁还肯拿出来归还它的主人呢?除非那人像母亲一样疯了。

  母亲开始用最难听的话发泄自己的愤懑。字字句句都是投向空中的炸雷。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只有母亲一个人在挣扎,母亲的脸像是藏了一只受了惊吓的小兽,不住地颤抖。母亲的嗓子哑了,喊声弱下去,剩下哭泣声和寒风纠缠着,撕扯着。吹乱的头发上沾满了草屑,衣襟上的扣子掉了,花裤带蛇一样地垂下来。母亲的那个样子俨然是得理不要命的泼妇。母亲是一个矮小瘦弱的女人,向来是温顺的,连说话都是慢声细语、小声小气,母亲异常的举止让我想到隐藏着的人性的另一面。后来,母亲回忆起这件事,也总是说,怎么会那个样子?她不会轻易地提到这件事,母亲是要忘记这件事。不轻易地提及这件事,并不能说明她已经把这件事遗忘。

  围拢的人多了。大家疑虑母亲精神有毛病,有人建议掐人中,有人嚷着扇耳光,还有人提出送镇卫生所。母亲反抗着每一双伸过来的手。

  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有人喊,那不是帽子吗?

  帽子静悄悄地躲在道坡子下面的灌木棵子旁边,无动于衷地仰着脸瞅着这一群人,也安然地瞅着母亲。母亲瘸着腿走出人群,下了道坡,拾起那顶帽子。母亲把帽子戴到我的头上,压了压帽顶,又正了正帽沿。背起竹筐,把我抱起来,谁也不理会,踏着人们的目光,渐渐走远。一路上,母亲搂着我,很紧很紧,仿佛我就是那顶容易被风偷走的帽子……

  母亲没有陪伴我走完少年的时光,就急匆匆地一个人踏上了那条不归的旅程。有时候,我总是默默地想,如果母亲在,家会是别一番景象。但,那是怎样的景象,我又想像不出来。即使想了很多,即使梦了很多,都是徒劳,只是增加一份无奈的牵念。关于母亲的往事很多,独拿出这一件来,表达我对母亲的思念。清明节,在母亲坟旁,遍插柳枝,为母亲的坟培上新土,我还不会忘记折一顶纸帽,放在祭品边侧。我知道,母亲会在天堂惦念着儿女,她看到帽子,就收到了儿女们的来信,她就会放下悬着的一颗心,默默为儿女祈祷……

  应该是《被风偷走的帽子》

  让人犯愁的冬季一个不少,准时准晌地来了。我家的灶屋,黑锅底是透着锈红的冰渣,水缸裂了缝,结了冰,取水时需用铁锤凿开冰层。做熟饭,母亲往灶灰里放一块红砖,过半个时辰,取出来,让我们搂着那块砖头取暖。这个笨办法是母亲的创新发明。可是,这仍然解决不了大问题。我们冷啊。像树巅一片枯萎的黄叶瑟缩颤颤不已。我的手冻了,脚冻了,特别是耳朵,裂了口子,灼心般得疼。脚冻了,母亲给我们的鞋子里垫上温暖而舒适的干草;手冻了,母亲用拆解的旧衣服做护手的棉筒。耳朵怎么办呢?

  母亲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给我买上一顶棉帽。母亲想要的是那种有耷耳的,里子面披着栽绒的棉帽。去年冬天,母亲就无数次说过:“要是有一顶棉帽就好了。”一顶棉帽对于一个穷人的家庭是奢侈的,母亲没有钱去买一顶棉帽。这事就搁着,一直到冬天的再一次重逢。其实,那顶帽子并没有因为春天的来临,把母亲的愿望打消掉,相反,却像一粒生命力极为顽强的种子,经春历夏,更加的枝繁叶茂起来。

  母亲把攒下的零零毛毛和借来的布票小心翼翼地用手帕包好,面带笑容,吩咐我说:“走,去买帽子。”到供销社有七八里地,母亲不空着手,背上竹筐,经过野地时,顺便拾些做饭的柴禾。我扯着母亲的衣角,高兴地随在后面。

  母亲捧着棉帽走出来,瞅了瞅天边的阴云,愣了一下。她忽然觉察售货员似乎算错了账目,少找了钱。母亲迅速地把灰手帕盖在装满竹筐的柴禾上,棉帽轻轻放上去。母亲急转身,奔了出去。

  母亲再次出来时,棉帽不翼而飞。

  帽子的丢失让母亲大为震惊。母亲喘着粗气大声斥责,帽子呢!咱们的帽子呢?!你把它藏哪儿了?我胆怯地说不出话来。我一直蜷缩在竹筐旁边,我没有感觉到帽子是怎样长腿跑掉了,只晓得一阵大风吹来,夹着尘沙,吹得脸麻麻的。我用衣襟护着自己的眼。

  母亲喊我:“你撒尿去了?”我摇摇头。

  “你一直在这?!”我很快点点头。

  “有人来过?!”我不点头,也不摇头。我实在是记不起来了,疑惧地看着母亲扭曲变形的脸。

  “谁拿了帽子……谁拿来我们的帽子……”

  没有人应答。母亲见一个人问一个人,没有人知道那顶帽子的去处。母亲似乎觉察出什么------那顶帽子再也不会回来,帽子被人偷了。既然被人偷了,谁还肯拿出来归还它的主人呢?除非那人像母亲一样疯了。

  母亲开始用最难听的话发泄自己的愤懑。字字句句都是投向空中的炸雷。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只有母亲一个人在挣扎,母亲的脸像是藏了一只受了惊吓的小兽,不住地颤抖。母亲的嗓子哑了,喊声弱下去,剩下哭泣扯不断的风一样,和寒风纠缠着,撕扯着。吹乱的头发上沾满了草屑,衣襟上的扣子掉了,花裤带蛇一样的垂下来。母亲的那个样子俨然是得理不要命的泼妇。母亲是一个矮小瘦弱的女人,向来是温顺的,连说话都是慢声细语,小声小气,母亲异常的举止让我想到隐藏着的人性的另一面。母亲回忆起这件事,总是说,怎么会那个样子?!她不会轻易地提到这件事,母亲是要忘记这件事。不轻易地提及这件事,并不能说明她已经把这件事遗忘。

  围拢的人多了。大家疑虑母亲精神有毛病,有人建议掐人中,有人嚷着扇耳光,还有人提出送镇卫生所……母亲反抗着每一双伸过来了的手。

  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有人喊,那不是帽子吗?!

  帽子静悄悄地躲在道坡子下面的灌木棵子旁边,无动于衷地仰着脸瞅着这一群人,也安然地瞅着母亲。母亲瘸着腿走出人群,下了道坡,拾起那顶帽子。母亲把帽子戴到我的头上,压了压帽顶,又正了正帽沿。背起竹筐,把我抱起来,谁也不理会一声,踏着人们的目光,渐渐走远……一路上,母亲搂着我,很紧很紧,仿佛我就是那顶容易被风偷走的帽子……

被风偷走的帽子(不是吹而是偷)

让人犯愁的冬季准时地来了。我家的灶屋,黑锅底透着锈红的冰碴儿,水缸裂了缝,结了冰,取水时需用铁锤敲开冰层。做熟饭,母亲往灶灰里放一块红砖,过半个时辰,取出,让我们搂着那块砖取暖。这个笨办法是母亲的发明创造。可是,这仍然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冷啊!像树巅一片枯萎的黄叶瑟缩颤抖不已。我的手冻了,脚冻了,特别是耳朵,裂了口子,灼心般的疼。手冻了,母亲用拆下来的旧衣服做护手的棉筒;脚冻了,母亲给我们的鞋子里垫上温暖而舒适的干草。耳朵冻了怎么办?

母亲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给我买一顶棉帽。母亲想要的是那种有耷耳、里子披绒的棉帽。那年冬天,母亲就无数次说过:“要是有一顶棉帽就好了。”一顶棉帽对于一个穷人的家庭是奢侈的,母亲没有钱去买一顶绵帽。这事就搁着,一直到与冬天的再一次重逢。其实,那顶帽子并没有因为随后春天的来临,把母亲的愿望打消掉,相反,却像一粒生命力极为顽强的种子,经春历夏,更加枝蘩叶茂起来。

母亲把攒下的零零毛毛和借来的布票小心翼翼地用手帕包好,面带笑容,吩咐我说:“走,去买帽子。”到供销社有七八里地,母亲不空着手,背上竹筐,经过野地时,顺便拾些做饭的柴火。我扯着母亲的衣角,高兴地跟在后面。

母亲捧着棉帽走出来,瞅了瞅天边的阴云,愣了一下。她忽然觉察售货员似乎算错了帐目,少找了钱。母亲迅速地把灰手帕盖在竹篮里的柴火上,把棉帽轻轻地放上去。木请急转身,奔进了供销社。

母亲再次出来时,棉帽不翼而飞。

帽子的丢失让母亲大为震惊,喘着粗气大声斥责,帽子呢?咱们的帽子呢?你把它藏哪了?我胆怯地说不出话来。

母亲喊我:“你撒尿去了?”我摇摇头。

“你一直在这?”我点点头。

“有人来过?”我不点头,也不摇头。我实在是记不起来了,疑惑地看着母亲扭曲变形的脸。

“谁拿了帽子┅┅谁拿走我们的帽子┅┅”

没有人应答。母亲似乎察觉出什么——那顶帽子再也不会回来了,帽子被人偷了。母亲开始用最难听的话发泄自己的愤懑,字字句句都是投向空中的炸雷。母亲的脸像是藏了一只受了惊吓的小兽,不停地颤抖。母亲的嗓子哑了,喊声弱下去,剩下哭泣声和寒风纠缠着,撕扯着。吹乱的头发上粘满了草屑,衣襟上的扣子掉了,花裤带蛇一样地垂下来。母亲的样子俨然是一个瘦小的得理不要命的泼妇。

围拢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怀疑母亲精神有毛病,有人建议掐人中,有人嚷着扇耳光,还有人提出送镇卫生所。母亲反抗着每一双伸过来的手。

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有人喊,那不是帽子吗?

帽子静悄悄地躲在道坡子下面的灌木果子旁边,无动于衷地仰着面瞅着这一群人,也安然地瞅着母亲。母亲瘸着腿走出人群,下了道坡,拾起那顶帽子。母亲把帽子戴在我的头上,压了压帽顶,又正了正帽檐。背起竹筐,把我抱起来,谁也不理会,踏着人们的目光,渐渐走远。一路上,母亲搂着我,很紧很紧,仿佛我就是那顶容易被风偷走的帽子┅┅

(选自《读者》06年第15期,内容有删减。)

1、如何理解题目的含义?

2、文章第一段划线的句子是否跑题,为什么?

3、本文叙事的线索是什么?请用线索概括全文的主要内容。

4、请通读全文,概括母亲这一人物形象。

5、文末划线的句子能否删去,为什么?

6、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无私而伟大的,在生活中父爱或母爱常常使我们感动不已,请举一例和大家分享。

参考答案:1、题目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将风人格化,生动形象的写出了帽子被刮走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其次,是风而不是人将帽子“偷”走,这预示了故事的结局,即帽子虽然丢了,但是最终还能被找到。 2、第一段划线的句子并没有跑题。此句写锅底和水缸的目的是为了衬托冬天的寒冷,既是承接前一句的意思,又引起下文“母亲的发明创造”。 3、线索是 ——棉帽(或帽子);文章的内容为:盼棉帽——买棉帽——丢棉帽——寻棉帽——戴棉帽 4、母亲是一位勤劳、朴实、节俭、非常关心和疼爱孩子的农村妇女。 5、不能删去。文末划线的句子在结构上的是点题并扣题的作用;在内容上起到暗示文章中心(母亲珍视给孩子御寒的帽子,是因为太疼爱孩子)的作用。 6、略。

帽子,现今生活中已经很少有人用了,在繁华的大街上,偶尔遇见一顶帽子,一般是时髦女郎为了使自己更美而以装饰品使用的,或者是感觉自己还活得不错的男士拿了扣在头上耍酷的,真正意义上的帽子已经在慢慢销声匿迹。

我们那会儿不同,作为男孩,头上不戴一顶帽子,应该算是另类了,要么他是当干部的,要么就是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在那个时代的农村,男人戴帽子不仅仅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需要,一方面可以避风遮雨,一方面可以御寒。

帽子有很多种:上了年级的老爷爷戴的是又小又尖的瓜皮帽,象今年5.1北郊公园里供情人苟合出租的那种简易帐篷,没有帽舌,捏起来不到一把;年轻人戴的都是鸭舌帽,村长、支书们是涤卡料的,一般都很新,帽舌总保持得非常平整,里边都垫着些别人没有的报纸或硬硬的表格纸;一般人戴的相信大家都见过,就是赵本山在小品节目中模仿农村人时展示的那种,褪了色,皱皱巴巴,帽舌内衬的塑料也因睡觉时胡乱放在土炕上弄的七上八下,上面总浸透着汗迹。

那时候帽子好象不多,家里遵循着传承这样一个规律,孩子大的戴新的,小的只能洗洗再戴了,很少在现有帽子还能戴的情况下再去买新的。就在考上大学的那一年,父亲临走前买了一顶崭新的黄军帽,的确良的!配在新做的那套黑西服上,穿了一双黑面白底的布鞋,在我看来,这已经是生活的奢侈了,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和考入警察学校的同学还有银行工作的叔叔到县城专门合了影。他们俩当时都脱去帽子,唯独我不愿拿下来,或许是感觉珍贵的缘故吧。父亲象捧着一滴阳光下晶莹剔透的露珠,办好一切手续后把我送进了文峰车站,可那时火车客运的紧张让多少人吃尽了苦头!在没办法的情况下,父亲从车窗里强行塞进了自己心中的露珠,当火车徐徐启动时,父亲攥着我的手,重复着旅途该注意的事,一边随着机车前行,火车开始加速,他也加速,我脱下黄军帽,使劲在窗外挥舞,可父亲还是跟着火车拼命地跑,他不明白,朝夕相处的儿子怎么会突然间和他分开!他哪儿知道火车走起来会那样快。望着父亲不顾一切的样子,我无法安心离开,很久,我把帽子伸在窗外,明知道已经驶出父亲的视线,可希望他能很快明白过来,停下自己疲惫的脚步。可以想象,当父亲明白过来而停下脚步时,他会有多担心、有多牵挂!毕竟我是第一次离家、第一次坐火车!

就这样,这顶帽子伴随着我到了首都北京。在文峰车站,父亲本来把我托付给了一位同行的天水籍在沈阳工作的工人,人挺好,可在那样拥挤的车厢里,即便有心,也没有办法完成父亲托付他的任务。在北京下车时,就已经失散了。我操着别人几乎听不懂的乡音,完成了转车,然而就在去往长春的途中,我禁不住广阔平原的诱惑,在风和日丽中将头探出窗外,和风却残忍地卷走了我的帽子,我冲动几许,瞅着帽子象风筝一样在离地不远处飞向远方,想跳下去抓住它,却又怎么可能?旁边坐着东北口音的大姐看我依依不舍的样子安慰说:其实它早该丢掉了!失意中坐下来才发现,在这儿戴那种帽子的人就我一个,说不定别人看我这个穿西服、戴黄帽的乡里娃娃挺奇怪呢!可他们那里知道,一顶普普通通的帽子,包含着多少人生百味!

它是父亲赐予我的,包含了对自己儿子的肯定和关心。记得那天父亲从外面回来,疲惫的身躯因为连续多天的奔波而显憔悴,当妈妈将早已做好的饭端过来时,爸爸没有象平时那样端起来就吃,先习惯性地将自己已经洗得发白的帽子搁在箱子上,慢慢地从挎包里掏出一沓钱,对妈妈说钱凑齐了。然后叫我过去,将这顶崭新的帽子扣在我头上,让我站直了,慈祥的点了点头。我知道,父亲在苦口婆心地为我筹集学费的同时能想起来买一顶帽子给我,尽管当时学费很低,他一定也很烦燥,足以说明他对我的爱。很久以来,那个时刻父亲的眼神一直在我眼前,由此总会想起那顶帽子,要是留下来该多好,即便从那时开始我不再戴!

被风吹走的帽子,事实上成了我两种生活的分界线。

戴帽子的时光,我在农村生活,是一生中最天真、最快乐的时段,虽然贫穷落后,却在纯真和自然中尽情享受着亲情、友情,度过了让我永久难忘的童年和少年。我可以清晰地回忆起有关帽子的很多趣事。

那时候老师都很严厉,上课时一不小心就会被老师提到讲台前,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一个巴掌朝黝黑的小脸就扇了过来,经过几次总结,哪位老师习惯扇脸的哪一面,上课前就将帽舌调整到那一面,借用它的缓冲作用,避免遭受火辣辣的疼痛,有时还为老师不小心碰疼了自己的手窃笑,可万万不要得意,因为接下来他会用脚踢你的小腿。

那时候每周都有劳动课,帮生产队挖洋芋,几个同学站好了一排,把挖出来的洋芋盛满,一帽子一帽子地传过去,倒入大人准备好的框内,省力速度又快。每当盛夏来临,那是帽子最有用的时候,童年的老家果树很多,看着枝头挂满红彤彤的果子,爬上去,一手端好帽子,一手小心翼翼地采摘,然后在树荫下几个人蹲着吃,尽管帽子浸透着汗液,依然很香。

那时候夏天总是很热,冬天总是很冷。夏天热极了,中午经过学校下面那条小溪,用水浸湿,或者摘了一片宽大荷叶垫于其内,非常凉!三九寒天,买不起棉帽,便于里边垫些棉花或麦草之类的,风雪交加时,头顶亦有一丝暖流。

风吹走了帽子,也吹走了我孩提时代的乐趣。而今,当我已渐渐适应于嘈杂的城市,为生活疲于奔命时,多想捡回那顶被风吹走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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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战后中共的尝试和选择:“和平土改”还是“暴力土改”?(下)

上文说到,在突如其来的农民运动面前,中共中央1946年决心推动土地改革运动,这是基于对1927年革命失败所总结的经验教训,而采取的一种应变措施。

土地赎买政策的提出与背景

既然主要还是一种针对各地农民要求土地运动的应变措施,中共中央决策与实施的情况,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整个国内外政治大环境的制约,其支持农民实行土地改革斗争的幅度,也就自然要受到相当的约束。在这方面,毛泽东的态度明显地比刘少奇等人要激烈一些。比如,他在5月4日的讨论中,就基于大革命时期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观点,明确表示:“农民的平均主义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去反对”。强调除了对大地主、恶霸、汉奸以外,中小地主,包括旧富农,“实际上也是要侵犯一些的”。[23]

不过,比较毛泽东的讲话和随后修订公布的“五四指示”内容,可以发现,毛泽东的意见只是部分地被写进了指示当中。而对于刘少奇所坚持的关于要尽可能保证不变更富农的土地,对一切中小地主,特别是属于军属、抗属、烈属的地主家属,在土地份额上及面子上,应给予相当的照顾等项规定,毛泽东随后也表示了认可。

5月5日,毛泽东修改并正式批准了“五四指示”,且再次重申:宣传上“不要谈土地革命等”。[24]刘少奇据此起草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电,告诫各地称:“在目前斗争的策略上,我们在各地的报纸上除公开宣传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群众斗争外,暂时不要宣传农民的土地要求、土地改革的行动以及解放区土地关系的根本改变,暂时不要宣传中央一九四二年土地政策的某些改变,以免过早刺激反动派的警惕性,以便继续麻痹反动派一个时期,以免反动派借口我们政策的某些改变,发动对于群众的进攻。”[25]

而为了从理论的高度说明中共中央对实行土地改革的基本观点,中共中央还于5月8日形成了一个《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土地政策发言要点》,作为对“五四指示”的补充说明文件。内中说明:第一,“现在类似大革命时期,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共产党是否批准,必须有坚定明确的态度。”第二,“目前国民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帮助,占有四分之三人口的地区,我们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与之斗争,才能改变这种他大我小的形势。如果在一万万几千万人的解放区内,解决了土地问题,即可使解放区人民长期支持不觉疲倦。”第三,土地改革是中国革命“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必须使全党干部认识其重要性。”据此,“不要怕自由资产阶级和中间分子暂时的动摇”,“不要去批评农民的平均主义”,但要反对“不联合中农……不照顾应当照顾的各色人等”,要反对破坏党的工商业政策。[26]

由上述指示中不难了解,“五四指示”尽管政策温和,限制甚多,但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帮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决心却很大。其在给冀热辽分局的电报中就宣称:“减租还应进行,但只靠减租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应利用清算减租,清算负担,清算抢掠霸占,清算黑地挂地,清算劳役及其他剥削等各种方式,使地主土地大量转移到农民手中。”到了5月19日,鉴于东北争夺战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已明显地具有了通过解决土地问题来争取农民支持的政治意图,因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清算运动不仅可以用来清算敌伪及汉奸土地,而且可以用清算方式解决地主阶级的土地。”[27]这意味着,中共中央认为在东北可以突破“五四指示”的规定,不分汉奸与否,向一切地主阶级取得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然而,形势比人强。5月下旬,由于四平战役失利,在与国民党的军事较量中,中共军队主力被迫退过松花江,放弃了前此占领的大片地区。为牵制国民党在关外的进攻,毛泽东在5月底开始在山东地区实施报复作战,将战火引到关内来。6月1日,中共中央第一次作出了“全国内战不可避免”的判断。[28]但真的到了“大战在即”的时刻,中共中央对要不要利用激烈的土地改革方式来动员农民的问题,却反而变得犹豫起来了。

首先,在和战问题上,毛泽东相信中共尚未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故一方面坚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另一方面却又不希望马上开战,故再三强调:“我党基本方针应是在不丧失基本利益下实现和平”。他要求周恩来等要“竭力争取和平”。称只要蒋答应停战,就要全力争取,并且要设法“变暂时停战为长期停战”,说“长期战争于我不利。”即使蒋介石非打不可,也“必须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真打起来,也要争取议和。并表示说:“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29]

其次,在土改问题上,一方面,从战争需要和新区巩固的重要性出发,毛泽东再三指示东北局等说:“今年务必将土地问题全部或大部解决完毕。土地问题解决,兵也有了,匪也容易剿了,大城市也巩固了”,此点“至关重要”。[30]但另一方面,因为毛泽东这时的基本思想还是想和,而非想战,故他深知维护统一战线和联合中间势力的极端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对随着“五四指示”下发的《土地政策发言要点》中的一些鼓励各地不要怕农民的平均主义,不要怕吓跑资产阶级和中间分子之类的说法,[31]感到不尽妥当。鉴于许多地方这时已经发生了过火斗争的情况和中间派人士开始发出明显的怨言,经反复斟酌后,毛泽东于6月27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提出:“中央正考虑由解放区发行土地公债发给地主,有代价地征收土地分配农民”,“如此可使地主不受过大损失”。[32]

尽管,中共中央内部这时多数人怀疑,战争将起,各地有无可能拿出许多钱来贷给农民,而那些贫苦农民是否有能力向政府借贷来购买地主多余的土地,是否有能力偿还公债利息等,但经过多次讨论研究后,中共中央还是很快就起草了和平土改的具体实施方案,于7月19日正式下发征求各中央局的意见。

其电报称:“为了公开宣布我们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使农民群众自下而上的土地改革运动与各解放区政府自上而下的土地法令相互配合,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推进土地改革运动的规模和速度。同时为了公开宣布保障地主在土地改革后必需的生活,以缓和地主逃亡,分化地主内部,并减少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中间人士的动摇怀疑,以巩固反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使土地问题得到顺利的解决”,中央正在研究一种可以公布的土地政策。即准备根据孙中山的照价收买的办法,“由政府发行土地公债,交付地主地价,分十年还本。公债基金,或者由得到土地的农民担负一部分,农民每年向政府交付一定数量的地价,分为十年至二十年交清。另一部分由政府在自己的收入中调剂。或者根本不要农民出地价,由政府在整个财政税收中调剂。除公债办法外,在抗日战争期间,地主负欠农民的债务,农民亦可当作交付地价折算。”“在土地改革后地主所保留的土地及财权、人权均受政府法律保障,不得侵犯。”[33]

中共中央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一种极为温和的土改方案,无疑是与军事形势紧张,因而重新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的态度变化有关的。中共中央这时专门给在重庆的周恩来等去电,要求他们向民盟等中间派人士解释说明:“各地农民在抗战八年中,曾三次起来要求土地,我党均用了极大的说服解释工作,推延下去。自日本投降后,各解放区广大农民起来清算汉奸恶霸,自己动手解决土地问题,我党无法和不应阻止这种群众的正当要求。”“农民起来之后,在个别地区或有过火之处,仅仅是个别地区的个别现象,这是难免的。但根据最近苏北的统计,淮海区在减租、反奸清算之后,全区现有地主一万一千零五十二户,共有土地一百三十四万二千九百五十亩,如平均计算,每户地主尚有一百二十一亩,如以每户八人计算,地主每人平均有十五亩,等于中农每人土地的五倍。太行区最近反奸清算后的统计,地主每人平均有地十三亩七分,中农每人只三亩一分地,贫农每人只二亩一分地,地主每人平均所有的土地,等于中农四倍半,等于贫农六倍半。其他各区地主保留的土地,等于中农的两倍至五倍。这些材料证明解放区农民忍受了很大的损失,来照顾地主在土地改革后必需的生活,希望民盟人士对解放区的农民土地改革运动,加以全面的具体的调查研究。”至于中共中央的政策,则准备“对一般地主土地,不采取没收办法,拟根据孙中山照价收买的精神,采取适当办法解决之,而且允许地主保留一定数额的土地。对抗战民主运动有功者,给以优待,保留比一般地主更多的土地。”[34]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随后也再三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必须和各界人民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在农村中,一方面应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紧紧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另方面在进行解决土地问题时,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区别。对待汉奸、豪绅、恶霸要放严些,对待富农、中小地主要放宽些。“凡亲自从事耕种土地之中农及富农的土地,不问其多少,应免于征购。”[35]尤其是,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我们必须自觉的向富农让步,坚持中央不变动富农自耕土地的原则。”在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应保障一切地主必需的生活条件,并“应对一切地主采取缓和态度”。[36]在一切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改取缓和态度。对一切生活困难的地主阶级给以帮助,对逃亡地主招引其回来,给以生活出路,借以减少敌对分子,使解放区得到巩固。如此做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准备努力生产,使一切必需品,首先是粮食和布匹,完全自给。争取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使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又必须使人民负担较前减轻,使我解放区人民虽然处在战争环境,而其生活仍能有所改善。[37]

陕甘宁边区和平赎买土地的试行

需要了解的是,提出土地征购的设想,也是与中共中央对其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统战情况的了解和认识密不可分的。因为边区有一半地区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已分配了土地,已鲜有所谓地主和旧富农了,另一半地区抗战期间通过减租减息,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也已受到极大削弱。再加上边区未被日军占领过,不存在反奸清算的条件,相反农村富裕阶层中相当多开明士绅和被统战人士,以及抗属、烈属和干属等,简单地指望通过减租清算运动来平均土地,肯定会造成较大的社会波动。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此种影响难免会对中共自身的形象造成较大的伤害。

但问题在于,各个敌后根据地的情况与陕甘宁边区的情况相差甚远。不仅各个根据地都是抗战期间建立起来的,没有经过土地革命,而且在抗战过程中也多经历过与日军反复拉锯的过程,因此反奸清算早已成为各根据地用来向地主斗争的最主要也是最简便易行的政治方式了。对此,中共中央虽然也并非不了解,因而它非常在意各中央局的意见。它为此特别询问各中央局:如果我们目前宣布这样的法令,对当前正在发展的群众运动有否阻碍?地主多留地和用公债征购及农民出一部分地价等办法,农民是否赞成,有无损伤农民的基本利益?现在由政府宣布土地法令是否已到时机?如果你们那里土地问题大部分已经解决,那就要采取批准农民既得果实,由政府调剂补救地主的必需生活资料和土地的办法,这样的法令是否适当?如果在大部没有解决,群众运动刚开始的地区,宣布这样法令又是否适当?等等。[38]但是,多数中央局和中央分局都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9月21日,由于各中央局的意见分歧甚大,中共中央决定暂缓发表征购土地的提议文件。其指示电就此解释说:“中央关于征购土地提议,有些地区要求暂缓发表,以免影响群众的反奸清算运动;有些地区要求提早发布,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在老区内解决抗日地主、抗属地主的土地。我们将各地意见研究之后,认为目前暂不公布为有利,等过了阳历年各地将土地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再看情况决定发布问题。”但是,指示同时还是明确要求:即使反奸清算,也应该遵照如下原则行事,即:“(甲)保障地主在土地改革后的必需生活,给他们留下不少于中农或多于中农每人所有的半倍到一倍的土地;(乙)一般不动富农的土地,坚决实行‘五四指示’的原则;(丙)中农必须使之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利益,决不能侵犯中农利益,如中农的土地被侵犯者,必须退还和赔偿。”[39]这一指示说明,中共中央这时固然因为担心影响正在反奸清算运动中的部分地区的群众情绪,决定暂缓发表征购土地的文件,但并不是认为这一新的政策有什么问题。不仅如此,它还生怕各地的运动不注意照顾地主,更不允许动富农的土地和侵犯中农利益。

有关征购地主土地的文件虽然没有在各地公开发布,但仍在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进行了试点。这一年9月底,边区政府委员会一致通过试行土地公债的决议。11月,即在蒋介石不顾中共反对,断然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国共关系面临全面破裂之时,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第二次政府委员会发布决议称:“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以贯彻减租,并采用土地公债,征购地主超额土地的办法,以消灭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在经过土地分配的地区,亦应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进行土地整理登记,将公地适当分配给无地和地少的农民,调解农民相互间的纠纷,确定地权。”[40]

11月25日,边区政府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首先在距延安不远的绥德县贺家川村进行试点,由政府向地主用征购的方式买地,然后再卖予贫苦农户。仅9天时间,村里61户无地少地农民就在边区银行的资助下,用8000磅的粮食买到了200多英亩的土地。[41]随后进行试点的,还有庆阳、关中两个分区的一些村子。[42]

紧接着,12月初,边区政府公布了《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明文规定:“一、在抗日战争中、自卫战争中,对边区著有功绩之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多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之一倍;二、中小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多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百分之五十;三、大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等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四、恶霸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平均地数,应等于当地中农每人平均地数百分之八十。凡地主自力耕种之少量土地,不得征购。”

对此,党内一些领导人犹感不足。时任中共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谢觉哉就主张:“解决土地问题是消灭封建,繁荣农村,不是对地主取报复。因此,二、三、四项的分别规定没有必要。‘对边区’、‘少量’字也不必要。”[44]

12月24日,新华社专门向全国发出电讯,介绍了贺家川村通过政府征购和平赎买地主土地,再由政府银行资助无地少地农民获得土地的成功经验。

被一般中共党史著作认定要对此后土改政策激进化负责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这时也于12月10日受命带人前往陇东调查土地公债的推行情况。他调查的结果,一样是正面的。回到延安后,他就在中央党校做了一个报告,公开宣称:“用公债征购土地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好办法”。[45]

1947年1月,陕甘宁政府进一步派出工作团,在各个分区推广了土地征购工作。仅在初步完成征购的5个乡,就使农民承购到土地2.6万亩。以米脂县桃镇区8乡为例,此次征购前地主人平均占有土地12.1垧,征购后减少为4.4垧;富农征购前人平均占有土地6.4垧,征购后仅占4.3垧。同样的情况,葭县倍甘区一、五两乡经此次征购后,地主、富农的土地分别减少了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贫农的土地已接近于全乡人均占有土地的平均数。[46]

到1947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还进一步修订了《陕甘宁边区征购土地条例》,取消了有关“土地之承购应以现耕为基础”的条款,强调“征购土地之分配,应按人口分配给无地及少地之贫苦农民,使每人所有之土地数量与质量,达到大体的平均。”[47]

对于陕甘宁边区的这一和平赎买政策,中共中央不仅支持,而且为其成功而一度颇感鼓舞。在已经宣布暂缓发表征购土地办法三个月后,刘少奇在1947年1月10日又再度致电给各中央局领导人,说明:“土地改革已获伟大成绩,在运动深入的广大地区,地主已屈服,数千万农民已得到土地。但尚有约三分之一地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在已解决土地问题的地区中,在土地分配问题上发生了一些毛病”,“为了在这些地区继续深入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请你们考虑并收集意见后,答复我……是否由各解放区政府各自颁布法令,发行土地公债,征购一切地主多余的土地,无代价地分给农民,以便采用一般合法方式,最后取消地主这一个阶级?”[48]

根据陕甘宁边区试点调查的结果,刘并且在2月8日更进一步指出:“这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最后取消封建土地关系与更多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土地要求的最好办法之一。”过去大家担心农民负担不起,政府财政有问题,实践证明:“在土地改革时期,地价大跌,故以公债征购土地的市价很低,公债本息偿还时期又规定很长,故我们政府与群众完全负担得起,很为群众所欢迎。我们最初认为(贫苦农民)无力负担偿还公债本息的想法,是不合实际的。”故“用公债征购土地分给农民的办法,很可在各解放区采用,只要与诉苦清算配合起来,不把它看作一种单纯的买卖关系,是只有好处而无害处的。”[49]

受此影响,冀东行政公署等也相继发行了土地债券,帮助农民据此取得土地。[50]华东局规定:“地主超过一定数额的土地由政府征购等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51]包括被一般中共党史著作认作暴力土改始作之地的晋绥边区,这时不仅没有着重去考虑如何通过土改从农民手中取得资源,以支援战争的问题,反而在2月中旬也通过一项决定,要求各单位各部门共同“节衣缩食”,一方面减少税收,一方面拿出90亿元边币贷给农民,“让群众喘一口气,使群众能够发展生产,发展土特产”,“让群众翻身”。[52]

由上不难看出,通常为许多研究者所怀疑的中共和平赎买地主土地的作法,并非是一种用于掩盖其暴力土地政策的虚幌一枪的对外宣传手段,相反,它确曾是中共中央“五四指示”后其土地改革政策演变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从一般所说国共内战爆发的1946年6月以后,直到1947年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没有因为内战的爆发而将土地改革运动推向极端,反而是从“五四指示”的方针上进一步后退,采取过更加和平的土改办法,即发行公债征购地主土地,然后分给农民或贷款由贫苦农民购买的方法。

关于中共和平土改可能性的一点讨论

按照通常的说法,陕甘宁边区和平赎买土地的做法,是因为国民党军队1947年3月初大举进攻边区,并于15日占领了延安而被迫中断的。这种说法显然为中共实行和平土改的可能性留下了某种悬念。人们有理由猜想:如果国民党不打断中共中央的这种和平土改的尝试,一个月之后是否还会发生众所周知的异常激烈的暴力土改的风潮呢?

历史固然很难假设,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依据种种珠丝马迹,对中共土改政策发展的可能脉胳,依据逻辑进行某些合理的推断。

在这里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中共中央自身对和平征购土地的办法其实就一直担心“是不是会妨碍发动群众?”[53]多数中央局和中央分局也同样更感兴趣用群众清算的办法来搞土地,而对中共中央和平赎买土地政策不十分热心。这时土地改革运动已经搞得比较激烈的晋冀鲁豫中央局的答复最具代表性。它表示:“颁布法令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土地办法,在我区似不迫切需要,因我区土地问题是采取直接的、平均分配的办法解决,谁都认为分配土地是应该的,是大势所趋,清算就是分配土地(农民认为这是土地还家),这在地主及农民中间均已认为合法合理。但颁布这样的法令亦无妨害,对解决干部家属及民主人士等的土地问题有好处,且可给群众多一层合法工具亦有好处。”[54]由此不难了解,多数中央局因为所处地区条件与陕甘宁边区不同等缘故,明显地对中共中央的这一主张持消极怀疑态度。但它亦必须要考虑到干属和民主人士的特殊情况,因而也还是同意,个别情况下有此办法,便于灵活掌握。而既然存在着这样一种考虑,再加上中共中央这时的三令五申,因此如果和平赎买政策能够延续,像晋冀鲁豫边区的土改斗争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政策牵制,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农民运动问题上“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以及“农民的平均主义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去反对”,对中小地主,包括旧富农,“实际上也是要侵犯一些的”之类的说法,我们也应当清楚地了解,真正意义上“和平土改”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1947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和平赎买政策的推行,毛泽东再度提出:土地问题不仅要尽早解决,而且一定“用群众运动来与地主决裂,来得到土地。”[55]这就更清楚地反映出,即使和平赎买土地的办法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继续,也注定了是要以与地主决裂的方式来进行,而不可能是“温良恭俭让”的。换言之,公债征购土地的和平赎买办法,并非就会是“和平”的。正如西北局在指示下一步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指示中所说明的那样:公债征购形式很好,但这种“征购只能在群众斗争深入的基础上去实行,形式是公债征购,内容则是退租算账;算账算来的是大部分,征购卖出的只是残余;看来是由上而下的法律办法,实质却是由下而上的群众斗争。”[56]这也就是2月17日康生在晋绥分局财经会议(即专员会议)上所讲的,土改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搞清算”和“自上而下的搞征购”两条腿走路。表面看起来,征购还可以进行,但这种征购却是建立在诉苦清算,组织农民批斗地主,“教育农民敢于同地主撕破脸斗争,要把地主的气焰打下去”的基础上的。[57]

[23] 《刘少奇传》上册,第556页。

[24] 《刘少奇年谱》下,第42页。

[25] 《中央关于暂不在报纸上宣传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指示》,19546年5月13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10页。

[26]《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土地政策发言要点》,1946年5月8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2-3页。

[27] 《中央就如何深入清算运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给冀热辽分局的指示》,1946年5月17日;《中央情报部关于关内各解放区开展清算运动的经验给中共东北局电》,1946年5月19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12,13页。

[28] 《中央关于中原军须求经济自救与准备突围给郑位三等的指示》,194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81页。

[29] 《毛泽东年谱》(下),第84,89,91,93,97页。

[30] 《毛泽东年谱》(下),第84-85页。

[31] 前引《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土地政策发言要点》。

[32]《毛泽东年谱》(下),第99页。

[33] 《中共中央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给各中央局的电报》,1946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54页。

[34] 《中央关于向民盟人士说明我党土地政策给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1946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56-257页。

[35] 《中共中央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给各中央局的电报》,1946年7月19日;《中央关于向民盟人士说明我党土地政策给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1946年7月19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15-18。19-20页。

[36] 《中央关于对富农及中小地主的土地政策给华中局的指示》,1946年8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64-265页。

[37] 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1187-1188页;《中央关于在山东地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指示》,1946年9月21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35-36页。

[38] 前引《中共中央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给各中央局的电报》,1946年7月19日。

[39] 《中央在关于山东地区土地改革的指示》,1946年9月21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35-36页。

[40] 罗平汉前引书,第55页。

[41] 转见李炜光前引文。

[43] 《谢觉哉日记》(下),第1035-1036页。

[44] 《谢觉哉日记》(下),第1035-1036页。

[45] 《康生同志关于群众工作的报告》,1947年2月2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572/1/170/3。

[46] 董志凯前引书,第71-73页。

[47] 罗平汉前引书,第57页。

[48] 转见《刘少奇传》上册,第560页;《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43-44页。

[49] 《中央陕甘宁边区若干地方试办土地公债经验的通报》,1947年2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08-410页。

[50] 《冀东行政公署关于发行土地债券的指示》,1947年1月20日,《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第135-136页;《西北局关于发动群众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指示》,1947年1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32页。

[51]罗平汉前引书,第32页。

[52] 贺龙在晋绥边区生产供给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贺龙文选》(上),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90-491页。

[53] 前引《康生同志关于群众工作的报告》。

[54] 《薄一波关于晋冀鲁豫区土地改革情况的报告》,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53-55页。

[55]罗平汉前引书,第80页。

[56] 《中共西北局关于发动群众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指示》,1947年1月27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332页。

[57]王乐鸣、柳泽宁:《康生与晋绥土改中的“左”倾错误》。

原题为《关于战后中共和平土改的尝试与可能问题》,原载《南京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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